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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官场小说——小说集《官场无故事》自序王跃文
我总是辩解：自己写的并不是什么官场小说。官场只是我小说人物活动的场面而已。写人才是我小说的真义。可是人们指着我的《国画》、《官场春秋》和《没这回事》，偏说我是专写官场的作家。我便没法抵赖了。于是索性将新出的这本书名冠以官场二字，就叫《官场无故事》。
且不管辞书上对故事二字的权威注解，我却是很小就从祖母那里知道，故事就是大人编造出来哄小孩的。而官场万象，白云苍狗，妙不可言，并不需要作家有太多的想像力。这于作家的创作，实在是件讨巧的事。作家纵有天助神佑，也抵不过那么多聪明人的奇思妙想。单以文凭、智商和学问论，如今的官场可谓精英荟萃之所。围绕着权力这根魔杖，官场各色人等都会变得极其智慧，随时可以观赏他们出色的表演。当然，顶顶出色的表演是不留痕迹的，不是有心人还真看不出。海底风暴雷霆万钧，而海面上往往风平浪静、阳光灿烂。
说来惭愧，我平生只会做一件事：写字。白天写庙堂文章，晚上写小说和别的文字。中国从来只有庙堂文章才是文章正宗，别的文章都是旁门左道，只配得上“小”、“散”、“随”等很百姓味的字眼，所以就是“小说”、“散文”、“随笔”。于是中国作家们再怎么自命不凡，在有些人眼里，总是“小”的，是自由“散”漫的，是可以“随”便将他们怎么样的。幸好孔圣人作过中国最早的诗歌编辑，诗才不被加上辱没性的前缀，诗也就不失其高贵。所以，中国从秦始皇开始，从来就没有出过一位写小说的皇帝，他们写诗。
我很惭愧，写不出诗，只喜欢写小说，也写写别的小文章。听说打麻将已经算是体育活动了，再也不用担心麻将销磨国人意志了。但没有人通知我，所有人晚上都得从事这项全民健身运动，所以我白天该做什么就做什么，晚上想写作就写作，想看书就看书，什么也不想干了就独坐窗前凝望天空。书房西窗，群楼如林，天余一角，有时还可以侥幸望见些星星。
谁不卡尔维诺就寒伧——《朝夕之间》后记王跃文
我见识过一种高论，大意是说按照西方的文学定义，只有卡尔维诺的《寒冬夜行人》才是小说，而中国传统的小说只是故事。我有自知之明，依着这个高论去评判，我的小说就不是玩意儿了。这里面的小说和故事是个什么概念，也许太深奥了，我琢磨再三，不得要领。如果我的小说不再是小说了，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可叹的是人类几千年的文学记录顷刻间化为乌有，只剩了个孤独的卡尔维诺。不知卡尔维诺九泉有灵，他会愿意吗？卡尔维诺在他的美国讲稿中说自己对未来文学是乐观的；既然如此，我相信他对人类文学过去的成就也该不会如同某些高人那么漠然吧。相反，卡尔维诺对文学先贤的不朽事功恰恰推崇备至。
我本是很不喜欢某些高人言必称希腊的，但既然有人提到了卡尔维诺，那么话题还是从卡尔维诺说起。这位被有些中国高人鼓吹得神乎其神的大师说自己年轻时也想通过写作表现自己的时代，并想“满腔热情地尽力使自己投身到推动本世纪历史前进的艰苦奋斗之中去”，“文笔应该敏捷而锋利”。这个时候，卡尔维诺头脑中的文学是沉重的。但他很快就觉悟了，发现自己年轻时候对文学的理解是错误的。于是，卡尔维诺就成了让某些中国高人推崇的世界级大师了。
