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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二一 累卵之役 第三三四章 汉皇都

  折彦冲在曹广弼的丧事之后便回到塘沽,这时已是一六八五年年中。萧铁奴在西北缓过了气,重新发动了对中兴府的围攻,而刘锜亦已打通了兰州到凉州的道路,自此甘陇丝路重新纳入中原政权的掌控之中。

  刘锜在西北的大捷传到塘沽时,杨应麒也颁布了年度减税令,新一轮调整中商税在增增减减中总额削减了将近两成,农业税收则继续保持在较低的水平上,与民休养生息。

  在折彦冲凯旋以后,几乎所有的商人都认为大汉已经天下无敌了,整个北面边疆基本已无大患,南边的弼显然也很难对汉政权构成大威胁,而赵宋虽然强大,但赵构蔫惯了,所以大家心里也不怎么把宋室作为一个强势势力。用萧铁奴的话来说,那就是:“现在只准我们打别人,不准别人打我们了!”

  因此杨应麒一减税,商人们就知道政府暂时不打算发动大规模的扩张了,在“不准别人打我们”的情况下,汉廷不主动挑战就意味着整个北部中国的政治将会稳定下来。

  这个时候,海路东到日本、高丽、率宾府,南到麻逸、渤泥都已经畅通无阻,陆路则东北到混同江入海口,正北到漠北龙城,西北经甘陇丝路到回鹘都已全线沟通,数十万汉军上千座兵站驻扎在几大交通干道上,保卫着这些交通大动脉的安全。脚下有如此通达之商路,头顶又有百年不遇的商贸鼓励政策,加上政治上的稳定,三下里一凑合,整个大汉的经济活力便又蓬勃发展起来。

  但就在这时,南边传来了一件让部分商人感到忧心的大事:汴梁被岳飞攻克了!宗弼自焚而死,尸骨无存。杨开远趁机进军,拔除掉宗弼在黄河沿岸的所有据点,但河南的大部分地区却还是为宋军所占据。汉宋大军隔着黄河南北对峙,但彼此却都不敢妄动,只是分别飞报中枢请旨。

  建康方面收到消息后,宫门内外却是两番大不相同的心情!外面是士子、学生们的满城欢呼,家家都在燃炮竹敲锣鼓庆祝收复故都,甚至有人建议迁都回汴梁!但宫内赵构和他的宰相们却忧心忡忡,担心这样一来会刺激得折彦冲一怒南下。对于岳飞进军过于“激烈”,赵构内心其实是不满的。不过士气如此之旺、民心如此之热,而收复汴梁确实也是大功一件,所以赵构也不得不顺应士心民心,对有功将士予以嘉奖。

  对内的问题暂时还好办,可对外的问题却为难了。以当前的形势,若是按照以前和欧阳适的口头承诺将由岳飞恢复的部分河南领土割让给大汉,恐怕难以向国人和边疆将士交代,但若是不割,赵构又怕会激怒折彦冲。

  秦桧是割地派,认为汴梁虽为故都,但河南残破已久,加上开封如今就在边境上,已不可能再作都城,以数州残破之地得罪北朝暴君,实在不是一件划算的事情。

  赵鼎则是强硬派,他认为汉军虽然强大,但汉廷眼下国库空虚,而且西夏都城又还没有攻克,折彦冲就算想要发兵恐怕也是有心无力,否则杨开远不会等到宗弼主力瓦解才南下捡便宜,而必会趁着宋军尚未完胜而戮力南下与宋军争夺汴梁。但如今杨开远既选择前者,则汉廷之虚弱可想而知,既然北朝是外强中干,大宋何必抢着低头?

