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西娅边开车边看着安-坎贝尔的通讯录，我看她根本不好好看路，便说：“把它给我。”

    她把通讯录扔到我的膝盖上，并用手势提醒我必须认真对待它。

    我翻了翻，发现封面是皮革的，已经很旧了。纸的质量很好，上面的字体也很工整，每一行记着一个人的姓名和地址，其中有好多地方被划掉了，又填上了新的。其中有两栏标着“阵亡”的字样。总之，这是一本典型的职业军人的通讯录。上面记下了时代和世事的变迁。虽然我知道这是一本公开摆在办公桌上的通讯录，决不是我们要找的那种小黑本，但是我知道，即便这样，这里面的某一个人也肯定了解一些我们要了解的情况。如果给我两年时间，我非要挨个儿将他们审问一番不可。显然，现在我要做的只能是把这个小本子交给弗吉尼亚福尔斯彻奇犯罪调查处总部，我的顶头上司卡尔-古斯塔尔-赫尔曼上校，他会按通讯录的地址发信到世界各地调查处，然后收回一大堆审问记录，堆起来比他这个令人头痛的条顿人还高。这样或许他就不会再干预我这个案子了。

    顺便谈谈我的老板吧。卡尔-赫尔曼出生在德国，离法兰克福附近的一个美国军事基地很近。他像好多因战争而失去了家的孩子一样，被美国军队当成了能带来吉祥的人。他为了养家，加入了美国军队。多年前，美国军队中有许多德国人，其中有不少人后来当上了军官，直到现在还有不少军官在职。总体看来，这些军官还是很称职的，美国军队能有他们也算是一种荣幸。但在他们手下工作的人可就不那么荣幸了，因而经常牢骚满腹。卡尔这个人工作效率高，富有献身精神，品德高尚，而且说话办事都很得体。我所知道他犯的唯一错误是他自认为我很喜欢他，他错了。但我敬重他，我也会永远信任他，实际上，我一直是这样做的。

    现在事情已经很明朗了，这个案子必须尽快了结，否则好多人的事业和声誉都要因为与此案有关而毁于一旦。

    我希望这次谋杀最好是一个10年前有过犯罪记录的非军人干的，但我也有一个最坏的设想……唉，已经有些迹象表明，这设想是有一定道理。

    辛西娅又谈到了那本通讯录：“她的朋友和熟人还真不少呢。”

    “难道你没有？”

    “在这个工作环境里还没有。”

    “是的。”确实，我们的工作使我们与军队有些脱节，所以我们的同事和朋友也就相对少了一些。排他性是所有警察的共性，所以军警在执行一项短期任务时不会交太多的朋友，连和异性朋友的关系也是很短促，很紧张，颇似正执行短期任务。

    辛西娅的车上因为贴着特殊来访者的停车标签，所以我们顺利地通过了哨卡，几分钟就来到了基地中心。

    她把车停在宪兵司令部大楼门口。这是一幢老式的砖砌楼房，是一战时期留下来的建筑。现在的哈德雷堡就是一战时的哈德雷军营。军事基地和城市一样，开始兴建时总有一定的原因，后来里面又建起了居住区、监狱、医院、教堂等，当然建的时间有早有晚。

    我们原以为肯特正在等我们，可是由于我们的装束——一个穿着一等准尉军服，另一个是便装，所以颇费了一些周折才进了肯特的办公室。我对肯特很不满意，不只因为他对我们的态度，还因为他对本案没有计划。记得我在军官学校上学时学过，没有计划就不能成功。但现在的教育则说什么不要过激，要替双方考虑。幸亏我在那个老式军官学校学习过，所以才懂得其中真正的含义，我对肯特说：“上校，你对本案有把握吗？”

    “坦白说，没有。”

    肯特和我一样也在那所老式学校受过教育，我一直很尊重他。我问他：“为什么？”

    “因为你在以你的方式去破案，而我所做的一切只是为你提供一些条件和帮助。”

    “那就由你来破案吧。”

    “别吓唬我，保罗。”

    我们就这样唇枪舌剑地斗了约两分钟。那是一个诚实的便衣警察和一个老奸巨猾的家伙进行的一场既微不足道又很正统的较量。

    辛西娅耐心地听了一会儿说：“肯特上校，布伦纳先生，射击场上正躺着一个死去的女人，她被谋杀了，而且很可能被奸污了。刽子手还逍遥法外呢。”

    她的话使我们停止了争吵，我和肯特都低下了头，而且很文雅地握了握手。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我们不过是发了一通牢骚而已。

