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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离开编辑生涯的那些天，二舀越发对出版社有种不舍之意，毕竟那是从内心喜爱的一个所在呀！随着亲朋好友祝贺狂潮的消退，心中也不免生出几丝伤感。
接受一段集中培训后，二舀和其他几个新考录的便到工业局报到去了。先是在处长郝乐乐引领下，到机关各屋转一圈儿。第一家去的当然是牛向西的屋。牛向西与马奔腾在研究工作，没等郝乐乐介绍，就笑嘻嘻地说，是考录到我们局的新同志吧？郝乐乐说，都是第一天上班，向牛局来报到了。牛向西一一握手，说你们来了好啊，都是凭本事考上来的嘛，给工业局增添了新鲜血液。着一身深蓝色中山服的马奔腾也站起身“啊、啊”地随声附和。
出了牛向西的屋，又见了几个副局长，还有副巡视员兼企改二处处长王世宥、办公室主任田造文、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崔东风、企改一处处长万长顺……二舀同田造文握手时，田造文说，俺俩可是有那么点缘分。二舀先是一愣，很快反应过来，见眼前的田造文：细挑挑身材，梳理整齐的长发，一副微笑面孔，亦庄亦谐的目光，只是鼻间残存着青春痘没出好的疤痕叫人遗憾。二舀说，要从人家干姊妹那面论，俺俩可就是“连襟”了。二舀后来得知，田造文毕业于省城一所综合大学，攻读汉语言文学专业。在校期间，曾担任学生会多个职务，临毕业那年，当选为学生会主席，被组织部作为选调生进行培养，毕业就进了省工业局机关。
二舀报考的职位在企改一处。企改一处是工业局主要业务处室，主要负责国有大中型企业综合改革。具体是调查研究、起草领导讲话、综合报告分析、指导改革调整、情况信息反馈，为省政府宏观决策提供依据。处里共有七位同志，分别在三个屋子里办公。处长万长顺自己单独一间，两位副处长一间，其他几个人挤在一间。二舀被“塞”在已是很拥挤的处员办公室。万长顺拉着二舀，向处里同志做了介绍，说没想到这么快就来了，办公用具还没来得及安排。于是到后勤服务中心去领桌椅，并亲自擦抹干净。桌子旧点倒没啥，关键是摆放成了问题。原来四个桌子俩俩对面一摆，倒还显得规整，现在多了一个，摆哪都显别扭。最后安置在了屋门旁，二舀面墙背窗坐下，感觉像个看门的。万长顺拍二舀的肩，说只能先这样了。二舀觉得万长顺是个厚道人，条件差点，并非人家主观造成的，谁让你赶上了，便说没事没事，这样挺好的，虽然挤点，但不会寂寞，也好学习沟通。万长顺说，这是暂时的、暂时的，明天我还要找后勤，让他们再想想办法。说完，又去领办公用品了。
一个满头羊毛卷儿、大脸庞的男士站起身，说处长走了，我该说两句了，首先以本屋屋长名义，对新同志李二舀加盟本屋，表示最最热烈的欢迎，并致以最最崇高的敬礼。然后握二舀手，说缘分，缘分啊！副处长阎晓也在屋里，觉得“羊毛卷儿”的话有点不中听，竖起凤眼“斥责”道：大张你说话得悠着点，人家二舀是新同志，熟悉你的知道是工业局的，不熟悉的还以为精神病院溜出的病号呢。听刚才这番话，二舀判断此人应是有嘴无心的那类，于是，握大张的手，说还请大张今后多指教。“那是一点问题没有，谁让我们上了一条贼船了。”大张得意扬扬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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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个月后，二舀听说一件事儿：牛向西要乔迁新居。
牛向西虽自小农村长大，但从他身上找不到一点农民痕迹，胖脸粉红，指如嫩葱，每日西服革履的。十八岁那年，眼看就高中毕业，赶上了“文化大革命”，他和几个同学搞个叫“追穷寇”的战斗队，给自己封了个司令。与别的战斗队不同的是，他们也喊也叫，但不动真格的，批斗当权派基本是“文斗”，当权派还可以坐着挨批。起初这个做法还行，随着战斗的深入，牛向西这套受到攻击，并被另一头头批判，司令的位置也没了。他写了不少检讨，想东山再起，但没人理会，只好养鸟捉鱼打发时光。也是歪打正着，到了“文革”后期，县里组建革委会搞“三结合”，被牛向西“文斗”过的老干部当了革委会副主任，一上任就派人打听牛向西的下落，举荐为自己分管的宣传组组长。“文革”后，牛向西一路攀升，三两年就是一个台阶，从县长、县委书记，干到副市长、副书记。