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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1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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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cey见杨红突然不笑了,问道:“怎么啦?被血腥味吓坏了?你知道我是晚报跑社会新闻的,写东西讲究轰动效应,不然发行量上不去。你担个什么心呢?以你跟Peter这种速度,再发展十年也到不了‘丈夫和第三者痛打妻子’的阶段。”Tracey很体己地拍拍杨红的手,“说真的,你在这个相恨阶段上,是不是停留得太久了?不就是为Peter说你‘鸡立鹤群’的事吗?”

  杨红听她提起那件事,觉得自己被T从什么遥远的地方扯回了现实,不过谈兴已经大减,只懒懒地说:“不是那么简单。”

  “我觉得Peter那天并不是针对你的,如果我没记错,他是这样说的,”Tracey用尖刻的腔调说,“大陆的女生呢,就不问是什么occasion,春夏秋冬,婚丧嫁娶,一律是西服对付你。哪怕是到野外烧烤,她也是西服革履,又怕冻了她那双老寒腿,就先来一条棉毛裤什么的,再在上面来一长统丝袜,那小腿上鼓鼓囊囊,象下肢静脉曲张一样。站在一群T恤牛仔的老美中间,有如鸡立鹤群。”

  杨红说:“那天就我一个人穿西服和棉毛裤,如果你们觉得他说的不是我,干嘛都望着我笑?”

  Tracey吃吃笑着说:“你还真穿了棉毛裤在里面啊?其实你是坐着的,我们只看见你穿西服,不知道你穿棉毛裤,估计Peter也不知道。不知者不为罪。还有别的吗?”

  杨红想了想说:“我就听不惯他那种口气,好像美国就什么都好,中国就什么都不好一样。自己也是中国生中国长的,一到了美国,就好像自己生来就是美国人一样。”

  “Wow,这么大的帽子啊。”Tracey笑着说,“这又是为哪件事?是不是我走后发生的?”

  杨红想了想,说:“这种事多哪,你走之前走之后都有,你不记得他第一天就把美国的老师捧上了天,把中国的老师贬下了地?”

  Tracey想了一下:“Oh,Isee。你说那件事啊。那没什么呀,他说美国的老师怕学生说他讲课boring,所以就想方设法把话说幽默一点,让学生爱听,就像他们的药丸,总要包上一层糖衣,让你爱吃。如果学生说他boring,那他就感到无地自容,比被人说他没水平还伤心。”

  杨红说:“但他是怎样评价中国老师的呢?说我们一天到晚拉长着一张脸,不苟笑,讲课枯燥无味。不管什么东西,都要制成一剂黄连苦药,叫你难以下咽。还动不动搬出个良药苦口的道理吓唬你,逼着你喝。熬剩的药渣都不让倒,期末拿出来,熬一熬,再喝一遍。”

  Tracey说:“我敢担保Peter不是说你的,你肯定不是他说的那种老师,不过有些老师确实是那样,讲课象催眠曲,一听就想睡觉。”

  杨红苦笑一下:“我觉得教书最重要的是传授知识,把知识性的东西讲清楚了就好。我们搞理科的,怎么把课讲幽默?难道你能把那些基因编成一个笑话讲给学生听?”

  Tracey说:“那倒也是。”

  杨红说:“这两件事,我虽然觉得他做得不对,但还可以说是我们两个人观点不同,但有些事,真是太过分了。”

  “什么事,你这么生气?”杨红想到好几件事,可能都是Tracey走后发生的,她觉得那些话她没法对Tracey学说,就选了一件Tracey也知道的。“就说我问他动名词和分词区别的那一次吧,你也在班上的,你肯定知道我说什么。”

  Tracey做个鬼脸,说:“是不是那个‘Iamf-ckingbusybutnotbusyf-cking’的例句啊?”

  杨红红着脸说:“不是那句还能是哪句?你看,这样的东西也拿到课堂上来讲,还说是他的经典例句。”

  Tracey说:“我记得他没有在课堂上讲噢,他说中国的考试题可能会问你一个词究竟是动名词还是分词,但美国人就不会问这种问题,他们不管它是什么词性,只要从上下文里知道意思就行了。Peter只把这句话写在黑板上,说你们把这句搞懂了,动名词和分词的区别就搞清楚了。”

  杨红想起那天她因为不知道这个词的意思,还把这个例句公公整整地抄在笔记本上,以为得了真传,从此就知道动名词与分词的区别了。回去一查字典,才知道f-ck是那个意思,当时就觉得好像被人调戏了一样,怒不可遏,要去找新东方的校长。

  周宁劝她再查查语法书什么的,说不定有什么别的意思。两个人查了半天,也没查出个名堂。

  后来周宁用了一个文雅的词,试着翻译了一下,说“是不是应该理解成‘我做爱忙,但不是忙做爱’?”

