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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官册 6、辅导太子

  汤斌是闰年四月十九到京的,车子进了彰义门,照例先行到宫门请安,递上折子;然后回到预先派人租下的住宅——极小极简陋,草草安顿,立即草拟奏折,准备举荐他在夏峰的同门,做过大名道副使、丁忧回籍的耿介,一起来担负辅导太子的重任。

  刚刚拿起笔,忽然有数骑快马到门,求见汤斌:是一名御前侍卫,传旨即召汤斌进宫。

  “皇上是听九卿奏事的时候提起,说是看见汤大人在宫门请安,”那御前侍卫说:“皇上急于想见,吩咐即刻宣召;已经赐了‘紫禁城骑马’,请汤大人马上就走吧!”

  于是汤斌又向北磕头谢了恩,匆匆出门;御前侍卫带了一匹御厩的好马来,骑上就走,进宫直到景运门前下马,引入乾清宫西暖阁,皇帝已经等了一会儿了。

  行礼以后,皇帝吩咐起立回话,他向汤斌这样致慰:“你在江苏,能够洁身自励,统率僚属,实心任事,这些情形,我都知道。天下官员,有才的不少;操守谨慎的,未能多见。你以前陛辞的时候,曾经向我说过:‘平日不敢自欺’这句话你说过做到。我很高兴,所以特地拔擢你当礼部尚书,你以后要格外自勉。”

  “是!”汤斌答道,“臣学识庸陋,蒙皇上简任江苏巡抚,奉职无状,时虞陨越;今蒙皇上,不次拔擢,不敢不尽心力,勉图报称。”

  “江苏的情形怎么样?”

  “苏州、松江两府,去年丰收;西淮、扬州水灾,蒙圣恩减免因赋,赈恤百姓,万民欢呼,感恩不止。不过徐州一带,地最荒瘠,今春民困,比较严重。”

  “你一路来,所见到的情形呢?”

  于是汤斌据实奏陈,提到安徽凤阳、蒙城一带,饥民遍地,谋用无策;皇帝恻然不欢,连连摇头。

  “江苏的风俗,可有什么改革?”

  “臣前年陛辞时,蒙皇上面谕,苏州风俗奢侈浮华,饬臣到任后,当以移风易俗为先。圣驾南巡时,面谕臣民,敦本尚实,反璞还淳,万民百姓,无不感动。臣仰体圣意,朝夕告诫,风俗已渐渐改观。”汤斌又说:“苏松一带的淫词,臣已分别拆毁,百姓亦无惊扰;但神棍兴风作浪,无时或已,臣怕离任以后,故态复萌,已特上奏疏,请旨颁谕,臣伏乞皇上,准如所请。”

  “这是对的,当然要准。”皇帝又问:“江南的吏治如何?”

  “江南吏治自于成龙、余国柱以后,有司颇知守法;臣遵奉功令,多方劝诫,吏治渐归醇谨。”

  “你那里有好官没有?”

  “有!”汤斌答道:“松江知府鲁超,才具甚优。”

  “祖进朝呢?”

  “祖进朝是很朴实的人,操守亦很好。”

  “王新命怎么样?”

  “王新命对政务甚为熟练,与地方甚为安静。”

  “王新命的操守,能像于成龙那样吗?”

  这是指老于成龙,是王新命的前任——江南总督。老于成龙的操守,只有汤斌自己与陆陇其可比;王新命当然不及。汤斌无意伤害王新命,但亦绝不愿说假话,尤其是在皇帝面前,因此略有一踌躇,考虑措词。

  “似于成龙的廉洁,世间原不多见。亦难以于成龙的作为来律人。”汤斌很婉转地答道:“但能与地方相安,也很不错了。”

  皇帝最通达人情,觉得汤斌这两句话,既未隐瞒真相,却又存着恕道,所以点点头,不再多问王新命的情形;问到已放为直隶巡抚的小于成龙。

  “如今的直抚于成龙,你看他如何?”

  “成龙曾为江宁知府,臣因同事,颇知其人,清而不刻,且有才略、有担当,皇上用他做巡抚;天下无不心服皇上知人之明。”

  这番陈奏,皇帝入耳相当高兴,“对了!”他嘉许地说,“你说的‘清而不刻’这句话很好,做清官原要发自本性,有意要博清官的名声,做出许多矫揉造作的事来,就有流弊了。至于有才具、有担当,自是好事,但如操守不谨,恃才多事,反为百姓之累。”

  “是!”汤斌答道:“臣仰体圣意,务必与民休息;告诫部属,亦总以不用事,安静为言。”

  “苏州的乡绅呢?”皇帝问道:“我往日常听说,吴中的乡绅,最喜欢多事,近来如何?”

  “近来皆能仰体圣意,安分守己。如大学士宋德宜,居乡最善。”

  “宋德宜的为人,我是知道的。”

  “此外如汪琬在尧峰山中养病,不与外事。其余亦都很谨慎,臣在任一年有余,不见乡绅以私事干渎。”

  “那也因为你刚正的缘故,如果你自己跟乡绅私下有什么不能与外人道的往来,他们就放不过你了。”皇帝又问:“有博学好古的人没有?”

  “吴中素重文学,隐居著述者,亦颇有人。但操行如何,臣未深知,不妄举。”

  “嗯,嗯!”皇帝略停一下,问到最关心的一件事,“下河开海口的事,照你看,究竟应该怎么样?”

  提到此事,汤斌不能不据实陈奏:“皇上命尚书萨穆哈、学士穆成格等,会同漕运总督徐旭龄及臣询问下海民情。臣奉旨后,不敢疏忽,与萨穆哈等,遍历海口各州县,访问地方士绅耆老。起初人多口杂,言语不能归一,而且各州的水道海口,深浅宽狭亦不相同。综结地方民情,大致以开海口积水可泄,但工银太少,今年荒歉,恐不足用。只是高邮、兴化的百姓,听说筑堤开河,要毁了墓庐房舍,都说不便。当时部臣公议,以筑堤取土艰难,工必不成,且毁人墓庐,亦非皇上轸念民用的本意,至于开海口,工程浩大,需费甚巨,且恐不能奏效,不如暂停为便。臣与徐旭龄商议,以目下遍地皆水,工力难施,暂停亦未为不可。因此,共同列衔具奏。不过,臣别有建议。”

  听得这话,皇帝觉得与萨穆哈所说不符,便传谕宣召,有所诰责。

  这等于对质;汤斌侃侃直言,根据当时经过,无所隐讳,他说:“开海口一事,是皇上南巡,亲见民间房屋,淹没水中,疒同囗在抱,因命大臣相视海口,简选贤能,开海泄水,此真是尧舜之心。所以,当时议定暂停则可,如果竟因此作为罢论,有负圣意,臣实不敢苟同。而且,上游之水,滔滔而来,下游无一出路,不但民间田地,永无干涸的日子;而且怕整个城池,都会淹没。像去年兴化城内,水深数尺,万一在三、两年当中,再遇水灾,一城汪洋,臣等岂得倭诸露雨成灾,地势太低,无能为力而逃罪?”

  “这足见你肯负责,不负我的委任。”皇帝问道,“那么,开海口一事,你的意见到底怎么样呢?”

  汤斌从容答奏:“淮扬得天下泽国。如果说开了海口,大水就可以完全退去,臣不敢说这话。但水总要有去路,开一丈有一丈之益,开一尺则有一尺之益;假使浮溢之机,逐渐消灭,原来的湖、河之形,可以发现,再来疏溶筑堤,这才能逐渐消弭水患。”

  “你说得很好,我懂你的意思了,你是主张双管齐下,一面开海口,一面筑堤防,以为正本清源之计。可是这话?”

  “皇上圣明!”汤斌衷心钦服地磕着头说:“臣以为民用当念,国计亦重。如果多费库帑,而水不能尽涸,并非长策。国家财政艰难,无须多发库努;如今只在下河七州县的钱粮中,酌量提出款项,存贮江苏,一两年后,作为修河之用,不敷之数,再行设法,总之以本地居民,本地钱粮,开本地海口,不作大举,不多设官,渐渐做去,不求速效,但务实际,总必有成。”

  皇帝深深点头,觉得汤斌这番奏议,才是实心任事,可长久之道;与那些专务表面,既以粉饰,又便侵渔的巧宦,大不相同。

  这就到了萨穆哈难堪的时候了,皇帝问道:“你知道这番意思,跟萨穆哈说过没有?”

  “臣与总漕徐旭龄,曾向萨穆哈说过。”

  “那么,你们会同题奏的本章内,何以不曾提到?”

  汤斌老实答道:“萨穆哈的意思,以为奉旨询问民情,当以民间议论人奏。臣的这些话,不妨等皇上垂询,再行答奏。萨穆哈奏特旨查问,臣等是奉旨会办,自当以萨穆哈的意见为主。”

  话说到了这里,皇帝已经很明瞭了,“好!这件事再说。”皇帝吩咐太监:“带汤尚书去吃饭,传御膳房备办。”

  于是汤斌谢思而退。饱餐御厨珍馐,回到家草了一道奏疏,陈请在闽四月廿四,请皇太子出阁,亲祭先师孔子,然后开讲。

  十三岁的皇太子,十分聪明,也十分敬重汤斌,所以师弟之间,感情相处十分融洽。在汤斌自觉能够启沃东宫,为未来造就一位贤君,是平生志业的发抒,所以志得意满,以为这下才真是找到了安命之地,而在旁人的看法就不同了。

  旁人的看法有两种,一种是钦佩慕名;一种是妒恨交加。钦佩汤斌的人,只在内心致敬;而妒恨的人却在暗中有了行动。

  这些人是明珠、余国柱和徐乾学、王鸿绪之流。因为汤斌深得皇帝信任,每逢廷议大政,皇帝一定会问:“汤斌的意思怎么样?”而汤斌总是以国计民生为依归,侃侃直言,无所避忌;与明珠等人只为私利打算,恰好相反。

  “老汤转眼之间,就要大用了。现在是尚书,已经如此;如果入了阁,相公,”余国柱提醒明珠:“那时候,尽是老汤一个人的主意了。”

  “一步一步来!”明珠冷笑,“我看他得意的日子,也不久了。”

  汤斌无意与任何人为敌,但偏偏遇着治下河一案,他不能不率直陈言,也就不能不得罪明珠所支持的靳辅——就由于入京第一天的奏对,揭穿了萨穆哈的复奏不实,因而皇帝震怒,革了他的职。同时,再次召见汤斌,商议如何浚治下河。

  “靳辅以为开海口,有海水倒灌,盐分坏了田地的弊病。臣以为不必忧虑。”汤斌答道:“臣曾询问当地土著,北宋范仲淹筑堤时,海水与堤防甚近;现在海水远者百里,近者六七里,储有缓冲的余地。而且海之潮汐,犹如人之呼吸,涨潮有一定时刻、一定分量,平日海潮涨时,原不甚远。江河之水为海潮所涌,则是江河之水,并非海水。至于飓风海啸,是非常的灾异,岂能预计?”

