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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 清宫外史上 第四二章

  “这就值得一死吗?”听完慈禧太后的话,慈安太后讶然相问,“面两天我就听说,有个御史在蓟州服了毒,说有一道遗折,我还以为他有什么不白之冤,非拚命不可。谁知道是这么回事!”

  “本来就是瞎担心。不过,总算是忠臣死谏,也怪可怜的。”

  “是啊!”慈安太后说,“应该给他个恤典。”

  “那是小事。”慈禧太后紧接着说,“我来跟姐姐讨主意,这个折子该怎么办呢?”

  “这……?”这就非慈安太后所能肆应了,她想了一会说,“能不能搁下不理?吴可读的话,仿佛是指着七爷说的,一交下去,怕于他面子上不好看。”

  慈安太后实在忠厚得近乎可怜了。慈禧太后心想,如今不必拿她作挡箭牌,倒是不妨拿她作个箭垛子,可用来表现自己的大公无私。

  “怎么着,”慈安太后又出了个主意,“先找五爷跟六爷来,问问他们有什么好主意?”

  这个主意也不怎么高明。如说当作“家务”来办,应该将文宗现存的四个胞弟都找了来商量,只召惇、恭,摒除醇王,倒象他该避嫌疑似的。慈安太后原来要回护醇王,而所出的主意,与本意矛盾,却不自知。这也不必说破,让她糊涂好了。

  “跟五爷商量不出什么来,只找六爷吧!”

  于是第二天两宫太后在漱芳斋召见恭王,赐座赐茶,作过一番家人之礼的周旋,慈禧太后谈入正题,将吴可读的遗折交了过去。

  恭王匆匆看完,心里也象慈禧太后一样,松了一口气,当时便有了打算,这个奏折的处理,应该交付阁议,也就是诉诸公意。

  “吴可读死得冤枉!”慈禧太后在恭王沉吟措词时,这样表明:“当初迎皇帝入宫,我们姊妹俩也就是这个意思。”

  “这个意思”是什么?很显然地,是说继嗣、继统为一事。恭王不知道慈禧太后是真的有这样的意思,还是有意作违心之论?但不论如何,这是个绝好的机会,也可以说是一个极好的“把柄”,必得把它抓住。

  于是他接口说道:“请两位皇太后的旨,是否可以宣明‘这个意思’,将吴可读的原奏,发交阁议?”

  “可以!”慈禧太后毫不犹豫地答了这一句,转脸又向慈安太后征询:“我想,这没有什么不可以的!”

  慈安太后只怕伤触醇王,但她实在拿不出什么好主意,只好点点头,表示同意。

  于是恭王以军机承旨的方式,亲自拟了一道上谕,奉两宫太后核可,交内阁明发:

  “吏部奏:主事吴可读服毒自尽,遗有密折,代为呈递。折内所称,请明降懿旨,预定将来大统之归等语。前于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降旨,‘俟嗣皇帝生有皇子,即承继大行皇帝为嗣”。此次吴可读所奏,前降旨时,即是此意。着王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将吴可读原折,会同妥议具奏。”

  邸抄一发,关心国事的,无不对“即是此意”四个字,大感兴趣。尤其是“清流”君子,觉得这四个字包涵着极深的意义在内,颇有阐发的必要。所以宝廷、黄体芳、张之洞等人,纷纷捉笔构思,各逞才华,要做一篇“定国是”的大文章。

  当然,大多数的人只是口头议论,对于“即是此意”这句话,见仁见智,各有解释。有的说:母子到底是母子,慈禧太后当然希望将来的皇位,归她承继的孙子,所谓“妥议具奏”,就是要议出个确立不移的办法出来。而有些人则认为慈禧太后诚意可疑,“即是此意”四字,含混不清,将来不知道会出什么花样?

  会出什么花样?莫非还能将大清的天下,归于叶赫那拉氏,这当然不可能的。因此,清议中相信前一说的居多。但是“预定大统之归”,却又格于家法,在事实上不易办到。

  在康熙以前,是立太子的。自夺嫡的疑案发生,雍正七年曾有上谕:“建储关系宗社民生,岂可易言?我朝圣圣相承,皆未有先正青宫,而后践天位,乃开万世无疆之基业,是我朝之国本,有至深厚者。愚人固不能知也。”这道语意含精的谕旨,就表示建储则易起骨肉相残之祸,亲身经验,不便明言,所以说“愚人”不能知。而不建储的制度,亦就在雍正朝确立下来,累世遵行,不敢违背。

  如今要预定大统之归,即为变相的建储,当然不行。为此,闰三月十七下的上谕,会议却一直迟迟不能举行,即由于事先的协商、折冲,煞费周章,直到月底,方始有了大致相同的意见。

  这个会议是由礼亲王世铎主持。礼烈亲王代善,在太宗朝以谦让成拥立之功,家风不替,世铎在亲贵中,出名的好脾气,尽管有人说他谦卑得过了分,但人缘毕竟是好的,所以才具虽无半点,居然颇得慈禧太后的重视。这一次特奉懿旨,主持这个有关宗社大计,既为国事、又为家务的会议。当然,事先的折冲协商,亦由他来奔走。

  他所接触的都是王公大臣,都觉得这是个难题。吴可读的话,不能说没有道理,只是大清朝特重家法,高宗九降纶音,申明不建储的用意,倘或有人敢违背祖训,一定成为众矢之的,轻则丢官,重则获罪。而沈桂芬又力主安静,恭王受了他的影响,也改了想借清议来裁抑醇王的主意,所以最后的结论,只有一个字:驳!

  到了四月初一,内阁大堂,红顶花翎,不计其数,近支亲贵,无不出席,唯一的例外是醇王,告病不到。这虽在意料之中,但冷眼旁观的人,心头仍不免有异样的感觉。

  太阳已经老高了,礼王世铎看看人已到得不少,打算开议,但他虽奉懿旨主持会议,而在礼节上须请示一个人。论公,惇王是宗人府宗令,他是宗令属下的右宗正,论私,“小房出长辈、长房出小辈”,惇王是他的叔祖,所以他不便也不敢擅专。

  “五爷爷!”他叫得很亲热,“跟你老请示,咱们就动手吧?”

  惇王正在抹鼻烟,一面抽搐鼻子,一面象条猎狗似地用视线搜索,望到外面,用手一指,“等等!”他说,“等敢说话的人来了再说。”

  于是举座侧目,望着连翩而来的四个人。这四个人两俊两丑,领头的一个,身不满四尺,而须髯如戟,相貌奇古,是翰林院侍读学士黄体芳。跟在他身边的那个,落拓不羁,仿佛脸都不曾洗干净,是名士派头最足的国子监司业宝廷。俊的那两个,一个长身白面,双目棱棱,一个骨秀神清,翩翩少年,是翰林院侍讲张佩纶和肃亲王豪格七世孙,刚散馆授职编修的盛昱。

  清流的风头十足,高视阔步,上得堂来,处处有人执手寒暄,就这时又有个人,瘦得象只猴子,捞起又长又大的实地纱袍子的下摆,一溜歪斜地冲了上来,惇王便说:“好了,张香涛也来了,可以开议了。”

  于是礼王咳嗽一声,从怀里掏出一张纸来扬了一下,慢吞吞地说道:“这是吴可读的遗折,有没有看过的没有?”

  吴可读的遗折,早已传诵一时,原件虽不多几人见过,抄件则几乎人手一份,因而没有人答话。

  “想来大家都看过原件了。很好,这省了许多事。懿旨‘妥议具奏’,我拟了个复奏的稿子在这里,诸位看妥不妥?”

  接着他命人找来一名笔帖式,拉长了声调,抑扬顿挫地念着他所拟的奏稿。

  这篇文章做得很好,首先引用雍正七年上谕,申明不建储的家法,而建储非臣子所能参议。继统与建储,字样不同,其实是一回事,所以“大统所归”,亦非臣下所能提出请求。将来皇帝亲政,当然会尊重穆宗的统系,斟酌尽善,此时不能预先拟议一定的办法。

  第二段是说“俟皇帝生有皇子,即承继大行皇帝为嗣”,已包括了继统穆宗的意思在内,何须臣下再提出请求。综括这两点,便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吴可读以大统所归,请旨颁定,似于我朝家法,未能深知,而于皇太后前此所降之旨,亦尚未能细心仰体。臣等公同酌议,应请毋庸置议。”

  等那笔帖式念完,宝廷一马当先,高声说道:“驳得好,驳得痛快!不过,这不是驳吴可读的遗折,是驳上月十七的懿旨。”

  这真是语惊四座!首先,礼王就觉得这指责太严重,气急败坏地说:“竹坡,你怎么可以这样儿说?”

