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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谭嗣同(4)

  “肃毅侯”是李鸿章的爵号。黄诗共七律四首,第一首云:

  骆胡曾左凋零尽,大政多公独主持。万里封侯由骨相,中书不死到期颐。弧卒挽周衰德,华衮优增汉旧仪。官牒牙牌书不尽,盖棺更拜帝王师。

  按:颔联谓李鸿章封侯,不无运气在内。“中书不死到期颐”,意思是李鸿章只要不死,永远是宰相,不会有退归林下之时,亦微讥其恋栈。

  颈联上句用国语,“(周)宣王时有童谣曰:‘弧箕服,实亡周国。’”的典故,记李鸿章在北洋练兵,而“卒挽周衰德”则以身在清朝,不得不如此说法,不然用此典在雍乾年间一定构成文字狱。下句汉书旧仪下自注:

  赐方龙补服,历来汉官所未有。他如赏紫缰、三眼花翎,于京师建专祠均异数也。

  按:督抚的“导子”、官衔、荣典,都写在“高脚牌”上。以李鸿章头衔之多,恩遇之厚,故谓“官牒牙牌书不尽”。结句则指李殁后赠“太傅”而言。

  连珠巨炮后门枪,天假勋臣事业昌。南国旌旗三捷报,北门管钥九边防。平生自诩杨无敌,诸将犹夸石敢当。何意马关盟会日,眼头铅水泪千行。

  “后门枪”不典,疑即后膛枪的另一种叫法。“南国旌旗三捷报”,当指光绪十年,中法战争,刘永福曾数获胜仗。“平生自诩杨无敌,诸将犹夸石敢当”,调侃最妙。石敢当典出《急就篇》,说得最详细的是“姓源珠玑”,石敢当为刘智远的部将:

  石敢当生平逢凶化吉,御侮防危,故后人凡桥路要冲之处,必以石刻其志,书其姓氏,以捍民居。

  此言淮军诸将皆以李鸿章为石敢当。朝廷倚重,言无不听,倘有过失,亦可得庇护而无事。

  至于“平生自诩杨无敌”,不知道李鸿章在什么时候自拟于“杨老令公”?用一“诩”字,则足以杨业为可慕。但杨业一世英名,终于有陈家谷口之败,竟以身殉,然则李鸿章难道不嫌丧气忌讳。如说此在甲午以后,则又不当用“诩”字。兹先引《宋史纪事本末》卷十三“契丹和战”,叙杨业兵败事:

  潘美既败于飞狐,副将杨业引兵护云应寰朔吏民内徙,时耶律斜轸已陷寰州,兵势甚盛,杨业遇之,欲领兵出大石路,直入石碣谷,以避其锋。护军王等以为畏惧、欲从雁门北川中而往。业不可,曰:“君侯素号无敌,今逗挠不战,得非有他志乎?”业曰:“业非避死,盖时有未利,徒杀士卒而功不立,今君责业以不死,当为诸公先!”乃引兵自石跌路趋朔州,将行,泣谓美曰:“此行必不利,业太原降将,分当死,上不之杀,宠以连帅,授之兵柄,非纵敌不击,盖欲伺便以立尺寸功,报国家耳。今诸君责业避敌,尚敦自爱乎?”因指陈家谷口,曰:“诸君幸于此张步兵强弩以相援也,业转战当至此,可夹击之,不然,无遗类矣!”

  美遂与帅麾下阵于谷口,斜轸闻业且至,遣副部署萧挞览伏兵于路。业至,斜轸拥众为战势,业麾帜而进,斜轸佯败,伏兵四起,斜轸还兵前战,业大败,退趋狼牙村。自寅至巳不得业报,使人登托逻台望之,无所见,以为契丹败走,欲争其功,即领兵离谷口,美不能制,乃缘交河西南而进,行二十里,闻业败,即麾兵却走,贺怀浦败没。

  业且战且行,自午至暮,果至谷口,望见无人,抚膺大恸。再率麾下力战,身被数十创,士卒殆尽,犹手刃数十百人。马重伤,不能进,匿深林中,耶律溪底望见袍影,射之,业堕马被擒,其子延玉死焉,业因太息曰:“上遇我厚,期讨贼捍边以报,而反为奸臣所迫,致王师败绩,何面目求活邪?”乃不食三日死。

  李鸿章的境遇,在某些部分来看,与杨业相似,不可战而被逼出战,诸将不能配合这两点,亦正是甲午败绩的基本原因。此外就很难说了。

  凡对湘军派系及离合升沉的情形,以及李鸿章御将的方法有了解的,应知“杨无敌”与“石敢当”两典并用,可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是惟其李鸿章自诩为杨无敌,所以诸将夸他是石敢当;一种是惟其诸将夸他是石敢当,李鸿章就不能不自诩为杨无敌。前者为了固结军心,后者则为了维系军心了。临敌如何不可知,在平时李鸿章一方面必须让朝廷深信,他能绝对控制他的部下,惟言是从,临危效命;一方面又必须让他的部下深信,他能替部下挡灾谋福,化险为夷,才不会见异思迁,甚至想取而代之。

  结句典用张雨(元朝的道士,杭州人)黄蜀葵诗“金铜仙人雨中立,铅泪恰如辞汉时”。表明此千行之泪,是在马关议约时所流。

  毕相伊侯久比肩,外交内政各操权,抚心国有兴亡感,量力天能左右旋,赤县神州纷割地,黑风罗刹任飘船,老来失计亲豺虎,却道支持二十年(原注:公之使俄也,遵宪谒于沪上,公见语曰:“联络西洋牵制东洋,是此行要策。”及胶州密约成,归又语遵宪曰:“二十年无事总可得也”)。

