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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陈贞慧(2)

  起承转合四大段,层次分明,语气锋利。逆案事过十年,而阮大铖又能以奸狡自匿其逆迹,因而罪名不彰。此时以陈贞慧一言,痛揭疮疤,阮大铖之狼狈可想。陈贞慧自记:

  揭发而南中始鳃鳃知有逆案二字,争嗫嚅出患语曰:“逆某!逆某!”士大夫之素鲜廉耻者,亦裹足与绝。铖气沮,心愈恨……至己卯,窜身荆溪相君幕友,酒阑歌遏,襟绝缨绝,辄絮语:“贞慧何人,何状?必欲杀某!何怨?”语絮且泣。

  荆溪在宜兴,“荆溪相君”指周延儒,其时罢相回籍闲居已数年。周延儒初与东林相善,中道相疏。但他会试所取的门生张溥,即复社领袖“西张”中的“西张”,以此因缘,东林不与周延儒为难,而阮大铖亦得借以庇护。直到崇祯十四年周延儒复起,阮方潜归南京,住在城外,不敢进城。陈贞慧得意地记道:“向之裘马驰突,庐儿思子,耀通衢,至此奄奄气尽矣!”

  曾几何时,而有甲申三月十九之变,马士英以拥立福王之功,得掌大权,奏请起复阮大铖为兵部右侍郎。东林君子,全力反对,马士英悍然不顾。所以如此者,马阮之间别有一番深厚的渊源在。

  马士英与阮大铖是会试同年。崇祯三年,马士英在宣府巡抚任内,以贪污罪为镇守太监王坤所揭发,革职充军。其后流寓南京,与阮大铖臭味相投,深相结纳。自“留都防乱公揭”一出,阮大铖见不得人,所与往还者,只有马士英一个人,交情自然更深厚了。

  崇祯十四年,周延儒得门生张溥之助,复起入相。张溥之助周,非有厚爱于师门,是因为当时朝中,东林正人君子被排斥无存,认为周延儒还不失为可与为善之人,因而为他活动复起。周延儒入京以前,张溥曾跟他公开谈判,提出若干项政治主张,大致皆为力去弊政。周延儒慨然相许,当锐意行之。

  阮大铖原与“荆溪相君”有深交,见他复出,认为是自己翻身的大好良机,便重贿周延儒,恳求援手。《明史》卷三百八:

  周延儒内召。大铖辇金钱要之维扬,求湔濯。延儒曰:“吾此行谬为东林所推。子名在逆案,可乎?”大铖沉吟久之曰:“瑶草何如?”瑶草,士英别字也。延儒许之。

  十五年六月,凤阳总督高斗光以失五城逮治。礼部侍郎王锡衮荐士英才;延儒从中主之,遂起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凤庐等处军务。

  如果不是阮大铖的力量,马士英不会当总督,握兵柄,即令有拥立福王之心,并无支配大局的实力。是故饮水思源,对阮非报答并援引为助不可!

  阮大铖一朝得志,自然要翻逆案,修旧怨。周镳的从兄周钟,据说曾为李自成草拟“即位诏书”,名在“顺案”之中——李自成的“年号”叫“大顺”。阮大铖特与“逆案”相对,将逮治附逆明臣一案,定名为“顺案”。牵连及于周镳,捕治在狱。此时阉党弹冠相庆,横行无忌。阮大铖与此辈日夜谋议,要兴大狱尽杀东林与复社中人。陈贞慧、吴应箕首当其冲,甲申九月十四,陈贞慧在南京为锦衣卫镇抚司所逮捕。

  据陈贞慧长子陈维崧《先府君行略》记:

  宏光帝立于南中,府君蒲伏阙下,为先少保请谥居南中。而怀宁方贵用事,夙又恨府君刺骨;盖先是已捕周鹿溪先生,系之请室矣!先生亦以防乱揭故,为怀宁所切齿者也。府君日夜粥从请室中,或为府君危之,府君卒自若。

  九月十四日日下,有白靴校尉数人者至邸中,缚府君至镇抚,出一纸,纸尾有贵池吴先生名;先生先一日亡去。而刘侨者故思宗皇帝时旧锦衣也;夜漏三下,以一小赫蹄与镇抚冯可宗,大约谓,东林后人无故杀之以起大狱,纪纲、门达之事可鉴也。冯获旨意动而司马练公国,亦为府君星夜驰贵阳;而相国王公铎亦致书镇抚,狱遂解。

  案:南明史料中,记陈贞慧被捕事绝鲜,即有亦极简略;所以此记为很可宝贵的第一手史料。但其中有一小误。所谓“练公国”,漏一“事”字。练国事名不见经传,而维崧当事人,见闻真切,必不致误,当为文集校刻所漏。

