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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志与自尊
《士兵突击》热了两轮了，这在以往是很少见的，对于来自各方的评论，兰晓龙并不在意，他说:“我不会把一件事情刻意做得和别人不一样，也不会刻意把一件事情做得和别人一样。我不会刻意地说，兰晓龙是一个专门写积极向上励志东西的人。狗屁，我才不相信呢。但我是悲观的吗？我肯定不悲观。我写的戏，也可以说是励志的，但是这个励志励得有点怪。我是光明的吗？我才不是光明的，这个世界一片光明我觉得太无聊了。那这个世界是阴暗的吗？我是专门写阴暗东西的吗？杀了我也不是，我干吗要写阴暗？所以我觉得我非常自由。我不是光写男人戏，我会写女人戏，我不过是跟自己挑衅而已。我现在还剩下就是这个羁绊，这个羁绊我确实不敢扔，就是我得跟自己挑衅。我觉得跟别人比较没太大意思，人家从人家的思路来做，你从你的思路来做，没有什么可比性。你最后挑衅的东西，就是你自己而已了，而且这种挑衅是让你自己好玩一点，这种羁绊可能造就你一种有点变态的自尊心。这是有人跟我说的，兰晓龙，你有一种变态的自尊心。我觉得做人最大的乐趣就是捅破窗户纸，这是最有意思的。”
兰晓龙平时给人的印象是很不正经，喜欢嘻嘻哈哈，但心里很清楚自己该干什么，这样他可以反过来去刻画许三多这个人物形象。谈到与人交往，兰晓龙说:“打个比方，王宝强，应该说我们拍这个戏的时候，他还没现在这么火，他敏感吗？我一进剧组时候，有两个演员是我们团的，其他的我都不认识啊。但是我跟所有人可以立刻开始嘻嘻哈哈，因为我知道我们是同类。同类的意思是，我们有许多共同的话题;而且还有一个意思是，我有伤害你的能力，你也有伤害我的能力，但是我们不伤害。我觉得这是群居动物里一种共有的，大家都明白的一种东西。所以，我们为了在一起，互相不伤害，我们甚至要合作。唯独对宝强，这个戏拍完以后，我和他才走得比较近。我当时立刻就感觉到，我不能伤害他，因为他可能不会还击，我连玩笑都不太敢跟他开。我跟他说话特别正式，以至于我不太愿意跟他打交道，因为我不愿意跟人太正经地说话，因为他那时候确实是不知道怎么还击的，而且我知道他要还击的时候，我会无路可走。”
对于编剧这个职业，要么你相信自己有很多东西，但是却没法让别人相信;要么让别人相信自己的东西，但是自己心里却没有。兰晓龙属于心里有东西也能让别人相信的那种编剧。谈到创作技巧，兰晓龙认为自己编剧上根本没什么技巧:“我曾经遇到这样的导演，我给他一个本子，他认为自己一定能导好，那种信心膨胀到不好意思说出的地步。等拍出来一看果然很炫，但看上去似曾相识，不是说他抄袭，而是他从看过的很多片子中学到很多技巧，把这些技巧用在这部戏上，让我感觉风马牛不相及。这些东西不是学来的，是从自己感悟而来，自己在写的作品完全是属于自己的世界，前人的技巧对我没有什么用处。”
兰晓龙说他最痛苦的经历就是一天写7集25分钟的电视短剧，他说任何人要这么干下去，一年后就完蛋了。因为这样的电视剧就是写“水词儿”。“我跟电视剧做了多少年斗争，千万不能服从这种东西。如果我喜欢这行，我会尽量让干这行的生命延续下去，我知道不可能长生不老，但会尽量活长久一点，唯一的办法就是我喜欢。”兰晓龙甚至不承认《士兵突击》是一个故事，他说他创作之前不会去策划这个故事，“我要求我的每一句话都要吸引观众，所以我是写台词，不是写故事。为什么会这样？4个字:‘本该如此’。你既然写戏，又是写这种戏，你注定要用这样一种方式，这是我理解的戏剧。也许别人理解的戏剧和我是不一样的。就是一个现在时，你把你现在这句台词写好了再说往下一句。不要现在就来跟我扯，我多少集以后有一个翻，那是扯淡的事情。我写一个东西，第一重要的肯定不是情节，甚至都不是人物，是每句词。我写剧本需要的不是一个故事，有故事我不写。我不做改编，我从来不做小说改编或者剧本改编，我通常更乐于做的事情就是一句话，比如说你有一句话的创意，这句话打动我了，够了，你不用往下说了。《士兵突击》从策划到文案全部是我自己做的，没有人提议给我做这些事，做出来不是我拿剧本去找人，是一个影视公司找我帮他们做个戏，我说做什么呢？他说你随便。我那时候还不是混得很好，很少有人跟我说你随便。所以他一跟我说你随便，我觉得是一个机会。那我就随便做了这个东西。后来我觉得这种方式很好，一直到今天做戏还是，你不要给我故事。”