工作调动了，家也理所当然地随着迁徙。俗语说“穷搬家，富挪坟”，可这句话只适合老百姓，不适用当官的。牛向西的家越搬越大、越搬越好、越搬越洋，从平房搬到楼房，从平层搬到跃层，从一百多平米一直搬到二百多平米。每搬一次家，少不了忙前跑后的、送钱送物的，搬了六次家，家具换了六回，一次比一次高档，牛向西没操心费力坐享其成，还落个“工作狂”的美称。每逢搬家，他还总发一顿感慨：谁让我们是共产党员了，这叫咱愿做党的一个球，一会儿踢南头、一会儿踢北头。这一次搬家与往常有点不同，不是因为工作调动，而是从一个搞房地产的“铁哥儿们”那儿买了套别墅。没办法，搬家只好在保密情况下进行。但这事儿不像送钱那样悄无声息，喜讯还是不胫而走，当然仅限于极小范围。是否为牛向西或其家人有意所为，就不得而知了。
田造文是全局消息灵通人士，当然，主要取决他所处的位置。有了思凤和肖竹菊那头关系，自然也把田造文和二舀给拉近了，况且两人又都搞文字出身，因此同其他人比共同语言多些。二舀上班不久，田造文一家三口邀二舀家吃了一回饭，思凤感到有些被动，想次日回请，被二舀数落一通，说人家送你个地瓜，就马上还人个土豆，表面扯平了，实际上交情弄淡了。这么一说，启发了思凤思路，说有了，还有二十天是肖竹菊宝贝丫头八岁生日，咱们给他家请出来，再买个小礼物。因此，二舀从田造文那儿能知道些上层信息便轻而易举。
回家吃饭时，二舀把牛向西搬家的事儿说了，又感叹道，不怪老百姓给领导干部编的民谣都一套套的，你看牛局刚搬的家，这又要搬了，而且是闹中取静的富仁别墅，真是腐败透顶。思凤说，人家搬家咱可别眼气，那是人家的造化，再说文件上也没规定领导干部搬家次数，也没说不许住别墅呀！二舀揶揄思凤，说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工业局几个牛局？就一个嘛！我看你才是眼气呢。说了半天，净扯些没边没沿的事儿，咱怕啥？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凭我老公的才能，面包会有的，别墅嘛，也是迟早的事儿。思凤边说边把一块红烧肉夹到二舀碗里，说自己倒有个想法，这可是个极好的表现机会。
“人家搬家，对咱来说啥机会不机会的？”
思凤白了二舀一眼，“你李二舀能到工业局，虽有自己努力，但没牛局拍板儿，你今天也臭美不了。就冲这个，咱也得表示一下，起码叫人知道咱也懂知恩图报，况且，我们今后的路更长，还想要更大的发展。”
二舀把红烧肉上残留的一根猪毛吐掉，“你说的是在理，不过一看牛向西虚头巴脑、装模作样的德性，我就觉得恶心可笑。”
“你是中了金庸小说的毒，总想扮演主持正义、疾恶如仇的大侠。好好掐掐自己大腿，这是市场经济的国度，讲究人情的中国。我看这事儿就那么定了。”说着，数了五百元钱揣给二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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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天下午，万长顺决定开个处务会，把近期工作安排一下。可能因为二舀初到的缘故，万长顺把会议安排在局务会议室，会议室桌子是椭圆形的，二舀以为都是处内同志，怎坐都行，就挨万长顺坐了。坐下后，他发现有种难受的感觉，这难受来自一些人的微妙目光，虽然那仅是一瞬间。微妙就微妙吧！二舀想，自己又不夺谁的位置，真想夺，还能这么露骨？那得学当年的林副统帅，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出版社那阵儿，与官员吃饭，为了谁坐上首，都假惺惺推来让去的，要真是局长、处长位置空缺了，还能推让？非人脑袋打出狗脑袋不可。
大张忙着倒水，嘴也不闲着：处座，今天我十分留恋地给大家提供一次服务，然后得光荣下岗了。我相信，二舀同志会比我倒得出色、倒得潇洒、倒得大家满意。挨到给二舀倒水，装出一本正经的样子，说我这人可是该交权时就交权呀！万长顺见大张闹得过分，批评大张这几天有点话多，对新同志有点不礼貌，得注意点影响，别白菜地里耍镰刀——把嗑唠散了！也就开个玩笑而已，我这人就是嘴损点，其实心里热着呢。大张拍着胸膛说。嘴肯定是够损的，心是凉是热，是红是蓝，那得眼见为实。阎晓瞪着大张紧跟了一句。
