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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我在卡尔弗城我的公寓里，正坐在床上。电视机是打开的，但我关掉了声音。实际上，我正一边看着莱克尔队的一场比赛，一边试图记住我那套日语入门教程上的词汇。
夜晚十分静谧。8点钟左右我就安顿女儿睡了。我把盒式磁带录音机放在床上。录音机里传出一个女人活泼的声音，她正念着“你好，我是警察。我能帮助你吗？”、“请把菜单给我看看”之类的句子。每念完一句，她就停顿一下，以便我用日语重复一遍。我吃力地、结结巴巴地跟着重复。下面她要念的是“蔬菜商店已经打烊。邮局在什么地方？”诸如此类的话。我尽量集中思想，但也难免开点小差。“早志先生有两个孩子。”
我模仿着说：“早志先生有两个……孩……”我诅咒了一句。这时，那女的又念起下一句来了。
“这酒一点也不好喝。”
我的教科书摊开放在床上，旁边放着我给女儿重新拼排好的“笨先生”拼板。那边是一本相册，还有一些她两岁生日晚会上拍的照片。米歇尔的生日已是4个月前的事了，不过我还没把它们放进相册。我得跟上那录音才行。
“下午两点钟有个会议。”那女人的声音说道。
放在床上的那些照片已经不能反映现在的实际情况。4个月过去了，现在的米歇尔已经完全变了样。她长高了，已经穿不得生日晚会上穿的那条连衣裙了——那条价格昂贵的、领口镶着白色花边的黑天鹅绒连衣裙是我的前妻买的。
在这些照片上，我的前妻扮演着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角色——她端着生日蛋糕让米歇尔把蜡烛吹灭，帮她打开各种生日礼物的包装。她看上去真像个对孩子无微不至的妈妈。实际上，女儿跟我住在一起，很少见着她的面。周末是她看望女儿的时间，可是我的前妻有一半时间是不来的，就连女儿的抚养费她也不按时给。
可是从这些生日照片上是根本看不出来的。
“洗手间在哪里？”
“我有一辆汽车。我们可以一块儿去。”
我继续跟着往下学。当然，我有公务在身，那天晚上该我值班。我是闹市区分局特种勤务处的警官，要随叫随到。不过，2月9号是个平静的星期四，我想不会有多少行动。到9点钟为止，我只接到了3个电话。
警察局的外事科属于特种勤务处；我们负责处理外交人员和知名人士所遇到的麻烦，还向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来与警方交涉的外国人提供翻译或联络人员。我们的工作虽然很杂，但没有什么压力：我当班的时候可能会接到五六个请求帮助的电话，但没有一桩是急事。我几乎无须出门。这项工作比我以前担任警方新闻联络官时的工作要轻松得多。
2月9日夜晚，我接到的第一个电话是关于智利副领事费尔南多·康西卡的。这位副领事喝得醉醺醺、汽车开得东扭西歪的。一辆巡逻车把他的车拦到了路边，而他却声称自己有外交豁免权。我让巡逻警察开车把他送回家，然后做了记录，打算第二天上午再次向智利领事馆提出抗议。
一个小时后，我接到了加迪纳的警探们打来的电话。他们拘捕了一名与一次饭店枪杀事件有关的嫌疑犯；由于此人只说萨摩亚语，所以他们想要一位翻译。我回答说翻译我可以找一个，不过萨摩亚人肯定是会说英语的，因为他们的国家多年来一直是美国的托管地。警探们说他们自己去处理这事。后来，我接到了另一个电话，说几辆电视台的流动转播车堵塞了阿罗史密斯音乐会的消防专用通道。我让那些警官们找消防部门。此后的一个小时平安无事，我又回到教科书上，听见那女人用动听的声音念道：“昨天是个下雨大。”