  “请教王爷,”宝廷接口质问:“懿旨交代:‘妥议具奏’,复奏说是‘毋庸置议’,这不是拿懿旨顶回去了吗?”

  听来理由十足,礼王越发结结巴巴地,急得说不出话来。

  “这一次的懿旨中,‘则是此意’这句话,是今天会议的紧要关键。”张之洞一开口,便知与宝廷站在一边,他摇头晃脑地又说:“‘是’者,‘是’其将大统宜归嗣子之意,‘妥议具奏’之‘议’者,‘议’夫继嗣继统,并行不悖之方。臣工奉诏陈言,岂可出以依违两可之游词?”

  “那么,”礼王问道:“香涛,你的意思,到底该怎么办呢?”

  “煌煌圣谕,传之四海,‘即是此意’四个字,应有所疏解。”张之洞停了一下说:“照吴柳堂遗折的意思,今上一生皇子,就承继穆宗为嗣,继穆宗之统,这是类乎建储,有违本朝家法。如果这位皇子,长而不贤,难承大统,到那时候就更为难了!所以如何继嗣继统,并行不悖,今日正须从长计议。”

  “这话顾虑得是。”恭王取出一张纸来:“徐、翁、潘三位,交来一件折底,大家不妨看看。”

  徐、翁、潘是徐桐、翁同和、潘祖荫,他们以穆宗的师傅及南书房翰林,当时参与迎立当今皇帝大计的身分,公同具奏,有所主张。折底是翁同和所拟,其中最要紧的两句话是:“绍膺大宝之元良,即为承继穆宗毅皇帝之圣子。”意思是说:将来当今皇帝择贤而立,所立的嗣君,就承继穆宗为后。

  这是反过来的做法,继统而继嗣,既可不违家法,又可消除张之洞所说的“长而不贤,难承大统”的顾虑。大家都认为是个好办法。

  “不过,”礼王始终想维持他的原议,“这个稿子不必动,徐、翁、潘三位的折底,做个抄件,一起进呈,恭候圣裁。此外那位有说帖,也是照此办理。”

  “不然!”宝廷摇摇头说:“我要单衔上奏。”

  张之洞和黄体芳也都表示,各有奏疏,这是不能强人所难的,因而又改变了办法。

  改变的办法是,礼王所拟的原折,仍旧照上,此外有人愿有所建言的,或合疏,或单奏,各听其便。

  于是除了徐、翁、潘的一个奏折以外,清流中人,纷纷集议,宝廷、黄体芳、张之洞都有折子,唯独最喜欢言事的张佩纶,却搁笔未动。

  这是因为他正有一件大案子在手里,必须全神贯注去搏击,搏击工部尚书贺寿慈。

  ※※※

  贺寿慈是湖北蒲圻人,道光二十一年的进士,虽有文名,但因不愿投入权相穆彰阿门下,因而以二甲第四名的高第,竟不能点翰林,用作吏部主事,咸丰初年,一度进军机,当章京,以后补上了监察御史。照规矩,一为言官,就不能再留在军机,贺寿慈当了御史,亦颇有表现,经国大计,数数建言。在宦途上,平平稳稳地循资渐进,到光绪三年,已爬到了工部尚书的高位。

  可惜,贺寿慈已非复有当年不愿厕身“穆门”的清风亮节,行逾不检,颇有贪名。不但家人子弟与书办之流往来,而且他本人还结交了一个声名狼藉的商人,以致大受其累。

  这个商人叫李春山,本名李钟铭,是山西人,在琉璃厂开了一间极大的当铺,九开间门面,字号“宝名斋”。李春山长袖善舞,当时的一班名公巨卿,甚至连惇王都被他巴结上了,在琉璃厂声势赫赫,眼高于顶。俗语说的是“行大欺客”,宝名斋既有那样的规模,李春山又有通天的手眼,因而伙计做生意的那副脸孔,便很难看,京中的穷翰林,不知多少人受过他们的气?别人倒还罢了,张佩纶何能受此辈的肮脏气?当然要作报复。

  一打听之下,李春山最大的“护法”是贺寿慈。清流在京中大老中,最看不起三个人,一个董恂、一个万青藜,还有一个就是贺寿慈。因而张佩纶便毫不容情地奏上一本:

  “山西人李钟铭即李春山,在琉璃厂开设宝名斋当铺,捏称工部尚书贺寿慈,是其亲戚,招摇撞骗,无所不至。内则上自朝官,下至部吏,外则大而方面,小而州县,无不交结往来。或包揽户部报销,或打点吏部铨补,成为京员钻营差使,或为外官谋干私书,行踪诡秘,物议沸腾。所居之宅,即在厂肆,门庭高大辉煌,拟于卿贰,贵官骄马,日在其门,众目共睹。不知所捐何职?顶戴用五品官服,每有职官引见验放,往往混入当差官员中,出入景运门内外,肆无忌惮。夫以区区一书贾,家道如此豪华,声势如此煊赫,其确系不安本分,已无疑义。现值朝廷整饬纪纲之际,大臣奉公守法,辇毂之下,岂容若辈借势招权,干预公事,煽惑官场,败坏风气?应请饬下顺天府该城御史,将李钟铭即李春山,即行驱逐回籍,不得任令逗留潜藏,以致别滋事端。”

  接下来又说:“近来士大夫不分流品,风尚日靡,至显秩崇阶有与吏胥市侩、饮博观剧、酬赠馈遗等情,请旨整伤”。这也是指贺寿慈而言,他的禀赋过人,食量甚宏,一顿能独尽一只肥鸭、一只肘子,李春山投其所好,经常备盛馔款待。贺寿慈亦自忘其为一品大员,下朝以后,翎顶辉煌地直入宝名斋,公然无忌,引得路人无不侧目。

  奏折到达御前,慈禧太后不免诧异,看贺寿慈仪表不凡,也听说他颇有学问,诗书皆佳,而且,她还记得贺寿慈的长子贺良桢,现任南昌知府,门第兴旺,何以不自爱如此?因而便跟李莲英提起,问他有无所闻。

  有安德海的前例在,李莲英相当谨慎,“奴才无事不出宫。”他说,“外面的事不太明白。”

  “你倒去打听一下儿看!”慈禧太后说着,便拿张佩纶的奏折,摆在一边。

  李莲英伺候看折,已深知慈禧太后的习惯,这一摆是暂时不作处置,也就是要等他去打听明白了再说,因而不敢怠慢。第二天一早出宫,到中午回来,趁慈禧太后休息的当儿,将贺寿慈跟李春山的关系,源源本本地据实回奏。

  又办了事,又替她解了闷,慈禧太后深为满意,只是她亦鉴于安德海的复辙,不愿假以词色,怕李莲英恃宠而骄,替她惹些麻烦。

  “把张佩纶的折子发下去吧!看军机上怎么说?”

  军机大臣中,别人都不说话,只有宝鋆觉得很不是味道,大声嚷道:“跟宝名斋有往来的,第一个就是李兰荪!张幼樵怎么不说?”

  恭王觉得他的话可笑,“算了吧,你!”他跟宝鋆说话,是无须讲措词的,“李兰荪跟他又没有认亲戚,也没有公服赴宴,到宝名斋买书并不犯法,张幼樵为什么要把他扯进去?”

