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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陈贞慧(4)

  下片专叙陈其年应征来赴博学鸿词之试。其时孙枝蔚虽亦同在被征之列,却似乎有把握可称病不与试,所以是局外人的口吻:

  看从此宫禁闻名,新成乐府,便付神仙行缀。红云捧处,紫袖垂时,召赋蓬莱祥瑞;天上闻歌归来,旧日秦娥,巧相嘲戏:道先生遇似青莲;妄与屯田无异?(自注:柳耆卿进《醉蓬莱》词,仁宗读至“太液波翻”二字,愤然掷之地。)

  词只十一句,却从应试一直写到被黜还乡。其时尚未召试,故知此十一句皆为想像中的情况。不预贺其年春风得意,扶摇直上;而预料其将如柳永之见恶于宋仁宗。自来赠人之作,无此写法,可知必有深意在内,试为释之。

  过片三句,谓其年应词科,必获高第。“行缀”即“缀行”,此二字不可忽!《唐抚言》:“唐太宗私幸端门,见进士缀行而出,喜曰:‘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意谓康熙特举词科,意在牢笼士林。而规箴的主旨,即在提醒陈其年,勿受牢笼。而用柳永的故事作暗喻,以为警惕。

  柳永与宋仁宗的故事,据宋人笔记所载如此:

  “仁宗留意儒雅,务本向道,深斥浮艳虚华之文。初,进士柳三变,好为淫冶讴歌之曲,传播四方,尝有《鹤冲天》词云:‘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及临轩放榜,特落之曰:‘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景元年方及第;后改名永,方得磨勘转官。”(《能改斋漫录》)

  “永为屯田员外郎,会太史奏:老人星现。时秋霁,宴禁中,仁宗命左右词臣为乐章;内侍属柳应制。柳方冀进用,作此词进(指《醉蓬莱》词)。上见首有‘渐’字,色若不惮。读至‘宸游凤辇何处?’乃与御制真宗挽词暗合,上惨然。又读至‘太液波翻’,曰:‘何不言波澄?’投之于地。自此不复擢用。”(黄花庵)

  按:真宗崩时,仁宗方在冲龄,何得有“御制挽词”?果有其事,柳永不当存稿,至少亦应删改。今《乐章集》所收《醉蓬莱》一词,系题:“废老人呈现”,依然是“渐”字领起,依然是“此际宸游,凤辇何处?”及“太液波翻”的字样。孙枝蔚不应不明此典不实,而仍引用,预料陈其年将来会“召赋蓬莱祥端”,会被黜,会被“旧日秦娥”相嘲。“先生遇似青莲,妄与屯田无异!”岂非过于武断无礼?

  其实,这是孙枝蔚心所谓危的激切忠告。他要为陈其年提醒者有二:第一,康熙与顺治不同,并不好“浮艳虚华之文”。在宋仁宗时,“填词柳三变”,早达宸听。而陈其年当时,虽词名满天下,康熙并不知其人。此由“看从此宫禁闻名”一语可知。“从此”者,指应试之后,其前固不曾名传宫禁。既然如此,其年如希冀以词臣进用,诚为大谬。

  而最主要的是,满清入关,忌讳甚多。不识忌讳,则“妄与屯田无异!”孙枝蔚特作小注:“柳耆卿进醉蓬莱词”云云,自有深意。假使柳永生于康熙,而“太液波翻”被认为四海不宁之喻,则震怒之下,祸且不免,绝非“愤然掷之地”而已。

  孙枝蔚作此忠告,自是有见而发,不同危言耸听。稽诸清初文录,诚为信而有征。施愚山本取在上上卷中,因诗句中有“清彝”字样,读卷四大臣,除李慰以外,皆主摒斥。因为“清彝”典“清夷”同音。忌讳之深、之可笑如此!

  至于康熙并不喜词臣,则朱竹的故事,最可说明一切。当时鸿博取中者,“俱令纂修明史”,史馆中尤负盛名者为“三布衣”。

  “三布衣”除朱彝尊以外,另二人为无锡严绳孙、吴江潘耒。严绳孙被征时,年已五十七,不愿出山而不可。应试之日,托辞目疾,“省耕诗二十韵”只赋八韵,希望以不完卷而被黜。结果因为“史局不可无此人”而仍被授为检讨。《明史遣逸传》即出此公手笔。

  潘耒字稼堂,吴江人。顾炎武的入室弟子。生有奇慧,于书无所不谈,音韵之道,能传师学。对明史的纂修,颇有贡献。

  三布衣中的朱、潘二人,在京中很出风头。但到康熙二十三年,同叹嗟跌。潘耒以“浮躁轻率”为翰院掌院学士牛钮所劾,奉旨降调,于是辞官而归。朱彝尊则以私带书手到史馆,抄录各方所进之书,亦为牛钮所劾,降级逐出内廷。

  潘朱被黜,均因得罪权贵之故。潘耒应诏陈言,以为“建言古无专责,人人得上书言事”,主张大开言路,正触权臣李额图、明珠之忌,所谓“浮躁轻率”,如此而已。

  朱彝尊的被逐,是“文字之祸”。先引孟心史先生《己未词科录外录》:

