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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 一九六三——一九七五 第六节

  六

  遥远地方的见闻令安德鲁着迷。西莉亚在费尔丁-罗思公司的拉美推销点同当地人员处理事务时,他就去考察异国城市中五花八门的不寻常事物,或去野外领略农村风光。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科隆公园他现在熟悉了,阿根廷草原上大群大群放牧的牛他也见得多了。还有在大山包围中的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那里有很陡的斜坡马路,安第斯山的冰水就在这些路上流淌,古老的骡车也在和现代化的汽车争地盘。在哥斯达黎加,安德鲁总算知道了这国家的中心地带——梅塞塔·森特拉尔,过了这地带就是阔叶树的密林,长着桃花心木和雪松。从蒙得维的亚老城狭窄而拥挤的街道,可以通向乌拉圭的河谷地带,空气中弥漫着马鞭草和灌木的芳香。在大悬崖的边上,有巴西生气勃勃的城市圣保罗;在大悬崖背后,有长满青草的广袤平原,肥沃的土壤呈红紫色,是为红土带。

  如果孩子们在一起旅行,安德鲁就带着他们去寻山问水。另一些时候,他一人先去探路,让西莉亚抽得开身时再去和他会合。

  安德鲁的乐趣之一就是逛当地商店,经过讨价还价买点东西。叫安德鲁着迷的是药店droguerias(西班牙语,是兼卖饮料、糖果的药店。译者注),那儿的东西把小小的货架挤得满满的。他和药店老板闲扯,偶尔还设法与当地的医生们交谈。他本就懂一点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通过实践,运用这两种语言的能力又有所长进。西莉亚也在学这两种语言;有时他们俩互相帮助。

  尽管如此,并不是每次旅行都很成功。西莉亚的工作很辛苦。有时,在不熟悉背景情况的条件下,想解决当地的问题是一种负担。结果就使人疲劳不堪,还容易和别人有摩擦。有一次,这导致了安德鲁和西莉亚婚后最激烈、最痛苦的一次争吵,这是一次不同意志、不同观点之间的冲突,对此,他们两人都不大可能忘却。

  那是在厄瓜多尔发生的。和大多数夫妻间吵架一样,开始时并不激烈。

  当时他们带着莉萨和布鲁斯待在厄瓜多尔的首都基多。这座高高的山城坐落在安第斯山围成杯状地带的中心处,是个对比强烈的地方——主要是在宗教和现实之间。一方面是众多华丽的教堂和修道院:金晃晃的圣坛、雕花的唱诗班座位、由银子和象牙制成的十字架和镶珠嵌玉后显得俗气的圣体匣。而另一面是肮脏和穿不起鞋袜的贫穷,其农民毫无疑问是拉丁美洲工资最低的人——如果他们走运能找到活儿干的话——大约一天才挣十美分。

  与贫穷构成鲜明对比的还有基多饭店。在这非常豪华的旅馆里,乔丹一家租了一套房间。傍晚时分西莉亚回到饭店里。这天她和费尔丁-罗思在当地的经理安东尼奥·何塞·莫雷诺先生打了一天交道,心烦意乱。

  肥胖而自负的莫雷诺清楚地表示,总公司派员前来不仅不受欢迎地侵扰了他的领地,而且侮辱了他办事的能力。再者,每当西莉亚建议改变一些传统做法时,他总给她来个拉丁美洲人的标准回答(她现在已知道这点了),“Enestepaís,asísehace,seora.”(西班牙语,意为:“在我们国家,事情就是这样干,太太。”译者注)西莉亚又提出“在我们国家,事情就是这样干”的态度使低效率正当化,这有时甚至违反了职业道德。但她遇到的还是无动于衷的同样回答,再就是耸耸肩膀。

  西莉亚牵挂的一件事就是,没有把费尔丁-罗思的药品情况向厄瓜多尔的内科医生交待清楚,尤其没有讲明可能产生的副作用。她指出这一点时,莫雷诺争辩说,“别的公司这么干,我们也这么干。不一定发生的事讲得太多对我们不利。”

  尽管西莉亚有权发号施令,但她知道,莫雷诺身在本地,又是一个成功的推销商,她走后他可以——又有语言不同为借口——任意解释她的规定。

  此刻她在旅馆套间的起居室里,不快情绪还没消失,她问安德鲁,“孩子们呢?”

