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梅斯大夫思想斗争了一番，还是放弃了，不能出卖朋友，不能滥用朋友对自己的信任。背叛者最可耻。我今后还要每天早晨照镜子而问心无愧。可有一个问题：按法律说我这么做是否有罪呢？

    海梅斯问：“你以为那个女人还在慕尼黑吗？”

    “是的。”哈比希把照片放进口袋，“她自以为很安全，她不知道我们有她的照片。罗伯特肯定向她保证过，要藏好这张照片，不让人发现，他也是这么做了……把照片放在瓦格纳头像底下。她就在慕尼黑。”

    “你尽管很聪明，却又天真得让人吃惊，我要是她，我第二天就逃离这个城市了。”

    “那太令人注目。”

    “谁会注意？”

    “邻居们哪。”

    “谁想得到这么漂亮的女人会犯罪……何况新闻报导并未说是个女人干的，连刑警都好像没想到，到目前为止，只有我们两人知道！胡伯特，那个女人可能早已在柏林了。”

    “干吗去柏林？”

    “我只是随便说，也可能去了别处，胡伯特，你找也白找。”

    “我们过两三个月以后再说吧。”

    “到那会儿都时过境迁。”

    “要不就是我的任务完成了。”

    “那我们再见面时，你就坐在监牢探望室厚厚的玻璃窗后边了，杀人犯哈比希博士……”

    “你会看到我不是垂头丧气，而是喜气洋洋的！”

    海梅斯很快告辞，没法再跟哈比希谈了，他好像变成了一头孤独而饥饿的狼。

    乌丽克的模拟图上了所有的报纸和电视台，连那个名叫《未破案件》的电视节目也加入到缉拿行动中来。全体德国人都在寻找这个女人。

    冯-格来欣见了那张图后哈哈大笑，萨尔瓦多也笑痛了肚子。罗先生来电话问：

    “德国警察怎么会发表这么一张图？一点儿都不像。”

    “高兴吧！不知道德国警察是怎么弄出这么张图来的，也不知是谁把乌丽克描述得没人认得出来，警察用这张图找人可以找100年。您那儿情况怎么样，罗先生？”

    “我们那张照片已经发到每一个对我们有用的人手中。应该及早摘樱桃，别让鸟儿吃了去。”

    “您是否还有没法用谚语来说明情况的时候？”

    罗笑了一笑说：“我想没有。东方的智慧能描述天地、昼夜、阴阳、花鸟。人跟所有这一切都有关系。”

    “祝您成功，罗先生。”

    “谢谢。我们会成功的。”

    哈比希翻开报纸后也立即打电话给海梅斯，他喊道：

    “你看到报上登的玩意儿了吗？”

    “当然看到了。我正想告诉你呢。”海梅斯看来不像哈比希那么高兴。“这是一场悲剧……”

    “是开玩笑！”

    “你要让警察误入歧途吗？”

    “我看再好不过了。让他们按那张图抓人吧，真是见了鬼了！”

    “但这也证明，有人见到了那个女人，看见她和罗伯特在一起。不过是个眼光不准的见证人，描述得不对。”海梅斯劝哈比希说：“你应该打听他的名字。他知道的情况肯定比警察多。”

    “他不可能比我们知道得更多，警察要是知道那个女人的名字和住址，就不用登报找了，见证人对我毫无用处。”

    “可要是警察有了真正的照片……”

    “别说了！”哈比希挂断电话，不愿再谈了。

    那天晚上，哈比希喝了一瓶啤酒，抽了一支雪茄，他有好长时间没抽雪茄了。他要享受胜利：只有他一个人拥有准确的照片。

    半年时间一晃就过去了，原来百花盛开的地方，现在是一片白雪，柏油马路上结满了冰。一年好像刚开始就要结束了，时光的流转，历来如此，只不过哈比希以前没有意识到而已。

    圣诞节即将来临，哈比希的家里却是静悄悄、空荡荡的。再也没有盖尔达烤的圣诞糕点的香味，再也不必选购和装饰圣诞树，哈比希也不用指手画脚搞布置了。

    无数的往事都已随风而逝，哪还有圣诞节的“平安夜”？有的只是令人窒息的寂静、孤独、空虚和失落……

    在过去几个月里，哈比希没有找到什么线索，他按着清单一家一家地访问了所有的酒吧间、迪斯科舞厅和其他娱乐场所。他每到一处就拿出照片让人看，得到的回答都是否定的：不认识，从未见过，我们这儿没有，她是谁？

