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十一点十五分了，他们还坐在克里斯丁堡的办公室里。微风清凉地吹送着，小雨滴落在窗上。

    马丁·贝克桌上散布着二十张照片，他把其中十九张推到一旁，只顾用放大镜研究有罗丝安娜·麦格罗的那一张，大概有五十次了吧！她看来正和他所想像的一模一样。她看起来相当健康而警觉，而且丝毫不知道她只剩三十六小时可活。她左手边就是A7号舱房，房门是开着的，但照片上看不出房内的摆设。

    “你知道，我们今天真算走运。”柯柏说，“这也是我们接这个烂案子以来的头一次。每个人早晚总会有一些好运的，我们的好运可来得真晚。”

    “我们也碰到了些坏运。”

    “你是指，她是和两位聋了的老人及三位半瞎的老妇人同桌吗？那可不是什么坏运，只是平均率的问题吧？我们现在该回家睡个觉，我可以载你，还是你宁可满心欢喜地去搭地铁？”

    “我们该先打个电报给卡夫卡，其他的内容明天在信中说明。”

    半小时后他们做完了，柯柏在雨中开得又快又粗莽，但贝克并不紧张，尽管平常搭便车时他的心情都会变差。他们一路上都没说话，直到车子在贝克家门前紧急停住，柯柏才说：

    “现在你可以上床好好想一想吵！再见。”

    马丁·贝克穿过他女儿房间时，整个屋子已寂静无声，但他却听到房内传来音乐声。她一定是躺在床上，开着收音机。当他还是小男孩时，也曾经躲在毛毯中，用手电筒读冒险小说。

    厨房餐桌上零星放着面包、奶油和乳酪。他弄了一份三明治后，打开冰箱找啤酒喝。一瓶也不剩。他站在水槽边，用半杯牛奶囫囵吞下这顿够省的晚餐。

    接着他很小心地进入卧房，走到床边。他老婆半睡半醒地转向他，好像要说什么。他控制住呼吸，静静地躺下。几分钟后她的呼吸又渐渐平稳自然了，于是他放松四肢，合上眼睛开始回想。

    罗丝安娜·麦格罗出现在旅程刚开始的照片上。此外，这叠照片还可清楚指认出另五人的身份：两对军人夫妇和寡妇列伯莲娜。他想应该很容易再找到二十五至三十组的照片，其中大部分都比这组张数多。每个不可能的对象都会被剔除，每张照片都会经过仔细检查，以确定他或她所认识的照片中人的身份。这要费点力气。最后，我们就可以描绘出罗丝安娜·麦格罗的生命最后之旅，她这趟旅程将会像一段影片一样，清晰地在我们眼前播放。

    这工作有一大半要靠卡夫卡了。旅客中有八人散布在北美洲各地，老美蛮喜欢用底片的，可以说以此出名。还有，除了嫌疑犯之外，如果有别人与这个林肯市来的女人有接触，很可能正是同国籍的人。甚至我们可能该在搭船的美国人中努力找出嫌犯才对。搞不好哪一天，他会接到卡夫卡的电话说：“哈，我毙了那个王八蛋！”

    想着想着，马丁·贝克毫不费力地进入梦乡。

    第二天还是雨天，天空灰暗地洒着小雨滴，秋日最后的枯叶，悲伤地贴在屋外墙上、窗玻璃上。

    八成是马丁·贝克昨晚的思绪传送给卡夫卡了，贝克收到了他简短的电报：

    把所有资料寄来。

    两天后，从不忘记任何事的米兰德，手拿着烟斗冷静地说：

    “乌里·米尔登柏格现在汉堡市，而且会待整个夏天。你要录他的口供吗？”

    马丁·贝克想了五秒钟。

    “不必了！”

    他本来很想马上加一句：“记下他的地址。”但是终究没说出口，只是耸耸肩继续做自己的事。

    这些日子以来，他变得很少说话。而对这个案子愈抽丝剥茧就愈发现，调查工作必须遍布全球。刚开始他和莫塔拉的艾柏格建立了“热线”；之后，他们发现涉案人员像阳光一样，照落在世界地图的各个角落，从北半球的北开普到南半球的德班，向东则到安卡拉；没多久，又发现被害人背景和最重要的线索，来自西边六千英里林肯市的卡夫卡警官，而且现在还得靠卡夫卡协助，对遍布美洲大陆的相关人物作调查。

    有了这么多协寻人员，难道他们还揪不出谋杀犯绳之以法吗？不幸的是，就逻辑上而言，的确没办法。马丁·贝克处理过的另一宗强xx谋杀案，留给了他痛苦回忆。那宗案子发生在斯德哥尔摩近郊的一间地下室，案发不久尸体就被发现，不到一小时警方已赶到现场。歹徒留下了脚印、烟蒂、火柴和许多杂物；此外，他还用特殊、乖僻的手法处理过尸体。但是他们总是没法子速到他。他们原先很乐观，却随着时间消逝转而对自己的无能愤怒起来。所有的线索仍只是线索。直到七年后，歹徒再度因为企图强暴而被捕，才在审讯中因为精神崩溃，而承认了这宗谋杀案。