因为兰晓龙当枪手写“水词儿”受过刺激，所以对别人事先预谋好的东西有种本能的反感，甚至他都不愿意参加几个人坐在一起的剧本策划会，要做就自己做，“我不愿意和几个编剧一起去谈一个戏，让别人从几个剧本、编剧中间选一个来拍戏，我觉得这个是有伤自尊的，这就是变态的自尊心啊。我觉得那像几条狗抢一块骨头一样，我不愿意做那样的事情，我不愿意做一个被别人选择的对象”。
兰晓龙不喜欢去分析自己当初是如何策划写这个电视剧的，至于人物形象的刻画、故事的结构，他都不想说，或者说，他太想说反而说不出来。他强调创作是一个心态问题，“我说不清，只能说别松劲。我写戏有点像跟自己过不去一样，其实每个人写东西都跟自己过不去，只不过突破的方式不一样。有的人突破的时候，他可能就想我是不是应该再加点故事啊？该再加个人物啊？我可能不会往那方面想，我可能更想得多的是我自己有问题，也许就是一层窗户纸的问题，你要拼命去捅这个窗户纸。不是说，来这个房间你觉得不舒服你换一个。也许更多的是我调整一下我自己心态，我在这个房子里住得更加舒服呢。其实，我真的觉得影视不是一个复杂的东西，流程全世界人都是一样的。我说的这个流程甚至包括很多手段、技巧在里面，真正最重要的东西是心态。康洪雷导戏，他的流程和手段与别人有什么不一样吗？没有，就是心态。”
很多人看了《士兵突击》后觉得他把男人的感情写得很突出，也是人们看了之后觉得最感人的。“也许在许三多刚进部队时候，他就想在军队要待下来，我就想着我要走。其实这在戏里是个一直存在的东西，可能是让这个戏有一点阴天的感觉，有一种随时要下雨的感觉。但是我们这个戏里的人比较善良，对他们最后的影响永远有一种离愁的东西。这倒是我有意的一种设计，这个会增加那种成长的东西，成长本身完全就是一种离别式的东西。”
一直都在谈论自由的兰晓龙，其实他跟很多人不一样，他自己也承认:“也许我没有用一个当兵的法则来生存吧，也许我意识不到那种沉重。”但同时他也谈到了人的另一面，那就是尊严，一个人有了尊严才会有自由，许三多可能是他对自由的另一种表达，当许三多的尊严一步步树立起来的时候，他也就更加自由了。兰晓龙说:“很多人都太容易投降了，自尊心不够。我相信很多人都不喜欢这些规则，甚至你知道你这些烦恼的根源都是来源于这个，最后你还要向它屈从。所以，变态的自尊心有时候是个好事情，我就不投降，我就按我的方式活。我到现在为止没服过，军队没有改变我，一点都没有改变，反而让我比以前更加夸张了。”不过兰晓龙说，“许三多没有变态的自尊心，他比我可怜得多，他仅仅只是在自保，他只是有一种最基本的保护心态，他只能装作我听不见看不见。或者你们看不见我。他还有一个方式就是，我微笑，我拼命对你们笑，哪怕你们觉得我是在傻笑。很多观众很厌恶这种傻笑，包括我自己。但是我知道那是一个人在保护他自己，此外他没有任何手段保护自己的。”
兰晓龙反复强调，聪明和傻之间根本没有界限。
一件事让兰晓龙知道了什么叫责任。几年前，团领导突然跟兰晓龙说，一个月之内弄出个舞台剧，兰晓龙说看资料的时间都不够。但是由于当时军队的文艺团体要解散，成败就在这个剧上，所以他只好从《士兵》里拿出一个片段，排成了舞台剧。没想到演出后军界反响很大，然后就进了国家精品工程。国务院和总政给了200多万元，让团里复排。“我们单位当时都傻了，从来没有见过，太夸张了。我真的很想把这个团救下来，只要进了精品，这个团就救下来了。可是他们没把钱用在戏上，戏剧是贫困的，但是当时我们一下摆脱贫困了，200多万元排一个戏，这个戏可以很华丽，我们又不知道该怎么华丽了，因为我们穷惯了。买一套音响，几十万元，买一套灯光，几十万元，整个舞台要重新垫高一层，把舞台做成斜台。我说，做舞台剧不要做这个，结果就差0.1分就成了精品。第一年没进去，第二年又没进去。甚至外面的人来谈合作商演，都没法挽救这个团。最后就是看着这个团散掉了，到今天我觉得散掉是好事，我们没有存在的价值。”
“我已经有了更大的自由，因为我找到一种更大的责任，这个东西永远是成正比的。”兰晓龙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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