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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 春梦无痕 第04章 满洲真相

  溥仪朝拜东京记实。

  听得徐采丞细说了经过,金雄白亦深感欣慰。对于徐采丞请他代为向周佛海要求,能给予充分的支持,自是一诺不辞。

  “不过,这几天因为汪先生经满洲到日本去了;周先生要在南京照料,我一时还没有机会跟他说。”

  “不要紧,不要紧!”徐采丞答说:“公司还刚开始筹备,实际业务开展,还早得很。”

  机会很巧,就在第二天,金雄白接到周佛海的长途电话,希望他到南京去一趟;说有事需要当面谈。

  于是金雄白搭卧车到了南京,下车还是清晨,便一直到西流湾去看周佛海;见了面他第一句话是:“今年是满洲国建国10周年纪念。”

  金白雄以为是要写几篇文章捧场;那也是免不了的事,只得漫然答一声:“是的。”

  “政府派出了好几个代表团,去参加庆典,同时举行各种会议。有一个叫做东亚操觚者大会,其实就是新闻记者大会;我认为你应该参加。”周佛海从容不平地说:“手续我已经替你安排好了;请你准备动身。”

  金雄白大出意外,也大感不快;认为周佛海不应该预先不征求他的同意,因而神色凛然地答说:“什么地方我都可以去,惟有在满洲国的名义之下,我绝不愿意去。尽管政府有不得已的苦衷,要跟伪满交往;可是我不能做出违背我自己良心的事。请你改派别人吧!”

  周佛海颓然倒在椅背上,好半天才说了句:“你不了解我的苦心!我是考虑了好几天才决定的。”

  这话更出金雄白意外,本以为他是未经思考,随便作的一个决定;此刻道是”考虑了好几天”;又说有”苦心”,倒要仔细听听。

  “那里,汪先生去过了,我也去过了;不过我们去,在固定的日程下受招待,所看到的是关东军可以让你看的东西。现在你以一个新闻记者的身分去,行动比较自由;我希望你仔细观察一下,东北同胞在异族压迫之下的生活实况。我担心日本将以统治东北的手段来统治我们,需要先到那里看一看,好作准备。”说到这里,周佛海有些激动了,”雄白,现在不是唱高调的时候,那里即使是地狱,是火炕,你也要去一趟。”

  “去了有什么用?看到,听到的,回来又不能发表。”

  “这你错了!如其可以发表,或者等到可以发表的时候,满洲就不是现在的状态,很可能国已不国,那你就什么都看不到了。”

  这段话驳他不倒;但如纯粹作为一个”观察员”,并不一定要他去,能胜任的人很多。

  当他把这番意思表达以后,周佛海叹口气说:“士各有志,不能相强。我拉你加入和平运动,可能已毁了你的前途;这次再去参加他们的庆典,也许更不为人所谅。不过日本统治下的东北,究竟如何,是有必要去看一看的。我想不出有什么人可以代替你的观察力,不知道你能不能勉为其难?”

  说到这样的话,金雄白只好同意。辞出周家,到”宣传部”联络好了,先回上海整理行装。3天以后,这个”代表团”已经在津平路的蓝钢车上了。

  这个”代表团”有个联络官,是”满洲国驻华大使馆”的高级职员,名叫敖占春,相貌冷酷,不大容易使人亲近;金雄白怕他是特为派来监视的,更存戒心,上车以后,跟他一句话也没有说过。

  车道尚未完全修复,勉强可以通行的黄河铁桥,速度极低;金雄白为了想仔细看一看莽莽中原,今昔异势之处,特地走出车厢,站在入口处,两手把着扶手,纵目四顾,正当感慨丛生时,听得有人在他身后喊:“金先生!”

  金雄白回头一看,想不到的是竟从未交谈过的敖占春;他的面目本来可怕,此时更觉阴沉可怕,因此金雄白漫然答应一声,连一句”有何贵干”都懒得问。

  那敖占春瞪了他一会,忽然用粗鲁的声音问道:“你为什么要去庆祝满洲建国10年?”

