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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篇 认知日记

  2003年9月19日星期五上午11点40分

  头晕得很。没有气力。早晨去抽血验雌激素。看中医。陈主任说,几乎摸不到我的脉,气阴两虚。抑郁症的药对脏腑有伤害,耗损津液。她只给开三剂药,星期一再去看病,慢慢调吧。

  昨天看了心理科、妇科。龚主任给我减了半片晚饭后的赛乐特,丁螺环酮第二片改在晚饭后吃,中午增加了佳乐定的药量。黄主任叫我吃五天的黄体酮,验血结果出来后再作诊断。她建议我学织毛衣、绣花。

  刚才中药又煮焦了。我发现,头晕时做啥都容易出错。打住吧。休息。

  随笔在我以往的写作中,我很少把睡眠中的语言表达出来。我不敢面对梦中的自由和真实。因此,梦境中的李兰妮认为白天清醒时的李兰妮不配写作。

  以往我写外婆家的故事,专挑不痛不痒的回忆写,现在看来有些刺眼,我是一个浅薄的文字记录者,我是一个粉饰现实的懦弱者。我不了解我的外婆。“文革”刚开始,外婆家就成了我家的话语禁忌。“文革”后,我们一家人潜意识中仍不愿碰那种话题。

  我听过外公、外婆家的一些传说,比如:外公和一群教师在庐山跟蒋介石合过影、“文革”时外公被群众“专政”判过死刑、外婆娘家每一代都会有一个少年死于自杀……我不敢问:“是真有这事吗?为什么?事实的来龙去脉是怎样的?”我不敢问,不忍问。因为我的外公、外婆和妈妈对这类话题极其敏感、恐惧。他们就像古代脸上刻了“囚”字的罪犯,无论政权怎样交替、朝代如何变更,他们脸上的“囚”字永远抹不掉,心理上“罪”的印记已成为“器质性病变”。

  小时候,我常被妈妈梦中的哭叫声惊醒。我会吓得一骨碌坐起来,在黑暗中哆嗦着听着隔壁的声音。爸爸会焦急地叫醒妈妈,妈妈一醒来就会说她正在做噩梦。有时爸爸出差不在家,就是我和弟弟负责叫醒妈妈。我们会大声喊:妈妈!妈妈!你又做噩梦了!妈妈在隔壁会含含糊糊应一声,不再哭喊。夜重新静下来,而我会久久地猜妈妈梦见了什么可怕的事情。

  二年级的时候,我梦见妈妈死了,放在一块门板上。醒来后,我心里很不安。我不敢跟家里人说,偷偷告诉了一个女老师。老师说:不要再想这个梦。

  长大之后,我也常做噩梦,在梦中哭喊。但是,我的哭喊从不会冲出我的梦境。它们不会惊扰别人。它们牢牢地困在我的精神意识里,谁也不知道我的梦里游动着怎样的恐怖场景。

  我跟外婆没有谈过做梦的话题,不知道她是否常做噩梦。

  直到今天我才意识到:不了解一个人的梦,就不可能真正了解这个人。

  这个道理是埃里希·弗罗姆前天告诉我的。

  我庆幸自己没要孩子,否则,这孩子精神一定很脆弱。不管她白天过着怎样的幸福生活,但夜晚她的梦境内会弥漫着莫名的不幸。

  我在《十二岁的小院》第25章,写了我和妈妈冲突、妈妈打我的片段。当时我强调了自己对母亲的伤害,母亲对我的伤害。弟弟看过手稿后“告密”,妈妈立刻警告我:不许造谣。你要是这样写我,我就跳楼。在弟弟的监督下,我把刺眼的字句都抹去了,我把自己内心的真实感受埋进心底,尽量把那母女厮打的过程加以粉饰。结果导致我一看到这一章,就极其厌恶写作的李兰妮。我讨厌这段粉饰过的虚伪的文字。

