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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3-84节

  (83)

  第二天早上,还没等到杨红问起有关PETER的事,海燕就问:“昨天你没打电话来叫我接你们,是KIRK送你们回来的吧?”

  “是他送的。你知道KIRK就是PETER吧?”

  “那还能不知道?我是天上知一半,地上全知的嘛。”海燕笑着解释说,“我跟KIRK以前是同学,都在东亚中心做博士,我因为要养家糊口,中途转了专业,他拿了博士学位才离开。我们一直是好朋友,这次他在东亚中心的这份工作,就是我为他联系的。怎么啦?要charge 我知情不报,还是要吃了我?”

  “哪里,只是很奇怪,为什么我提到PETER的时候,你没说他在A大。”

  “我哪里敢说?你一来就言必称PETER,完全是PETER 综合症的经典症状,我还来加重你的病情?”海燕一本正经地说,“我这是为你好嘛,你是有丈夫的人,不想搞得你恨不相逢未嫁时嘛。”

  杨红被“恨不相逢未嫁时”弄得一惊,不过马上想到这句也算名言,人人QUOTE 得,就淡淡地说:“你说什么呀?我跟他绝对没那个可能。不过我有个朋友,倒是对他感兴趣,正在打听他的下落呢。”

  “那我不管,反正我没把你跟PETER两个凑到一块,是你自己撞上门去的。”

  杨红知道她在开玩笑,就一笑置之,抽空给TRACY发了个EMAIL,告诉她PETER 在A大。

  只一会,TRACY就回了一个EMAIL,只有很简单的几句英语: Thank you for sharing Peter with me :) I’m f-cking busy. Talk to you later.

  大姑妈又写来一封EMAIL,说她已经把探亲表用快件寄出去了,估计再过几天丈夫女儿就可以去签证了。大姑妈现在正在找工作,已经向两个地方申请过了。然后又问杨红探亲的事办得怎么样了。

  杨红想把丈夫儿子一起办来,但周宁说两个人一起办,签证官会认为有移民倾向,会搞得一个也签不到。再说儿子签出来,如果没幼儿园上,就得有个人在家看着他,那不是明摆着该我呆家里看小孩?不如放在国内,要么晚点办出去,要么就在国内呆半年。很多人都是这样的,谁谁谁母子两一起去签,到现在没签出,而谁谁谁先签老婆再签女儿,两个都签到了。

  问题是儿子留在国内谁带呢?杨红想把儿子送到老家让妈妈带,周宁不同意,说那还不让你妈把他惯坏了?周宁要把儿子送回自己的老家,杨红又不放心,说你妈带小孩象喂猪一样的,儿子放那里不是活受罪?为这事打了几次电话了,每次两个人都弄得气鼓鼓的。有几次杨红听见周宁那边把电话都摔了,本来也想把电话摔了,举起电话又忍了,因为电话是海燕的。

  打完电话,杨红就觉得很烦闷,两个人都不喜欢对方的母亲,也不喜欢对方家里的其它人。夫妻是同林鸟,夫妻与对方家里的人,同林鸟都算不上。看来“血浓于水”这话不错,夫妻不是血亲,而是姻亲,跟对方和对方家里人象油和水一样,永远都不可能融合在一块。

  杨红记得哪本书上说的,幸福的婚姻都一样,不幸福的婚姻各有各的不幸。她不知道幸福的婚姻到底什么样,但她看见的不幸福的婚姻,倒差不多是一样的。她自己的婚姻一塌糊涂,但却经常为别人的家庭矛盾做调停人,因为她是院党委中为数不多的女干部之一,遇到院里教职工有家庭矛盾的,很多时候都是叫她去做工作。

  可能真是旁观者清,杨红看别人的家庭矛盾,倒是心明眼亮的,也许因为不是自己的事,看明没看明都无所谓,糊涂官断糊涂官司,因为夫妻吵嘴、婆媳不和这种事,常常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很少能分出个谁是谁非。杨红的绝招就是绝不发表个人意见。丈夫说完,就叫他站在妻子的立场想一想;妻子说完,就叫她站在丈夫的立场想一想,说到夫妻两个没大事了,就脚底涂油 — 溜了,等他们在床上去解决余下的矛盾。

  俗话说,医者不自医,说人前,落人后。这些话应验在杨红身上了,她能调解别人的家庭矛盾,却不能调解自己的家庭矛盾。懂道理不等于讲道理,讲道理不等于时时处处讲道理。道理都是绑在刺刀上的—专对别人,不对自己。