  两个重臣的话赵构都觉得有理,眼下情势尚未告急,所以赵构便不愿就此割地,但要让他和折彦冲对着干他又觉得太过冒险,两相权衡之下,最后他决定火速派遣重臣北上,希望能以增加岁币来缓和南北的关系。

  赵鼎闻言慌忙进谏,认为折彦冲若是有力南下那增加岁币也绝不可能满足他的胃口,若是折彦冲无力南下又何必怕他?他以为大宋的当务之急是对内修整兵甲,训练士卒,增筑边防,以拉近宋军和汉军战斗力的差距。又认为眼前汉廷既为财政所困,便当力攻其短处,若折彦冲发怒绝交,大宋正好趁机断其岁币、榷场,出水师扰乱其东海商路,这样一来汉廷的财政问题势必雪上加霜,到时候就算不能兵不血刃而瓦解汉政权,至少也能大大削弱汉廷的经济实力,延缓北师南下的时间。不过赵构最后还是没有听从他的建议,依然派大臣北上献媚。

  和赵构预料的一样,折彦冲听到汴梁被宋军攻克的消息后果然大怒,他先将大宋常驻塘沽的使者召去痛骂了一顿,随后便放出消息,声言即将兴兵。

  刘豫到达塘沽时开战的声音已经叫得满天响,他心中恐惧,既怕遭了鱼池之殃,又怕完不成任务,经过一番思索,想到了一条妙计,连夜到相府来贿赂杨应麒。

  杨应麒看着刘豫贿赂他的礼单,满脸的难色,推辞道:“我大哥这次是真的发火了,我也劝不了,你还是赶紧回去吧,别留在塘沽了,免得他发起怒来拿你祭旗!”

  刘豫大骇,再三请杨应麒想办法,等他答应将岁币增至三倍,杨应麒才道:“你就算再加也没用!这次是地的问题,不是钱的问题!再说!河南千里之地,就值这点钱?”

  刘豫听到最后一句话转忧为喜,知道杨应麒这样说那就有戏了,忙道:“那请丞相开个价吧。”

  杨应麒道:“价钱?难道你要我把河南数州之地给卖了不成?不行!我大哥会杀了我的!”

  刘豫道:“那……还请丞相想个婉转的办法。汴梁毕竟是我赵氏故都,方才得手便割给上邦,我主没法向列祖列宗交代。总得过些时候,等我主筹谋妥当,让天下人都明白汴梁已非建都之善地,那时才好说话。”

  杨应麒哦了一声,说:“原来九舅的难处在这里啊。如果是这样,那我倒有一个办法。”

  刘豫大喜,连忙请教,杨应麒道:“九舅和我是亲戚,我和大哥又是兄弟,说起来大家都是一家人,九舅的难处,我也能理解。不过河南之地,割给你们是不行的。但割不行,可以租啊。”

  刘豫眼睛一亮:“租?”

  “是啊,租。”杨应麒道:“就让我作个中人,请大哥将这数州之地租给九舅,这样九舅也能向列祖列宗交代了,大哥这边也能息怒下台,刘大人以为如何?”

  刘豫一听喜出望外,他这等人虽也聪明,但办事时立心与赵鼎完全不同,赵鼎当初也曾为局势所迫而签订屈辱和约,但他当时内心之痛苦实难名状,而且议定具体款项之际总是惟恐国家多受一分伤害、少得一分利益,刘豫却不同,他求的只是顺利完成赵构交给他的任务,所以这时听杨应麒愿意用钱来解决问题便知道这番出使已成功了大半了。

  当下双方便议定了价钱,签订了密约,杨应麒便公开去劝折彦冲,折彦冲再三不许,向来温文的杨开远也连番请战,最后刘豫又将价钱提高了三成,折彦冲这才勉强答应。

  在这段时间里,汉军、宋军与黄河边上剑拔弩张,但鲁南、渭南的边境榷场却不受影响,甚至由于大汉境内经济的复苏而更加繁荣,可以说汉宋之间处于一种政冷经热的情况,西域、漠北、东北的物产,环渤海经济圈的手工产品源源不绝地通过边境榷场流入大宋,而巴蜀湖广、江南岭外的货物,也通过同样的途径越过边境输送到大汉全境,双方交易量之大,竟远远超过北宋全盛时境内的南北商贸总量,鲁南和渭河流域因此而更加繁荣,尤其是长安这座千古名城也因此而呈现复兴的迹象。