也许很多中国作家知道自己注定成不了大师，便不想去剽窃《寒冬夜行人》之类。至少我现在仍愿意像卡尔维诺年轻时那样幼稚着。作家写小说主要是给普通百姓看的（当然也有高明的作家专门替某些高人的研究而写作）。可是我始终不明白，很多连百姓都懂的道理，到了高人那里竟然糊涂了。比方说，普通百姓嫌中国那些关注现实的小说写得太收敛了，而高人们则指责这些小说过多地反应了阴暗面；普通百姓说某些现实题材小说把某类人的嘴脸刻划得维妙维肖，而高人们则担心有人会依样画葫芦；普通百姓认为作家应有社会良知，而高人们却总疑心作家有什么不良居心；普通百姓赞赏作家犀利的笔锋，而高人们却偏说作家在玩味某些消极东西；普通百姓知道小说同社会调查报告是有区别的，而高人们则批评有些小说没有全面地反映生活。普通百姓同高人的区别还可随便列出很多。普通百姓和高人，该相信谁呢？因为有位伟人有时候说少数服从多数，有时候又说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但是，文学有对与错之分吗？我想没有。但是文学有优劣，分高下。普通百姓看问题，往往只用常识作判断，而不会应用什么高深学理去论证。通常情况下，评判文学，常识就够了。可是某些高人，也许学富五车，却往往无视常识。说句不客气的话，我不怀疑这些高人的智慧，却怀疑他们的良心，至少怀疑他们的诚实。难道他们真的不知道百姓欢迎什么样的文学？难道他们真的不知道现在中国更需要什么样的文学？难道他们真的不知道伪现实主义多么无聊？难道他们真的不知道中国如果只剩下“准风月谈”和“高科技文学”会是多么有害？
“高科技文学”是我刚刚发明的一个名词。我的文学的概念是浅显的而不是深奥的，是可为街谈巷议的而不是放在试管里作研究的，是适合大多数普通人阅读的而不是为了去领某项诺贝尔科技发明奖的。可是，我注意到有人正试图把文学弄成高科技。不是一般的高科技，而是尖端科技。只要有人说，你的大作我看不懂，那些高明得自以为像爱因斯坦的作家就高兴了，脸上露出高深莫测的笑容，笑容里自然还有对无知群氓的嘲讽。有些文艺理论家通常要标榜自己站在理论最前沿，自然要替“高科技文学”摇旗呐喊。于是，在某些高雅的小圈子里，“高科技文学”就有了欣欣向荣的气象。
玩“高科技文学”的那些人，只要有人同他说现实主义，他就会怪笑。他们眼里，现实主义太老土，太原始，太不尖端。可是，他们其实“念念不忘”的仍是现实主义：他们就像刚孵活的小鸡，拼命想挣脱现实主义的蛋壳；他们就像幻化成人的狐狸精，时时留神自己不要露出现实主义的尾巴；他们就像男人变性做了女人，总担心自己嘴上长出现实主义的胡须。哪怕他们的文学真的“高科技”了，现实主义仍是他们终身与之顽强战斗的假想敌。
我的一个很愚蠢的问题是：“高科技文学”拼着老命想要远远地跑到现实生活之外（其实谁也做不到）到底是为什么？难道像卡尔维诺说的，文学仅仅只是为了减轻生活的重量吗？倘若果真如此，用得着作家们费这么大的力气吗？我们可以找副扑克玩算命游戏，我们可以猜谜语讲浑段子，我们可以钻进电游室同美国三军鏖战，我们如果口袋充实还可以醉生梦死。
我想，文学本质上是良心，而不是玩具，尽管有时候它看上去很好玩。比方《唐吉诃德》、比方《好兵帅克》、甚至比方《西游记》，它们某种意义上将永远是人类的精神玩具。我随便说到的这几部小说，理论家们也许会将它们归到不同的主义里去，我却认为它们本质上都是现实主义的。而优秀的实现主义作家，多少都会有些唐吉诃德的的勇武、好兵帅克的天真、齐天大圣的顽皮。正因为他们的勇武、天真和顽皮，文学才永远不至于丧尽天良。