  金雄白的天性宁吃暗亏,不吃明亏;有人用这种不礼貌的态度发问,他直觉的反应,便是以同样的态度回敬。当下傲慢地答说:“因为知道那里是活地狱;所以趁现在要去看看人间地狱的真相。”

  一听这话,敖占春脸上,立刻有两行热泪挂了下来;金雄白还不清楚是怎么回事,他的手已经伸了过来。金雄白也是直觉的反应伸出手去,发觉他的手心很烫,必是体内的热血在沸驰了。

  当时没有交谈,敖占春放下了手,走了开去。但再一次见面时,金雄白觉得他的面目亦并不如何可憎,至于语言,那是更有味了,他还说了一个灯谜叫金雄白打;谜面是”汪精卫访溥仪”,打电影片名一。

  金雄白怎么猜也猜不中,最后是敖占春自己公开了谜底:“木偶奇遇记”。汪精卫和溥仪,都是日本军阀炮制的傀儡,自然是”木偶”;说到”奇遇”,却有一段来历。

  原来汪精卫在宣统年间,曾行刺过摄政王载沣;而载沣正是溥仪的生父,虽刺而未中,毕竟也是杀父之仇。不想30多年以后,溥仪会以”国宾”之礼,欢迎不共戴天的仇人,岂非不是”奇遇”?

  这是最近流行在平津的一个笑话;敖占春又谈了一段故事,却不是笑话了。据说汪精卫到达”新京”——长春,日本军阀为他安排了一次对”满洲全国”的广播。汪精卫上了电台,开口说道:“我们,过去是同胞,现在也是同胞;将来,更一定是同胞。”

  意在言外,可以作多种多样的解释;因此,满洲的热血青年,受了这几句话的激励,重新激起了一股抗日的暗潮。金雄白这才明白,怪不得敖占春起初的误会,会表现得那么严重;相形之下,此刻如果真的是去庆祝”满洲国建国10年”,那就太对不起满洲的热血青年了。

  到得”新京”,代表团住在位于闹区的”第一旅馆”,招待得极其周到;但监视得很严。金雄白的交游甚广,许多老朋友看到报上登得有他的名字,纷纷前来拜访;但久别重逢并不能畅所欲言,尤其是两个以上的客人时,彼此都只谈些不着边际的废话;而到单独相处时,有的道苦经;有的提出警告,行动要小心;有的要托带不能形诸笔墨的口信。金雄白也才知道,沦陷区与”满洲国”,虽同在木偶统治之下;但前者的同胞比后者的同胞,实在要幸运得多。

  第一旅馆有个侍者名张桂,总是等金雄白房间中没有人的时候,找个借口来搭讪,东问西问地希望了解关内的情形。金雄白起先以为他是奉命监视的特务,不免存有戒心;后来转念一想,自己不正是接受了周佛海的委托,来了解东北实况的吗?现在有此机会,为何交臂而失?同时又想到,自己的身分是新闻记者,向人发问是天职;有此职务上的便利,更不妨多问、细问。

  于是,他一改态度,等张桂再来时,他很客气地说:“你请坐!”

  “不敢。金先生,我站着很好。”

  “不!”金雄白说:“你坐了下来,才好细谈;我要跟你谈的话很多,站着不方便。”

  听这一说,张桂又考虑了一会,走过去将房门闩上;才走回来说:“恭敬不如从命。我斗胆了。金先生有什么话,尽管请说。”

  “我想了解一下,日本人统治东北的情形。请你相信我,尽管跟我说。”

  “东北老百姓的苦,一言难尽。总而言之一句话,过的是亡国奴的生活;金先生你看!那国旗。”

  “国旗”是两面,上面是太阳旗,下面是”满洲国”的国旗;金雄白倒想起一个从一到”新京便发生的疑团,正好向张桂求取解答。

  “这两面国旗为什么缝在一起呢?”

  “这正是东北老百姓受压迫象征。凡是挂旗,如果有两根旗杆,上首的一根挂日本旗,下首的一根,挂我们的旗;倘若只有一根旗杆呢,必是先挂日本旗,再挂我们的旗。大家为了方便干脆把两面旗缝在一起。”

  “日本人有双重国籍,能占点什么便宜呢?”

  “太多、太多了。譬如说吃饭吧,大米只有日本人跟满洲国的特任官本人能吃;我们百姓只能吃文化米。”

  “什么叫文化米?”