  当然,这种边境商贸的繁荣是互利性的,大宋也和大汉一样得到了相当的好处,光是鲁南榷场在这一年中的税收增额就已经足以抵消那笔庞大的岁币总额,至于由此带来的边际效益更是大得难以估计。

  华元一六八五年年底,杨应麒看到陈正汇呈上来的财政报表后大大地松了一口气。由于漠北战争的及时结束和西夏战争规模得到限制,汉廷在军费上的开支大大缩小了。与此同时,虽然境内普遍实行了减税,但由于经济的复苏,汉廷所征收到的工商税收实际上反而增加了,特别是在下半年,前三个月中各路商人大显神通,消化着汉军新拓展的西域、漠北商路,将之与固有的巴蜀商路、江南商路、东洋商路、南洋商路联系起来,大大扩展了汉帝国的经济规模,带旺了塘沽、淮子口两大港城和长安、云中、兰州、龙城四大内陆交通枢纽的发展,并在年底时产生了一次税收小井喷。

  得益于经济的复苏,汉廷一举扭转了将近一年的财政困难局面,并开始偿还部分国债,陈正汇预测,如果接下来一年大汉的政局能够保持平稳而军事支出又不超过刚刚过去的这一年的话,那到一六八六年年底汉廷的财政状况就有可能回复到北征大漠之前的六成,如果这种情况能够保持三年,那么汉廷就能偿还完所有债务的同时让财政恢复到战前的水平。

  一正一副两个宰相沾沾自喜的同时,也不忘向南遥揖,感谢赵构及时送来的那笔大钱,若非这笔岁币,杨应麒也未必能顺利贯彻整个减税励商计划,未必有力量在大战之后对漠北和西域的商道进行巩固。杨应麒当时是很担心赵构强硬到底的,虽然他本人也认为大汉的军事实力眼下要大大胜过大宋,但要真的和大宋开战,没等把赵构打趴下汉廷的财政就得彻底崩溃。

  一六八六年开春的第一天,当杨应麒乐滋滋地捧着关于财政的奏章来到折彦冲跟前时,折彦冲也正看着一分奏章,脸上带着微笑。

  “大哥的心情看来不错,莫非西北又有大捷了?”杨应麒想。

  但这个好消息不是来自西北,而是来自近在咫尺的京畿——新都内城第一期完工了。

  杨应麒不得不承认,欧阳适在处理民生、商业这些问题上很有一手,在他的管辖范围内,某类人总能爆发出在正常途径中无法爆发出来的行动力。虽然陈正汇和李阶总认为欧阳适和他所领导的团体不大干净,他们做的事情总是多多少少存在着猫腻,存在着灰色地带,不是大国谋远之道,但在某个时期,这个“污水”团体总能拿出“清水”团体拿不出手的政绩。

  远的如流求的开拓就不说了,近的如这次的建都大计,基本上就与整个漠北战争、西夏战争同时进行,在没有得到汉廷财政支持的情况下,欧阳适所领导的班子竟然还是能赶在一六八六年之前基本完成新都内城的建设,这种对民间资本的调动力连杨应麒也忍不住赞叹不已。