  皇帝对于西洋的天算之学,颇有研究,深明潮汐与天时相互有关的道理,所以觉得汤斌的分析,颇为实在,因而作了开海口的决策,发帑银二十万两,命工部侍郎孙在丰,驰驿前往经理其事。

  孙在丰是浙江湖州府德清县人,康熙九年的榜眼,禀性平和,也是个肯做事的好官。一到了江淮黄河下游,次第兴工,溶深海口;正当工程进行得很顺利的时候,下河突然在十天当中,涨了好几尺的水。仔细勘查,才知道上游的减水坝,一齐开放;诸流汇集,灌向下河,自然要涨水了。

  这是不是河道总督靳辅有意捣乱,谁也不敢说。但水势一涨,施工便困难,孙在丰唯有飞章入奏,请降旨命靳辅封闭所有的减水坝。皇帝得奏,特开廷议;奉召与议的,有汤斌,也有户部尚书余国柱。

  “减水坝是为了泄洪之用,作用重在流通;如果尽行封闭,水无出路,万一溃决,为害甚大。”余国柱说:“臣前在江苏,曾周历沿河各地,深知形势。孙在丰所请,宜不准。”

  余国柱的意见,就是明珠的意见,颇有人附和其议。皇帝便问:“汤斌有何话说?”

  汤斌徐徐答道:“臣前在徐州一带视察河工,就觉得减水坝太多。臣闻以前只有四坝,现在增至三十多处;涨水时,自易于宣泄,但平时如果不塞,则水势分散,河流缓弱,泥沙易于淤积,河底渐高,于运道大有妨碍。”

  这是间接反驳余国柱之说:“水势分散,河流缓弱”,何来溃决之虞?

  余国柱知道皇帝英明过人,一定能够从汤斌的话里,找出言外之意,因而立即为他自己也为靳辅辩护,“减水坝乃是明臣潘季驯的成法,”他说,“行之有效,所以靳辅仿效,并无错误。”

  潘季驯是明朝万历年间,受张居正的支持,治河有功的名臣;余国柱拿他来做挡箭牌,是很高明的一着。只是他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当场为工部尚书杜臻找出毛病。

  “靳辅的减水坝,与潘季驯的不同。”杜臻毫不思索地接口,“潘季驯的减水坝,是放水出海,靳辅的减水坝是放水人田”

  这就是说,同一减水坝,去路不同,潘季驯的泄洪道,通向海口,而靳辅所开的泄洪道,通向平衍之区,这流向的内外不同,与洪水的宣泄大有关系。

  这一来变成各持一说,而孰是孰非,似乎只有身任其事的人,才能判断究竟。余国柱正好借此解除他眼前的困境,当即建议:“臣以为宣召靳辅及孙在丰到京,各陈所见,以定取舍。”

  “孙在丰不必回京!”皇帝作了极明快的裁决:“他的要求,不过上游不要放水而已!如果叫靳辅去治下河,试问上游不塞,他能在下河一片汪洋之中施工吗?以前靳辅也面奏过,治下河需先堵塞上游的减水坝;如今孙在丰要这样办,他又说不可以,这不是明明有意阻挠,跟孙在率为难。靳辅应该进京,等我当面问他。”

  靳辅是明珠所支持的,如今落得这样一个结果,自是对明珠的一大打击;这个打击,足以影响他的“买卖”,因为地方大员都恃明珠为护符,按时致送“平安钱”以保无事。现在拿靳辅的情形看,送了钱依旧不得保平安,那又何苦再花冤枉钱?

  为此,明珠门下,余国柱及左都御史佛伦等人大感恐慌,而推原论始,都因为廷议中皇帝听了汤斌的话的缘故,真如曹操说刘备的“卿不死,孤不得安!”不但要驱逐汤斌,甚至巴不得他一命呜呼。

  这些情形,汤斌并不知道,中怀坦荡,根本就不会而且也没有工夫去计较个人的得失。但是,有些人是知道的;其中之一就是郭琇,为此特地去拜访汤斌,提出忠告。

  “多谢关爱!”汤斌这样笑道,“华野,我今年六十岁了,去日无多,不宜为此亲怀。诸葛武侯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道尽千古臣节,我虽愚,窃慕此语。”

  “唉!”郭琇长叹,“潜公,我真替你着急。”

  急的是汤斌那副不在乎的劲儿。君子与小人之争,君子往往斗不过,就因为这种不在乎,才处处予人以可乘之机。

  汤斌当然懂他的意思,反倒安慰他说:“当今皇上,不是明朝中叶以后诸帝,偏听不明,你不必为我着急。”

  这倒是实话,郭琇点点头说:“靳辅就是。”

  大家看靳辅受皇帝洁责,以为圣眷已衰,颇有人落阱下石,说他治河十年无功,应解职听勘,皇帝不以为然。

  皇帝是这样说:“治河甚难,靳辅看得太容易了;所以功效不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明显。如果他这样的人要议处,以后继任的人,惴惴不安,更难着力。靳辅不必有什么处分,只责成他努力督修好了。”

  郭琇由于汤斌拿这个例子来说明皇帝内心自有权衡,绝不致偏听谗言,想想不错,也就替汤斌放心了。

  靳辅被召到京,由大学士及九卿先行询问,为了开溶海口,闭塞减水坝,到底可行与否?结果是如此复奏:

  据靳辅云:“高邮之南两大减水坝,自正月可塞至五月;其三小减水坝,自正月可塞至三月。高邮州之北,其坝亦有可塞之处,惟高家堰,断不可塞。”其应塞之处,前与孙在丰会议时,并未议出,殊属不合,应将靳辅交与该部议处。

  这是明珠与余国柱所密议的避重就轻之道。皇帝心里很明白,但他不愿说破;治河是治河,党争是党争,后者的是非暂且可以不问,免得把情势弄得更复杂,更暧昧,以致减水坝该塞不该塞的是非,更难搞得清楚。

  因此,他对大学士九卿所上的这道奏疏,暂且不批,只传旨“御门”召靳辅、汤斌,及大学士问话。

  “开溶下河,其要点在塞高家堰的坝,不在塞高邮的坝。上游的这个大坝不塞,何益之有?”皇帝问道:“大学士、九卿是这样问你的吗?”

  不问本题,先问到问的是什么话,就见得皇帝唯恐臣下有成见,该问的不问,不该问的偏问,将是非颠倒了。而也亏得有此一问,靳辅才有机会陈述他的意见。

  “大臣所问,与皇上垂询,有一处不同。”他这样答道:“大臣问:‘你如果堵塞淮水人黄河之口,令水流入七州县,则下河修治,必致迟误。’臣谓修理正河经费尚忧不足,何能更有余款,堵塞无用之口?且黄水强则流入淮河,并非人力所能禁止。臣如阻挠溶治下河,岂能逃避国法?”

  “汤斌!”皇帝转脸问道:“你有什么意见?”

  “臣按:高家堰减水坝,作用在让洪泽湖与运河能够相通,彼此调剂。今靳辅唯恐黄河溃决于南岸毛城铺等处,筑减水坝合黄河之水人洪泽湖;洪泽湖不能容纳,又于高家堰筑减水坝,使水人运河;运河不能容纳,又于高邮等处筑减水坝,流入七州县。七州县的水无所归,不但百姓被灾,两三年之间,只怕黄水、淮水以及江淮三十六湖的水,一起停蓄泛滥,后果不堪设想。”

  说来说去要使水有所归,唯有归之于海;而靳辅则仍坚持海水倒灌之说,反对开海口。一场辩论,并无结果,只有命群臣再“详议以闻”。

  在另一方面,明珠主持,余国柱设计,徐乾学执行,陷害汤斌的阴谋已经开始了。

  用来作为“凶器”的,是汤斌在苏州临行之前出的一张告示;徐乾学以在“南书房行走”,旦夕侍从的方便,悄然进呈了皇帝。

  事起于这年春天久旱不雨。多少年来的传统,遇到这种天时反常,有害民生国计的情形,认作是下情壅塞,不能上达;民间怨声,化成戾气,所以上天示警。唯有诏求直言,改正政务上的不当措施,始能感格无心,迎召祥和。

  因此,皇帝在御门听政时,面谕大学士:“传问九卿,政务如有缺失,或有害百姓的,尽管实说。”

  于是大学士明珠,召集六部尚书、左都御史,以及翰林院、詹事府、通使司、大理事等等衙门的堂官,在内阁集会,传达旨意。

  会中也有人发言,指出政务未尽妥善之处,但都是些无关大计的琐务。最后,汤斌开口了,他谈的是“芦课”。在江苏地方,特定每年自苇塘中收的税,用来走铜报部,这本来不足以病民,但办法不好便形成苛扰了。

  “芦苇秋天才有,现在春天预征‘芦课’,此非常理所应有。”汤斌解释此一不合理的措施,为百姓所带来的痛苦:“春耕尚未播种,田上正是下本钱的时候,责成百姓缴纳芦课,那就只有‘卖青’借钱来完纳。到了秋天收获的时候,也许尽其所人还不够还债。所以芦课应该恢复以前的办法,在夏、秋两季分征。”

  芦课改为春征,正是余国柱在江苏巡抚任内的“德政”之一;这时听了汤斌的话,心里自然不舒服。

  汤斌是对事不对人,依旧侃侃直言:“而且铜出在云南,江苏不产铜。以芦课购铜,归各关卡走办,关卡对于商货进出,情况熟悉,而尚感不足;如何可以再叫地方官去采办?地方官买不到铜,无法交差,就只好责成‘芦户’缴铜代税,此更是苛求。所以不但要恢复夏、秋两税,而且只可以芦户缴现银,不可叫芦户缴铜。”

  说到这里,余国柱已经老羞成怒了,站起身来,脸红脖子粗地说:“年兄,你不必说了!要变更这个办法,除非我不当户部尚书。”

  一场会议,不欢而散。到了五月里,虽有小雨,无济于事;皇帝相当着急,因而又颁一道上谕:

  朕统驭天下,念切民生,凤夜图治,罔敢少懈;迩来岁每不登,民食寡之。今兹仲夏,久旱多风,阴阳不调,灾孰大焉!朕用是不宁,减膳撤乐,求言省过,斋居默祷,虽雨泽溥降,尚未霪足。皆因朕之凉德,不能上格天心。较特沛宽仕,务崇悼大,罢营建、恤贫穷、释淹击,政令有不便于民者,更之;罪非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

  这是极大的仁政,上谕一颁,无不感奋。但皇帝的深仁厚泽,也要有实心任事的人来执行;否则就会大打折扣,甚至变成口惠。如果工部的官员私心太重,“罢营建”失去了从中克扣工料的凭借,即非所愿;而地方官倘有贪名,则“恤贫穷”适足以造成他的将救济款项落入私囊的机会,而这些执行政策的责任,又以宰辅为主;如果监督不周,甚至他手里先私心自用,使得皇帝的意思变了质,则下面虽有好官,亦往往无能为力。