不知装帧尚可的《卡尔维诺文集》销路如何？如果为着这套书热卖而炒作，也是无可厚非的但犯不着那么多人自作多情地装高明，似乎谁再现实主义就丢人，谁不卡尔维诺就寒伧。
没法结局——《结局或开始》创作谈王跃文
《结局或开始》是我新近出版的长篇小说《朝夕之间》的最后一章。我自己很喜欢这本书，绵密厚重。《朝夕之间》好像自然生成的一种植物：近七年间，我先后写了六个相互关联的中篇小说，《头发白了》、《秋风庭院》、《今夕何夕》、《夜郎西》、《夏秋冬》和《结局或开始》。这些中篇我每写完一部，下一部似乎就在暗自生长了。我必须接着写出下一部，心里才安妥。编辑成《朝夕之间》，我通读一遍，几乎有些吃惊。原来内在气脉、情节铺陈、人物呼应，竟浑然天成。很多读者是看过其中一些篇目的，如今合成长篇出版，读者仍是喜欢。
我的书近几年好像颇受读者青睐，以至盗版书和盗名书猖獗于市。书有人看，自是作家的快乐。可我心里常觉不安：为什么人们喜欢看我的小说？也许因为很多本该结局的故事不肯结局，而不应开始的故事天天重新开始吧。
《结局或开始》写的正是这种无奈。我们正在飞快地老去，而时间似乎凝固着。今天同昨天没区别，明天同今天差不多。解放鞋换成了牛皮鞋，中山装换成了西服，吉普车换成了奔驰，但上演的还是老把戏。新的语汇层出不穷，而日新月异的语言材料演绎的却是一成不变的古老逻辑。新的语汇粉饰着生活，似乎我们已经改天换地；可透过话语魔障，破译出的仍是千年皇历。
我曾经将千百年流变日新却一脉相承的官场游戏定义为“官场亚文化”，即一种如影随形地潜伏在官场主流文化（儒家文化）之下的现实逻辑和实用规则。中国的传统是书必须堂而皇之，而官场亚文化免不了蝇营狗苟之类，于是尚未见有专门的论著研究之。但这却是真正左右官场和官人的秘笈。官场偏又是个重实用而轻理念的场所，尽管有时候有些理念被宣扬得至高无上。我偏执于《结局或开始》之类题材的写作，只因我曾经厕身同样的生活环境，而我天生的习惯就是喜欢寻根究底。有些事情不管被人弄得如何冠冕堂皇，我总禁不住要捅破那层纸看个究竟。我不太安分做个皮影戏的看客，喜欢跑到后台看别人怎么操纵。糟糕的是我每次跑到后台看看，见到的总是那些伎俩，大不了只是换换演员或道具而已。于是现实总是在封闭的圈子里轮回，不见有大的进化。没有叫人欣慰的结局，也没有真正新的开始，这是令人沮丧的。
我对自己笔下的人物感情极其复杂，有恨、有爱、有悲悯。中国官场毕竟是精英荟萃之所，当然其中也有丑陋的物种，他们构成奇特的社会生态圈，主宰着芸芸众生。生活并没有给我太多的乐观，但生活毕竟需要希望。于是我在关隐达身上寄予颇多。正如一位论者评论的，关隐达这个人物正如他的名字，包含着隐与达的矛盾。作为大学中文系毕业的才子，他本能地会追求一种隐的生活美感；而血性男儿的功业抱负必然又使他向往着达。达与隐不可兼得。这就使得关隐达在官场中总是陷入一种尴尬。现实智慧终于让关隐达在达与隐之间找到了一种微妙的平衡。然而，无论是隐是达，都不可能是关隐达的自主选择。他的命运沉浮主宰在一只看不见的手里。他能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因而也就能在无可奈何的喟叹中顺应那只手的操纵。他所能做的不过是尽量调整好自己在这只巨掌中的姿势而已。这是一个叫我心头隐隐作痛的人物，就像自己的兄弟，我期盼着他仕途顺畅，然而心里早就知道他的官场命运不会太好。可我最后还是让他有了个看似不错的结局，他意外地被人民代表推上市长位置。我不惜破坏真实逻辑，因为我知道从处级干部是不可能连越两级登上市长宝座的。但我固执地用所谓艺术真实的经典教义安慰自己，硬着头皮如此写了。我祈望这不仅仅只是艺术真实。
