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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费伯身子靠在树上,浑身哆嗦,又在呕吐。过了一会他便考虑要不要把五具尸体埋起来。

    他估计:埋这些尸体需要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的时间,这要看把尸体埋到什么程度。在这段时间里,他有被捕的可能。

    他要权衡一下:为了推迟人们发现死者的时间,他就要冒险埋尸,冒这个险可能赢得多少宝贵的时间呢?五个人失踪,他们很快就会知道,那么9点左右将会有一次搜查。如果他们的搜查以常规巡逻的方式进行,那么路线是清楚的。搜查的第一步就是派个人沿途查看一遍。如果不埋尸体,搜查的人便会看到尸体而发出警报。如果尸体埋了,那搜查的人就要回去报告,接着会有一次全面搜查,有警犬、有警察四处寻找。要找到埋了的尸体可能要费一天时间。到了那时,费伯可能已回到伦敦。在他们寻找凶手时,他已经脱离了这一带——这一点对他来说非常重要。所以他决定再冒一个小时的险。

    他把年老的上尉横搭在肩上,游过河以后就把尸体胡乱地扔在一片灌木丛后面;接着他把船舱里的两具尸体拖来,堆在上尉的尸体上;最后把沃森和下士的尸体也堆了上去。

    他要挖一个大坑,可是没有铁锹。在树林里几码远的地方有一小片空地,土很松软,而且地势稍稍下陷,这给他提供了方便。他到船上的厨房里取了一只带柄的平底锅,开始挖坑。

    这片空地的表层几英尺都是腐烂的落叶,挖起来毫不费力。落叶下面的泥土挖起来就很吃力。挖了半个小时,才挖了不过18英寸,可是不挖又不行。

    他搬过一具一具的尸体往坑里扔,接着便脱下满是泥污和血迹的衣服,扔在尸体上。他把松土掩盖在墓坑上,还从附近的灌木和树枝上扯了树叶铺在上面。这样的伪装逃过初次表面的搜查应该不成问题。

    河岸附近的泥土,有些溅上了沃森的血,他用脚把那些土踢翻过来;被匕首刺死的士兵的血溅在船上,费伯找到一块布,把甲板上的血迹擦洗干净。

    收拾停当,他就换上了干净的衣服,扯起了帆,小船开走了。

    他既不钓鱼,也不观鸟,那种渲染性的伪装本来很使他感到惬意,此刻他已没有那份闲情了。他要扬足风帆,尽快让自己远离那片墓地。他还要抛开水路,尽快改乘速度更快的交通工具。他一面驾船,一面在思考:要么乘火车,要么偷一辆小汽车,两者各有利弊。如果能偷到小汽车,速度会更快;但是,偷汽车与地方军巡逻人员失踪无论有没有联系,他们可能很快就会着手搜查。找个火车站可能要多费一些时间,但似乎更为安全。如果他谨慎从事,这大半天内不至于引起怀疑。

    怎么样处理这条船,他颇费斟酌。把船凿沉水底,这倒是理想的办法,但沉船过程中,他可能被人发现。如果把船停泊在某个码头,或者干脆就停在河边,那警方很快就会发现,并由此而联想到凶手。那样做也无异于把自己的行动路线告诉了警方。他有点举棋不定。

    糟糕的是,他不知道自己此刻身处何地。他带的是英格兰水路交通图,上面虽然绘出了所有的桥梁、港口和水闸,可是并没有标出铁路交通线。他估计,再走一两个小时的路可以找到几个村庄,但是有村庄的地方不一定就有火车站。

    运河此时正从一座铁路桥下流过,那两道难题一下子迎刃而解了。

    他带着指南针,取出胶卷、钱包和匕首,其余的东西将随船沉入水底。

    河岸用来拖船的牵道两侧有树木笼罩,附近不见有道路。他扯下风帆,把桅杆底座拆开以后,杆子就放倒在甲板上。接着,他拔掉了龙骨上的桶口塞,牵着缆绳上了岸。

    桥下的船悠悠荡荡,河水渐渐流进了船里。费伯紧拉绳索,使船正好在砖桥拱洞下固定下来,就见到船已在下沉。先沉的是后甲板,接着船头也沉下去,最后船舱顶全为河水淹没。先还看到冒出的水泡,后来什么也看不到了。漫不经心地一眼看去,连水中船的轮廓也看不到,因为那一片水域正好笼罩在桥的阴影中。费伯把缆绳扔入水中。