  张佩纶跟李鸿藻的关系密切,朝中无人不知,沈桂芬很冷静地劝宝鋆:“佩公!张幼樵上这个折子,不能不想到李兰荪,既然敢上,自然有恃无恐。所恃着,就是六爷说的那些话,买书并不犯法。似乎不宜拿他也扯了进去。”

  “知趣一点儿吧!”恭王提出警告:“上头正借清流在收拾人心。贺云甫也太欠检点了,这个折子越压越坏,让他明白回奏了再说。”

  于是军机拟旨,查问李春山也就是李钟铭,跟贺寿慈是不是亲戚?贺寿慈的复奏,说是“与商人李钟铭,并无真正戚谊,素日亦无往来,其有无在外招摇撞骗之处,请饬都察院查究。”

  “这话我就不明白了!”慈禧太后很精明地指出贺寿慈的语病:“什么叫‘并无真正戚谊’?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

  这么个说法,就靠不住了。”

  “也许是干亲。”恭王隐隐约约地回答。

  “干亲也是亲。”慈禧太后说,“再看一看,有没有人说话。”

  她对内幕已经完全了解,却故意不说破,要等言官有了表示,再相机行事,用操纵言路的手法来箝制王公大臣。恭王当然也知道她的用心,不过在眼前她的举措都是朝正路上走,加以清流为她张目,无奈其何,唯有遵从。

  因此,对于贺寿慈的复奏,先不加驳斥,只是降旨都察院会同刑部,严办李春山。于是刑部派出司员,会同巡城御史咨照顺天府,转饬宛平县衙门派差役抓人,而李春山确具手眼,差役不敢得罪,到宝名斋将他好好“请”到“班房”,直到都察院来了“寄押”的公文,方始将他收监。

  就这样已经轰动九城,不知多少人拍掌称快,同时李春山的劣迹,也在街谈巷议中不断透露出来。原来宝名斋有九开间的门面,是由侵夺官地,霸占贫民义院的地基而来。御史李蕃据实陈奏,奏旨交都察院并案,确切查明。

  李春山是注定要倒霉了,但清流以为只打苍蝇不打老虎,则民心郁积,不但未能疏导,反添不满。所以黄体芳便针对贺寿慈发难,事由是:“大臣复奏欺罔,据实直陈”。

  不实的自然是“并无真正戚谊”这句话。贺寿慈与李春山不但是亲戚,而且是“礼尚往来”的亲戚。李春山的前妻,贺寿慈认为义女,前妻既死,贺寿慈将他家的一个丫头当女儿嫁给李春山作填房。所以丈人、女婿,叫得非常亲热。

  贺寿慈年逾古稀,精力未衰,身为“半子”的李春山,特以重金罗致了一个绝色女子,送给“丈人”娱老。贺寿慈元配早故,以妾扶正,变成了李春山的丈母娘。因此,出语尖刻的李慈铭,说他们确非“真正戚谊”,而是“假邪戚谊”。

  黄体芳还算厚道,对这段“假邪戚谊”,只说了一半,李春山“前后两妻,贺寿慈皆认为义女,往来一如亲串。贺寿慈之轿,常时停放其门,地当孔道,人人皆见,前次复奏之语,显然欺罔。”

  于是慈禧太后借题发威,这一次的上谕就严厉了:

  “贺寿慈身为大臣,于奉旨询问之事,岂容稍有隐匿,自取衍尤?此次黄体芳所奏各节,着该尚书据实复奏,不准一字捏饰,如敢回护前奏,稍涉欺蒙,别经发觉,决不宽贷。以上各节,并着都察院堂官,归入前案,会同刑部,将李春山严切讯究。”

  这一来,起恐慌的不止于贺寿慈一个人,如果李春山据实供陈,将有不少名公巨卿,牵涉在内。因此宝名斋门口,车马塞途,那些素日与李春山有往来的京官,名为慰问他的家属,其实是来探听消息。宝名斋管事的人,见此光景,知道东家不会有大罪过,当时便隐隐约约表示,如果大家合力维持李春山,那么什么私和命案、卖官鬻爵、包揽讼事的内幕,李春山决不会吐述只字。否则,就说不得只好和盘托出了。

  其实,这也是恫吓之词。身入囹圄的李春山,心里比什么人都明白,那些见不得人的勾当,一个字都供不得。一供,便是罪无可逭,轻则充军、重则丢脑袋。不供,则那些有关连的名公巨卿,必得设法为自己开脱,小罪纵不可免,将来尽有相见的余地,不愁不能重兴旧业。因此,他只叮嘱探监的家人:“张老爷是李大人的门生,走得极近的,只有去求李大人,关照张老爷,无论如何放松一步。”

  这番话自然要说与贺寿慈,请他作主。贺寿慈认为无须出此,因为李鸿藻正回原籍葬母,不便干扰,而且他素有清正之名,也怕他不肯管此闲事。至于张佩纶跟这位老师走得极近,确是事实,但也因此,便无须请托,张佩纶投鼠忌器,料想不会再往下追。贺寿慈还有几句未曾道破的话,张佩纶攻击李春山,只是为了出气,自己才是他博击的目标。李春山的案子只要冷一冷,必可从轻发落,而自己的祸患,却是方兴未艾。

  严旨切责之下,贺寿慈不敢只字不承,唯一的办法是避重就轻。复奏中承认曾向宝名斋买过书,“照常交易,并无来往情弊”,又说“去年至今,常在琉璃厂恭演龙楯车时,或顺道至该铺阅书。”他觉得这样措词比较合理。以七十高龄的工部尚书,亲自督促演习穆宗梓宫的“龙杠”,终日辛劳之余,顺道到宝名斋歇歇脚、看看书,这不能说是罪过。

  果然,就因为他隐约自陈的这一点“劳绩”,军机大臣便易于替他开脱,而两宫太后觉得情有可原,降旨“交部议处”。

  吏部议处,是承旨而来,“恭演龙楯车”是大丧仪礼,应该如何敬慎将事?所以“顺道阅书”,可以构成“大不敬”的罪名,但谕旨中只说:“恭演龙楯车系承办要务,所称顺道阅书,亦属非是。”因而议处便从“非是”两字上去斟酌,不照“大不敬”律例,罪名便轻了,议的是“降三级调用,不准抵销”。

  上谕一下,贺寿慈便算丢了官了。过了两天,调刚接翁同和的遗缺,当左都御史不久的潘祖荫为工部尚书。而贺寿慈却一时无职可调,只是宝鋆已许了他,等风头一过去,一定替他想办法,调个于他面子上不太难看的缺分。

  穆宗的奉安大典一过,接着便出了吴可读尸谏这件大新闻。在大家都注视着继嗣继统之争时,都察院和刑部定拟了李春山的罪名具奏,说他由商人捐纳了“布政司经历”的衔头,考充“誊录”,曾得过“议叙”的奖励。但做了官“仍在市井营生”,也说他“攀援显宦,交结司坊官员,置买寺观房屋,任意营造,侵占官街,匿税房契”。至于张佩纶原参的“每有职官验放,往往混入当差官员中,出入景运门内外,肆无忌惮”,则被解释为“于差满后,擅入东华门内,进国史馆寻觅供事,谋求差使,希图再得议叙。”这不过“不安本分”

  而已,不是什么了不起的罪名。

  因此,都察院与刑部拟的罪名是:“杖六十、徒一年,期满递解回籍,交地方官严加管束。”至于贺寿慈应得何处分,奏请圣裁。

  这个复奏虽然避重就轻,有意开脱,但六十板子、一年徒刑,到底不是什么在厚脸皮上根本不痛不痒的、申诫之类的风流罪过,所以在朝廷也总算有了交代。贺寿慈则因已有降三级调用的处分,就从宽免议了。

  前后两个月的工夫,就由于宝廷和黄体芳,加上李蕃的笔杆儿一摇,将个现任尚书打了下来,声势煊赫,成为城南一霸的李春山,送入监狱。在人心大快,说是“毕竟还有王法”这一句心服口服的话之余,对于清流的威风,无不心识口赞,尤其是那些玩法舞弊的官员胥吏,都在暗中相互警告:

  该敛敛迹了,莫自找麻烦。

  但在清流来看,犹觉除恶未尽,特别是对贺寿慈,张佩纶听说他还在大肆活动,便格外当心,因而无暇去过问吴可读的遗折。

  ※※※

  继嗣继统这一案的争议,上达御前的,一共四个折子,两宫太后召见军机,细作商量,认为翁同和所拟,与徐桐、潘祖荫联衔的一折,办法最为得体,所以采用他的意思,颁发懿旨:

  “前于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降旨:俟嗣皇帝生有皇子,即承继大行皇帝为嗣。原以将来继绪有人,可慰天下臣民之望;我朝圣圣相承,皆未明定储位,彝训昭垂,允宜万世遵守,是以前降谕旨,未将继统一节宣示,具有深意。吴可读所请颁定大统之归,实与本朝家法不合:皇帝受穆宗毅皇帝付托之重,将来诞生皇子,自能慎选元良,缵承统绪。其继大统者,为穆宗毅皇帝嗣子,守祖宗之成宪,示天下以无私,皇帝亦必能善体此意也。所有吴可读原奏;及王大臣等会议折;徐桐、翁同和、潘祖荫联衔折:宝廷、张之洞各一折,并闰三月十七日及本日谕旨,均着另录一份,存毓庆宫。至吴可读以死建言,孤忠可悯,着交部照五品官例议恤。”