    哈比希的回答是：“一名杀人犯，她杀死了我儿子罗伯特和我太太盖尔达。”

    “太可怕了！这个女人真漂亮！一点儿不像杀人犯。”

    被访的人出于同情全都给他酒喝。有四次他喝得酩酊磊醉，被人用出租车送回家。他以前也有过不胜酒力的时候，那还是在大学生时期，可自从他当上候补官员以后就不再去酒馆，成了奉公守法的公民，只有海梅斯大夫才能拽上他去慕尼黑的啤酒馆，而且也仅有极少几次，哈比希老是拒绝说：“我干吗要跟那些汗流夹背、大声喧哗的男人泡在一起？我的时间太宝贵了。”盖尔达多么希望去一次啤酒馆，吃上几根白肠，或者一份酸菜肘子，可是哈比希从来没有问过她想不想去，如今，只要有人请他喝酒，他就来者不拒。

    他当然也去了托斯卡纳酒吧。这家酒吧按字母排在清单的末尾，他首先遇到的当然是博罗。博罗凭着自己训练有素的眼力，马上看出这位中年男子是有妇之夫，出来寻花问柳，兜里有的是钱。

    门打开了。

    光胸脯的衣帽女郎接过了哈比希的大衣。外面又湿又冷，真正的11月天气。哈比希自动掏出30马克作为入场费，他已经有经验了。

    博罗殷勤地问：“您要棕发的、红发的还是金发的？德国的、俄国的还是泰国的？”

    “我要见你们经理。”

    博罗缩起脑袋，赶紧走开。他的本能告诉他，别指望这位客人花大钱，哈比希靠着墙等着。这里是他今晚访问的第四家，也就是说他得喝第四次酒。他估计这儿也问不出什么情况。衣帽间那个光胸脯的女郎足以证明，罗伯特是不会上这儿来的。他正要走的时候，萨尔瓦多从里面一个房间里出来了。

    萨尔瓦多礼貌地问道：“先生，您要见我？我是经理。”

    “我想我搞错了。”

    “先生，在托斯卡纳酒吧是不会有人搞错的，对任何口味，我们都有合适的货色供应，我们从未有过不满意的客人。”

    “真的搞错了。”

    萨尔瓦多仍很客气和灵活。他每天都遇到一些滑稽人物，他们的要求有时真到了荒唐的地步。他想起有一次一位客人掏出一张1，000马克的钞票在他眼前晃晃，并问：“你有绿头发的体重100公斤的胖妞吗？”

    萨尔瓦多当然没有，但他回答说：“我们可以满足您的要求，先生，请耐心等一会儿。”他到处打电话询问，总算找到一个体重105公斤的女人，不过是紫发的，那位客人很满意，他是慕尼黑一位颇有名气的工业家。

    这会儿萨尔瓦多说：“我们这儿可不是一家会让客人不满意的酒吧，先生。”

    “我找一个女人。”

    “一个够味的女人？”

    “别说傻话了！”哈比希从袋里掏出照片，“我找这个女人，我走错地方了。”

    萨尔瓦多看见乌丽克的脸，呆住了，小心，小心啊！这家伙究竟是什么人？警察可不是他这种样子。警察正凭着一张可笑的模拟图在寻人，他拿的照片却是真正乌拉的照片，还照得挺好。

    萨尔瓦多感到这很危险，他想，这事要让老板决定，我得隐蔽起来，在手枪上装上消音器。

    哈比希问道：“您认识这个女人吗？”

    “从未见过。”