  杨红想,不管你忙什么,这样的句子拿到课堂上做例句就是不应该。英语里头动名词分词一大堆,你用哪句不行,偏偏用这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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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cey格格笑了一会说:“哎,你还别说,我想半天,还真想不出一个比这更精练的例句。同一个词在同一个句子里出现两次,第一次是分词,第二次是动名词,意思是‘我很忙但不是忙那事’。你能想出一个更好的例句吗?”

  “我想不出。”杨红赌气地说,心里却想,看来周宁那个翻译是不对的。不过我的气也不是生得完全没理由,至少有一半还是我理解的那个意思。

  Tracey说:“其实很多人爱说这个字的。我们报社有几个家伙,嘴里经常是f-ck来f-ck去的,听惯了,也不觉得什么。可能因为英语是别人的语言吧,有很多词,你用汉语说不出口的,用英语说就不觉得什么。比如你用中文说‘性交’说不出口,但你用英语说havesex或者是makelove就觉得没什么。”

  杨红想,你还说用中文说不出口,你刚才不是已经说了吗?她不想指出这一点,因为要指出来,自己也要说出那个词,於是说:“那他也不该把这样一个句子给一个女人,叫她去查啊。”

  Tracey诡秘地一笑,“说不定这正是他追你的一个办法呢!你没听说‘男人不坏,女人不爱’?你看了这样的句子,就在那里浮想联翩,想入非非,把个粉脸羞得通红—”

  杨红找不出话来回答,只无可奈何地指着Tracey:“你乱讲些什么啊!”

  Tracey涎着脸说:“你没听Peter说我们晚报记者擅长的就是写八卦文章?”

  “他说你写八卦文章,你也不生气?”

  “生什么气?八卦就八卦,有人看就有人写。”Tracey打个榧子,“好了,搞定!几个误会全部澄清,相恨阶段结束,进入相识阶段。正好你要去美国,而Peter已经在美国了。我跟你八卦一把:某年某月的某一天,你推开房门,发现Peter就站在你门外,向你负荆请罪。”

  杨红正想说什么,却被一个怯生生的声音打断了:“同志,请问你的座位是18B吗?”

  杨红和Tracey循声望去,见是一位中年妇女,穿着银灰色西服,戴眼镜,脸上汗涔涔的,正指着Tracey坐的位子。

  Tracey明白过来,说:“噢,我这不是我的座位,我在36A。”

  “那这个就是我的座位了。”妇女如释重负,“我刚才被挤在外面进不来,起飞时间到了,我还连安检的门都没进。多亏一位空姐过去把我们领进来,不然有一、二十人都误了这趟飞机了。”

  Tracey和杨红同时看看表,不约而同地叫起来:“晚点三十分了!”

  杨红担心地说:“我在汉城还要转机的,现在晚点这么多,还能赶得上吗?”

  Tracey说:“我也是在汉城转机的。”

  前排座位上的一个男人转过头说:“我们都是在汉城转机的。机上刚才已经广播过了,说机票上写的飞行时间是两个半小时,实际只要一个半小时,早就留了一手了。你们刚才只顾讲话,大概没听见。”

  杨红的脸腾地一红,心想,刚才以为邻座都是韩国人,讲话毫无顾忌,没想到这人是中国人,刚才说的话他肯定都听见了,不知他会作何感想。

  Tracey对那个妇女说:“可不可以跟您换一下?36A,是靠窗的。我想跟我朋友坐在一起。”

  妇女顺着Tracey指的方向看了一会,摇摇头:“那边都是男的,又不象是中国人,我还是坐这里吧。”她指指杨红,“路上我还可以跟她说说话。”

  Tracey站起身,说:“也好,我去泡那几个韩国哥哥。”她挤到通道上,对杨红说:“待会儿到了汉城再跟你聊。”说完便施施然朝36A走去。

  杨红的邻座,大概四十左右,已把西服脱去,只穿一件很透明的衬衣,汗湿了,贴在身上,把里面的乳罩清清楚楚地印出来,因为有点发福,乳罩带子深深地陷在肉里。

  杨红心想,这么热的天,还穿西服,也不管是什么occasion,还有那乳罩,真的跟朱Peter说的那样,象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身上的子弹带,只不过是换作两个手雷,暗藏在see-through的军服下罢了。刚想到这里,杨红吓了一跳,我这是怎么啦?真的被朱Peter洗了脑了,看不惯中国人了,连occasion都用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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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机终於开始滑动。杨红的座位是18A,靠窗,机票是托她以前教过的一个学生买的。杨红选这个座位,还不光是因为它靠窗,主要是图个吉利,因为杨红的妈妈自从听说女儿要出国,就一直担心得不得了,老觉得女儿是要到那个人手一枪、黑帮泛滥的国家“头朝下在餐馆洗盘子”去了。签证还没下来,就跑到庙里为她求签占卦,结果求得一个“不宜出行”的中下卦,更加反对杨红出国。杨红虽然也有点信签语,但这次出国机会来之不易,特别是被check一通,反而坚定了出国的决心,滋生出一股逆反情绪,心想,你美国搞得那么神神鬼鬼的,不让人进去,我偏要进去看看。

