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片里的那个女孩叫莫妮塔，三年前她在莫哈的防波堤上被照相的那个夏天还不认识菲利普·费思佛·莫里森。莫哈是斯德哥尔摩阿契佩拉哥的一个小岛。

    那是她和彼得六年婚姻关系中的最后一个夏季。在那年秋天，他遇到另外一个女人，而圣诞节过后他就离开莫妮塔和他们五岁大的女儿莫娜。由于他的不忠，所以她没有任何要求，很快就办好离婚手续——他急着要和那个新欢结婚，因为离婚手续办好的时候她已经怀孕五个月了。莫妮塔保有赫卡兰根市郊那所房子，而且在没有争执的情况下得到孩子的监护权。彼得放弃与女儿见面，后来他还停止了应该支付给孩子的生活费用。

    离婚不只让莫妮塔的财务状况急速恶化，也迫使她停止了她刚恢复的课程，而这是整个过程中最令她沮丧的事。

    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她开始觉得自己缺乏教育是种残缺。她始终不曾真正有上课或学习一技之长的机会。她接受完九年义务教育之后想要休息一年，然后再进专科去念书，但是那一年结束之前，她遇见彼得。他们很快就结婚，而她接受高等教育的计划也就束之高阁了。次年他们就生了一个女儿，彼得也开始念夜校，一直到他念完之后（就在他们离婚的前一年），才能轮到她去念书。彼得离开她之后，她上课的计划就被破坏了，要找个全职的保姆是不可能的，而即使找到了，她也付不起这个费用。

    女儿出生后最初两年，莫妮塔留在家里带孩子，但是在女儿可以送到幼儿中心后，她开始上班。刚开始，也就是在她离开学校之后那个月，到送孩子去幼儿中心的那几个星期间，她换过好几个不同的工作。在那几年间，她做过秘书，在超级市场算过帐，做过仓库的办事出纳员、女工和服务生。她是个静不下来的人，只要她觉得不高兴或是感觉到她需要变化，她就会辞职再找一个新的工作。

    中断了两年之后，她又开始找工作。她发现劳力市场变得紧缩，而且没有太多的工作机会可以让她选择，何况她缺乏职业教育，也没有什么技术，所以只能做些待遇差、不需技术的工作。现在就算工作内容很令人厌烦，她也不能随便换工作。但是当她再次开始上学之后，未来似乎变得比较有希望，生产线上那些单调、毫无意义的工作也变得比较能让人接受。

    三年来她一直呆在斯德哥尔摩南方市郊的一家化学工厂。但是离婚之后，她独自扶养她的女儿，所以她被迫要找一个上班时间比较短、薪水比较低的工作，她感觉到仿惶无助。在很突然且绝望的情况下，她辞掉原来的工作——也不知道自己接下来要做什么。

    而同时，失业率也逐渐升高，工作机会严重短缺，以致于有专科或更高学历的人也去争取一些待遇很差、所需学历不高的工作。

    有一阵子莫妮塔处于失业的状态。她虽然拿到失业保险救助金，等于是有一项稳定的收入，但她却逐渐变得沮丧起来。她每天想的就是如何让收支平衡，房租、食物和为莫娜买的衣服就花掉了她所有的收入。她没有钱替自己买衣服，也必须戒烟，帐单堆得越来越高。最后她只能抛弃自尊向彼得求助，毕竟法律可以要求他支付莫娜的花费。虽然他抱怨说现在他还有自己的家庭要照顾，他还是给了她五百元，她立刻就用这些钱偿还了一些债务。

    一九七○年那个秋天，除了在一个公司做了三个星期的临时工，又在一家大面包店外捡了几个星期的树叶之外，莫妮塔在那段期间都没有稳定的工作。她不觉得找不到工作有什么不愉快的。早上可以和莫娜一起睡得很晚，感觉相当不错，如果她不为金钱这类的事烦心、沮丧的话，她不觉得没有工作有什么好烦恼的。时间一久，她继续念书的欲望也没了。如果一个人浪费时间、精力，又背负了一身的债务，所得到却是毫无价值的考试和获得满腹学问后那种阿Q式的满足感，这到底有什么意义？此外她开始思考，在投入这个工业化资本主义的社会系统时，除了得到较高的薪资和较愉快的工作环境之外，应该还有其他更重要的意义。