  邸抄一传,欢声雷动,“其继大统者,为穆宗毅皇帝嗣子”这句话,清清楚楚地说明了,帝系还是属于穆宗,一脉相承,与旁支无干。将来嗣位的新君,无法追尊所生,更不能再往上推,将他的本生祖父醇王亦尊为皇帝,不会重蹈明朝“大礼仪”的复辙,自是天下后世之福。

  然而最令人感动的,还是垂念吴可读“以死建言,孤忠可悯”。既然天语褒奖,而且用他的一条命,巩固了“国本”,则死有重于泰山,所以由清流发起,在宣武门外的文昌馆,为吴可读设奠开吊。

  这一天素车白马,盛极一时,除却亲王、郡王等亲贵,向例不与品官的祭典以外,从大学士起,到各部司官,下及各衙门正途出身的小官,无不亲临一拜。

  最难得的是那班崖岸自高,以清贵耿介骄人的清流,王公大臣家有婚丧喜庆,亦以得此辈亲临为荣,而这时却都自告奋勇,在灵堂支宾,代丧家接待吊客,更是吴可读的身后哀荣。

  这等场合,少不得品评挽联。吴可读这一死,人奇事奇,以忠君爱国的挚情,作宗社大计的死谏,感格天心,奉旨赐恤,这是绝好的一个题目,所以挽联中情文并茂的警句,触目皆是。吊客叩奠已毕,接着便是缓步浏览,一副一副看下来,到客座中便不愁无话可谈了。

  “这一联最贴切,也最洒脱。”名翰林也是名诗人的陈宝琛,指着他的同乡,编修黄贻楫的一副挽联,对张佩纶说:

  “上联使事精确,下联亦颇能道出柳堂的为人。”

  这一联的句子是:“天意悯孤忠,三月长安忽飞雪;臣心完夙愿,五更萧寺尚吟诗。”在三月下旬,一天午后,京城里忽然烈日下飘雪,虽然片时即止,但亲眼目见的人很多,相诧以为必有奇冤,如传奇中《斩窦娥》的故事。不久就传出吴可读尸谏的消息,方知不是奇冤,而是奇节。眼前之事,却只有黄贻楫提到,便觉可贵。

  “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张佩纶忽然说道:“骙庵,来,来!有件事,趁今天大家都在这里,拿它商量定局吧!”

  于是在客座中找到张之洞、宝廷、黄体芳、邓承修、何金寿、吴大澂、盛昱等人,商量仿明朝杨继盛的例子,以宅为祠,将吴可读在南横街的住宅买下来,改建为祠堂。

  “这是理所当然。”张之洞首先就起劲,“不独南横街,蓟州是柳堂尽节之地,亦应该设法建祠。”

  “建祠容易,上谕已有‘孤忠可悯’的字样,出奏必能邀准。如今只须筹划建祠的经费好了。我看……。”

  “我看,”邓承修抢着吴大澂的话说,“不必麻烦那班大老,我们自己设法凑吧!”

  “对!”陈宝琛附和,“自己设法凑一凑,众擎易举,趁此刻就动手。”

  “那得写个小启。”张之洞跃跃欲试地,“须得如椽巨笔。”

  “那里还有巨笔?”邓承修笑道,“香涛,就是你即席大笔一挥吧!”

  “论下笔神速,自然是幼樵。不过将来吴祠落成,还有奉烦之处。此刻就我来效劳吧!”

  于是张之洞找了处僻静的地方,埋头构思,仿六朝小品,写成一篇缘起,当时便买了本“缘簿”,写上缘起,即席捐募。

  “开缘簿”的第一个,须是名位相当,最好请一位“中堂”,但也有人认为官气不必太浓。正好李鸿藻来吊,他是清流的领袖,并请他登高一呼。

  李鸿藻先不作声,等把大家的意思都弄明白了,他才提出他的看法:“此事须有个算计。柳堂的千秋大事,自然要紧,不过遗属的生计亦不能不顾。不知道奠仪收得怎么样?”

  “收了有三千余金。”陈宝琛答道:“恭、醇两邸,都是二百两。”

  李鸿藻点点头,表示安慰,“建祠之事,不丰不俭,宜乎酌中。人之慕义,谁不如我,所以捐募不该挑人,不能说谁的捐款要,谁的捐款就不要!这种义举,要量力而行,主其事者,应该体谅他人。柳堂为人诚笃,跟他交谊相厚的甚多,论情,自然越多尽心力越好,但是论事实,只怕力有未逮的居多,要先劝在前面,不必勉强,反令泉下有知的受者不安。”

  这话就是指眼前的一班清流而言的,除却盛昱是天潢贵胄,张之洞一任四川学政,颇有所获以外,其余为了维持名翰林的排场,文酒之宴,捉襟见肘的居多,所以听了他的话,口虽不言,心中无不感动,觉得他真能知人甘苦。

  “至于我,当然力赞其成,不过我是在籍守制的人,未便领头发起。这开簿面的人,还得另外斟酌。”

  “那么,老师的意思呢?”张佩纶问。

  “我看,宝中堂最合适。”

  宝鋆是大学士,又管着吏部,是吴可读的堂官,请他来率先倡导,确是最适当的人选。同时,李鸿藻又主张由盛昱跟宝鋆去接头这件事,这也是很妥帖的安排。在座的人,无不心服,觉得他到底不愧老成谋国的宰辅,就是料理这样一件小事,亦是情理周至,有条不紊。

  于是深谈细节,有了成议,将吴可读的长子吴之桓找了来,细告究竟。当初吴可读怕建言获咎,罪及妻孥,所以付子的遗书,一再叮嘱“速速起程出京,速速起程回家”,以下又连写了六个“速”字,如见张献忠的“七杀碑”,令人触目惊心。谁知女主当阳,亦复有道,不但未曾获罪,而且得蒙赐恤。这天看到吊丧的盛况,奠仪的丰厚,已是感激涕零,如今听说还要为老父立祠,留名千古,越发激动不已,趴下地来,“砰、砰”磕着响头,接着涕泗滂沱,号啕不止。

  就在吴可读神主入祠,举行祭典的那天,贺寿慈却以七十高龄,而不得不冒着溽暑,举家出京。

  这次是宝廷的一个奏折化作了“逐客令”。六月初七,上谕以贺寿慈补为左副都御史——降三级调用的处署,宝廷立即上奏折抗争,笔锋初起,便挟风雷:“夫朝廷用人,每日‘自有权衡’,权取其公,衡取其平,不公不平,何权衡之有?”

  接下来便攻击恭王以次的军机大臣。

  用人之柄,操之于上,何以见得贺寿慈的复用,出于军机?宝廷指出一个证据,贺寿慈回奏不实是“欺罔”,“恭演龙楯车顺道阅书”是“大不敬”,而交部议处的谕旨,军机含浑其词,斥之为“殊属非是”,这就是有心开脱。吏部所拟的处分并不错,错在军机“徇庇”。倘无此心,则李春山一案定谳,声明贺寿慈的处分请旨定夺时,军机应该“乞特旨严谴”,而竟免置议,这不是包庇是什么?

  一段振振有词,近乎诛心的议论,写到这里,宝廷反跌一笔,说是“当降调时,人言啧啧,颇有谓贺寿慈恃有奥援,不久必复起,而奴才深维枢臣之意,或以贺寿慈身为大臣,不欲绳以重律,使之以微罪行,自必密奏宫廷,永不叙用。讵意谪官甫及三月,遽邀恩简。”因此,他不免怀疑,难道贺寿慈的一降一用,事出偶然,“朝廷亦无成心”?这句话看似平淡,其实问得很厉害,如果大臣进退,只照一般官吏的照例迁转,根本无所措意,则所谓“权衡”者何在?