  做了这些年调解工作,也在自己的婚姻里趟了这些年混水,杨红有一个体会,就是如果婚姻只有夫妻两个人参与,还可以少吵几架,吵了架也比较容易和好,象俗话说的,两口子打架不记仇,晚上共个花枕头。但一旦有双方的家人参杂其中,事情就很麻烦了,夫妻两人常常有个站什么立场的问题。媳妇跟公婆不合,丈夫在中间难做人;女婿跟丈人丈母闹矛盾,妻子在中间难做人。根据杨红的观察,如果夫妻两个是同一条战线的,小家庭还能飘飘摇摇地挺过去,如果妻子或丈夫是跟自己的父母一条战线的,那小家庭就十分危险了。

  杨红知道系里有个女老师,平时看上去温文尔雅的,但一跟婆婆吵架的时候,就敢骂婆婆“老不死的”。好在她丈夫是向着她的,总说自己妈妈不对。老人忍得住,就跟儿子媳妇在一起呆几天,忍不住了,就逃到女儿那去,女老师跟她丈夫仍然是一个坚固的家庭。

  但杨红和周宁就不同了,两个人都是向着自己父母的,周宁觉得婆媳矛盾都是杨红不对,杨红觉得翁婿矛盾都是周宁不对,所以每闹一次矛盾,隔阂就加深一次,夫妻之间的距离就拉大一次。

  杨红跟周宁的父母语言不通,也不爱上他家去,去了想叫声“妈”,总也叫不出口,就那么支支吾吾地混过去。公公婆婆都觉得这个儿媳妇搭架子,没有另外三个儿媳孝顺懂礼。不过婆媳矛盾不那么明显,除了生小孩时公婆到H市住了几天外,杨红一年也就见公婆几次,还没发生过重大纠纷。

  周宁跟岳父母呢,就比这糟一百倍。周宁的矛盾主要是跟岳母之间的,因为岳父修养好,道行深,对什么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要得江湖深,给它个不啃声,而且从来不插手家务活。不干活的人一般只有一个毛病,就是不干活。那些干活的,毛病就多了,菜可能炒咸了,汤可能熬浓了,跟其它人之间的矛盾就多了。

  周宁跟岳母的矛盾很深,但起因却是一件小得不能再小的事:吐痰。周宁经常咳咳吐吐的,走到大街上,不管你是哪条街,哪条路,照吐不误。杨红一跟他上街就胆战心惊,怕被人抓住了罚款,又丢钱,又丢面子,但你怎么劝,他都不会听。“你没听说不吐不快?你不让我吐,让我吞下去?”周宁就真的可以咳一口痰在嘴里,不吐也不吞,就那样含在嘴里跟杨红说话,说得杨红汗毛倒立,细胞跳舞,鸡皮疙瘩乱冒,直犯恶心。

  杨红说你可以找个垃圾桶吐,或者吐在纸里。周宁就抢白她:“哪里有垃圾桶?吐在纸上包回去?你别恶心我了。”周宁因为吐痰,被罚过好几次款,但那并没有吓倒他,只不过让他在有人执勤的地方少吐几口,在没人执勤的地方多吐几口罢了。

  你总不能为这样的事跟他离婚吧?填写离婚理由的时候,你说什么,说因为他随地吐痰?你又不是居委会抓街道卫生的老奶奶。杨红想,如果我院里哪对夫妻为吐痰的事闹离婚,我肯定有一百条理由把他们两个劝得不离了。就为个吐痰的问题,周宁跟岳母就结下了不解之仇。周宁在家里倒是不随地吐痰,他比较爱护家里的小环境,不太在意外面的大环境。大环境你怎么爱护?你不吐,别人也会吐的。少你一口痰,大环境也不会就好了起来,何必把自己憋得难受?