    圣诞节前她带着莫娜到奥斯陆去找她的姊姊。他们的父母在五年前的汽车事故中双双身亡，而这个姊姊是她惟一的近亲。他们的父母去世之后，到她姊姊家过圣诞节变成她们之间的一个传统。为了筹到买票的钱，她把她父母的结婚戒指和一些她继承的珠宝拿去当掉。她留在奥斯陆两个星期，在过完新年回到斯德哥尔摩的时候，她胖了六磅，而且感受到很久没有过的快活。

    一九七一年二月，莫妮塔庆祝她二十五岁的生日。彼得已经离开她一年了，莫妮塔回想在这一年中自己的改变，比整个结婚后的六年还要多。她变得成熟了，发现自己新的一面，这是个正面的现象；但是她也变得比较冷酷、比较认命，生活也过得比较苦，这些是比较负面的；尤其她变得非常孤单。

    独自扶养一个六岁大的孩子就几乎占去她所有的时间；她们又住在市郊，每一户人家都距离其他人非常远，每个人也都似乎躲在自己建立的围墙中保有自己的隐私，她根本没有机会冲破这种孤独的情况。

    渐渐地，她和从前的朋友及认识的人逐渐疏远，他们也不再出现。她不希望将女儿独自留在家里，所以很少出门，何况没有钱也不能有什么娱乐。刚离婚的那段期间，还有一些朋友或其他的人会来看看她，但是到赫卡兰根来有一段很长的路程，他们不久就懒得跑了；加上她时常打扮得很邋遢又很沮丧，可能这些印象把她的朋友给吓跑了。

    她常常和她的女儿走很长的路到图书馆，然后抱回许多书。在莫娜睡觉之后那段沉默、孤独的时间里，只有书本陪伴着她。她的电话很少，她自己也没有什么打电话的对象，所以当电话线路因为她没有付费而被切断时，她甚至没有感觉到任何差异。她觉得自己像个被关在家里的囚犯，而逐渐地，这种监禁的情况像是一种保护，她那栋阴沉的房子之外的世界似乎变得虚幻和遥远了。

    有些夜晚，她读书读烦了，精神又太紧张而无法入睡，她只好在起居间和厨房之间无目的地游荡，这时她会觉得自己快要发疯了。她必须发泄一下，而她心中的那道堤防会崩溃，她的想法会变得很疯狂。

    她时常想到要自杀。许多次她感到无比的绝望和焦虑，只是想到她的孩子才使她没有了结自己这一生。

    她也非常担心孩子。每当想到女儿的未来，她就会流下无助的眼泪。她希望她的孩子在一个暖和、有安全感、有人性的环境下长大成人——一个有权力、金钱、社会地位的竞争压力，但是不会因此而让每个人都变成敌人的地方，在那里，“买”和“拥有”不代表快乐。她希望给她的孩子一个发展人格的机会，而不是一头就栽进眼前这个封闭的社会里。她希望她的孩子享受工作的快乐，和别人分享生活，有安全感，有自尊。

    她只是希望她女儿具有生存的基本权利，这并不算过分；但是她清楚地知道只要她们继续住在瑞典，女儿绝对无法了解自己竟然可以拥有这些权利。然而她想不出要如何弄到钱去移民。她的绝望和沮丧变成认命和淡漠。

    当她从奥斯陆回来之后，她决定让自己振作起来，努力让情况有所改变。为了要扩大自己的空间，也为了避免莫娜变得大孤立，她尝试——第十次——让她到公寓附近的幼儿中心上课。让她惊讶的是竟然有空位，莫娜可以立即开始上课。

    莫妮塔开始不时地看求职栏的广告，并且询问工作情况。整个过程中她不断酝酿一个主要的问题：她可以做什么来换取一些金钱？她知道要从根本上改变目前的情形将会需要很多钱，她要赚到出国所有的费用。她越来越不甘心，并且开始憎恨这个社会，它不断地夸耀少数特权阶级的繁荣景象，而实际上大多数人的权利就只是在运转的机器中重复单调的工作。