  于是他又进一步推论:“即使果出圣意,官闱深远,或于贺寿慈之人品、心术,未尽周知,枢臣则断无不知之理,胡弗谏阻,是诚何心?”接下来,笔锋扫向贺寿慈,宝廷给了他八个字的考语:“即非卑佞,亦颇衰庸”,这样的人“排众议而用之”,实不知于国家有何好处?而况“副都御史,职司风宪”,以一个“欺罔不敬”的人,置于这个职位上,何足以资表率?贺寿慈以前当过左都御史,未听说他有所整顿,于今重回柏台,不知道他内心亦有疚歉否?言官中“矜名节,尚骨鲠”的人很多,一定不屑与贺寿慈共事,而其中无知识的,则必起误会,以为朝廷特放贺寿慈来当御史的堂官,是表示要象他那样的人品声名,方合做言官的资格。而京内外大小官员,看到贺寿慈这样欺罔不敬,不知爱惜声名,犹且可以幸蒙录用,将会怀疑朝廷“直枉不辩,举措靡常”,从此益发肆无忌惮。所以贺寿慈的复用,不但是言路清浊的一大转机,亦是政风良窳的一大关键。最后率直提出要求:“恳将贺寿慈开缺,别简贤员补副都御史。”

  这个奏折,发交军机,相顾失色,因为明劾贺寿慈,暗中对军机指责得很严厉。恭王一看再看,看到第三遍,放下折子,叹口气说:“唉!错了。”

  “怎么错了?”宝鋆气急败坏地说:“副都御史出缺,贺云甫是现职大员奉旨降调,开名单自然‘开列在面’,照例的公事,怎么错了?”

  “你别跟我争!”恭王遇事要跟宝鋆开玩笑,故意这样说道:“名单是你开的,你自己跟上头复奏,我们都不管!最好请旨拿宝竹坡申斥一顿,也让我出出气。”

  “六爷!”宝鋆真的急了:“你不能说风凉话。我自请处分就是了。”说着,来回大踱方步,颇有绕室彷徨的模样。

  “佩公,沉住气!”遇到这样的情形,总是沈桂芬出主意,他很冷静地说:“平心而论,这件事是失于检点了。”宝鋆最佩服沈桂芬,当时站定脚步,连声说道:“好,好,你说!”

  “外头有句话:‘不怕言官言,只怕讲官讲。’贺云老是讲官参过的,如今派了去当言官的堂官,那些‘都老爷’,心里自然不高兴。不过御史不便动本,不然就仿佛以下犯上,谁也不肯冒这个大不韪。”

  “啊,啊!”宝鋆一拍油光闪亮的前额,恍然大悟中深深失悔,“这倒是害了他了。”

  “不仅对贺云老是‘爱之适足以害之’,而且正好又给了讲官一个平添声势的机会。”沈桂芬说,“宝竹坡是替言官代言。这个折子看来是‘侍讲学士宝廷’一个人所上,其实等于都察院的公疏,暗中着实有点力量,没有一番快刀斩乱麻的手段,恐怕要大起风波。”

  会有怎样的风波?宝鋆凝神细想,张佩纶虽已请假出京,清流还多的是,声气相通,互为支援,除了张之洞只愿论事,不喜搏击以外,其余的,那一枝笔都惹不起。目前还只是暗责军机,到了彰明较著参劾枢臣徇庇,即令无事,面子也就很难看了。

  就在他沉吟无以为答时,恭王开口了,“算了吧!”他说,“贺云甫何苦?滕王阁下,逍遥自在的老封翁不做,在这里受后辈的气?”

  这一说,恭王也是要撵他走路。宝鋆知道再争无益,但总觉得贺寿慈太吃亏,有些替他不甘。

  “佩公!”沈桂芬察言观色,料透他的心事,提醒他说:“交情总在那里的。为云老设想,桑榆之补,俟诸异日,留点交情给他少君,反倒实惠得多。”

  “说得对,说得对!”宝鋆觉得对贺寿慈有了交代,如释重负,“六爷,我看这层意思,托载鹤峰跟他去说吧。”

  “可以。”

  于是体仁阁大学士,也是贺寿慈的同年载龄,衔命透达消息,说是清流嚣张,而“上头”又有意利用此辈箝制大臣,事情相当麻烦,不能不作个明快的处置。他的委屈,将来有补偿之时。载龄隐约表示,贺寿慈就养南昌,不会太久,他的长子南昌府知府贺良桢擢升道员,是指顾间事。

  外官知府过班成三品道员,是宦途顺逆的一大关键,越过此关,便有监司之望,而监司已称“大员”,再跳一步就是封疆大吏的巡抚。不然,调来调去当知府,说起来还是风尘俗吏。贺寿慈老于世故,觉得自己保住纱帽,真还不如儿子升官,倘或能调个海关道,盐运使之类的肥缺,更是意外之喜,所以老泪纵横地,不断表示感激恭王跟“宝中堂”的成全。又说自己时运不济,连累枢廷,无以为人。那一派谨厚的君子之风,使得载龄亦深为感动。

  ※※※

  在恭王与宝鋆,以为贺寿慈开缺,就算有了结果,宝廷指责军机的话,可以略而不提,至多轻描淡写地解释几句,便可交代。那知一经面奏,慈禧太后竟这样诘问:“宝廷的话说得有理。军机上总不能不认个错吧?”

  恭王愕然,不知这个错怎么认法,向谁去认?如果错了,就得自请处分,既然慈禧太后这样发话,自己就该有个光明磊落的表示。

  于是他略略提高了声音答道:“臣等处置谬妄,请两宫皇太后处分。”

  话中有点负气,慈禧太后心虽不悦,倒也容忍了。不过这一下更为坚持原意,“这处分不必谈了!”她说,“在我们姊妹这里,什么话都好说,言路上不能不有个交代。明发的上谕,天下有多少人在看着,错一点儿,就有人在背后批评。听不见,装聋作哑倒也罢了,既然有人指了出来,不辩个清清楚楚,叫人心服口服,朝廷的威信可就不容易维持了。”

  这番话说得义正辞严,恭王也很见机,再往下争辩,就可能会有难堪,所以一面唯唯称是,一面回头看了一下,示意大家不要轻忽了慈禧太后的要求。

  她的要求是要军机自责。朝廷的威信一半系于枢府,自责太过,变成自轻,且不说心有未甘,同时也有伤国体,因此这道上谕,煞费经营,“达拉密”承命拟旨,写了两次都不合恭王的意。最后由宝鋆、沈桂芬字斟句酌地推敲过,才算定稿。对于宝廷的指责,是很委婉地一层一层解释,先说贺寿慈,“系候补人员,吏部开列在前,是以令其补授该副都御史,既系未孚众望,年力亦渐就衰,着即行开缺。”再说贺寿慈的回奏不实,已有旨处分,演龙楯顺道阅书,难加以“大不敬”的罪名。总之“并非军机大臣为贺寿慈开脱处分,敢于徇庇。”不过,“机务甚烦,关系甚重,军机大臣承书谕旨,嗣后务当益加谨慎,毋得稍有疏忽。”

  最后这一段话,不论如何轻描淡写,总掩不住军机受了责备的痕迹。因此这道上谕一发,言官的地位,越发抬得高不可攀。而兔死狐悲,眼看贺寿慈丢官出京,那些平日不惬于清议的大老,不免个个自危。

  其中最不安的是两个人,一个是兼管顺天府已历二十年的吏部尚书万青藜;一个是盘踞总理衙门,以肯受谤作了以前的文祥,如今的沈桂芬的挡箭牌的户部尚书董恂。当然,他们还不敢跟清流为敌,只有怂恿痛恨清流的宝鋆来出头抵挡。

  “言路太嚣张了!”宝鋆找个机会跟恭王进言,“长此以往,必定搞成明朝末年的那个样子,大政受言路的影响,摇摆不定,政府一件事不能办。看着吧,党同伐异的门户之习,快要牢不可破了!如今不想办法挽回,总有一天搞成不可救药的局面。”

  “不见得。上头利用言路,言路才会嚣张。”恭王沉思了好一会,觉得对言路能作适度的裁抑,也是好事,便点点头说:“如果你有什么好主意,不妨试一试。”

  宝鋆自道他的“好主意”是“以毒攻毒”,用言路攻言路,这就得找他的门生了。宝鋆是同治四年会试的大总裁,他那一科的门生,如今当讲官、当御史的也不少。

  由于清流无不名重一时,如果找个无名脚色来效驰驱,则蚍蜉撼树,适足以成为笑柄。因而宝鋆细心物色,想到有一个人,足以与清流匹敌。

  这个人叫王先谦,字益吾,湖南长沙人。博学多闻,古文师法曾国藩,颇得真髓。在翰林中以好学著名,经史俱通,对于《汉书》尤其下过一番苦功。谈到学问,连清流亦不能不佩服,但人品就不大敢恭维了,虽不是什么大奸大恶,而细行不谨,已足为正人君子所疾首,宝鋆就是看准了这一点,有把握可以让他听从自己的驱使。