  汉帝国新都的内城,除了皇宫、官衙之外,还包括禁军部队的驻所,天坛、大华表坛、大四岳殿等标志性建筑,新太学、新军学、新政学等教育类建筑——以上这些建筑主要都是由欧阳适筹款建设的。至于宗教场所,欧阳适只是按照规划留下几块地皮,自有佛门、道门和清真的僧侣道士阿訇们四处筹钱买地,分别建立起了称得上帝都气派的禅宗佛寺、天台佛寺、藏传佛寺、南派道观、北派道观和清真寺。此外,商业区的地皮也早就被抢购一空,即便当时大汉的内外局势还并不明朗,但那些敢于冒险的商人还是拿出了大笔的资金来进行投资,欧阳适光是卖出这几块商业区所得到的钱,就足以抵消将近三成的建都费用——即使如此陈正汇私下还是猜测欧阳适从中捞到了不少好处——则这些地皮的价格可想而知。当初地皮拍卖时候,一些不看好大汉前景的商家都认为那些冒险投资的商家这笔钱投得不值,但现在他们才知道自己错得离谱!西夏的大捷传来那天,新都商业区的地价马上就翻了一番,而之后的一年里随着汉帝国经济的复苏并有走向一个全新高峰的迹象,新都商业区的地价也相应的节节攀升。

  欧阳适在拍卖地皮的同时还附加了一条,要求商家在买到土地的三个月内就必须兴建房屋,不许留白,以配合整个新都建设的进度。所以到一六八六年春折彦冲下令迁都之前,新都几条主要的商业街早已鳞次栉比。私营的商家从来不会讲究形式主义,房子建成以后,他们不会坐等迁都工作全面完成,而是有一天的钱就赚一天的钱,所以在新都建设期间,官员们还没有迁入,他们就先做下层的钱,开得早的店铺在过年之前做的是主要是建筑工人和相关商人的生意,那些外表富丽堂皇的店铺通常都有一些泥腿子和新都建设中的暴发户光顾。开春以后不但迁入的人渐渐多了,而且京畿地区——特别是东边的塘沽——有许多人听到消息后都已赶了过来,想比别人快一步目睹新城的风采了,所以顾客的层次也就慢慢地改变了。不过对商家来说,无论是早期建筑工人的生意还是近期游客的生意都只是一点聊胜于无的开胃菜而已,他们都知道,真正的大餐在后面呢——所有的商人都眼巴巴地等着折彦冲的迁都令!

  华元一六八六年二月,折彦冲钦点的禁军在安塔海的率领下进驻新都九门,与此同时,相府派出的技术监督部门完成了对新都的最后一轮检测,一些部门陆续迁入,为全面的迁都工作做最后的准备。民间的迁移也同时在进行:官员的家属,太学的学生,商业的新贵,以及希望能依附着这个新都讨一份生活的三教九流。在形形色色的移民里,从辽东来的一批人尤其显得注目,这批人就是大汉帝国基业的创建者,汉部的元老部民,如顾大嫂、张老余等都在此列,这其中也包括那些驻守边疆的老兵干将的家属。正是有他们的存在,才让这座新都没有完全被新贵所垄断,才让人看到今日的汉帝国与昔日的汉部还存在着前后继承的关系。

  华元一六八六年三月初三,折彦冲正式下令迁都,定京师之号,日间派送酒肉,晚间燃放焰火,折彦冲完颜虎亲临华表坛与民同乐,全城狂欢。

  迁都之后,皇宫和相府便分开了,不再像塘沽的临时皇宫和临时相府那样只隔一墙。按照杨应麒交给欧阳适的规划图,新都城的皇宫远比北宋汴梁的皇宫为小,欧阳适对这座城市其它的规划意见不大,却对皇宫的规划却极不满意,在原来的计划中增了又增,扩了又扩,直扩到比北宋皇宫还大才满意。整座都城坐北朝南,以位于正北方的皇城为核心向南、向东、向西随地势而展开。皇城一扩,整个新都的格局就得大变。这时杨应麒正忙着给漠北、西夏战争善后,又忙着伐交南宋和复苏经济的大事,根本腾不出手来干涉这件事情,加上欧阳适手中既拿着折彦冲给他的任命也不容杨应麒插手此事。