    “我也不指望有别的答复。”哈比希伸手要照片，但萨尔瓦多没有马上给他。

    他说：“您应该把照片给我们老板看看。”

    “您不是老板？”

    “我是经理，老板是冯-格来欣先生。”

    “他在吗？”

    “碰巧他在。”

    “那您带我去见他。”

    “我得看有没有可能。”

    萨尔瓦多走进里面的房间。酒吧里飘扬着乐声，不是爵士乐，也不是摇滚乐，而是浪漫的音乐，正在同姑娘调情的客人喜欢这种温柔的曲调。

    没等多久，萨尔瓦多回来了，他的裤腿早已塞好手枪。“先生，请跟我来。”他带着哈比希走到办公室，敲了一下门，把门推开。冯-格来欣从写字台后面站起来，他看了一眼就知道了来的是什么人。他请哈比希坐下，自我介绍说：“我是冯-格来欣，您是……”

    “哈比希。”

    果然不出所料，是罗伯特的父亲。冯-格来欣感到情况很不寻常。被害者的父亲坐在杀人的主谋者对面，还蒙在鼓里，而杀人者躲在门背后，只等给信号了。

    冯-格来欣问道：“您找一个女人？我的职员说，您有一张照片，我能看看吗？”

    “请看吧。”哈比希从口袋里拿出照片，递给冯-格来欣。

    “是位美人儿，照片拍得很好。您为什么要找这个女人呢？”

    “她害死了两个人。”

    “真的？”

    “我儿子罗伯特和我太太盖尔达。”

    “真想不到！”冯-格来欣拿着照片翻来覆去地看，他头一回听说，乌丽克还杀了一个女人。他认为这不可能，乌丽克可能干许多事，但决不会杀人。“这个女人枪杀了您的太太？”

    “我没有说枪杀，只是说杀害，我太太死于儿子罗伯特被害所带来的打击，是间接的谋杀。”

    冯-格来欣松了一口气。“我从报上看到了您儿子的悲剧。”他装作遗憾的样子说：“我向您表示哀悼，这对您肯定是极其可怕的。”

    “我已经摆脱了昨天……”

    “哈比希先生，我能请您喝一杯干邑酒吗？”冯-格来欣从写字台里拿出一瓶酒。“这是存了30年的波利尼业克王子牌。”

    “我不反对。”哈比希指着照片问：“您从未见过这个女人？”

    “没有。”冯-格来欣倒好了酒，又拿起照片来看。是的，就是她。照片比罗先生在全德国境内散发的那张要好得多。“这个女人什么事都能干，但就是不会杀人，尤其是她在照片背面写上了‘我们永不分离’，这可是永恒的爱的誓言。”

    “这是有意的欺骗，是谎言。她把我儿子罗伯特塞满了摇头丸，变成了毫无意志的傀儡。以后两人发生了争吵，因为罗伯特新的女友吃摇头丸吃死了。我儿子罗伯特声称要检举这个女人，于是她认为唯一出路就是杀人灭口！刑警是这样设想的，我相信这种设想。”

    “那您为什么要找这个女人呢？”

    “您不能自己回答这个问题吗？”哈比希一口喝掉了干邑酒。

    “哈比希先生，您看上去不像是个嗜血的复仇者。”

    “我的外表可能没变，但内心里已经彻底地变了。”

    冯-格来欣把照片放回到桌上。这是乌丽克唯一的一张清楚的照片。只有拥有这张照片的人才有希望找到她。这张照片一定要传到罗先生的手里。

    冯-格来欣说：“我也许能帮您的忙。”

    “可您刚才还说……”

    “不，我不认识她……但我除了托斯卡纳酒吧以外，在慕尼黑及其周围还有14家夜总会，我可以把照片拿去让他们传看，也许有哪个姑娘或服务员认识这个女人。请您把照片留在这儿。”

    “不行。”哈比希赶快把照片收起来，“我不会交出照片。您把这些夜总会的地址给我，我亲自去问，这五个月以来，我别的事不干，就干这个。我不信没有人认识她，这样的女人很引人注意……尤其在摇头丸圈子里，她肯定是有名的。”

