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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规则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但个个都感觉得到的规则。
一位领导总结了当前的权力场上流行的三条语言朴实、内涵丰富、活生生的潜规则。
第一条：不能搞腐败，也不能太廉洁。
安徽省利辛县的县委书记夏一松，当县委书记时，他确实想为人民做点事，个人要求很严。令他意想不到的是，利辛县虽然是国家级的贫困县，他任职180天，收到了数十万元的红包重礼，他全部上交了。结果，他这个县委书记当不下去了，他只好把辞职报告放到桌上自己辞职。这就应验了这位领导总结的第一条规则：不能搞腐败，也不能太廉洁。他说你开口去索要别人的东西，恐怕是风险太大了。但是自觉送来的一些红包礼品收了是没有问题的，在我们这里好像正常的一样。
还有一个例子，这是《检察日报》曾经刊登过的。
广东省揭阳市委宣传部长邓伟斌，在任普宁县委书记时，应该说也是一个比较谨慎的县委书记。当他上任之后，就发现势头不对，端午、中秋节、春节这三个节日在广东是很受重视的，所以一到节日，上门送红包的就络绎不绝。他认为这样不妥，就采取谢绝的办法。来了送红包的，就跟他们解释，我们都是同事，上下级关系，主要搞好工作，我们就增进了友谊，这样搞是不对的。
但是，第一个来的工作还没做完，后面又来了一个，只好把红包放起来，这第二个还没有做完，又来了第三个……
他又采取了第二个办法，就是你给我送了5000元红包，我下次在你小孩过生日、你父亲过生日、家中有什么红白喜事的时候，把这个红包退给你，就好像一种礼尚往来，我不要你的。结果这个办法也不行。为什么呢？他给下面的干部送了红包，那个收了红包的干部下次送红包就翻番，甚至翻几番。他认为：你看县委书记那么瞧得起我，于是他肯定就出于一种感激，何况本来就想跟他搞好关系，就翻几番来返回。因此，邓伟斌觉得这也不是一个办法，于是只好采取上交纪委的办法。凡是送来的红包，他都交到纪委去。
结果他这个行为，遭到了在省里工作的老上级，还有一些同事，一些老朋友、老同学的劝阻。有的是写信，有的顺便路过的时候上门劝告他：你这样搞不行，你会玩不下去的。后来他离开县委书记职位后，调任到市委当宣传部长、市委常委的时候，案子发了，以受贿罪被抓。他惹了祸无疑，但是什么因素让一个不想惹祸的人惹了祸呢？
我看了这个案子体会很深。“不能搞腐败，也不能太廉洁”，不是没有道理的，这就是我们诸多因素形成的社会风气。
第二条，教子教孙，都要教导他们跟一把手搞好关系。
因为组织部门考察干部，主要是听一把手的，一个干部评价、提拔，其主动权掌握在一把手手里，下面的人的评说只是参考。
对于这一条我的体会太深了。因为在一些地方或部门，群众口碑好、民意测验优秀的干部，如果没有与一把手搞好关系，也是难以得到重用的。
第三条，与我共事的都是“好人”。你要坚持原则，你要说别人的不对，你肯定招致别人的怨恨。
这三条体会语言朴实，寓意深刻，客观地反映了现状。
现状归现状，我是不信邪的人，我们都应该做挑战这样的潜规则的人。
我认为，作为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进不了文件、上不了台面、见不得阳光”的所谓“潜规则”，是一种消极的、腐败的、反规则的社会现象。它像一只“看不见的手”，这只手的背后是这样那样的利益，它的表现形式也多种多样。这种潜规则的存在与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要求是格格不入的。不可言传的“黑规则”、“恶规则”、“暗规则”，背离了正义观念或正式制度的规定，侵犯了主流意识形态或正式制度所维护的利益。因此，它对社会的危害就是显而易见的。
潜规则虽无形无踪，无名无分，逆情悖理，但由于其在一定范围内客观存在，导致了少数干部奉行“朝中无人莫当领导”的信条，当领导立身找个靠山，买领导、卖领导成为交易。有些人遇事“不找组织，而找关系”，做事不求“群众拍手，但求领导点头”。这些潜规则的存在，无形中败坏了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