  “就是高粱米。”

  “什么样子我没见过。”

  “金先生是贵宾,自然用大米招待。”张桂说:“高粱米的味道,金先生是尝不得的,多少南方人说高粱米无法下咽;可是不能吃,也得吃。我们土生土长,叫没法子;南方好好的,干麻到这里来。”

  “你说特任官本人才能吃大米,那么他的部属呢?”

  “吃文化米。那怕像国务总理张景惠,跟他太太一起吃饭,也是不同的两种米。”

  “这倒也公平。贵为总理夫人,一样也吃文化米。”金雄白苦笑了一下又问”你们的皇上呢?总很优待吧?”

  “提到我们皇上,话可多了——”

  张桂口中的”皇上”,即是”满洲国皇帝”溥仪。他的名义,最初叫做”执政”,直到1934年,才由于日本军部为了便于利用名义,才支持他成为”皇帝”。

  溥仪一做了皇帝,第一件想到的事,就是”谒陵”。清朝从顺治入关以后,才有东、西陵;在此以前,清太祖努尔哈赤的祖、父葬在辽阳,以后迁到由沈阳改名的盛京东南,称为”东京陵”;太祖本人葬在盛京东北,称为”福陵”;太宗皇太极葬在盛京西北,称为昭陵。除了四时大祭以外,每逢新君登极,必奉皇太后出关谒陵;尤其是谒太祖的福陵,更为郑重。

  清朝的家法,只有4个字,叫做”敬天法祖”。溥仪从小便有极深的印象,所以初出关时,便想谒陵;但为”大臣”所谏阻,理由是现在的名义,还只是”执政”,列祖列宗并无此名号,与”法祖”的深义不符。溥仪想想也不错,只得暂且忍耐。

  如今做了”皇帝”,宿愿得偿,溥仪自认平生第一快事。他的堂兄溥儒做过两句诗:“百死唯余忠孝在,夜深说与鬼神听”,这是胜国王孙莫大之悲哀;而自己呢,谒陵时要命”南书房翰林”好好做一篇说文,当初皇位从自己手里失去时,尚在冲龄;现在毕竟又”光复”了”神气”。列祖列宗在天有灵,谁不夸赞一声:“好小子!”

  那知正当兴致勃勃之时,在安排”出警入跸”的谒陵行程时,溥仪的克星来求见了。

  他的这个克星当然是日本军人,官拜大佐,名叫吉冈安直,本职是关东军的高参,派在溥仪那里做顾问,名义称为”御用挂”。吉冈安直是标准的”东洋小鬼”,一肚子的诡谋;本来派在天津时,不过是一个中尉,跟溥仪及他的胞弟溥杰相识。后来调回国内,在士官学校当教官;溥杰在日本贵族学校”学习院”毕业后,转入士官学陆军;吉冈与他有了师生之谊,便多方笼络,大套交情。他这样做是有目的;目的在于登龙。

  原来,日本军方在”傀儡”登场后,派过好几个”牵线人”,却都不安于位,主要的原因是所派的人,与关东军并无渊源,凡事扞格,只有知难而退。吉冈很想当这个”牵线人”,但亦深知,非先拉上关东军的关系,取得关东军支持不可。因此,利用与溥杰的关系,向关东军游说;说他与溥仪兄弟如何熟识,如何言听计从,如果能把他派到溥仪那里做顾问,他必可照关东军的意思,影响溥仪,俯首听命。

  关东军被他说动,便派为高参去做溥仪的”御用挂”;官阶亦由尉官保升至构成为日本陆军骨干的大佐。吉冈感恩图报,十分卖力;不论大小事务,都要干涉;溥仪接见”臣下”时,他必陪侍在旁,俨然是唐朝”领侍卫内大臣”的身分,而权力超过不知多少倍。

  吉冈与溥仪能够直接交谈,因为吉冈会简单的”皇军式”华语,又略谙英文;溥仪跟他用”皇军式”的华语如果讲不通,可藉助于英语单字,沟通思想。

  “听说陛下要去祭祖拜陵;这个,”吉冈开门见山地说:“陛下,不行!”

  溥仪大为惊诧,还怕自己没有听清楚,又问一句:“什么的不行?”

  “拜祖祭陵的不行!”