故事本不用编的——《编个故事》创作谈王跃文
王小波有句话，我听了背膛发寒。他说中国是发生小说的地方，却不是写小说的地方。比小说更精彩的故事天天都在发生，哪用作家们去编？拙作《编个故事》，本想荒唐地编来，却都不是玩话。
都说电脑的操作知识是“二进制”，“会”或是“不会”。官场更多的却是“一进制”，只能说“是”。比方说在领导面前，你若总是说“不是”，准没好果子吃。我天生就是个“领导观念”极为淡薄的人，人们司空见惯的所谓“尊重领导”，我就颇为质疑。我没见过哪个文件或法律上规定下级必须尊重上级，而这却似乎是官场铁律。我虽然迂阔，却并不是凡事都去翻书的人。只是耳闻目睹了很多所谓领导，并不值得尊重。就像眼镜不等于知识，秃顶不等于智慧，修养差不等于性子直，肚子大不等于涵养好，官帽子高并不一定就等于德才兼备、令人尊重。近年来倒了很多大贪或大大贪，他们八面威风的时候，一定早有人看透了他们，并不从心眼里尊重他们，只是他们掌握着别人的饭碗，人家奈何不了他们。往深了说，尊重领导，骨子里是封建观念。因为笼统地说尊重领导，往下则逐级奴化，往上的终极点就是个人崇拜。人与人之间，当然是相互尊重的好，但值得尊重的是你的人品和才能，而不是你头上的官帽子。当初我侧身官场，在所谓领导面前，我可以服从他们，却不一定尊重他们。想赢得我的尊重，得看他们自己的德行。
我们平头百姓，只是官场的看客，奈它不得的。官场该如何时便如何，且不去管它。只是这社会的角角落落，如果也越看越像官场，麻烦就大了。举个例子，机关或学校食堂大师傅卖菜，手持菜勺总是抖个不停，你若是他的熟人，手立马不抖了；又比如，公共车的售票员，见了熟人居然非常慷慨，不要他买票。食堂大师傅和公共车售票员手中的权力实在小得可怜，却也能以权谋私。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我在报纸上看到一个城市里的所谓“穴居族”（寄身城市地下管道或废井的流浪汉）的报道，发现这群人的内部结构、游戏规则竟同官场惊人地相似：有拉帮结派，有勾心斗角，有吹牛拍马，有请客送礼，甚至还有个人崇拜。
那么，我看到大桥下面修车的师傅，自然会想到官场了。况且师傅又那么像官员，口才出奇地好，戴着眼镜，留着大背头，居然还气宇轩昂。天下很多官员同大桥下面的那位修车师傅，只要换一下行头，保证看不出谁是谁。
我自然知道，这些都只能是我的迂腐之论。生活总是按照自己的逻辑行进，没谁有工夫同你讲道理。作家们也不必管有没有人同你讲道理，写自己的小说吧。但如果作家以为自己的创作可以发挥多大的功用，甚至匡时济世，那又迂了。小说就是小说。
关于《夜郎西》——《夜郎西》创作谈王跃文
每发一篇小说，总有些很好的朋友问我：听到什么反响了吗？朋友们的所谓反响，说得含混，我也只好含混地笑笑。哪能指望一篇小说一定得有什么反响？我从来没这么自恋。不过去年的《今夕何夕》，偶有官场外的人看到了，就说写得太真实，也太骇人了；而官场里面的人看了则不以为然，说现实比我的小说更骇人，我写得有些“小巫见大巫”。其实，不管大巫小巫，我想都有写的必要。