  但家里地上铺了地毯或者瓷砖,吐在上面连周宁都觉得实在是难看。在外面吐一口,没人看见,就没人知道是谁吐的,没人知道是谁吐的,就等于你没吐。但家里其它人不会随地吐痰的,如果地上有痰,肯定是周宁吐的。这不一下就查出来了吗?所以周宁一般是吐在厕所里或者厨房的水池里。杨红为他吐痰在厨房的水池里,不知跟他作过多少斗争,但都是吵起架来,他不吐,架吵完了,他又开始吐了。

  后来杨红的妈妈来看杨红,在她那里住了一段时间,见周宁随口就把痰吐在厨房的水池里,想到洗碗洗菜都是在同一个水池里进行的,有些担心,忍不住就批评了几句,哪知这下却伤了周宁的自尊心,觉得岳母在嫌弃他,马上就把脸拉长了,再不跟岳母讲话。这事在杨红看来,就完全是周宁不对了,自己就算昧着良心,也没法跟他站在一边,所以忍不住要把周宁批评一通,但杨红的介入只使得周宁与岳母的矛盾更深。

  周宁虽然已经在H市扎了根,但心里一直觉得别人是把自己当周家冲的人的,所以只要有人提到“乡下人”“农村人”,他就象有人摸了他的老虎屁股一样,要跳起来为乡下人和农村人鸣冤叫屈:“乡下人怎么啦?乡下人不是人哪?你们的祖先不都是从乡下出来的?”

  为这事,杨红不知对他解释了多少遍,陪了多少小心,说我自己也是从一个小镇上来的,我妈妈现在还在小镇上,大家都是所谓“乡下人”,没有谁在歧视你、看不起你。

  但周宁不信这种鬼话,他把杨红和杨红的家人一律划在歧视乡下人的城里人中,几乎每一件事都可以上纲上线到城乡矛盾上来。

  周宁的不做饭,已经被杨红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认可了。自从搬出集体宿舍,杨红也不硬性规定他洗碗了。自己单家独户地住在一套房子里,门一关,就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没人看见,没群众监督了,还要他洗碗,做给谁看呢?所以杨红宁可自己三下两下就洗了,免得叫周宁去洗弄出更多麻烦。但如果父母来了,杨红就象一个闭关锁国的政府突然迎来了联合国调查团一样,就有点在乎形像了,至少让父母看见周宁还是做一点事的吧?不然父母不是要大担其心,觉得自己的女儿在受苦受难?

  杨红就跟周宁商量,可不可以在父母来的这几天,由他来洗碗。周宁还是识这个大体的,知道杨红爱面子,就一口答应,只盼岳父母不要长年累月地住在这里就行。

  岳母已经觉察到女婿不是那么听女儿话的,而且也不喜欢听批评,为打麻将的事说过他几次,每次都是以周宁找岔跟杨红闹矛盾结束。岳母就变得很小心谨慎了,看到周宁没把碗洗干净,或者还剩下了锅盆瓢刷地没洗,岳母也不在周宁面前提起,怕他生气,就趁周宁不在时把它洗了,也算帮帮女儿。

  不过大家住在一个屋顶下,保密工作也不可能做得那么好,有几次,岳母正在洗周宁拉下的锅盆,就被周宁看见了,周宁立即就火了起来,冲冲地说: “妈,我是乡下人,做事不如你们城里人过细,您嫌我洗得不干净,您就直说,叫我重洗,不用这么偷偷摸摸地帮我,让杨红看见,又该骂我了。”说着,就抢上前去,把岳母推开一边,叮叮当当、磕磕碰碰地洗将起来,把个岳母撂在那里,脸上讪讪的,下不来台。

  杨红也不知道,为什么这种小事,会使周宁生那么大的气,而且使他从此改变对妈妈的态度。到最后,但凡岳母来的时候,周宁就整天整夜在外面打麻将,算是躲着岳母。不需杨红问起,就自动解释说:“我跟你妈处不好,她在这里,我就不想呆在这个家里。你不愿意我出去打麻将,你就叫她少到这里来。”

  讨厌彼此的家人,也许还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周宁已经敢大张旗鼓地讲出来了,这说明他已经不在乎杨红知道了。那含义就是:我就是讨厌你母亲,你能把我怎么样?这一点常常使杨红感到透心凉。

  想到这些,杨红不禁长叹一声,妈妈讲过,说批判右派的时候,说他们对党是“抽象的肯定,具体的否定”,右派口口声声说拥护党,但党的方针政策,他们一条条都批评都否定了。党也不是好骗的,把右派一个个揪出来打入十八层地狱去了。党的道理很简单,你把党具体地否定了,说明你是反对党的,抽象的肯定是假的。杨红想,我和周宁也象右派一样,对对方的家人,一个个都是讨厌仇恨,对对方的处事为人,一举一动都看不顺眼。既然对这个人的一点一滴、一亲一戚都否定了,那不是把这个人也否定了吗?但两个人都不如党那么铁面无私,全盘否定了对方,又还是守在一起,煞有介事地扮演着一家人。

  (84)