  有个钦天监的小官,官位叫“五空灵台郎”;名字叫董汉臣,禀性耿直,久已不满居于相位、把持政事、纳贿招权的明珠;此时看声名狼藉的余国柱,新近因为明珠的援引,居然入阁拜相,内心益发忧虑愤慨,正好皇帝下诏求直言,因而便费了三天工夫,写成一篇奏疏,要求都察院代奏。

  小官言事,必得呈请本衙门长官或都察院代奏,钦天监是个小衙门,那里的长官,除了本身业务以外,没有资格上疏论国事,自然也没有资格为部属代奏,所以董汉臣只好找上都察院。

  这在董汉臣不是第一次,以前上疏,亦都因为语言激切,左都御史不愿替他代奏,每每饰词推托,这一次因为皇帝有特旨,而且董汉臣的意志亦很坚决,所以新任左都御史,与高士奇狼狈为奸,而与明珠、余国柱亦通声气的王鸿绪,怕压置下来,有人参他一个“壅于上闻,阻塞言路”的罪名,非同小可,只好具疏代奏。

  董汉臣论时政得失,极其痛切:一共十件大事,其中有两款与汤斌及明珠、余国柱有关。

  与汤斌有关的一款是“谕教元良”。元良指天子而言,董汉臣认为汤斌作东宫师傅,教法未善,尚未尽心。

  与明珠、余国柱有关的一款是“慎简宰执”,那时的学士是两满三汉,满人是明珠和勒德洪;汉人是王熙、宋德宣、余国柱。宋德宣已回苏州养病,遥领虚衔,所以实际上是两满两汉。

  这四个大学士,自然是明珠当首脑,余国柱为明珠的死党,听从指挥,不在话下;王照极会作官,看明珠势大,见机行事,依附无违,勒德洪无足轻重,因人成事。因此,内阁中可说只有明珠一个人当权。

  由于董汉臣的指责,相当实在,特别是余国柱刚刚入阁,所以“慎简宰执”这四个字,仿佛主要的是对他而发,格外感到刺心,同时也相当害怕,怕皇帝认真追究,是个不了之局。

  经过一番密议,明珠同意了余国柱的见解,认为此时不宜申辩,应该引罪自责,等这场风波过去,再来收拾董汉臣及其背后的指使者——他们都疑心沥斌曾授意董汉臣发难。

  于是明珠向皇帝面奏,准备国服待罪。皇帝却要先弄清是非,将董汉臣的原奏发交廷议。

  六部九师都到了,明珠在内阁主持会议,王熙的态度很蛮横,“市儿妄语!”他说,“把他杀掉就完了。”

  正在这时,汤斌到了,余国柱表面上很尊重这位老同年的,赶紧起身迎接,同时将王熙的话,告诉了他。

  这是不怀好心,知道汤斌的性情,有意要让他跟王熙发生冲突。果然,汤斌大摇其头。

  “大臣不言小臣言!”他引用明朝的成句,“董汉臣没有死罪,而且说实话,我亦愧对董汉臣。”

  汤斌的所谓“愧对董汉臣”,是承认董汉臣在“谕教元良”那一款上的指责有理。在他是实话,在余国柱却认为是莫大的讽刺,越发把他恨如刺骨。

  于是有为明珠和余国柱所豢养指使的言官,上奏参劾董汉臣,说他“越职言事,妄希富贵”。又说:“汉臣不知书,必有代草其疏者。”这一枝暗箭,箭头自然是指向汤斌。

  余国柱是有一配合的行动的,根据言官的这一道奏疏,拟议由刑部逮捕董汉臣问罪。皇帝自己下诏求直言,而直言有罪,则更无人敢于奏谏;所以皇帝不愿采取吓阻言路的不合理措施,只命内阁重新拟议。

  “董汉臣应诏陈言,不应该有罪。”汤斌指着胸对余国柱说:“倘或治董汉臣的罪,如此中何?”

  这是问他良心何安?余国柱既惭且恨,而实在无可如何。只有在董汉臣身上打主意。

  他叫人跟董汉臣去说:“这一案很严重。如果有一天要对簿公堂,你只要把汤斌尚书牵出来,说是他的指使,就可以无罪了!”

  董汉臣是个硬汉,这样答道:“我哪里识得汤尚书?我的奏疏已写好了几年,三次请求代呈,都被拒绝。怎么好诬赖汤尚书。”他又说道:“如果上面要问我,我就这样回答:认识御史江繁!”

  江繁是余国柱的至亲,董汉臣是有意如此作答,来人无奈而去。过了几天,皇帝遣礼部官员讯问董汉臣,他果然这样回答。皇帝免了他的罪——这表示抨击明珠,不致招祸。对明珠的权威来说,自是一大打击。

  一计不成,另生一计,这一次便有徐乾学参与了。

  事起于江苏要增设一处海关,这自然要加重老百姓的负担,所以廷议时,徐乾学以江苏京官的身分,拜托汤斌说道。“今日之事,江苏数百生灵,悬于老公祖之手,总求成全。”

  “我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何能为力?”

  “皇上倚重,老公祖又新自江苏来,一言九鼎。合郡生灵,敬以相托。”

  及至廷议,徐乾学闭口不言,太学生梁清标受了指使,便即说道:“汤老先生宜乎主持禁设之议。”

  汤斌为了百姓,也就说道:“海关与民争利,这样的事,岂有于地方有益的?倘得其人还好,不得其人,四处骚扰,害民无穷。”

  这段话由徐乾学传到皇帝那里,深为不悦,传旨命明珠去法问汤斌。余国柱却又附着他的耳朵说:“有人要害年兄,到内阁只这样说:得其人便无害。”

  到了内阁,明珠说道:“皇帝面谕:‘汤斌是道学,如何一件事两样说法’,他进京时,我拿海关的事问过他,他说无害。今日九卿会议,如何又说害民?命我传问。”

  看起来余国柱像是一番好意,但无论好还是歹,对汤斌都毫无影响,在九卿会议中他是怎么说,此刻在奉旨诘问时,依然是怎么说。

  “是了。”明珠一向有礼贤下士的名声,其实跟唐朝的奸臣李林甫相仿佛,口蜜腹剑;他视汤斌为最大的政敌,但见面时总是异常客气,即使有所争议,脸上亦总是带着笑容。所以听汤斌照实陈述,奉旨交办事项已毕,随即殷勤问讯,而且带着他到设在内阁的办事的书斋,取出他的诗稿,向汤斌请教。

  “此调不弹久矣!中堂的大作,何敢妄肆议论。”汤斌很谦虚地说。

  “我与汤公少亲近,曾听小儿说起,汤公不仅理学;词章一道,亦是文采斐然,何必客气?”

  明珠的长子纳兰性德,是最佩服汤斌的人;在史馆的那些日子中,纳兰性德当御前侍卫,常常奉旨有事跟汤斌接触,虽然年龄相差甚多,学问路数不同,家世迥不相侔,但两人却极其投契。不幸纳兰性德青年早逝,现在明珠提了起来,汤斌不免伤感,欷觑不止,反倒是明珠劝他不必伤心。

  经此一番相叙,谁都以为明珠跟汤斌融洽得很——就表面看,明珠似乎也很帮汤斌的忙,而暗底下完全不是这回事。

  见了皇帝,明珠据实将汤斌的话回奏;皇帝对汤斌不满之意消失了。

  这一来自然要对徐乾学不满。皇帝对这件事看得很重,因为他也是念兹在兹不忘记老百姓的;但因库用也是大事,为了江苏的海关,他希望大家能够谅解,如今徐乾学却造作谣言,借他人之口,行反对之实,其心可诛!认为非加以训斥不可。

  “都是你们苏州的乡绅,自己要做买卖,恐怕添个海关,于己不利。你们上牟公家之利,下渔小民之利,巧取豪夺,我都知道。”皇帝沉着脸说:“你们赖汤斌说害民,汤斌何尝是这意思?他说:‘得其人便无害。’真是!天下什么事不是不得其人就有害?”

  本是商量好的一条计,凡此皇帝发怒责备,都在意中;徐乾学自然不会着慌,磕着头,从容答道:“汤斌如何赖得?,廷议时九卿俱在,众耳共闻,皇帝如以为巨言不实,可问梁清标。如果这话是臣捏造,诬赖汤斌,他在苏州出的告示,上有他的巡抚关防,难道也是臣捏造的不成?”

  “什么告示?”

  “是汤斌在苏州卸任出的,安慰百姓的告示。”

  “告示在哪里?”

  “臣家里就有。”

  “你怎么有此告示?”

  “是苏州有人特意寄来,嘱臣上呈,臣守皇上凡事安静的训谕,不敢多事。今蒙皇上垂询,不得不据实奏闻。”

  皇帝点点头:“明天你将告示带来。”

  这是反激的手法,一悬一宕,才逼出告示的话来;不然不能无缘无故献呈告示进谗。到了第二天,徐乾学将告示带进宫去,皇帝一看“爱民有心,救民无术”这两句话,果然大为不快。

  当然,徐乾学也还有一番歪曲的话。

  徐乾学当然先要颂圣,说皇帝屡次蠲免钱粮,又拨巨款兴修水利,无一不是皇恩浩荡的爱民仁政,而汤斌居然说他自己“爱民有心”,即是表示皇帝不爱民;而“救民无术”这句话,更为悖谬,仿佛当今天下有多少害民的苛政似的。

  这番话把皇帝说动了心,由此对汤斌起了误会,“原来他是假道学!”皇帝口不择言了。

  “汤斌的道学,是天下都知道的,只是欺世盗名,唯圣明在上能洞烛其底蕴。”徐乾学这样恭维着。

  “哼!”皇帝冷笑,“古人善者归君,过则归己,才是臣道;如今是过则归君,善则归己。”

  “汤斌名心太盛,似乎太过。”

  由于徐乾学的一再煽惑,皇帝便命詹事府满洲缺分的正詹尹泰,传旨汤斌洁问。

  “你去问汤斌,”皇帝说:“他是大臣,说海关不好,部议不准,我依部议是常事。果然不好,何妨再三争执,我未必就把他问罪。大臣不避斧钺,为民请命,为何不当面说?居然把责任推在我头上,他说‘爱民有心,救民无术’?是不是说我不爱民呢?”

  尹泰奉旨转问,汤斌自然只有惶恐谢罪。过了些日子,汤斌见皇帝奏事既毕,汤斌打算有所申辩,余国柱提醒他说:“皇上责问,应当磕头,为何要辩?”

  这话看来像是出于好意的卫护,其实是不叫他说话。汤斌一向在口才上吃亏,当时讷讷然无法出口,只有连声答道:“臣不敢!臣不敢!”