  “上了床,睡着了,”他回答说。“是他们自己要早睡。我们今天够折腾的。”

  没见到她指望见到的莉萨和布鲁斯,再加上安德鲁的语气似乎有点冷淡,这两点激怒了西莉亚,她冲着他说,“又不是你一个人今天过得糟糕。”

  “我没有说糟糕,说的只是折腾,”他在叨叨。“尽管对我来讲,确实有不愉快的成分。”

  他们两人都没有意识到,但基多的高度——海拔九千英尺以上——确实对他们都有影响。在西莉亚,这使她身体疲劳,使她本已低落的情绪更低落。

  而安德鲁就更加敏感,时刻像找岔儿似的,与他在国内正常的随和脾气完全不同。

  西莉亚说,“‘不愉快的成分!’我不知道你讲的是什么。”

  “我讲的是那个!”安德鲁猛地将手指一戳,指着旁边桌子上堆着的药瓶和药盒。

  她脸上带着厌恶的表情说,“那些药品使我今天已经受够了,因此我劝你把它们拿开。”

  “你是说你不感兴趣吗?”他的语气是挖苦的。

  “见鬼!是的!”

  “老实说,我也没指望你感兴趣。因为我这里的东西和医药公司有关系,而且它令人不愉快。”安德鲁拿起个小塑料药盒。“今天我带孩子们出去玩,也买了些东西,问了些问题。”

  把盒盖一下子打开后,他倒出几片药在手掌上,把药托向前去。“你知道这是些什么药吗?”

  “我当然不知道!”西莉亚往椅子上一坐,两脚把鞋子甩掉。“而且,我也不操这份心。”

  “你应该操这份心!这是酞胺哌啶酮,今天我在此地一家drogueria买来的——没有医生处方就买来了。”

  这话使西莉亚吃了一惊,本来唇枪舌剑的交锋可以到此为止了,但安德鲁接下去说,“五年前这些药就应该停止出售,可现在我居然能买到,而且在这里市场上还能买到其他未提禁忌的药品,因为这里没有任何政府机构坚持适当的禁忌说明。以上事实典型地说明了美国医药公司——包括你那宝贝的费尔丁-罗思——毫不在乎的态度!”

  西莉亚大半天时间都花在力图改变安德鲁刚才所批评的情况,她感到不公平,激起了满腔怒火,也丧失了理智。她本来准备当晚把今天在安东尼奥·何塞·莫雷诺处碰壁的事讲给安德鲁听的,这时反而将莫雷诺那种回答的翻版向他抛去。

  “你到底懂得多少此地的问题、此地的规定?你有什么权利跑到这里来对厄瓜多尔指手画脚?”

  安德鲁的脸气得煞白。“我有权利,因为我是医生!而且我知道孕妇吃了酞胺哌啶酮要生下没有胳臂的孩子,只有鳍状肢。你知道药店老板今天对我怎么说的吗?他说,是的,他听说过酞胺哌啶酮的事,但他不知道这些片剂就是那种药,因为这药叫做翁达西尔。要是你不知道,或不想知道,西莉亚,那我告诉你吧,各医药公司将酞胺哌啶酮以五十三种不同的名称卖了出去。”

  不等回答,他怒冲冲地接着说,“为什么药总是有那么多名称呢?当然不是为了给病人和为他们治病的医生帮忙。唯一可以想到的理由就是制造混乱,给碰上麻烦的医药公司帮忙。说到出麻烦,看看这个!”

  安德鲁又挑出一个药瓶给西莉亚看。她看见那标签是:氯霉素。

  “如果这药是在美国买到的,”他宣称,“那上面总印有禁忌,指明可能产生的副作用,特别是对致命的血液病。但这上面没有!一个字也没有!”

  从他摆在桌上的一堆收集品中,他又拿起一种。“今天我还买到这个。看吧,这是费尔丁-罗思的罗特洛霉素,你我都很熟悉。我们也知道肾功能受损的人不能用这药,孕妇和哺乳期妇女也不能用。但上面印有这样的禁忌吗?一个字也没有!如果这里有人因不知禁忌而吃了苦头或一命呜呼,谁会操这份心?这毕竟只是厄瓜多尔,离新泽西州远得很嘛!费尔丁-罗思何必操这份心?西莉亚·乔丹何必操这份心?”

  她尖声对他喊道,“你怎么敢这样对我说话?”

  安德鲁这下子控制不住自己了。

  “我就敢,”他狠狠地说,“因为我看到你变了。十一年来一点一点地变。从有正义感、有理想,关心人,变到不那么关心人,然后在帮着推销门市产品分部那些没用的假货时,你放松了自己,如今到了这步田地——竟然用虚假的闭眼不看现实的借口来替一些你明知邪恶的事情开脱,还不认帐,即使对你自己也不觉良心有愧。”他的声音提高了。“那个有理想的姑娘怎么样了?当初她给我带来了罗特洛霉素,还要提高卖药这一行的职业道德,后来在纽约的一次销售会议上,又是这姑娘勇敢坚定地站出来,批评不诚实的新药推销方式。你要知道她怎么样了吗?我认为她背叛了自己。”

  安德鲁停了一下,接着尖刻地问道,“野心和高升值得这样吗?”