“潜规则”贯彻的是“以我为本”的思想，是维护个人利益而牺牲公共利益的“规则”。它使人们把正常的事当做不正常的事来看待，按潜规则行事的人即使触犯显规则，有时也得不到应有的惩罚，相反，有时还会因获得大量灰色利益而得到一些人的“羡慕”。这种现实影响着人们的是非观念、荣辱观念，消解着现代社会应有的法治、公平、人道、规则等基本理念。
在部分地区、部分单位恶劣的政治环境下，一些想为民办实事，有心反腐败的领导干部，不得不去掂量这两种风险的机会成本。为了让自己的政治生命延续下去，一些领导干部不敢求真务实，不敢秉公办事，不得不逐渐忘掉显规则，逐渐适应潜规则，唯上而不唯民，唯腐而不唯廉，陷入腐败堕落的深渊而不能自拔。如果让潜规则盛行，正义和德行难以得到鼓励和张扬，整个社会的道德基础将因此变得十分脆弱。
而前面提到的海瑞，就是一个敢于挑战潜规则的斗士，一位不被权力场“潜规则”同化的奇人。海瑞因此成了奇人而流芳百世。
海瑞出身贫寒，苦读圣贤书，直到37岁才当上了举人，41岁才当上福建南平的教谕，混进了“公务员”队伍。此时，海瑞作为一位“教委主任”，也只能算是身处清水衙门，他只需要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混日子就行了。
可海瑞毕竟是海瑞，非要把工作干得有声有色，对学生督学甚严，以至于被学生送了个绰号——“海阎王”。此后，海瑞每到一地当领导，都严格整肃吏治，搞得周围的领导感到很不舒服，有的干脆就辞职不干。但海瑞毫不动摇，到了皇帝身边还要直言进谏。
嘉靖非常震怒，但考虑到海瑞是个清白的官就保留了他的项上人头，革职关押，直至嘉靖死后才被放出来。前半生曾在权力场“跌倒”的海瑞依然我行我素，奉行卓尔不凡的“当领导准则”，后来仍由于得罪权贵屡被罢官或者受到弹劾，死的时候身无长物，一贫如洗，但有无数百姓前去为他送葬。
在那些精于“领导之术”的人看来，海瑞的做法显得有些“死脑筋”、“一根筋”，不善于协调关系，也不善于保护自己，四面树敌，真可谓是不谙当“领导之道”的“蠢材”。
在我看来，海瑞真是一位奇人，也是一位在封建社会里凤毛麟角、难得一见的清白的官。他的道德风范和人格魅力彪炳史册、永驻人心。
时下，在一些干部中盛传着“批评上级，官位难保；批评同级，关系难搞；批评下级，选票减少；批评自己，自寻烦恼”的“口诀”，封建社会的权力场的“保官术”也被一些人奉为圣典。对此，我们很有必要扪心自问：自己真的能做到时时处处都奉公守法、大公无私吗？我们有时屈从人情和权势而行，违背原则和良心而动，还以“适应社会”来聊以自慰。比照海瑞，我们真的该感到汗颜了。
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代主席王正伟说：当前一些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是披着制度的合法外衣来操作的。一些部门、一些人既是制度的制订者，又是执行者，怎么体现监督？怎么体现公平？怎么可能不产生不正之风？因此，他强调：“对行业不正之风，既要敢管，还要善管，要有挑战行业‘潜规则’的勇气。实践证明，‘潜规则’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王正伟这番话可谓掷地有声。
战胜“潜规则”不能靠匹夫之勇，不能仅仅通过道德的召唤制造出几个典型，更不能让那些挑战者被撞得头破血流后，加剧公众的绝望，而是要通过不断地创建保障挑战者的制度，让更多人能依托这种制度鼓起勇气挑战“潜规则”。这种制度应能保证挑战者战胜“潜规则”并且自身不受其害。
我当领导是这样做的：
挑战“捂规则”，绝不报喜不报忧；
挑战“号规则”，功夫不在嘴上，业绩不是吹出来的；
挑战“杯规则”，干部的业绩不是比“啤酒肚”的大小；
挑战“圈规则”，不把精力放在拉帮结派上；
挑战“奴规则”，认理不认人，无私则无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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