  由于种种拂过,汤斌的健康,便大受影响—一他平日自奉过于节俭,营养不足,所以身体一坏,衰象毕陈,对辅导东宫之任,便有力不从心之苦。

  为此,汤斌再次荐耿介自代。皇帝准奏,特召耿介到京,授职小詹事;由于汤斌的牵引保荐的奏疏中,说他“赋质刚方,践履笃实。家居淡泊,潜心经传,学有渊源”,所以皇帝亦甚看重耿介,召见以后,并且面谕:“你写一幅字来我看。”

  这不是要看耿介的书法,是要看他为学的心得,耿介写了一幅正楷,自己所撰的辞句是:

  孔门言仁、言孝,盖仁孝一理,仁者孝之本体;孝者仁之发用,不言仁无以见孝之广大;不言孝无以见仁之切实。

  这四十三个字,阐明孝出于仁,表里相通的道理,简明扼要,皇帝颇为欣赏,特书“存诚”二大字赐耿介,作为心许的表示。

  但是,皇帝心许,太子却不“欣赏”这位师傅。耿介上了年纪,步履蹒跚,言语亦不甚利落;而且乡居太久,形质仪容,朴实简陋,年纪正轻,活泼好动的太子,自然觉得不对劲。当时朝中大小官员,也看不起这位乡下土老儿的师傅,往往就在他背后讪笑戏侮,以致耿介大为不安,颇有悔此一行之感。

  对汤斌怀着成见的人,攻击耿介,自是不在话下,但比较公正的旁观之论,亦都觉得汤斌保荐耿介,颇欠考虑。最明白的一点是,汤斌在荐疏中说耿介“年逾六旬,精力尚健”,即非事实。

  卅二年不见,耿介已大非昔比,耳朵聋了,眼睛花了,步履瞒珊,老态龙钟,即令寸心湛然,学问深厚,见解因年龄的增长而愈见超卓,但可以为一般士子的师长,却不宜负辅导十四岁的皇太子的重任;因为皇太子到底还是一个少年,宜乎有个精力充沛,行动轻捷,言语便络,能够庄谐并作,因势利导来启发少年心性,如郭琇那样的人,才是适当的人选。

  耿介当然也有自知之明,曾经具呈吏部,自陈衰老,不堪任使,请求代奏放回田里。无奈皇恩浩荡,授职于先,赐字于后,耿介只有勉强留了下来。这一留使得妒忌汤斌的人,有了攻击的口实;于是借海关一案发作,耿介也受了连累。

  当时攻击汤斌的“重头戏”,是在余国柱和徐乾学的指使之下,由左都御史王鸿绪担任“主角”。

  第一步是对付董汉臣,当他奉旨免罪不问以后,本已无事;王鸿绪却又另辟蹊径,重起炉灶,就整个钦天监的低级官吏立言:

  钦天监灵台郎、博士官等,无知蒙昧者多,皆由其始不择流品,星卜屠沽之徒,粗识数字,便得滥竿。授官之后,又不专心学习,勉尽职掌,惟行险侥幸,希图迁擢,请敕下考试,分别去留。

  这话说得不算错,礼部详议,认为可行,复奏核可,便举行了一次考试,结果有十五个人以“词理舛误”被革了职;不用说,其中当然包含了董汉臣。

  到了汤斌因为“爱民有心,救民无术”八个字为皇帝不满之后,余国柱认为汤斌的圣眷已衰,正是攻倒他的时候,所以发动王鸿绪倾全力展开攻击,由都察院满缺左都御史绦丹和他本人联名领衔,另外加上副都史徐元珙和郑重,合词上疏,说汤斌“务名鲜实”;又说他在巡抚任内,去任时“巧饰文告,以博虚誉”。这些都是针对皇帝的心理所进的谗言,相当有力;但攻击得不分是非,颠倒黑白,就弄巧成绌了。

  其中有一句话是:“至擢巡抚,涓氵矣莫报”使得皇帝大为不满。他特地召见大学士明珠等人,神色严重地说:“汤斌擢用巡抚,是我重视其人的品德。汤斌在巡抚任内,纵有务名之心,但是政绩昭昭在人耳目,何可因为海关一事,便抹煞了他以前的好处。果真其人不足当巡抚之任,那么,我以前用他的时候,你们为什么不奏谏?”

  这番质问,使得明珠等人,哑口无言,唯有免冠碰头。不过,“惭对董汉臣”这句话,皇帝亦认为费解,便降旨令汤斌“明白回奏”。

  这是汤斌出于良心的“失言”,既然奉旨质问,便只有引罪;拖病草奏,深夜不眠,这篇奏疏很长,自陈昔年与耿介“同为词臣,其刻苦自励,杜绝交游,心窃重之,故冒昧荐举,但自顺治十二年,外转后迄今三十二年,竟未谋面。”

  已三十二年未见的人居然保荐,汤斌自道,“臣罪何辞?”及至跟耿介见了面,“惊其衰老”,更为惶恐。提到董汉臣,他是这样措词:

  御史陶式玉,循其越职言事,奉旨下问,臣亦就疏论疏,以方今求言之时,越职罪似可宽。殊不思汉臣疏内各款,皆抄录旧文,语多浮泛;惟是皇上谕教皇太子,何等精详?以臣何咎,辄敢妄议,臣不能请旨严究真倩,使狂妄小臣,幸辶官国宪,臣罪何辞?

  这样说法,是违反汤斌本意的,但因董汉臣的原疏中,隐然有指皇帝纵容太子失教之意,而储位关乎国本,如以为董汉臣所指不错,则必将兴起大狱,这正是明珠、余国柱等人所希望的。汤斌自觉一身无所惜,但动摇国本,危及朝局的事,是他绝不肯做的,同时董汉臣亦将不保首级,所以不能不这样痛斥“小臣”,来解消一重绝大的隐忧。

  复奏疏的结论是,“自谓言动轻率,衍过多端”,惟有“席藁待罪,请听皇上处分”。

  这个奏疏一上,皇帝尚无处置,却以耿介上了个奏折,“引疾乞休”以致节外生枝,为詹事对正詹尹泰的弹劾,说他“侥幸求去,实无痼疾”,当时也劾指汤斌所荐非人。这样复杂的情势,更以第三者的介人,益发搞得严重。

  这个人名叫达哈塔,原是汉人,姓佟,入旗的汉人,照例在汉姓之下加“佳”氏,所以姓佟佳氏,他是原属多尔衮的正白旗籍,以翻译进士出点,当到吏部尚书,亦为东宫辅保之一,一则为汤斌、耿介不平,再则亦不愿卷人漩涡,所以上疏说道:“臣奉命辅导东宫,数日之内,负罪实多,以汤斌、耿介不能当其任,况庸陋如臣?乞准解退。”

  这一下皇帝大为困扰,但亦愿采取独断独行的办法,只有将有关此事的奏疏,一并交吏部议复,复奏是汤斌、耿介、达哈塔俱应“革职”。

  “耿介是东宫师傅,来了不多日子,革职回乡,这变得对不起人了!”皇帝深体人情,这样对吏部尚书李之芳说:“革职改为免职。他本是道员,以原品休致好了。”

  李之芳原是承受明珠的指使,本无意与耿介为难,自然连声称是。

  “汤斌与达哈塔,改为降五级留任。”皇帝又说,“汤斌原有些错,眼前略示薄惩,将来我自有恩典。”

  虽然皇帝相当宽大,但明珠、余国柱、徐乾学、王鸿绪等人,却是大失所望,认为这样一个“大题目”都扳不倒汤斌,将来怕更难措手。需要再接再厉,再找一个题目,非把汤斌治倒了不可。

  这个消息传到汤斌耳中,他不免叹息,汤夫人也知道这些情形,看他力疾从公,身体愈来愈坏,忍不住在侍奉汤斌的时候,要劝一劝他。

  “你的做官,办公事,我从来不敢干预,如今必得要说了。”汤夫人问他:“你做官做得这么苦,到底为了什么?”

  “读圣贤书,所为何事?你也应该懂啊?”

  “我懂,”汤夫人说,“不过俗语说得好,‘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现在是升平盛世,又不是刘皇叔在白帝城驾崩,诸葛武侯独力撑持,扶保幼主的情形可比,‘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那两句话用不着。”

  汤斌不作声,但口中无语,心头有感,而且感触不止一端,但他的性情是从来不知天下有所谓“苦”之一字的人;也不是有意求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心,只是伤心人别有怀抱。

  在苏州的时候,春天他每天采巡抚衙门后园野生的荠菜佐餐;他的长子汤溥实在于心不忍,便劝他说:“爹爹,何必如此自苦?”

  起先他戚然不答,说得次数多了,他才吐露他的本心:“你们祖母未殉难之前,每天所食,粗粝不堪,今天我幸而略有成就,但子欲养而亲不待,终天之恨,无由弥补,如果稍涉奢逸,我就不能安心。这些野生的荠菜之类,都是你祖母在流寇猖狂的那两年常吃的东西,我无可一日或

  然而生母虽死,继母犹存,轩大夫人虽比他大不了几岁,毕竟名分是母亲,他想到复起服官,外则封疆,内则八卿,亦可说是位极人臣,轩太夫人应该是丫头老妈子一大堆跟在左右。然而从无一日的迎养,抚心自问,深为不安,如今又接得家书,说轩太夫人体弱多病,去日无多,应该及时告退回乡,稍稍承欢,才是为人子的道理。想到这里,端然动了归思。

  汤夫人也赞成他辞官,颐养轩太夫人还在其次,汤斌本人的病就很多,必须有个较为清静的环境来调养。因此汤斌在她的极力劝说之下,亲自动笔,上奏陈情;这个奏折的事由是:“圣息高厚未报,微臣积病日深,谨披沥吁陈,祈赐解任回籍,以免旷职”;以下分作五段,第一段叙恩遇:

  教里草茅愚陋,谬荷圣恩,起自田间。优擢侍役,三年谋幄,五月纶扉,星豉频屑,涓氵矣莫报。三吴繁剧之地,尤非薄窃所堪,桔据不遑业胜叠见,岂期未承严谴,复邀旷典,入侍青宫,宠遇之隆,无以加矣!

  第二段叙病况:

  来巨草木寸质,年逾六旬,精力衰惫,心血久枯,自六月内,胃部作痛,过服克伐之剂,元气益复虚损,饮食呕吐,怔忡健忘,神思恍惚,头目眩晕,因惩至上心切,犹强事药饵,力疾趋朝,冀追省德愆,薄收复效,不意于八月初七等日,呕血数次,病遂增剧,痰火上升,虚烦喘急,闻人声则惊惧,感微风则战惧,辗转床褥,形体仅存。

  皇帝看到这里,恻然心伤,略停一停再看下去,下面是叙他母亲的病状:

  臣继母素禀怯弱,夏月得家书,忽感半身不遂之症,臣方寸已乱;八月初十日复接家信,言臣母病至委顿,四肢拘挛,转侧须人,昼夜涕泣,思臣一见面,臣闻之肝肠迸裂,呕血几绝。按京臣省亲,具有定例,臣不敢破例请假,惟是巨病势危,万万不堪供职,仰祈我皇上圣心垂怜,赐臣解任回籍,庭母子得一相见,倘臣母得保余年,臣溘然长逝,亦无所恨。

  于是,皇帝朱笔亲写一道慰留的手谕,命侍读学士德格勒去颁示。德格勒是旗人,跟李光地同年好友,旗人深通汉文的不多,所以德格勒自视甚高,平时最喜欢放言高论,批评别人的学问文章,但对汤斌是相当佩服的,所以皇帝派了他这样一个差使。

  等到摆设香案,跪听宣谕以后,汤斌的心情相当复杂,感激与失望交并,而继母的病况,颇为严重,考虑再三,还是要上奏辞官。

  他的第二道奏疏尚未着笔,皇帝倒先传旨召见了,“汤斌,”他说:“我知道你纯孝,视继母如生母,不过你又何忍舍我而去。我如今有个两全之计,我赐你一座住宅,你把你的继母,接了来奉养,不就行了吗?”