接着打来电话的是汤姆·格雷厄姆。
“是他妈的日本人，”格雷厄姆说道，“我很难相信这不是他们在搞鬼。你最好到这儿来一下，彼得君。菲格路1100号，在第七大街拐角处，是那幢新建的中本大厦。”
“出什么事了？”我不得不问一句。格雷厄姆是个能干的警探，但脾气不好，而且往往会小题大做。
“是这么回事儿，”格雷厄姆说道，“几个该死的日本人要求见特种勤务处的联络官，也就是要见你，伙计。他们说联络官不来，警察就不能进行调查。”
“不能进行调查？为什么？是什么事情？”
“杀人案，”格雷厄姆说，“一个白种女人，大概有25岁，身高6英尺1左右，仰面朝天躺着，就在他们的会议室里。真够瞧的。你最好能尽快过来一趟。”
“背景里是不是音乐声？”我问道。
“是的，”格雷厄姆答道，“这儿正在举行一个大型招待会。中本大厦今天晚上搞了一个排场很大的落成典礼。你来一下，行吗？”
我说我就来。我给隔壁的阿森西奥太太打了个电话，问她能不能在我出去的时候帮我照看一下女儿；能多几块钱花花她是不会反对的。我趁她还没过来之前换了件衬衣，穿上了一套体面的西装。这时候，弗雷德·霍夫曼打来了电话。霍夫曼是闹市区分局的值班警官，个子不高，非常强壮，头发有些灰白。“听着，彼得，我想你在这件事上会需要个帮手。”
“这是为什么？”我问道。
“这次像是桩凶杀案，涉及到几个日本人。可能很棘手。你当联络官有多久了？”
“大约有6个月了。”我回答道。
“我要是你，就找个有经验的帮手。找找康纳，让他和你一起去。”
“谁？”
“约翰·康纳。听说过他没有？”
“听说过。”我回答说。康纳在分局里大名鼎鼎，是个传奇式人物，是特勤处最见多识广的警官。“他不是退休了吗？”
“他只是在无限期休假，不过仍然办一些涉及日本人的案子。我觉得他能助你一臂之力。我告诉你怎么办。我替你给他打电话。你只要把车开去接他一下。”霍夫曼把康纳的地址告诉了我。
“好了。谢谢啦！”
“还有件事。这个案子要使用地面通讯，明白吧，彼得？”
“明白，”我随口答道，“谁要求的？”
“这样稳妥些。”
“就照你说的办，弗雷德。”
所谓地面通讯是指不使用无线电，这样，那些监听警方无线电通话频率的新闻界就不可能听到我们的通话。每次伊丽莎白·泰勒上医院，我们都使用地面通讯。有时，某个知名人士十多岁的儿子在车祸中死于非命，我们也使用地面通讯，为的是在电视台的记者上门采访之前先把消息通知死者的父母。地面通讯常用来处理这类事情。不过，还从未听说过任何杀人案也采用这种处理方法的。
在驱车前往闹市区途中，我没有使用车上的电话，而是在听无线电广播。有一则消息报导说一名3岁男孩被子弹击中，造成腰椎以下瘫痪。这孩子是一场抢劫案的旁观者，被一颗流弹打中脊椎……
我把收音机调到另一个台，它正在播出谈话节目。我已经可以看见闹市区的摩天大厦在朦朦夜色中的闪烁灯光了。我在圣佩德罗拐下高速公路，朝康纳的住处开去。
我知道约翰·康纳在日本曾呆过一段时间，学习了日本语和日本文化。60年代，他一度是局里唯一能说一口流利日语的警官，而当时，除了日本本土之外，洛杉矶地区的日本人最多。
当然，现在局里能说日语的警官已有80余人——而且还有很多人像我一样正在学习。康纳几年前就退了休。但凡跟康纳一起共过事的联络官都认为他是最棒的。据说他的工作很利索，常常几个钟头就能办完一桩案子。他办事干练，在盘查询问方面是个能手，能从证人那里了解到别人了解不到的情况。但是联络官们主要还是赞扬他办案时不偏不倚，秉公办事。有人曾跟我说过：“跟日本人打交道就像走钢丝，早晚总要从钢丝的这一侧或那一侧掉下来。有的人会认为日本人很了不起，是不会出差错的。也有的则会认为他们都是邪种坏蛋。而康纳却总能保持平衡，冷静地格守中庸。他很清楚自己在干什么。”