    她脑子里不断地想着一些赚钱的方式。她发现这是个无解的问题，用正当的管道是完全不可能赚这么多钱的；就算她有工作，扣掉所得税、租金和食物的开销后也所剩无几。

    她赌足球彩票赢的机会也是微乎其微，但是，每个星期她还是继续买三十二张的联票，只是要继续保持希望。

    她没有一个可以期待会将财产留给她的亲戚朋友；当然也不可能有个病得很严重的百万富翁要跟她结婚，然后在新婚之夜突然暴毙。

    当然有的女孩当妓女赚了不少钱，她就认识这样一个人。现在你根本不必站在街上拉客，你只要说自己是模特儿，再租一间工作室，或到按摩院或优雅的色情俱乐部去上班就可以了。但是她发现这种想法实在太低俗了。

    那么惟一的方法，就是偷。但是怎么做？又在哪里？毕竟她太老了，根本不知道要怎么计划。所以她决定暂时找一个正当的工作，这件事比她预期的容易得多。

    她在市中心一家忙得出名的餐厅里当服务生。她上班的时间很短，但是很合适，而且做得好的话还可能有不少小费。这家餐厅中的一个常客就是菲利普·费思佛·莫里森。

    有一天他坐在餐厅里，就像一个无关重要、但是行事合宜的短小男人，坐在一张莫妮塔服务的桌子上。他点了猪肉和一杯鸡尾酒，表现得很友善，点菜的时候还开她的玩笑，但是他并不是特别想引起莫妮塔的注意。而同样地，莫妮塔也不会想要引起莫里森的兴趣，至少那个时候没有。

    莫妮塔的外表，她自己也逐渐意识到，是很平常的。和她见过面的人只有一个或两个在下次再见面时会认出她。她有黑色的头发、灰蓝色的眼睛、洁白的牙齿和普通的身材。她的身高中等——五呎五吋——体格正常，大约一百三十磅重。有的男人会觉得她很美，但那是他们认识她之后说的。

    莫里森这一个星期第三次坐在她的桌子上的时候，莫妮塔认出了他，而且猜想他会点香肠和煮熟的马铃薯，上一次他吃的是猪肉烤薄饼。

    他真的点了香肠，也点了一杯牛奶。当她把东西端来给他的时候，他抬起头来看着她说：

    “你一定是新来的吧，小姐？”

    她点点头。这不是他第一次对她说话，但是她习惯不告诉别人她的姓名，而且她穿着制服更让人认不出来。

    她将帐单拿来的时候，他给了她不少小费，而且说：

    “希望你会喜欢这里，小姐，因为我是如此；而且这里的食物不错，所以好好做吧！”

    在离开之前，他友善地对她眨眼。

    在之后的几个星期，莫妮塔一直注意这个矮小的男人。他总是点最简单的食物，而且从不喝牛奶以外的东西。他开始习惯于挑一张她负责的桌子，在入席之前他习惯在门边观察一下，看看到底哪一些是她正在服务的桌子，这使她感到受宠若惊。

    她不觉得自己是个服务周到的服务生，面对挑剔或不耐烦的客人，她发现自己很难装出一副毫不在乎的样子；每当有客人大吼大叫，她一定会回嘴；她也有分神的习惯，时常会烦心和健忘。但另一方面她身体强壮，而且手脚很快，对她看得顺眼的客人会很友善，不像一些谄媚又愚蠢的女孩一样。

    每一次莫里森来了之后，她都会和他说几句话。渐渐地她把他视为熟客，他的彬彬有礼有些老调（与他表达出来对天地之间事物简洁的看法似乎不太协调），却令她着迷。

    虽然莫妮塔对新的工作并不满意，但整体来说还不算太坏。她的工作在幼儿中心关闭之前可以结束，所以她能够准时去接莫娜。而且她不再感到那么孤单，虽然她还是抱着相同的异想天开的想法，希望有一天能够离开瑞典，到一个气候比较恰人的地方。现在莫娜已经在幼儿中心里找到几个新的玩伴，每天早上都迫不及待地想要去上学；她最好的朋友就和她们住在同一栋大楼里，所以莫妮塔有机会认识她的父母——他们很年轻，也很友善。如果晚上有事情，他们会相互照料彼此的女儿。有几次莫娜的玩伴还在她们家过夜，而莫娜也有两次在她朋友那儿睡觉——虽然有了空档，莫妮塔也没什么好做的，不过就是到镇上看个电影罢了，但是，这种安排让她有了自由的感觉，而这也引致后来的发展。