    此话不假！冯-格来欣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命运危在旦夕：要是哈比希凭着这张照片真的找到了乌丽克的踪迹，那乌丽克为了活命肯定会供认一切。

    这张照片不能掌握在哈比希手里。

    为了把照片交给罗先生，有两种办法：要么让萨尔瓦多在办公室里悄悄地把哈比希杀掉，要么让罗先生自己来处理，两者的最终结果都一样，但后一种办法可以使冯-格来欣保持手脚干净。所以他决定把哈比希交给罗先生，在他看来用钢丝绳勒死哈比希是最麻利的手段。

    “我把我的企业的地址给您。”冯-格来欣讨好地说，在他眼里，此刻哈比希已经不存在了，“祝您成功。只不过我很怀疑……”

    哈比希站起身来说：“我有时间。48岁还不算老，我可以等，因为我知道，总有一天，不管是哪一天，我会遇到这个女人。谢谢您的干邑酒。”

    萨尔瓦多把哈比希送到大门口，看着他开车离去，藏在裤腿里的手枪略得难受，因为消音器太长了，博罗关上了铁门。

    博罗问：“那人是谁？”

    “一个死人。”

    博罗不再问了，不能问萨尔瓦多问得太多。

    冯-格来欣在办公室里考虑片刻，拿起电话。

    接电话的是个姑娘的声音。冯-格来欣说：“我找罗先生，有重要事。”

    完全出乎意料，罗先生没有采取行动。

    他没有让宋华丁到慕尼黑去施展钢丝绳手艺……他要他去别的地方，在荷兰北布拉班的秘密实验室里生产的数十万粒摇头丸，通过荷兰边界上的林堡运往德国，比利时和法国，充斥了市场。有一个案件足以证明这一竞争有多危险：缉毒人员根据举报找到了一座秘密的高技术实验室，光是没收的摇头丸原料就价值2，300万马克。那里生产的摇头丸质量优良，比波兰货要干净得多，名字也挺吸引人的，尤其受年轻人的欢迎，像什么亚当、夏娃、麻雀、宝贝、酋长、恐龙、穿心箭等等。毒贩子们组织得极好，销售额以百万计。罗先生十分明白：这些货要是进入巴伐利亚，就会挤垮生态摇头丸，危险性与日俱增。

    罗先生只是越南人贩毒集团中的头头之一，集团总部在摩纳哥。他们决定，派宋华丁前往德荷边界。这叫做“清扫市场”或者“集中化”，是惯用的经营手法。

    在沃沃明，宋华丁恢复了地下室里的练习，做了一个新的木头脑袋，更瘦小，脖子更细，戴着长长的假发，是个女人的头。不知名的打电话者告诉他，有可能也要送一个女人上西天、

    宋华丁没有提问题，但是他不愿意亲手杀女人。当年害侬洁是另一回事。他只是把她推下海去了，至于她不会游泳，那是她的问题。按他的看法，他没有杀她，而是给她指了另一条路。

    尽管宋华丁心生反感，他还是开始了练习。女人的长发是个障碍，好像是个软垫，阻碍着迅速的抽紧。而闪电式杀人的艺术就在于：没有响声，没有挣扎，跟雷击一样，几秒钟完事，在男子身上宋华丁从未出过问题，但在女子身上他没有经验。

    那就练吧，练了又练！对女人细长的脖子要用一种特殊的钢丝绳，更细更短，更灵活更轻便，必须好好练，从背后套住头，然后猛力收紧。说起来简单！宋华丁可是想骂娘了。

    该死的长头发，真碍事。

    宋华丁日复一日地练习用钢丝绳套那个瘦小的木制脑袋。有好几次他灰心地坐下来琢磨，从背后用尖刀割断喉咙的办法是不是更好，更有把握。不过这样就会流很多血，而宋华丁是一向厌恶流血的。他在越南见到的血太多了，他手上沾的血也太多了。