  “你这杂种!”西莉亚未加任何考虑,本能地弯身拾起她先前脱下的一只鞋,使劲朝安德鲁扔去。她打了个正着。鞋下尖尖的高跟打中了他的左脸,划出一道立时流出血来的口子。但西莉亚没有看到。她什么都视而不见,只顾用恶毒的语言还击。

  “你有什么权利竟他妈的这样圣洁地谈论道德和理想?你的货色怎么样呢?你对诺亚·汤森不采取任何措施,他一直在用麻醉剂,对他本人和别人都有危险,可你还让他继续当了将近五年的医生,你所珍视的理想那时都到哪里去了?不要责怪医院!他们不采取行动不能成为你的理由!这你清楚!

  “还有那病人,”西莉亚怒冲冲地接着说,“那年轻的怀拉齐克呢?真是诺亚害死他的吗?会不会是你呢?是你,因为当你可以对诺亚做点什么事情时,你没做任何事情,等你终于做点事情的时候,又已经太晚了。你有没有躺在床上好好想想这事?有没有感到自己有罪?你应该有这种感觉!你有没有想过:五年来诺亚是否还害死过别的病人,那些人你没发现,而他们都死于你的疏忽?你听见我的话吗?你这自命正确的伪君子,回答呀!”

  西莉亚突然停住了。她停住不仅因为她已把话说完,而且她从没见过安德鲁脸上此刻的那种痛苦表情。她抬手捂住嘴巴。

  她吓得轻声地自语说,“天哪!我干了些什么呀!”接着,还不止她所看见的安德鲁脸上的痛苦表情,她背后发生的事更把她吓着了。随着他的眼光,西莉亚猛一转身,看见两个穿睡衣的小孩子身影进了房间。这对夫妻在一发不可收拾的狂怒状态下,都忘记了莉萨和布鲁斯就在隔壁卧室里。

  “妈咪!爹爹!”这是莉萨的声音,泪汪汪地说不出话来。

  布鲁斯控制不住地在啜泣。

  西莉亚伸出双臂朝他们跑去,自己也哭了。但莉萨比她快,她避过母亲,到安德鲁那里去了。

  “爹爹,你受伤了!”她看见跟上带血的鞋子,叫道,“妈咪,你怎么能这样!”

  安德鲁摸一摸脸,还在流血。似乎到处都是血——手上,衬衫上,地板上。

  布鲁斯也来和莉萨一起紧挨着父亲,而西莉亚在一旁孤单单地看着,负疚地往后退了一步。

  还是安德鲁下决心打破僵局。

  “不行!”他对孩子们说。“不要这样!你们一定不能偏袒一方!你们的母亲和我都很可笑。我们两人都有错,都觉得害臊,以后我们大家慢慢来谈这事。但我们还是一家人。我们谁也离不开谁。”

  于是,他们四个人忽然动感情地互相抱在一起,似乎他们永远不愿分开似的。

  不久以后,还是十岁的莉萨挣脱出来,到浴室去拿了一条湿毛巾。她能干地擦父亲的脸,把他脸上的血擦洗掉了。

  好一阵子以后,两个孩子又回到床上并睡着了,安德鲁和西莉亚搂在一起,很久以来没有过的激情使他们忘却了一切。仿佛他们早先的怒气冲冲化作并非愤恨的激情,化作突然结合在一起的激情。

  后来,尽管两人都筋疲力尽,还是一直谈到深夜,第二天又接着谈。“这场谈话,”安德鲁后来说,“早就需要了,可我们俩过去却拖延着。”

  两人各自承认的是,对方的谴责绝大部分都有令人不快的真实性。

  “是的,”西莉亚承认说,“我对自己过去的有些为人标准确实放松了。

  不是所有标准,也不是大多数标准,而是有些标准。有时我确实把良心揣在口袋里了。我并不为此自豪,我愿意说我想回到从前的我,但我得诚实——至少在这一点上——我得说,是否能回到从前那样子我没有把握。”

  “我想,”安德鲁说,“这一切同人的年岁上去了有关系。你认为你更聪明,更成熟了,你确实这样。但你在这过程中也懂得了:有些障碍和现实问题靠理想主义不总是解决得了的,因此你在理想上就放松了。”

  “我打算做得好些,”西莉亚说。“真的。我保证我们在这里发生的事不至于白发生了。”

  “我想这适用于我们两人,”安德鲁说。

  起先他对西莉亚说,“你当时触到我的痛处了,因为你问起我是否晚上有时想过,是否想过怀拉齐克的死,或许还有其他人的死。如果早些对诺亚采取措施,我可以救怀拉齐克吗?是的,我可以。不这样说,自欺欺人地生活没好处。现在唯一我能说的就是,只要是多年从医的人,谁都有可以回顾的往事,并知道当时本可以做得更好些,或者本可以挽救已死去的某人的生命。当然,这种事不应该经常发生,而一旦发生了,你能做的至多也就是指望,吸取的教训以后可以用在别人身上,使他得益。”

