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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经的突然发难引发了北京的政治地震，是容忍还是战争，林汉帝国朝野分成两个派别，在朝堂上进行了激烈的争论。
总参谋部的青年军官们怒不可遏，当安徽都督王大海、破虏将军马英的军报以塘报的形式公开之后，总参立即炸了窝。
按照一六八八年林汉帝国的战略部署，南下的步骤分别是：西线兵团瑞克所部进攻湖北、中原兵团马英所部进攻江苏、南方兵团王大海所部拿下江西，二十余万大军分三路同时发动进攻，最后越过长江，统一全国。
现在郑经的突然发难就打断了这一个步骤。之前的攻击目标：湖北、江西、江苏、浙江都是伪清的地盘，汉军拿下它们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现在郑经和杨起隆一东一西，居然抢先动手，从而导致大汉军两个兵团落入丧失进攻目标的境地，这实在是令人非常愤怒。
而更令人无法忍受的是，江苏为江南菁华之地，人口众多，地方富庶，帝国早已垂涎三尺，早在几年之前，总参谋部就已经把它列为必取之地，而这一次的南下战争计划之中，汉军就是打算利用之前早已联络接纳的漕帮牛千毓等人，就地抚绥地方，征集物资，准备不停歇的一口气打到浙江，将伪清简亲王喇布、康亲王杰书碾得粉碎，把江苏、浙江两省富庶之地纳入版图。但郑经的这一次突然行动，就仿佛当面扇了汉军一个耳光，扇得总参谋部目瞪口呆晕头转向。
在青年军官的强烈要求下，汉军总参谋长周培公、中原兵团都督马英、海军第一舰队提督伏波中郎将施琅立即上书林风，恳请皇帝立即下诏，向台湾郑经宣战。
然而，大汉户部尚书陈廷敬、通商侍郎许淡阳等人坚决反对和台湾开战。
他们认为：“河北久战，民生凋零，田赋衰竭，而我大汉立国不过三五载，根基尚浅，民多有未服，经久以来，国家财源向以海商为擎天之柱，故若与郑氏交恶，海上兵戈必起，山东、直隶乃至辽东各港商民必然惊惶失据，通商经济，除朝鲜、蒙古外，日本、江南、南洋必断绝往来，若情至于此，恐三军无饷，百官无禄，朝廷将无以治天下矣！……”
因此，他们提出的办法是，关于台湾郑经抢占江苏一事，林汉帝国应当“徐徐图之”，不能冲动，要谨慎，要尽量用外交手段来进行反复交涉，千万不能“逞一时意气而陷朝廷于两难”。
这封奏折由通商侍郎许淡阳执笔，户部尚书陈廷敬、礼部尚书杨名时、山东巡抚汤斌、宁锦巡抚赵申桥等近六十余名四品以上大臣署名，递到了林风的御案上。
两派在朝会上争执得异常激烈，总参谋部和近卫军系统的军官站在一条线上，坚决反对绥靖政策，破口大骂反对文官是“背主之贼，卖国奸臣！”而文官派则暴跳如雷、痛哭流涕，威胁要撞柱子、跳楼，一面大骂军官派“穷兵黩武、祸国殃民，”一面强烈要求林风惩办这些“兵痞无赖”。
林风这时很有些犹豫。郑经和杨起隆不同，相对于那个邪教教主，郑经不论是实力还是名声都要强得多，这几年以来，汉军和台湾一支保持着相当紧密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一南一北，政治上相互呼应，情报上相互合作，关系相当不错，虽然近一两年来双方在海商贸易上有了一些矛盾，但也还没有达到发生战争的程度，实际上在林风内心深处，他也是很不愿意和台湾郑经开战，在他的设想之中，他希望当林汉帝国统一大陆之后，再用谈判招降的手段来解决台湾问题。
实际上，在林风所知道的历史上，台湾郑氏军事集团最后也是在海战失败之后投降了康熙，所以如果一旦当郑经死亡，失去了强势首领的压制，这个由海盗团伙蜕变而来的军事集团很有可能因为内部矛盾尖锐对立最终分崩离析，因此他从来都没有把他们看成一个是一个难以对付的敌手。
在林风看来，台湾方面的政治立场和林汉帝国非常接近，都是以大汉民族主义为精神支柱整合起来的军事集团，如果康熙没有倒台，他们很有可能站在民族主义的大旗下保持一定的凝聚力，但若是面对持同一政治主张的大汉政府，他们的旗帜和口号就不一定站得住脚。
虽然台湾还扶持了一个什么明朝宗室后裔，但明眼人都知道是怎么回事，没有人会相信郑氏集团还是忠于那个虚无缥缈的前代朝廷，所以，当林汉帝国剿灭伪清残余，消灭吴三桂集团之后，面对林汉帝国这个庞然大物，林风相信，以汪士荣的才干，台湾问题必然兵不血刃。
最重要的是，在林风内心深处，还是对这支昔年汉民族最后的武装力量保持着相当的敬意，能不打内战，那就坚决不能内战。
但是现在的情形却象是给了他当头一棒，台湾郑经这时经过两年多的整合消化之后，显然已经完成了对福建一带的绝对控制权，南拒尚之信、北攻杰书，甚至能够腾出手来窥测江苏，这和林风所知道的那个军事上保守、政治上低调的郑经判若两人。