约翰·康纳住在离第七大街不远的工业区，在柴油机货车仓库旁的一座砖砌大库房里。库里的运货电梯已经坏了，我从楼梯爬上三楼，敲了敲他的门。
“门是开着的。”里面一个声音应道。
我走进一套小公寓。起居室十分简洁，是按日本式样布置的：铺着草席的地面、推拉式的门和木板墙壁，一帧书法横幅、一张黑漆桌子，还有一只花瓶，插着一束白色的兰花。
我看见门口摆着两双鞋，一双是男人的低跟镂花牛皮鞋，另一双是女人的高跟鞋。
我喊了一声：“康纳上尉在家吗？”
“请稍等一下。”
一扇拉门打开后，康纳走了出来。他个子高得吓人，也许有1.90米，远远超过6英尺。他身上穿了一件质地很轻的日本式蓝布浴袍。我估计他有55岁。他两肩很宽、有些歇顶，嘴唇上方的小胡子修剪得很整齐，瘦削的面庞上长着一双目光犀利的眼睛。他的嗓音深沉，举止沉着。
“晚上好，中尉。”
我们握了握手。康纳上上下下打量了我一番，然后点点头说：“不错，很有点气派。”
“我过去常跟新闻界打交道，”我说道，“很难说什么时候你不得不面对着一大堆照相机。”
他点点头：“而现在你是值班的特勤警官了？”
“是的。”
“干联络官多长时间啦？”
“6个月。”
“会说日语吗？”
“会几句，现在正在学。”
“给我几分钟换衣服。”他转身消失在拉门后面。“是件杀人案吗？”
“是的。”
“谁通知你的？”
“汤姆·格雷厄姆。他是负责犯罪现场的警官。他说那些日本人坚持要联络官到场。”
“噢。”他顿了一下。我听见水流的哗哗声。“这种要求常见吗？”
“不常见。实际上，我还从来没听说过这种事呢。一般情况下，警官们找联络官是因为他们在语言方面有困难。我从没听说过由日本人要求联络官到场的事。”
“我也没听说过。”康纳说道，“是格雷厄姆让你把我也带上的吗？我跟汤姆·格雷厄姆相互之间有点成见。”
“不是他，”我告诉他，“是弗雷德·霍夫曼让我来请你的。他觉得我经验不足。他说他替我打电话给你。”
“这么说你在家里接到了两次电话。”
“是的。”
“哦。”他重又出现在客厅里，穿着一套藏青色的西服，边走边打着领带。“看来时间很紧了。”他看了看表。“格雷厄姆什么时候打的电话？”
“大约9点。”
“这么说已经过了40分钟。走吧，中尉，你的车在哪儿？”
我们匆匆忙忙下了楼。
我驱车向圣佩德罗开去，随即拐上第二大街，径直朝中本大厦疾驶而去。路面弥散着一层薄雾。康纳凝神窗外，问道：“你的记忆力怎么样？”
“我觉得挺好。”
“不知道你能不能把今天晚上那两个电话的内容复述给我听听。越详细越好。如果能一字不差，就更好。”
“我尽力吧。”
我把两个电话的内容说了一遍。康纳默默地听着，既没有打断我的话，也没有发表评论。我不知道他何以对此有这么大的兴趣，他也只字未提这一点。我说完后，他问了一句：“霍夫曼没跟你说是谁要求使用地面通讯的吗？”
“没有。”
“不过这倒是个很好的主意。只要条件允许，我从来不用汽车上的电话。现在偷听电话的人太多了。”
我把车拐上了菲格路。我已经可以看见不远处新落成的中本大厦前耀眼的灯光了。这幢灰色花岗岩建造的大厦拔地而起，直插夜空。我把车拐上右边的车道，随手打开放手套的箱子，取出一沓执行公务所需的名片。
名片上写着洛杉矶警察局特种勤务处联络官、中尉警探彼得·J.史密斯。正面是英文，反面是日文。
康纳看了看名片问道：“你打算怎样处理，中尉？以前跟日本人打过交道吗？”
“没怎么打过，”我承认道，“只接触过一两个酒后开车遭拘捕的家伙。”
康纳很客气地说道：“那么，我提一个也许我们可以采用的办法。”
“好啊，”我说道，“我感谢你的帮助。”
