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艰难的制造》：夹缝中的英雄梦想

2011年开始工作以来，我接触的大多是私营企业主，尤其是那些在一线拥有实体工厂的老板们。我们的单位本身也从事对外贸易，所以看到《民企江湖》中柳钧和钱宏明的职业经历与所处环境时，感同身受。

这几年工作下来，经常会在酒桌上听老板们自嘲一个真实的经历：圈子里有位已经小有所成的老板，08年时卖掉了自己在北京的多套房产，全力投入制造业，一头扎进生产一线。七八年如一日地拼搏，公司逐渐蒸蒸日上，养活了百十号员工，还成为当地政府表彰的优秀企业代表。可这么多年过去，他的全部盈利仍无法买回当年自己亲手卖掉的那些房子。

而这，还算是“成功”的案例。更多的，是那些半路折戟的创业者：有的不得不接受收购，回去继续打工；更惨的，送快递、跑外卖，只为还清欠债。这样的故事屡见不鲜，也再次揭示了中国经济结构的某种畸形：你可以踏踏实实做实业，但可能还不如倒腾房子赚得多。

钱宏明的结局，是被贫困阴影和对物质的渴望一步步吞噬的结果。07年的股市和楼市的疯狂，在查阅资料时已令人震撼，但真正经历了17年房价翻三倍、股指冲到6000点的人才知道什么叫“疯狂”。我亲眼见过身边许多做IT的、广告的，甚至有医生直接辞职去当中介，一年时间赚足十年薪水，实现阶层跨越。

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再次阅读柳钧对亚当·斯密那句“金融不创造价值，不会增进社会财富”的质疑时，我第一次动摇了。作为大学时选修经济学的人，我曾对这句话深信不疑，但结合现实的市场情况——尤其是我个人曾经靠单纯融资也能年入六位数的经历——开始意识到，这个判断，在当今的金融逻辑下似乎不再那么铁板钉钉。

更巧的是，这次全球新冠疫情，让很多国家开始反思“脱实向虚”的问题。美国这样的国家，也不得不重新将初级制造环节转回本土，以创造就业、保障供应、维护国家安全。说到底，一个国家必须有完整的产业链，才能真正实现经济安全和国民福祉。而中国要从“制造”走向“创造”，仍需无数人的努力与坚持。

柳钧这样的技术理想主义者，钱宏明这样的金融弄潮儿，他们的命运，一体两面，揭示了这条路有多难走。如今的一线制造业依然困难重重。2008年之后，十年一轮回，形势依旧未变。有时和那些民企老板喝酒，我都会由衷地敬他们一声“战士”——正是因为他们的坚守，才让更多人有了工作机会，才托起了这个国家真正的产业根基。

所以我一直提醒自己：不要相信天上掉馅饼，不碰股指期货，也不投机炒房。个人能做的贡献或许渺小，但至少能守住底线。

还有一点，我想特别说的是——婚姻，尤其是关键时刻是否能识大体的伴侣，几乎与生命等重。

如果不是嘉丽最后拎不清，执意回国“共患难”，钱宏明未必不能东山再起。他那时仍在傅老师家避风头，如果再熬三五个月，说不定真的等来政策松动，再加上柳钧的援手，或许还有转机。但嘉丽非要回来，一腔“共担”的理想主义，不仅无力承担现实，反而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她的不懂世事、沉不住气，让钱宏明失去了最后的希望和尊严。

对照崔冰冰与嘉丽这两位女性，更能理解伴侣之间“势均力敌”的重要意义。婚姻的本质，最终是两个人是否能共渡难关、互为依靠。

这本书带给我的，不只是对制造业的理解，更是对现实的再认知，对人性的再思考。艰难的制造，也是一种艰难的人生修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