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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 清宫外史上 第五七章

  福禄诺是在四月下旬离开天津的,临走之前,表示法军将派军队巡视边境,驱逐刘永福的黑旗军,同时声明将在西历的六月五日及七月一号,分别进驻谅山及保胜,要求中国军队先期撤退。李鸿章对这个要求,率直拒绝,但对法军巡边,不置可否,亦未奏报。在他看来,中国军队驻守边界,只求敌人不来侵犯,至于在界外巡边,自是视若无睹,彼此不生影响,那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听其自然,最为上策。

  那知到了闰五月初一,西历的六月二十三,法国军队九百人,由德森上校开到谅山之南的观音桥,准备来接收谅山了。

  观音桥是个要隘,桥南桥北都是高山,桥南有四千人驻扎,由淮军将领万重暄率领,桥北则由广东陆路提督杨玉科,领兵三营防守。桥南万重暄的部下,因为德森出语骄横无礼,首先开火,火器不及法军精良,为敌压制,退守桥北。德森挥军追击,想乘胜占领北山高地,居高临下,胁迫谅山。

  其时右营由诱捕党敏宣的宁裕明管带,见此光景,虽忧亦喜,急急分军三队,两队埋伏左右山麓,一队曳炮上山,抄出万重暄之后,发炮下击,法军攻势受挫。于是左右翼伏兵齐出,德森大惊,九百人溃退不成队形。各军一直追到郎甲。中国方面说“歼其锐卒数百人”,法国方面发布的战报说死二十二人,伤六十八人,双方的数字,大不相同,但法军大败,则毫无可疑。

  广西巡抚潘鼎新原已认定粤军无用,不给军饷,预备裁撤,有此一战,刮目相看,准发军饷,而前方所需要的军火,则始终不给。

  潘鼎新与李鸿章关系极深,对李鸿章性情、作风,知之亦极深,当然要为他“保全和局”作有力的桴鼓之应,因此他在广西根本就不主张备战。即令并无“保全和局”的顾虑,他亦不愿打仗,因为今昔异势,打洋人对自己的功名有害无利。

  多少年来的积习:讳败为胜,如为小胜,必成大胜,战报中夸夸其词,甚至于渲染得匪夷所思,亦不足为奇。那种仗是可以打的,如今有电报、有新闻纸,往往夸张战功的奏折,还在仔细推敲之中,而报上已经源源本本揭露了实况。朝廷就常引报上的消息,有所诘责,这样子毫无假借,仗就不能打了。

  而现在居然打胜了一仗,潘鼎新虽不能不发粤军的粮饷,亦不能不电奏报捷,但却不敢夸张,甚至还有意冲淡些,词气之间,仿佛表示,这是兵家常事,无足言功。这样做的作用有二,第一是不得罪李鸿章,“保全”他主持的和局;第二是不致于使朝廷太兴奋,不然就是助长了虚骄之气,降旨如何如何,必都是不易办到的难题,岂不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

  但是,打了胜仗,尤其是打了洋人的胜仗。败军之将贵如巡抚提督,革职的革职,查办的查办,正法的正法,既然功过如此分明,那么获胜的官兵,当然应该报奖。潘鼎新带兵多年,知道这一层是无论如何压不下去的,不然影响士气,会发生绝大的麻烦,所以不得不报。

  这一来要想冲淡其事就不容易了。同时潘鼎新远在龙州也不知道李鸿章在天津跟福禄诺交涉的经过,将法军自道依约巡边,要接收谅山的话,都叙了进去。醇王一看,大为诧异,五款简约,记载得明明白白,何尝有这些巡边跟接收的话?事有蹊跷,非问李鸿章去不能得其原委。

  李鸿章当然不承认有条约以外的承诺,只承认福禄诺曾经提出节略,打算在什么时候接收谅山,什么时候接收保胜,当经严词拒绝,由福禄诺将节略上的这一项要求,用铅笔划去,并有“签字为凭”。

  这个解释自是片面之词,退一步而言,既然交涉中间,有此一节,不论怎么样都应该奏报朝廷,好了解法国的用心。隐瞒不报,难辞含混之咎。

  就在这时候,巴黎方面已提出抗议,认为中国违约,要求赔偿巨额兵费,并且指出,五款简约的中文本与法文本,在内容上不同。依照外交惯例,条约都以法文为准,而况是法国本身与他国订立的条约,当然更加坚持,一切都以法文本为证据。

  事态演变至此,慈禧太后深为恼怒,一面降旨责李鸿章办理交涉不善,一面对法持强硬的态度,分饬有关各省督抚、将军、统兵大员,严密防范。当然张之洞和张佩纶也接到了这道密旨。

  这时的两张,正由李鸿章伴同,由天津大沽口出海在巡阅北洋水师。

  其时刘铭传亦正奉召进京,路过天津,自然是北洋衙门的上宾,宿将新贵,意气轩昂。李鸿章不论为了保持他个人重臣的地位,还是实现他创办海军的雄心,都须眼前这班“红人”作他的羽翼,因而刻意笼络,除去大张盛宴以外,亲自陪着两张一吴——他的会办大臣吴大澂,出海巡阅北洋水师。

  出大沽口自北而东,遍阅旅顺、登州、威海卫各要塞,使张佩纶长了许多见识。当然,在天津、在船上,他与李鸿章曾多次闭门促膝,倾诉肺腑,取得了谅解。李鸿章几乎以衣钵传人视张佩纶,唯一的要求是无论如何要在暗中协力,保全和局,否则不但创设海军无望,既有的局面,亦恐不保。

  这是李鸿章看出法国其志不小,一定会在闽海一带挑衅,但是他说不出退让的话,希望张佩纶不管如何放言高论,在紧要关头,能对法国让一步。除此以外,李鸿章还期望张佩纶能对抗曾国荃将南洋大臣的实权收过来,一方面可与北洋呼应支援,一方面作为未来“经画七省水师”的张本。

  对于这个主意,张佩纶自然深感兴趣,因而以“抽调闽局轮船聚操”为名,在天津就拜发了一个奏折:

  “窃谓海防莫要于水师,而闽省莫要于船政。

  查闽省船政局,创自左宗棠,成于沈葆桢,造轮船以为水师之基,设学堂练船以为水师将材之选,用意至为深远。虽西洋船制愈出愈奇,局船已为旧式,而中国创设轮船水师,他日将帅必出于闽局学党,一、二管驾局船之人,故待之不可不重,而察之亦不得不严。”

  所谓“局船”,是福建船政局自造的轮船,一共二十二艘,驻于福建的只有八艘,其余十四艘分防各省。其中最好的一艘是“扬武”号,福建船政大臣特地遣派到津,迎接张佩纶,管带是一员副将,名叫张诚,接谈之下,才知道其中的腐败情形,至于操练,则向无定章,所以坦率据情直奏:

  “分操向无定期,合操亦无定法,举各船散布海口,养而不教,势必士卒游情,船械敝蚀而后已。伏念各省文风,通都大邑每胜于偏僻小县者,序序之士,敬业乐群,狭乡之士,独学无友也。各路陆军,重镇练军每胜于零星防泛者,简练之兵,三时讲武,分泛之兵,终岁荒嬉也。”

  以下引叙西洋水师训练之精,然后论到中国的水师:

  “中国急起直追,犹惧不及,若费巨帑以造轮船,而于水师训练之法,忽焉不讲,惟是南北东西,转运应差为务,使兵轮管驾,渐染绿营赌博嗜好之习,将来设立七省水师,利未开而弊已伏。”

  这是为了整饬军纪,是建军的根本要图,理由极其动听,办法却是另有用心。

  办法中首先提到曾与李鸿章“详细熟商”,所得的结果是:

  “拟将局造轮船分防各省者,由臣陆续调回,在闽认真考察,酌定分操合操章程,庶管驾之勤惰,船质之坚窳,机器之巧拙,械炮之利钝,臣皆了然于胸,改局船散漫之弊,亦即为微臣历练之资。无论海防解严,各船抽调回闽,近者三五日,远者十余日,即可回防,不至贻误,即或海上有事,而似此兵轮散碎,分防适以资敌,安能折冲?故欲纵横策应之功,终以大建七省水师为急。臣拟抽调局船,亦在闽言闽,一隅之计耳。如蒙俞允,除北洋所调‘康济’五艘,臣遵海而南,即可就近验看;广东所调‘飞云’两艘,现在驻琼转运,暂缓调回,所有南洋各舰,拟即分别电咨檄饬,陆续调至闽海操练一次,仍令回防。将来分操合操,如何酌立章程,七省实有犄角之势,三洋断无畛域之分,容与南北洋大臣,各省督抚及会办诸臣,次第考求办理,以副朝廷澄海育材之意。”

  奏折中所陈,各为“考察操练”,其实是想骗南洋大臣辖下的七艘“局船”回到福建,归诸掌握。同时这道奏折中还有两层极深的用意,第一是要骗取朝廷承认,凡是福建船政局所造的轮船,都归张佩纶指挥管理;第二是想确定他以“三品卿衔会办福建海疆事宜”的身分地位,是凌驾船政大臣而上,与南北洋大臣及督抚并行的钦差大臣。

  拜发了奏折,立即上船,批示自然还看不到,一切消息也都为大海隔绝了。直到烟台,方始与李鸿章作别,与张之洞一起坐“扬武”号取道上海,分赴闽粤。

  一到上海,才知大事不妙,越南战火复起,和约濒于破裂,“海防”由“解严”而又“戒严”。最坏的是观音桥一役打了胜仗!如果是打了败仗,则朝旨必定求沿海自保为已足,可以无事,一打胜仗,朝廷自然得意,更无委屈求和之意,而法国亦必不肯善罢干休,闽海只怕从此多事了。

  张佩纶开始有些失悔了。他到底不是范仲淹,更不是陆逊,“行边”固可耀武,“临戎”却茫无头绪,不知如何扬天朝之威?事已如此,只得硬着头皮,赶到福建再说。

  一到闽江口,由“北水道”入马江,未进口子,只听巨炮连轰,隆隆然仿佛从四处八方围击“扬武”号似的。张佩纶大吃一惊,口干心跳,自己知道脸色已经发白,但要学谢安矫情镇物的功夫,装作不经意地问道:“这是干什么?”

  “回大人的话,是长门、金牌两炮台,放礼炮恭迎大人莅任。”

  听得张诚的回答,张佩纶不自觉地透了口气,既惭愧,又自幸,亏得能够镇静,不然一到福建就闹个大笑话了。

  “取二百两银子。”张佩纶吩咐老仆张福:“请张副将犒赏两台兵勇。”

  于是张诚谢过赏,亲自指挥扬武号入口,沿江往西南行驶,江口两岸又有炮台,即以南岸、北岸为区分,照例鸣炮致敬,张佩纶再次放赏。

  绕过青洲,但见港湾深广,水波不兴,这里就是马尾。南面一带名为罗星塔,北面船政局,局前便有码头,船政大臣何如璋已经率领文武员弁,站班在恭候钦差了。

  何如璋是广东大埔人,同治七年戊辰的翰林,这一年正是日本明治天皇即位,继德川幕府的“大政奉还”之后,发生“戊辰战争”,结果“倒幕派”取得胜利,由此而“版籍奉还”、“废藩置县”,结束了多少年幕府专政的局面,开始了有名的“明治维新”。八年以后,中国初次遣使日本,即由何如璋以侍讲的身分膺选。

  在日本驻留了四年,任满回国,何如璋到了京里,与旧日僚友相晤,大谈日本风景之美,诗料之丰。张佩纶问他,日本的“明治维新”是怎么回事?何如璋瞠目不知所对。因此,张佩纶就很看不起他,虽然科名晚一科,却不愿自居于后辈,见面直称他的号:“子义!”

  反倒是何如璋称他“幼翁”。迎入船局大厅,奉为上座,自己侧面相陪,“幼翁”长,“幼翁”短,陈述船局的概况。张佩纶半仰着脸,“嗯,嗯”地应着,简直是“中堂”的架子。

  “幼翁!”陈述完了,何如璋又问:“局里替幼翁备了行馆,是先进省,还是驻节在此?”

  “自然是进省。上头当面交代,福建的应兴应革事宜,让我不妨先问一问穆春岩、何小宋。我打算明天就进省。”

  这是指福州将军穆图善跟闽浙总督何璟,言下之意连福建巡抚张兆栋都不在他眼里。何如璋不知他衔着什么密命,要到福建大刀阔斧地来整顿?益发不敢怠慢,当天陪着他勘察船政局的船槽、船坞,所属的九个厂,以及教习制造和管驾的“前后两学堂”。夜来设宴相邀,张佩纶辞谢不赴,何如璋将一桌尽是海味的燕菜席,连厨子一起送到行馆,张佩纶总算未曾峻拒。

  第二天一大早,何璟特派督标中军,由首县陪着,用总督所坐的八抬绿呢大轿,将张佩纶接到福州。将军督抚以下,都在南门接官亭站班侍候,一则迎钦差,再则“请圣安”。

  凡是钦差莅临,地方文武官员照例要“请圣安”,此时张佩纶的身分“如朕亲临”,所以下了绿呢大轿,昂然直入接官亭,亭中早已朝北供奉万岁牌,下设香案,张佩纶一进去便往香案上方,偏左一站。穆图善跟何璟带头,鼓乐声中,领班行礼,口中自报职名:“恭请皇太后、皇上圣安。”

  “安!”张佩纶只答了一个字,这一个字比“口衔天宪”还要尊贵,是等于太后和皇帝亲自回答。

  行完这套仪注,张佩纶才恢复了他自己的身分,依次与地方大吏见礼——这时就不能不叙翰林的礼节了。

  何璟号小宋,广东香山人,亦是翰林出身,与李鸿章同年。张兆栋则比何璟还要早一科,虽非翰林,却真正是张佩纶十二科以前的“老前辈”。只是“后生可畏”,这须眉皤然的一总督、一巡抚,在张佩纶面前,不敢有丝毫前辈的架子,跟何如璋一样,口口声声:“诸事要请幼翁主持。”

  “国家多难,皇上年轻,诸公三朝老臣,不知何以上抒廑注?”