  “为什么不行?”溥仪脸都气白了:“这是天经地义的事。”

  “陛下不是清朝的皇帝,是满洲国的皇帝。”

  “这有什么分别?我大清朝本来就发祥在满洲。”

  “不是!不是!清朝由孙中山先生推翻了。陛下现在是住在满洲的满、蒙、汉、日、朝五民族的皇帝;祭清朝的祖陵,会引起误会。大大的不可以!陛下明白?嗯!”

  溥仪还真不明白,自己还会做了日本跟朝鲜人的皇帝。不过吉冈似乎也言之有理,得要另外找个理由。

  这个理由不难找,”我是爱新觉罗的子孙。”他说:“自然可以去祭爱新觉罗祖先的陵墓。”

  “爱新觉罗的子孙,大大地多;派别的子孙就可以。”

  溥仪语塞,结果只好打消了谒陵的计划,关起门来祭爱新觉罗的列祖列宗。

  以后,事情发展到不但不能公开祭自己的祖宗;日本军阀还要替溥仪换一个祖宗;有一天吉冈突然对溥仪所供设的佛像发表了不满的言论。

  “佛,这是外国传进来的。嗯,外国宗教!日满精神如一体,信仰应该相同。嗯?”

  “嗯”是吉冈跟溥仪交谈时,特有的语气;摆在最后,便是要求肯定的意思。

  “不错!”溥仪心想,日本也是佛教国家,可说信仰相同,所以作此肯定的答复,作为敷衍。

  然而吉冈要肯定不是佛教;佛教早就在”外国宗教”这句话上,被他否定了。他说,日本天皇是天照大神的神裔,每代天皇都是”现人神”,即大神的化身。日本人民凡是为天皇而死的,都能成神,在神社中受供奉。

  溥仪不明白他说这些话的意思何在;吉冈亦未作进一步的说明。不久,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由于张鼓峰事件失利,被调回国,向溥仪辞行时,提出了一个”希望”。

  “日满亲善,精神如同一体;因此,满洲国在宗教上,也该与日本一致。这件事希望陛下考虑一下。”

  溥仪这才明白,日本的宗教是”神道教”祭奉天照大神,”满洲国”的宗教与”日本一致”,亦就是以日本皇族的祖先天照大神,作他爱新觉罗子孙的祖先。这件事让溥仪啼笑皆非,不知所措了。

  不久,溥仪听人说起,这件事在日本军部已经酝酿了很久,但有些人表示反对,因而未作成决定。这些人都是久居中国的日本军官,可以”九一八事变”时的关东军司令本庄繁为代表;他们在中国住得久了,深知中国人慎终追远的思想,决不可丝毫轻视;”满洲国皇帝”虽是傀儡,到底是他们名义上的元首,如果硬派天照大神为溥仪的祖先,将会引起强烈的反应。

  如今植田谦吉,为了要冲淡他在张鼓峰事件中处置失当的过失,毫不愧作地出卖溥仪的祖宗,来作为平衡他的过失的手段,而又恰逢日本神武天皇纪元2600年纪念,极右派的理论家大川周明,正在狂热地鼓吹军国主义,对于植田的旧事重提,全力赞成。于是军部不顾本庄繁、土肥原等人的反对,决定给溥仪换祖宗。

  这个任务交给植田的后任,也就是溥仪成为木偶以后,第五任的关东军司令官兼驻”满洲国大使”,梅津美治郎中将。

  梅津也知道满清皇族,尽管父母在时,不孝顺的也有,但对于死去的祖宗,无不尊敬;怕一提此事,与溥仪会起争执,就懒得跟他面谈,只命吉冈传话说:日本的宗教,就是满洲的宗教,溥仪应当奉迎天照大神,立为国教。又说:现在正值日本建国2600年大庆,正是迎奉天照大神极好的时机。溥仪很可以亲自到日本去祝贺,顺便办了这件大事。

  溥仪生气所受的刺激,据他自己说,还不是被冯玉祥、鹿锤麟”逼宫”;而是民国17年土匪军长孙殿英盗掘”东陵”,以致乾隆及慈禧的尸骨狼藉。当时他住在天津日租界张彪的花园中,得报痛哭流涕,在张园设了供奉乾隆及慈禧灵位的”几筵”;像”大丧”那样,”朝夕哭临”,而且发誓:“不报此仇,就不是爱新觉罗的子孙!”