  皇帝是想得很好,无奈事实上办不到,因为轩太夫人病势很重,长途跋涉,极其劳累;加以汤斌又绝不愿利用大臣的地位,要求沿途地方官办供应,瘦驴破车,鸡声茅店,从河南一路颠簸到京师,非送掉老命不可,而且轩太夫人足迹不出里门,也未见得能服京师的水土,所以汤斌坚辞不受。

  “臣母已老,万不能来。”他磕着头说:“皇上不舍臣远离阙下,臣请解职回乡,省母以后,仍旧回京。明史大事,臣愿效余生,以白衣暂领史局。伏乞皇上天恩允准。”

  “我实在不能放你。暂且过几天再说吧!”

  这一过过了十天,不见皇帝提起,在汤斌焦急无计;在余国柱等人,却当他是恋栈,看皇帝不准他辞官,大失所望,因而一不做,二不休,放出去一个极恶毒的谣言。

  这个谣言是说,皇帝对汤斌异常不满,因为他不识抬举,要拿他纳入旗籍,汉人入旗,变为满军;归一旗的都统管辖,指定地方居住,等于行动失去自由,从此怕回不得家乡了。所以一时关心汤斌的人,无不大为着急。正好汤斌上朝,因为病体衰弱,由人扶着上轿,见到的人,以为汤斌是被强制执行,奔走相告,说“汤尚书入旗了!”于是有人为他掉眼泪,有人为他奔走——大多是江南的京官,集会商议,决心去击“圣闻鼓”鸣冤。后来得到消息,说是属于误传,实际上并无其事,大家方始散去。

  汤斌经此刺激,病体越发不支,但在这种局面之下,惟有委屈隐忍,抱病入宫;皇太子一看汤斌的脸,大惊失色,“师傅!”他说:“你病得这个样子!”

  皇太子很敬重汤斌,当天就去见皇帝,将他的情形详细奏陈。皇帝考虑之下,认为汤斌不宜再担任辅导东宫的重任务,因而一面遣御医为他诊治;一面将他调为工部尚书。

  就在这一天,内阁奉旨议事,汤斌因为东宫进讲的缘故,自然不能参加,只是忘掉声明;这一下,左都御史王鸿绪便又算抓住他的短处了,指使御史,上奏弹劾。

  弹章一上,照例交议,余国柱等人所拟的处分是,降二级调用——降二级实在是降七级,因为汤斌原有降五级调用的处分,特旨留任,如果此时奉准调用,当然连同前案,一并计算,立刻可以降为从四品的官员。

  这是恶毒得已非常露骨的手法,蓄意要撵走汤斌,吏部尚书陈廷敬,心怀不平,要为汤斌说话,“最近刚有同样的案子,失朝不过罚俸半年,”他说:“何以独对汤斌尚书不公?”

  余国柱等人不听,照原议复奏,以为这下子一定可以把汤斌打下去了。

  再也没有想到,皇帝的批示是:“着即留任。”一而再,再而三地扳不倒汤斌,明珠和他的走狗们害怕了,相顾失色地表示,这不是一个好征兆,担心皇帝不是偏爱汤斌,是对他们的警告,言不听,计不从,祸将不远;同时也担心汤斌会因此报复。

  确有人劝过汤斌报复。在他病中,来探望的络绎不绝,有人劝他委曲求全,向明珠说几句好话;或者托人出来,居间调解,汤斌当然不肯这么做,他泰然笑道:“我生平养命自安,如今年逾六十,夫复何求?”

  再有些人是劝他采取强硬的报复行动,像郭琇就是如此,“此辈小人,不给他一点颜色看,他们不晓得利害。”他说,“此辈的阴私劣迹,都在老前辈的肚子里,何不拿它一股脑儿抖露出来?倒看看谁忠谁奸,谁善谁恶?”

  “不!”汤斌不便说自己不愿多事,用轩太夫人来作推托,“老母在堂,不敢这样做!”

  他是如此宅心仁厚,不肯伤人;而明珠、余国柱骑虎难下,准备找一个极严重的事由,如谋反大逆之类,掀起一场滔天的风波,置汤斌于死地。

  于是首先指使国子监祭酒翁叔元,上奏指汤斌的理学是“伪学”,也就是指汤斌为伪道学。这个昧良心的奏折,为翁叔元带来了“加官之喜”,明珠保荐他升了少詹事,但也为他带来了一场传遍京师的大羞辱。

  政治有是非,或者不是局外人所能了解,所以同情汤斌的人,亦无从为他声援,但学术是天下的公器,汤斌的理学以及他个人的修养实践,昭昭在人耳目,岂容污蔑?而且政治的争斗,牵涉及于学术,竟至诬指其为“伪学”,无论如何是件不可恕的事,因此翁叔元为士论所不齿,其中最不平的两个人,除了口诛以外,还展开了笔伐。

  这两个人,一个就是皇帝亦久闻其名的“三布衣”之一,因为保荐误时,未能参加“博学弘词”荣典的姜宸英。

  姜宸英字西溟,浙江宁波人。当叶方蔼任明史总裁时,荐他充任纂修,食七品俸禄;并特许他参加会试,他在京师是个大名士,会试的考官,都以收录这个门生为荣,照常理说,进士及第应如探囊取物;谁知姜西溟嗜酒如命,每次入闱都喝得醺醺大醉,试卷违误了规定的格式,致考官爱莫能助。

  有一次倒是没喝醉,写作俱佳,格式也对,缴卷时,受卷官随手翻一翻,指出一处问道:“这两句话,有出典吗?”

  “那两句话出于李商隐的诗,”姜西溟不假思索地反问一句:“你没有读过李义山的诗?”

  受卷官大怒,但亦无可如何,只有暗箭伤人,把他这本卷子摆在一边,不发誊录,考官根本看不见他的文章,自然无从取录。

  以后他又为明珠慕名延聘为西席,纳兰性德对他的文采,倾倒备至,殷殷向学,师弟俩极为相得,但终于为了一句话,姜西溟拂袖而去。

  事起于明珠有个宠仆,名叫安三,就像明朝严嵩的宠仆严年,为无耻士大夫尊称为“萼山先生”那样,安三亦在衣冠缙绅之列,奔走其门的,不知其数,而此人附庸风雅,希望一流大名土的姜西溟亦能假以词色,增添声价。

  于是纳兰性德有一天对姜西溟说:“家父素来敬重先生,却不能有所助力,我亦不便进言,现在有一个人,如果先生肯少施颜色,则无事不谐。我亦知道这话对先生说是极大的唐突,只是先生今年六十了,尚未通籍,似不妨稍作委屈。”

  “喔!”姜西溟止杯不饮,“你说的这个人是谁?”

  “是——,”纳兰性德很吃力地说:“是安三!”

  姜西溟将酒杯一推,霍地站了起来,厉声说道:“我原以为你是纳兰家的佳子弟,不料无耻如此!”说完夺门就走。

  纳兰性德天性醇厚,只以一时鲁莽,说了不该说的话;见此光景,悔恨不及,赶紧上前牵住姜西溟的衣服,哀声请罪:“先生,先生!我错了,千万宽恕我这一回!”

  姜西溟掉头不顾。事后,纳兰性德千方百计想挽回其事,而毕竟不能如愿。但纳兰性德对他,始终敬礼不改;不久姜西溟倦游南归,纳兰性德做了三首词送他;第一首是自创格调的所谓“自度曲”,题名《潇湘钟》,在倦倦之情中,隐隐有请罪之意:

  长安一夜雨,便添了几分秋色!奈此际萧条,无端又听渭城风笛;咫尺层城留不位,久相忘,到此偏相忆。依依白露丹枫,渐行渐远,天涯南北。凄寂!黔娄当日事,总名士如何消得?只皂帽蹇驴,西风残照倦游踪迹。号载江南犹落拓,叹一人知己终难觅。君须爱酒能诗,鉴湖无恙,一蓑一笠。

  等姜西溟重到京师,纳兰性德已经以三十一岁的英年,“七日不汗”而死;而姜西溟的性情,依然如他的姓那样,“姜桂之性,老而愈辣”,他跟翁叔元本来是朋友,此时卑视其人,写了一封长信,痛加讥责,当然,从此也绝交了。

  在翁叔元,这还不算难堪;最难堪的是他的门生何焯,当面投递了一封“破门”——断绝师弟关系的书信。

  何焯是苏州人,寒素家风,终于出了一个读书种子;他年轻时曾帮助书商访求古籍,所以宋朝、元朝遗留下来的孤本及旧家的抄本,经他细心校读过的很不少。只是腹笥虽宽,性情偏狭,喜欢诋毁前辈;因此落拓京华,颇不得意。

  当时京师文坛的主盟,算是徐乾学,以天子文学侍从之臣,权相府中的上宾,而财力又称雄厚,够资格去博礼贤下士的名声;何焯就是他门下的食客。只以他恃才傲物,当面讥斥他人的短处,毫不留余地,因而为人在徐乾学面前进谗,彼此失欢,何焯绝迹于徐家了。

  这时翁叔元亦正在削尖了脑袋往上钻,颇想招致若干名士,增加自己的声势。何焯虽是布衣,声名盛于公卿之间,正是他想罗致的目标。而何焯方在失意之际,“长安居,大不易”,有人肯加以援手,不免起了知遇之感,所以自愿列名为弟子。

  翁叔元的儿子,是个浅薄得不知天高地厚的妄人,何焯自然看他不上眼,彼此搞得很不愉快。等到翁叔元弹劾汤斌“伪学”的消息一传,何焯再也忍不住了,写了极长的一封信,当面投向翁叔元,表示着有这样一位老师,从此“请削门生籍”。那封信写得痛快淋漓,一日之间,传遍九城。

  何焯好低毁前辈,好轻薄快意,但对翁叔元的这个举动,没有人说他不对,因为学术是非,自有公论,而何焯此举,正为公论的表现;也因为他是苏州人,而汤斌对他的家乡有大思,崇功报德,应该打这个不平——桑梓为公为大,门生为私为小,为大我牺牲小我,不算忘恩负义。

  由于何焯此举,大快人心,所以一日之间,声名大起,来拜访道贺致意的,络绎不绝;其中最兴奋的,是何焯的一个门生,也是苏州人,名叫陈景云,才十九岁,博闻强记,整部《通鉴》,能够背诵。汤斌在苏州时,曾经考试秀才,拔陈景云为第一;以此知遇之感,所以凡是为汤斌不平的举动,他无不拥护。

  十月间,皇帝谒陵——顺治皇帝的陵寝,在喜峰口以西,属于遵化州的凤台山,定名孝陵。谒陵事毕,皇帝由遵化南下,巡视近畿之地;指定直隶巡抚于成龙,在霸州接驾。

  皇帝巡幸各地,召见守土之官,照例先问吏治民生;首先被提到的一个人,就是陆陇其。他在康熙二十二年,被授职为灵寿知县。这是正定府中最难治的一县,地瘠民贫,谋生不易,权利的冲突,异常尖锐,所以民风强悍,善斗轻生;陆陇其一到任,就接到许多命案的状子,坐堂一问,十九起于细故,甚至有为了一碗饭送掉一条命的。于是他一面推行“深耕法”,尽地力以增加农产,同时请求上官,少派差役,减轻百姓劳力的负担;革除赋税中附加的“火耗”,禁止私派,减轻百姓的经济负担。一面反复劝导,和衷共济,化除好斗轻生的风气。这样在任四年,风俗一变;成为直隶最安定、最富朝气的一县。

  “臣去年亲访民间利病,陆陇其曾面陈六事,无一事不切中民生利弊。”于成龙说:“臣属下的州县官,论操守,论治绩,陆陇其可算第一。”

  “以前直隶巡抚格尔古德,也保荐过陆陇其,我因为他到任不久,若有作为,还不到收功的时候,所以不曾调动。如今照你所说,果然是个好官,何以不见你举荐?”

