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刘静的大部分作品,总会产生一种相似的感受:她不喜欢沉闷的氛围,反感四平八稳的套路,更拒绝任何形式的说教。因此,如果试图用“思想性”或“主题性”之类的传统文学标准来框定她的创作,往往难以得出明确结论。从字里行间可以明显看出,这位风格鲜明的作者始终在追求一件事——让我们以幽默的眼光重新看待生活。即使现实中找不到这种幽默,她也要设法“制造”出来。
这种小说取向,其实正是符合文学审美最本质的规律。只不过,在一个讲求实用、强调“载道”功能的文化语境中,这种“轻盈”的表达往往不被重视。但从《父母爱情》《戎装女人》到最新的《尉官正年轻》(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刘静始终如一。她显然不太在意别人对其作品“深度”的评判,而这份不迎合、本真的姿态,恰恰值得珍视。
为什么有些作家钟情于幽默?这是一个颇有意思的问题。一方面,幽默是一种天赋的智慧,它让我们能更温和地与这个世界相处;另一方面,它是一种抵抗虚无、打破平庸的力量;更重要的是,幽默本身就是生活的一部分,是严酷现实中不期而遇的光亮,能照见我们脸上那些原本僵硬的表情。
打开《尉官正年轻》,刘静那种轻松自如的叙事风格扑面而来。她笔下的故事其实并不“像故事”,情节不惊心动魄,悲情也从不走极端,顶多落个孩子气的眼泪。但这恰恰体现了她对军营现实生活的直面姿态。小说里没有生离死别的苦难,没有舍生忘死的英烈时刻,有的只是如同环卫工人般日复一日的“军事”工作——平淡到极致。
在这种看似“死水”的现实中,如何激活文学张力?靠俏皮话、双关语、段子抖包袱,显然远远不够。刘静真正做的是:发现那些让人陷入尴尬却最终能化解的意外,带着我们去感知生活本身的幽默——哪怕是带着灰度的、甚至略显荒谬的幽默。这既依赖于她对现实结构的敏感,也仰仗她出色的文字表现力。
生活从未停止对我们开玩笑。能不能从中觉察出那些荒谬感、悖论感,并以一种幽默的态度面对它,这其实是智慧的体现。正如塞万提斯让“中毒”的骑士闯荡天下,也如《太平广记》里千奇百怪的怪谈传说,它们都不是无知迷信的产物,而是对世界荒诞本质的洞察。
生活像戏剧,那么理解“幕后导演”的意图,就成了作家的重要工作。《尉官正年轻》中的幽默和“玩笑”,正源自当下社会无所不在的素材:比如孟勇敢与倪双影的南辕北辙,既不是家庭背景的鸿沟,也不是地位悬殊的悲剧,而仅仅是两性之间“生物电流”的不兼容。这种错位的爱情设定,也就超越了传统军旅小说中的英雄情怀,带来一种更微妙、可感的情感张力。
孟勇敢的执拗,倪双影的一厢情愿,都代表着尉官年龄段军人的普遍气质。他们的世界单一、情感表达青涩,受军规限制却纯净无比。结果往往是“多磨”也难成“好事”。而丛容与莫小娥的“被”网恋,迅速相识、迅速离婚,看似荒谬,其实恰恰反映了当代社会的某种婚恋真相——快速选择、快速消耗。作者并未在道德维度上批判他们,而是轻巧地揭示出:“这就是我们的时代。”
最难写的,大概是许兵与徐晓斌这一对夫妇。两人既是夫妻,又是上下级,身份之间没有清晰的切换边界。这种微妙的权力与亲密的错位,为小说增加了叙事难度,但也增加了趣味。刘静处理得非常老练:许兵在办公室是上级,能“压制”丈夫;在家中则能迅速切换到妻子的角色。这种角色的来回反转,不仅没有削弱他们的感情,反倒让他们的关系更具张力——这样的军人家庭,能不让人想象出一出出家庭喜剧吗?
许兵和徐晓斌的感情其实没有大风大浪,他们的生活也无重大变故。但他们作为整个通信连的核心人物,当身边人的情感漩涡纷纷与他们交汇,局面便变得扑朔迷离。抵抗生活的“玩笑”还是接纳它?怎么抵抗?如何接纳?这些问题不仅留给小说人物,也留给读者。
刘静的叙事毫无悲苦姿态,这种“不费劲”的写作态度反倒让人肃然起敬。她似乎在提醒我们:写作不一定非得苦大仇深,它也可以是轻盈而智慧的。
许兵帮助丛容摆脱了虚假的婚姻,但对莫小娥被“扫地出门”也生出了怜悯,这让她对男性的婚姻决策产生反思。她希望促成孟勇敢与倪双影,却因怜惜倪的眼泪,意外“撮合”了唱东方——命运的玩笑,有时候就是这么巧妙。许兵身上集合了刘静笔下“优秀女军人”的所有特质,某种程度上也决定了这部作品的整体气质:聪慧、理性、善良、敏感、富有责任感。这些特质,确实更常见于女性,即使在军营中亦然。
正如刘静不经意间透露的,“女人总会站在女人一边”。她的同理心,自然而然流淌在文字中。
对比刘静的早期作品,《尉官正年轻》在叙事上更加轻盈、自如,对幽默的把握也更豁达。它让我们在阅读中轻松一笑,又有所触动。小说结尾,许兵与徐晓斌决定不生孩子,而是收养高金义与妻子意外身亡留下的女儿。这一情节虽不太符合全书的轻喜剧调性,有些“刻意补缀”的味道,但也似乎是作者对“责任”这个主题的温柔回应。即便这像是现实对幽默的一次温情反击,也无损整部作品的开放性与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