  张佩纶一开口便是责望的语气,何璟与张兆栋面面相觑,作声不得。倒是穆图善比较洒脱,直呼着他的号说:“幼樵!朝廷的意向,是你清楚,闽海的形势,我们比较熟悉。局势搞到今天的地步,其来有自,所谓力挽狂澜,恐怕亦不能靠一两个人的力量。都是为朝廷办事,只要开诚布公,和衷共济,就没有办不通的事。”

  这两句话,颇有些分量,加以穆图善先为名将多隆阿所识拔,以后随左宗棠西征,号称得力,算是八旗中的贤者,所以张佩纶不敢用对何、张的态度对穆图善,很客气地答道:

  “见教得是!”

  “说实话,朝廷的意向,我们远在边疆,实在不大明白,似乎和战之间,莫衷一是。”穆图善又说,“幼樵,这一层上头,要听你的主意。”

  “不敢!”张佩纶因为和战大计,有些话不便明说,而穆图善又有将布防的责任加上自己头上的意思,因而发言不得不加几分小心:“军务洋务,关系密切,如今各国形势,大非昔比,和战之间,自然要度德量力,倘或轻易开衅,深怕各国合力谋我。朝廷的意向,我比诸公要清楚些,大致和局能保全,一定要保全。不过保全和局是一回事,整顿防务又是一回事,决不可因为和局能够保全,防务就可松弛不问。”

  “那当然。”穆图善说,“只是闽防力薄,不知道北洋方面,是不是肯出力帮助?”

  “照规矩说,闽防应该南洋协力。不过合肥是肯顾大局的人,这次已经当面许了我,拨克虏伯过山炮二十四门,哈乞开斯洋枪一千二百杆。”张佩纶紧接着又说:“我想练一支新军,要炮兵四队,洋枪兵十几营。洋枪当然不够,要请北洋代办,合肥亦许了我,一定尽力。”

  这就更显得张佩纶的实力了!一到便要练军,看样子要长驻福建,那就不会久用“会办福建海疆事宜”的名义。一下子当上总督,自不可能,调补福建巡抚却是顺理成章的事。

  因此,张兆栋心里就不好过了。

  “幼翁,”张兆栋立刻献议:“纸上谈兵,恐怕无裨实际,我看不如请幼翁先出海,将全省口岸巡阅一遍,再定筹防之计,比较切实。”

  “我也有这个意思。”张佩纶点点头。

  “那就归我预备。”张兆栋自告奋勇,要替张佩纶办差。

  张兆栋虽很起劲,而何璟对出巡一事,却不大感兴趣,因为一则以总督之尊,伴着张佩纶同行,到底孰主孰从,不甚分明,未免尴尬,再则战守之责,实在有些不敢承担,不如趁此机会推卸给张佩纶。

  打定了这个主意,便对穆图善拱拱手说:“春翁,请你陪幼翁辛苦一趟,我就不必去了,说实话,去亦无益。”

  最后那句话,自承无用,张佩纶没有强迫他同行的道理。而张兆栋看总督如此,亦不便过分表示亲热,因而最后只有穆图善陪着张佩纶到海口巡视了一遍。

  看倒没有看出什么,听却听了不少。穆图善对于福建的防务,相当了解,颇不满何璟的纵容部将。谈到福建的武官中,声名最坏的有两个人,一个是署理台湾镇总兵杨在元,此人籍隶湖南宁乡,早在同治年间,以督标中军副将,调署台湾总兵,因为吃空、卖缺,为人参奏,解职听勘,且以供词狡诈,下狱刑讯,面子搞得非常难看。那知到了光绪三年,不知怎么走通了何璟的路子,竟以“侵冒营饷,已照数赔缴”奏结,开复原官。

  因为贪污下过狱的总兵,重临旧地,俨然一方重寄,台湾的百姓,自然没有一个人看得起他的。而杨在元居然又干了好几年总兵。上年春天到秋天,父母先后病故,亦不报丁忧,恋栈如故,在穆图善看,真是恬不知耻。

  等二个是福宁镇总兵张得胜,他受制于手下的两名副将,一个叫蔡康业,一个叫袁鸣盛,纪律废弛,根本不能打仗。不过新募了十营兵,防守长门等地的炮台,如果张得胜一调动,这十营新兵有溃散的可能。

  张佩纶一听,怒不可遏。他可以专折言事,当然可以据实纠参,只是参劾归参劾,调遣归调遣,他亦不管自己是不是有调遣总兵之权。回到省城,就拟好一道咨文,通知何璟,说海疆紧要,似杨在元这种“贪谬不肖之员,难与姑容”,请何璟“遴员接署”。

  他的幕友劝他,这样做法,似乎使何璟的面子不太好看。照一般的规矩,奏参杨在元最好跟总督会衔,更不宜这样径自作了开缺的决定,而况台湾的军务,已奉旨由刘铭传以巡抚衔负责督办,似乎亦不便侵他的权。

  张佩纶悍然不顾,照自己的决定行事。拜发完了参杨在元的折子,接着又参蔡康业和袁鸣盛,特别声明:“张得胜战功夙著,不便临敌易将,严加教诫,而撤该副将离营,诸军始服。”又说:“臣以书生初学军旅,来闽旬日,岂敢率尔纠弹?但大敌当前,微臣新将,非有恩信足以孚众,若不信赏必罚,深虑此军临敌必溃。”等这个折子发出以后,才将张得胜传了来,声色俱厉地申斥了一顿。

  消息一传,没有人敢说他跋扈,只觉得钦差大臣的威风,着实可观。何璟、张兆栋、何如璋更是惴惴不安,心里都很明白,李鸿藻虽跟着恭王一起倒霉,而清流的势力,却如日方中。张佩纶受慈禧太后特达之知,内有醇王的倚重,外有李鸿章的支持,更加惹不起。

  惹不起是一回事,张佩纶咄咄逼人,教人受不受得了又是一回事。特别是何璟,身为统辖全省文武,手操生杀予夺之权的总督,却为一个后辈欺侮到如此,自觉脸面无光,十分苦恼。同时,软既不甘,硬又不可,不知该持何态度?因而长吁短叹,恨不得上奏辞官。

  他有个幕友姓赵,绍兴人。这个赵师爷从咸丰十年,何璟当安徽庐凤道时,延致入幕,追随他已有二十多年。赵师爷本来专习刑名,但也做得一手好诗,谈吐亦很风雅,所以东翁扶摇直上,由监司而巡抚,由巡抚而总督,对于刑名方面,虽不必再如何借重,却自然而然成了一名清客。谈诗论艺之暇,藻鉴人物,评论时局,颇有谈言微中之处,竟成了何璟的“不可一日无此君”的密友。

  张佩纶的作为,东翁的烦恼,自然都在赵师爷的冷眼之中。本来以为何璟一定会移樽就教,来谈他的苦楚,谁知何璟整日为了应付张佩纶,只跟管章奏、管兵备、管洋务的幕友打交道,竟一连三天,未到赵师爷那里。

  于是赵师爷按照随园食谱,亲手做了几样好菜,又开了一坛家乡寄来的陈酒,以诗代柬,邀东翁宵夜。到了晚上,何璟应约而至,见面是强为欢笑的光景,赵师爷故作不解地问起:何事不乐?

  “你没有听说吗?”何璟反问一句:“丰润欺人太甚!我真正流年不利。”

  “大帅说那里话?”赵师爷斟酒相敬,“这是天助大帅成功,怎么倒自寻烦恼?”

  “你要我喝一杯,倒可以。如有称贺之意,那就窃所不喻了。”

  赵师爷不响,咳嗽一声,向左右看了一眼,侍候的听差会意,都退了出去。

  “我请问大帅,”赵师爷低声问道:“丰润此来,是为什么?

  是不是想来立功?”

  “那还用说!不是立功,何以大用?”

  “那就是了。”赵师爷问道:“他的衔头,是会办福建海疆事务,若有功劳,难道就是他会办一个人独得?”

  “啊,啊!”何璟大有所悟:“你这话有点意思了。”

  “大帅明白就好。”赵师爷用筷子蘸酒,在桌上写了一个“李”字,“丰润此来,就等于他来。和也罢,战也罢,必有‘锦囊’付予丰润,到时候自见妙用。大帅何妨坐享其成?当年官文恭在湖北的情形,大帅莫非倒记不得了?”

  何璟当过湖北藩司,是在同治年间,胡林翼早已下世,而官文仍旧是湖广总督。当年胡林翼刻意交欢于官文,但求能畅行其志而功成不居,推让于官文的苦心孤诣,鄂中老吏,都能娓娓而言,何璟自然记得。张佩纶虽决没有胡林翼那样的雅量,自己却不妨学官文的度量,让他畅行其志,反正不论军务、洋务、紧要大事,必得会衔出奏,将来如有功劳,少不了自己的一份。

  “先不谈将来,且说眼前。丰润即令眷风得意,一时亦巴结不到大帅的位子,如今事事依着他,教他没话可说,大帅岂不省心?”

  这是暗示何璟,欲保眼前禄位,唯有安抚张佩纶,张佩纶既不能取而代之,就不会有所搏击。彼此都有退让的余地,所以相安无事是做得到。关键所在,就是一个“忍”字。

  想到这里,不觉深深点头。赵师爷进言有效,越发话无不尽,“再退一步说,倘或局势紧迫,丰润束手,大帅……。”他突然顿住,然后问道:“有句话,不知道该说不该说?”

  “说!怎么不能说。”

  “话不中听,怕大帅动气。”

  “笑话!”何璟很快地接口,“你我二十多年的交游,莫非你还不知道我的性情。”

  “既然如此,我就说:倘或戎机不利,丰润束手,想来大帅亦决没有挽回的妙策。到那时候,总归逃不了一败,何妨让丰润挡在前面,大帅肩上的负荷可以轻得多!”

  这一来,何璟不止于点头,而且举杯。赵师爷算无遗策,进退两得其所。何璟心安理得地向张佩纶拱手听命,说如何便如何,绝少异议。唯一自作主张的一项措施是:调集了张得胜的一个炮队,守护总督衙门。

  法国的态度相当强硬。交涉分好几方面进行,第一处是巴黎,由法国总理茹费理向新任中国公使李凤苞提出照会;第二处是北京,由法国署理公使谢满禄跟总理衙门折冲;第三处是上海,总税务司赫德,接受李鸿章的委托,在向逗留不进的法国新公使巴德诺调停;第四处是天津,任何负有交涉之责的法国人,从茹费理到军方代表都可以直接向他打交道。

  因此,谈和的情形乱得很。但法国的态度却是清楚明白,署理公使谢满禄在闰五月二十那天,向总理衙门提出最后通牒,要求中国政府“遵照简明条约办理,特旨通饬北圻的军队撤退,赔款二亿五千万法郎。限七日内答复照办,否则当自取赔款。”所谓“自取赔款”,是法国打算占领中国的一个城市,作为质押。照急进的孤拔主张,打算攻击旅顺、威海卫等地,但法国总理决定占领基隆或福州,这是卖一个面子给李鸿章,因为旅顺、威海卫等处,是北洋水师的“口岸”。

  管理总理衙门的奕劻,与李鸿章内外相维,始终不肯照醇王的意思不惜破裂,而要保全和局。千方百计想将法国新任公使巴德诺请到北京或天津,坐下来商谈,无奈法国政府坚持不照约行事,巴德诺决不北上。及至接到最后通牒,自然不能不作让步,由总理衙门照会谢满禄,保证北圻撤兵,在一个月内完成。但拒绝赔款,仍旧希望巴德诺早日北上,依照简约规定,“会议详约”。

  法国的反应,是派军舰一艘,直驶马尾。虽然一到就搁浅,但无论如何是一个警报,张佩纶急电到京,总理衙门慌了手脚,因为七日之期一满,“自取赔款”这句话,已可证明,不是虚言恫吓。

  想来想去,只好重托赫德斡旋。赫德总算不辱使命,调解出来一个结果,中国即日自北圻撤兵,由南洋大臣与巴德诺在上海会商。

  但是情势是外弛内张的局面,虽然法国外交部向李凤苞表示,谢满禄七日的限期可以不计,赔款的数目亦可商量,但马尾陆续有法国军舰开到,基隆亦有法国军舰,与刘铭传同日而至。只是这些强敌迫近的消息,都冲淡在一道上谕中了。

  这道上谕是派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曾国荃为全权大臣,克日到上海与法使议办详细条约。并派陈宝琛会谈,苏松太道邵友濂会同办理。同时指示交涉应守的分际:“所需兵费恤款,万不能允,告以请旨办理。最要者越南照旧封贡。刘永福一军,如彼提及,答以由我处置。分界应于关外界分空地,以为缓冲。云南运销货物,应在保胜开关,商税不得逾值百抽五之法。以上各节,切实辩论,均由电信请旨定夺。”

  曾国荃想不到垂暮之年,还要跟洋人打一次交道,而电旨所示,与法国的要求,南辕北辙,根本是凑不到一块的事。而且凡事“请旨定夺”,又那里是所谓“全权”?因此,对于此一新命,曾国荃深感苦恼。

  陈宝琛则更是忧心忡忡。书生典兵,会办南洋,大不了效命疆场,一死就可报答皇恩,不负平生。但是跟洋人交涉,强弱之势判然,如果不是委屈求全,决不能成和议,能成和议,所签的条约,一定是丧权辱国,罪浮于马建忠。马建忠为人骂作汉奸,那自己这一来又成了什么东西?半世盛名,平生清节,都要断送其中,怎不教人着急?

  思量到此,决意不受这个“会办”之名。拟好电报稿子,拿去跟曾国荃商量,却很受了一顿奚落,指他独善其身。这倒是诛心之论,陈宝琛无话可答,当然亦不肯打消原意,照旧将电奏发了出去。

  军机处寄发的“电旨”,很快地到了,陈宝琛受了一顿申斥,措词相当严厉,电文中暗示,如不遵命,便有严谴。陈宝琛无法,只好跟着曾国荃到上海。

  其实曾国荃也辞过一次,不过他幕府中有老于吏事的高手,顾虑到会碰钉子,不敢正面请辞,假作尚未奉到电旨,先陈所见:“疆臣战将,不敢与闻和议”。军机处接到电报,自然诧异,电信瞬息即达,又是密旨,电报局何敢怠忽?细细参究,方才悟出曾国荃的妙用。当然不宜拆穿他的花样,将计就计回了一个复电,认为他是未奉电旨以前方有此电奏,如今已经将派曾国荃在上海议和一事,通知法国,倘不赶紧赴会,就是失信。如果说疆臣战将,不应议和,那么李鸿章难道不是疆臣?最后又特别慰抚,说如“所议无成,即回江宁布置,并非以办事棘手之局,责该督以必行。”

  话虽如此,曾国荃既然受命,自然希望和议有成,交涉中最棘手的是赔偿兵费,如果在这一层上不能让步,议亦无益。因此,去上海以前,首先要探明朝中意向,在这方面到底作何打算?

