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缘政治始于国内

　　这个小标题主要是对中国而言，对许多其他国家也有效。美国有所不同。美国人在谈论地缘政治的时候，其重点甚至可以不放在美洲，而直奔欧亚大陆。这是他们的地理优势所在。中国人不得不把重点放在本地区，甚至还要从国内的地理和历史谈起。因为中国周边的地缘政治环境复杂，国境之内地区与邻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国外有些地方还不很太平。

　　在日常用语中，“地缘政治”中的“政治”一般指国际政治。实际上它也应该包括国内政治，因为国内和国际政治往往互相交织，不可能完全分开。即使一个很小的国家也不能把地缘政治的起点放在国界之外。比如新加坡，它的民族结构是它与马来西亚、中国、印度三国双边关系中的主要因素；它的安全政策倒向美国本地区的一个外来者，在利用外力制约本地区国家的同时，它还要在西方出面充当本地区的代言人（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喜欢扮演的角色），以壮自家门面。新加坡是一个小国家，它的事情比较简单，唯一重要的是它位于马来半岛南端、马六甲海峡北侧的地理位置。对于多民族的、人口众多、领土辽阔的国家，国内外政治交织的情形则复杂得多。比如，印度国内的穆斯林问题经常涉及巴基斯坦，而印巴关系又影响着印度国内的宗教矛盾，印巴边境冲突与印度国内宗教冲突有着同一个根源，彼此互动。另外，巴基斯坦与阿富汗的边境地区在地理上自成一体，阿富汗境内的恐怖分子打击印度目标，实际上是为了削弱巴基斯坦政府，以减少它对美国的支持，从而减轻他们在阿富汗国内的压力。这样的因果链条似乎有点长，在国际政治中却很常见。所以，决策者们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把眼光局限在某一点。

　　国界线是人为的产物，而且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国界不可能切断自然地理的延续，也难以改变边界两侧的同种民族和他们的宗教、文化。所以，边界不应该是研究和处理国际与国内政治问题的界限。中国有漫长的边境线，邻国众多且分属不同的文明，采用不同的政治制度，有不同的军事盟国。因此，绝不能采用简单的方法对待。这是中国地缘政治的困难所在，也是优势所在。越是复杂混乱的局势，就越需要整合。中国可以担负起区域整合责任。但首先要把国内的问题解决好，建立势力范围要稳扎稳打，不要一时贪多求远。

　　中国和俄国是世界上陆地邻国数量最多的国家，都是14个。但中国的陆地边界线比俄国的短。中国的陆地邻国大都是穷国，包括世界上最穷的国家和战乱最多的国家。除了俄国之外，这些国家的人均收入都低于中国的水平，他们的人民比中国人更穷。不过，俄国经济对能源出口的依赖很大，它的远东地区更是缺乏活力。海上邻国日本有很大的经济实力，却有两个不利因素。其一，它不是一个大陆国家；其二，它在政治上不独立。中国的劣势是人均收入仍然很低，边疆地区更贫困一些，只是因为人口众多，使得中国的经济总量比较大。虽然中国在技术水平和海外投资等方面的能力都比较弱，但中国在东亚有很大的地缘优势，不可替代，非其他国家可比。中国可以向邻国提供廉价商品、边境贸易、区域合作、出口市场，在需要时，还可以提供经济、金融以及军事方面的安全保障。中国能够向邻国提供一揽子合作计划，这些内容超出了一般的贸易关系。没有中国的合作，东亚不可能获得良好的区域环境。

　　既然地缘政治始于国内，那么，简要回顾一下中国的早期历史，澄清为弘扬道德而制造的神话，了解国家由来的脉络，对于大战略的研究者和制定者或许不无小补。

　　马镫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马镫的发明使北方的游牧人能够长时期地对定居人民的骑士保持一种绝对的优越性。匈奴人的马镫在公元前第三世纪时已证实其存在，但在中国汉朝时的浮雕上还很少出现。勒尼·格鲁塞：《草原帝国》，25页，青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格鲁塞的这本书首次出版于1939年。从那以后，还没有在中原找到汉朝使用马镫的直接证据，尽管有人根据文献推测中原早就使用马镫了。欧洲人在6世纪时从阿瓦尔人那里学会使用马镫。

　　汉武帝在讨伐草原部落的战争中大量使用骑兵，并取得了最后胜利。汉军在交战中应该了解到马镫。如果没有马镫，汉朝的胜利就更为难得，更为可观。因为缺少马镫，在赵武灵王时，骑兵还不是一个成熟的兵种，但已经接近成熟。战国时期，中原文化的国家有更好的组织能力，经济更发达，位于中原附近的戎狄国家被陆续灭掉。在战国后期，游牧者开始获得骑兵技术的突破，双方的力量对比朝着有利于他们的方向倾斜。游牧者横行天下的时代即将到来。