至于文官派所忧虑畏惧的商业经济危机，林风倒不是什么很放在心上，实际上文官派的这种考虑实在是有些短视：这个世界上哪有因为害怕影响短期贸易而拒绝战争的国家么？林风帝国为什么要进攻江南？除了统一国家义务之外，难道不正是为了出于工商经贸的扩张么？！在一个新的生命孕育喷吐之前，阵痛是在所难免的，也是令人期待的，这不是拒绝战争的理由。
就在北京朝野乱成一团时，湖北杨起隆所部终于完成了汉阳攻城战的最后集结，在汉阳城外的大营里，杨起隆异常高调的接见了帝国钦差，一反平日的卑躬屈膝，傲然不跪，大汉皇帝颁旨钦差、翰林侍讲袁文立勃然大怒，厉声斥责，然话未过三句，杨起隆即拍案而起，帅帐武士蜂拥而上，将颁旨钦差连同他的副使、随同近卫军官兵二十余人全部斩首。翰林学士袁文立大呼“逆贼”，至死骂不绝口。
公元一六八八年九月，农民起义军领袖杨起隆再度起兵，于湖北省汉阳府府城外登基为“大明皇帝”，年号“中兴”，册发妻张氏为后，立第三子杨元洪为储，封部将旁大疤子为“大明都总管大元帅”，之后，即纵兵抢劫汉阳府十一县，犒赏“从龙官兵”。
一路尾随杨起隆之后的瑞克兵团也已攻克襄阳府、宜昌府和荆门州大部县城，将整个鄂北、鄂西北收入大汉版图，闻杨起隆叛汉登基，立即统率大军南下，命令大汉骑兵第七军王进宝所部为先锋，火速进占安陆，步兵第十军王承业所部为左翼、步兵第十二军王辅臣所部为右翼，军团部携近卫步兵第一军、暂编步兵十五军乘船循汉水前进，同时飞马传令，命令新近投降汉军的原湖北军阀罗盘根所部坚守汉阳、武昌，意图南北夹击，将杨起隆的六万农民起义军歼灭于汉阳地区。
杨起隆所部主力全部集结于湖北汉阳府，前有伪清绿营军固守坚城，后有数万精锐汉军一路追击，情势危急之至，不得已之下，数万农民军不计伤亡亡命攻城，但这时的汉阳府城守军却早已接到了瑞克将军的严令，拼死固守，杨起隆亲自督阵，无分昼夜连攻三日，然而却因守军士气旺盛、器械齐全、城墙坚固，伤亡四千余人竟无有寸进。
就在如此关键时刻，西北兵团突然传来警讯：公元一六八八年八月十九日，西蒙古准葛尔汗国六万铁骑突然出现在甘肃西北部，连续击破汉军数十个烽火台，二十一日午夜，准葛尔汗王葛尔丹亲统两万铁骑奔袭西宁，西宁守军，大汉步兵第五军两个营猝不及防，兼之兵力薄弱，丢失城防之后突围不果，全军覆没，为报复昔日林风忻州屠俘之仇，葛尔丹亲自下令，将俘虏的汉军伤兵全部绞杀于西宁城头。
此役，汉军西北军团赵良栋所部西宁守军一千一百六十八名官兵无一生还。
消息传到兰州，大汉甘肃都督赵良栋怒而拔刀，一连砍断了两把军刀，发誓必报此仇。然而此刻他的西北军团却是大汉众野战兵团中实力最为薄弱的一个，辖下竟然只有两个野战军，所以虽然怒火万丈，但面对葛尔丹的数万铁骑，却也不敢轻举妄动。
西北兵团兰州本部连夜传令，紧急召回驻防肃州、凉州等地驻军，然而这时蒙古军已然攻克西宁府，甘肃西北驻防军的回援路线早已被敌军切断，各路外地守军不得不远远绕道，尽管如此，仍然屡屡遭到敌军骑兵袭击，损失惨重。
八百里求援军报立即发出，寇北将军赵良栋除向北京总参谋部请求增援外，竟然径自越过建制，直接就近向鄂北瑞克军团、张勇的四川兵团行文请援。
然而这时大汉在西北地区的唯一机动兵团、安西将军张勇所部却按照林风的命令改组为山地兵团，两万五千余官兵分散驻防在四川省境内的各个府、州、县，且眼下正在换装武器、补充骡马、被服，以小部队的单位进行山地训练，收到赵良栋的求援军报之后，张勇虽然立即下令部队集结，然而没有一、两个月的准备，也是很难出川作战。
战事情急，大汉西线兵团指挥官、陆军中将，羽林将军瑞克当机立断，一面向京师皇帝陛下、总参谋部谢折请罪，一面行使战区司令的“临机权变”之权，西线兵团除了留下大汉兵团第十军王承业所部占领安陆府，近迫、监视杨起隆大军之外，其余四个军立即向西疾进，增援西北赵良栋兵团。
葛尔丹大举寇边，兰州告急，京师再次大震，这时为南下大战，林汉帝国西北部防御极度空虚，帝国的全部精锐兵团几乎都布置在战争初发位置上了，越大同以西，除了蒙古将军赵广元那一道寥寥数万人的薄弱防线之外，诺大的国土之上，竟然没有一支真正的野战部队，其中，山西、陕西自从四川之战结束后，随着张勇兵团的西进、瑞克兵团的南下，两个大行省，均只有巡抚直辖的两旅地方军以及都察院控制的两旅都卫军，合两省之力也只有一万六、七千兵员，充其量也只能担负起剿匪、巡逻等地方治安任务而已。
如果说要比喻的话，那现在林汉帝国的西北领土就宛如一个巨大的鸡蛋，赵良栋的那一支西北兵团就是那层薄薄的蛋壳，只要葛尔丹砸烂这层蛋壳，那西北甘肃、陕西、山西等省近两千万百姓就会立时陷入灭顶之灾。
这一刻局势之凶险，前所未有。
就在林风纷乱彷杂之际，台湾东宁总制、天地会总舵主陈近南叩关天津，声称奉命大明延平郡王郑经之命，出使大汉。
礼部的紧急文书自天津而至，竟与西北赵良栋的告急军报一南一北，同时进入北京。
天下事如此“巧合”，莫与此为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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