  就在这时候,李鸿章函电交驰,先作了交代,声明三点:第一、北圻撤兵之事,迟延有因,依照万国公法,不算背约;第二、福禄诺临行以前,提出撤兵的限期,当时已加驳斥,既无公文照会,何足为据;第三、谅山的冲突,法国指华军先埋伏动手,不足听信,实际上是法军先开第一枪。

  此外又有一个很要紧的电报,正就是曾国荃所亟亟乎想了解的一件事,李鸿章表示,法国如果提出赔偿兵费的要求,数十万两银子,可以允许。又说:“各国公论,万不足恃”。这因为新派在总理衙门行走,颇为掌权的张荫桓,正在托美国驻华公使杨约翰,建议华府,调停中法争端,主张将李鸿章与福禄诺所订的天津简约,交付各国公断。李鸿章怕曾国荃对此寄予深望,因而观望,所以特为提醒一句。

  就在曾国荃检点行装,准备专程赴会之际,北京方面仍在继续交涉。法国代理公使谢满禄给了总理衙门一个照会,声明上海会议必须先允许赔偿,方能开议细约,法国在华的海陆军,暂以西历八月一号为期,按兵不动。这是变相的另一通最后通牒,只是将限期放宽了五天而已。同时法国非正式表示的态度,亦很强硬。据报纸记载,一旦中法交涉破裂,兵戎相见,法国军舰不但会攻击福州及基隆,同时亦会攻击招商局的轮船。这个消息在他人并不注意,在李鸿章及他左右的少数人,却是入耳惊心,寝食难安。

  招商局是李鸿章假公济私的利薮。先以“各省在沪殷商,或自置轮船,行驶各埠;或挟资本,依附西商之籍,若中国自立招商局,则各商所有轮船股本,必渐归官局,似足顺商情而强国体”为名,在同治十三年奏准“试办”。而这年浙江漕米北运,海舶不足,由李鸿章策动浙江海运局总办,候补知府朱其昴建议,即由未来的招商局承运浙漕二十万石,酬庸的条件是由朱其昴筹办招商局事宜。

  设在上海的招商局,不由两江总督或江苏巡抚管辖,却由北洋大臣遥制。李鸿章当然也知道此举揽权过甚,遇到稍微厉害些的两江督抚,一定会据理而争。所以试办之初,特为声明:“所有盈亏,全归商认,与官无涉。”将招商局的性质确定为商办,就当然可以拒绝任何衙门的干预。

  但是招商局名为商办,其实是官办,户部虽只借出制钱二十万串,合银六万两,而东南各省藩库、海关,由于李鸿章的力量,都有“闲款”放在招商局生息,利息极薄,在七八厘之间。至于营运收入,光是漕米一项,每一石发水脚银五钱三分一厘,一年以运漕六十万石计,就可以坐收三十万银子,真正是包赚不亏的无本生意。

  为了招商局的筹办,由浙漕海运,沙船不敷应用而来,所以不得不笼络掌管浙江海运已有十余年的朱其昴,而李鸿章所信任的,却是常州的一个秀才,捐班州县分发到直隶的盛宣怀。盛宣怀又联络广东一个商人唐廷枢来对抗朱其昴,李鸿章听从盛宣怀的策划,先奏请以唐廷枢为总办,朱其昴为会办,之后加委盛宣怀和徐润为会办,而朱其昴的胞兄朱其诏创局有功,似乎不便抹煞,为了掩人耳目,亦加派在内。招商局合计一总办、四会办,而实权都握在盛宣怀手中,间接也就是握在李鸿章手中。

  由于招商局在营运上享有特权,所以一开办生意就好,但亦是一开办弊端就生,开支浮滥,冗员极多,帐目中不明不白的支出,比比皆是。好在名为商办,任何人亦不能干涉。若想干涉,有李鸿章挡在面面,告到京里,军机处和总理衙门,都是李鸿章的同年沈桂芬当权,也是“内外相维”,全力弥缝,怎么样也不能将招商局的那笔烂帐掀开来,更不用说想掘盛宣怀的根。

  不过两三年工夫,招商局已设了十九个分局,有十艘轮船跑南北洋航线,南起香港,北至牛庄,营业鼎盛。这一来上海的洋商船公司,如太古、怡和、旗昌各洋行,不能不联合起来排挤招商局,压低运值,争揽客货。招商局为谋对抗,必须增加资本,扩大规模,正好美商旗昌银行,经营不善,股票跌价,盛宣怀设计收买旗昌银行,谈判成功,收买旗昌洋行的轮船,作价二百万两,码头、栈房作价二十二万两。由李鸿章奏准,两江拨借五十万两,浙口、江西、湖北共同拨借五十万两。在这笔交易中,盛宣怀很发了一笔财,照例的回扣以外,还“戴了帽子”。而从旗昌买来的船,计有江轮九艘、海轮七艘、小轮四艘、趸船六艘,数目虽不少,性能却不见得好,成了招商局一个极重的包袱,每个月须亏负五六万银子之多。

  这是光绪二年年底的事。不到一年,就有个御史上奏,指责招商局“置船过多,载货之资,不敷经费,用人太滥,耗费日增。”

  董儁翰的奏折中又说:“招商局各轮船每届运载漕粮之际,各上司暨官亲幕友,以及同寅故旧,纷纷荐人,平时亦复络绎不绝。至所荐之人,无非纯为图谋薪水起见,求能谙练办公者,十不获一,甚至官员中亦有挂名应差,身居隔省,每月支领薪水者。”这是承漕运的遗习,照例用来“调剂”候补州县的办法,无足为奇,只不过从无“隔省”不相干的人,亦可“挂名应差”。这所谓“隔省”就是指直隶而言。

  这个奏折,措词不算峻厉,但按常规,理应查办,却由于沈桂芬的斡旋,只命南北洋大臣通盘筹划,认真整顿。这反倒给了李鸿章一个机会,明里张大其词,说英商太古洋行如何“跌价倾轧”,暗中承认购自旗昌洋行的轮船“年久朽敝”,而整顿之法,主要的是各省官帑,超过“商股”将及三倍的一百九十万银子,“缓息三年”,到光绪六年起,分五期拔本,每年缴还三十八万两。换句话说,是公家免息借出巨款,供盛宣怀之流的“商人”去做生意。同时还有一个附片:“请旨敕下江苏、浙江督抚,漕米须分四五成拨给招商局轮船承运,不得短少,余归沙船装载,以示体恤。此外江西、湖北采买漕米,仍照案归局运津”。李鸿章说这些整顿办法,“上不亏国、下不病商”。同时在折尾声明,这个折子是他“主稿”。暗示招商局归北洋所管,与南洋大臣的关系不大。

  招商局那些“商总”因祸得福,而盛宣怀则更是官运亨通,补了天津道为李鸿章筹办电报局。但是旗昌洋行一案,风风雨雨,流言始终不息,而内幕亦逐渐揭露。盛宣怀经手这笔交易,有明暗两面的好处,明的是得回扣百分之五,暗的是旗昌经营不善,股票跌价,盛宣怀以七折收购,再由旗昌出面实足卖给招商局。明暗两面的好处,总计百分之三十五,二百二十二万两银子,有七十多万落入盛宣怀私囊。至于李鸿章分到多少,无可究诘,只是李家在招商局有干股,却是尽人皆知之事。

  转眼三年已过,到了该拔本的时候,招商局的“商总”又出了花样,以积欠旗昌洋行船价六十九万两,不能不先行拔还,“以免外人贻笑”的理由,请李鸿章出奏,以每年所运漕米应领水脚运费抵还。这就是说,如果各省漕米不交招商局承运,应拔官帑,即无着落。此外又有一个附片,一则说:“招商局之设,系由各商集股作本,按照贸易规程,自行经理”;再则说:“创办之初,奏明盈亏全归商认,与官无涉”;三则说:“商务应由商任之,不能由官任之,轮船商务,牵涉洋务更不便由官任之。”这样反复声明“商办”,就是为五年以后留余地,只要每年有六十六万石漕米北运,水脚运费抵还官帑,则到了光绪十年,官帑还清,整个招商局就都落入“商总”手中了。

  但是到了六月间,两江的局面有了变化,刘坤一调任江督兼南洋大臣。他是老湘军的系统,当然不会象沈葆桢、吴元炳那样听李鸿章的话。于是,湘淮两系的利益,在东南膏腴之地发生了冲突。

  首先发难的是王先谦,官拜国子监祭酒,也是响当当的清流,奏折之中有建言、有搏击,笔锋所及,盛宣怀首当其冲,王先谦替他下了八个字的考语:“营谋交通,挟诈渔利。”

  “挟诈渔利”,即指收买旗昌轮船有瞒天过海的计谋在内;“营谋”当然是指百计取悦于李鸿章,得获重用而言;“交通”二字,在这些地方常为“交通宫禁”、“交通近侍”的省略语,这例也不是无的放矢,而且王先谦本人也牵涉任内。盛宣怀走通了李莲英的路子,常有“孝敬”,而王先谦据说用过李莲英的钱,人言藉藉,大损清誉,然而并不影响他弹劾盛宣怀,尤其是因为其中有整顿招商局的建议,更不能不发交南北洋大臣处理。

  这是光绪六年十月底的事,沈桂芬正揽大权,因而批复王先谦的谕旨,只令饬李鸿章和刘坤一,认真整饬。刘坤一主张彻查,李鸿章认为不必,只要分年拔还官帑一事有着落,即可奏复。正在相持不下时,除夕那天,沈桂芬一命呜呼,等于盛宣怀失却一座靠山,处境大为不利。

  果然,只不过隔了半个月——光绪七年正月十五,刘坤一单衔复奏,说“王先谦所奏,未为无因”,指盛宣怀“蠹帑病公,多历年所,现在乃复暗中勾串,任意妄为”,将他于“收购旗昌时每两抽取花红五厘,私自以七折收购旗昌股票,对换足额,以饱私囊”的内幕,和盘托出以后,严词抨击:“滥竽仕途,于招商局或隐或跃,若有若无,工于钻营,巧于趋避,所谓狡兔三窟者!此等劣员,有同市侩,置于监司之列,实属有玷班联,将来假以事权,亦复何所不至?”因而请旨,“即将盛宣怀予以革职,并不准其干预招商局务”。

  疆臣劾司道,很少有这样严厉的措词,只是等刘坤一来动手,为时已晚,盛宣怀已“成了气候”。李鸿章因为一方面还要重用他来办电报、开煤矿;一方面公私两端都无形中受了他的挟制。私的不必说,公的上头,李鸿章不知保过盛宣怀多少次,说他“心地忠实”,说他“志切匡时”,而结果为刘坤一骂得这等不堪,则如无一言辩解,自己又何以交代?向来保举匪人,举主连带要受处分,果然盛宣怀革了职,自己亦脱不了干系。因此,李鸿章只好抹煞良心,硬起头皮,为盛宣怀硬顶。

  他是这样为盛宣怀“辩诬”,说此人“在臣处当差有年,廉勤干练,平日讲求吏治,熟谙洋务商情,遂委以会办之衔,往来查察。盛宣怀与臣订明不经手银钱。亦不领局中薪水,遇有要务,则与唐廷枢等筹商会禀。”谈到旗昌一案,说是“即盛宣怀首发其议,亦于大局有功无过。况当日唐廷枢等于洋商已有成议,始邀盛宣怀由湖北前赴金陵,谒见沈葆桢。其事前之关说,事后之付价,实皆唐廷枢等主之也。”

  这个奏折实在不高明,言不顺、理不直、气不壮。收买旗昌轮船,要特地从湖北将盛宣怀邀到金陵去向沈葆桢陈述其事,反更显得刘坤一原奏中,“或隐或跃、若有若无、工于钻营、巧于趋避”这几句话,形容入妙。尤其是李鸿章将盛宣怀下一个“廉”字的考语,京中传为笑柄,说盛宣怀如果可当廉洁之称:则八大胡同清吟小班的姑娘,个个可以建坊旌表贞节了。

  不过,李鸿章包庇盛宣怀,所凭借的本就是他的地位声势。由于保荐薛福辰是一件大功,慈禧太后对他真个另眼相看,恭王正在支持李鸿章全力筹办“师夷之长”的各项洋务,爱惜人才,不免曲予优容,因此,尽管刘坤一的理由充足,还是李鸿章占了上风,盛宣怀竟得免议。

  刘坤一大为不服,第二次上折严参,而且隐然指责李鸿章有意包庇盛宣怀,说“招商局收买旗昌轮船等项,糜费帑藏,以及收头此项轮船后,折耗益甚,采诸物议,核诸卷宗,盛宣怀等实属咎无可诿”,所以,“即将盛宣怀查抄,于法亦不为过,仅请予以革职,已属格外从宽。”

  到底刘坤一是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在疆臣的地位中,仅次于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同时有湘军一系为后盾,并可望获得清议的支援,因而刘坤一仍有信心,必能惩治盛宣怀这个劣员。谁知奏折到京,正在慈安太后暴崩之后,国有大丧,而且暴崩的原因不明,举朝惶惑,谁也没有心思来管这件事。这给了盛宣怀和李鸿章一个绝好的机会。各方面疏通,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刘坤一的奏折虽如烈性的火药一般,威力强大,无奈药线受潮,竟没有能炸得起来。

  其时李鸿章又出了花样,决心要将各省存在招商局的官帑,归入北洋。他的办法是,配合向德国订造“钢面铁甲船”的海防计划,奏准以招商局每年用漕米水脚为担保,拔还各省的官帑,移充订造铁甲船款不足之数。这一来,等于扯断了各省跟招商局的关系,以大部分官款所办的招商局,竟越来越象“商办”了。