　　公元前299年，赵武灵王废了太子，把王位传给小儿子。他自己甘当一名将领，领兵攻入胡地，目的是“欲从云中、九原直南袭秦”《史记·赵世家》。云中，治所在今内蒙古托克托东北，黄河河套北岸。九原，治所在今内蒙古包头西。当时都为赵国领土。赵武灵王时，赵国的势力已经到达秦国的正北，也就是后来秦始皇派蒙恬打击匈奴的地方……赵国的主要敌人是秦国，不是胡人。赵武灵王还假扮成使者到秦国，亲见秦昭王。“主父所以入秦者，欲自略地形，因观秦王之为人也。”《史记·赵世家》。“主父”是赵武灵王退位后的称谓。然而，被废掉的太子造反，赵武灵王被包围在宫中饿死，袭秦的计划因此而告终。如果赵国能从北方（也就是秦国的后方）发起袭击，将打破秦国的“郩函之固”。不过，赵国没有足够的骑兵，而使用步兵长途奔袭恐怕仍难以对秦国构成威胁。即使赵武灵王的生命足够长，赵国也不太可能战胜秦国，因为赵军在渡过黄河之后，还要经过河套沙地和黄土高原，路途遥远，荒凉崎岖，人烟稀少，在后来许多世纪中，北方的游牧骑兵也难以突破这一带的防守。那里的地形对抵抗者有利，而且秦国在河套内已经修了长城。即使不谈这些因素，赵国的军队也很可能因为远离后方，补给困难而失败。

　　赵武灵王“出师未捷身先死”。不管他的军事成就如何，赵武灵王（主父）非常有远见地开始了内地农耕者的骑兵时代。

　　秦昭襄王（或称秦昭王）即位时年幼，由母亲宣太后和穰侯魏冉掌握国家大权。公元前270年，范睢入秦，秦国以范睢为客卿，四年后又以他为丞相。和张仪一样，范睢也是魏人。他是魏大夫须贾的家臣，地位和商鞅在魏国的时候差不多。范睢随同须贾出使齐国。齐襄王知道范睢善辩，就送给他礼物表示敬意。范睢没有破坏外事纪律，“辞谢不敢受”。然而，须贾知道后大为恼怒，以为范睢向齐国泄露了国家机密，回国后向魏相魏齐报告。范睢受到严惩，被打断肋骨，折断牙齿。他装死才得以逃脱，后来被秦国的使者带到秦国。秦国虽然很落后，但上上下下注重吸纳各国的优秀人物，这是秦国得以统一中国的一个重要因素。

　　范睢入秦时，秦国正在进攻齐国，取刚（今山东宁阳）、寿（今山东东平）之地。这两个地方在陶（今山东定陶）陶本来是宋国的城市，在秦之东，中间隔着韩、魏两国。秦国专权的相国穰侯魏冉觊觎陶已久。公元前286年，齐灭宋，也就得到了陶。两年后，五国之师伐齐，燕将乐毅率领燕师攻齐国，秦军乘机拿下陶。后来，陶成为穰侯的封邑，是秦国的一块飞地。秦攻齐之刚、寿，就是穰侯为了扩大他在陶的地盘。穰侯是秦宣太后的异父弟弟，秦昭襄王的舅舅，起初的封地在穰（今河南邓州），故称穰侯。公元前265年，宣太后卒，范睢已经为秦的丞相，昭襄王把穰侯赶到陶。穰侯出关的时候，“关阅其宝器，宝器珍怪多于王室”。（《史记·范睢蔡泽列传》）穰侯死于陶，他的墓碑在南北朝时尚存。公元前254年，魏攻取了秦国孤悬境外的陶郡。范蠡帮助越王勾践破吴之后，远离政治，经商成为巨富。他居住在陶，因号陶朱公。陶能成为商业大都会，原因是地处当时东西和南北的交通要道上。陶是一个内陆大都市。的东北。陶是当时最繁华的商业大都市，远离秦国本土，是秦国的一块飞地。秦国进攻齐国的本意在扩大陶的范围。范睢不赞同跨越第二国的领土去进攻第三国，因为即使打了胜仗也得不到土地。他举了齐湣王攻打楚国的例子范睢说的这场战争或许是公元前301年的齐、韩、魏三国的攻楚之战。这一年齐湣王（前301－前284在位）才即位（《史记·田敬仲完世家》把湣王和他的父亲宣王在位的时间混在一起，因此使湣王即位时间大大提前，前人已多有指正）。齐国的孟尝君那时主张合纵。因为秦昭王的母亲和王后都是楚人，楚怀王与秦昭王结盟，孟尝君第二次联合韩、魏攻楚，大败楚军于垂沙（今河南唐河西南），楚将唐蔑（唐昧）被杀。韩、魏得到楚宛（今河南南阳）、叶（在今河南叶县西南）以北的土地，因为齐与这一带不接壤，齐国没有收获。关于这场战争，历史记载颇有出入，详细分析、辩误，参见杨宽：《战国史》，367－369页。楚国与秦国的联姻和联盟都不可靠。在孟尝君攻楚的同一年，秦乘机接连伐楚。公元前299年，秦昭王又约楚怀王结盟。怀王不听屈原等人的劝告，至武关（今陕西商南武关）被扣。另，齐湣王显然不是一个明君。公元前284年，燕国上将军乐毅率五国之师伐齐，连下七十余城，齐都临淄也不保。湣王被杀，齐国从此一蹶不振……他说，虽然齐国大胜楚国，但因为齐国距离楚国较远，齐国没有从战争中得到好处，反而使韩、魏两个盟国从中渔利。范睢把盟国比作“贼”和“盗”，因为在下一次战争中他们可能就是敌人。范睢认为，战争第一重要的目的是消灭敌人，其次是占领土地。土地可以生产粮食，养活更多的人加入战争，还可增加国家的防御纵深。帮助别的国家占领土地就是削弱自己。为了避免犯下齐湣王“借贼兵、赍盗粮”的错误，范睢教给秦昭襄王远交近攻之策：