    肯特对我说：“我打算在5分钟内带一名军医和一名牧师去坎贝尔将军办公室。被害人住所的电话也正迁往乔丹机场。法医现在还在现场。坎贝尔上尉的病历和个人档案都在这儿。牙科病历在验尸官那儿。因为验尸官还需要她的其他病历，所以我必须把这些都拿过去。”

    森希尔小姐开口说道：“得了，肯特，还是让我去把那些见鬼的档案复印一份吧。”

    “好吧。”肯特把我们带进了审讯室。他问我们：“你们想先见哪一个？”

    “圣-约翰中士。”我回答说。职位高的人自有他的特权。

    哈罗德-圣-约翰中士被带了进来，我示意他在我和辛西娅桌前的椅子上坐下，对他说：“这位是森希尔小姐，我是布伦纳先生。”

    他看了看我的名牌，上面写着“怀特”，又看了上面的杠杠，说明我是一名参谋中士。他开始没明白过来，过了一会儿才明白了：“哦……是犯罪调查处的。”

    “怎么说都行。”我接着说，“在我们调查的这个案子中你不是嫌疑犯，所以根据《军事审判统一法典》第31条，我们就不宣读你的权利了。所以你最好能主动地、全面地、真实地回答我的问题。不要等我命令你才回答。如果在谈话当中，你的话使我们认为你有嫌疑，我们就会宣读你的权利，但你有权保持沉默。哈里，你明白了吗？”

    “明白了，长官。”

    “很好。”我们谈了大约5分钟，我就对他有了大致的了解。圣-约翰55岁，秃顶，皮肤呈褐色，可能是因为摄入了过多的咖啡因、尼古丁，喝了过多的烈性酒而造成的。

    在我们俩谈话的时候，辛西娅快速做了记录。圣-约翰突然打断了我的话：“长官，我知道我是最后一个看见她活着的人，我也知道这确实能说明某些问题，但如果是我杀了她，我决不会去报告我发现她死了，对不对？”

    除了时态和句法上的错误，他说得挺有道理。我对他说：“最后看见她活着的人是杀了她的那个人。同样，杀她的人也是第一个看到她死去的人。而你是第二个看到她死去的人，是这样吗？”

    “是的……是的……长官，我的意思是——”

    “中士，你不要抢着回答问题！”

    “是，长官。”

    辛西娅较缓和地说：“中士，我知道这对你是一种考验，你所看到的情景，即使是一个经验丰富的人看了也会受到很大震动，所以当你发现了尸体的时候，你简直不敢相信你的眼睛，是吗？”

    他急忙点了点头：“是的，我确实不敢相信我的眼睛。我根本没想到会是她。嗯，开始我根本没认出来是她，因为……我从来……没见过她那个样子……噢，上帝，我从没见过任何人那个样子。你知道，昨晚月光很好，我开着车看见她的吉普车停在那儿，我就下了车，看到远处……你知道——看到有样东西躺在那边的射击场上，我走得越来越近，终于认出了那东西是什么，便赶紧过去看她是否还活着。”

    “你在尸体旁跪下了吗？”

    “哦，我没跪下，长官。我当时只知道拼命地跑，钻进车里就直接开到了宪兵司令部大楼报案。”

    “你确定她已经死了吗？”

    “如果已经死了，我一看就知道。”

    “你大约几点离开总部的？”

    “大约4点。”

    “你什么时候发现尸体的？”辛西娅问。

    “哦，大约是在离开总部20或30分钟之后吧。”

    “你在别的哨所停留过吗？”

    “稍有停留。但没有人见过她。所以我猜她肯定是先到最后一个哨所去了，越过其他的哨所直接开车到了出事地点。”

    “你想没想过她开小差跑了？”

    “没有。”

    “再想想，中士。”

    “哦……她不是那种人。不过也许我那样想过，记不清了。但我确实记得我曾想过她可能是迷路了，因为迷路在晚上是常有的事。”

    “你想没想过她会出车祸？”

    “想过，长官。”

    “这就是说，当你发现她死了时并没感到太惊讶。对吗？”

    “也许吧。”他开始到处摸索香烟，问我：“可以抽烟吗？”

    “当然可以，只是别往外吐。”

    他笑了笑，点着烟，吸了两口，便向森希尔小姐道歉，说他污染了空气。我对旧式部队唯一不怀念的东西就是这种2角5分钱一盒的香烟，因为除了炸药库和燃料库这些禁止抽烟的地方，到处都弥漫着这种廉价香烟燃出的烟雾。