  现在却真的不能做爱新觉罗的子孙;而是要认”倭奴”为祖先了!这个刺激比得知盗陵事件要深得多。而且当年还有”师傅”陈宝琛、朱益藩,以及其他遗老会出主意;此刻不但郑孝胥已死,其他可供咨询的人,亦都生离死别,风流云散,一个可以商量大事的人都没有。加以吉冈日夕絮聒,逼得他只有关起门来,向列祖列宗的灵牌祈告,只是为了”屈蠖求伸之计”,不能不从权处置。

  于是1940年5月,溥仪第二次访日;最主要的节目,自然是会见日本天皇裕仁,陈述希望。

  这篇”台词”是吉冈找了一个日本汉学家佐藤知恭预先拟好的;佐藤知恭在”满洲国”的官衔是”国务院总务厅嘱托”;实际的职司,有如清朝的”南书房翰林”,专门撰拟”布告天下,咸使闻知”的诏令。他替溥仪拟的”台词”,反复强调”日满一德一心,不可分割”的关系;但裕仁的回答,非常简单,只有一句话。

  “既然陛下愿意如此,我只好从命。”

  桌子上早已备好了代表天照大神的3件”神气”:一把剑、一面铜镜、一块玉。奉迎了这3件”神气”,即表示奉迎了天照大神;回到长春,在”帝宫”之东,照日本的营建制度,修了一座白木建造,不加髹戚的”建国神庙”,作为”满洲国”的”太庙”。

  从此以后,溥仪及”满洲国”的百姓,在生活上多了一件大事。原来奉迎天照大神”回国”,不光是建一座神庙的事,首先是发布由佐藤知恭执笔的”国本奠定诏书”,接着成立一个专门机构,名为”祭祀府”,设总裁、副总裁各一员,总裁是曾做过日本近卫师团长、宪兵司令官,以及关东军参谋长的桥本虎之助。同时各地亦都依照规定,建立神庙,派定”神宫”管理;无论什么人经过神庙,都须作90度的鞠躬礼,否则处罚。东北的百姓为了不愿行这个礼,出门宁愿多走三五公里路,绕道避开神庙;因此;一经选定了建立神庙的地点,商店门可罗雀,非闭歇不可;住户亦是迁地为良,否则不但早晚进出,行礼麻烦,而且亲朋友绝迹,孤立寂寞,人所不堪。

  不过,百姓可以避免给天照大神行礼,溥仪却是避不了的,每逢朔、望,由他领头,连同关东军司令及”满洲国”的文武大员,祭祀一次,祭祀要穿”礼服”,怪模怪样,十分滑稽;溥仪是最讲究服饰漂亮的,穿过一次,为弟妹姬妾在暗中窃笑后,就怎样也不肯再穿,找到一个藉口,说现值战争期间,理应戎服,以示支援日本盟邦的决心。关东军听他言之有理,也就同意了。

  当然,这是溥仪精神上最痛苦的一件事,所以常常祭祀完了,遇有感触,便会流泪;有一天有个人跟他说了句话,他算是想开了。

  这个人是溥仪的侍婢,封号是”贵人”。由于”皇后”已死,别无妃姘,所以这个”贵人”,等于溥仪的妻子。她本来也是满洲旗人,姓他他拉氏,与光绪的瑾妃、珍妃同姓却非同族;所以入民国后,瑾妃的娘家人,改汉姓为唐;她家改的汉姓为谭。

  这谭”贵人”芳名玉龄;被选入宫时,正是抗战爆发那年,才17岁,还是初中学生。谭玉龄在北平上学时,正在”九一八”以后,听见看见许多日本兵及浪人横行霸道的事,心怀不平,常跟溥仪谈起。

  到了”满洲国”,对关东军及吉冈自更无好感,在溥仪面前,对他们有时冷嘲,有时热讽,有时索性破口大骂,倒能稍解溥仪心头的积郁。所以他前后4个妻子,比较起来对谭”贵人”还有点感情;也常能接受她的劝告。

  “我劝皇上,别想不开了!”她说:“反正就现在不把日本人当祖宗,将来溥杰的儿子继了位,还不是照样有那么一天。”