  杨红决定不管周宁同意不同意,要办探亲就大人小孩一起办,签到证了,两个人一起来;签不到,两个人都不来,不然,把儿子一个人留在中国,周宁肯定要把他送到银马镇去。

  现在最重要的是尽快把儿子办过来,周宁来不来,倒不再重要。以前急着办周宁来,主要是怕他熬不住了出轨。海燕说得对,出轨不出轨,主要是个思想问题,如果他想出轨,就是天天守着他,他也是要出轨的。他不想出轨,他有要求的时候也不用出轨,他可以自行了断。

  杨红在电话上跟周宁谈了自行了断的事, 把周宁吓了一跳,说这出了国的人就是不同,怎么一下子学得这么低级下流了?你ROOMMATE是什么人?你跟她住太危险了,早点搬别处去吧。

  杨红觉得这些天不跟周宁在一起,自己反而过得很自在,心口也不发闷发疼了。但这些天不跟儿子在一起,就总是牵肠挂肚,做的梦不是儿子生病,就是自己把儿子弄丢了,哭着喊着四处找儿子,醒来了知道是梦还止不住泪。

  星期四早上,杨红要到东亚中心那边去辅助汉语教学,就特意走早点,顺路到OISAS 去打听办探亲的事。OISAS的工作人员给了杨红一张表,上面列着办探亲需要的东西。第一,要买医疗保险,没保险她就会被FLAG,连工资都没法领,更不要说办家属;第二,要有一定的银行存款;第三,要有她SPONSOR的信。

  SPONSOR的信是现成的,就是当初CARSON教授发给杨红的邀请信。银行存款也够,跑去开个银行证明就行。现在就是医疗保险还没买,学校为外国学生学者联系了保险公司,按GROUP价格买保险,可以便宜很多。买保险在网上就可以办好,不过一定要用信用卡付帐。杨红刚来不久,还没有信用卡,得找个有信用卡的人先付一下,再写支票给他。杨红想PETER肯定有信用卡,呆会上完课就请PETER帮一下忙。

  杨红跟的是初级汉语班,PETER教的,每星期应该上三次课,本来系里也没人管杨红上班不上班,但杨红自己不好意思一星期跑出来三次,所以跟肖娴商量了一下,决定杨红就星期四跟一次,一次就跟两个初级班的课,一个班一节,总共两节,剩下的都由肖娴去跟了。肖娴乐呵呵地答应了,说跟PETER的班,没问题,跟多少都行,如果是跟别人的班,打死也不跟,反正又没报酬。

  上课的时候,杨红就坐在教室后排,先听PETER讲课,等到学生讨论或者做作业的时候,她就四处走走,辅导学生。这活说简单也不简单,中文方面就有一个繁体字的问题,虽然学生用的课本是简体字,但为了照顾两岸三地关系,每篇都附有繁体字对照,学生时不时会就繁体字提几个问题。班上还有几个是从香港台湾来的,以前学的是繁体字,平时也就毫不客气地用繁体字。杨红认倒是认识繁体字,可是写不出来,只好从头学繁体字,免得学生问的时候写不出。除了这以外,用英语跟学生讲解汉语,也挺不容易的,所以杨红得好好准备。不过她挺喜欢这活,觉得可以提高自己的英语和汉语水平。

  PETER到了美国,就象换了个人一样,上课的时候,穿得非同一般的正规,可能是诗文德要求的,但见中文组上至诗文德,下至TA,即使不是西服革履,也是衬衣领带,衬衣下摆一律扎在裤子里。不知是不是象所有在美的中国学生一样,舍不得花钱理发,PETER的头发也比以前在中国时长了很多,歪打正着地撞对了杨红的胃口。

  PETER上课好像也不那么油嘴滑舌了。可能是因为杨红跟的是一年级的课,学生还没学多少汉语,老师上课大多数时间要用英语。不知是PETER的英语还没好到能油嘴滑舌的地步,还是杨红的英语还没好到能听得懂油嘴滑舌的地步,总而言之,杨红觉得他不再油嘴滑舌了。PETER的普通话,下了课就是典型的南方普通话,没卷舌音, 没鼻音,但一到课堂上就变了,变得非常标准,哪卷哪不卷哪后鼻音,都弄得清清楚楚,叫杨红不能不佩服他这么收放自如。奇怪的是,无论老师普通话怎么标准,老美说起来仍然象山东方言。PETER说这是因为英语没有四声,只有重音非重音,所以老美没法HANDLE四声。