    他曾经有过一闪念，那就是在他太太玛利卡身上试试他的手艺，但他后来放弃了，因为要是折断了玛利卡的喉头软骨，那就不能说她死于心肌梗塞了。只有事后把她吊死，说她一直感到不幸，甚至想到死；并说她的瘸腿多年来使她抑郁寡欢，这是一场悲剧。

    对宋华丁来说，这些都太复杂了，要躲避危险，而不要招引危险。他应该继续练习，女人的脖子是大自然的杰作。

    所以，当有一天一个陌生的声音命令他去荷兰边界时，宋华丁很高兴。他将在凯尔肯霍夫旅馆得到具体指示，报酬是7，000美元。

    高额的酬金使宋华丁乐不可支。他按照越南人的方式，烧了一只鸡，煮了一壶乌梅酒，点了八支香，八是个吉祥的数字，这是他从中国人那儿学来的。他高兴地告诉玛利卡：“我们要做一笔大买卖，北方来的木材！我从明天起要出门10天。”

    玛利卡并不追问，她从来就不问，重要的是，宋华丁每次出门都带钱回来，时而还带件首饰回来，有一次带回一串玫瑰色石英做的念珠，玛利卡是位虔诚的天主教徒，每星期日都去教堂。

    这一切冯-格来欣都不知道，他只是奇怪，怎么罗先生对于哈比希正凭着一张照片寻找乌丽克这桩事竟然无动于衷。

    关于罗伯特-哈比希案件，人们不再议论。报纸和电视台早已有了更加重要的新闻，记者们在跟踪名人逃税案；国民对圣诞节奖金减少大为不满；一些名流的离婚事件使有些人幸灾乐祸；破产风潮驱使人们上街示威；欧盟组织成员在布鲁塞尔为了香蕉的弯曲度和利用基因技术培育马铃薯而争吵不休；一名男影星在加勒比海被人偷拍了一张裸照，于是起诉那位摄影师，报纸评论的标题是：为了一根小香肠大闹公堂。哈比希案件已经被人遗忘了。

    沃特克和赖伯也困惑不解，模拟图的发表竟成了令人丢脸的徒劳之举。

    当然，电视台呼吁人们提供线索以后，德国各地都有一批“证人”报名。刑警得到176起举报，但全部无用。有人说看见了那个神秘的女人，在柏林、汉堡、汉诺威、萨尔布吕肯、埃姆登、吕贝克、维尔茨堡、斯图加特和莱比锡。甚至在吕内堡原野，也有人报告说：“这个女人昨天在超市买了面包、厕所清洁剂和四根水煮香肠。”

    “真恶心！”沃特克失望地叫道，“八千万德国人之中总会有人注意到了这个女人吧，再说她也应该有熟人，她又不是生活在山洞里，她有住宅，要购物，要上理发店，有女友……”

    赖伯说：“女友们是最不愿意出面的，谁愿意把自己卷进一桩凶杀案里去。”

    “可是那张图的下面没有写着是凶杀案！没有人能知道。”

    “凡是公开被寻找的人，尤其是被警察寻找的人，谁都会避而远之。”赖伯能理解沃特克，因为救生员普尔弗详细描述了那个女人之后，赖伯也曾一度满怀信心，他甚至再次请普尔弗去他办公室，问他：

    “她真的像电脑里所画的那样吗？”

    “没错！”普尔弗几乎是委屈地说，“这样的女人我怎么会忘记！”

    沃特克也说不出个道理来，不过挫折使他很烦恼，他自我埋怨说：“我今年43岁，还说不上僵化，我总在想，哪一点我做得不对？哪一点我没注意到？”

    “没有的事，特奥。”赖伯也不知怎么安慰他好，“一切都一如既往按部就班地做了。”

    “按部就班……远远不够！我们是在空转！我们手里有钥匙，可就是开不开锁！这个女人……”

    “这是你唯一没有破的案子吗？不是吧。”

    “慕尼黑警察的破案率为83％，可这剩下的17％对我压力很大。这起摇头丸案件比任何其他案件都清楚，各个细节都能凑得起来……可就是找不到这个女人，找到了她，也就找到了凶手！我就不懂，怎么会谁都不认识这个女人，这不可能嘛！”