　　王不如远交而近攻，得寸则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今释此而远攻，不亦缪乎！且昔者中山之国地方五百里，赵独吞之，功成名立而利附焉，天下莫之能害也。《史记·范睢蔡泽列传》。按，中山在今河北定州一带，地处燕、赵、齐三国之间，与赵国接壤最多。战国时，中山国国势一度强盛，公元前296年为赵主父（赵武灵王主动退位后的自称）联合齐、燕所灭。这次，齐、燕是“借贼兵、赍盗粮”的，帮助赵国独吞了一个邻近国家。

　　范睢的“远交”是为了“近攻”。他主张和远方的国家保持良好关系，进攻邻近的国家。战胜邻国之后可以获取土地，无论得多得少都是自己的。范睢以赵国为例。赵国能够独吞中山国，因为它们是邻居，赵国很强大，别的国家不好染指。没有图谋土地的目的，远交近攻就失去了意义。今天可以对“土地”有更广泛的解释，包含各种资源（如石油，但未必是油田）。发动战争一定要有明确目的，获得的利益要远远大于付出，并能够长久维持。一般而言，越是需要别国合作的非分之举，最后分赃所得的利益也就被摊得越薄，行动就可能越不划算。

　　范睢向秦王举了两个形成鲜明对比的例证：赵国战后独吞中山，而齐湣王攻楚所获甚微。然后，他把矛头对准韩国和魏国。这两个国家既是秦国的邻国，又是“中国”的中枢，地处秦国通往东方的要道之上，因此应该是秦国扩张的首要目标。范睢为秦昭襄王指出了称霸（还不是统一）路线图：与韩、魏建立密切关系，如果不行，就出兵进攻它们，总之是要它们站到秦国这边来。这就是“得中原者得天下”的道理。麦金德一定非常赞成这句话，这也许是他的“心脏地带”理论的最早版本了。除了秦国之外，当时的强国还有楚、赵两国。按范睢的计划，秦国的目标应该是首先威慑其中较弱的一个，使之依附秦国，然后再图谋另外一个。如果楚、赵这样的大国都被慑服，像齐国这样较小的边缘国家一定会害怕而服从秦国。等到边缘国家都归附了秦国，再去收拾韩、魏这两个中枢国家。

　　秦国是一个边缘国家，为了获得通往别处的要道，占据天下中枢，首先要占领韩、魏两国，或使两国归顺。依照范睢的“远交近攻”战略，也需要首先攻占韩、魏。秦始皇的统一战争走的大致就是这条路线。秦国首先灭掉韩（前230）和魏（前225），然后才是南方的楚（前223）、北方的燕（前222）和赵（前222），最后是东方的齐（前221）。如果按秦攻破都城的时间，赵（前228）、燕（前226）亡国在魏之前。9年之间，秦始皇摧枯拉朽灭掉六国。如果从嬴政亲政那年（前238）算起，也不过18年。秦国征服韩、魏没有分两步（先使之亲秦，再虏之），比范睢设想的更加干脆利索，证明秦国的力量已经比范睢时更加强大了。

　　根据李斯的《谏逐客书》，范睢的功绩是“废穰侯，逐华阳，强公室，杜私门”。他的贡献主要在内政上。他的对外政策只是“蚕食诸侯”，没有大的业绩，反而有过失败。他的对外政策注重显示与穰侯的不同，其目的是为了“废穰侯”。以那时的实力对比，秦国还不可能夺得天下。作为一个“辩士”，范睢的思想不是连贯的，为了个人的利益可以随时更改，又多夸大其词。这也是战国纵横家的共同特点。最后，范睢推荐的人背叛了秦国，他被迫离职。

　　远交近攻有它的使用范围，是有强大进攻能力的大国的策略。对于小国，其首要任务是和邻近的大国维持良好关系，至少不要太坏，才能维护安全。在战国时期，燕国是北方偏远的小国，在赵国的北面。燕国的南部边界受赵国的屏蔽，因此没有遭遇兵燹。苏秦游说燕文侯，指出秦国和赵国曾有五次战争，秦两胜，赵三胜。苏秦要求燕国疏远秦国而亲近赵国。他说：

　　秦之攻燕也，逾云中、九原，过代、上谷，弥地数千里，虽得燕城，秦计固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今赵之攻燕也，发号出令，不至十日而数十万军军于东垣矣。渡嘑沱，涉易水，不至四五日而距国都矣。故曰，秦之攻燕也，战于千里之外；赵之攻燕也，战于百里之内。夫不忧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计无过于此者。是故愿大王与赵纵亲，天下为一，则燕国必无患矣。《史记·苏秦列传》。苏秦所说的秦国攻燕的可能路线在北方，正好与赵武灵王计划攻秦的路线相同。秦国要到达燕国，路途更加遥远，除了云中、九原之外，还要经过代（在今河北蔚县一带，其时属赵）、上谷（在今河北张家口到北京昌平一带，其时属燕）。燕国的国都蓟在今北京城西南。东垣，在今河北石家庄东，嘑沱（滹沱）河南岸，当是赵国北侵燕国时集结军队的地方。