  《明季南略》,甲申八月十一,练国事补兵部尚书。九月初九与阮大铖“见朝”。衡之“星夜驰贵阳”语,可以想见练国事者,马士英部下一得力将领。当六月间,马士英奏荐阮大铖后,福王数度召见,但补用之旨,一直未用,系因朝士连章交劾,有所顾忌之故。而马士英以大学士兼摄兵部,亟须得人为助,因而先补练国事。不久,有人奏言,阮大铖知兵事,因于八月底补为“添注兵部侍郎,巡阅江防”。“添注”者,额外入负之谓。“巡阅江防”,向来是御史的差使,俗称“操江御史”,职权甚重。此时以防清兵南下,特用兵部侍郎兼领,表示重视江防。而其实为阮大铖复起,找一冠冕的理由。阮大铖接事后,在江边誓师,着素蟒,饰碧玉,以明其为哀师。其实百官舆服中,并无所谓素蟒,因而被人议为“梨园妆束”。《三国演义》:刘先主起兵为关云长报仇,陈兵江边,连营八百里,皆“白盔白甲白旗号”。阮胡子素蟒的“灵感”,或者出于此。素蟒亦可能出于家蓄戏班的衣箱中。

  记中所谓“鹿溪先生”即周镳。阮大铖为兴大狱,曾有一番布置,只看《弘光实录》,便可想见。八月初一,命锦衣卫镇抚司冯可宗,遣役缉事。八月廿一,周镳即被捕;九月初九,阮大铖“见朝”,越五日,陈贞慧亦被捕。

  锦衣卫得以“遣役缉事”,乃不经由法院的司法程序,越过所谓“三法司”——刑部、都察院、大理寺而由皇帝直接下令锦衣卫逮捕嫌犯。久而久之,事权下移,锦衣卫的“档头”、“番子”,即所谓“白靴校尉”者,狐假虎威,残民以逞,惨酷黑暗之状,不可胜数,《明史-刑法志》言之甚详,为明朝最大的弊政之一。崇祯十四年周延儒复起,实践对张溥的承诺,奏罢厂卫缉事,辇毂之下,欢声雷动。厂卫则以从此失去刮骨敲髓的凭借,恨周刺骨。锦衣卫都指挥骆养性本周所保荐,亦竟与东厂太监勾结而反噬,刺探延儒阴事,悉以上闻,周延儒因此罢相殒身。至是,冯可宗复又受命“遣役缉事”,即为对付东林、复社的先声。而以周镳的被捕,为锦衣卫凶焰复炽的起始。

  至于阮大铖九月初九“见朝”,越五日而陈贞慧不免,乃为阮大铖兵权在握,始敢放手荼毒。其狱之解,据陈维崧记,得力于练国事、刘侨及王铎,而蒋永陵《陈迦陵外传》所记有所不同:

  南渡时,定生罹党祸,朝宗捐数千金力为营脱。侯无德色,陈不屑顾谢,相与为古道交如此。

  按:练国事与刘侨,不悉其与陈家有何深交,而肯为之如此出力。尤其是刘侨,从贼而又脱归,方当大办“顺案”时,自身难保,何以如此热心,半夜为之致书冯可宗,以永乐、天顺年间纪纲、门达的往事为戒。维崧所记,语焉不详而于情理不惬,则侯方域捐金营救之说,应该可信。贿练国事者,以其为马士英部将,贿刘侨者,以其曾为冯可宗长官,而此狱固非马士英、冯可宗不得解。至于王铎,其时位居次辅,如果与陈有旧而愿相救,大可代向马士英乞情,不必“致书镇抚”,自落以私于公之嫌。南明覆没,王铎与钱牧斋领衔迎降!又《桃花扇》第二十五句“选优”,记“薰风殿”楹联为王铎所书:“万事无如杯在手,百年几见月当头”,庙堂之上,作此楹帖,福王与王铎君臣之人品可知!即令此为孔东塘的杜撰,意存讽刺,则何以不刺他人,独及于王?是则王铎的口碑,亦可想像而得。当时纳贿为之致书镇抚关说,自在情理之中。然而此亦非陈维崧有所讳,或者侯方域既无德色,陈贞慧不屑顾谢,自亦不言,维崧不及知而已。

  陈贞慧之狱,结明朝阉党荼毒东林、复社之局。入清党争如故,又为另一重公案。平心而论,阉党固然卑鄙阴险,而东林、复社诸君子断断于门户之见,意气之争,亦未免过分。魏大中的长子,殉父的魏学伊,有一首《猛虎行》,别具见地,颇有意味:

  北山有猛虎,不牝亦不牡,哀哀无辜人,吞噬十而九。猛虎且勿道,虱乃伏其尻,壮士困颠踬,虱喙纷相挠。为语行路人,且复忍此虱;扑虱误惊虎,灭影苦无术。虎头置短枕,虎皮罩尘俟;猛虎有死日,虱乎何有哉?

  不牝不牡,明指阉人。阉党则虎尻之虱,扑虱惊虎,自招其祸,不如待其自毙。这是魏学伊的看法,是明哲还是姑息,实在难说。

  明祚既覆,忠臣义士的结局,不外三种:殉国、起义、归隐,而以归隐最多。隐于僧、隐于医、隐于市井、隐于深山,陈贞慧筑土室于宜兴城南三十里的罨画溪,足迹不履城市。吴梅村有《赠阳羡陈定生》一诗,可以想见其隐居的光景:

  溪山罨画好归耕,樱笋琴书足性情。茶有一经真处士,橘无于绢旧清卿。知交东冶传钩党,子弟南皮负盛名。却话宋中登望远,天涯风雨得侯生。

  “宋中”典出杜诗,指河南商邱故宋国之地,借以指侯方域。“子弟盛名”,更非虚语,陈贞慧的长子陈维崧,就是与朱竹齐名的陈其年,号迦陵。汪中教授著《清词金荃》,论其词学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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