  一旦PETER不穿奇装异服又不油嘴滑舌了,对杨红的杀伤力就很大了。她很快就发现自己很盼望星期四到来,而一节50分钟的课,又似乎很快就过去了。坐在那里听PETER讲课的时候,常常会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似乎他一举一动都很潇洒迷人,连他说话时脖子上喉结的跳动,都可以使她盯着看很长时间,觉得很有男人的魅力。有时她仍有那种错觉,就是PETER会用一种特别的目光专注地看她一会,眼神称得上温情脉脉,但她马上嘲讽自己:自作多情,自作多情。

  这天上完课,杨红就问PETER可不可用信用卡帮她买一下医疗保险。PETER说,没问题,到我办公室来,你填你自己信息那部分,我帮你填信用卡信息这几栏。两个人来到PETER的办公室,就打开电脑,找到那家保险公司的网页。

  杨红发现有好几个保险计划,不知道应该买哪个,每个计划的说明都是又臭又长,杨红算服了美国人的小题大做了。她看不太懂,也懒得看,就准备来个人不识货钱识货,选个最便宜的买算了,反正自己也不准备在这里看什么病,只是学校要求买,不买就不PAY你工资,就不跟你办探亲,那只好买。

  PETER倒是在那里认认真真地看了一下几个计划,最后建议她买第二种,说这种贵是贵一点,但COVER 的多一些,特别是COVER了每年一次的体检,你买这个,就可以免费全面体检一次。

  杨红看了一下,这个计划比那个最便宜的要贵一百多块钱,心下有点犹豫,又怕PETER说她小气,就说:“体检不体检的,也不重要,我在国内从来不体检的,也没什么,即使校医院安排的体检,我都叫熟人随便帮我填下表算了。”

  “这种态度不好,完全是对自己不负责任,”PETER很严肃地说,“女人到了三十岁以后,就应该每年体检一次,乳腺、子宫、卵巢的瘤啊、癌啊什么的,早期发现都是可以治愈的,但到了晚期就来不及了。早点发现,或者切掉,或者保守治疗,大多数人都能健康地活下去。”

  杨红听他提到女人那几个部位,有点不好意思,心想,这个人脸皮也的确厚,跟一个女人谈这些干什么? PETER似乎还没侃尽兴,又说:“你知道,女人的这几个部位是完全可以不要的,不象心肝肺什么的,你切掉它,就对身体有严重影响,女人的这几个部位,只是用来繁殖的,切掉了不影响身体的日常功能。所以有很多人把这几个部位的癌叫做‘幸福癌’。当然女人自己是非常看重这几个部位的,怕切掉了,自己的女性特征就没有了,男人就不喜欢她了,但是性命第一,如果命都没有了,还谈得上什么女性特征?”

  杨红想岔开他这个话题,就敷衍说:“听你的口气,象个医生,不象个老师。”

  “业余爱好罢了,不过我真的很想做个医生。等我有了足够的钱,我准备去上医学院,将来做医生。”

  杨红见他一本正经的样子,知道他又在搞笑,忍不住笑起来:“你现在还去读医学院?读出来多大了?你早干什么去了?”“早的时候,还没有这个志向嘛。革命不分早晚,觉悟不分先后,活到老,学到老。你不相信我能当医生?那你就小看我了。”

  “我看你是想做妇科医生吧?”

  “对了,非妇科医生不做。所以你不要得罪我,说不定哪一天,你就转到我手里,请我看病呢。”

  杨红觉得他这样说,完全是吃她豆腐,虽然没说看什么病,但刚才一直是在说妇女那几个部位的,现在又说做妇科医生,他这会说不定已经在心里描绘她那几个部位的图画了。她不知道心里是什么感觉,好像很讨厌他,好像又不是很讨厌。不过她警觉地想,如果一个女人对一个男人开的黄色玩笑不讨厌的话,那她心里肯定是有点喜欢这个男人了。象PETER这样的人当然知道这一点,说不定他就是用这种方法在试探我,于是正色道:“不跟你开这些玩笑了。”

  PETER更正色道:“不是开玩笑,我劝你还是买这个带体检的吧,你舍不得出这个钱,我帮你出。”