“那好。既然你是联络官，我们到了那儿之后，现场由你来掌握会是再好不过的了。”
“行”
“不要介绍我，也不要以任何方式提到我。甚至连看都不要看我。”
“行”
“就当我不存在。你一个人全权处理。”
“行。”
“你要显得一本正经，站得笔直，任何时候都别解开衣扣。他们向你鞠躬，你不用依样还礼，只要点点头就行。鞠躬这种礼节，外国人掌握不好，所以连学都不要学。”
“行。”
“和日本人打交道时要记住，他们不喜欢谈判。他们觉得谈判的对抗性太强。在他们的社会中，他们总是尽量避免这种方式。”
“行。”
“手势的运用要有节制。尽量把手放在身体两侧。日本人觉得手势幅度太大是一种威胁。说话时声音要沉着，语调要四平八稳。”
“行。”
“如果你能这么做的话。”
“那没问题。”
“做起来可没那么容易啊。有时候日本人真让人恼火。也许今天晚上你就会发现他们很令人讨厌。尽量把事情处理好。无论出现什么情况，一定不要发火。”
“好吧。”
“发火是最糟糕的事。”
“我明白。”
康纳微笑着说：“我相信你能干好。也许你根本用不着我帮忙。不过，如果你真遇到了麻烦，你就会听见我说‘也许我能帮个忙’。这是个信号，意思由我来接手处理。从这时起，就由我出面讲话。我希望你就不要再开口了，即使他们直接跟你说什么，你也别开口，行吗？”
“行。”
“也许你想说几句，但是要克制住。”
“我明白。”
“另外，不论我干什么，你都不要流露出任何惊讶的神色。不管我干什么。”
“行。”
“我接手之后，你就站到我的右侧，稍稍靠后一点儿。千万别坐下，也别东张西望，注意力要集中。要记住，虽然你来自MTV的文化背景，他们却没有。他们是日本人。在他们眼里，你的一言一行都具有一定的含义。你的一举一动不仅关系到你本人，关系到警察局，而且关系到我，你的上级，你的前辈。”
“是，上尉。”
“有什么问题吗？”
“你说的前辈是什么意思？”
康纳笑起来。
我们的车从泛光灯旁开过，沿坡道进入了地下停车场。
“在日本，”康纳解释说，“前辈就是资历深的人，他对后辈给以指点。所谓后辈就是资历浅的人，是小老弟。前辈与后辈的关系无处不在。一般认为，只要一个年纪小一些的人和一个年纪大一些的人在一起工作，就有这种关系。他们也许会这样看待我们。”
“是不是有点像师徒关系？”我又问道。
“不尽然。”他回答说，“在日本，前辈与后辈关系有其自身的特点。前辈更像慈祥的父亲，对后辈应当宽容。对资历浅的年青人所表现出的种种不太懂事的过分举动和错误应当宽宏大量。”说到这里他笑起来。“不过我相信你不会那样的。”
我们下到坡底，眼前是一片宽阔平坦的停车场。康纳望着窗外，皱起了眉头。“人都到哪儿去了？”
中本大厦的地下停车场密密麻麻地停满了小轿车，司机们倚在车上，边聊天边抽烟。我一辆警车也没看见。在一般情况下，出了人命案的地方就像过圣诞节一样灯火通明，总会停着五六辆信号灯闪烁转动的警车，还能看见验尸官、医务人员以及其他人员在场。
可是今天晚上这里什么也没有，看上去就是一个宴会之夜的停车场，举止优雅的人们二三两两地站在一起，等候着自己的汽车。
“真有意思。”我说了一句。
我们停下车，停车场的工作人员替我们打开车门。我下了车，站在豪华的地毯上，耳边传来柔和的音乐声。我和康纳朝电梯走去。衣冠楚楚的人们从我们面前走过，有穿着礼服的男人，也有穿着华贵盛装的女人。汤姆·格雷厄姆站在电梯旁边。他身穿褪色的灯芯绒运动衫，正在一个劲儿地猛抽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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