    铁路是东北一西南走向。费伯爬到了岸上就往西南的伦敦方向走。这是一条双轨线路,可能是乡村的支线,火车班次不是很多,但每一站都会停。

    阳光越来越强烈,他走着走着就感到发热。他把血迹斑斑的黑色衣服埋掉以后,换上的上装颜色鲜艳,而且是双排纽扣,下面的法兰绒裤子也很厚。他脱下了上装,搭在肩上。

    走了40分钟以后,远方有咔嚓-咔嚓-咔嚓的响声传来,他便躲进了铁路边的灌木丛里。一台陈旧的蒸汽机车拖着一列煤车向东北方向缓慢行驶,冒出了滚滚浓烟。如果火车往西南方向开,他就能爬上去。能那么干吗?那将免得他走许多路。不过从另一方面想,上了车,身子准弄得很脏,下车后可能会引起别人的注意,招来麻烦。不能那么干,走路更加安全。

    在平坦的乡间,铁路像一支箭直射向远方。费伯从一个农夫旁边走过,那人正驾着拖拉机耕地。避开这位农夫的耳目根本不可能。那农夫向他挥挥手,但并没有停下活儿。他离费伯毕竟很远,不可能看清他的面孔。

    他走了大约10英里以后,看到前面有个火车站,距他还有半英里。他只能看到高耸的站台和一组信号灯。他走出了铁路线,抄田野近道,紧挨着树林一边走,一直走到了公路上。

    没过几分钟,他就进了村子。他不知道这是什么村子,因为看不到任何标记。尽管人侵的威胁已经化为记忆,道路和地名的标牌正重新竖起,这个村庄还是置若罔闻。

    村子里有邮局、谷物商店,还有一家叫做“布尔”的小酒店。他从战争纪念碑走过,见到一个女人推着婴儿车,向他道了声“早上好”,态度很友好。小车站懒洋洋地沐浴着春天的阳光。费伯进了车站。

    费伯站在布告牌前,上面贴有火车时刻表。这时他听到身后售票小窗口那儿传出了人声:“我要是你,根本就不会看那样的东西。那是从《福尔赛世家》①以来最伟大的小说。”

    ①《福尔赛世家》(TheForsyteSaga):英国小说家高尔斯华绥(Galsworthy,1867-1933)的长篇小说。

    费伯早已知道那份时刻表是过时的,但是他需要弄清楚是否有火车开往伦敦。有这样的班次。他问道:“开往利物浦大街的火车,下一趟在什么时候?”

    售票员不无嘲笑地答道:“如果你运气好,今天某个时候就开。”

    “说什么我也买张票。麻烦您,一张单程的。”

    “5先令4便士。据说意大利的火车运行很准时。”售票员说。

    “现在也没那回事。”费伯说。“不管怎么说,我宁可要乱糟糟的火车,要我们的政治生活。”

    那人面色紧张,扫了他一眼。“你说得当然很对。要不要在‘布尔’酒店里等一等?这样火车来了你会听到——要么到时候我派人叫你。”

    费伯不想让更多的人看到他的面孔,答道:“不用了,多谢,我还想节省一点。”他拿着票,上了站台。

    过了几分钟,那位职员尾随而来,在阳光下的长凳上坐下来,就坐在他的身旁,问道:“你有急事吗?”

    费怕连连摇头,回答说:“今天这一天已经给报销了。我起来得迟,和老板发生了争执。我搭的那辆卡车又出了故障。”

    “这年头这种事常有的。啊,总算好了,”职员看看手表,“今天早上开出的车是正点。他们说,车子开过去肯定会开回来。说不定你会走运。”那人回票房去了。

    费伯果然走运。火车在20分钟后到站。车子很挤,有农夫,一家子、商人和士兵。费伯在地板上找了个位置,靠近窗口。火车开动以后,他拾起一份两天前的旧报纸,借了一支铅笔,做纵横填字谜。他很自豪,因为他用英文做这个游戏颇有能力——这是对你能不能流畅地运用外语的一种严格的测试。不一会儿,火车的行驶让他迷迷糊糊,他入了梦境。

    他做的是个令人感到亲切的梦,梦见他回伦敦的情景。

    他从法国人境英国,带的是比利时护照。护照上的名字是简-万-格尔德,身份是菲利普公司的代表(如果海关检查他的箱子发现无线电台,可以用这个身份来解释)。当时他的英语说起来很流畅,但并不口语化。海关并没有因此而为难他,因为他属于同盟者。他乘的是开往伦敦的火车。那时候,火车上的空位置很多,而且还供应你一顿饭。费怕吃了烤牛肉和约克郡布丁,感到很高兴。有一个从加的夫来的学生,是学历史的,费怕就和他谈起欧洲的政局。梦中的一切就像真的一样。火车到了滑铁卢车站以后,梦却有了变化,变成了一场噩梦。

    从检票处那儿开始出现了麻烦。任何梦都有荒诞不经、逻辑离奇的地方,他的梦也不例外。他的护照是伪造的,没有人查问;他的车票完全是真实的,却有人查问。检票员说:“这是德国反间谍机关的票。”