  这是句很透彻的话,原来溥仪的胞弟溥杰,从日本士官毕业,回到长春,当了”禁卫军中尉”以后,关东军就不断有人向他谈婚姻问题,鼓吹日本女人的温柔能干,是世界上最理想的妻子。以后,看溥杰并无表示,便由吉冈向溥仪透露了关东军的意思,为了促进”日满亲善”,希望溥杰能与日本女人结婚。

  溥仪大为紧张,将他最信任的二妹韫和找了来商量大计。兄妹俩的看法是一致的,由于溥仪没有儿子,所以日本人笼络溥杰;必要时可以仿照光绪入承大统的成例,取溥仪而代之;而溥杰的儿子既有日本的血统,那么”满洲国”跟日本根本就是一体了。

  明白了关东军的阴谋,唯一的对策,就是抢先给溥杰找一个妻子。溥仪把他找了来,起先是训诫,说他如果娶了老婆,将来一切都会在日本人监视之下,后患无穷。

  接着溥仪许下一个诺言,一定会替他找个好妻子;他应该听”皇上”的话,不要想什么日本女人。溥杰自然恭恭敬敬地连声称是。

  于是溥杰派韫和为他的”钦差”,专程入关,到”北府”向他的父亲载沣说明其事。不久由溥仪的岳父荣源做媒,找到一位很理想的小姐——这位小姐出身于满洲”八大贵族”之一,才貌双全;她家上代也出过好几个王妃,所以算是亲上加亲,格外觉得圆满。

  等韫和回来一说,出示照片,溥杰非常满意。那知好事多磨,吉冈直接找到溥杰去办交涉了。

  “听说阁下要到北平去,是吗?”

  “是的。”

  “去干什么?”

  听他的语岂不礼貌,溥杰傲然答说:“办私事。”

  “是结婚吗?”

  听他说破了,溥杰不便低头,点点头说:“对了。”

  “这个不行!”吉冈很不客气,连连摇头:“大大地不行!”

  “为什么?”溥杰也沉下脸来,”你是不是要干预我的婚姻?”

  “不是我,是关东军。”吉冈答说:“关东军希望阁下跟日本女子结婚。以便增进日满亲善。阁下的身分是御弟,自然应该做出亲善的表率。这是军方的意思;阁下明白?嗯!”

  “我不明白。我也不需要明白。”

  “不明白的不行!日本的皇室譬如御弟三松宫殿下、高笠宫殿下、闲院宫殿下,他们的婚姻,都要经过重臣同意。”吉冈又说:“本庄繁大将要亲自为阁下做媒;你不可以到北平,应该等东京的消息。”

  溥杰无法再作争辩;他也很了解,只要吉冈说了”你不可以到北平”,就会有人在车站侦察,不容他上火车入关;而且说不定从此刻起,他就在日本人监视之下了。

  很快地,东京方面有了消息,本庄繁替溥杰找了个贵族的女儿做妻子。这个古老的贵族是侯爵,名叫嵯峨胜;他的女儿叫浩子。1937年4月初,溥杰与嵯峨浩子,在东京结了婚。

  一个月以后,关东军所选择的”国务总理”张景惠,通过了一个名为”帝位继承法”的法案;规定”皇帝死后,由子继之;如无子则由孙继之;如无子无孙,则由弟继之;如无弟则由弟之子继之。”

  溥仪的长辈,包括他的祖父醇亲王奕譞,父亲摄政王载沣,伯父德宗景皇帝载湉,由于慈禧太后的喜怒不测,都被折磨得有了神经衰弱的毛病;溥仪禀承遗传,而且自幼至长,经过无数风波,从到”满洲国”发现关东军的淫威,比传说中慈禧整人的手段更可怕,因此,他像他伯父那样,也是无嗣,也是神经极度衰弱——这个毛病的特征之一,是疑神疑鬼,终日不安;关东军所授意的”帝位继承法”一出现,在他的看法就像40年前慈禧立”大阿哥”那样,”废立”的先声,”皇位”要不保了!