  杨红把头靠在窗上,看飞机慢慢滑向跑道,心想,不知儿子和丈夫这会儿在干什么?她知道儿子对她出国,其实并不伤心。每次问他“妈妈走了你想不想”时,他总是说“想”。问他哪里想,也煞有介事地指指胸口说“这里想”。杨红知道这是保姆教他的。当杨红换一个方式,问他“妈妈去美国好不好”时,儿子总是很开心地说:“好!好!妈妈去了美国,我就不用上幼儿园了!”把个杨红听得透心凉。

  周怡从三岁开始上幼儿园,一年多来,差不多一直都是三天打鱼,十天晒网,或许晒网的时间比十天还多一些。有时是因为生病,周怡经常感冒,动不动就搞到要上医院输液的程度,从上医院到恢复总得一个星期左右,这段时间就理所当然地不送他上幼儿园。就算没病时,说服他上个幼儿园也象中东和谈一样,费尽口舌最后还是要动武,每次都是杨红把个大哭不止的周怡硬抱上车,嘴里还要加些“再哭就不给你买麦当劳”之类的威胁才能把他弄到幼儿园去。

  杨红就不明白,赞助费交了大几千,平时也没少给儿子的老师送礼,怎么到头来幼儿园还是办得如此恐怖。光看儿子脸上的表情,你还以为不是叫他上幼儿园,而是拖他上杀场。

  儿子对自己不留恋,杨红心里也不怪儿子,他还小,还不懂做母亲的当年怀他生他,受了多少苦,也不理解父母送他上幼儿园的一番苦心,他只能看见眼前的一点利弊,上幼儿园要受老师管束,在家就可以海阔天空,自由自在。但杨红心里还是有一点伤心,听说可能有半年见不到妈妈,儿子反倒欢欣鼓舞,拍手叫好,做妈的做到这个份上,说不伤心是假的。

  丈夫周宁倒是说了好几次“舍不得你走”,但杨红觉得他舍不得的是两人的夫妻生活。她知道周宁有个毛病,如果他起了那个心,却又办不成那个事的话,他那左边的蛋蛋就会疼痛难忍,用周宁的话说就是名符其实的“受X罪”。

  周宁说他这个病是跟她谈恋爱时落下的。那时候,两个人见面免不了要搂搂抱抱,一搂一抱,周宁那小弟弟就免不了蠢蠢欲动,但明知动的结果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所以只有镇压。有时候一次约会,是暴动数次,镇压数次,小弟弟仍是屡败屡战,周宁就觉得自己那地方疼痛。刚开始不知究竟是哪一块疼。疼了几次就摸出来个道道,不仅知道是左边那颗蛋蛋疼,而且也研究出来疼和约会的因果关系。

  好在两个人一毕业就结了婚,结束了那黎明前最黑暗的日子。杨红同意一毕业就匆匆结婚是因为不结婚就分不到H大那10平米的房子,就要跟人合住,而周宁那时候分在E城工作,回H市看杨红就会没地方住。

  周宁一直夸赞H大的这条分房政策英明,可以与毛主席的“农村包围城市”相媲美,因为如果不是“农村包围城市”,共产党就打不下江山;而如果没有H大的这条分房政策,杨红的持久战还不知要打多久,那他可能就象日本鬼子一样,最终给拖垮打败了。

  婚后周宁告诉杨红,说H大虽然把你留在H大,而把我分到E市,想拆散我们这对鸳鸯,但我对它没有怀恨,只有感激。H大开始了我们的爱情,也成全了我们的婚姻,如果恋爱再那样谈下去,我只有跟你摊牌:要么同居,要么分手,我已经被折磨得奄奄一息了。

  周宁说,那时候跟你约会真难啊!如果躲着你不搂不抱,你又会问“今天怎么啦?不喜欢我了?”抱你又要抱出问题来。而你又偏偏喜欢躺在人工湖边的长凳子上,常常是不问青红皂白,一头砸下来,枕在我那要害部位附近,还要把你那头扭来扭去,看月亮数星星。你不知道被你躺在怀里,头又在我那禁区里磨来磨去,“爱情”两个字就变得多么辛苦。你在那里花前月下、诗情画意时,我却在担心,不知我的红旗到底还能扛多久。

  杨红想,怪不得那时周宁坐在湖边那石凳上时,总是双手合十,放在自己的裆部,感情是怕我倒在他身上时,一头砸坏了那地方。我那时就奇怪,怎么这人跟女朋友约会,也摆出一个照全班集体像的姿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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