  “来啊!”他吩咐听差:“到帐房里拿送节敬的单子来看。”

  京朝大老,都有羽翼,各以同乡、世交、年谊的渊源,笼络着一班名士。其中师生的关系最重,不曾受业的,亦可拜门,何况王先谦是不折不扣的门生,所以端午节敬的单子上,他被列为第一等,送的是二十四两。

  “告诉帐房,再封二十四两。另外再看看,有什么扇子之类的东西配四样,送到王老爷那里去。”

  于是帐房封好二十四两银子,签条上写的是“冰敬”。四色礼物是四柄杭州的扇子、两匹江西万载的细夏布、一卷高丽纸、两瓶出使俄国钦差大臣崇厚所送的“俄罗斯酒”。宝鋆亲自检点,派人送去以后,又通知门上,王先谦一到,立刻接见。

  果然,礼一送到,王先谦跟着便来道谢。三节有所馈赠,“理所当然”,此外有什么“冰敬”、“炭敬”,则事出例外,必有缘故。王先谦总以为老师是有什么“文字之役”,或者捉刀写文章,或者代为阅卷,因而寒暄过后,便率直请示,有何差遣。

  “天气这么热,何敢有所烦劳?”宝鋆摇摇头说,“近来心里烦得很,难得老弟来谈谈。你不忙走,我们酒以消暑,曲以遣闷。”

  所谓“曲以遗闷”,是要招雏伶侑酒,恰投王先谦之所好,大为高兴,笑嘻嘻欠身答道:“老师有兴,自当奉陪。”

  “时候还早。”宝鋆的打算是先谈正事再行乐,所以急转直下地说:“近来言路太嚣张了!”

  “是。”王先谦不明他的用意,顺口敷衍着说:“此风由来亦非一日。”

  “此风实不可长。”宝鋆接下来又说:“讲官的本分,还在书本上。虽然拾遗、补阙,亦为讲官的职司,到底不比言官。提到这一层,益吾,不是我恭维你老弟,象你这样子丹铅不去手,才真象个翰林。”

  这两句恭维,又恰恰碰在王先谦的心坎上,“老师谬奖。”他感激地说,“如今一窝蜂哗众取宠,只有老师知道门生的志向。”接着便细述近来用功的情形,《汉书》的补注,《水经》

  的笺释,做成了多少条之类。

  “好,好!”宝鋆不断夸奖,等他说完,便又问道:“我记得你大考是二等?”

  “是。二等。”

  宝鋆沉吟不语,那意思仿佛是在盘算,如何为王先谦设法升个官似的。

  王先谦心想,今年是乡试的年分,能够放一任主考也不错,不过总得要广东、江南这些好地方,才不枉了见这位“中堂老师”的一个情。正这样在盘算着,宝鋆已经开口了。

  “益吾!”他说,“我再留你在京里住两三年,替大家立个好学敦品,文章报国的榜样。等资格够了,放出去当学政,我一定替你觅个‘善地’。”

  学政虽是差使,但一省之中,与将军、督抚平起平坐,体制尊崇,而且王先谦颇有一番作育人才的抱负,所以听老师许下这样一个愿,自然欣慰,起身请安,连连道谢。

  “近来言路太杂。益吾,你也该讲讲话。”

  这是开门见山道破本意。王先谦终于明白了,送炭敬、赠仪物、许心愿,都是为此。且先把老师的意思弄清楚了再说。

  “我倒要请教,象这样聚讼纷纭,想到就说,不计后果的事情,以前可有裁抑之道?益吾,你熟于朝章典故,想来必有所知?”

  王先谦答一声:“是!”细细搜索,想起《乾隆实录》中有一件上谕,随即答道:“乾隆初年,给事中邹一桂,曾有一奏,以为奉旨交议案件,部议未上之先,科道搀越渎奏,易滋烦滋,应请申饬禁止……。”

  “着!”宝鋆很起劲地打断他的话:“正是如此。奉旨交议事件,各部职责所在,该驳该准,自有权衡,复奏上去,上头亦不能不尊重。如果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言官,夹在中间,胡言乱语,侵夺部权,事出纷歧,叫人怎么办事?邹一桂这个折子,真正是洞见症结!不知道乾隆上谕怎么说?”

  “乾隆上谕亦认为不可。规定遇有发交部议案件,如果科道搀越陈奏者,议复时,应将科道参差的意见,一并叙明请旨。”王先谦知道这个答复不会让宝鋆满意,所以一面答话,一面寻思,又想到一个很好的成例,紧接着说:“后来又有个御史,碰了个大钉子。这位御史大概姓范,名字记不得了,为了一件盗案,这位范都老爷上疏,请皇上撤回原折,不必交兵部议奏。高宗大怒,我还记得是这么申饬,‘至于请朕撤回原折,无庸交议,竟似国家政务,弗资六卿,诚伊等御史可以操其行止者。甚属妄诞,着严行申饬。’”

  “申饬得好,申饬得好!御史讲官,可以操政务之实权,则六卿可废。这话说得太透彻了!高宗纯皇帝,真正是英主。”宝鋆停了一下,很郑重地问道:“益吾,这两件原案,你能不能查出来?”

  “那方便得很。翻一翻《乾隆实录》就有了。”

  “好!益吾,正言谠论,但愿你继武前贤。”

  这是很明显地指示,希望王先谦根据这两个成例,奏请整饬言路。这是犯众怒的事,他不能不好好考虑。

  “如何?”宝鋆很关切地问。

  “言路不可不开……。”

  “亦不可太杂。”宝鋆紧接着他的话。

  以此立言,亦无不可。王先谦终于答应了。

  正事谈得有了结果,心情轻松,便言不及义了。宝鋆问道:“近来听戏没有?”

  “听了。”王先谦答道:“在同乐园,一连听了八天。”

  “这么热的天,好兴致!”

  “是欲罢不能。”王先谦兴致盎然,仿佛提起来还有极浓的余味似的,“四喜班又排了新戏,跟八本雁门关一样,分八天才能演完。”

  “倒又是大块文章。戏名叫什么?”

  “叫《五彩舆》。”

  一提戏名,宝鋆就明白了,这出戏的本事出于《明史》,嘉靖年间,严嵩父子当国,门下走狗鄢懋卿巡视两淮、浙江的盐务,特造一座五彩舆,携了他的宠妾,到处骚扰。然而,宝鋆却不明白,这一段史实,如何能衍化成连演八天的戏?

  “这是拿小说大红袍的情节,贯串在内之故。”接着,王先谦便形容与程长庚、汪桂芬齐名的王九龄,饰演海瑞是如何地风骨嶙峋,不畏豪强,余三胜的儿子余紫云演鄢懋卿的宠妾,又是如何地烟视媚行,活色生香,将宝鋆听得眉飞色舞,而终究付之于长叹。

  “唉!想想真是你们当翰林的舒服,无拘无束,逍遥自在。”

  宝鋆紧接着问道:“你平常‘招呼’谁呀?”

  王先谦喜欢招“相公”侑酒是有名的,但在老师面前,不能不加掩饰,“逢场作戏,偶一为之。”他说,“门生于此道不熟。”

  “这样吧,还是景和堂的人才整齐,看谁在,就是谁。”

  景和堂主人叫做梅巧玲,也是四喜班的掌班,他门下的弟子,都以云字取名,共有十一云,最负盛名的叫朱蔼云,字霞芬,是光绪二年的花榜状元。宝鋆亲笔写了“条子”,吩咐听差送到李铁拐斜街景和堂,同时移席到后园,先取果碟子来喝酒。

  到得日影衔山,凉风初起,只见听差来报,景和堂的子弟到了。两个人都是十五六岁年纪,白纱衫、黑马褂,马褂上一般是珊瑚套扣。前面一个瓜子脸,悬胆鼻,双瞳如水,正是“状元郎”朱霞芬,后面一个是圆脸,肤白如云,一团娇憨,是朱霞芬的师兄,唱武旦的孙福云。

  这两个人也都认识王先谦,所以先跟“宝中堂”请了安,接着便双双屈膝,同称一声:“王老爷!”

  “来,来!坐这里。”宝鋆拉着朱霞芬的手,让他坐在自己与王先谦之间,细细打量了一番,皱着眉说:“仿佛又瘦了一点儿!”

