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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蓄满泪水的双眼为耳

  铁凝

  喜爱一个作家的作品,是不能不读他的自传的。每当我读过那些大家的自传后,就如同跟随着他们的人生重新跋涉了一遍,接着很可能再去重读他们的小说或诗。于是一种崭新的享受开始了,在这崭新阅读的途中,总会有新的美景突现,遥远而又亲近,陌生而又熟稔——是因为你了解并理解着他们作品之外的奇异人生所致吧。读许金龙先生最新译作《大江健三郎口述自传》,即是这样的心情。

  这是一部以对话形式展开的作家自传,大江健三郎面对采访者,坦然尽述50年作家生涯。他的讲述缜密而细腻,深邃而质朴。你甚至能够听得见他平缓却并不滞重的语调,这使我不断想起和大江健三郎先生两次印象深刻的见面。

  第一次是在2000年初秋,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为应邀来访的大江先生举办作品研讨会,我和数位作家同行被邀请参会。那时我刚从俄罗斯旅行回来,旅途中阅读的惟一一本小说即是大江先生的《燃烧的绿树》。还记得那天研讨会的气氛庄重、朴素,热烈。大江先生身着典雅、内敛的黑色正装,安静地坐在那里,倾听中国同行对他作品的评价,神情专注而谦逊,还有些许拘谨。当时,正是这些许的拘谨打动了我,我仿佛从中看到了一位真正的文学大师不事表演的心灵本色。给我印象深刻的还有,大江先生婉拒研讨会设午宴,他建议与会者以盒饭为午餐,说这样既简朴又节约时间。于是我们每人都拿到了一个盒饭。写作几十年,我也算参加过一些研讨会,似乎极少经历过盒饭午餐。

  第二次和大江先生见面是2006年10月,我应邀同中国社科院代表团一道,赴东京参加日中文化交流协会成立50周年纪念活动。在东京会馆的纪念酒会结束后,大江先生特别邀请代表团一行有半小时恳谈。那天的大江先生仍然是典雅的黑色正装,他比六年前更多了些温和,而且健谈。我们围坐在酒店一隅的一张长方桌边,细心的大江先生还专为大家叫了茶和点心。那天的恳谈,大江先生说起了少年时受母亲的影响阅读鲁迅的小说,说起对鲁迅先生的敬仰。“孔乙己”“咸亨酒店”这些名字从小他便熟知。当说到有一次母亲很自豪地告诉他,你父亲会写三种茴香豆的“茴”字时,大江先生笑起来。那一瞬间他的笑既开心又天真。他还讲起对钱钟书先生的尊敬,对莫言作品的尤其喜爱。然后大江先生把目光转向我说,“我们的两次见面,你给我的印象是年轻,勇敢。中国的女作家是不是都很勇敢呢——敢于向年长者发问。”和大江先生的年龄相比,我是年轻的。说到勇敢,我想起在六年前的那次研讨会上,会前我和一位文坛前辈的悄声对话一定让大江先生感到有趣,我惊异于他敏锐的观察力。但让我更加感动的,是大江先生对当代中国作家的美好情感和热切期望。我曾不只一次听说,大江先生会在合适的时候亲自率日本的优秀青年作家访问中国,他期待日本的青年作家和中国的青年作家在中国或日本一道旅行,能有更多时间更深入地在旅行中交流文学,畅谈人生。这样的话题使大江先生很兴奋,当谈及这些时,他一扫我在六年前见到的拘谨,他的神情呈现出年轻人的清新和热烈,原本半个小时的恳谈延长至一个小时。就在这时,我仿佛看到了眼前有一棵“燃烧的绿树”。后来,当我阅读大江先生这部自传时,那种既沉静又燃烧的感觉始终伴随着我。