万长顺咳了一下，说书回正传吧，开个处务会，有几项工作安排一下。一是明确一下二舀同志的分工，初步想法是，与赵大姐“一盘架”，负责冶金、机械企业这摊。问大家有啥意见没。见谁都没吭声，说那就这么定了。说省领导率队从广东、上海学习归来，上星期省里召开处长以上干部大会，天明部长在大会上做了情况通报，说全省“进场入轨”大讨论已一年多，省直部门要做解放思想、参与大讨论的模范，要求结合工作实际，撰写文章。说我们省是“醒得早、起得晚、走得慢”，要求机关处长以上干部深刻反思，找出差距，找准症结，找到出路。接着把局里近期工作安排做了传达，讲了处里具体落实意见。万长顺看表，说讲得有点多了，用去四十分钟。下面都讲讲，落实这些工作还有啥问题。
艾副处长谈了局重点工作情况；副处长阎晓针对局里交办的几个临时性任务谈了意见。其他同志做了表态性发言。
万长顺见二舀还在低头写着，便启发说，处里开这样的会议不多，二舀刚到就赶上了，是不是也说两句？
二舀本不想说，他一直对干干巴巴、啰里啰唆官样说教就反感，见大家都说了，万处还发了具体“指令”，觉得再“抗拒”下去倒不好。于是说：真没啥好讲的，就是个小学生来学习的，当然也不仅是学习，还要尽力工作。万处和大家讲的我记下了。我是个新兵，还请大家多多关照、多多关照。又站起身深深鞠了一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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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结束时也快下班了，大家各自整理着案头，准备打道回府。与二舀年龄相差无几的大张开始了挑衅，问二舀是否在日本留过学。二舀知道大张又在整事儿，警惕地说，谢谢大张对我这么关心，不过话可令人费解。阎晓正好路过，见大张又开始捉摸新同志，于是返身进屋说，大张你今天可是逗起没完了！就不能歇会儿？还能把你当哑巴卖？又拉二舀衣袖说，他就那个臭德性，别跟他一般见识，好话不得好说。大张追出来，说哎呀，你看看，动了她家存折似的，不至于那么严重吧？说最后一句，大张简直是在呐喊。其实，大张是个爱说爱笑的人，奈何一处同志年龄偏大又都内向，阎晓年龄虽与大张相仿，但话又谈不拢，因此，大张也不管人家愿意不，没事儿就到别的屋闲扯，引起兄弟处室反感，为此万长顺没少说大张，弄得大张很郁闷。二舀的加入，使大张像孤独的小狗遇到了伙伴，不知深浅地撒起欢儿来。
阎晓与二舀往楼下走时，问二舀这些天过得怎样，还适应吧？二舀听得出这言语中透着关怀与善意，于是端详起与自己年龄相仿的女处长来：一身淡灰色职业装，利落的“女篮五号”式短发，典型的“黄白净”瓜子脸，细眉下是一对好看的凤眼。二舀说，到这个新集体，和大家一起工作很满足。不过，说心里一点想法没有、十分愉快也是假话。阎晓知道二舀留有分寸，也不再追问。
赶上下班，工业局一院子汽车正排着队往外开。二舀以为是私家车。阎晓解释说，这可不是出版社，是大权在握的政府机关，你想，能有几个把送上门的好处拒之门外的？当然也有暗示人家才办的，也有死乞白赖地伸手要的。二舀发了感慨：哪一级该坐，哪一级不该坐，上边不是都有规定吗？没想到实际情况会这样！不怪民谣说：当官的屁股下面坐了一栋楼。真是有点乱了套了！阎晓说，坐车的都是局长处长们，当权者本人犯了规矩，没有外界压力，谁愿意自我纠正？二舀说，一外国政要问我国家领导人，中国官员最怕什么？这位领导人不假思索地说，怕比他大的官。我看这个问题，非由上级纪检机关纠正不可。阎晓说，问题可不那么简单，关键是纪检机关如何看这个问题，在他们看来很可能就不是影响大局的事情。还有，如果纪检委也是这种情况怎么办？处理别人等于要处理自己，他们能干那样的傻事儿吗？这又不是梁山好汉排座次，身份都是人民的公仆，凭啥有点权力就可以为所欲为？我就不信没说理地方！二舀来了犟劲儿。当年我刚到工业局时，和你现在差不多，也七个不服八个不愤。在机关工作一定要煞下心沉住气，你要改变某些现状，必须要先适应它，这个适应能给你创造、掌控、改变的可能。阎晓轻叹一声，说你刚来，我话有点多，也不该说这些。希望二舀弟弟在工业局干出业绩，盯住大目标，别在小事上毁了前程。
二舀细细玩味阎晓这番话，目送着她的背影一直淹没在自行车的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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