  在我内心记忆中,冲突是激烈的,伤害是深刻的,影响是恒久的。家丑不可外扬,在我们的文化传统中,为尊者讳、为亲者讳已铸造成基础美德。我们不敢追根究底进行反省。我们不敢触动约定俗成的民间规则。我们的教育一味颂扬百分百的母爱、父爱。我们无视社会、历史、疾患、意外对天下父母的压力、逼迫、扭曲,不敢直视父母的精神世界遭受的灾害性病变,不敢伸出援手去帮助我们亲爱的父母,不敢与父母携手面对世纪、时代在人类精神世界发起的争战。于是,父母是孤独的,迷惘的,抑郁的。子女是孤独的,迷惘的,抑郁的。我们相互间的爱百分百真实吗?百分百不相疑吗?百分百信任吗?百分百幸福吗?百分百无憾吗?百分百不需要反省更新吗?百分百健康,可以延续吗?这条精神基因链百分百没有病变和缺失吗?只有真正爱一个人,信任一个人,你才会真实地面对他,面对他的优点和缺点,并无所顾忌地说出他的失误。只有真正爱一个地方,你才会客观地、公正地看到它的所长所短,并毫不犹豫地说出来。

  我不知道该怎么往下写了。

  面对电脑我觉得恶心,想吐又吐不出来。沮丧感紧紧咬住我,怎么甩都甩不掉。我打不起精神,注意力不能集中,脉搏总在48次/分钟及53次/分钟之间浮动,心动过缓让我不得不来回在屋里走动,躺着最难受,觉得呼吸越来越吃力,心好像跳不动,它不想跳。也不能坐久,觉得屋里缺氧,要站在风扇口、空调口迎面吹。我总驼着背。知道驼背不好看,但我气弱,直腰要费气力,算了,驼就驼吧。我开始依赖咖啡。喝浓咖啡使我的心跳有所加快,使我麻木的头脑恢复些许知觉,但是,我不能无限量地喝啊。浓咖啡已经削弱了抗抑郁药物的安神镇定作用,睡眠困难。我不想去跟医生说。没必要又增加药量。

  我躲起来快一个月了。尽量不打电话,尽量不接电话,尽量不见人,尽量不介入任何费神费力之事。

  正面思维在跟负面思维交战。我想起了十年前被我害死的三只鹦鹉,我内疚,应该偿命吧?会有报应吧?我想起了小时候从二楼扔过邻居家一只抱窝鸡,老母鸡抱窝掉毛不会飞,摔死了。我有罪,我没有承认是我干的坏事。我想起几年前买了一只吉娃娃小狗,我刚把它买回来,就放在阳台上出去吃晚饭,肯定让它着凉了,第二天它就病了,送到宠物医院救了一星期,它死了。我没敢去道别,给钱请医院的人把它掩埋了。我有罪。如果我不买它回家,吉娃娃不会死。我太自私了。我为什么这么坏?还有,小时候弟弟告我的状,我找人打过他。还有什么?关闸。关闸。关不住,负面思维像决口的堤水收不住。我害怕了。我不想前功尽弃,我不想回到抑郁症重度时期,我很想康复必须康复。可是,脑子里有个念头总在里面转,有个声音无声地急促地反复告诉我:跟妈妈一起死掉就好了,对所有人都好。帮了她,帮了弟弟和爸爸,也解脱了自己。这是最好的办法。正面思维快来呀!快来帮我抵挡啊。李兰妮,你要镇定。切断切断负面妄想。不要再想鹦鹉、老母鸡、吉娃娃,不要再想你的罪,你已经忏悔了,你已经清洁了心灵。经上说“赦免你们的一切罪孽,医治你们的一切疾病”。李兰妮,你脑子里不许再转那个罪恶的念头!你没有权利这么想,你不能让心魔吞噬你,警惕。警醒。快默念:“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我必会帮助你。”记住:要让正面思维占据大脑。让阳光照进来,让光明驱散黑暗。

  黑夜里,我闭上眼睛,竭力控制妄念,心里不间断地想、不留空隙地想:“要有光。要有光。应当一无挂虑。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2006年7月14日链接《十二岁的小院》摘录25“妮子,去淘米。”妈妈在里屋翻樟木箱,她在为搬家做前期准备工作。

  我和弟弟都在架子床上铺看书。我用我的五角钱租了一批小说和小人书,我要赶在搬家前看完这些书。

  …………“妮子,淘米去。把菜择了,听见没有?”妈妈走到架子床前,小声喝道:“看什么鬼书?下来!看这些书是要惹祸的,你就等着别人来抄家吧。”妈妈一见到小说就神经紧张,怕人去检举我们家有大毒草。妈妈有心病,最怕人顺藤摸瓜把她的地主奶奶翻出来。