　　在这里，苏秦所用的原理和范睢的一样，可见在战国时已经初步形成了比较一致的国际关系理论。在燕、赵、秦三国中，燕是最弱的一个。小国不能“近攻”，要和邻近的大国维持良好关系，因为邻国的入侵路线短，很快就可以兵临城下。所以，苏秦向燕国建议的政策与范睢向秦国提出的战略正好相反。他提出，燕国应与强大的邻国赵国发展友谊，以免去燕国的后患。

　　战国时的军队以步兵为主，车兵不能脱离步兵孤军先行。因此各国军队的行进速度在理论上相差不大。今天的军力长短是根据军队的机动性计算的，而各军的机动能力相差巨大。同样的距离，军队的机动性强，距离就短，反之则长。这是后来北方游牧骑兵可以在中原长驱直入的原因。美国地处北美洲，远离世界人口最密集的欧亚大陆，似乎难以成为世界领袖。但美国军队有良好的机动性、有遍布世界的军事基地，以及远程打击武器和武器平台。因此，美国成为距离所有国家最近的国家，可以对许多国家实施“近攻”而不必“远交”。至于小国，无论它在世界的哪个位置，美国的打击随时都有可能到来，所以有必要和美国维持良好关系。北非的利比亚就是一例。利比亚的卡扎菲原来是反美的，在美国占领伊拉克之后向美国示好。

　　不过，即使拥有先进的武器，仍有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虽然远国攻占了其他国家，却因为距离太远而不能长期占有，更难以同化当地居民。占领的时间越长，麻烦就会越多、越大。相比之下，近国有很大优势。所以，“远交近攻”的远近差异和不同战略，在今天仍有极大参考价值。大国需要做的是扩大“攻”的含义，使之不限于军事进攻，不限于双方一得一失。

　　春秋五霸之国都是边缘国家

　　春秋五霸是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本书采用荀子的五霸说。关于五霸还有另一种说法。《孟子·告子下》赵岐注：“五霸者，大国秉直道以率诸侯，齐桓、晋文、秦穆、宋襄、楚庄是也。”但是，秦穆公所霸的是西戎，并非中原，而且“秦穆公僻远，不与中国会盟”。（《史记·齐太公世家》）宋国不是大国，宋襄公确实企图称霸，却没有成功。因此本书不采用赵岐说。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地理特点：他们的国家都不在中原核心区，却又都与中原毗邻。地理是他们取得霸主地位的主要原因。

　　越国在今浙江东部，国都在会稽（今浙江绍兴），与中原距离较远，似乎是一个例外。其实不然。楚、吴、越是春秋时期长江流域的三个主要国家，不在当时的主流文化区。公元前584年，晋国遣使到吴国，教给吴国乘车战阵之法，让吴国背叛楚国。这一年是吴国和中原诸国之间的官方最早交往。越国比吴国的位置更偏。起初，越国的作战目标主要是吴国和楚国，势力限于长江下游，与中原无涉。吴王阖闾（前515－前496在位）称霸，占领过楚国国都郢（今湖北江陵）。后来，吴王阖闾攻打越国时战败，受伤而死。其子夫差为父报仇，把越国打得大败。越国只能屈辱求和。越王勾践（前497－前465在位）“卧薪尝胆”，最后挥军包围吴国国都（今江苏苏州）。围城三年之后，于公元前473年灭掉吴国。在破吴前一年，越国才第一次与中原国家有正式的来往，向鲁国派遣了使节。越王勾践获得了吴国的领土，与中原有了直接的地理联系，于是向周进贡。周元王封勾践为伯（霸）。越国把吴国原来侵占的土地归还给楚、宋和鲁等国，同时成为这些国家的邻国。宋和鲁都在中原的核心区。由此可见，越国称霸时，它已经是与中原接壤的边缘国家，就像五霸中的其他四国一样。荀子说：

　　用国者，义立而王，信立而霸，权谋立而亡。兵劲城固，敌国畏之；国一綦明，与国信之，虽在僻陋之国，威动天下，五伯是也。非本政教也，非致隆高也，非綦文理也，非服人心也。乡方略，审劳佚，谨蓄积，修战备，齺然上下相信，而天下莫之敢当。故齐桓、晋文、楚庄、吴阖闾、越勾践，是皆僻陋之国也，威动天下，强殆中国，无它故焉，略信也。是所谓信立而霸也。《荀子·王霸》。五伯即五霸。“齺（zu）然”，牙齿上下咬合，引申为上下相应。“殆”，使危险。“略信”，取信。

　　荀子敏锐地看到，五霸都是“僻陋之国”，即偏僻粗陋之国。“僻陋”有地理位置偏僻和文化落后两层含义。成就五霸事业的基础不仅是“信立”，至少同样重要的是，它们都是“僻陋之国”。因为“僻”，不会四面受到包围，有稳固的后方，也有扩张的余地；因为“陋”，不会受到中原文明过多的拘束，可以推行大胆的改革，所以在制度和技术上反而是先进的，能够有效进行军事和社会动员。荀子的“五霸”不包括秦国，但与五霸之国相比，秦国更为僻陋。秦国和中原之间隔着郩山和函谷关，与晋之间有黄河，尽管很多时候晋国的领土延伸到黄河以西。