  “毕相”指德国“铁血宰相”俾士麦;“伊侯”则日本伊藤博文侯爵,连李鸿章在内,为国际上公认最有权力的三政治家。但此时不独国际上不明中国的政治行情,即使是当时的朝士,亦看不出后帝暗斗日趋严重。李鸿章一面不为帝党所容,另一面后党亦认为李鸿章不替慈禧太后做面子,有痛心疾首之感。如果不是荣禄有政治头脑,以王文韶去接直督为李鸿章弥缝,只怕他连交卸北洋都会搞得很难堪。

  黄遵宪当然是知道的,颔联即颇有讥刺之意,而起句中一“久”字,不可轻轻放过。惟其“久比肩”,故有虚声;亦惟其“久比肩”,不甘于就此勇退。奉使环海十万里之行,是李鸿章破釜沉舟之举,而究其实际,不过利用其“虚声”作孤注一掷。说“抚心国有兴亡感”,则前此于国家兴亡,并无责任感。此则匹夫之不逮,何论于与国休戚之老臣?“量力天能左右旋”,则必是引用李鸿章的论调,犹如自诩杨无敌,非自诩有力旋天,不足以歆动朝廷及朝士,故所谓“量力”正讥其不量力。

  “老来失计亲豺虎”则犹为恕词。李鸿章一生毁于甲午,而李鸿章的千古,则毁于“亲豺虎”。

  何以说“失计”是恕词?因为失计只是失算,本心无他。而李鸿章之“亲豺虎”,动机即不纯正,第一是修日本之怨;第二是要借助外国来打开他的困境,另开一个局面,进而重掌洋务。及至到俄,经俄国对华政策的设计及主要执行人财务大臣微德的设计,俄皇尼古拉二世在离宫单独接见李鸿章及李经方父子,据说行贿即在此时有了成议。据国医陈存仁告诉我,张作霖封闭俄国使馆,以后接华俄道胜银行,曾经查到李经方在该行支领巨额的支票,清理官为之讳隐其事。陈先生所言自有根据,但我钩稽故宫博物院购藏的翁同致张荫桓书函百余件,关于胶案如何由已获成议而突然中变,李鸿章如何“开揽”,如何为俄国兵舰来华开路?其用心及所用手法,彰彰明甚,堪为李鸿章受贿卖国的铁证。最后辛丑议和,态度最强硬的德国,亦已就范,惟独俄国百计侵削,得寸进尺。而得尺犹且不足,恃有把柄在手,对李鸿章多方要挟,以致李在临死以前数月,动辄暴怒,几如得了失心症。左右都知其缘故,但无记载,讳言其事之故,岂不可思?最后一首是:

  九州人士走求官,婢膝奴颜眼惯看,满箧谤书疑帝制,一床踞坐骂儒冠,总无死士能酬报,每驳言官更耐弹,人哭感恩我知己,廿年已慨霸才难(原注:光绪丙子余初谒公,公语郑玉轩星使许以霸才)。

  起首两句,言李鸿章的“中堂脾气”与总督派头,“满箧诱书疑帝制”,典出《汉书-贾谊传》:

  若此诸王,虽名为臣,实皆有布衣昆弟之心,虑亡不帝制而天子自为者(颜师古注:言诸侯皆欲同皇帝之制度,而为天子之事)。

  是则“满箧谤书”皆言李鸿章有不臣之心。但慈禧太后经多少年观察,相信他不致出此。此“满箧谤书”自出于朝士,尤其是言官的手笔。所以李鸿章亦如汉高祖那样,“一床踞坐骂儒冠”。此句描写,相当生动。左宗棠见客必骂曾国藩,李鸿章见客常骂言官及翰林出身的大官,如翁同、张之洞,此屡见于当时人的笔记。

  颈联深致感慨,骂尽淮军。至于结句是挽诗例应有的写法,否则从头到尾讥弹,成何话说?

  徐仁涛及其父致靖,与戊戌政变的关系,至为密切。徐致靖与徐致祥常为人误会为一家,甚至有以徐致靖为徐致祥者,大损清誉。按:徐致祥江苏嘉定人,咸丰十年庚申会元。是科题为“大学之道”,全篇抄套张之洞中解元的那篇《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其后以怨报德,竟参劾张之洞,刻画张之洞有名的两句话:“起居无节,号令不时”,即出于徐折。

  近代名人小传记徐致靖、徐仁铸父子云:康有为乙未上书,名满海内,翁同虽举其贤能,而特戾密陈,其露章有为宜大用者,则致靖也。致靖浙人,入宛平籍,同治乙丑进士,授编修,历官至侍读学士,初不交有为。其子仁铸,以编修督湘学,陈三立方从其父宝箴官湘,黄遵宪陈臬事,梁启超则主时务学堂,皆当时所谓新党也。仁铸为学,素服膺黄梨洲、顾亭林,志在经事,及接诸人,维新益力,乃书告致靖举有为,以其久简帝心,一可邀峻擢,致靖遽论,而附以张元济诸人,半隶保国会,政变竟坐长系,仁铸革职永不叙用,上书乞代父囚不允,庚子敌兵入,得出。

  按:此记大致翔实,惟籍贯有误。徐致靖江苏宜兴人。他有两个侄子,谈掌故负盛名,即徐一士及其胞兄凌霄汉阁主人徐彬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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