  “竹以《咏史》二绝,为人所嫉,此自是当时事实,然未明言嫉者何人?今按诗中所指,乃高士奇耳。士奇与励杜讷,先以善书直南斋。鸿博试后,明年,高、励俱以同博学鸿儒试,士奇由中书超授翰林侍讲,杜讷由州同超授编修。杜讷不以著作名,得此殊遇,盖非竹所指及。竹诗自谓以文字享盛名者耳。其诗言:‘汉室将将出群雄,心许淮阴国士风。不分后来输降灌,名高一十八元功。’此谓鸿博之外,复有同鸿博。学问不足道,而知遇特隆也。

  “又云:‘片石韩陵有定称,南来庾信北徐陵。谁知著作修文殿,物论翻归祖孝征。’此尤可知其为士奇发矣。以士奇之人品……空疏寡学,实不是四大雅之林。”

  据周弃子先生见告,孟引朱诗有误,“汉室将将出群雄”应作“屈群雄”,“片石韩陵”应作“海内文章”。第一首咏汉初大封功臣事,品后定十八侯位次,萧何为首,降及丁复、虫逢之流,竟不知功勋何在。“绛”者绛侯周勃,“灌”者,颍阴侯灌婴,皆为从高祖定天下的大功臣。“后来不分”,无名小卒亦在“十八元功”之列,此所以谓之“屈群雄”,亦是朱彝尊为其“同年”叫屈。

  这首讥刺鸿博冒滥的诗,凡未应十八年三月初一之试,而赐鸿博出身者,多在被骂之列。至于第二首则专骂高士奇,拟之为祖孝征,后先继步,奇切无比,难怪高士奇恨之刺骨。

  按:孝征为祖之字,北齐范阳人,后主时官至尚书左仆射,豪纵淫逸。本传说他“不能廉慎守道,大有受纳,丰于财产”,此与高士奇的情况,大致相同。尤为巧合的是,祖孝征有《修文殿御览》一书,而高士奇恰好亦有《天禄识余》一书,皆为士林笑谈。

  《修文殿御览》是一部类书,共三百六十卷,据说是《太平御览》的祖本。《己未词科录外录》引《文献通考》云:

  “通考经籍考‘御览’下云:‘之行事,小人之尤,言之污口。其所编集独至今传世。当盗《编略》论众,今书毋乃盗以为己功耶?’遍略,梁徐僧权所为也。”

  《天禄识余》是一部读书笔记。高士奇自以为获读禁中秘笈,心得殊多,其资了无足观。孟心史先生指出:“稍阅岁时,遂为艺林笑柄,发之者杭堇浦,述之者《四库提要》,而士奇著书之声价定矣!”

  按:纪晓岚所作《四库提要》,述《天禄识余》;“是书杂采宋、明人说部,缀缉成篇,辗转裨贩,了无新解,舛误之处尤多。”以下全录杭堇浦所作此书的跋语,“纠缪多处,如不观《地理通释》,妄分两函谷关为秦、汉”;如“银八两为‘流’本《汉书食货志》,乃引《集韵》以为创获”;如“‘青云’二字有四解,乃遽以隐逸当之”,以为“采撷若此,可以征其造诣”。提要则作评断:“取此书复勘之,竟不能谓世骏(杭堇浦)轻诋。”

  高士奇的其他著作,如《左传纪事本末》,“因袭前人成书,稍稍变其面目,为尽人所能为”,“春秋地名考略,乃倩秀水徐胜代作”等等,经孟先生所指出者,亦即为当时士林的公评。其行径与“小人之尤”的祖孝征何异?不过他人知不言,朱彝尊以精警之语,标而出之,使士奇之学,不待盖棺,便可论定,其为致憾于朱,必欲去之而后快,是可以想像得之的。

  朱、潘之被黜,以及同一年亦为朱、潘一榜的无锡秦松龄,因顺天乡试磨勘而革职,都是高士奇捣的鬼。但如康熙好文爱才,重视词臣,必不因小故作重谴,亦必不使朱、潘、秦等,受辱于牛钮、高士奇之流。则陈其年果真持着柳屯田的那种想法,希冀以词臣进用,实为大谬。康熙朝自亦有词臣而得重用者,但于其学问才气无关,如李光地、徐乾学、高士奇等辈。无非布耳目、驱鹰犬,是一种政治技巧上的高度运用。

  当朱、潘被黜时,陈其年已下世两年。自鸿博试后,他在史馆两年有余,看花、饮酒、填词,依然度其名士生涯。其年早岁颇得龚芝麓的照应,所以与龚一辈的高年大臣如李慰、冯溥等,亦都另眼相看。李、冯又为鸿博的读卷官,于陈新结师生之谊,情分更觉不同。史馆的俸给无几,陈其年常得这两位老师的接济,可想而知。至如高士奇者,有心结纳,而其年意思落落,并无往还。《湖海楼》词中有《贺新郎》一首,题作“赠高内翰澹人”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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