    我等他重新安顿下来，问他：“你开车找她的时候想没想过‘强xx’这个词？”

    他点了点头。

    “我不认识她。”我说，“她长得很漂亮吗？”

    他看了看辛西娅又看了看我说：“非常漂亮。”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强xx的诱饵’？”

    他不愿意谈论这个话题，但却依旧说：“她虽容貌出众，但从不夸耀。她确实做得很得体，任何男人如果对她产生邪念都会很快消失。就我所知，她是一个很不错的女人。将军的女儿嘛！”

    我问她：“你发现尸体后，为什么没到罗宾斯的哨所去打个电话？”

    “没想到。”

    “也没想到把罗宾斯带到犯罪现场？”

    “没有，长官。我当时确实十分震惊。”

    “你怎么想到出去找安-坎贝尔的？”

    “因为她出去了好长时间，我不知道在她哪儿。”

    “她”应该在那个介词的前边，但我听其自然、只问道：“你有调查长官去向的习惯吗？”

    “没有，长官，我只是感觉到不对劲了。”

    “啊哈，为什么？”

    “啊……她有点……她一晚上都魂不守舍……”

    辛西娅问道：“你能给我描述一下她那晚上的表现吗？”

    “好的……哦，就像我刚才说的——她魂不守舍，也许比这更严重一些，可以说紧张吧。”

    “在那晚上之前你认识她吗？”

    “认识……不过不是太熟悉。也就像别的人对她的了解一样，知道她是将军的女儿，在电视上见过她做的征兵广告。”

    我问他：“在那晚上之前你跟她说过话吗？”

    “没有，长官。”

    “你在基地见过她吗？”

    “见过，长官。”

    “在基地外边呢？”

    “没有，长官。”

    “这么说，你确实无法比较她那晚的举动和平时有什么不同了？”

    “是的，长官。不过我知道人在忧虑的时候是什么样子。”他很难得地深思了一次又说：“我可以感觉到她确实是个头脑冷静的人，就说那晚她工作的样子吧，效率很高。但她不时地沉默下来，我敢说她肯定有什么心事。”

    “你对她谈到过这一点吗？”

    “啊，没有，我要是说了，她还不把我的脑袋敲掉。”他冲辛西娅讨好地笑了笑，露出了20颗部队牙医补过的很不整齐的牙齿，说：“对不起，长官。”

    “没关系，随便说好了。”森希尔小姐脸上露出了胜利者的微笑，露出一口经地方牙医修整过的上等牙齿。

    实际上，辛西娅的态度是对的，因为好多像圣-约翰这样的老兵都是一张口就是粗话、陈词滥调和外来语，而且不管是不是来自南方，说话都带有几分南方口音。

    辛西娅又问：“那天晚上她打过或是接过电话吗？”

    问得好。不过圣-约翰开口之前我已经知道答案了。他说：“我在屋里时她一个电话也没打过，但可能在我出去的时候打过。她倒是接到过一个电话。接电话时她让我出去了。”

    “大约什么时候？”

    “噢，大约……大约在她出去检查哨所前10分钟吧。”

    我问他：“你偷听了吗？”

    他肯定地摇了摇头，说：“没有，长官。”

    “好吧，中士，请你告诉我，你当时离尸体有多远？”

    “哦……有几英尺吧。”

    “我不明白你怎么能断定她已经死了。”

    “哦……我只是猜想她可能死了……因为她的眼睛睁着……而我喊她……”

    “你带武器了吗？”

    “没有，长官。”

    “你值勤时不该带武器吗？”

    “我想我是忘带了。”

    “就是说你看到那里躺着一个人，猜想她已经死了，然后就溜之大吉？”

    “是的，长官……我想我当时是应该走近看看。”

    “中士，一个裸体女人就躺在你的脚下，而这个女人又是你的上司，是你认识的人，你竟然没有凑近去看看她是活着还是死了！”

    辛西娅从桌子底下拍了我一下。

    看来我已经成了一个坏警官了，还是知趣地走开，把证人留给那位好警官吧。我站了起来，说：“好了，你们继续谈。我一会儿回来。”我离开审讯室，到了一等兵罗宾斯被软禁的房间里，见她穿着军服，赤着脚，正躺在帆布床上看着基地发行的报纸。这份报纸是公共情报部发行的周报，报道的基本上都是好消息。我不知道他们会怎样报道将军女儿遭奸杀这个消息，也许会用这样的标题：《在射击场发现无名女尸》。