  我不搭话,想赶快看完这一段。

  妈妈心烦了。她爬上床,要来夺我手上的书。我急忙溜下床,把书紧紧抓在手里。

  妈妈发火了。她把床上的书统统扔下来,扔到门外。弟弟慌忙往下跳,赶在妈妈前面去捡小人书。

  “还敢往屋里捡?我撕了你的!”妈妈抓起门口一本书。

  “别撕求求你!”弟弟扑上去,被妈妈一把推开,“早就警告过你们,不许看这些书。再看我就烧掉它。”她的眼睛盯住了窗台上的那盒火柴。

  “别烧!要罚钱的。我没有钱赔。”我扑上去从妈妈手里抢了书,顺手扔到床底下去。弟弟也帮着扔。架子床矮,大人绝对爬不进去。

  “好哇,联合起来对付我。你给我钻进去,”妈妈抓住我的手,推我说,“把书一本一本扔出来!”“就不钻!”我想掰开妈妈的手,掰不开。我挣来挣去就是挣不脱,我逃不出她的手心。我急了,立刻想到了那句咒语,那句百试百灵的魔咒。我一口气大声喊道:“你爷爷是大地主!你们家在乡下有一栋楼——你爸爸给革命群众专政到农村去了,你……你是地主婆!”妈妈的手立刻松了。她被吓呆了,只呆了很短时间,她飞快地打了我一个耳光,说:“闭嘴!你……你当面就敢造谣。你想干什么!你的良心哪儿去了?这么小的人,心就这么狠……你,”她指住弟弟,“你给我拿棍子去。去呀——”弟弟战战兢兢,找来专门打人的那根竹棍,犹犹豫豫,递给妈妈。

  妈妈拉上窗帘,插上门,用竹棍敲敲自己的腿。

  “这种棍子好,不伤骨头。我要让你痛几天,看你还敢不敢兴风作浪。你们听,响吧?我是妈妈,我不会打伤你,但是我要让你记住……”弟弟说:“妈,今……今天不要打,留着下一次……”他话没说完,我胳膊上已经重重地挨了一下,我刚想看看胳膊上暴没暴红印,腿上又着了两棍子。我本能地闪到门口,拉开门闩。

  “想跑?”妈妈用棍子敲敲门框说,“跑哇,跑了就别想再回来,我说得到做得到。”妈妈要打人,我和弟弟从来没有逃开过。妈妈说,她想打人的时候,一定要让她打,打不到人她会犯病气死。

  “你们恨我咒我,是不是?你们都想迫害我,想我快死,我偏不死。”妈妈的眼神不对劲,好像在盯着我和弟弟头顶上的什么人。她突然起手,左右开弓,竹棍连连在我和弟弟身上抽。痛。好痛。火辣辣的,痛的感觉从四处聚拢过来,一点一点往心里钻,越钻越深。

  弟弟双手抱头,跳着脚哭,“妈妈呀,妈妈呀,不要打了,我们听你的话,饶……饶命吧。”妈妈停下来,仔细看看我,“你瞪我!这么仇恨……你心里在想什么?你刚才骂我什么?你以为我害怕啊。大不了一个死,我什么都不怕,我受够了!”她抽了我一个耳光。

  我什么都不想,只专心控制住眼眶里的泪。我知道她想听到我求饶,我偏不让她遂愿。

  爸爸回来了。

  妈妈开门放爸爸进屋,又急忙插上门。

  “又怎么了?”爸爸问。

  “骂我地主婆,要揭发我,消灭我!”妈妈太阳穴上的青筋鼓得暴暴的,“不收拾他们一顿,到了新地方,又要兴风作浪。”爸爸扶着妈妈的腰说:“别生气了,歇着去吧。”“不!她必须认错。这孩子心越来越狠,越学越坏,还带坏弟弟。”妈妈突然冲我喊,“你又瞪我!你说,你心里骂我什么?说,说呀!”她的声音越来越尖厉,一听到这种尖声音,我脑子就会突然发涨,里面热得一塌糊涂。

  “你是地主婆!你就是害怕别人知道你家的事,你怕得要死!你爷爷是老地主,给你爸爸好多钱上清华,你家的底细我都知道,我要去告诉所有的人!”“好。很好。终于说出来了。”妈妈扑上来劈头盖脸打我抽我。