    “也许她不是图上那个样子？”赖伯早就有所怀疑，但他在第二次讯问普尔弗以后又消除了怀疑。

    沃特克像是被刺了一下：“这简直是灾难！这点联想都不能想！”可是他忽然不作声了，坐到一张椅子上，恍然大悟地说：“是的，就是嘛！”

    “什么呀？”

    “我们太轻信了，彼得，我们错了！我们只相信那个托尼-普尔弗，以为他认识罗伯特的情人。既然他在游泳池见到过乌丽克，那么其他人也见到过，而我们却忘了问其他人，这里面有餐厅招待员，收银员，别的救生员，卖冰淇淋的……我们真笨，干了20年了，还像个外行人，我们不配领我们的薪水！”

    “那我们马上补救。”

    沃特克苦笑说：“现在都冬天了，游泳池关了，卖冰淇淋的改卖炒杏仁和烤栗子了。”

    “可溜冰场开着，餐厅在营业，坐在收银处的还是那几个人。”

    “那些线索都过时了。”沃特克站起来，从柜子里拿出大衣。“不过再试试看吧。”

    12月的第一个星期，哈比希按着冯-格来欣给的清单，访问了所有的酒吧，清单是冯-格来欣通过邮局寄来的，哈比希感到对方很合作，所以在电话里表示了感谢。

    冯-格来欣答道：“这是理所当然的，只要我能帮得上忙，一定尽力而为，我已经事先通知了各位经理，说您要去造访，祝您好运。”

    哈比希自然又是白费劲，到处遇到的都是对方的摇头、耸肩。没有人需要撒谎……他们的确不认识那个女人。冯-格来欣只是奇怪，罗先生竟然沉得住气，不想把乌丽克的照片弄到手。

    越南人的“业务班子”在德荷边境大显身手。北威州的刑侦局不得不成立一个“亚洲特别委员会”，在门兴格拉德已赫、费尔森、克雷费尔德、盖尔登、内特塔尔、埃梅里希和高赫这些地方，也就是沿着荷兰边界，在树丛里，铁路边上，桥墩底下，发现了死去的德国人和荷兰人，是被人用钢丝绳勒死的。联邦刑侦局指出，慕尼黑也发生过类似的凶杀案，这无异是向北威州刑侦局发出了警报：亚洲黑手党在莱茵区出现，而没人知道其动机何在。被杀的人都是一般的公民，其中甚至有一名建筑师和一名专搞顺势疗法的医生；还有一名荷兰人是有名望的工厂主和化学家，据梯尔堡的刑警告知，此人在梯尔堡开一家化工厂，生产化肥，很富有，关系很多，一直通到首都海牙的各个部里。他乐善好施，造了幼儿园和体育场，甚至资助一个交响乐团，主要演出布鲁克纳的作品。为什么要杀害这么一个人，绝对是个谜！他有许多朋友，当然也有人忌妒，就像每个成功者都会遭到无能者吐唾沫一样，可这种忌妒也不至于发展到谋杀啊！特别是有个问题解答不了：为什么他被人用亚洲方式杀死了？是有人受了慕尼黑案件的启发仿而效之吗？

    为什么一下杀死七个人？是为了转移人们的视线吗？为什么挑这么七个彼此根本不认识、从未见过面、从未说过话的人？尽管巴伐利亚州刑侦局提供信息说，估计慕尼黑的案件与摇头丸有关，莱茵区的刑警仍有怀疑。医生、建筑师、化肥厂主跟摇头丸有什么关系？其他四名死者所操的职业也无可挑剔，有一人还是糕点师，没有理由怀疑他们有犯罪的背景。

    宋华丁干得很出色，不光是那七千美元的酬金使他高兴，他还为自己杀人技术的炉火纯青而自豪。没人能比得上他，他不愧是世界冠军，只不过迄今为止他所拿的报酬不是世界冠军应得的报酬。他以后要改变这一状况，如果再有任务，他得要两倍的报酬，他是别人代替不了的。