    我打开锁走了进去。罗宾斯看了我一眼，放下报纸，倚着墙坐了起来。

    我说：“早上好。我叫布伦纳，是犯罪调查处的。我想就昨晚发生的案子问你几个问题。”

    我和她的谈话没有什么结果，因为我得到的回答都是一个字“是”或“不”。

    我仔细观察了一下罗宾斯。她大约20岁，一头褐色短发，虽然经常晚上不睡觉，但外表很整洁，眼睛也透着几分机警，总之不算丑。她说话带有很重的南方口音，估计她的家离这儿不远。她当兵以前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可能不是太高。而现在，她和部队里所有的一等兵都一样了，而且高于新兵，还可能再往上升呢。

    “你到弹药库上岗大约是什么时间？”我问道。

    “1点，5点半换班。”

    “从你去放哨到宪兵找到你这段时间，有别人经过你的哨所吗？”

    “没有。”

    “你听到过什么不平常的声音吗？”

    “听到过。”

    “什么？”

    “猫头鹰叫，在这个地区不太多。”

    “我明白了。”这时我想起了辛西娅，忙改口问：“你看见过什么不寻常的东西吗？”

    “见过车灯的光。”

    “什么样的车灯？”

    “很可能是她开的那辆吉普车。”

    “什么时间？”

    “凌晨2点17分。”

    “请你描述一下你见到的情景。”

    “我看见了灯光，车在一公里外的地方停了下来，后来灯就灭了。”

    “车灯是一停车就灭了，还是过了一会儿？”

    “车一停下就灭了。只见车灯闪了一下，车停了，车灯就灭了。”

    “当时你是怎么想的？”

    “可能有人开车正向这边来。”

    “但他们停下了。”

    “是的，当时也不知道该想什么。”

    “你想过要去报告吗？”

    “当然想过，我当即打了电话。”

    “打给谁的？”

    “海斯中士。他是警卫室的中士。”

    “他说什么？”

    “他说弹药库除了我所在的地方，别处都没有什么可偷的。他命令我不许走开。”

    “你怎么说的？”

    “我告诉他事情有些奇怪。”

    “他说什么？”

    “他说附近倒是有个厕所，可能有人正在上厕所，还说也可能是值勤官在巡逻，让大家警惕。”她顿了顿又说：“他还说好多人在美好的夏夜到那儿去做爱。这可是他说的。”

    “那还用说。”

    “我不喜欢说脏话。”

    “我也不喜欢。”我仔细看了看眼前这位年轻姑娘。她单纯、机灵，至少也可以这样评价她，她是个很合适的证人，她有很敏锐的观察力，这种观察力可能是生来就有的，也可能是后天练出来的。显然我还没完全掌握她所知道的线索，所以她不肯主动提供任何线索。我说：“一等兵，你知道坎贝尔发生了什么事吗？”

    她点了点头。

    “我已经受命要抓获罪犯。”

    “听说她不但被杀而且被强xx了。”

    “可能是。所以我要和你谈谈，不一定非谈我问到的事。谈谈你的……你的感觉，你的印象。”

    她的表情开始有了变化，紧咬着下唇，从右眼里滚出了一滴眼泪。她说：“当时我真该去看看发生了什么事。也许我能阻止呢。可那个愚蠢的海斯中士……”她无声地哭了一两分钟，这段时间我一直低头看着脚上的靴子。最后我说：“你接到的命令是换岗前不得离开。你不过是执行命令而已。”

    她努力平静下来，说：“是的，可是任何一个有点常识并且带着武器的士兵在这种情况下都会去看看的。后来车灯再也没亮过，而我只是像个傻瓜一样地站在那儿，连个电话也没敢再打。直到后来我又看到另一辆车的灯光。车停下了，后来又飞快地转了个方向，飞快地开走了。我这才意识到出事了。”

    “那是什么时间？”

    “4点25分。”

    时间和圣-约翰说的刚好吻合。我问她：“在2点17分到4点25分之间你没再看见车灯吗？”

    “是的。不过，大约5点时我看见了，就是那个找到尸体的宪兵。大约15分钟后另一个宪兵跑来告诉我发生的事情。”

    “离那么远你能听见卡车声吗？”

    “听不见。”

    “能听见关车门的声音吗？”

    “要是顺风就能听见了。可惜当时是顶风。”

    我站了起来，对她说：“谢谢你，你确实为我提供了不少帮助。”

    “我可不这样想。”

    “我这样想。”我走到门口又转过身来对她说：“如果我让你回军营，你能保证不把这些情况告诉任何人吗？”

    “可我向谁保证呢？”