    四月的某一天，她在新环境里工作两个多月之后的某一天，她站在那里，双手在围裙底下交握着，做着白日梦。莫里森招呼她过去。她走过去，看着他那一碟几乎没有动过的豌豆汤问道：

    “汤有什么问题吗？”

    “汤很好，就像平常一样。”莫里森说。“但是我突然想起一件事。我每天坐在这里填塞一些食物，而你却总是在工作。我想要问，我是否能够邀请你一起出去吃个饭，改变一下。晚上，当然，在你有空的时候，例如，明天如何？”

    莫妮塔没有犹豫很久。她很久以前就认为他是个诚实、朴素和努力工作的人，虽然有点怪，但当然不算危险人物，甚至相当完美。此外，他这种行动其实早有征兆了，而且她已经决定好当他问她的时候要如何回答。所以她说：

    “哦，这样啊，为什么不呢？”

    在和莫里森共度一个星期五的夜晚后；莫妮塔只需要调整她对莫里森的两个印象：他不是绝对不喝酒的人；而且可以说他也不是个很努力工作的人。但是这两件事都不会减损她对他的好感，的确，她发现他真的很有趣。

    那个春天，他们一起到餐厅吃过几次饭。每一次莫妮塔都以友善但是坚定的态度拒绝莫里森邀请她到他家喝个睡前酒的提议；她也不让他到赫卡兰根看到她的家。

    那年夏天刚开始的时候，她没有再见到他。而且七月里有两个星期她和她的姊姊一起到挪威度假。

    她回来之后的第一天，莫里森就出现了，坐在他平常坐的桌子上。那天傍晚他们再一次见面，这一回莫妮塔跟他回到阿姆菲德斯街的家中。这是他们第一次一起上床，莫妮塔发现他在床上就像平常一样地和善。

    他们的关系变成相互的满足。莫里森的要求不多，而且很少在她不愿意的时候还坚持要见面，差不多是一个星期两三次。他对她很体贴，而且他们发现彼此的想法很接近。

    就她而言，她同样端吃的给他。他极端地沉默，例如，他从不提他究竟是做什么的，或他如何维生。虽然她有疑问，但却从不提出来。她也不希望他太妨碍自己的生活，尤其是有关莫娜的事。所以她小心地不要过问他的事，他似乎也不会特别嫉妒什么——和她一样。可能他知道他是她惟一的男人，不然就是他不在乎她是否与其他的男人约会。他也不曾过问她以前的事。

    到了秋天，他们到城外的时间减少了，他们比较喜欢呆在他那儿。在那里他们有好东西吃，而且可以一起在床上度过大部分的时间。

    时常莫里森会消失一阵子做商务旅行，不过他从来不提起要到哪里或是做什么生意。莫妮塔并不笨，她不久就意识到他的活动一定和犯罪有关。但是她告诉自己他基本上是个有分寸和诚实的人，她认为他犯的罪应该是没有伤害性的。她把他当作是罗宾汉，从有钱人那儿偷钱出来接济穷人。她绝想不到他是个贩卖人口的白人，而且还把毒品卖给孩子们。一有机会她就不讳言地试着让他知道她并非那么食古不化，从有钱人身上偷骗点东西，或从这个吃人的社会里得到些好处并没什么大不了的。她希望这种做法能让他，如果可能的话，吐出一些他的秘密。

    而的确，在圣诞节前后，莫里森发现他不得不让莫妮塔参与一些他的工作。在莫里森从事的这种行业中，圣诞节总是非常忙碌的，而现在由于他对这份工作的狂热，他不愿错过任何赚钱的机会。他接下的工作量超出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外。的确，他一个人是绝对做不来的：在圣诞节之后一笔复杂的交易需要他到汉堡市一趟，然而他又已经允诺那几天要送货到奥斯陆的福尼布机场。莫妮塔刚好和以前一样要到奥斯陆去过圣诞节，这诱使他要求她充当他的同伙，而且替他去送信。这种工作没有什么大风险，但是关于递送方式的安排，非常不寻常且牵涉甚广，所以他根本不能骗她说她要送的只是一般的圣诞礼物。他告诉她详细的过程，但是他也知道她对毒品的不屑，所以只跟她说包裹里面是一些伪造的邮局文件。