  “臣荐过的。”

  “荐过?”皇帝诧异,“凡是这些奏折,我没有一个轻轻放过的,为什么一点都记不起来?”

  “其中的缘故,臣略有所知。”于成龙看一看随传在侧的高士奇等人,略一迟疑,这样说道,“容臣另缮密折奏闻。”

  皇帝有所意会,于成龙的话不便让第三者听到,便吩咐左右待从,一概回避。

  “现在只有我们君臣二人,你有话尽管说;出你之口,人我之耳,不会有人知道。不过,”皇帝又说,“你未说之前,要作检点。”

  这是告诉于成龙不可作不实之言,“臣不敢妄语!”他说,“几所奏陈,皆有证据。臣举荐陆陇其的奏折,为大学士余国柱所搁置了。”

  皇帝大为骇异:“他敢?”

  “据臣所知,除却谋反,他什么都敢!”

  皇帝还是不大肯相信:“他竟敢搁置奏疏,壅于上闻?”

  “皇上不妨彻查。京内外臣工所上奏疏,通政司皆有纪录;跟内奏事处的档案一查对,真相自明。”

  皇帝点点头,愣了一会又问:“余国柱为什么要跟陆陇其过不去?”

  “因为陆陇其无从馈赠,他也从不与政府中人通问。在任四年,只进过一次京,公事一完就走,好些人想见他都见不到;魏象枢是他的荐主,他亦不曾去看他。”

  “这真是公而忘私了。”皇帝想了一下,又问到余国柱一向恭谨,虽然操守不甚好,倒想不到他这样子肆无忌惮,他何所恃而敢如此?

  于成龙应声答道:“恃明珠的势。”

  “明珠!”皇帝被触及了存在心中已久的疑团,“明珠怎么样?你可知道他有什么劣迹?”

  “这——,”于成龙答道:“一言难尽。”

  “一言难尽?”皇帝惊诧,“是说他的劣迹甚多?”

  “是!”于成龙说:“臣只说三个人,第一个是蔡毓荣,就是明珠所引荐庇护。”

  提起蔡毓荣,皇帝便生气。此人是正白旗汉军,康熙九年就当到四川湖广总督;吴三桂之乱,他奉旨率领绿营兵进剿,调任云贵总督;乱平处理善后事宜,对吴三桂的余党,不是徇情庇护,就是得贿纵放,而且还霸占了吴三桂的一个孙女儿作妾,此外更有妒功诬奏、纳贿行贿种种不法情事,为人检举,下刑部审问属实,定拟斩决的罪;皇帝虽免了他一死充军黑龙江,但对此一直痛心疾首,现在听于成龙提到,方始恍然,蔡毓荣敢于如此无法无天,原来是明珠的庇护。

  “第二个是靳辅。”于成龙说:“靳辅治河,虽与臣意见不合,论其操守,亦有可取;只是明珠支持靳辅,与如何治河无关,作用在侵分筑堤的巨额工费。”

  “啊!”皇帝矍然,“原来有此内幕!你再说,第三个是谁?”

  “第三个是汤斌。”于成龙说,“皇上加恩江苏百姓,蠲减钱粮;明珠居然贪天之功,由余国柱派人向汤斌致意,说江苏蠲赋,多出于明相国的斡旋,江苏百姓宜有以酬报。索贿四十万两!”

  “四十万?”

  “是!”于成龙说:“臣不敢妄言,可问汤斌;或者垂询原任江苏吴江知县,行取为御史的郭琇。”

  “那么,汤斌怎么样呢?”

  “汤斌哪里来的钱给他们?为此,明珠和余国柱设计攻走汤斌,一则报复,二则便于向江苏榨索。”

  “这就不对了!”皇帝摇摇头:“汤斌内用是我的主意。”

  “明珠之奸诈,一直能够欺君罔上,正以此故。窥探旨意,加以利用,其奸不露。”于成龙膝行数步,神色悲愤地说:“如今明珠、余国柱必欲置汤斌于死地而后快,若非皇上保全善类,天下将无正人好官。”

  于成龙为皇帝解说明珠招权纳贿的“巧妙”,总括一句话,是贪天之功;利用他受到亲信,易于窥测皇帝的意旨,从而哄吓诈欺。皇帝预备重用某人,他必先一步去讲条件,说好能以巨金为寿,便可获得某一缺分;或者某人获罪,皇帝宽大为怀,明珠又会预先透露可能得到的处分,说不是他从中斡旋,必将有如何严重的罪名。于是当事人一则感恩,二则畏威,又必以巨金为寿。

  听见这一番话,皇帝有如梦方醒之感,同时也深深感到惭愧,自以为凡事虚心体察,不易受人蒙蔽,哪知受了蒙蔽,还在鼓中。

  就这片刻之间,他心潮起伏,激动不已;最后终于作了决定,但却不便宣布,“你的直言可嘉,”他只是奖励于成龙,“你先下去,我有东西给你。”

  皇帝赏赐于成龙一千两银子,一匹骏马。大家都以为那是酬庸他在直隶巡抚任内的政绩,却不是由于振聋发聩之功。

  御驾离开霸州,皇帝还想西行,到陆陇其做知县的灵寿那一带去看看;半路上接得急奏,说太皇太后政躬违和。皇帝孝顺祖母,接到这个不幸的消息,五中如焚,星夜启跸回京;不入乾清宫,直接到太皇太后所住的慈宁宫以东的五楹新殿,在那里设榻住下,以便于朝夕侍疾。

  随侍在他左右的是高士奇。有一天晚上,皇帝跟他谈到明珠的种种劣迹,提出一个疑问:“我平日深慕唐太宗纳谏的雅量,大小臣工的奏谏,无不亲览,即有逆耳之言,亦从不加罪。那么,何以不见有人奏劾明珠?”

  高士奇是极机警的人,看出皇帝对明珠的印象,已经完全改变;事态严重,绝非几句好话所能替他掩饰的,那就得想办法洗刷自己,避得愈远愈好。

  于是他说:“皇上圣明,孰不畏死?”

  “喔,”皇帝动容了,“他敢压制言路?”

  “董汉臣即是现成的例子,欲加之罪,何患无辞?”高士奇说,“皇上居宽大之名,宰相有滥权之实。”

  皇帝绕室沉吟,很想即时下诏,夺明珠之职。但太皇太后正在卧疾,宜迓祥和,不宜于严谴,只好暂且搁下。

  十月初八,汤斌偕同工部满尚书阿兰泰,专程到通州张家湾去验看西南运到的棺木。

  宫中这时正在大兴土木,皇帝预备在紫禁城东北角的空地上,造一所宁寿宫,作为太皇太后和皇太后颐养天年之用;所用木料,特发内帑,交西南各省采办,由水路运进京城,木料是否符合规格?汤斌的身体已相当虚弱,部属和家人都劝他,有阿兰泰去看,也就够了;秋风多厉,何必跋涉?但汤斌因职责所在,坚持要去;于是与阿兰泰同车出京,直赴通州张家湾。

  来去一共三天,回到京,人就不对了;咳嗽非常厉害,而且气喘不止。

  这是汤斌多年的毛病,逢秋必发,虽然咳得比平时厉害些,但也不以为意,只不过在妻儿侍奉之下,卧床休息,连医生都不曾请。

  汤斌有四个儿子,本来都在睢州老家读书,一则侍奉祖母,再则在河南准备应乡试,这年七月间,老三汤沆先到京城省视;九月间听说汤斌身体不好,老大汤溥,特地由原籍赶来,正是他上疏辞官不许,而皇帝遣御医诊视,病势已减的时候。汤斌看到儿子,心里自然高兴,但仍是悬念着他的继母的病,对汤溥表示,想辞官而不能;只要一息尚存,不能不勉力奉公,只是堂上老亲,桑榆景迫,不能亲身奉养,心如刀割。

  为了安慰老父,汤博说了假话,说他祖母的病,已大见好转,所以才能安心到京师来省父。听得这话,汤斌欣慰无比,认为母子还有相见之日。

  但是,他们父子之间,虽在一起,却一直没有细谈的机会,因为汤斌病势稍减,立即销假视事,公事极忙,接着便是到通州勘验楠木。直到此刻,反因为卧疾不能看公事,父子三人,才得在病榻前闲话。

  虽是闲话,实在是讲立身处世的大道理,汤斌对两个儿子说:“孟子有言,乍见孺子人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这就是天理。你们总要时时内省,养此一片真心;久而久之,做人做事,自然而然合乎圣贤的大道。如果只讲表面文章,规行矩步,虽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外面看来是道学,其实是内心不知有真是非的乡愿,于人于己,皆无益处。”

  谁知道这几句话,竟成了汤斌最后的遗言。

  纵使抱病,汤斌仍不肯请假,还在打算着第二天一早要到内阁去会议。

  汤溥、汤汤,忧心忡忡,却又无法相劝;怀着心事,辗转不能安枕。到了四夏天,突然起床探视,只听喉头已经“上疾”了。

  “爹!爹!”