然而《夜郎西》中的关隐达则不是诸如此般的巫类。他算是比较正派、廉洁、敬业的官员，所以群众拥护他。但他并不是完美的，如果不在宣传上作些技术处理，就把他作为先进典型推出去让大家学习，显然是不行的。他的确不含不占，但他多半想到自己正背时倒运，凡事小心些好；他同下级相处融洽，但到底有些笼络人心的意思；他处理个别干部时显得正气凛然，私下却想借此树立自己的威信；他最终向腐败发起了进攻，但却是万不得已的义愤之举，他原本打算大家相安无事，好让自己有个平稳的工作环境。可是，中国的老百姓也许是世界上最好的老百姓，当官的只要稍微做些好事，或者比别人表现得稍微好些，或者只要不干坏事，百姓就会当你是父母官，就会送顶青天大老爷的帽子给你。再加上近几十年，老百姓早让“高大全”的官员形象倒尽了胃口，他们评价官员的标准早世俗化了，已经十分通达。你有些缺点，他们能够容忍。只要你做得不算太坏，他们并不苛求你。如今在中国做清官，生活上也许清苦些，但百姓从心里拥戴你。关隐达是群众心目中的清官，人民代表就把上级意图抛在一边，选他当了县长。中国人所说的青史留名，我想并不是指载入那发了黄的线装书，而是让百姓代代口碑相传。
关隐达是否就是个成功者呢？人民代表推举他当了县长，但他的当选是不合组织意图的，上面事实上不承认他。他的县长当得太艰难了，就连向地委领导汇报工作的机会都难得轮上。面对官场宠大的动作机器，他束手无策，一筹莫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关隐达又不算个成功者，因为官场上评价人成功的标准，就是看你是否官运亨通，是否青云直上。总之，把你一辈子的努力换算成官阶来衡量，这是很叫人无奈的。
这里就有两个标准了：一个是人民的标准，一个官场本身的标准。人民的标准在现世往往显得微不足道，但他属于历史，它的评价是永恒的。官场的标准在现世却是绝对权威，但它的评价总需历史再作审视，不少被官场标准推为极显极贵者，让人民或历史的标准重新评价之后就成了大奸大恶。无奈人民的标准总是滞后的，因此历史便总是在后悔。勿庸置疑，这种后悔的代价是沉重的。
有种批评，说是太贴近生活的小说，是新闻式写作，没什么文学价值。我的文学观很陈旧，始终不明白文学为什么要疏远生活。还有一说，新闻是历史的初稿。可那些专司新闻的媒体，会为未来的历史学家布下迷魂阵的，那么小说真能起到新闻的效果，倒也是功德无量。我便以为批评别人小说是新闻式写作，实在也是一种抬举。
拿她们如何是好王跃文
——读许丽晴小说集《冬雪无忌》
如果手里有一面魔镜，我们可以照见许丽晴小说里的女主角前世都是精灵，衣香鬓影，仙袂飘飘，乘着轻盈的白云直往天上飞升。然而她们不幸误投凡胎，错降尘世。她们的裙裾上牢牢地绑上了沉重的沙袋：谋生与事业，丈夫和孩子，责任及爱情。她们虽然仍保持着那个升天的姿势，但已无法轻盈地羽化成仙。她们有仙女明亮的眼睛和柔软的心灵，却毕竟不再是仙女，只是人生血肉战场上的女战士。她们手里拿着的不再是馥郁的花篮，而是饭勺和时刻上着膛的枪。
我们看不到她们自怨自艾，顾影自怜。她们仿佛生来就认同了尘世的命运和责任，那样心甘情愿、义无返顾、勇往直前。她们是尘世间的完美主义者，想做最美丽的女人、最温柔的妻子、最慈爱的母亲、最优秀的职员，甚至是最勇敢的警察、最成功的官员。她们难得有须臾的放松，虽然有时候也哭、也抱怨、也失败，但无一都有着不向逆境低头的坚韧和倔犟。哪怕是作家笔下最带漫画色彩的“反面”形象，也表现得那样不屈不挠、有姿有态。