　　五霸崛起，除了地理优势之外还有文化的原因。荀子强调“信”。上引信陵君说秦国“贪戾好利无信”，可知秦国在国际中是没有信用的。但秦国的霸业比五霸更大，最后一统天下。可见“信”的使用也是有限度的。对于“文明”，荀子和由余持大致相同的批评观点。由余的批评，不仅远早于“五四运动”，甚至远在孔子出生之前。孔子生前并不得志，因为他的思想不符合当时的各国激烈竞争的状况。孔子不是一个独创的思想家，他是一位继承者、一位教育家。孔子的理想最符合一个稳定的、统一的社会，经过改造后也符合专制制度。

　　荀子评论的是春秋五霸。到了战国时期，这种边缘国家强盛的形势也没有大的变化。除了秦国之外，最强盛的还有楚、赵、齐、燕，它们都是边缘国家。弱小的是鲁、卫、宋、魏、韩、东周、西周，它们都是地处中原核心区的国家。晋国原来是一个大国，是秦国的劲敌。晋国不仅阻挡秦国的东进，还对秦国构成很大的威胁。晋国一分为三之后，给秦国留下了极大的活动空间，秦可以在东方一试身手。如果晋没有分裂，秦成为大国的道路就会艰难很多。三家分晋之后，它们的领土彼此交错，就像苏联解体后中亚国家在费尔干纳盆地的土地一样。为了讨伐对方，韩、赵两国都曾向魏借道。地处中原核心区的魏国四面受敌，终于衰落下去。

　　魏惠王的无奈

　　自周定王十六年（公元前591年）以后，晋国的权力旁落，落入魏、赵、韩三家大夫手中。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周王承认了晋国已经分裂近200年的现实，命晋国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司马光把这一年作为《资治通鉴》的起始年代。他认为，周威烈王承认篡权的大夫，把他们提拔为诸侯，这就坏了“君臣之礼”。“臣光曰”：

　　君臣之礼既坏矣，则天下以智力相雄长，遂使圣贤之后为诸侯者，社稷无不泯绝，生民之类糜灭几尽，岂不哀哉！《资治通鉴·周威烈王二十三年》。

　　根据司马光的观点，公元前403年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大转折点，也是诸侯混战的战国孔子修订的鲁国编年史《春秋》止于公元前481年，春秋时代也止于公元前481年。战国时代始于公元前403年。两者之间有78年的空当。关于这春秋战国时期的交汇点，史家有不同的观点。时期的开始。战国初期，诸侯中最强大的是从晋分出来的魏国。范睢认为，韩、魏是“中国之处而天下之枢也”，击中了两国的要害。中原确实是四战之地，易攻难守。这里姑且不论较小的韩国。地理位置是魏国衰落的重要原因，与此同时西方的秦国逐渐强大起来。

　　三家分晋时的魏斯就是魏文侯（前445-前397在位）。魏文侯任用李悝为相。李悝为魏国制定“富国强兵”之法。他编订的《法经》后来由商鞅带到秦国，成为秦律的依托。文侯又以吴起守西河西河即北南流向的黄河地区。西河以西就是秦国了。，以西门豹治邺，以乐羊子伐中山，一时人才济济，国势强盛。孔子的弟子子夏在西河，“为魏文侯师”《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司马迁。子夏的名言有：“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论语·颜渊》），“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论语·颜渊》），“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论语·子张》），“小人之过也必文”（《论语·子张》），“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论语·子张》）。“文”，粉饰。“闲”，范围、道德规范。孔子另一位学生子游评价说：“子夏之门人小子，当洒扫应对进退，则可矣，抑末也。本之则无，如之何？”从子夏的几位出色的学生看，这个评价很不中肯。子夏和他的学生们已经出现了从儒家向法家过渡的趋势，这也许就是子游说的“抑末也。本之则无”。这个过渡在荀子和他的学生韩非子、李斯时完成……其实，李克（一说即李悝）、吴起都是子夏的学生。魏文侯是魏惠王的祖父，魏武侯（前397-前371在位）的父亲。武侯仍旧与邻国攻伐不已，但没有大的胜负。武侯时的大事有两件，一是吴起受陷害逃亡到楚国（前382年），二是三晋瓜分了残余的晋国（前376年）。

　　魏惠王（前371-前319在位）期间，魏国的地位明显下降。魏惠王不是不知进取的国君。他自己也说过：“察邻国之政，无如寡人之用心者。”《孟子·梁惠王上》。他统治魏国的时间甚长（52年），正当战国时期激烈而频繁的兼并战争。惠王经常与各国国君会见，带领着他们朝见周王。一些较小国家的国君一起到魏都大梁拜见他。公元前319年，孟子见梁惠王（即魏惠王），劝他实行仁政。这是魏惠王生命的最后一年，他向孟子陈述了魏国的困境：