  不过新都建成之后,杨应麒却发现这座都城比他脑海中的预想还好,尤其是在商业区的规划上,欧阳适的思路无疑更加变通。原先的规划是由管宁学社、太学那些学者们和工部的官员们坐在屋里想出来的,虽然他们也派出了大量的学生、下属、士兵以及各类相关人员实地考察地势,对皇宫、华表坛、四岳殿等的规划也没问题,但对商业区的规划却显得太过死板——他们竟把各条街道这里卖什么、那里卖什么都想好了。欧阳适却不管这些,直接把地划了出去,只规定什么地方不能做什么,禁止以外的事情就不管了。成千上万商人实事求是的智慧,绝非学者官员们所能想象,所以由他们根据需求而形成的商业区,反而是整个新都最令人惬意、生活也最为方便的地方。杨应麒毕竟是个务实的人,见到这种遵循商业条理而非行政条理的格局,不禁暗叹论务实欧阳适其实还在自己之上。

  不过,对于皇宫,杨应麒心中依然存在着不满。按照欧阳适的全部规划,现在已经建成的皇宫实际上还不到整座皇宫的三分之一,北面还留有将近三分之二的纵深,若要全部完成,只怕得等到第二外城、第三外城建成后才能竣工。

  不但杨应麒不满,完颜虎也觉得很不习惯。塘沽的那间大屋她已觉得太大了,现在这座皇宫比塘沽行宫又大了十倍!折彦冲到今天才她一个老婆,宫中又没有太监,各种丫鬟杂役侍卫加起来怕不只有一二百人,这么点人别说住,就是要将皇宫打扫一遍都难!

  皇宫“空虚”的问题很快就被提了出来,如何解决这种空虚呢?一个不可回避的解决方法就是往里面添人,所以迁都之后礼部侍郎刘萼马上上表,请皇帝依礼选秀女,册立三宫六院、妃嫔贵人,并恢复内廷宦官制度,以防宫闱之乱。

  这封奏表一上,登时满朝喧哗。三宫六院、妃嫔贵人的册选问题大家暂时搁置——这毕竟涉及到折彦冲的意愿,在没搞清楚之前大家有些不好草率地去摸折彦冲的虎须,何况民间三妻四妾也是寻常,官员们代表们对皇帝纳多几个老婆意见不大,所以对刘萼奏表的争议,主要集中在宦官问题上。

  汉帝国已经用了十几年的官方教科书里,早将宦官制度斥为极不仁义的制度,加上自汉唐以降,宦官从来都是文官团体的死敌,文人们提起阉竖罕有不恨得牙痒痒的。大宋在宦官问题上算是处理得比较好,但究竟只是严加限制而已,不见赵佶稍稍放松一点警惕就有童贯杨戬为祸天下么?所以杨应麒当初严禁设立宦官的建议一提,马上就受到了朝野的一致认同,士子们甚至将之作为评判汉宋高下的最重要指标之一。

  但现在刘萼忽然提出要重新设立宦官制度,如何不引起朝野官员士子的警惕和愤怒?一时之间责难备至,本来官声就不好的刘萼经过此事“奸臣”这顶帽子算是戴定了。幸亏折彦冲用他之前的功劳帮他开脱,才在御史的弹劾下保住了乌纱帽,但设立宦官之议也因此而寝息,加上大汉财政状况仍然说不上宽松,至今尚有大量的债务需要偿还,所以选秀女以扩充宫廷的建议也就跟着搁浅了。

  三月中旬,钦天监选取了良辰吉日,折彦冲率领百官到天坛祭天,次日在四岳殿接见元国民代表,第三日到理藩院接见诸附属国朝贺,第四日亲临华表坛接见新都的居民和从外地赶来朝见的民众,并接受一百名八旬以上老者的祝福,到第五日又在皇宫正门的广场检阅禁军,接受三军将士的效忠。

  至此,整个新都大典才算告一段落,都城渐渐恢复宁静,而汉zf的各项工作也重新进入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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