许丽晴从独特的女性视角写机关生活，写现实种种。机敏细腻的观察，犀利洞彻的文笔，冷峻智慧的理性色彩，对生存空间的微妙、无奈、黑色甚至残酷毫不避讳，随意间就捕捉到个中的玄机和奥妙。这本不是一个女作家的特长。她睁大着眼睛看人生的惨痛和丑陋，准确有力，直指核心。她的小说里有沉甸甸的人生，有不能回避的血泪，而更多的是勇气和智慧，不是绝望。
许丽晴的小说是现实主义的，却又时时透出浓浓的诗情和暖意。她对大自然有着非常敏感的触角，花朝月夕，春雨秋风，都会在她多情善感的心里引起波澜。她笔下的女主角是跋涉人生的战士，也是最能发现和欣赏自然美的诗人。这些女性形象，大多有着知识女性的自信和自尊，却不缺乏女姓的温柔细腻、善解人意。所以，许丽晴的小说无论怎样写现实的无奈和人生的沉重，都总让人觉得温馨婉约。
读了许丽晴的小说，男人们或许会有某种想做骑士的冲动。我们真不愿意她们的鞋子再踩在泥泞的雪地里，再为生活的沉重和艰难叹息落泪。我们愿意还原她们仙女的天性和姿态，愿意她们手中只提着花篮。可这也许只是男人们的自作多情，她们自己未必答应。她们哪怕真的曾做天仙，一旦呼吸凡俗之气，再也无法飘逸。
肖仁福小说王跃文
——肖仁福小说集《局长红人》序
我最害怕两件事，赴饭局和替人作序。上了饭桌，我不喝酒，却又要说很多废话，真是辛苦；为人家的作品写序，是需要段位的，而我多少还有点儿自知之明，总是避之不及。
可最近好几位朋友，都是官场的，都说要出版小说，嘱我作序。真是难煞我了。我总对他们说，好好的放着官不当，写什么小说呢？我的这般婉辞未能被朋友理解，他们仍执意要我写几句话。这几位朋友，都是官场上风头正劲的人物，眼看着就要飞黄腾达了，却走火入魔，写起小说来了。我虽是这么说，但并不完全是我的真心话。多一位文学同道，我是高兴的；可能会少一位官员，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官员靠几个人点头就可以下文件批发，作家得靠千百万读者认同才算数。
肖仁福先生原本同我一样，是政府机关的公务员，只是业余干些文学勾当。我们偶尔聚在一起，吃饭，喝茶，开玩笑，说段子。只是从来不谈文学。这年头将文学挂在嘴上似乎是件很迂阔的事。肖仁福不太说话，习惯摸着他那浓黑的小胡子倾听，模样有些高深。我以为他是在深宅大院里呆久了，身上免不了谨小慎微的小干部病。
读了肖仁福先生的小说，方知他骨子里面永远只能是个书生。我说他是书生，意思自是褒扬的。而别人听了，肯定以为是揶揄。词典是死的，人世却是活的。比方官场里面，聪明的意思是滑头，成熟的意思是虚伪，严肃认真就是装腔作势。我说肖仁福是个书生，只因读了他的小说，知道他仍然是个认死理的人。很多时候，如果没学会指鹿为马、没学会混淆黑白，就会被人嘲笑为书生。
我喜欢有些书生气的人。肖仁福先生的小说，将当下官场生活原汁原味地搬了过来，真实得有点儿残酷。人生本应有多种可能，而官场是条单行线。在这些小说里，行走官场的人们，憧憬着锦绣前程，而事实上他们更多的希望被阉割了。他们或者春风得意，或者怀才不遇，或者失意消沉，而共同的脸谱就是看上去浑浑噩噩。放浪形骸成了时髦的生活方式，放弃原则取代了所有人生原则。不论成功与否，灵魂总免不了堕落。灵魂的堕落成了特定时空的必然，如同自由落体运动，运行轨迹来自上帝第一脚的恩赐，同灵魂的质量没有关系。这些灵魂在滑行之中的自我救赎纤弱无力，亦如自由落体运动所能凭藉的阻力仅仅是稀薄的空气。我读这些小说，时常透不出气，感觉氧气被抽空了。