  这个金蝉脱壳与移花接木两计合并而成的策略,相当成功,官帑营运的收益,都归入商股,所以官帑还是一百多万两,且大半属于北洋,而商股则由七十余万增至三百余万。但是,招商局毕竟为北洋大臣所创办,总理衙门跟户部亦可干预,这一点“官气”脱不掉,无法化作一家一姓的事业。

  那知道法国军舰将会攻击招商局输船的消息,李鸿章与他的左右,在入耳惊心,苦思焦虑之下,竟“死棋腹中出仙着”,可以利用来作为一个让招商局脱胎换骨,化公为私的大好机会。

  这个脱胎换骨的秘计,是由唐廷枢所倡议。此人是英商轮船公司帐房出身,对船务比较内行。轮船如果怕为法国军舰所劫夺,只有泊港不出,但那一来不但要蚀开销,而且机器不用,必致损坏。除此以外,就只有改变船籍之一法。

  这个办法又称为换旗。交战国双方的商船,如果改换中立国的旗帜,就可免予遭受攻击,在万国公法上有详细的规定。这得请教律师,招商局聘雇得有现成的法律顾问,是英国的皇家大律师,名叫戴恩,认为此事可行,但有时效,如果一旦战事爆发,换旗就不为法国所承认了。

  当然这决不可能随自己的意思,换那一国的旗就是那一国的旗,首先需要取得换旗国家的承认,这就只有一个办法,将招商局的产业,卖给那个国家。

  这就有疑问了,招商局到底不是唐廷枢的私产,说卖就卖,除非暂时卖出去,事定以后还能买得回来。不过,这也不是不可以谈判的,所以唐廷枢一面向英商怡和洋行试探,一面密电北洋,请示机宜。

  很快地,李鸿章派了一名道员到上海,主持其事。此人就是马建忠,字眉叔,江苏丹徒人,学贯中西,而且曾由北洋派赴驻外各使馆学习洋务。回国以后,派在北洋当差,是李鸿章幕府中洋务人才的后起之秀。朝鲜之乱,李鸿章丁忧回籍,署理直隶总督张树声,派马建忠与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率舰东渡观变。定策为朝鲜平内乱,因而有吴长庆领兵三千东援之举,及“诱执首乱之策”,将大院君李是应骗来,连夜送上兵舰,直航天津,这些都出于马建忠的策划。

  李鸿章所以选派他来办这桩差使,第一是因为他精通西洋的律例,第二也就因为他有魄力。果然,一到上海不久,他就跟戴恩商量决定,因为英国的法律繁杂,不如美国法律来得简易,如果换旗以换“花旗”为妥。

  美商中经营轮船最具实力的,还是旗昌洋行,一经接洽,旗昌洋行有意作这笔交易,议定招商局全部财产作价五百二十五万两银子,移交旗昌洋行接管,旗昌洋行则开具美国银行的支票交招商局收执。

  一笔值数百万两银子财产的移转,就是那么买萝卜青菜似的容易,合约由何人出面所订,内容如何,原约保存在何处,什么人都不知道。而且此事瞒得滴水不漏,连总理衙门都不知道。旗昌洋行的支票,一时自然还不敢兑现,脱胎换骨,总也要长大成人。

  但是,招商局的轮船,忽然由黄龙旗换上星条花旗,却是瞒不过人的,总理衙门接得报告,大为困惑,仔细一打听,才知道招商局已经被出卖。虽说是为了防备法国夺船,但事先竟不奏闻,其心何居?实在费解。

  因此,总理衙门用电旨询问:

  “从前设立招商局,置买轮船,系奏明办理。现闻售于美国,李鸿章何以未经具奏,殊属非是。海上转运,全恃轮船,此举自因恐为法夺起见,究竟是否出售,抑暂行租给?着据实奏闻。并随时酌夺情形,设法收回。”

  虽然这通密电,措词不算峻厉,而且已为李鸿章开了路子,留下余地,如果是“租给”而能“设法收回”,便可无事。

  但也够他受的了。

  显然的,宰相肚里虽好撑船,但几十条轮船,几十处仓库码头,到底也难吞得下去。已成的交易,能否取消,自成疑问,而眼前却不能不先搪塞。李鸿章找了盛宣怀来,反复推敲了五天,才将复奏拟成。

  这通复奏,首先还是婉转说明招商局的地位:招商轮船局本仿西国公司之意,虽赖官为扶助,一切张弛缓急事宜,皆由商董经管。至与外人交涉权变之处,官法所不能绳者,尚可援西法以相维持。

  这是要表明,招商局的“商董”,有权处置招商局的产业,而对外交涉,由商人来处置,反较官府出面为方便有利。

  以下便叙“海疆不靖,局势日非,华商轮船二十余艘,驶行洋面,日有戒心。法人遍布谣言,遇船劫夺,南北商旅咸以搭傤局船为戒。”因而不得不换旗,但是:

  “细查各国律例成案,凡本国商船改换他国旗帜须在两国未开衅以前。黑海之战,俄商皆悬德美之旗,有二艘换旗于战事三日前,遂为法人所夺,复有二艘易旗于战前,暗立售回之据,亦为英国所夺。布法之战,两国商船多售与他国,易旗驶行,事后仍复原业。若暂行租售,则非实在转售,他国必不能保护。”

  千回百折,忸怩作态,最后终于道出,招商局是被卖掉了。至于不事先奏闻朝廷,则已隐约解释,是为了事机急迫。

  不过招商局虽已卖去,却可收回:

  “美国旗昌银行主,愿将招商局产,悉照原值银五百二十五万两,统归该行认售,该行以银票如数抵给。他日事定,将银票给还,收回船栈,权操自我,仍可改换华旗。道员马建忠素习洋文,熟谙公法,前委赴沪会查招商局务,该员就近与戴恩及旗昌反复商论,戴恩力保中法事定,可以原价收回,旗昌亦誓言,决不失信,故于价值亦不计较。”

  这就要谈到责任了,到底此事是谁作的主?李鸿章是这样说:

  “马建忠侦知法事叵测,遂毅然决然,独肩其责,因与众商定议,订立合同,将各船栈,暂交旗昌,代为经管,换用美国旗帜,照常驶行。两面所押契据,银行期票与股票,按照西国律例,均交律师戴恩收执,日后藉以为凭。是战前商船换旗出售,为各国常有之事,中国虽属创见,而众商为时势所迫,亦属万不得已。至将来收回关键,马建忠惟戴恩是问,众商惟马建忠是问,节节矜制,断不容稍有反复。”

  这是一面将责任推在马建忠身上,一面又替马建忠开脱。然而数百万两银子出入的大事,李鸿章如说毫无所闻,那是自欺都欺不过的,他只好以“当法使议约未成之际,军事旁午,臣虽知商船暂换美旗,而未悉其详,是以未遽入告”作托词。这样说法,自嫌牵强,因而再一次使尽吃奶的力气作官商之辩,论事机之迫:

  “且此等事件,华商与洋商交涉,彼此全凭信义;律师既援西例担保,而官长却未便主议。外侮横加,商情惶迫,数千人身家关系,而官无法以保护之,更无力以赔偿之,商人自设法保全成本,官尤未便抑勒。好在各省公款八十余万,商本四百数十万,皆有着落,事竣可以操纵自如。但冀法约早定,船栈照议归还,中国商务复兴,更无吃亏之处。惟闻法人四处侦探,总疑商局轮船,并非实售与美,尚思援西例以乘间攫拿,俾为军用,美国官商亦惴惴相与隐讳,竭力保护。

  此中机括,尚求圣明默鉴而曲原之。”

  这个奏折是由专差送到京里,投递总理衙门。总理大臣已有十三员之多,除奕劻以外,掌权的只有三个人:阎敬铭、许庚身、张荫桓。而阎敬铭忧心时局成病,在家休养,许庚身在军机处极忙,不大到署,所以这些公事都归张荫桓看。

  张荫桓才气纵横,明敏异常,一看李鸿章这个奏折,支离破碎,不仅不能自圆其说,简直不成话说。其中最大的疑窦,就是究为“实售”,还是“代为经管”?未说清楚。如为实售,则旗昌所开“收票”,应该向银行收兑,纵为“期票”,兑现亦总有日期,现在交与律师收执,到期不兑,不是白白吃亏利息?

  若是“代为经管”,则产权仍属招商局,旗昌经管营运,一切收益,如何分配?倘说凭几张不能兑现的“期票”及“收票”,凭空接收价值数百万银子的轮船栈埠去做生意,所入尽归于己,这不是中外古今的奇闻?

  至于说事机急迫,仓卒定议,“美国官商亦惴惴相与隐讳”却总不能说连朝廷也瞒着。这一点心迹难明,真跳到黄河也洗不清。如今不说别样,只责成李鸿章将“两面所押契据,银行期票与收票”,从戴恩那里收回呈验,就拆穿了西洋镜,要他大大的好看了。

  张荫桓以前受李鸿章的赏识,最近受李鸿章的重视,论私谊自然要替他遮盖,谈到公的方面,与法交涉濒于破裂,保全和局,端赖斯人,亦不宜在此时将他置于言官围剿的犀利笔锋之下。好在当初电旨所责成李鸿章的,亦无非“设法收回”,这一点有了着落,其他可以置之不问。找个方便的机会,跟慈禧太后回一声就是了。

  谁知这个折子的内容,很快地就泄漏了,盛昱也弄到一份“折底”。细读之下,只觉得李鸿章处处拿洋人欺压朝廷,只因为“官法所不能绳”洋人,还可由商人“授西法以相维持”这个借口,便该放纵商人,自作主张。这样的想法做法,又与汉奸何异?

  不过,他只是从整个文气中,有这样一种感觉,谈到西洋的各种律例,买卖规矩,他就不太懂了。好在有个人可以请教,这个是他本旗的晚辈,名叫杰治,曾跟崇厚当随员,驻留过法国和俄国,西洋的情形相当熟悉。

  杰治也说到底是实售,还是代为经管,搞不清楚,“倘是实售,断断没有将来‘将银票给还、收回船栈’之理,那是另一码事。为什么呢?”杰治解释:“船是活动的,天天在走,船身机器,都要损耗,出意外沉没也有常事,虽有保险,到底不是原物。如何得能如数收回?”

  “这样说,是代为经管了?”

  “更不是!”杰治大摇其头,“代为经管比实售更麻烦,实售只要价钱谈妥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快当之至。代为经管便要谈经管的酬劳,管得好,怎么样优为酬谢,管得不好,要负点儿什么责任?有得好谈,不是十天半个月能完事的。”

  “那么,照你看,是这么一泡猫儿溺呢?”

  “这话,熙大爷,我可不敢说了。”

  盛昱懂他的用意,便向他保证:“我不会叙到折子里去。

  你尽说不妨。”

  “照我看,是卖掉了。只是怕这块肥肉,会有骨头卡在喉咙,不敢硬吞,等事完了再分赃不迟。”杰治又说,“折子里,旗昌付的到底是什么票子,也弄不清楚,先说银票,后来又说期票、收票,莫衷一是,这就有毛病。”

  “这三种票子不同?”

  “当然不同。银票是银行里出的票子,就跟咱们中国的庄票一样,只要这家银行信用好,搁长些不要紧,随时都可兑款。不过,也没有这样傻的人,不去兑款,白吃亏利息,若是相信这家银行,拿银票取了款,再存在它那里生息,岂不是好?”

  “是啊,毛病越说越多了。”盛昱很有兴趣地问:“期票、收票又是怎么回事?”

  “收票是私人所开。譬如说,我有一笔款存在英国汇丰银行,留下签字式样,银行就发一本收票,只在存款数目以内写明,凭票付多少就是多少,这就叫收票。期票也是收票,只不过要到日子才能取而已。”

  这比中国钱庄凭存折取款,要方便得多。但盛昱总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妥,将杰治的话从头细想了一遍,找到疑问了。

  “如果我出票,你收票,我又怎么知道你银行里存着那么多的钱?”

  “这自然是凭信用,比较妥当是到银行里‘照票’,现在有电报,重洋万里,片刻之间亦可以查清楚。不过‘收票’不兑,总有危险,万一出票商家倒闭,收不到钱,岂不是自贻伊戚?所以我实在不懂,为什么要拿契据、期票、收票都交给英国律师收执?”

  “这又是搬出洋人来唬人,以为洋人信用好,万无一失。如果他呈验契据,又可以推托,说存在洋人那里,一时取不到。”

  “那有这回事?”杰治笑道:“这话哄小孩子怕都哄不过。洋人居间,也不过多拿一份契据副本。几百万银子的出入,岂能一点凭据都没有?至于向银行收银的票据,更没有交给律师的道理。万一律师跟对方串通好了,起意侵吞,如之奈何?”

  盛昱瞿然而起:“我原来就怀疑,怎么说‘收回关键,马建忠惟戴恩是问,众商惟马建忠是问,节节矜制,断不容稍有反复。’马建忠何人,戴恩何人,能担得起五百万两银子的责任?且不说马建忠跟戴恩起意勾通,侵盗这笔巨款,只说马建忠跟戴恩之中,万一有个人出了意外,不在人世,则所谓‘节节矜制’岂不是脱了节,如断线之鸢,无影无踪?如今听你所说,根本不合规矩,则所谓‘交戴恩收执’云云,完全是架空砌词。国家重臣,敢于如此欺罔,莫非真以为皇上不曾成年,可以轻侮吗?我非参不可。”

  “熙大爷,”杰治提醒他说:“合肥自命懂洋务,实在也是半瓶醋,其中或许有人在欺骗他,亦未可知。”

  “那自然是马建忠。我当然也放不过他,而且必得从他身上来做文章。不过,说合肥受欺,这话倒难苟同,合肥不是易于受欺的人,他属下也没有人敢欺他。”说到这里,盛昱长叹一声,“怪来怪去是我错!”

  “这就奇了。”杰治大为困惑,“跟熙大爷你什么相干?”

  “我不该参恭王。”盛昱答道:“如果恭王在枢廷,合肥决不敢如此胡作非为,再往前说,有文文忠在,他更不敢。如今,大不同罗!”

  “那,熙大爷,你是说,他就敢欺醇王了?”