  兄弟俩连声急喊,汤斌还能答应,但也就是答得这一声,再也不能说话了。呼吸渐弱,很快地一瞑不视。

  合家抢天呼地般痛哭。汤溥是长子,不能不节哀料理后事。亲友故旧、部属,接到“报丧条”,纷纷赶来,只见汤斌面目安祥地躺在板上;上身穿一件旧得快破了的蓝绸丝棉祆,下身穿一条黑布裤。问起身后之事,汤溥哭着诉说:只剩下八两俸银,连买棺材的钱都不够。

  就在这时候,徐乾学送了二十两银子奠仪来。汤溥不知道他曾陷害汤斌——事实上,他在南书房向皇帝奏陈的话,外间亦绝少人知道;还都认为徐乾学古道可风,收了这笔“雪中送炭”的奠仪,汤家才能买棺成殓。

  汤斌已多年未穿新衣,唯一的一件新衣服,就是用御赐的缎子所缝制的一件朝服。人殓本可用明朝的衣冠,在这样的境况下,只好用这件清朝的衣服。

  大臣临终,照例应有“遗疏”;汤斌临终一句话都没有,但仍不能不说“口授臣男溥”奏陈,只是些感恩的话,没有谏劾,也没有建议。

  凡是敬仰汤斌的,都替他可惜,觉得他死非其时,死在正当他为小人谗害,皇帝不无因为与汤斌争名而对他怀着成见的时候;他是死得如此凄凉,身为大臣,几乎无以为殓,而皇帝完全不知道,因为明珠、余国柱等人自然要蒙蔽隐瞒,就是徐乾学、高士奇之流,亦绝不敢表彰汤斌的清廉,变成自暴其贪黩的短处,所以皇帝接到遗疏,只是嗟叹不欢,而恤典并不优厚。

  也许是有意的安排,皇帝遣派两名内阁学士,到汤斌灵前赐奠茶酒,其中之一是曾劾汤斌“伪学”的翁叔元。有人说,这是出于明珠和余国柱的建议,有意刻薄死者;这一层无从究诘,但汤斌虽死,明珠和余国柱余憾未释,却在内阁议恤典这件事上,表现得很清楚。

  内阁的复奏是,汤斌生前曾有降七级的处分未消,所以不应照尚书的成例赐恤。皇帝素来以宽厚出名,自然不会准奏,降了这样一道谕旨:

  汤斌为巡抚日,廉以自守,屡加升用。忽闻溘逝,深轸朕怀,着驰驿回籍,赐祭如葬故事。

  亏得有这样一道上谕,汤溥兄弟盘柩奉母回睢州,一切舟车轿马,都得由驿站和地方官供给。而汤斌泉下有知,应该感到安慰的是,遗爱在民,身后的哀荣,虽不由于庙堂,却还出于道路,灵柩所经,路人多下马拱立,叹息目送,所过州县,地方耆老,无不路祭。回到睢州时,士绅父老皆是白衣冠郊迎,孝衣如雪,哭声震天,自动来迎灵的有上万人之多。苏州百姓接到讣闻,聚哭于生祠之下;常州及其他州县,则纷纷在书院设立汤斌的神主,举行祭享。此外,在京里则颇有人去瞻仰汤斌的故居。板门竹篱,简陋异常,如不说破,谁也不相信,这就是做过天下第一要缺江苏巡抚,以及职掌大工,手下有无数名工良匠的工部尚书的住宅。

  作为一个大官而言,汤斌死得很寂寞;但是他的一死,又可说是死得其时。

  汤斌之死,对郭琇等刚直君子来说,是一大刺激;而对在慈宁宫侍疾的皇帝,却等于是尸谏,他慢慢明白了,汤斌是死在哪些人手里的?

  因此,皇帝决定展开肃穆政风的大举措,而以查办湖广巡抚张氵并,奖励陕西道御史陈紫芝作为开端。

  陈紫芝字非园,他是浙江宁波人,为人峭直,嫉恶如仇。当时的湖广巡抚张氵并,是明珠的私人,自恃靠山甚硬,在任上大事搜括,地方上运盐、铸钱、码头交通等等有利可图的地方,无不想出名堂来舞弊;甚至汉口的商家,凡是立了招牌的,亦要分别大小,按数派钱。贪名传播远近,大家都畏惮明珠的势力,不敢说话,独有陈紫芝,上疏严劾,除了指陈张氵江的劣迹以外,同时认为“当日保举之人,必有贿嘱情弊,请一并敕部论罪。”

  于是皇帝派了三个他相信得过的人,到湖北去查办。一个是于成龙,一个是山西巡抚,满洲镶黄旗的马齐;另一个是副都御史开音布。

  同时皇帝面谕群臣,说张饼贪污,没有人肯揭发,唯有陈紫芝上疏弹劾,应该升官。于是升为大理寺少卿。不久,于成龙、马齐、开音布三人回京复奏,张氵并果有贪污的实迹。皇帝下令革职治罪,张济被判处了绞刑;保举张氵江的官员,亦都丢了官。

  这是对明珠的一大打击,也是一大警告;但明珠不理会警告,只对打击展开报复。事由陈紫芝而起,报复便报复在陈紫芝头上——忽然有一天,四十岁不到的陈紫芝,暴毙身亡。据说,他下朝在朝房遇见明珠,明珠殷勤接待,喝了一杯他的跟班送上来的“茶”,这就是他暴毙的原因。

  尽管明珠的势力,依旧炙手可热,但了解内幕的人都知道,他是走下坡了。如果负担不重,还可以自我克制,放稳步伐,不至于倾跌;而明珠积恶累累,仿佛拖着一辆沉重的大车,一走下坡,身不由己,一定越下越快,转眼之间就会竭蹶殒身。

  于是最见机的人开始有了行动,第一个是徐乾学。

  徐乾学本以依附明珠起家,但从纳兰性德死后,师弟的关系中断,加以余国柱的排挤,跟明珠也就渐渐疏远了。同时,他由南书房翰林的文学侍从之臣,转为总司风宪的左都御史,亦颇思有所建树,在廷议时,便与明珠一党,常有不能调和的意见,很快地被朝士分为南北两党。

  既有党派,便成敌对,徐乾学看出明珠已呈不稳之势,而皇帝整饬政风的决心,在查办张氵并奖励陈紫芝一事上,表现得相当清楚,因而估量局面,断然作了打倒明珠的决定。

  还有一个人可以利用:郭琇。

  郭琇是他的同年,此时又成了长官与僚属,于公,他可以鼓励郭琇配合皇帝重整纪纲的决心,提出纠弹;在私,他想到有一套说法,可以打动郭琇的心。

  这套说法是为汤斌报仇。汤斌受明珠和余国柱的迫害,是有目共睹的事,郭琇久怀不平,所以对徐乾学的话,格外容易人耳。而徐乾学又以汤斌有思于他的家乡,跟郭琇对汤斌怀有知遇之恩的立场是相同的;这样,郭琇便丝毫不觉得徐乾学所怂恿他的话,不是为了替汤斌报仇,而是以此因由,打倒明珠。

  一夕密谈,徐乾学提供了许多关于明珠的内幕。有些话,跟李光地跟他所说的相同;有些则大相径庭,而比较之下,郭琇宁信徐乾学,不信李光地,因为李光地“卖友”这一重公案,真相渐渐揭露,使得郭琇对他的信心大失。

  关起门来,一个人悄悄写好了一道严劾明珠的奏疏,正待呈递;却以太皇太后的崩逝,而搁置了下来。这位太皇太后是世祖的生母,当清兵初入关时,世祖只有七岁,多尔衮大权在握,颇为跋扈。幸亏这位太后跟多尔衮是从小一起被养在宫内的青梅竹马之交,苦心调护,才使得多尔衮不致萌生异志,篡位自立。

  世祖于顺治十八年正月,出天花不治而崩,得年只有二十四岁,留下四个皇子。当时由太皇太后主持,与“四辅政大臣”定议,以八岁的皇三子玄烨嗣位,即是当今皇帝。太皇太后的作此选择,是听从她的“教父”,来自日耳曼的天主教士汤若望的建议,因为玄烨已经出过天花,不会再遭遇大行皇帝那样的悲剧。

  这时满清的天下未定,外有三藩的分茅裂土,破坏政令的统一;内有辅政大臣鳌拜的跋扈专擅,八岁的皇帝,全亏祖母教养护持,得以先诛鳌拜,后平三藩。祖孙之间的关系与感情,既与寻常人家不同;而皇帝的天性又特厚,所以对这位祖母的孝顺,不但在古今皇帝当中找不出来,就是上《陈情表》的李密,如果生在康熙年间,亦应自愧不女口。

  当太皇太后病重时,皇帝亲制祝文,徒步到南郊的天坛上祭,祝文中吁恳上苍,减自己的寿算,为祖母延寿;太常寺的礼官宣读祝文时,皇帝涕泗交流,臣下无不感动。但人事已尽,天心难回,延到十二月中,七十五岁的太皇太后,终于薨在慈宁宫。

  皇帝的悲痛可想而知,真叫“悲号无间”,想起来就哭,常常哭得昏厥或者咯血。大丧的仪典,当然格外隆重,除了皇帝自己割辫麻衣,在慈宁宫席地寝言以外,最初三天百官都住在宫内,每天早、午、晚三次,到慈宁宫哭临;第四天起,改为每天两次,官民在家斋宿。宫内外各寺庙庵观,无分日夜,撞钟三万杵,虔送大行太皇太后往生极乐。

  一般的政务,当然都搁置了下来。这样过了二十七天,皇帝不肯释服。照多少年来的传统,大丧是以日代月;二十七个月缩为二十七天,至此期满。同时嫡孙为祖母服丧,只是“齐衰杖期”,期为一年,亦非父母之丧的“斩衰三年”。而皇帝下诏,定为三年之丧;哀和过重,妨碍国政,群臣交谏,国子监的太学生伏阙上书,请皇帝节哀顺礼。这才勉强把皇帝劝得脱御麻衣,换了素服;由慈宁宫回到乾清宫,不入正殿,在乾清宫东庑设榻暂住。

  释服的第二天,皇帝御门听政;政务恢复正常,郭琇才能把弹劾明珠的奏折递了上去。

  这天恰好是明珠的生日,国丧期间,”八音遏密”,不准演戏;同时也不宜举行正式的筵宴,但就是不拘形式的小叙,场面已经浩大非凡——明珠的府第在什刹海北岸,是京师有名的巨宅;这天车水马龙,冠盖相望,朝中叫得出名字的官员,几乎都到齐了。

  “郭都老爷到!”

  当司间的持着名帖,高唱传报时,明珠一时弄不明白,“哪位郭都老爷?”他问。

  “江南道郭都老爷。”

  江南道监察御史不是郭琇吗?明珠始而不信,从而大喜;他曾多次致意,想邀请郭琇一叙,郭琇始终拒绝,不想在这华堂春满,贺客盈门之际,有此大名士不速而至,在他真有些受宠若惊了。

  于是明珠连声道:“请”,降阶亲迎。意气洋洋的郭琇,见了主人,长揖不拜;却故意伸手探袖,仿佛有什么文件要面递似地。

  明珠喜动颜色,“足下今日兴致不浅,”他问,“莫非有寿诗见赐?”

  “不是,不是!”郭琇一面说,一面从袖子里抽出一张纸来,递了过去。

  满堂宾客,尽皆注目,都猜不透那张纸上写的什么?只见明珠读不多时,脸色大变,既惊且窘,自然也有怒意,而郭琇却是一脸诡秘的笑容。

  “郭琇无礼!应该受罚。”他自己这样说,顺手取了一大杯酒,一饮而尽,大笑而去。

  这是他有意折辱明珠,目的在激励朝士不畏惧权贵的风骨;因为他顾虑到弹劾明珠的奏疏一上,可能会交九卿会议,倘或畏惧威势,瑟缩不言,一片苦心,岂非付之东流?因此,特意出此当面投递弹章的举动,表示权相并不足畏。

  这自是大煞风景之事,宾主都觉得万分尴尬;寿筵草草终场,贺客纷纷告辞,偌大场面,片刻之间,冰清鬼冷,明珠退入密室,立即召集心腹会议。都觉得郭琇的奏折,指明事实,十分厉害,可能会惹起不测的天威,当务之急,该去打听皇帝的态度。

  皇帝浩叹终日,将郭琇的奏折,看了又看,反复思量,要弄清楚,他所参劾明珠的罪状,可有虚假?