　　晋国，天下莫强焉，叟之所以知也。及寡人之身，东败于齐，长子死焉；西丧地于秦七百里；南辱于楚。寡人耻之。《孟子·梁惠王上》。

　　魏国是晋国一分为三而成的，魏惠王仍称他的国家为晋。魏国在东、西、南三个方向上都被打败。惠王没有提到北方，其实北方的赵国也是魏的强敌。魏惠王在与孟子相见的当年死去。他的儿子襄王即位，孟子“望之不似人君”《孟子·梁惠王上》。，失望地离开了魏国，旅行到齐国，向齐宣王宣扬仁政去了。

　　魏国都城大梁是当时的文化中心，人才济济，但魏国不能很好地使用这些人才，他们都外流了。更早的时候，在魏惠王即位之前11年，魏国失去了名将吴起。吴起在为魏国治理西河，魏武王听信谗言，召回吴起。吴起离开西河时，“泣数行而下”。他对随从说：“西河之为秦取不久矣。魏从此削矣。”《吕氏春秋·当务》。西河果然不久就被秦国攻占。魏失去西河，就失去了黄河屏障。吴起离开魏国，去了楚国。他的改革促进了楚国的富强，楚国从此成为魏国的一大威胁。后来，魏惠王奖励了吴起留在魏国的后人，表达对人才迟来的尊重。

　　魏国原来的都城在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那里受到赵和秦的威胁，在公元前369年曾经被赵国包围。公元前362年，秦国在少梁（今陕西韩城）击败魏军，俘获了魏将公叔痤（商鞅这时在他门下）。少梁为安邑的门户。为远离强敌，魏惠王在战败的当年迁都大梁（今河南开封，北宋时称汴梁），因此他又被称为梁惠王。新都在旧都以东300多公里，地处中原的中心区域。在魏国迁都的这一年，秦孝公即位，秦强魏弱之势已成。公元前359年，魏惠王沿着魏国的西部边界修长城，对秦国采取守势。公元前350年，秦国把都城从雍迁到咸阳，也就是从西向东迁移。但秦国的态势是向中原地区进逼，与魏国的迁都避让形成了鲜明对比。

　　公元前356年，鲁、宋、卫、韩四国国君一起朝魏。魏惠王为他们举办了盛大国宴。席间，鲁恭侯举了四个典故，说明有以美酒、美味、美色、美景亡其国者。“有一于此，足以亡其国。今主君兼此四者，可无戒与！”《战国策·魏策二》，“梁王魏婴觞诸侯于范台”。梁惠王叫好，可就是不改。公元前355年是惠王重大外交活动比较多的一年。他先与秦孝公会面，然后又与齐威王田猎。魏惠王向齐威王炫耀珠宝。齐威王回答说，“寡人之所以为宝者与王异。”《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司马迁。齐国的宝是管理国家的优秀人才，他们比珠宝更耀眼。魏惠王听了很惭愧，也很不高兴。不能善用人才正是魏国衰败的根本原因。

　　第二年，齐国军队攻击魏国的东部边界，打败了魏军。公元前353年，魏国攻占赵国的国都邯郸。赵国向齐国求援。齐国没有直接援助赵国，而是采用了“围魏救赵”的战术，派兵包围魏都大梁。然后，齐军在桂陵（在今河南长垣）设伏，打败了魏国回援的军队。第二年，商鞅（当时还称卫鞅）率领秦兵攻克了魏国故都安邑。不过，接连惨败似乎对魏国国际地位的影响不大，至少在小国中还很有威望。公元前351年，泗上泗水发源于山东中部，今曲阜以东有泗水县。古泗水流经今天的曲阜、兖州、沛县、徐州、邳县、泗阳，入淮河，是淮河下游的第一大支流。汉高祖刘邦曾在他的老家（今沛县）担任泗水亭长。金朝时（1194年），黄河改道，泗水下游为黄河所夺，后淤废，徐州以下的河道即今天的废黄河。在战国的兼并战中，泗上小诸侯国保留了很长时间。十二诸侯朝魏。公元前344年，魏惠王称王，是战国时第一个称王的诸侯。这说明魏惠王当时对自己的国际地位还是很有信心的，或者他以称王给自己打气。

　　公元前344年，魏惠王大会诸侯及秦公子于逢泽逢（pán）泽故址在今河南开封东南，当时是一个湖。，率领他们朝见周天子。这一段时间大概是惠王的鼎盛之时。但好景不长，三年之后（一说一年之后），在马陵（在今河南范县）之战关于桂陵之战和马陵之战的历史记载有些混淆。杨宽认为，庞涓在桂陵之战被俘，后被释放，在马陵之战被杀。两次齐魏之战中，魏军的将领都是庞涓，齐军的将领都是田忌，齐军的军师都是孙膑。见杨宽：《战国史》，345页，注。中，齐军大败魏师，杀魏将庞涓。在这场战争中，齐军的军师是孙膑。孙膑和庞涓是同学后来的李斯和韩非子也是同学。李斯嫉妒韩非子的才能，把他骗到秦国杀掉。比起庞涓施予同学的刑罚，真是让人感叹“人心不古”……庞涓担任魏国的将军之后，知道自己的才能不如孙膑，就请他到魏国来，使他受了膑刑（切除膝盖骨），以限制这位刑余之人的前途。不过，齐国没有歧视残疾人。孙膑逃到齐国，终于借齐国之师成就了一番事业以魏国的惨败为代价。