  不但”皇位”不保,还有性命之忧。谁都看得出来,”帝位继承法”前面的几条,只是”聋子的耳朵”徒有其形,真正的要点是在”弟之子继之”这5个字上;说得明白些,日本要一个日本血统的”满洲国皇帝”,也就是由嵯峨浩子的儿子来继承大位。

  然则,如何才可以达到这个目的呢?溥仪跟他的两个妹妹,韫和与韫颖私下密议过;认为当年立”大阿哥”时,德宗多少视皇位如鸡肋,真要其去,亦无所留恋,所可用自己情愿逊位的方式,达成慈禧的愿望,不至于非驾崩不可。但是此刻的溥仪,却不能用此方式,何况他本人并不像德宗那样,有必要时不妨放弃皇位打算。

  更有一点不同的是,当时既有保驾的大臣,也有”保皇党”,内则肃王善耆和炙手可热的大学士军机大臣荣禄;外则刘坤一、李鸿章、张之洞这一班朝廷视之为柱石的封疆大臣,连”废立”都表示反对,更何况要害德宗的性命?

  这一有利的条件,在溥仪并不具备,他不但没有保驾的”大臣”,连一个可共心腹的人都没有,因为吉冈监视得很严。眼前唯一能替他分忧的,只是两个妹妹,可是她们的力量有限,除了替他出主意以外,别无用处。

  两姊妹为他出的主意是,必须对溥杰夫妇,加意防范。她们的看法是,日本人可能会毒死溥仪,让溥杰得以继承皇位,如果溥杰生了儿子,日本人又会毒死溥杰,让他的儿子来做皇帝。不过,那是以后的事;日本人眼前的目标是溥仪。

  因此,等溥杰带着新婚妻子回长春以后,兄弟间的一道鸿沟,立即很明白地显现了。溥仪再也不敢跟溥杰说一句心里的话;有时溥杰邀请溥仪”临幸”,对于嵯峨浩子亲手所做的菜,他必得等主人夫妇先动了筷子,方敢进食少许。这种戒慎恐惧的神情,溥杰夫妇都看了出来,为了免得自讨没趣,就再也不愿请溥仪吃饭了。

  约莫半年以后,传出来一个”喜讯”,嵯峨浩子怀孕了。这一下,溥仪更觉紧张;不过他也不便过分关切弟妇怀孕这件事,只是在暗中不断占卦,从”诸葛马前课”,到牙牌神数都试过,但始终不能确定,嵯峨浩子生的是男是女?

  幸好,嵯峨浩子生的是个女儿,溥仪得以暂时松一口气,但隐忧始终存在。溥仪更寄望谭玉龄能为他生一个儿子,即令生子在五岁便须送至日本教养,有他亲笔所写的承诺书;可是毕竟是自己的骨肉,而且是纯粹的满族血统。

  这几乎成了妄想,他自己知道,谭玉龄也知道,她是早就看透了,”满洲国”的天下如能存在,迟早必归于日本。未来尚不可保,何必又把过去看得这么认真!她的观点影响了溥仪,终于将奉天照大神为祖先这件事抛开了。及至谭玉龄一死、更使得溥仪只剩下唯一关心的一件事,就是如何保住自己的性命。

  谭玉龄死得非常突然。她的病是副伤寒,据中医诊断,并不算严重。但治伤寒是西医比较有把握,溥仪的”御医”介绍了一个长春市立医院的日本医生来诊治,此人表现得很热心,守在病榻旁边,打针、输血,忙个不停,向溥仪保证,必能治愈。

  那知吉冈得知消息,破例要搬到”宫内府”办公所在地的”勤民楼”来住;说是便于照料。一到就派人去找了日本医生来,闭门长谈,谈了有两个钟头;那日本医生从勤民楼回来以后,态度大变,不再忙着为谭玉龄打针、输血;他自己也不大说话,脸色阴沉沉地,像怀着莫大的心事。

  在勤民楼的吉冈,却命宪兵不断地打电话给病室中的特别护士,询问病况。实际上这是不断给日本医生加压力,要他早早下手;这样过了一夜工夫,谭玉龄一命呜呼了。

  溥仪刚刚接到消息,吉冈跟着就来了,说是代表关东军司令来吊唁,而且还带来了一个花圈。这使得溥仪大为怀疑,何以能预备得这么快?莫非事先已经知道,谭玉龄将死在何时?