  郭琇的奏折中,刊明了“明珠与余国柱背公营私”的事实,计有八款:

  一凡阁中票拟,俱由明珠指挥,轻重任意;余国柱承其风旨,即有舛错,同官莫敢驳正。圣明时有诘责,漫无省议。即如陈紫芝之参劾张洪,内并请议处保举之人,上面谕九卿:“宜一体严处”,票拟竞不之及。

  这一款是事实。皇帝清楚地记得,当时明珠的复奏,并未提到保举张洴的人;等到自己当面追究,才提出侍郎王遵训等人,保举张氵并不当,一体革职。

  一明珠凡奉谕旨,或称其贤,则向彼曰:“由我力荐。”或称其不善,则向彼曰:“上意不测,吾当从容援救。”且任意增添,以示思立威,因而要结群心,挟取货贿。至每日奏事毕,出中左门,满汉部院诸臣及腹心拱立以待,密语移时,上意无不宣露,部院衙门稍有关系之事,必请命而行。

  这更是事实。向汤斌索贿,说江苏蠲赋,出于明珠的力量,就是天大的谎话。以此例彼,则窥测意旨,以示思立威,当然是可信的事。至于明珠每天出乾清宫,有许多官员等候在中左门,这是皇帝早就知道的事;原以为他是在公事上有所交代,此刻经郭琇说破,皇帝才恍然大悟,原来是利用他所预闻的机密,作出卖风云雷雨、招纳权贿的勾当。

  皇帝再往下看,郭琇写的是明珠及其党羽,卖官鬻缺的事实:

  一明珠结连党羽,满洲则佛伦、格斯特,及其族侄如拉塔、锡珠等;汉人之总汇者为余国柱。结为死党、寄以腹心,凡会仪、会推,皆佛伦、格斯特等把持,而国柱更为之囊橐,惟命是听。

  一督、抚、藩、大出缺,余国柱等无不辗转贩鬻,必索至满欲而后止。是以督抚等官,遇事剥削,小民柔困,遭遇圣主,爱民如子,而民间犹有未沾足者,皆倩官搜索,以奉私门之所致也。

  看到这一款,皇帝不止是生气,而且痛心:“民为邦本”,他即位以来,最重视的就是爱民,民心驯服,乃是天下能够大定的唯一原因,而明珠了解他的苦心,却折消他的德意,以致百姓受惠“犹有未沾足”的。照他这样的做法,只要一脱自己的约束,必定横征暴敛。搞的民怨沸腾,终于萌生乱源。由此看来,明珠真是贼臣?

  就这转念间,皇帝已有了决定,但处置轻重,还要再看一看其他的罪状:

  一康熙二十三年学道报满之时,应升学道之人,率往论价;九卿选择时,公然承风,缺皆预定。由是学道皆多端取贿,士风文教,周之大坏。

  一靳辅与明珠、余国柱,交相勾结,每年康费河银,大半分肥,所提用河官,多出指示,是以极力庇护。当下河初议开时,披以为必委任靳辅,欣然欲行,九卿亦无异词。及上另欲要人。则以于成龙方沐圣眷。必当上旨;而成龙官上臬司,不可以统摄,于是议题奏仍属靳辅,此时未有阻挠议也。及靳辅张大其事,与成龙议不合,始一力阻挠,议由倚托大臣,故敢如此。

  这一款引起皇帝绝大的警惕。他回想康熙二十四年南巡视察河工时,开下河一事,要由安徽臬司于成龙总其成,而归靳辅节制,确是出于明珠的建议。当时还觉得他的话极有道理,谁知暗中另有这样的内幕。自己是在不知不觉中做了他的傀橱;看来做皇帝要虚己以听,求得一个“明”字,实在甚难。如果再有成见横亘胸中,则耳目所及,无一而非伪饰蒙蔽,从今以后,岂可不格外谨慎?

  因此,他对郭琇的奏折,看得更加仔细,每一个字都不肯轻易放过:

  一科道有内升及出差者,明珠、余国柱率皆居功要索。至于考选科道,既与之大约,凡有本章,必须先行请问。由是言官皆受其牵制。

  一明珠自知罪戾,见人辄用柔言甘语,百计款曲而阴行螫害,意阴谋险;最畏者言官,恐发其奸状。常佛伦为总究时,见御史李时谦累奏称旨;御史吴霁方颇有参劾,即令借事排陷,闻者骇惧。

  看到这里,皇帝放下奏折,深深点头,在灯下自语:“若要天下太平,实非广开言路,培养有风骨的言官不可。”

  皇帝经过深长的考虑,决定展开一次大规模的人事革新。明珠应该受到惩罚,是毫无疑义的事;但是,皇帝自成年时就自誓要待大臣如弟兄,所以除非罪大恶极,绝不愿加以诛戳,尤其是明珠,皇帝始终念着他支持撤藩的功劳,格少要宽大处理。

  于是首先改组内阁。大学士一共五人,首辅是明珠,革职交领侍卫内大臣差遣;次辅叫觉罗勒德洪,他是皇帝的同族——爱新觉罗族以其与皇帝亲属关系的远近,分为两种,一种是太祖直系的后裔,称为“宗室”,系金黄腰带,俗称“黄带子”;一种疏远的宗族,称为“觉罗”,系猩红腰带,俗称“红带子”,勒德洪就是“红带子”,隶属正红旗,笔帖式出身,是明珠的应声虫,自然一并革职。

  还有个被革职的是余国柱。五去其三,剩下两个人,一个是曾为世祖草遗诏的王熙,此人熟谙政事,小心谨慎,皇帝决定将他留了下来;还有一个是王熙的同年,顺治四年的进士,当过浙江总督,在平耿精忠之乱中立过大功的李之芳,已经六十七岁,精力衰颓,囗婀取容,皇帝决定叫他退休——休致回籍。

  为了这一番大振刷,皇帝特别召集吏部尚书陈廷敬等人,作了一番极长的训谕,他说;国家建官分职,经理庶政,必须拿出忠心来!大官守法、小官廉洁,各守职司,实心任事,才可以不负提拔。他亲政以来,不敢丝毫怠忽,所以对于大小官员的行事,无不深知,一再指出缺点,谆谆告诫,然而他是失望了。

  他指朝中群臣,自大学士以下,有职掌的官员,全然不知勤慎供职,只知道早早出街,偷安自便,整天三五成群,互相交结,套同年、门生的关系,彼此援引,或者同谋陷害他人;或者徇庇同党,营私舞弊,这种种情形,他亦无不明瞭,只是隐忍不言,期望各人自己良心发现,洗心革面,改过向善。

  他又说:他最重视九卿科道的会议,期望集思广益,斟酌至当。结果不过一两人倡仪于前,其余的应声附和,马马虎虎,敷衍了事。甚至有些人参加了会议,却茫然无知,到散会都不了解议的是些什么?像这样子,试问国是何凭?

  至于人才进退,关系重大,某人贤、某人不肖,或恐不尽知悉,所以凡遇紧要的差缺,特令会同推举,一方面让好人得以出头;一方面亦是希望被举的人,心里有这样的警惕,倘或不是实心奉公,失职得罪,必定会连累推举的人,于是勉力自励,力为好官。六部九卿诸臣,如果体会得这番意思,理当从公选举,才是不负委任。而历年以来,所举者称职的固有;但贪黩的亦复不少,这都是由于太看重情面,或者植党受贿所致。像这些人,自反其咎,虽加正法,亦无足惜;但他实在不忍见臣下身罹法网,所以往往宽大处理。不幸地,宽大变成姑息,姑息足以养奸,积弊愈来愈深,物议沸腾,民愤愤激,以致言官列款参劾,岂能再不闻不问?

  此外,明珠的党羽,吏部尚书科尔坤,户部尚书佛伦,工部尚书熊一潇,平日望风承旨,甘作爪牙的,亦都一起被免了职。消息一传,人心大快;尤其是余国柱狼狈出京,见者无不嗤之以鼻,真所谓“公道自在人心”了。

  不肖一去,贤者进用,皇帝经过慎重的考虑,选拔了三个人当大学士,第一个是伊桑阿,他是满洲正黄旗人,跟汤斌是同年,由礼部主事,循资升任尚书,为人厚重老成,极有操守,是满洲大臣中的佼佼者。最近在礼部尚书任内,办理太皇太后的大丧,勤慎将事,深得皇帝好感,所以首先被拔擢入阁。

  第二个是阿兰泰。他家是满洲八大贵族之一,姓富密氏。阿兰泰以笔帖式起家,能干而谨慎,当三藩乱起,承旨宣达军机,详查明白,而且能够把握时机,迅赴事功。最难得的是,操行清谨;本来与汤斌同为工部尚书,这时入阁拜相,死者哀而生者荣,运气大不相同。

  第三个是汉人,名叫徐元文,字公肃。他是徐乾学的胞弟,行二;老大乾学,老二元文,老三秉义,合称“三徐”,而徐元文是他们兄弟中,最杰出的一个。

  徐元文是顺治十六年的状元。闲雅方重,敦品励行,与他的老兄,简直不像同胞手足。皇帝因为他曾充经道讲官,深知他的品德,特地将他由户部尚书升任为大学士。

  这以后不久,徐乾学、高士奇等人,又为郭琇一疏,严劾去职,于是皇帝进行第二次改组政府,老弱贪庸的,纷纷休致回籍。起用熊赐履为礼部尚书,而郭琇则被超擢为左都御史。

  不幸的是,汤斌始终被皇帝所误解,他说:“我待汤斌不薄,而他一直怨讪不休,不明白是什么道理?”

  就为了有这样的误解,终康熙朝六十一年,汤斌生前的德业,不能受到表彰。直到世宗雍正十年,方下诏以汤斌人祀贤良祠。

  高宗乾隆元年,汤斌得到了一个谥号,而且是极其难得的“文正”。

  道光三年,以汤斌从祀孔庙。有清一代,以名臣从祀孔庙的,一共只有三个人:汤斌、陆陇其、张伯行。

  陆陇其后来亦由知县行取为御史,殁于康熙三十一年。在他死后两年,皇帝忽然想起他,要放他做江苏学政。死后得官,传为美谈。他的谥号叫“清献”,照他的官位,不应得谥,是出于高宗的特旨。

  张伯行是汤斌的同乡,也讲理学,也做过江苏巡抚,号称“天下清官第一”;但张伯行的清官比较容易做,因为他是富家子弟,可以从家乡带了钱到任上去用,不如汤斌那样坚苦卓绝。

  康熙一朝,清官最多,但清官册上的第一名,无论如何不能不推汤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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