  我再也忍不住了,伸手去抓她的头发,用脚踢她。

  “这日子不能过了!都别过了!”她哭着喊着揪住我,把我逼到墙角,要跟我拼命。

  爸爸和弟弟用力扯开妈妈。

  天旋地转。我倚着墙,身子慢慢往下滑。

  27我慢慢走进大礼堂,缩着脚,倒在一张椅子上。我身上、脸上、头上并不十分痛,却火辣辣地烧。

  我不伤心。妈妈打我,我真的不伤心。

  她从来没对我说:“你是我的宝贝、心肝,我心头的肉。妈妈爱你。”她没有说过。

  …………我听见有很轻很轻的脚步声。我四处看看,周围没有一个人。老龙眼树弯着腰,像个伤心的老婆婆,伸长了手,在黑暗里数她地上的死孩子。

  小院里,只有我和弟弟住的那间屋有暗暗的灯光。要不要推门呢?妈妈是不是还在哭?我静静地在院子里想了一阵儿。

  很久以前,我想过,万一以后落在后妈手里,后妈往死里打我,我就跑到小院当中喊救命。妈司令肯定会出来救我。

  我没想到妈司令会走,会回老家种地。我更没想到,原来小院每一家人都要搬走。

  小院里,妈司令一家走得最早。他们在一个漆黑的夜晚离开了小院,没跟任何人告别。

  小玉子走的时候,一步三回头。她怀里抱了一个小腌莱坛子,里面八成装着肉干。小玉子妈背着小三丫头走得飞快,母女俩白白胖胖的,远看像一朵肥嫩的山蘑菇。小玉子腿弯弯的,摇摇摆摆往前赶,像大蘑菇后面的一只瘦蚂蚁。

  …………有点冷。我紧了紧身上的单衣,发现衣袖短了一大截。我长大了,快十二岁了,过几天,我也将走出小院……(以下是发表时被删去的原文——作者注)走出大院,把童年留在这个院子里。

  木蒲桃的树叶落在我的肩上。秋天已经走远了,树上的果子几乎掉光了,只有枝顶上还挂了两三只深红的果儿。我的手刚触到老树粗糙的皮,一颗晚熟的果子“啪”地落了下来。

  这棵蒲桃树一百岁了。还有九百年,它才能变成精。

  我拾起那颗果子,拧开水龙头洗了洗,果子摔得皮开肉绽,却依然窝着沁人的清香。

  我握着摔烂的果子,走出小院,走出大院。

  大院门口,一个盲公刚刚走过去。

  盲公长长的脑袋,长胳膊长腿,穿着打了补钉的灰布衫,背着一个青布袋子,那里面有个铁皮饼干筒,装着香脆的花生。

  盲公的拐棍头包了铜,戳在地上“笃笃”响,他嗓子老老的,不紧不慢地喊:“南——乳花生——”笃……笃……笃……笃……笃……隔很久,他才又喊:“南——乳花生——”他要喊通宵么?我站在大门口左右张望,我上哪儿去呢?起雾了。

  摊开手心,我有一颗木蒲桃。1990年12月8日补白十几年过去了,我始终忘不了删去的这段结尾。正因为它被删掉了,只存在手稿中,所以它比我写过的其他文字生命力更顽强,它总要在我的脑海里凸显出来,它的表现欲战胜了我的理性控制,我不得不在这本书里让它发出声音。否则,就像放旧电影出现胶片故障,银幕上反复出现模模糊糊喀喀嚓嚓吭吭哧哧的一段画面:那个十二岁的女孩子茫然地站在军营大院门口,黑夜深深,一个瞎子用竹竿戳着这个城市的街道,怀里抱着一个破旧的铁壳饼干筒,嘴里用广东话喊着:南——乳花生——南——乳花生——那时的城市,晚上总有一两个粤语称“盲公”“盲婆”的人沿街叫卖南乳花生、盲公饼等等,他们并不会主动兜客,总是不慌不忙,边喊边走,声调、步伐始终不变。不管街上人多人少,有人没人,他们的声音、步子、情绪不变,似乎成为城市的标志了。

  为什么此情此景会让一个十二岁的孩子记得牢牢的,比那些大事件、大人物、大场面印象更深呢?我至今仍没有找到答案。

  这时候摘录《十二岁的小院》的这些段落有逃避的因素。我要逃到小院里避一避。我感到混乱,紧张。我渴望躲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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