  “可不是吗?”朱霞芬摸着自己的脸说,“每年到了夏天,总是这个样,也吃得下,也睡得着,就是不长肉。”

  “听说你搬家了,新居叫做‘朱霞精舍’,好贴切雅致的名字,是谁给你取的?”

  “是李老爷。”

  “李老爷?”宝鋆问王先谦:“谁啊?”

  “李莼客。”王先谦酸溜溜地答道:“他居然也是霞芬的‘老斗’。”

  “相公”的恩客叫“老斗”,这是要花大把银子才能买得来的头衔,宝鋆想起最近读过的一首梨园竹枝词:“挥霍金钱不厌奢,撩人莺蝶是京华;名传老斗浑难解,唤向花间兀自夸”,不由得讶然问到:“他一个户部司官,经年不上衙门,每个月就靠分几两‘印结’银子,那日子过得也够受的,何来看花载酒之资?”

  “自然另有财源。大人先生的滋润,其一,卖文;其二,举债;其三……。”王先谦看一看朱霞芬,接下来说道,“再说,霞芬也无非恤老怜贫。”

  这是说李慈铭在朱霞芬身上,并没有花了多少钱。但“恤老怜贫”四字,十分尖酸。朱霞芬听了很不舒服,便打个岔,从丫头手里接过银酒壶来,斟了一巡酒,同时向宝鋆说道:“今儿我嗓子痛快,伺候你一段儿什么?”

  “好啊!”宝鋆欣然拈髭,“你的昆腔我听得多了,今儿来一段皮黄,怎么样?”

  朱霞芬应一声:“是!”回头向廊上的听差招呼:“二爷,劳你驾,看李四在那儿?”

  李四是四喜班的琴师,早就伺候在那里,一唤便到。于是朱霞芬背着脸唱了一段新学的《祭江》,唱得哀怨凄切,如巫峡猿啼,仿佛将孙尚香的“望帝魂归蜀道难”的心事,都宣泄在那条穿云裂帛的嗓子中了。

  唱罢道声:“献丑!”再次执壶行酒。接下来便该孙福云唱了。

  他是家学渊源的武旦,拿手戏是青龙棍的杨排风,清风岭的徐凤英,论唱,无非几句摇板,没有什么听头。所以还是朱霞芬唱,这次是他昆旦的本工,唱的是《长生殿》的“弹词一枝花”,从“不提防余年值乱离”起,以下“北调货郎儿”一共“八转”,一气呵成。等到唱完,连擫笛的李四,都累得脸色青红不定,朱霞芬更是气喘吁吁,笑着说不出话来。宝鋆看他如此卖力,又高兴,又怜惜,亲自酌酒相劳,体贴地说:“不能再唱了!就聊聊吧。”

  于是清谈消酒。朱霞芬和孙福云都是好酒量,轮番劝饮,将王先谦灌得大醉。

  这一夜也不知是如何回家的?一觉醒来,回想昨夜的经过,仿佛做了一场游仙梦,痴痴地回味着,自己都辨不清是向往还是怅惘?

  目鸣钟已经打了十一下,王先谦身子发软,还不想起床,听差却来报了:“宝中堂派了人来,问老爷可曾喝醉,今天身子可好?”

  老师的盛情可感,王先谦想起自己该做的事,便强打精神起身,接见宝鋆派来的听差,当面嘱咐:“请你回去上复中堂:中堂交代的话,我今天就办。折子明天一早就递。折底我今天晚上亲自送到府上。”

  那听差原是受命来催问此事的,便躬身答道:“不敢劳动王老爷,晚上我来领就是。”

  “也好。”王先谦将封好一两银子的一个红包递了过去,“辛苦你了。”

  打发了宝鋆的听差,王先谦不能不强打精神,向老师“交卷”。他虽是文章好手,但下笔要出于兴趣,才能挥洒自如。这种为了塞责的文字,懒得多想,找出《乾隆实录》来,抄一段邹一桂的原奏,然后在“言路不可不开,但不可太杂”这句话上,发挥一番,便已脱稿。

  从头看了一遍,不免大摇其头。自觉笼统空泛,塞责亦塞不过去,于是又加了一段。说张佩纶参劾商人李钟铭,而御史李璠接着便上折指李钟铭侵占官地,纵然李钟铭罪有应得,张、李二人本心无他,但形迹上近乎朋比,深恐启门户党争之渐,关系甚重。

  这一改稍微觉得好些,只是又有一层顾虑,李璠是会试同年,虽然交情不深,但话中有所牵涉,而且隐隐然指他附和清流,有沾其声光的意思,李璠知道了一定会大不高兴,须得先去打个招呼。

  定了主意,便揣起奏稿,吩咐跟班:“套车!拜李都老爷。”

  李璠住在地安门外。他倒很倾倒这位同年的学问,接待极其殷勤,这一下王先谦便不好意思直道来意,先得费一番周旋的工夫,酬答盛意。

  “这一带是内务府的天下。”他说,“倒也住得惯?”

  “气味自然不投。只是同乡多,内眷走得很近,我也只好迁就了。”

  李璠是直隶宝坻人,王先谦便联想到一个人,“那位贵同乡,敝本家,”他问:“近来作何光景?”

  “贵同乡,敝本家”是指姓王的宝坻人,李璠愣了一下才想起,说的是玉庆祺。

  “他是自作孽。如今还住在京里,潦倒不堪。”李璠感慨着说:“先帝手里的一批红人,现在都完了。你看,”他手往东面一指,“间壁就是先帝第一宠监小李的家,前天刚把房子卖掉,买主也姓李,是‘皮硝李’的侄子。”

  “皮硝李”是李莲英的外号,王先谦久想打听其人了,所以此时一听他提起,大感兴趣,伸一伸腰,挪一挪身子,凑近了问道:“这个人,听说在‘西边’很红。我就不明白了,他是‘半路出家’,怎么能一下子盖过从小净身入宫的那些人,独承恩宠?”

  “投其所好。”李璠答道:“此人是个有心人,又是在外面有过阅历的人,世故人情,自然比那些从小在宫里,昏天黑地,不辨菽麦的人强得多。”

  “所谓‘皮硝李’,是说他本来做的硝皮这一行?”

  “对了!”李璠想了一想,轻声笑道,“就因为他干过这一行,所以别人替‘西边’梳头,没有一个不挨骂,只有他从来没有碰过钉子。”

  “这怎么说?风马牛不相干的事!”

  “何得谓之不相干?我一说你就明白了。”

  一说极易明白。慈禧太后已入中年,她最爱惜的那一头长发,不免脱落,每天一早梳头,双目灼灼只在镜子里注意梳头太监的手和梳子。掉了一根便骂太监不好生梳,掉得多了,自更心疼,那名梳头太监不是斥革,就是杖责。

  不但如此,慈禧太后还嫌“旗头”平板难看,要梳巧样新髻,更是一桩难以交差的事。因此,那个太监被派上梳头的职司,那张脸顿时就象死了爹娘似的难看。

  当然,最伤脑筋的是长春宫的首领太监沈兰玉,每次都少不了他连带挨骂。太监们闲下来都在茶水房旁边空屋子里休息,沈兰玉挨了骂,便常在那里诉苦。别人听过了丢开,有个人听入耳中却生了心,这个人就是李莲英。

  他是沈兰玉的同乡,硝皮的行当,却以爱赌的缘故,不安所业,欠了一身的赌债,在老家混不下去,上京来找门路。那时宫里的门禁不严,他又能说会道,经常哄得护军“高高手儿”放他进宫,在茶水房附近厮混,本意想托沈兰玉替他设法补个苏拉,却以一时无缺可补,只能耐心守着。

  这样去了几次,每次都听沈兰玉在抱怨,替慈禧太后梳头的差使难干。何以难干?他也听明白了,心里便想:唯其难干,干好了才显本事!这个差使其实并不难,只是那班太监在宫里的见闻不广而已。

  为广见闻,他天天去“八大胡同”,每去必是上午九、十点钟,正是“清吟小班”那些“苏帮”姑娘起床的时刻。他手里挽个藤篮,里面是些通草花、生发油之类的闺中恩物,穿房入户去做买卖,做买卖是假,“水晶帘下看梳头”是真。这样连去了一个月,把江南时新发髻的梳法,都学会了。

  又费了两三天工夫,通前彻后想了个遍,打定主意才又进宫去看沈兰玉。

  “怎么一个多月没见你的影儿,还当你出了什么事故,倒教我好不放心。”

  “多谢大叔惦着。”李莲英请个安说:“跟大叔借一步说话。”

  到得僻静之处,他吐露了本意,说是已经学会了梳头的“手艺”,有多少种新样可以伺候“上头”,要求沈兰玉为他举荐。

  沈兰玉大为诧异,“兄弟,”他问,“你今年多大?”