    “这样吧，给你一星期的公假。把你的电话号码留给你的指挥部。”

    我又回到了审讯室，只见辛西娅一个人坐在那儿，双手抱着头，可能在看刚才的审讯记录，也可能在思考什么。

    我们把审问记录对照了一下，发现死者遇害的时间在2点17分到4点25分之间。我们还推断出，罪犯或者罪犯们有可能在安-坎贝尔的吉普车里，或者早在犯罪地点等着了。如果罪犯自己也开着车，那他肯定没开车灯，或者将车停放得离罗宾斯值班的哨所很远。关于这一点，我一直认为是安-坎贝尔把他或他们开车接到犯罪地点的，但我并不否认这次谋杀是预约好的一场幽会所致，突然袭击的可能性相对小一些，因她的吉普车刚一停下，车灯就关了。如果有人中途劫持，那么停车和熄灯之间肯定有一段间隔。辛西娅问：“如果是一次幽会的话，那她为什么还要开着车灯呢？”

    “很可能是为了避免引起不必要的怀疑。她有公事在身，如果不开车灯被巡警看见，肯定会被拦住查问。”

    “是这样。可是车灯已经引起一笑兵罗宾斯的注意，安-坎贝尔为什么不先去哨所稳住罗宾斯再回到幽会地点呢？”

    “问得好。”

    “还有，为什么要把幽会地点选在离哨所1公里以内的地方？要知道，周围还有几十万英亩的军事用地供他们选择呢。”

    “是的，可是根据罗宾斯从她上司那儿得到的情况，那儿有个厕所，还有自来水，所以人们才到那儿去做爱。可能是为了完事后清洗方便吧。”

    “也可能她是被一个心理变态的家伙劫持到那儿去的。你知道，心理变态的人根本意识不到他离哨所有多远。”

    “也可能。不过从一些明显的证据来看，劫杀是不可能的。”

    “那么她为什么偏要选在值勤的那天晚上去干呢？”辛西娅又问。

    “这是作乐的一种方式，女人也有作乐的怪癖。”

    “她值班时也的确是在值班，作乐是她的另一种生活。”

    我点了点头说：“说得好。”我问她：“你觉得圣-约翰隐瞒了什么吗？”

    “噢，他没有掩饰自己的观点。总的来说，他把所知道的都告诉我们了。罗宾斯呢？”

    “她对我讲了很多。她长得也不赖，来自亚拉巴马，是个干净利落的农村姑娘。”

    “如果她是个一等兵的话，那年纪完全可以做你的孙女了。”

    “好啦，你还是去吃午饭吧，我去给卡尔打电话，要是别人在我前头向他报告了这个消息，我会挨枪子儿的。”

    “好的，”她站起来说，“让我参加这个案子吧，保罗。”

    “这可要由赫尔曼先生决定了。”

    她戳了我肚子一下说：“不，这要看你的意思，只要你告诉他你要我参加就行了。”

    “如果我不同意呢？”

    “你会同意的。”

    我把她送到她的车旁。她上了车。我对她说：“过去的6小时零20分钟和你合作得很愉快。”

    她笑了笑，说：“谢谢。我可是只有14分钟过得还算愉快。我们在哪儿见面？什么时间？”

    “下午两点，在这儿。”

    她把车开出来。我目送她消失在去基地的车流中。

    我回到宪兵司令部大楼，去找肯特为我准备的办公室。原来他给了我一间没有窗户的屋子，里面有两张桌子、两把椅子、一个文件柜，剩下的地方只能放一只垃圾桶。

    我在一张桌子旁边坐了下来，看了一下那本通讯录，然后把它扔在一边，陷入了沉思——我不是在思考案子本身，而是此案牵涉到的政治内容、人际关系，还有我为了保护自己可使用的绝招，然后才开始考虑起这个案子来。

    在给赫尔曼打电话之前，我得把收集到的事实理顺，并把我的理论和观点隐藏起来。卡尔注重事实，但如果个人的看法对嫌疑犯不利，他也考虑你的看法。卡尔不是个政治野心家，所以本案潜在的那些问题他不太感兴趣。在人力安排上，他坚持只要是他的命令，大家就要全力合作。记得去年在布鲁塞尔我还向他提过一个要求，不论辛西娅在哪儿办案都不要派我去。我还向他解释说我们之间有点个人的隔阂。他虽然不明白我的意思，但还是向我保证过，一定考虑我的请求。

    我拿起电话，拨通了福尔斯彻奇，为能揽了卡尔一天的生活而暗自得意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