有种批评，说是太贴近生活的小说，是新闻式写作，没什么文学价值。我的文学观很陈旧，始终不明白文学为什么要疏远生活。还有一说，新闻是历史的初稿。可那些专司新闻的媒体，会为未来的历史学家布下迷魂阵的，那么，小说真能起到新闻的效果，倒也是功德无量。我便以为批评别人小说是新闻式写作，实在也是一种抬举。
生活中的很多故事，本是不知道的好，落得耳根清静。可偏偏有类作家是多事的人，专挑有些人不高兴的事说。谁想装聋作哑，可以不看这部小说集。
废言小说王跃文
书越是弄得一本正经，我越是生疑；就像做人，那些凡事冠冕堂皇的，往往道貌岸然。废言的小说绝不作态，读他的小说集《城市爱人》，就像在同一位经事颇多的朋友聊天。
废言称自己的小说为方志体。其实关于历史，我倒宁愿相信稗官野史或民间传说，不太相信那些煌煌赫赫的史志。史志看上去言之凿凿，却免不了指鹿为马、颠倒黑白。中国没那么多史马迁或董狐，秉笔直书只是史家的理想或傻气。史家只要端着官家的饭碗，就别指望他可信。倒是中国史家的笔法，简约凝炼得好。废言所谓方志体小说，大概就在笔法的神韵上。他那一组《广东房子人》，写一个个人物，总是廖廖数笔，须眉毕见。废言的小说，就像我喜欢的稗官野史和民间传说一样，没有自私的功利，不理会什么叫正统，不讲究为尊者讳，也不替谁隐恶扬善，只认天地良心。有人说文学是一个民族的心灵秘史，也许就因为文学作品超越着正统的史志。
真说史志笔法，最为可贵的，就是作者并非迫不及待地要从字里行间爬出来。废言的方志体小说，只有小说人物在你面前行走，不会听见作者躲在人物的肚子里叽哩咕噜，也不会让你感觉有一位救世主一样的作家在你头顶飘忽，向你布道传教。我最讨厌的就是那种打扮得像圣经一样的小说。中国老百姓好像永远长不大，每天得听各色自命高明者的教诲，回头想看看小说，还得听你作家说教，累不累？作家且莫自命高明，只有读者才有资格琢磨你作家是否高明。废言是位很懂得尊重读者的作家。
废言尽写小人物。关注小人物，得有大情怀。如今我见的较多的是小人物梦想做大人物，大人物梦想做大大人物，大大人物又想做成大大大人物直做到南山松老，最好成佛登仙。而废言这位小人物却悲天悯人，写了多年小说而只写小人物，真的可爱。
说来奇怪，废言小说时间地点都很实，可我读了总觉得时空恍惚。不知是我的感觉不对，还是废言营造了某种魔幻般的艺术氛围？不过依我的读书心得，小说人物若能游离于时空之外，必是传神。确实，废言小说中有些人物，属于过去的岁月，却又像我们成天可见的熟悉面孔；而且，他那些写当下生活的小说，今后再读，也不会觉得陈旧。但对于生活，某些艺术形象魅力不衰，又未见得就是好事。比方说，一百年之后，我们读到阿Q时不再倍觉亲切，就是民族大幸。这却是文学搭救不了的。
废言笔下没有大事件，只有无数平常的日子，一如我们经历过的和正在经历着的。我是个总为平常人的平常日子而感动的人，所以偏爱废言的小说。平常人的平常日子，是生活的常态，也是历史的常态，诠释着人世间所有的含义。我希望生活中少有些大事件，多些平和与冲淡，因为有些所谓大事件，往往意味着阴谋、掠夺、杀戮，拟或谎言和荒诞。而平常日子是宁静的，老百姓愿意宁静。废言笔下的人物，就像我农村的乡亲、我城里的街坊、我的同学、我的朋友，或者就像我自己。我们在承沐阳光，在觅生度日，在生儿育女，在经历苦难，在享受爱情。我们是草民，草一样柔弱，也草一样柔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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