  “三十刚过。”

  “我的妈!”沈兰玉直摇头,“你不是玩儿命吗?”

  “我知道!我想了三天三夜,都想透了。大叔,‘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唉!”沈兰玉顿足,“不是吃苦不吃苦,那一刀下去,割了你的‘命根子’你的若是白吃。”

  李莲英也知道,割那“命根子”,最好是十岁左右,年纪越大越危险,然而危险管危险,却不见得不成功,还是要试一试。

  于是他问:“大叔,到了我这个岁数,就不能动刀了?”

  “动是能动,十个当中活一个。”

  “活的一个就是我。”

  沈兰玉默然半晌,脸色凝重地问道:“你不悔?”

  “死而无悔。”

  “好吧!既然你一片诚心,我成全你。”

  于是沈兰玉替他作了安排,报明了敬事房,然后替他引见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太监。李莲英跟着沈兰玉叫他“张大爷”,恭恭敬敬地磕了三个头,站起来听候问话。

  “你这么大岁数了,我劝你还是息了心吧!”张大爷说,“这份罪,可不好受啊!”

  “我都知道。”李莲英平静地答道:“只求张大爷成全。”

  “那么,”张大爷转脸来说:“兰玉,你再说句。”

  “他的心倒是挺诚的。你老就成全了他吧。”

  “我……,年纪大了,手上欠俐落。”张大爷吸着气说,“还真有点儿……。”

  “张大爷!”李莲英毫不含糊地,“我也知道这事儿不保险,死生有命,坏了事,我决不怨你老。”

  “话说到这儿,我可没辙了!”张大爷说:“你今儿回去,就得挨饿,也不能喝水,把肚子里都弄干净了,咱们三天以后动手。”

  阉割太监的手法,出于古代的腐刑,两千多年来宫禁秘传的心法,几乎毫无改变,受腐刑须避风而温暖,就象养蚕须密不通风一样,所以要下“蚕室”。如今亦复相同,阉割是在地窖中,有张特制的木炕,人一躺下,缚紧两手,吊起双足,然后用极锋利的剃刀,割去那“命根子”,创口插一根鹅毛管,抹上秘制的刀创药。这样子日夜不断地惨呼号叫,起码有五六天不能动弹,更莫论大解小溲,所以张大爷关照李莲英,必得挨饿忍渴,“把肚子里都弄干净了”,才能动手。

  一动上手,当然疼得昏死过去,但危险不在那一刻,是以后的五六天,不肿不溃,慢慢长肉收口,最后拔掉那根鹅毛管,小溲如常,才算大功告成。

  李莲英总算逃过了这一关,但是不能进宫当差,“早得很呢!”沈玉兰向他说:“你得先把你心里那一点儿别扭劲儿给去掉。”

  果然是有那么一点“别扭劲儿”,灯前枕上,奔来心底,顿时冷汗淋漓,就只为身上少了那么一点东西,丧魂落魄,自觉非复为人,一生的乐趣都被断送了似的。

  又过了个把月,心境才得平复,于是开始学宫里的规矩,怎么走路怎么站,一板一眼都不能错,最要紧的是,识得忌讳,不能错说一句话,不然轻则杖责,重就很难说了。

  李莲英的记性好,悟性更高,举一反三,很快地熟悉了宫里的规矩,“到别处地方行了,伺候西佛爷还不行。”沈兰玉提醒他说:“伺候这位主子,光是谨慎小心还不够,得碰运气。”

  这一说,李莲英倒有些担心了,“怎么呢?”他急急地问。沈兰玉将他拉到一边,悄悄说道:“西佛爷有‘被头风’,不定那一天起了床不高兴,谁碰上谁倒霉,不知道她为什么发脾气,也不知道她什么时候才能把脾气发够。”

  “噢!”李莲英放心了,点点头说:“我懂。”

  “你懂?”沈兰玉诧异不信,“你倒说我听听!”

  这是不能说的,说了,沈兰玉也未见得懂,因为他从小入宫,对于外面的世故人情,不甚了解。李莲英却不同,常见居孀的妇人,早年苦节,操持门户,到得中年,儿女也长成了,家道也兴隆了,在旁人看,她算是苦出了头,往后都是安闲称心的日子,谁知不然,只见她无事生非,百不如意,尤其是娶了儿媳妇,闹得更厉害,清早起来就会无缘无故发脾气——这就叫“被头风”,必是前一天晚上,想那不能跟晚辈,下人说的心事,一夜失眠,肝火太旺之故。慈禧太后必也是如此这般,这个缘由,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李莲英唯有自承失言。

  “我那儿懂啊?”他歉然陪笑,“还不是得你多教导。”

  “我说呢!我在宫里这么多年都还不懂,你倒懂了,那不是透着新鲜吗?”沈兰玉再一次叮嘱:“你新来乍到,可千万别逞能!老老实实当差,别替我惹祸。”

  接着,便谈当年安德海如何跋扈,最后连慈禧太后都庇护不了他的故事。李莲英很用心地听着,诺诺连声。

  于是找了个机会,沈兰玉面奏有这么一个会梳头的太监,慈禧太后无可无不可地说了声:“传来试一试!”

  这一试大为中意。李莲英的手法轻巧,梳出来的新样巧髻,让慈禧太后在三、四面大镜子中,越看越得意,自觉丰容盛鬋,年轻了十几岁。不但如此,每次梳头,在镜子里细看,很少发现有落下来的头发。她没有想到,李莲英干过硝皮的行当,对毛发的处理有独到的手法,落下来的头发,顺手一拈,轻轻一捻,掌中腕底,随处可藏,只要遮掩得法,自然可以瞒过她的眼睛。

  “原来如此!”王先谦听李璠讲完,不免困惑:“河间府出太监,由来已久,年幼无知,为父兄送进宫去,犹有可说,象他这样子辱身降志,所为何来呢?”

  “人各有志,难说得很。照我看,此人心胸不小,大概是想透了,非此不足以出人头地。”

  “照此说来,将来怙势弄权之事,在所不免。”

  “现在的权势已经很可观了。只是他比安德海聪明,形迹不显而已。”

  王先谦心里在想,要出风头,动一动李莲英,倒是个好题目,且摆着再说,先了结眼前这件案子。

  “老年兄!”他开始谈入正题,“今天有件事,先来请罪。”说着,他取出折稿递了过去,拱拱手说:“叨在知交,必能谅我苦心。如以为不可,自然从命删去。”

  李璠不知他说的什么?默无一言地看完他的稿子,方始明白,是为了这几句话:“近日翰林院侍讲臣张佩纶、御史臣李参奏商人李钟铭一案,就本事言之,李钟铭系不安分之市侩,法所必惩,就政体言之,则两人先后条陈,虽心实无他而逾涉朋比。”

  “喔!”李璠倒很大方,笑笑答道:“老兄知道我‘心实无他’就行了。”

  这样豁达的表示,在王先谦自是喜出望外,连连称谢以后,兴辞回家,重新清缮了一通折底,亲自送到宝鋆府中。第二天得到回信,深表嘉许,于是缮折呈递,要看清流有何反响。

  清流自然要反击。这一次出马的是贵州籍的李端棻,是王先谦的前辈,铮铮有声的“都老爷”,上折痛斥王先谦钳制言路,莠言乱政,请求将王先谦立予罢斥。理虽直而措词不免有盛气凌人之嫌,因而在宝鋆力争之下,碰了个钉子,上谕责备他“措词过当,适开攻讦之渐,所奏殊属冒昧,着毋庸议。”但结尾亦仍鼓励言路:“嗣后言事诸臣,仍当遇事直陈,不得自安缄默,亦不得稍存私见,任意妄言,毋负谆谆告诫至意。”

  因为上谕是作的持平之论,清流不便再闹。但王先谦的一奏,出于宝鋆的指使,清流却未能释然,而宝鋆的智囊是沈桂芬,所以要攻宝鋆,莫如在沈桂芬身上找题目。不久,有了个好题目:中俄伊犁交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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