    莫妮塔没有理由拒绝帮他，而且这份工作也并不复杂。他替她付了旅费，而且给了她几百元当作酬劳。

    这笔意外之财来得很容易，也如一场及时雨一般纤解了她的困境，她应该会食髓知味才对。但莫妮塔仔细考虑过之后认为以后如果还有类似的工作，还是应该先弄清楚。

    她拒绝不了金钱，但是如果有可能会因此而入狱，她至少要知道究竟是为什么。她很后悔没有偷看一下包裹里面是什么，也开始怀疑莫里森骗了她。下次他再要求她当他的地下工作人员，她一定要拒绝。拿着一个神秘的包裹到处跑，而里面装的可能是鸦片，也可能是定时炸弹，这绝非她愿意的。

    莫里森一定也了解，所以他没有再要求她做什么。虽然他的态度和以前没什么不同，但随着时间过去她开始注意到从前没有注意的一些事。她发现他时常说谎，那是非常不必要的，她从不过问他做的事，也不会逼问他什么。她更开始怀疑他不是劫富济贫的小偷，反而是个会为钱做任何事的卑微罪犯。

    隔年的第一个月，他们见面的时间减少了。不仅是因为莫妮塔拒绝他，也是因为莫里森变得异常地忙碌，时常要出远门。

    莫妮塔不认为他是对她感到厌烦了，只要他晚上有时间，他都非常希望能和她在一起共度良宵。有一次她在他那儿时，碰巧他有一些访客，那是四月初的一个晚上。他的客人叫做莫斯壮和莫伦，他们的年纪比莫里森轻，而且似乎是他生意上的同事。她对其中一个人有特别的好感，但是他们后来就没有再见过面。

    对莫妮塔而言，一九七一年的冬季是非常严酷的。她原来工作的餐厅换了老板，也变成一家酒馆；他们没有努力去吸引新的客人，又失去从前的顾客，最后只能裁员，将原有的地方变成宾果游乐场。现在她又失业了。莫娜白天都在幼儿中心，到了周末又会和她的朋友一起出去玩，她比以前更感到孤单。

    她觉得自己无法断绝和莫里森的关系，这令她很生气，而看不到他更增加了她的愤怒。当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她还是能尽情地享受，他是这个世界上除了莫娜之外惟一需要她的人，他明显爱上她了——这当然让她很高兴。

    有的时候白天没有事，而又知道他不会在家的时候，她会到阿姆菲德斯街上他的房子。她喜欢独自坐在那里，看书、听音乐或只是沉浸在属于他的事物之中。虽然她应该已经习惯了里面的摆设，但是对她而言它们还是有些陌生；除了几本书和一些卡带，那里面的东西都是她不敢奢求的。然而很奇妙的，她觉得那儿就好像是自己的家一样。

    他没有给过她屋子的钥匙，那是有一次他借给她的时候她拿去复制的。这是她惟一未经他允许而做的事，刚开始这的确让她的良心不安。

    她总是小心不要留下来过的痕迹，而且只有当她非常确信他不在的时候她才会去那里。如果他知道了会有什么反应？有的时候她当然会偷偷地到处乱翻，但是从来没有发现任何不当的物品。她拿这把复制的钥匙并不是为了查探，只是希望能有个属于自己的隐蔽处所——没有人会找她，也没有人对她的来去有兴趣。虽然如此，这里还是给她一种很难亲近的感觉，一种主导一切的感觉。这让她想起小时候玩捉迷藏的时候，她总是会挑一个全世界没有人能够找到她的地方躲起来。如果她要求的话，他应该会给她一把钥匙，但是这样的话就没有乐趣了。

    四月中旬的某一天，莫妮塔觉得坐立不安、心情烦躁，于是她就到阿姆菲德斯街的房子里去。她想要坐在莫里森那张最丑陋、却也是最舒服的扶手椅上，然后放着韦瓦第的音乐，希望忘却世间的一切，让这种美好的、祥和的感觉紧紧地包围她。

    莫里森到西班牙去了，要到隔天才会回来。

    她将外套和肩袋挂在走廊的吊架上，然后一边走入客厅，一边拿出香烟和火柴。房间里和平常一样整齐。莫里森总是自己动手收拾房间，他们刚认识的时候，有一次她问他为什么不雇用佣人，他回答说他喜欢收拾东西，所以不想将这份快乐和别人分享。