　　至此，魏国流失的人才有商鞅、吴起、孙膑、张仪、范睢，后来没有留住孟子、庄子、公孙衍。这些人不仅是一时之选，在整部中国历史中也都是极为罕见的杰出人物。这样的损失任何国家都承担不起，大大加重了魏国的地缘政治劣势。

　　公元前334年，魏惠王以惠施为相。庄周是惠施的朋友，到大梁与惠施论学。这次会见可算是中国学术史上的一大盛事，《庄子》也有记载。惠施主张与齐国、楚国联合，但魏国的地缘政治环境没有改善。在这一段时间，魏国多次战败。公元前331年，秦公子卬击败魏军，斩首八万，第二年又渡过黄河围攻魏国的焦、曲沃。魏国把吴起守卫过的河西地区割让给秦国，两年后又把上郡（今陕西榆林一带，魏文侯置）交给秦国。在魏惠王晚年，魏国丧权失地，被压迫在中原的狭小区域内，已经摇摇欲坠了。张仪在分析魏国的地缘政治环境时说：

　　魏地方不至千里，卒不过三十万。地四平，诸侯四通辐辏，无名山大川之限。从郑至梁二百余里，车驰人走，不待力而至。梁南与楚境，西与韩境，北与赵境，东与齐境，卒戍四方，守亭鄣者不下十万。梁之地势，固战场也。梁南与楚而不与齐，则齐攻其东；东与齐而不与赵，则赵攻其北；不合于韩，则韩攻其西；不亲于楚，则楚攻其南：此所谓四分五裂之道也。《史记·张仪列传》，与《战国策·魏策》同。

　　张仪的分析与魏惠王对孟子的诉说遥相呼应。魏国要用三分之一的兵力守卫边界，分散在各地，没有余力作战，真是“四分五裂之道也”。与魏国一样，后世的北宋也建都于大梁（宋时称汴梁，今开封），虽然在北边有一条黄河，却基本上无险可守。北宋虽弱，在东、西、南三个方向上都没有魏国的担忧，不需要“卒戍四方”。魏国的形势比宋朝还局促得很多。

　　除了魏国以外，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些地方因为地处区域的中心而备受蹂躏，这就是所谓的“地理决定命运”。在欧亚大陆的中部和西部也有各自的中原中央平原。中欧（包括很大一部分东欧）和中亚的境遇与魏国所处的中原很类似。

　　乌拉尔山以西的欧洲和中国的面积大致相同，也自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但中国的地理环境更为封闭）。欧洲的地理中心因为大国力量消长和由此而来的边境线变更而有所摆动，但总是在中东欧一带，即德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和前南斯拉夫的几个国家。除了德国和匈牙利之外，这些国家的多数居民都属于斯拉夫族的分支。与中原相比，中东欧的情况要复杂得多，因为它的民族组成复杂，地形破碎，还不是欧洲的文化中心。

　　中东欧成为欧洲的中原是比较晚近的事情。欧洲的早期文明主要限于地中海北岸，茂密的森林阻挡了罗马帝国北上进入中欧。日尔曼人、斯拉夫人、马扎尔人等先后在此建国。从黎塞留时期开始，一直到德国统一，法国在欧洲大陆上的一贯目标就是保持和利用中欧的分裂。德国统一是在打败了法国之后。德国人曾经热衷于地缘政治，因为他们知道不利的地理环境会带来巨大灾难。二战后，德国再次分裂，东西两部分互相对立。东欧是苏联集团的成员，更是苏联与西方对立的前沿。冷战之后，德国获得统一，而东欧各国加入了北约。其实东欧只不过原地向后转，成为西方观察俄国的前沿。它们换了阵线，它们的地缘政治地位没有改变。

　　中原是中国的中心，中东欧是欧洲的中心。中国和欧洲分列欧亚大陆东西两端。欧亚大陆有自己的中心。以费尔干纳盆地（一个富饶的绿洲）为中心的中亚地区就是整个欧亚大陆的中心。中亚是文化中心，又是东西方交流的必经之路，这是由它的地理位置决定的，在史前时期已经是这样了。文明的传播学派认为，中国古文明的许多因素很可能从两河、黑海经中亚而来。后来，从中国到印度的取经之路、到罗马的丝绸之路，都要经过中亚。麦高文写到：

　　中央亚细亚之地，在人类文化史上，久居重要的地位，它一方面是许多风俗习惯和艺术发源的中心，一方面又是上古世界一切主要文化中心间的媒介。WM麦高文：《中亚古国史》，7页，中华书局，2004年。

　　中亚还是地缘政治争斗的中心。在19世纪及其前后，俄国人南下谋求暖水港口，英国人北上寻求稳定的边疆，两股势力在中亚的阿富汗交汇了。在冷战时期则分别是苏联和美国。现在，俄国已经退出，而美国和它的盟友们（如英国）正在阿富汗忙得不亦乐乎。这些国家好像忘记了还很近的历史。好在历史总是在被遗忘的时候重演一次，提醒人们不要忽视它的存在。