  “自然敢。醇王主战,跟合肥主张不同,不过,要开仗,也还是少不了合肥,所以醇王也不能不敷衍他。他是看准了这一点,才敢于这样子悍然无忌。”

  “啊!”杰治恍然大悟,“怪不得!合肥一只手洋务,一只手北洋,是和是战都少不得他。做官做到这样子,真正左右逢源,无往不利了。”

  “对了!你算是看透了。我再告诉你吧,合肥何以主和不主战?战有胜败,一败他就完了。只要能跟洋人讲和,他那一只手的北洋,唬不住洋人,却能唬朝廷,可以当一辈子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

  等杰治告辞,盛昱随即动笔草拟弹章,明攻马建忠,暗攻李鸿章。将他们绾合在一起,作一建议:

  “奴才揆今日情事,纵不能将该员监禁为质,似应即行革职,饬下总理衙门,责马建忠以收赎招商局保状,饬下李鸿章,责以羁管马建忠保状。招商局关系江海码头,中外商务,势不能不稍从权宜,以冀收赎。如竟不能收赎,即将该员正法,如该员逃匿,即将李鸿章正法。使外国人闻之,知小臣权奸,皆难逃圣明洞鉴。”

  折子是拟好了,但就在要誊清呈递时,得到消息,法国署理公使谢满禄,已经下旗出京。这是交涉决裂,邦交中断,双方将以兵戎相见的鲜明迹象,所以总理衙门密电各省督抚备战。大敌当前,战机迫切,如果以这样严峻的措词,参劾重臣,未免太不识大体。因此,盛昱只有将折底锁入抽斗,等大局平定了再说。

  谢满禄下旗出京的那天是七月初一,但交涉之必归于决裂,当曾国荃在上海与巴德诺开议那天,就已注定了。

  正式开议是六月初七。曾国荃与陈宝琛以外,新派驻日使臣许景澄,道出上海,亦奉旨协助交涉。巴德诺提出要求三款,其实只有两款,又重在赔兵费上面,开价两万五千万法郎,折合纹银一千二百五十万两,同时要决定交款的地方期限。如果中国政府干脆痛快,愿意速了的话,赔款可以减少五千万法郎。至于第一款要求革刘永福的职,只要赔款谈妥,当然可以让步。

  曾国荃由于曾得李鸿章的授意,当即表示:可以用抚恤法国阵亡官兵的名义,付给五十万两。巴德诺一口拒绝,而朝廷又以轻许赔款,传旨申斥,曾国荃搞得两头不讨好。而会办大臣陈宝琛为了支援张佩纶,又坚决主张由南洋派出两条兵轮到福建,正遇着曾国荃情绪大坏的时候,就没有好脸嘴了。

  “不行!”他率直拒绝,“我决不能派。”

  “元帅,”陈宝琛的词气也很硬:“闽海危急,岂容坐视?

  不能不派。”

  “闽海危急,南洋难道不危急?前一阵子张幼樵电奏要船,军机处复电南北洋无船援闽,由广东、浙江酌调师船。这件事,老兄又不是不晓得?”

  “彼一时也,此一时也。如今小宋制军急电乞援,本乎守望相助之义,亦不能不急其所急。”

  曾国荃只是摇头,“我南洋也要紧。”他说,“没有从井救人的道理。”

  这是表面文章,曾国荃真正的顾虑是怕一派兵轮,贻人口实,巴德诺会认为一意备战,并无谋和的诚意,因而使得大局决裂。

  希望保全和局的,不仅只南北洋两大臣,连主战最力的醇王,反对赔偿兵费最坚决的阎敬铭,亦都动摇了,因为调兵筹饷,处处棘手,倘要开仗,实在没有把握。阎敬铭愿意设法筹一百万两银子,以“边界费”的名义,付予法国,征得醇王的同意后,会同入奏。

  醇王几乎天天被“叫起”,只是为了避嫌疑,表示与恭王以前的“议政王”有所不同,从不与军机大臣一起进见,或则“独对”,或则与总理大臣同时跟慈禧太后见面。皇帝仿照穆宗的成例,亲政以前,先与慈禧太后一同接见臣工,学习政事,只有召见“本生父”的醇王时,方始“回避”。

  这天是与奕劻、阎敬铭、许庚身及其他总理大臣同时“递牌子”进见,奕劻首先陈奏:“巴德诺已经有照会给曾国荃,昨天是西历八月初一,议定赔款的限期已到。今后法国任凭举动,无所限阻。看样子,只怕一定要占领我中国一两处口岸,作为勒索之计。事机紧迫,请皇太后早定大计。”“法国的限期,也不止说了一次了,到时候还不是没事?”慈禧太后微带冷笑地说,“你们天天商量,是和是战,到现在也总没有一句切实的话。要打,有没有把握,要和,能不能不失面子?总得找条路让大家好走啊!”

  “现在法国也是骑虎难下,巴望着找个台阶好下。”醇王答道,“上海有赫德从中转圜,据曾国荃打来的电报,恤款能有三百万两也就够了。李凤苞从巴黎来电,说法国已有话透露,可以减到两百五十万两。照此看法,再磨一磨,能给一百万两银子,一定可以和得下来。”

  “一百万两也不是小数目,那里来?”

  “跟皇太后回话,”阎敬铭接口答奏:“这个数目,臣可以筹足。”

  “是赔法国的兵费吗?”

  “不是赔兵费,是给法国的‘边界费’。”

  “什么叫‘边界费’,还不就是‘遮羞钱’吗?”慈禧太后坚持不允,“决不能给!这一次是法国无理,反而叫咱们中国赔他兵费,欺人太甚。照我说,应该法国赔咱们兵费。凡事总要讲道理,如果你们肯用心办事,早请出别的国家来调停公断,何致于弄成今天法国得寸进尺的局面?”

  “各国公论,并不足恃。”奕劻答道,“如今只有美国愿意出面调停。奴才等天天跟美国使臣杨约翰见面,总拿好话跟他说,杨约翰说美国极愿意帮忙,总在这几天,他京城里就会有确实回音来。”

  “那就等有了回音再说。”

  “只是法国蛮横无理,怕他们这几日就要挑衅,基隆、福州都很危险。”

  “万一要开战,也只有接着他们的。”慈禧太后冷笑,“天天嚷着备战,总不能说一听和局保不住,自己先就吓得发抖吧?”

  听到这样的话,醇王只觉得脸上发烧,再也说不出求和的话了。

  “我也不是一定说要开战,不过求和不是投降,但凡能叫人一口气咽得下,什么都好说。”慈禧太后停了一下又说,“法国兵舰有好些开到福建,当然不能不防。你们再仔细去筹划,果真开仗没有把握,咱们另作商量。”

  慈禧太后有回心转意,也愿保全和局的模样了,而就在这时候,张佩纶上了一个“密陈到防布置情形”的折子,使得她的态度,又趋强硬。这个奏折是这样写的:

  臣于闰五月二十五日以法船日增,注意船局,奏请进军马尾,力遏敌冲,饬记名提督黄超群,引军由陆潜进。二十七日复得北洋大臣李鸿章电,称法领事林椿有二十八日期满,即攻马尾船局之说。臣恐敌衅,即在目前,于是夜冒雨遄发,侵晓驶至船局,与船政大臣何如璋晤商一切。两营队伍选锋亦至,臣令沿途多张旗帜,列队河干疑敌。”

  除了疑兵之计以外,张佩纶又很得意地奏报孤拔对他有忌惮之意:

  “先是臣军未至,与何如璋密商,以水师游击张成率扬武兵船一艘,暨两小蚊船与敌船首尾衔接相泊,备敌猝发,即与击撞并碎,为死战孤注计。敌人恶之,三日以来,赖以牵制。晨光熹微,法水师提督孤拔,骤见臣军旗鼓,则就师船诘问,疑我欲战,臣令张成答以中国堂堂正正,战必约期,不尚诡道,嘱该提督无用疑惧。该提督即邀张成相见,词气和平,言中国待我有礼,闻百姓惊疑,我船亦拟先退两艘等语。视二十七日法领事帕里塞照会之辞顿异。臣仍饬水步各军严备,并亲率黄超群等周历中岐山,以望敌师,船则大小五艘,错落罗星塔,距船厂仅半里许。连日茶市颇停,民情汹惧,盖敌取福州之说,腾播于两月以前,即洋商亦皆疑之也。”

  接下来叙述船局难守,而不得不用另一条疑兵之计:“即日宣告:掘濠塞河,多埋地雷水雷备战,顾臣军实无一雷也。”

  这条疑兵之计,在第二天即有效验,法国兵船退了两艘,但“出则联口外之三艘以骇长门,入则联口内之两艘,以疑船局”,而闽江仅有三条“局船”,孤危撑拒。敌人可退可进,可战可守,况且“南北洋兵船迄无一至者,臣又何敢以敌退解严?”同时也提到总理衙门的一个电报。

  总理衙门倒是看准了法军的谋略,第一,必得占领中国一处口岸,作为勒索的凭借,但中国与外国议和,非李鸿章出面不可,所以要保全他的面子,不能侵犯北洋地界。否则逼近畿辅,京师震动,李鸿章的处境相当困难,和局难成,对法国亦没有好处。

  因此,第二,所占之处须远离京城的南方,而又以对海军补给方便的地方为理想。这样,基隆有煤矿,福洲有船局,便成为法国不动手则已,一动手就是首当其冲的鹄的。

  总理衙门因为连日接到电报,法国兵舰在闽江口出入频繁,而交涉方面剑拔弩张,看样子福州船局必难幸免法国兵舰的炮火。倘或真的要打,照李鸿章的判断,“船局必不可保”,但如马尾守军肯小小吃些亏,战局不致扩大,则和局犹可挽回。所以给张佩纶一个电报:“小挫可图再振”。这是暗示挫折早在意中,不致会追究责任,劝他忍辱负重的意思。

  张佩纶自然懂得,却不受劝,他说:“果臣军一败,资仗都尽,无兵无饷,又谁与图再振乎?”当然,他这样侃侃而谈,是另有看法,亦有自信。

  为了反衬他的忠勇奋发之忱,他不能不牵扯彭玉麟作个比较。据说彭玉麟上年秋天奉旨办理广东军务,与两广总督张树声划定防区,彭玉麟当南面琼州一路,畏怯不前,曾策动广东官民挽留他在省城,以为保障。此事为张佩纶所卑视,正好拿他皮里阳秋一番,用来抬高自己的身分,表扬自己的功劳:

  “当臣出次时,省城民无固志,风鹤皆兵,颇有欲援彭玉麟不赴琼防之例留臣者。臣自念新进小臣,非老成比,必令马尾不战而失,遂其质地索偿之请,而臣且在省静候,与此土一并赎还,其腼然何以为人?故不敢自安,以免为皇太后、皇上知人之玷,初非谓此军即可制胜也。”

  “此军”就是黄超群一军,是张兆栋留以自卫,为他硬夺了来的,此军虽未必可以制胜,但张佩纶却仍有制胜的把握。

  “臣亲至前敌,则颇觉各营之侦探、各路之电传,半亦法人虚声恫吓,而臣前请先发制人之算,尚非毫无把握。”

  他的把握是出于两点判断,第一、中国对法国一再让步,法军不必死战,而反恐张佩纶所指挥的水师和陆军,拉住他们死战,在士气上先已逊了一筹;其次,法国在闽江之内的兵舰,仅不过多于局船两艘。如果法军全部登陆,则可乘虚袭击敌舰,倘或登岸一半,仅不过数百人,以两千陆军迎击,法军未必能占上风。而况敌军深入内陆,处处可以断他们的归路。同时近来潮汐“小信”,法国兵舰出入不便,这都犯兵军之忌,而为张佩纶所以要想开战的原因。

  论兵法讲究“知己知彼”,说过自己有这样的胜算,还要估量敌情,张佩纶满怀信心地表示,敌人看见他的斗志,已有怯意,而所以仍旧徘徊不退者:

  “既料中国之必不失和,而孤拔以一水师提督,挟盛气而来,谓闽官必降心相从,船局固垂手可得。我既不与之先讲,复欲与之先战,若遽尔退师,亦恐见诮他邦,取讥士卒,是以游驶壶江,以掩其退避之迹,而仍为挟制之端,计亦狡矣!臣逆料该提督必已密电巴德诺,非云欲犯他口,即云须遣人赴沪讲解,曾于昨日电达李鸿章,嘱其断勿赴沪。当此主忧臣辱,臣既有军旅之寄,不能一战以建威折敌,更何敢大言不怍,无临事而惧之心?惟念敌情,当以力争,难于理喻。今法船在闽,其势稍转,必有一二自命能办洋务之人,攘臂以居辨难调处之功,没将士死守之孤忱,为无赖希荣之捷径,长敌焰而损国体,无逾于此,是以将前敌实情,委曲敷陈。”

  这番陈奏,大大地壮了慈禧太后的胆,而最使她感动的是,张佩纶在折尾立誓:万一局势转恶,“我援竟断,法舰纷来,恐彼猝攻前敌,据我上游,我军终于不敌,然臣所将水步两军,誓当与厂存亡,决不退缩,以贻朝廷羞。”是这样有为有守、忠勇奋发的气节之士,真是值得重用。

  寄望于美国“说合”的打算,终于落空,法国正式拒美国调处,同时对基隆采取了行动,由孤拔的副手利志必率领兵舰四艘,轰击基隆炮台。刘铭传得报,一面下令自行炸毁基隆煤矿,一面亲率提督四员,击退了登陆法军,不过他自己亦赶紧退到了淡水。据刘铭传自己的解释:台湾没有兵舰,海面无法与法军争锋,只有引诱他们上岸,才可以“聚歼”。

  法军不肯上当,留下三艘兵舰在基隆海面监视,同时由巴德诺照会曾国荃,法军攻取基隆,作为质押,暂时不取福州,要求赔偿兵费八千万法郎。

  局势到此地步,如果肯和,便成城下之盟。醇王见此光景,和既不甘,战又不可,六神无主之下,只有奏请召集廷议。

  就在这时候,陈宝琛来了一个电报,有一句话使得慈禧太后痛心不已,这句话是:“和亦悔,不和亦悔。”意思是一开仗必败无疑,慈禧太后深知这班清流,赋性刚毅的居多,不是看出事处万难,绝无可为,决不肯说这种万般无奈的泄气话。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我也实在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慈禧太后向醇王及总理大臣们叹气,“到底能不能打?你们总得有句实实在在的话。事情是拖不下去了!越拖越坏。”

  六月二十二的天气,密云不雨,闷热不堪,醇王急得满头大汗,很想说一句:“要开仗亦未见得没有把握。”却就是说不出口。

  慈禧太后知道醇王无用,她愿重用他也就因为他无用。所以兵饷两事,此刻便直接向许庚身和阎敬铭两人垂询。

  “许庚身!”她问:“你看,如果开仗,有没有把握?”