    她把烟和火柴放在扶手椅宽大的扶手上，走到另一个房间去放电唱机，她放的是《四季》。在韦瓦第第一乐章的音乐声中，她走进厨房从壁橱里拿出一个烟灰缸，然后拿着它回到客厅。她整个人蜷曲在扶手椅中，烟灰缸就放在扶手上。

    她想着莫里森和他们这种暧昧不明的关系。虽然他们认识一年了，对彼此的了解并没有跟着加深，关系也不成熟，这不是她所期望的。她记不起来见面的时候他们都谈些什么，可能是因为他们从没有谈到一些重要的事情吧！现在她坐在他最喜爱的椅子上，看着那个放满了可笑的小花瓶和小罐子的书架，她觉得他的个性相当异常，非常荒谬。第一百次地问自己，为什么她会为这个男人而烦恼？为什么不替自己找个更合适的男人？

    她点了根烟，将烟吐向天花板形成一缕白色的烟柱。她觉得自己必须停止这些不智的想法，以免又跌入低潮。

    她让自己舒服地躺在椅子里，闭上眼睛什么都不想，手慢慢地随着音乐摆动。到了慢板的时候她敲着烟灰缸，结果它不小心跌落到地板上打碎了。

    “该死，”她喃喃自语。

    她起身走进厨房，打开水槽底下的橱子，摸索着刷子，它通常都摆在塑胶垃圾袋的右边，但是现在却不在那里。所以她弯下身去看，刷子原来倒了下来。当她要去拿的时候，她瞥见一个公事包。那个公事包就放在塑胶垃圾袋后面，看起来很旧，磨损得也很严重。她以前没有看到过这个公事包，他一定是放在那儿，准备拿到地下室去。它看起来太大了，应该放不进垃圾滑道里。

    这时她注意到公事包被一条粗绳子缠绕了好几圈，上面还打了许多活结。她把公事包提出来，放在厨房的地板上。它很沉重。

    她很好奇。所以她很小心地解开那些结，努力记住那些结的打法；然后她解开那条绳子，打开公事包。

    里面装满了石头，平板状的黑页岩，她认得这种岩石，她依稀记得最近在什么地方看到过这些石头。她皱着眉头，伸直了腰，把烟蒂丢进水槽里，若有所思地看着那个公事包。他为什么要在一个旧公事包里装满了石头，还用绳子绑好，放在水槽底下呢？

    她更为仔细地检查了那个公事包。真皮的，它刚买来的时候应该很有品位，价钱应该也不低。她打开盖子检查，没有名字。然后她注意到一件奇特的事情：有人用锐利的小刀或剃刀把底部四个角切开来过，而且这好像是最近的事，那个切口的面相当新。

    突然她想到他本来要怎么处理这个公事包：把它丢到海里。为什么？她弯下身去把那些页岩拿出来，她把它们放在地板上叠成一堆，这时她想起在哪里看过这些石头。在走廊里，就在花园门口边上，那边原本有一堆这样的石堆，它们本来是用来将花园围住的。他一定是从那儿搬过来的。

    她正在想里面不可能还留有什么，手指就碰到一个坚硬且光滑的东西。她把它拿出来，然后站在那里，双手捧着它，开始沉思。慢慢地，她知道长久以来一直藏在心里的想法——虽然她不愿意承认——终于成真了。

    从这个黑色的金属上，也许，她得到了解脱，她终于明白了。

    这把枪大约有七时半长，大口径的，而且有沉重的枪托。在闪烁着蓝光的钢柄上刻着名字：骆马。她用手掂了掂那把武器，它很沉重。

    莫妮塔走到衣帽间，把枪放进她的袋子里。然后她回到厨房，把石头放回公事包内，也把绳子绑回原来的样子——尽量和原来的结一模一样——最后，她把公事包放回原处。

    她拿了刷子把客厅里的烟灰缸碎片扫干净，然后拿到走廊的垃圾滑道丢掉。做完之后她关掉电唱机，把唱片放回原处，然后走到厨房，把烟蒂丢到水槽里，打开水龙头把它冲掉。然后她穿上外套，把袋子的上盖盖好，背到肩上。在离开公寓之前，她很快地看过每一个房间，以确定一切物品都归位了。她摸了摸口袋里的钥匙，然后用力关上门，走下楼去。

    在回家的路上，她计划认真地做一点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