　　另一个“中”与中原、中欧、中亚有所不同，这就是地中海。除了岛屿（如克里特岛，埃及到希腊航线上的“中途岛”），地中海上不可能有居民，它是一个通道。地中海周围孕育了人类最早期的文明：两河流域、埃及，以及犹太、希腊、罗马。该地区还有许多消亡的古老帝国，没有直接的文明继承者。除了中国和印度，以及时间上较晚、又几乎被消灭的美洲印第安文明外，古老的文明大都集中在东地中海和地中海以东。这些古老的文明实际上位于地中海的边缘。地中海是便利的贸易通道，在远古时期，跨海作战非常艰难。《荷马史诗》中的希腊人远征小亚细亚的特洛伊，围攻10年后才利用木马计攻下这座城邦。所以，地中海更多地传送财富和文明，而较少是战争和暴力。这是地中海的一个好处。

　　武力是国家形成的基础

　　国家是暴力机器。暴力使用的方向，有些国家对内，有些国家对外。暴力和战争导致国家的形成。很少有国家是和平建立的。近现代的美国、以色列、印度等国是通过暴力立国，弹丸之地东帝汶的独立需要长期的暴力，而巴勒斯坦人还在努力之中。现存的民族都在战争中幸存下来的。许多战败的民族和前民族（尚未来得及形成现代民族的共同体）在历史中消失了。

　　一个国家的特性往往由它的邻国特别是敌对的邻国所规定。对戎狄作战是中国之所以成为中国的一大动力。在西方入侵之前，戎狄是塑造中国历史的最强大力量。北方部落或民族不仅在北方建立过王朝，如北魏、西夏、辽、金，还建立过大一统王朝：元与清。且不说元朝，清朝强盛时期的国土面积几乎比明朝时扩大了一倍。那时清朝的领土还包括后来被沙皇俄国割去的满族老家。清朝的征服得益于骑兵和枪炮，而北方好战的民风同样重要。

　　从春秋争霸、楚王问鼎，到秦始皇一统天下，似乎在夏、商、周之后会增加一个结构较为松散的封建王朝。但这次与三代有所不同。秦时的人口增加，荒野减少，驰道使军队能够以很快的速度运动，而骑兵的出现更加缩小了地理范围。皇权的控制能力因此强大了许多。这是郡县制取代封建制的技术原因。在文化方面，秦融合了戎狄的好战和杀戮，法家的集权和弄权，秦始皇最后完成了这个过程。秦没有进行周初那样的道德体系建设。秦朝既依赖武力，又集中权力，从而开创了中国2000多年的帝国专制制度。这个制度专一榨取本国人民。

　　蒂利认为，国家维持统治和战争的资金来源有两种基本模式，其一是强制榨取，其二是资本运作，此外还有一些中间模式。他说：

　　在强制密集的模式里，统治者从他们自己的人口和他们征服的人口中榨取战争资源，在此过程中建立起庞大的榨取机构。查尔斯·蒂利：《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3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原书以楷体表示强调部分。

　　中国显然属于强制模式。资本在中国历史上几乎闻所未闻。官府的收入来自税赋，可以随意强行增加，没有资本模式中的讨价还价，更没有偿还债务这种事情，完全是赤裸裸的剥削。为了榨取更多的利益，官府和官吏使用权力的动力增加了。庞大的榨取机构更加强了统治者的权力，导致权力无孔不入，官员越来越多，机构臃肿。集权制度在榨取中日复一日地强化，形成一个恶性循环，直到王朝被暴力推翻，新一轮的榨取开始。

　　能够以武力统一国家的必定是一个暴力集团、集权集团，这个事实不涉及道德，与道德没有太大关系。如果秦朝能够像周初那样完成文明化的过程，中国历史将有很大的不同。中国将在统一之下保留多元化，包括权力的多元化。这样的中国一定更加繁荣。20世纪末，在展望欧洲前景时，基辛格说：

　　中国是拥有共同的文字、共同的文化以及共同的历史、而含纳不同语言的一个大国。欧洲若非十七世纪爆发宗教战争，或许就会演变成中国这样子；如果欧盟能够实现其支持者的愿望，它也有可能成为中国这样子。基辛格：《大外交》，749页。

　　按照基辛格的说法（实际上这是一个常识），中国的统一领先欧洲2000余年。尽管在秦之后中国也出现过长期的分裂，但中国的统一之势没有改变。分裂时，中国人总在想着统一。如今，欧洲也走上了中国式的统一道路，也许可以避免再出现以往那样频繁的战争。欧盟发源于西欧，现在它在西欧自身尚需整合之时已经在东扩了。其原因是它的政治体制是包容性的，可以容纳更多不同的文明；它的经济是扩张性的，可以提携更低的发展水平，而不会被拖累。

　　有得必有失。中国在统一方面领先欧洲，但在制度建设方面远远落后于欧洲，原因是大一统的局势使得统治者不再承受国内、国际的压力。武力是国家形成的基础，但中国在秦朝时就已经超越了国家阶段，早已不是欧洲意义上的国家。现在，区域一体化不可避免，但这个过程却不可使用武力。中国应该借鉴欧盟的经验，和平地扩展她的范围，从而为东亚地区带来持久的和平与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