  这是最难回答的一问。不过许庚身对和战大计虽不能完全拿主意,而从洪杨平后,在军机当“达拉密”,凡有关重要军务的上谕,几乎都由他主稿,深知代湘军而兴的淮军,积习重重,并不可恃;北洋水师,则如甫离襁褓,正在学步,还不足以自立;醇王的神机营更是虚糜“京饷”的“摆设”,所以虽管兵事,却主持重。当然,他不肯得罪李鸿章,更不敢得罪醇王,说他们的兵不中用,平时一再表示:备多力分。此时亦仍是这样回奏。

  “我中国幅员辽阔,口岸太多。当初祖宗设兵驻防,专重陆路,道光以来,五口通商,中外交涉日繁,原是祖宗当初所万想不到的。自文宗龙驭上宾,仰赖皇太后操劳于上,发捻次第削平,讲究海防至今,亦不过十几年的工夫,自然不能跟西洋各国已经营了几十年的海军相比。备多则力分,处处设防,处处防不胜防,譬如福州,何璟接二连三,急电请援,而南北洋实在都抽不出兵舰可以调到福建海面。就算可以调动,法国又舍马尾而攻基隆,飘忽难制。臣每日都留心上海、香港的中西报纸,说法国水师提督孤拔是一员猛将,打电报到他们的海军部,要攻山东芝罘、威海卫、旅顺,敌师北犯,京畿震动,所关不细。”说到这里碰个头,结论就不必说出口了。

  慈禧太后幽幽地叹口气,转脸又问:“阎敬铭,你怎么说。”

  “依臣看,以收束为宜。打仗打的是兵、是饷,目前饷源甚绌。最可虑的是,南漕多用海运,如果海上有事,招商局的船到不了天津,那时……。”阎敬铭很吃力地说道:“‘民以食为天’!皇太后圣明。”

  北方粮食一向不够,如果南漕中断,这一缺粮,人心浮动,会引起极大的变乱。转念到此,令人不寒而栗。

  “照这样说,是不能打,就投降了?”

  “岂有投降之理?”醇王异常不安地说:“圣谕教臣等置身无地。”

  “是啊,不但你们置身无地,我将来又有什么脸面见祖宗?

  大家总得想个办法出来!”

  “臣愚,臣以为国家百年大计,不争一日之短长,而要有持久之策。”许庚身越次陈奏,“历来廷议,空言搪塞的居多,这一次要请严旨,责成大小臣工,悉心详议,如是空言塞责的复奏,当即掷还。”

  许庚身很巧妙地转移了话题,慈禧太后不自觉地点点头:“你这话说得实在。就照你的意思拟旨,这两天收到的照会,南北洋跟福建来的电报,陈宝琛的折子,都发下去,公中阅看。”

  “是!”醇王答应着。

  等退出殿来,醇王汗流浃背,神气非常不好。他的本心淳厚,争强好胜,然而是庸才!多少年来一直说恭王不好,受了孙毓汶的鼓动,贸贸然定计夺权,将一副千斤重担,糊里糊涂接了过来,一上肩就有不胜负荷之感,如今进退两难,寸步难行。想起有人传来恭王的一句话:“看人挑担不吃力”,自觉羞愧惶恐,因而才有那样内心的激荡,自我震栗失色的神气。

  “星叔,”他对许庚身说,“我先回去。你们跟莱山商量一下,出宫先到我那里。”

  “是!王爷请先回去歇着。千万不要着急!”许庚身安慰他说,“局势总还可以挽回。过了这一关好好筹一条持久之计,不患没有扬眉吐气之日。”

  “现在也只有这么想。不过……,”醇王眨着眼,在轿子旁边想了好一会才说:“咱们回头再谈。廷议,你们好生预备。”

  他是不到军机处的,平时办事,都是在府,常由庆王传话。最近因为局势紧急,而且醇王特加关照,所以这天下午军机处散值以后,庆王、孙毓汶、阎敬铭、许庚身一起上适园谒见。

  “廷议定在二十二。”庆王说道:“御前、军机、总署、六部九卿、科道、讲官。”

  这是报告规定参与廷议的人员,醇王诧异地问:“何以没有王公?”

  “莱山!”庆王转脸看着孙毓汶:“你跟七爷回吧!”

  廷议而不召王公,是前所未有的创例,此例是孙毓汶所创,目的则在解醇王的围。因为醇王“在野”时,放言高论,抨击恭王措施失当,词锋往往极其锐厉,如今易地而处,怕恭王,还有向来有什么、说什么,出言不加考虑的惇王,当着大庭广众拿话挤得醇王下不了台。

  受窘是一事,更怕一激之下,加以讲官必然会随声附和,于是醇王在无法招架的情况之下,作成主战的结论,那时大局就难收拾了。因此,孙毓汶赞成用“快刀斩乱麻”的手法,干脆不让恭王跟惇王与议。

  当然,这话不便直说,他只答了句:“御前大臣当中,不也有王公吗?”

  醇王也会意了,点点头不提这事,却问到讲官:“盛伯熙他们不知道会怎么说?”

  “他们还能说什么?无非定论而已。”孙毓汶又说,“张幼樵在福建、陈伯潜在南洋、吴清卿在北洋、张香涛在广东,都是手握兵权的,如果开仗,他们当然运筹帷幄,决胜俄顷。朝廷预备着红顶子就是。”

  在这番似讥似嘲的话中,孙毓汶透露了他的权术,是以清流制清流,甚至可能以清流攻清流。陈宝琛已说到“和亦悔不和亦悔”的话,足以看出主战的论调已大不如前。而非为讲官首领的盛昱,如果有所责难,亦就等于跟两张陈吴等人过不去了。

  意会到此,醇王算是又放了些心。不过两三个月的工夫,当国的苦况,他已经领略透了,和战之间,并不能一言而决,和也罢、战也罢,都无法按照理路,直道而行。就拿眼前的情势来说,“不和而悔”不如“和而悔”,因为“不和而悔”必然丧师辱国,赔偿兵费,追究责任,搞得天下大乱,元气大丧。“和而悔”则至少保全了实力,可以徐图再举,发奋为雄。这样浅显明白的道理,就是不能一口道破,得要迂回曲折,绕上许多弯子来应付慈禧太后的责难和清流的主战论调,尤其是清流,人多口杂而个个振振有词,真是重重牵绊,处处掣肘。现在听孙毓汶所说,清流似乎已受箝制,事情就比较好办得多了。

  于是再商量复奏的措词。向来廷议必有复奏,称为“公折”,预先备好底稿,同意的列名,不然单独具奏。公折或由内阁主稿,或由军机撰拟,或由领衔召集的王公预备,看所议何事而定,这一次议的是和战大计,理当由军机预拟奏稿。

  但孙毓汶又有异议,折底虽由军机预备,却不妨交由伯彦讷谟诂提出。这好象匪夷所思,但经他一说明缘由,却不能不佩服他巧妙。

  这样做是为了要避免一个人扰乱全局,这个人就是左宗棠。从他五月间奉召复起,到京以后,恩宠不衰,仍旧入直军机,兼管神机营。但是他的脾气未改,依然好发大言,好骂人,而且神智恍惚,说话颠三倒四,军机同僚,没有一个不觉得头痛。如果这个公折底稿由军机预备,他一定有许多意见和挑剔,弄得无法定稿,所以不如由这次廷议中爵位最尊,复奏领衔的伯王提出折底,干脆不使左宗棠与闻,反倒清静无事。

  “这也好!”惇王深深点头,然后又皱着眉说:“此老实在烦人。”

  “有办法!”孙毓汶接口说道,“此老本不宜参庙议,看机会还是请他出去带兵吧!”

  “莱山这话如何?”醇王看着阎、许二人问。

  阎敬铭和许庚身都保持沉默,七十老翁帝兵,未必相宜,而且论人情,亦觉得太过。只是此老在朝,也实在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所以不愿表示意见。

  “看情形再说吧!”醇王也觉得这样安排不妥,搁置不谈,“折底就请星叔动笔。”

  “是!”

  “我还有件事,跟大家商量。这件事我想了好久了,一直打不定注意。现在为了振作士气,不能不这么办,我想面奏太后,仿照老五太爷的例子,以‘奉命大将军’的名义,带领神机营,到越南去打法国鬼子。”

  此言一出,举座大惊,连孙毓汶都张口结舌了。“老五太爷”惠亲王在咸丰三年奉旨授为奉命大将军,只不过督办畿辅防剿事宜,与出师越南岂可同日而语?

  “祖宗创业维艰,虽说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不过骑射是八旗的根本,修文亦不必偃武。本朝初入关的时候,王公大臣没有不能开强弓,说‘国语’的。承平日久,习于骄逸,纯庙高瞻远瞩,极力纠正,较射三箭不中鹄,立刻斥责,八旗子弟乡会试,先试弓马,合格了才许入闱,此所以有‘十大武功’。当时明亮、奎林他们,都是椒房世臣,用命疆场。纯庙圣谕:‘周朝以稼穑开基,至今以农立国,本朝以弧矢定天下,何可一日废武?废武就是忘本!’”醇王说到这里又激动了,“就因为八旗忘本,才有今天外敌欺凌之辱!”

  “王爷见得极是。”孙毓汶劝道:“不过以王爷的身分,亲冒矢石,皇上何能片刻安心?”

  “亲冒矢石也不致于。我自然是在关内安营,指挥督战,无须亲临前敌。”醇王又说:“唯其以我的身分,亲自督师,才能振作士气。”

  “说实在的,王爷有这番意思就够了……。”

  “不够,不够!”醇王抢着摇手,“一定要到前方,打个样子给大家看看。有人说神机营是虚好看,我不服气。从前文博川带神机营到奉天剿马贼,打得很好。他回来跟我说:神机营不是不能用,只不过京师繁华之地,把他们养得懒了。一到苦地方,摆不上‘旗下大爷’的谱,自己不动手,连顿饭都吃不到嘴,自然大改常度。这话真是阅历之言。再说养兵千日,用在一朝,神机营操练了这么多年,临到该他们露一手,还不拚命争个面子?我意已决,你们劝我也没有用。”

  “王爷!”

  阎敬铭才说了一句,醇王便又抢着开口,“丹翁!”他拱拱手,“这饷的方面,你无论如何要帮我的忙。乾隆年间,大将军督师,都特简大臣筹办粮秣,你年纪这么大了,我当然不敢劳动你,不过,务必要请你派年轻力强,吃得苦、耐得劳的司官,替我管粮台。”

  说到这样的话,阎敬铭只能恭恭敬敬应一声:“是!”

  孙、阎二人都“没辙”了,只拿眼望着许庚身。他当然也有一番话说,只是看醇王满怀信心,意气甚豪,不便泼他的冷水,越泼越坏,变成激将,更难挽回。所以一直在思索着,怎么能让醇王知道,神机营不中用,而又不伤他的自尊?

  才能让他知难而退。

  这片刻工夫,已经思量停当,却闲闲问道:“王爷预备用什么人参赞?”

  “荣仲华!”醇王脱口相答,“仲华委屈了好几年,我心里也很过意不去。沈经笙下世的第二年,我想保他复用,他不肯。如今总得帮帮我的忙。我已经有打算了,皇帝到了该“压马”的年纪,我备八匹好马,作为他的报效,只要有旨赏收,自然就会开复他的原官。”

  “王爷笃念旧人,真是教人感激。荣仲华是好的。不过,王爷,”许庚身说道:“三国的故事,不可不以为鉴。”

  “三国的故事?”旗人拿《三国演义》当作兵法,醇王虽不致如此,陈寿的《三国志》,却是当年在上书房的时候,奉宣宗面谕,特别要念熟的,所以三国的故事,知道得很多。

  “不知道说的是那一个?”

  “我说的是赤壁之战。当时刘、关所部,不过精甲万人,刘琦的江夏兵还不到一万,周瑜、程普亦不过各领万人,合孙刘之兵,不过四万。曹瞒所部,号称百万,实际亦有四十万,以十对一,而众寡不敌,只为魏师北来,水土不服,军中瘟疫流行,以致于一把火烧得他卸甲丢盔。”许庚身紧接着又说:“南人乘船,北人骑马,习性使然,无可勉强。神机营子弟到奉天可以收功,亦就因为奉天的气候跟京里相差不远,如今到了炎荒瘴疠之地的西南边境,天时不对,水土不服,再中了瘴气,没有一个不病倒的!英雄只怕病来磨,那一来,岂不损了王爷的神威?”

  “啊,啊!”醇王悚然动容。

  “星叔,这话说得是。”阎敬铭急忙附和,“我在山西办赈的时候,深知饥民易救,瘟疫难当。到那时候,赶紧运药到前方,怕都来不及了。”

  “是的,是的!”

  “王爷体气虽壮,从来也没有到过南边,万一水土不服,上系廑虑,”许庚身用极恳切的声音说:“王爷又何能心安?”

  “责备得是。”衷心悦服的醇王,措词异常谦恭,“拜受嘉言,不敢不领教。”

  “王爷太言重了!”许庚身站起身来,垂手答说。

  “一切仰仗。”醇王拱拱手,“明天一早,宫里见吧!”