  杨红见他这样说,就不好再吝啬了:“哪能让你帮我付钱呢?那就买第二种吧。”心想今天真是倒霉,找错了人,如果请海燕或者牛小明帮忙就不会白白多花这一百多块钱了。

  PETER仿佛猜到了她的心思一样,说:“是不是觉得我害你浪费了一百多块钱?嘿嘿,对你来说,节约用钱是个原则问题,如果20英里以外有$1.99一加仑的汽油,就绝不加自家门前$2.00一加仑的汽油。你有点象好莱坞演员碧姬巴铎,她可以打着TAXI从曼哈顿跑到布鲁克林买一种每英尺便宜两美分的窗帘布,买布节约了两毛钱,打的用了200刀,但她说了,节约是一个原则问题,而不是金钱问题,有便宜的就要买便宜的。”

  杨红听出他在挖苦她,就一声不吭。

  PETER一边帮她用信用卡付帐,一边笑着说:“完了,完了,又说走了嘴,好心没讨到好报,拍马屁拍到马蹄子上了。”

  杨红本来想请他用车带自己去一下银行的,现在也没心情了,写了一张支票给PETER,然后谢谢他一番,就离开了。

  中午回到家吃了午饭,杨红想跟牛小明打个电话,看他能不能带自己去银行开个存款证明,但想起上次那个接电话的女生,又有点犹豫,就向海燕打听怎么牛小明家有个女的。

  海燕说:“那女孩是牛小明的ROOMMATE小汪,跟牛小明合住一个APT半年了,牛小明早就爱上了她,小汪对牛小明也有点意思,但两个人都碍着一个‘合住道德规范’,一直没有挑明。结果前几天有个女的打来一个电话,又躲躲闪闪地不肯留言,小汪怀疑她是牛小明的什么人,言语上就有点酸酸的。牛小明呢,当然是急于解释,赌咒发誓,掏心窝子出来给小汪看,这样反而把事挑明了。他以前老是叫我道义支援他,所以这次赶紧向我报了个喜。”

  杨红说:“说不定那个打电话的女的就是我,我那天想叫他送我们去那个晚会。因为没想到牛小明那里会有女生,所以一下答不上话来。”

  海燕呵呵笑起来:“那你无意当中做了个媒了,不过,你以后要用车什么的,叫我好了,不要叫牛小明了,免得小汪拈酸。牛小明前边一个老婆,就是因为他爱帮别的女人忙跟他离婚了的。牛小明是个热心人,别人请到他头上他也不好拒绝。老婆看见不开心也情有可原,换了谁都这样想:如果你对个个女人都这么好,又怎么显得出你爱我?还是我们这些外人给牛小明帮个忙,别找他帮忙了,让他安安稳稳娶个媳妇。”

  “牛小明离过婚的?”杨红惊讶地问,“他这个人挺好的,不象离过婚呢。”

  海燕忍不住又笑起来:“听你这口气,青面獠牙的人才象离过婚的人?离过婚的人都应该是坏人?你没在那个魏成面前贩卖你这套理论吧?”

  杨红一惊,连忙问:“怎么啦?魏成也是离过婚的?”“离过,他跟他前妻是在国内就认识的,他没结婚就出来读书,后来跑回去跟她结了婚,结果他前妻在国内有很好的工作,不想到这里来,他没毕业,又不能回去,最后就离了婚。所以这次他就不敢大意,放弃了这边的博士学位,守在他女朋友身边去了。”

  杨红暗自捏把汗,说:“这两个人都帮了我不少忙,如果我在他们面前说离过婚的人坏话,那肯定把他们得罪了,幸好没说。我这话只跟你说说,我没把你当外人。”

  海燕拍手笑道:“还好我不在乎,不然你又得罪一个人了,因为我丈夫也是离过婚的。等他回来了,你可别在他面前说,不然他跳起来骂你。”

  杨红讪讪的,不知说什么好:“我没想到。。。”

  海燕安慰她说:“没事,知道你是党的干部,爱憎分明。不过你这观点也太陈旧了,总觉得婚姻破裂就肯定是因为两个人中至少一个人有问题,其实很多时候,两个人都没什么问题,都是好人,只不过是两种不同的人,性格不合,又不肯改变,不能折衷,就没法处好。离了婚,对两个人都有好处。现在离婚的人多着呢,谁还会觉得离婚的人是坏人?你身边离过婚的人,有几个是坏蛋的?又有几个人是被人当作坏蛋的?美国70年代有过一个离婚高xdx潮,没离的都抬不起头来,觉得自己落伍了。国内现在离婚率也很高,搞不好,哪天就搞得象70年代的美国一样,不离婚就抬不起头来了。算我们家老李还赶上了潮流,好歹也是离过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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