  这事发生后还留了一个尾巴:第二天安德鲁的脸上缝了三针。给他缝合的当地médico(西班牙语,意为医生。译者注)送他出门时笑道,“可能要留一个疤,大夫。它对你妻子将起提醒的作用。”安德鲁本来说脸上的伤是爬高时摔的,医生这一说就证明了基多是个闲话传得快的小地方。

  “我真该死,”西莉亚说。这是几小时后,他们与孩子们共进午餐的时候说的。

  “没必要道歉,”安德鲁再次叫她宽心。“有一会儿我也几乎想这么干。只不过恰巧你拣鞋子趁手罢了。另外,打中了我和打中了你可大不一样。”

  西莉亚摇摇头。“别拿这事开玩笑了。”

  这时,吃饭过程中始终没说话的布鲁斯开口了,他问,“你们现在要离婚吗?”他严肃的小脸绷得紧紧的,愁容满面,清楚说明这问题压在他心里已不少时候了。

  安德鲁正要随口就回答,西莉亚用手势止住了他。“布鲁斯,”她温柔地说,“我答应并向你发誓,只要你父亲和我活着,离婚的事永远不会发生。”

  “那对我也适用,”安德鲁加了一句,他们儿子脸上的愁云顿时变成容光焕发的微笑了。他旁边的莉萨也一样。

  “我真高兴,”布鲁斯只说了这一句。看来用这句话给已成过去的恶梦做结语很合适。

  西莉亚在国际销售部的五年里,这一家也有过其他几次更愉快的旅行。

  至于西莉亚的事业方面,这期间她非常成功,提高了她在费尔丁-罗思总公司的声誉。甚至在公司内部有反对者的情况下,她还能在一个问题上取得一些进展。这就是使费尔丁-罗思在拉美销售药品时,让药品标签的规格接近于美国国内法律规定的要求。但是,正如她向安德鲁坦率承认的,进展“并不大”。

  “那一天总会来到,”西莉亚预言,“总会有人把这问题公开化。那时,不是新法律就是公众舆论将迫使我们做一直应该做的事情。不过,现在还时辰未到。”

  西莉亚在秘鲁碰到的事使她认为,实现她某一想法的时辰已到。在秘鲁,费尔丁-罗思的推销人员大多是妇女。西莉亚了解到,这样做不是为妇女解放,而是为了生意好做。在秘鲁,人们认为让妇女久等不礼貌;因此,女新药推销员很快就可以被医生接见,比她们的男同行可能要少等好几个小时。

  这一发现促使西莉亚向萨姆·霍索恩打了个长长的报告,根据同一原因,要求公司多招聘女新药销推员来进行国内推销。“我记得在我当新药推销员时,”西莉亚写道,“有时我要等,也有时医生们很快就接见我。我想那因为我是妇女的缘故。因此,我们为什么不利用这一点呢?”

  后来两人商谈时,萨姆问道,“你建议多招聘一些妇女,这原因是否弄错了?这并不是妇女解放。这只是利用妇女是女性罢了。”

  “为什么不这样呢?”西莉亚回嘴说。“千百年来,男人利用他们是男子这点,往往对我们妇女不利。因此,现在轮到我们了。不管怎样,男人也好,女人也好,我们都有权充分利用我们各自的特点。”

  西莉亚的报告终于被认真地接受了,费尔丁-罗思又开始了一段历程。在随后几年里,其他的一些医药公司纷纷热烈地效法。

  整个这五年,在制药行业之外,世界上的事件层出不穷。越南的悲剧正在形成而且愈来愈糟,年轻的美国人——一代人中的精华——被身穿黑色宽大衣裤的小个子们杀死,谁也不知道究竟为了什么。兴起一种叫“伍德斯托克派(伍德斯托克是纽约州东南一小城名,在卡茨基尔山脚下。1969年,几千青年聚集在这里,过夏季摇摆舞音乐的狂欢节。译者注)”的摇摆舞音乐狂热崇拜,还昙花一现地大放异彩。在捷克斯洛伐克,苏联野蛮地扼杀自由。小马丁·路德·金和罗伯特·肯尼迪被残忍地暗杀。

  尼克松当选为总统,果尔达·梅厄成为以色列的总理。杰基·肯尼迪(即杰奎琳·肯尼迪,肯尼迪总统的遗孀。译者注)嫁给了希腊船王亚里斯多德·奥纳西斯。艾森豪威尔已去世。基辛格到中国一趟,阿姆斯特朗登上了月球,爱德华·肯尼迪则到查帕奎迪克岛去了。

  然后,在一九七二年二月,五十一岁的萨姆·霍索恩成了费尔丁-罗思的总经理兼总裁。他取得权力很突然,这发生在公司历史上一个困难危急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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