    “不是,这不是。”费伯回答,那口音是德国口音,不仅音重。还有几分滑稽。他本来会发英语中优雅的辅音,这是怎么回事?怎么发不出来?“票是在多佛尔gekauft①。”糟糕,砸锅了。

    ①德语,意为“买”。

    那位检票员这时已成了伦敦警察,头上还戴着钢盔。对于费伯突然冒出了一个德语词汇,他似乎并没有注意,反而挺有礼貌地对他笑笑,说道:“先生,我只是想检查你的Klamotte②。”

    ②德语,意为“箱子”。

    车站上很拥挤。费伯恩忖着:如果他钻到人群里,就有可能逃走。他丢下了无线电台,在人群中往前挤。突然间,他想起来:他的裤子丢在火车上,袜子上还有十字符号。他本想一看到商店就得买一条裤子,免得人们看到一个不穿裤子,却穿着有纳粹标记的袜子的人在到处跑。可是就在这时,人群中有人在说话:“我曾看见过你的面孔。”一面说,一面绊了他。砰咚一声,他跌倒了,就倒在他睡觉的火车车厢的地板上。

    他眨眨眼睛,打了呵欠,对周围打量了一番。他有点头痛。但一时间,心里还感到一阵舒畅,因为刚才发生的一切全是梦。接着,他觉得挺有意思——带十字的袜子,竟有这种荒唐可笑的事,天啦!

    在他身边一位穿工装裤的人说:“你睡了个好觉。”

    费伯猛然警觉地抬起了头。他一向担心自己睡觉说梦话而露了马脚。他说:“我做了个梦,梦中都是些不愉快的事。”那人听了也就不说什么了。

    黑夜渐渐来临,他的确已经睡了很长时间。车厢的灯突然亮了,那是一只蓝色的灯泡。有人放下了窗帘,乘客的面孔都显得苍白,而且几乎都是千篇一律的椭圆形。那位工人又开口大谈起来。他对费伯说:“刚才热闹了一阵子,你没看到。”

    费伯皱着眉头,问道:“出了什么事吗?”要说在他睡觉期间有类似警察检查的事是不可能的。

    “一辆美国火车从我们身边开过,时速大约10英里。是个黑人在驾车,他沿途在敲铃,车前还有个大得吓人的排障器!大家在议论这辆‘西大荒号’机车呢。”

    费伯微微一笑,就回想着刚才做的梦。实际上,他进入伦敦时未出一点差错。一开始用比利时身份证住进了一家旅馆。一星期内,他到了好几处乡间教堂墓地,记下了墓碑上那些与他年龄相同的男人名字,并申请了三份相同的出生证明。接着他租了寄宿房间,找到了微贱的工作,用的是一家莫须有的曼彻斯特公司的假证件。早在战争以前,他就在海格特选区登记注册,投了保守党的票。到了定量分配时期,定量卡发给房东,再由房东发给在特定的晚上住在他那儿的每一个房客。在那个特定的晚上,费伯精心谋划,分别在三个地方各待了一段时间。因此,他凭每个假身份证件都得到了定量卡。他毁掉了那份比利时护照,因为护照似乎没有实际用处,如果在某些不一定发生的事件里需要护照的话,他能搞到三份英国护照。

    火车停下来了,外面人声喧嚷,大家估计已经到站了。费伯下了车,这才感到又饿又渴。他上一顿吃的是香肠、饼干和瓶装水,已经过了24个小时了。他检过票以后就找到了车站食堂,只见里面济济一堂,大多是士兵,有的在桌边睡觉,有的也想趴上去睡。费伯想要奶酪三明治,还要一杯茶。

    柜台里面的女人说:“食物供应给军人。”

    “那就要一杯茶吧。”

    “杯子吗?”

    费伯有点意外,“没有,我没有。”

    “我们也没有,朋友。”

    费伯几次想去东方大饭店吃顿饭,可是那要花很多时间。他找到一家小酒店,在那里喝了两品脱淡啤酒以后,来到一家炸鱼加炸土豆条的小店,买了一纸袋油炸土豆片,站在路上抓着吃。奇怪的是,他居然吃得很饱。

    现在他要找一家药房,还要混进去。

    他想冲洗胶卷,以便搞清照片能不能冲出来。他不能冒险回德国,带回去的是一卷毫无用处的废胶卷。如果照片冲洗不清楚,他还得再偷些胶卷,再返回去拍照。这实在无法容忍。

    要找的一定是一家独立经营的小商店,不能去那种连锁店的小分店,因为在分店照片还要送到中心店冲洗。找那种独立经营的小商店必须在居民能买得起照相机的地带(或者是战前能买得起的居民区)。利物浦车站属于伦敦东区,不会有那种小商店。他决定到布隆伯里那儿去。

    街道上月光照耀,一片宁静。这天晚上一直都没有拉响警报。到了钱瑟里街,有两名宪兵叫住了他,要查他的身份证。费伯装得有几分醉意。宪兵也没有问他出门干什么。

    他找到了他所需要的店铺,地点是南安普敦大街的北头。那家店的橱窗里挂着“柯达”招牌。小店还在营业,这倒是出乎意料的事。他进了店铺。

    站在柜台里的人弯腰驼背,头发稀疏,戴着眼镜,身穿白色外衣。那人性情急躁,开口就说:“我们的服务要凭医生的处方。”

    “没什么,我只想问一下你们冲洗照片吗?”