  这是一场阅读的盛宴。魅力来自给人的心灵以垂直打击的思想的力量,来自作家对语言和想象力不败的激情与敏感,来自作家既谦逊又自信的对文学永不满足的追问,来自作家精神深处极度绝望中的壮丽希望。生于日本四国森林的大江健三郎,通过他的文学生涯和他的鲜明人生,以穿越时空的刚健而又轻灵的笔触,以彻底的自由检讨的姿态,以对日本、对亚洲、对世界、对人类永不疲倦的严厉的审视与希冀,把他人生中明亮的忧伤,苍凉的善意、克制的温暖和文学中积极的美德呈现给读者。我从中望见了语言的森林,精神的森林,人生的森林。这森林静谧幽深,辽远阔大,丰沛、隐秘的地下水浸润其间,使森林朝气不衰;使绿树能够燃烧,而火焰却让绿树枝叶繁盛。

  这是一位深度介入社会现实,奋不顾身地以生命致力于呼唤世界和平的作家,一位在小说艺术上对自己极为苛刻的、在技艺上决不退让的作家,一位用小说的方式,却把诗的沉静的又是荆棘般的锐利植入读者心中的作家。小说何以成为小说?想象力何以诞生,又究竟源自哪里?“神话素”如何在心里养育?要付出多少努力才能追逐到语言的圣性、魅惑、语言的神秘之光?何为大江小说中重要资产的构造?以及作家本人被村子和东京撕裂的人生悲欢的新奇,他的以全部作品和整个人生作赌注,追究战后五十年以来日本的虚与实的不退让之意志……给我印象深刻的还有大江先生在自述中对那些影响了他文学和人生的哲人、学者、作家的由衷敬意。他不仅坦言“作家的实际生活从古典文学里得到了鼓励和救济”,更是谦虚地把自己的长篇小说写作称为训练长篇小说的写作。当我读到大江先生40多年来,每天夜里都要为残疾儿子光裹好毛毯才入睡时,不禁生出和采访者同样的感慨:大江先生的小说是不可思议的,大江先生的人生同样不可思议。大江先生实在是拥有特殊意志的人,而赋予这特殊意志之力量的人,正是他的残疾长子——光。在日本交响乐团纪念莫扎特诞生250周年的“安魂曲”演奏会上,大江先生应邀赠诗一首:

  “我无法从头再活一遍,

  可是我们却能够从头再活一遍。”

  也许这就是一个作家独有的对“活”和“生”的“奢侈”见解吧,这是文学和儿子光给予大江先生的悲怆而又强韧的奢侈。这时我还听见了大江先生在他的小说中,借对一位即将分娩的女性的敬慕表达出的对人类未来的新期待:“我以蓄满泪水的双眼为耳,倾听那里正无言讲述着的内容,倾听着用既非英语亦非日语,大概是为‘新地球’而准备的那种宇宙语言朗诵的叶芝的那些诗行……我感觉你将产下比最新之人更新的人,比任何人都更新的人。”在此,我不能不把这些句子看作是对未来无限明丽而又昂扬的祝福,是文学新景象和伦理想象力的新憧憬。

  此刻我也正以蓄满泪水的双眼为耳,倾听大江先生的自述。当我在大江先生的书中看见森林和绿树之后,更知晓了倾听的要紧。仅有“看见”是不够的,你必须有能力倾听才有可能抵达一座森林隐秘的深部。

  大江先生在自述中言及少年时,在父亲去世的那一天,他被赋予一种特别的身份:那时村里正流行踩高跷,他被优先请去踩高跷。那是一副非常高的高跷,踩在上面能看到家里二楼的窗子。人在高跷上那突然变形的行走,突然视野的开阔,村子里的景观突然的变样,使敏感的少年大江突然获得了一种奇异的高度。

  此时我仿佛看见少年的大江有些别扭地踩在高跷上,孤独,倔强,紧张,勇敢。他起步并受惠于森林,而最终,他站在了森林之上。

  那其实是一个难以企及的高度。大江先生以他创造的文学的和精神的高度,以他无可比拟的厚度和重量荣耀了日本现代文学,使之呈现出崭新的面貌。同时他的形象已经超越了他的民族,成为整个人类文化财富的一部分。而时光的流逝,将使大江健三郎文学的内在价值和他对社会发言的历史意义得到愈加丰满的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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