    亚洲式谋杀的成功很快就奏效了，连刑警都还没有注意到：来自北布拉班和林堡的摇头丸大大减少，在第七个人被杀以后则完全停止了。没有哪个接货人敢于再去秘密接头地点。宋华丁的钢丝绳还扼住了出口。在荷兰的布雷达有一位名叫范-德-罗勒的鲜花蔬菜批发商，他拥有22辆卡车，往德国运送鲜货，有一天他接到一个很有礼貌的陌生人的电话。

    打电话的人操熟练的德语，但带有外国口音：“范-德-罗勒博士，我们建议您做笔生意。”

    范-德-罗勒听着觉得很不舒服，他问：“您是谁？”

    “我可以用反坦克导弹把您的22辆卡车打得粉碎。”

    范-德-罗勒说不出话了，他忽然知道自己已置身于一场战争，一场无比残酷的战争。

    他勉强地忍住喘气，问道：“您……是您策划了这七起谋杀……”

    “有可能还会有第八起，您的脖子也是经不起钢丝绳勒的。”

    “你们吓不倒我！谁也吓不倒我。我身边一直有四名保镖，我坐的是防弹车。”

    “这我们都知道，范-德-罗勒先生。”这彬彬有礼的声音现在对罗勒来说已是无法忍受，“干吗非要我们试试不可？双方满可以达成协议嘛，友好协议……”

    “您要参加我的水果生意？还是想通过我的公司向欧洲销售亚洲土产？我估计您是亚洲人吧……”

    “我一直不知道荷兰人还挺幽默，尤其像您这样处境糟糕的人，还是直话直说吧，我们应该谈谈摇头丸的事。”

    “什么？”范-德-罗勒大吃一惊，他立刻意识到，打电话的人对他公司的业务情况了如指掌。

    对方的语调变硬了，不再那么软绵绵的。

    “您那22辆卡车，其中有17辆是装易腐货物的冷藏车，可以不经检查就越过国界。以前您有海关的特别许可证，可以随便来往。如今，荷兰成了欧洲联盟和中根协定的成员国，这意味着国界已经敞开。您的每一辆卡车除了装有蔬菜和鲜花以外，还有数以百万计的摇头丸，运往德国、比利时、法国，再转运到全欧洲。您的供货人是在荷兰的非法实验室，其中有一家是位于梯尔堡附近的肥料厂，我们不得不让这家厂的老板——舒文戴克先生——提前退休，作为对您和您的朋友们的警告，我估计，我们这次谈话之后，您会马上通报您的客户，这其实也符合我们的意图。我们已发出了七个明显的信号，您明白吧，范-德-罗勒先生？”

    “我明白您的话，但不明白您的用意。”罗勒用发抖的手点燃了一支弗吉尼亚细雪茄，“您想讹诈我吗？”

    “讹诈？我们跟您一样，也是生意人，是一家国际性企业，有许多分号，我们在全世界范围内活动，不仅限于阿姆斯特丹、鹿特丹、乌得勒支。所以我们相信，您肯定乐于跟我们合作。”

    “我看没有必要！”范-德-罗勒鼓起勇气说，“您还胡说什么摇头丸，简直可笑！”

    “明天一早，在边界上的文洛地方，您的两辆冷藏车将会爆炸。您得到我们的警告以后，就别装运摇头丸了，也不用装运了。我们只是要向您证明，我们随时随地都能毁掉您的车队，即使您走别的路线，那也是白费劲。我们会悄无声息地跟踪您的每一趟车队。”

    范-德-罗勒抽着雪茄，往天花板上喷烟，没有什么可考虑的了，亚洲人已经赢了这场战争。要么被毁灭，要么打白旗投降……罗勒决定，先跟对方谈判谈判，以便摸清这“业务关系”规模有多大。

    “您要干吗？有什么建议？”

    “看来理智终归是谈判成功的最佳基础。我们设想了一种简单的分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