    “可以,如果你明天来——”

    “是不是就在店堂里冲洗?”费伯问道。“你知道,我急等着要用。”

    “可以,如果你明天来——”

    “照片当天就能取到吗?我兄弟在度假,他回去时想带几张——”

    “最快也要24个小时。明天来吧。”

    “谢谢,明天会来的。”

    出门的时候,他注意到店铺10分钟内就要打烊。他走过街,站在对面的阴暗中等待。

    9点整,那位药剂师出了店,随手把门锁起来,上路走了。费伯朝相反的方向走,途中拐了两个弯。

    似乎没有直接通向店铺后面的道路。费伯不想从大门破门而人,免得巡警看到大门的锁被人撬开。他走在与店铺平行的街道上,寻找有没有进店铺的小道。显然没有。但是,两条街道之间相隔很远,房子与房子不可能相连,店铺后面总得有类似通风井那样的东西。

    最后,他来到了一幢古老的大房子那儿,只见那房子的牌子标明这儿是附近一家学院的宿舍。大门没有锁。费伯进了门,很快穿过公共食堂,那儿只有一个女学生坐在餐桌旁,一边看书一边喝咖啡。费伯喃喃道:“检查学院灯火管制情况。”女学生点点头又继续看书。费伯走出了后门。

    他穿过一个庭院,途中被一堆废罐头听绊了一跤,然后找到了门,进了小巷。他很快就来到店铺的后面。店铺的后门显然从来没有用过。他翻越过几只轮胎和一张废垫子,然后用肩膀撞门。门板已经腐烂,一下子就被撞开了,费伯进了店铺。

    他找到了暗室,把自己关在里面。他扭开开关,天花板上一盏微弱的红灯亮了。暗室的设备很好,冲洗用的药液瓶子排列整齐,瓶子上还贴着标签。里面有放大机,连照片烘干器也有。

    费伯着手工作,他干得又快又仔细。温箱的温度,他调得很准;显影液,他拌得非常均匀;还以墙上的大电钟掌握着冲洗过程所需的时间。

    底片完全令人满意。

    他把底片烘干,放进放大机,冲印了一整套照片,规格为10×8。当他看到显影液中的图像逐渐显现出来时,心中充满了喜悦——好极了,他干得真漂亮。

    现在他要就一个重大问题做出决定。

    这一整天他都在考虑这个问题。照片既然已经冲洗出来,他不得不面临这个问题。

    照片如果送不到德国,怎么办?

    他前面的道路至少是吉凶未卜。一方面他对设法与德国潜艇会合充满信心,相信自己有能力办到,尽管途中有限制,海岸线一带有警戒;另一方面对于那艘潜艇是否在那儿等他,是否能渡过北海返回德国,他没有把握。至于从这儿走掉,乘上公共汽车,当然也可以做到。

    他发现了这场战争中最重要的情报,却因此而可能丢掉性命,可能与情报一块儿死亡——这实在太可怕了,他联想也不敢想。

    他必须要有个应变的措施,也就是说要有第二套办法,把可说明盟军军事部署假象的证据送回德国的反间谍机关。

    英国和德国之间当然没有邮政往来。邮件业务只得通过中立国进行。所有的邮件不用说都要被检查。他可以用密码书写,但问题不在这儿。他要送回的是照片——那是起作用的证据。

    他曾听说过有另外一条途径,一条有效的途径。驻伦敦的葡萄牙使馆里有位官员同情德国,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政治上的原因;另一个,也是费伯所顾虑的,就是他接受了大量的贿赂。那位官员愿意传送信件,方法是:通过外交邮袋运往驻中立的里斯本的德国大使馆。邮件从那儿运输安全可靠。这条运输线早在1939年就开通了,费伯仅仅用过一次——那是在卡纳里斯要求做常规的测试性联络的时候。

    这条途径可行,也只得这么做。

    费伯感到火冒冒的——他一向就不信任别人,那些人都是蠢货,而他不能冒这样的风险。得有个替身来传送这份情报。这么做比使用发报机要少些风险。不过,如果德国对真实情况毫无所知,那风险当然就更大了。

    费伯的头脑非常清醒,经过权衡,使用葡萄牙使馆的渠道更为有利,这是无庸置疑的。

    他坐下来着手写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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