  第二天黎明时分,醇王已经约了他的儿女亲家伯彦讷谟诂,在内右门的内务府朝房见面,一起看许庚身所拟的公折底稿。

  这个稿子一共分四大段,第一段申明同仇敌忾之义,说法军猖獗,攻击基隆,在廷诸臣,同深愤激。第二段提到陈宝琛的折子,说他素日刚毅,现在有“和亦悔不和亦悔”的奏语,自然是他身在局中,亲见亲闻,不能不重视的见解。这是道明战有困难,引起第三段保全和局的主张:如果法国“悔过输诚,怵于公议,尚可示以大度,仍予转圜”,因为“此时饷绌兵单,难于持久。况外夷逼处,为千百年未有之局,与发捻迥异。”

  看到这里,醇王深深点头,认为这样措词,是道出了真正凶症结,非常恰当。再看第四段,也就是结论,却近乎空话了。

  这个要作为廷臣公议的结论,认为法国如果挑衅不止,终于不得不战,则不可为小挫所动摇,那时要设法募兵筹饷,或者举办团练,或者分道扼守,以为“持久之策”,而最要者为申明军律。

  伯彦讷谟诂看完这一段,摇摇头说:“这不太虚浮了吗?鬼子已经打进来了,还在募兵筹饷,那来得及?办团练更是件靠不住的事。”

  “不然!”醇王答道,“你没有能看得仔细。这段话的要旨,是在表明最后的打算。法国人适可而止,中国不妨示以大度,真要欺人太甚,一打起来,那就没有完了,非拚到底不可。”

  “嘿!”伯彦讷谟诂一面来回蹀躞,一面将双掌骨节捏得“格巴,格巴”地响,用微带不屑的神气说,“是打算把法国鬼子吓得不敢动?”

  “他们敢动不敢动,咱们不知道,反正洋人只要一上了岸,就讨不了便宜。”醇王说道:“洋人的厉害,是他的铁甲船,大炮,一上了岸,咱们处处拦他、堵他、困他,叫他走投无路,非告饶不可。刘省三在基隆,用的就是这个法子,张幼樵在马尾也打算这么办。总之,去我之短,用我所长,陆战必有把握。”

  伯彦讷谟诂默然。他父亲僧格林沁在英法联军内犯时,跟洋人在通州接过仗,结果溃退回京,如引此故事,说洋人不可轻敌,就变成揭父之短,但如醇王所说“陆战必有把握”,他也实有看不出把握在那里?那就只好不开口了。

  不开口不行,因为这个折底是由他提出来,必得他先有信心,才能说服大家一起列衔。所以醇王催问着说:“你有什么意思,说出来大家琢磨。”

  “我的意思是,要说痛快话,和就是和,战就是战,不痛不痒的话,似乎没有用。”

  这话却是搔着了痒处。从同治初年以来,每遇外敌,朝廷应付之道,总不外备战求和。求和是真,备战是假,而假的要弄成真有其事的模样,真的却又迂回瞻顾,倒仿佛虚与委蛇似的。照伯彦讷谟诂看,这个公折中所提的见解、主张,亦复如此。

  醇王却不肯承认。陆战有把握,是他所确信不疑的,就怕带兵官不肯用命。这个看法,他跟亲信谈过好几次,许庚身深为了解,所以拟的折底,能够符合醇王的意思。现在伯彦讷谟诂不以为然,而醇王似乎欲辩无词,他不能不说话了。

  “如今跟外国开仗,都要站在理上,不然,洋人一定合而谋我,众寡之势,胜负不待智者而决。法国如果敢上陆,那就是彰明较著侵犯我国,谁是谁非,十分明白。即令其中有国家想挑拨,亦就无所借口。再有一层,洋人来我中国的,已经不少,内地一开仗,炮火不免伤及他国侨民,各国必不容法国猖獗,出面调解,自然对我有利。”

  经过这一番解释,伯彦讷谟诂才没有话说。到得近午时分,坐轿到内阁大堂主持廷议。所谓主持,其实是到一到而已。御前大臣与大学士高高上坐,两面是六部九卿,下面设一张长条案,团团围着一班热心国事的翰詹科道,在传阅上谕、南北洋的电报,以及总理衙门送来的八件法国照会。

  文件多人更多,天气太热,只见各家的听差,川流不息地走进走出,绞手巾、倒茶、装烟、打扇。廷议本就是近乎随意闲谈的一种集会,这天的秩序更不易维持,东一堆、西一堆,三五成群,各自找凉快的地方叙话。其中风头人物是盛昱。他已成了翰林中后起的魁首,所以围在他左右的特别多。

  在大老中,李鸿藻闲废,潘祖荫回乡,翁同和冒了上来,成为扶持风雅的护法,盛昱跟他走得很近,也很佩服他,所以见他一到,特意迎了上来招呼。

  “我刚下书房,来晚了。”翁同和问道:“议了些什么?”

  “还没有开议。总是这样子,议不出什么名堂来的!听说是伯王预备的折底。如此大事,由御前主持,也算是新样。”

  翁同和笑笑不答。停了一下问道:“你大概又是单独上奏吧?”

  “那要看公折怎么说?如果有个切实的办法,可以不致于辱国,我也就不必多事。”

  “你来!”翁同和招招手,“我给你看封信。”

  信是一个抄件,先看称呼,再看具名,是张佩纶在上个月二十八由福州移驻马尾以后,写给李鸿藻的信,却不知翁同和怎会有此文件?

  “是我问起幼樵的情形,兰翁特为录副送来的。”翁同和说。

  “喔,兰公病泄经月,只怕更清癯了。”盛昱一面答话,一面看信。信很长,主要的当然是谈他的部署:

  “佩纶定出屯马尾之计。所拨两营,乃友山留备省防者,其将黄超群前解凰翔之围,与友山患难交。佩纶在陕西文牍中见其姓氏,又观其履历,曾在胡文忠守黔时充练勇,而随南溪先先转战行间。访问省城名营,惟此军队伍尚整齐,是以特调用之。二十七午,合肥忽来电,称林椿云:‘二十八日期满,定攻马尾,惟先让法为救急计,鸿不敢许。’等语。”

  盛昱知道林椿是法国的一个领事,不知道的是,李鸿章何以听信此人的话?看样子他是以一个领事为交涉的对手,未免与他的地位太不相称。而且他既“不敢许”,何以又电告张佩纶,是不是暗示张佩纶“先让法为救急计”,失掉马尾,他可以从中斡旋,使张佩纶脱罪呢?

  这是一个难以猜透的疑问,盛昱姑且搁下,先看张佩纶作何处置:

  “鄙见法特恫吓,然特告督抚必大扰。遂以是夜潜出。侵晓,敌舟望见旌旗,遂亦无事。行营距敌舟一里许,日来市易如常,迥非省城之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军书之暇,雨余山翠,枕底涛声,犹胜城市之日接褦襶也。”

  看完这一段,盛昱大为摇头,他觉得张佩纶真是太自负,也太自欺了!居然以为法军震于他的威名,所以“望见旌旗,遂亦无事。”而文字故作洒脱,仿佛羽扇纶巾,谈笑可以退敌,强学谢安的矫情镇物,只怕真到紧要关头,拿不出谢安的那一份修养。

  “真是书生典兵,不知天高地厚。”盛昱冷笑着说,“我就不信,只有他一个人能干。”

  “你再看下去。”翁同和笑道:“幼樵真正是目无余子。”

  于是盛昱轻声道:“法入内港,但我船多于彼,彼必气沮而去。然仅粤应两艘,余皆袖手,畏法如虎,不如无船,转可省费。二十八夜,战定可胜。”

  “这是什么话?”盛昱诧异,“他不是一再电奏请旨,催南北洋赴援吗?如以为虽有船而‘畏法如虎’,倒不如没有船,反省下军饷,这是负气话,还可以说得通,却又说‘二十八夜,战定可胜’,既然这样有把握,又何必电请增援?而且,既有把握,何不先发制人?”

  “战端固不可轻启,而幼樵亦未免夸夸其言。”翁同和又说,“我担心的是,幼樵处境太顺,看事太易,量敌太轻。”

  “是!”盛昱想了一会说道:“还可以加一句:‘受累太深。’”

  “受什么人的累?”翁同和问:“你是指合肥?”盛昱点点头,然后又接下去看信:“今局势又改,趋重长门,不知知各宿将正复如何?”

  “‘知各宿将’是指穆将军守长门炮台吗?”

  “对了。下面不是有段小注:‘春岩与论相得,琐细他日面谈。’看样子,幼樵在福建,还只有一个穆春岩,为他稍所许可。此外,不但福建的督抚,连总理衙门诸公,亦不在他眼下。”

  这段话是指张佩纶自己在信中所说:

  “兵机止争呼吸,若事事遥制,战必败,和必损,况闽防本弛耶?译署以办团练为指授方略。抑何可笑?漳泉人较勇,然亦无纪。本地水勇,知府送来二十人,皆里正捉来水手,未入水即战栗。”

  “办团练本非长策。”盛昱又摇头,“幼樵这话倒说对了。‘兵机止争呼吸’,亦有道理,只不知呼吸之间,他能不能临危不乱,应付裕如?”

  就在他们以张佩纶为话题,一谈不能休止的当儿,大厅中已在宣读公折底稿,并作了一处修改,仍旧请各国公断,美国调处。等到翁同和、盛昱接得通知,回入大厅,已经纷纷濡笔具名,而讲官则大多不愿列衔,表示另外单独上奏。盛昱自然也是如此,翁同和则觉得公折的文字不坏,提笔在底稿上写下名字。所谓“廷议”,就这样草草结束了。

  公折以外,另有三十四个折子论列和战大计,上折的都是兼日讲起注官的名翰林,少数连衔,大多独奏,总计言事的有四十个人之多。

  因此,慈禧太后认为有召见此辈的必要。但不可能凡上奏的都召见,一则从无此例,再则人多口杂,也问不出什么来,所以她决定只召见其中的领袖。

  “如今讲官是谁为头啊?”她问醇王。

  “如今算是盛昱。”醇王老实,心里并不喜欢盛昱,但不敢欺骗慈禧太后。

  “讲官到底都是读书人。他们的议论,跟我的看法差不多。”慈禧太后又说:“看法国的样子,得寸进尺,叫人快忍无可忍了,你也该好好预备一下。”

  这就等于明白宣示,不惜一战,而主持军务的责任,是赋予醇王。理解到此,醇王顿觉双肩沉重,汗流浃背,不过当然要响亮地答应一声:“是!”

  接着,慈禧太后便传懿旨,召见盛昱。照例,凡够资格上折言事的,本人都须到宫门候旨,讲官纵有论述,极少召见,所以盛昱并不在宫里。军机处特意派苏拉去通知,等他赶到,慈禧太后已经等了一会了。

  盛昱深为惶恐,也深为感奋,这样心情遇着这样流火铄金的天气,自然汗出如浆,以致进殿以后,竟致连叩请圣安的话,亦因为气喘之故,语不成声。

  这是盛昱第一次面圣。慈禧太后对这种初次觐见,战栗失次的情形见得多了,不以为意,反和颜悦色地说道:“你有话慢慢说!”

  “是!”由于殿廷阴凉,盛昱总算不再那么头昏脑胀,定一定神,清清楚楚答一声:“是!”

  “你是‘黄带子’?”

  “是!”盛昱答道:“臣肃亲王之后。”

  “如今局势这样子糟,你是宗室,总要格外尽心才是。”

  “奴才世受国恩,不敢不尽心上答天恩。”盛昱答道:“奴才年轻识浅,见事不周,报答朝廷,只有一片血诚。”

  “你们外廷的言官讲官,我一向看重,有许多话说得很切实。”慈禧太后说道:“军机跟总理衙门,偏偏有许多古里古怪的说法。以前我总以为恭王他们办事不力,所以全班尽换。

  那知道……。”她叹口气:“唉!别提了。”

  这一声叹息,大有悔不当初的意味。同时也触及盛昱的痛处。如果不是自己三个月前首先发难,一个折子惹出军机全班尽撤的大政潮,也许局势还不致糟得这样子。转念到此,更有“一言丧邦”的咎歉悔恨,不自觉地碰了一个响头。

  “谈政事跟我意见相合的,只有醇亲王,不过,也不能光靠他一个人。你们有好办法,尽管说。”慈禧太后问道:“你看张佩纶这个人,怎么样?”

  “张佩纶居官好用巧妙。”盛昱脱口答了这一句,自觉过于率直,不合与人为善的道理,因而又接下来说:“不过他的才气是有的。仰蒙皇太后,皇上不次拔擢之恩,自然要实心报答。奴才看邸抄,张佩纶在折子上说,‘所将水步两军,誓当与厂存亡,决不退缩。’果然如此,即使接仗小挫,亦不要紧。”

  “我也是这么想。胜败兵家常事,最要紧的是能挺得住。从前曾国藩他们平乱,也常打败仗,朝廷不能不处分,责成他们戴罪图功,其实从来都没有怪过他们。现在各省督抚,练兵筹饷,只要能想得出办法来,没有个不准的。朝廷待他们不薄,到现在应该激发天良,好好为国家争口气。谁知道畏难取巧的多。中外大臣都是这样。你说,怎么得了?”

  慈禧太后说到后来,不免激动,声音中充满了悲伤失望,使得盛昱也是心潮起伏,满腹牢骚,不可抑制,大声答奏:“天下事往往害在一个‘私’字上头。圣明在上,中外大臣虽不敢公然欺罔,可是私心自用的也不少。奴才想请严旨,只要辜恩溺职的,不论品级职位,一概从严处治,才能整饬纪纲,收拾人心。”

  “朝廷原是这么在办。等唐炯、徐延旭解到京里,我是一定要重办的。”慈禧太后说到这里,忽然问道:“你跟邓承修可相熟?”

  “奴才跟他常有往来。”

  “听说这个人的性情很刚?”

  “邓承修忠心耿耿,不畏权势,他的号叫铁香,所以有人叫他铁汉。”

  “才具呢?”慈禧太后说,“我看他论洋务的折子,倒很中肯。”

  “邓承修在洋务上很肯用心。”

  “办洋务第一要有定见,不能听洋人摆布。”慈禧太后话题又一转,“我现在很看重你们这一班年纪轻、有血性、肯用功的人,张之洞、张佩纶都还不错,陈宝琛平日很肯讲话,如今在曾国荃那里,好象也碍着情面,遇事敷衍似的。张荫桓起先很好,说话做事,都极有条理,现在看他,也不过如此,这趟中法交涉,实在没有办法。”

  “这也怪不得张荫桓。”盛昱把下面的话咽住了。

  语气未完,慈禧太后当然要追问:“那得怪谁呢?”