  于是私下打听治疗经过,断定谭玉龄多言贾祸;由于常常批评日本人,以致为吉冈下了毒手。

  不久,吉冈笑嘻嘻地拿了十来张年轻女子的照片,给溥仪过目,照片上的女子,一望而知是日本人,有的还穿着蓝色白边的水手服——日本女学生的制服,都是这个样子。

  “谭贵人死了以后,陛下很寂寞。”吉冈说道:“陛下需要一个温柔的女子来伺候;这些,都是很好的淑女,请陛下挑选。”

  溥仪一听这话,赶紧双手乱摇地说:“谭贵人遗体未寒,我无心谈这类事。”

  “是的,我知道陛下很悲痛;我的目的,正是要解除陛下的悲痛,所以要早日为陛下办好这件大事。”

  “这确是一件大事。不过,因为是大事,更需要慎重考虑。”

  “这是不久以前的事。我们可怜的皇上,对不愿娶日本妃子这一点,倒是意志很坚决,不管吉冈怎么说,他总是敷衍着,不过,”张桂怀疑地说:“究竟能不能坚持到底,实在很难说。”

  金雄白饱闻了溥仪的故事,内心浮起无限的感慨,”我们总以为他不过丧心病狂,甘作傀儡;现在才知道这甘字用不上,竟是辛苦作傀儡,连石敬塘、张邦昌都不如。”他停了一下又说:“真是此中岁月,日夕以泪洗面。”

  “可不是!皇上苦,百姓也苦。”张桂放低了声音说:“金先生,你看蒋委员长的军队到底打得过日本小鬼不能?”

  问到这句话,金雄白不能不稍作考虑,他必须再一次确定张桂决非替日本人工作,才能说实话。

  于是他定睛注视着张桂,从他眼里那种充满着祈求的光芒中,他直觉地感到说实话是不要紧的。

  于是他说:“即使眼前打不过,将来一定能打得过。本来蒋委员长的办法,一直是苦撑待变,现在太平洋战争一爆发,日本跟美国旗命,不就是大变局的开始吗?”

  “是,是!金先生,我还想请教你老一个问题,大家都说汪主席是跟蒋委员长唱双簧,这话是真的吗?”

  “唱双簧是不见得。不过汪先生的本意是救国家,和平也好,抗战也好,只要于国家有益,汪先生本人并无成见。”

  “那么,到底他是主张和平呢,还是主张抗战?”

  “以前他主张和平;现在不反对抗战,而且暗中在帮助抗战。”

  “嗯,嗯!”张桂口头唯唯,脸上却有困惑的神色。

  这也难怪,因为话好像有矛盾;金雄白觉得必须作一个解释,想了一下,决定先谈事实,再说理由。

  “我举两点证明,汪先生不反对抗战,而且在暗中帮助抗战。第一、和平军从来不以国军为敌。组织和平军,一方面是打算着能够让日本军撤走以后,能接替防务、维持治安;一方面是监视共产党的新西军。第二、重庆派在沦陷区的地下工作者,汪先生大都知道,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汪先生决不愿造成分裂。”

  “是,是!”张桂脸上的疑云,涣然冰释,”怪不得汪主席说东北的百姓将来仍旧是同胞。”

  “对了!这句话的意思是很明白的。”金雄白接着又说:“当初汪先生主张和平,本心无他,不过估计上错了。错在两点:第一、他轻估了国军的力量,以为会支持不住;第二、他过于相信日本人,谁知道日本人会这么坏!”

  “是啊!不经过不知道日本人之坏。”张桂紧接着说:“我们这里有两个关乎蒋委员长跟汪主席的说法,不知道是真是假?”

  “请问,是怎么个说法。”

  据张桂所听到的说法是如此:汪精卫从重庆出去以前,本想当面跟蒋委员长谈和平问题;那时恰逢蒋委员长政躬违和,因为重感冒卧床休息,汪精卫借探病为名去探动静,问疾以后,正要谈入正题,不料蒋委员长拿起床头上的一杯白开水,喝了口说:“如果我们是在日本人统治之下,连喝杯水都不自由的。”汪精卫默然。

  “大家都说,这是蒋委员长洞烛机先,故意这么说一句,让汪主席开不得口。”张桂又说:“不然,他们两位意见不同,当时就会起争执,传出去不大好。”

  “这话我亦听说过。当时我觉得蒋委员长不能容他人陈述意见,令人失望,现在才觉得他是对的。”金雄白作了个结论:“总而言之,此一时、彼一时。局势的变化,在主张和平的人,都没有料到;否则就不致于有眼前暂时分裂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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