  “自然要怪李鸿章。”盛昱率直陈奏:“李鸿章主和,张荫桓听他的指使,一味迁就,养成洋人得寸进尺的骄恣之气。洋务之坏,坏在李鸿章的私心。就拿招商局轮船卖给旗昌洋行一案来说,李鸿章一直到朝廷查问,方始复奏,其心可诛!”

  这话在慈禧太后就听不入耳了。她一直有这样一个想法,凡有人攻击李鸿章,必是心存成见。照她看来,最肯做事的就是李鸿章,虽然他力主保全和局,但是他本心在求国强民富,买轮船、造炮台、设电线、开煤矿,都是自强之基。如果总理衙们的大臣得力,能够不失国家的体面谈成和局,当然是好事,和局谈不成,一再受人的勒逼要挟,是总理大臣无能,怪不上李鸿章。

  至于出卖招商局轮船的案子,她亦听李莲英说过,完全是事机紧迫,为国家保存元气的不得已措施。她觉得李莲英有一句话说得很中肯:“李中堂不敢!招商局那么多船,那么多堆栈,码头,他要能一口吞得下去,不怕梗死?不管怎么样,权柄操在老佛爷手里,他有几个脑袋敢欺老佛爷?”

  因此,她虽不愿公然斥责盛昱,回答的语气却很冷漠,“李鸿章有李鸿章的难处。”她说,“中外大臣都能象他那样,咱们大清朝决不能教洋人这么欺侮。”

  盛昱一听话不投机,自己知趣,不愿再多说什么。慈禧太后也觉得该问的话都问了,该说的话也都说了,便吩咐“跪安”,结束了召见。

  回到宫中,慈禧太后又是一种心境。从前凡遇大事,她虽也能出以沉着镇静,但心里却总丢不开。自从大病以后,接纳了薛福辰的谏劝:养生以去烦忧为主,因而养成一种习惯,不召见臣工,不看奏折的时候,便能将国事搁在一边。她觉得闲下来及时行乐,保持愉快的心情,到烦剧之时,反更能应付裕如。所以越是国事棘手,她越想找点乐趣。

  当然,这要找莲英。一问不在长春宫,说是皇帝找了去问话了。

  皇帝十四岁,纤瘦、苍白,一副“少年老成”的样子。跟穆宗当年一样,未亲政以前,随侍太后,召见臣工,唯有醇王入见,因为是本生父,君臣父子之间的礼节不易安排,所以皇帝回避。许多慈禧太后与醇王密定的大计,虽不得与闻,但每天军机见面,也能听到很多话,而在书房里,师傅随时启沃,就不但了解了大局,还能谈论得失,形成见解。

  这时候找李莲英来,就是他有一番见解要说。后天就是万寿,皇帝的生日本是六月二十八,因为要避开七月初一“祫祭”的斋期,所以提前两天,改六月二十六日为万寿之期。

  是慈禧太后的命令,皇帝对李莲英不能直呼其名,照书房里的例子,称他为“谙达”。皇帝说道:“李谙达,我想让你跟老佛爷去回奏,明天不要唱戏。”

  这是为什么?李莲英愕然相问:“是怎么啦?”

  “局势不好,洋人这么欺侮咱们,那里是歌舞升平的时候?”

  李莲英心想,又不知是在书房里听了那一位师傅的话,回来发书呆子气?不唱戏万万办不到。不过这位“少爷”的话也不能驳回,得要想一番说词,让他自己收回他的话。

  “万岁爷真正了不得!忧国忧民。老佛爷知道万岁爷说这话,不知道会多高兴。”

  一顶高帽子将皇帝恭维得十分得意,“那你就快去说吧!”

  他催促着,“说定了就好降旨。”

  “不过,万岁爷,这里头有个斟酌。让奴才先请问万岁爷,老佛爷万寿,该不该唱戏?”

  “那自然。你问这话为什么?”

  “自然有个道理。今年是老佛爷五十整寿不是?”

  “是啊!这还用你说?”

  “五十整寿,更该唱戏。如今局势虽然不好,到了十月里,一定平定了。那时候万岁爷一定要尽孝心,替老佛爷热闹、热闹,是不是呢?”

  “当然是。”

  “这就是了。”李莲英说:“有道是母慈子孝。到那时候老佛爷想到今年万岁爷万寿,没有唱戏,心里一定也不愿,不教唱戏。万岁爷想想,怎么个劝法?”

  “啊!”皇帝连连点头,“你这话说得倒也是。明天还是唱吧!”

  “这才是。”李莲英说,“老佛爷操劳国事,心里那有片刻安闲。借万岁爷的好日子,唱两天戏,哄得上人乐一乐,这才是真正的孝心。”

  “嗯。”皇帝又点头,“李谙达,我倒问你。照你这么说,我还得按规矩上召串老莱子?”

  “这得到老佛爷的万寿,才是这个规矩。”李莲英趁机说道:“万岁爷只拿戏折子请老佛爷添两出戏,一样也是尽了孝心。”

  “好吧!今儿侍膳的时候,我就说。”

  于是李莲英悄悄先退。回到宫中,慈禧太后少不得要问起,皇帝传问何事?李莲英知道她必不爱听皇帝不愿唱戏的话,反过来说是,皇帝所问的是太后连日烦心,该想个什么法子娱亲?

  “倒难为他。”慈禧太后笑道:“你替他出了什么主意?”

  “奴才何敢乱出主意。奴才只跟万岁爷回奏:顺者为孝,这句话就都在里头了。”

  接着慈禧太后问起“南府”承应万寿戏的情形。“南府”的名称起于乾隆年间,最初是高宗喜爱昆腔,初次南巡时,就从苏州、松江、太仓一带带回来一班年幼的梨园子弟,教习演唱,称为“南府”。到了道光年间,宣宗赋性俭朴,不好戏曲,认为梨园乐部不应该称“府”,降旨改名“升平署”。然而文宗与他父亲不同,颇嗜声色,所以升平署又有兴旺的气象。直到同治即位,为了示天下以励精图治,才将民间的梨园子弟,一概遣散,只由太监串戏。

  慈禧太后不喜昆腔,最爱皮簧,宫中不便传“四大徽班”来唱,因而常常假名巡幸惇、恭、醇三王府邸,传膳听戏,尽一日之欢。自穆宗“天子出天花”而驾崩以后,推原论始,多为宣德楼头听王庆祺一出《白门楼》,击节称赏,因而作成了一番空前绝后的君臣遇合,然后才有“进春册”的秘辛,演变成绝奇的大不幸。这样一层一层想去,归根结蒂,害在一个“戏”字上,怕触景伤情,摒绝丝弦。事实上,穆宗和嘉顺皇后的大丧“八音遏密”,宫中有两三年不能唱戏,想听亦听不到。

  从一场大病痊愈,一方面日理万机,需要丝竹陶写,另一方面古板方正的慈安太后暴疾而崩,也不怕再有人会说扫兴的规劝话,所以升平署再度振兴,而且另出新样,传唤名伶到升平署当差,名为“内廷教习”,外面称为“内廷供奉”。

  供奉的规矩是,平日照常在外城戏园子唱戏,但初一、十五,佳期令节,或者慈禧太后兴致来时,想听一听戏,随传随到,好比唱一次最阔的堂会。自然每次都有赏,赏银通常是二十两。

  这班“内廷教习”是上年四月间挑选的。起初大家不知是怎么回事,以为一入宫内,便不再放出来,既怕妻儿暌隔,又怕所得俸禄不足以养家活口,所以都走门路,托人情,设法规避。这一来,挑进去的一批人,就不怎么出色,使得慈禧太后颇为失望,亦啧有烦言。

  这件事先不归李莲英办,以后听慈禧太后抱怨得次数多了,他才亲自来管。不过他做事八面玲珑,不愿得罪人,原已在京的好脚色不能再挑了进去,因为慈禧太后会得查问:当初何以不挑?这就显得内务府的官儿办事不力了。

  有此顾忌,他只能传出话去:如有新到京的好角,不可遗漏。这样陆陆续续挑了几个,也还是不大出色。不过,新近挑来的一名须生兼武生,却很可以夸耀一番。

  “跟老佛爷回话,”他拿着黄绫的戏单子说:“三天的戏,合适不合适?请老佛爷的旨意。”

  这张戏单子上所刊的人,慈禧太后大多知道他们艺事的长处,至少也知道有这么一个人。看到一半,发现了一个陌生名字,不由得诧异:“这个杨月楼是谁啊?”

  李莲英要想夸耀的,正是这个人,“他是张二奎的徒弟。”

  他说,“如今是三庆的掌班。”

  提到张二奎,慈禧太后不由得想起同治初年的乐事,那时惇王常常办差,每次请示传召那些名伶,总少不得有张二奎。他的仪表甚伟,唱“王帽戏”最好,嗓子宏亮,扮相出色,又长于做工,比起程长庚的平稳得近乎古板,余三胜的时好时坏,慈禧太后总觉得听张二奎的戏最得劲。可惜没有听得几年,就听说他已物故。因而此时听说杨月楼是张二奎的徒弟,先就有了几分好感。

  “这个杨月楼,唱得怎样?”慈禧太后问道:“你总听过?”

  “是!奴才听过。不然也不敢跟老佛爷保荐。不过老佛爷的眼界高,奴才说好,老佛爷未见得中听。”

  “他是张二奎的徒弟,想来差不到那里去。”慈禧太后又说,“这出《打金枝》,就是张二奎的好戏,他没有几分能耐,不敢动这出戏。”

  “奴才可没有赶上张二奎。”李莲英陪笑说道,“张二奎是怎么个好法,求老佛爷给奴才说说,也让奴才长点儿见识。”

  这是看出慈禧太后的兴致好,有意凑趣。果然,慈禧太后便将张二奎当年唱这出《打金枝》,如何一举一动,纯为王者气象,令人不知不觉中,屏声息气,仿佛真如上朝一般,全神贯注的情形,描画了一遍。李莲英一眼不霎地倾听着,脸上是无限向往的神情,使得慈禧太后谈得越发起劲了。

  因此到了传膳的时候,还是在谈明天开始的万寿戏。侍膳的皇帝,是早就受了教的,等李莲英一个眼色抛过来,便即说道:“这一阵子,难得老佛爷兴致好,儿子想求老佛爷添两出戏。”

  “明儿看吧!”

  “万岁爷的孝心。”李莲英接口说道,“老佛爷何不就成全了万岁爷?”

  “也好!”慈禧太后问道,“你说杨月楼唱得好,就让他来个双出。”

  “是!”李莲英答道:“杨月楼又叫‘杨猴子’,他是须生、武生两门绝,猴儿戏最好。”

  “那就添一出《安天会》。”慈禧太后又说:“杨隆寿也是双出,添一出《探母》。”

  这是慈禧太后最喜爱的戏目之一。然而这出戏却是“奎派”戏,李莲英为了捧杨月楼,在万寿正日,派他演《探母》。同时他也有些讨厌杨隆寿,两下一凑,正好损此杨,益彼杨,将杨隆寿的双出,硬给打消。派了另一名“内廷供奉”,外号“大李五”的须生李顺亭,加唱一出。

  到了第二天,皇帝不上书房,慈禧太后却照常召见军机,领班的礼王不愿耽误她的工夫,将重要而麻烦,需要详细陈奏取旨的政务,都压了下来。因此,不到八点钟,便已跪安退出。慈禧太后也不再回寝宫,直接由养心殿启驾,出月华门,过乾清宫,经苍震门直冲进蹈和门,驾临宁寿宫。

  宁寿宫在大内东北,整个范围比“东六宫”全部区域还大,重修于乾隆三十六年,历时十五年方始完工,规模完全仿照内廷的正宫正殿,皇极殿等于乾清宫,养性殿正如养心殿。这因为高宗已经决定,归政后移居此处,太上皇燕憩之所,体制不能不崇。

  从嘉庆四年太上皇驾崩以后,宁寿宫就没有皇帝再住过,至今八十余年,虽未破败,却已荒凉。唯一的例外是畅音阁和阁是楼,内务府的岁修,一点不敢马虎,所以富丽如昔。

  畅音阁是一座戏台,在养性门东面,坐南朝北,对面坐北朝南的阁是楼,中设御座,是当年高宗看戏的暖阁。畅音阁的戏台极大,仅次于热河行宫的那一座,太监称之为“二爷”。戏台一共三层,有机关可以移动升降。构造最奇的是,台下有五口大井,为用极妙,第一是聚音;第二是藏砌末。内廷大戏,共有三种名目,按月搬演,名为“月令承应”;祥瑞征庆的吉祥戏,叫做“法宫雅奏”;而搬演神仙故事的剧目,称为“九九大庆”。其中有一幕“地涌金莲”,金莲就藏在井中,用绞盘绞到台上,花瓣开处,出现大佛五尊。又有一幕更为奇观,是搬演罗汉渡海的故事,有样砌末是条可藏几十人的鳌鱼,口中能够喷水,自然也是井水。高宗在日,最喜爱西洋的喷泉,特延意大利籍的天主教士,在圆明园设计制造,称为“大水法”。这条鳌鱼,就是当年的遗制。

  这天万寿演剧,慈禧太后的兴趣在于皮簧,然而奉旨“入座听戏”的大臣,以及在内廷行走有机会在畅音阁当差的官员们,却大多希望看看这些吉祥戏。因为一等一的名角,在外面花钱就能听到,唯有这些场面热闹、砌末奇巧、行头讲究的大戏,只有到得宫中,机缘凑巧,才能一饱眼福。

  照定制,凡遇万寿,应该唱搬演神仙故事的“九九大庆”,无非海屋添筹,麻姑献寿之类,论情节无足为奇,讲热闹确是罕见。最有趣的是一本《三变福禄寿》,三层戏台,满布神仙,最初是福居上层、禄居中层、寿居下层,一变再变,终于寿星高高在上。每变一次,笙簧齐奏,合唱北曲,鱼龙曼衍,载舞载歌,台下个个眉飞色舞,只有慈禧太后不甚措意,三十年来,这些戏她看得厌了。

  再有一个不甚感兴趣的人,就是皇帝。他的性情跟他的堂兄穆宗相反,不喜戏文。听戏在他是一件苦事,因为侍立在慈禧太后身旁,一站就是大半天。特别是在这时候,外侮日亟,那谈得到歌舞升平?所以他的目光在畅音阁,而心思却在基隆、马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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