    那件案子在七年之后迟来的结案，对马丁·贝克而言，只是一个意外的小帮助。但是对他一位年长的同事可是重要非凡。他还记得很清楚，那位同事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地加班到深夜，重复第五百次、或许是第一千次地翻阅所有的口供和资料。贝克常在意外的时间和地点遇到这位同事，后者本来应该是下班或放假了，却留下来想找新的角度，切人这个差一点成为他生命悲剧的案子。还好后来他病了，并且获准提早退休，但他仍不死心，继续追踪嫌疑犯。直到最后，某个没有前科、也从未被列入任何嫌疑名单的人，在张口结舌的荷兰警方面前，泣不成声地坦承七年前的勒杀案，这件案子才算结束。马丁·贝克有时怀疑，这么迟来的正义，是否真给这位老警探带来心灵的平静。

    而这件案子也有此可能。但是地下室那个女人是个没有家、四处游荡的社会边缘人，可联想到的嫌疑犯就和她皮包里的东西一样多；但罗丝安娜·麦格罗并非如此。

    贝克一边等着消息，一边放任思绪汹涌。

    在此同时，莫塔拉的艾柏格，一再向当局坚持要派蛙人把运河河床地毯式地挖掘检查一遍。他已经很少亲自打电话给艾柏格，但随时在电话旁边待机。

    过了一周，卡夫卡又传了一份电报来，讯息神秘而惊人：

    你们可能随时可以休息了。

    贝克拨电话给艾柏格：

    “他说我们可能随时可以休息了。”

    “他大概知道我们很需要吧！”艾柏格说。

    柯柏不表同意：

    “这家伙真短视，他犯了所谓的直觉病。”

    米兰德不发一言。

    又过了十天，他们收到了大约五十张照片和约一百五十张底片。其中大部分都照得很差，而且只有两张有罗丝安娜·麦格罗。两张都是在里达尔摩港拍的，而且她都是独自一人站在A舱的甲板上，站的位置离自己的房间不远。其中一张显示她弯腰抓右膝盖，但仅止于此。他们又辨认出二十三名乘客，使已被辨认的乘客总数达到二十八人。

    米兰德负责将照片仔细分类，他完成后交给柯柏，后者再将它们依时间排序。马丁·贝克在一旁看了又看，但却好几个小时不发一言。

    几天后，又收到好几打照片，但这回里面都没有罗丝安娜·麦格罗。

    另外，安卡拉方面终于来了一封信。其实第十三天的清早，信就在贝克桌上了，但又花了两天将信送给土耳其使馆翻译。与先前预测相反的是，这封信似乎代表了这一段日子以来最大的进展。

    有一位土耳其乘客是二十二岁的医学生，名叫吉尼斯·弗拉特，他说认识照片中的女人，但是不知道姓名和国籍。在经过一位有着估屈聱牙姓名的高阶警官主持了一场“强制审讯”之后，古尼斯才招认，他曾经认为这女人很有鞋力；而在旅程第一天，和她用英文做过两次口头搭讪，但是她没有反应，也就不了了之。证人并记得，稍后看到她和一个男人走在一块，所以认为她已婚，只是偶尔独处罢了。证人对这男人的外貌只记得“个子相当高”。在旅程的后半段，古尼斯就没见过这女人了。

    证人的叔叔，则是同一位警官以“非正式”的审讯录供。他说他一路上一直很注意侄子的言行，每次绝不让他单独离开超过十分钟。

    使馆还加注评语说明，这两位旅客都来自高尚而富有的家庭。

    这封信并不令贝克惊讶，他知道早晚会收到这种内容的信。现在他们又往前跨了一大步。而当他在整理资料以便寄到莫塔拉时，脑中一直在想像土耳其警方高阶警官的“强制审讯”是啥模样。

    过了一会儿，柯柏已从容地在处理这档消息：

    “土耳其人？我听过他们的手段。”

    然后开始找照片清单。

    “照片编号二十三号、三十八号、一百零二号、一百零九号……”

    “够了。

    马丁·贝克翻寻这一叠照片，直到找出一张两人都清楚的。他注视那位做叔叔的白胡须好一会儿，再转到古尼斯·弗拉特，他的身材短小、穿着体面，有着黑而短的胡须和均衡的五官。他并不是没有魅力的男人。

    很可惜地，罗丝安娜·麦格罗显然不这么想。

    从他们想出搜集照片的主意以来，现在已经是第十五天了。他们已能指认出四十一位乘客，并且多获得两张罗丝安娜的照片。两张都是船停在运河中拍的，其中一张，罗丝安娜出现在背景中，既未对焦又背对着镜头；但在另一张则照到她的侧身像，她倚着栏杆向上斜视着太阳，背景是一座铁路桥，照片中的她离死亡只有三小时。她的黑发飘飘，嘴唇微张，好像刚打完呵欠或正要说话似的。马丁·贝克用放大镜看了很久才问：

    “谁拍的？”

    “一个丹麦人。”米兰德回答，“怀贝克·安达，她从哥本哈根独自来旅行，也住单人房。”

    “找出她所有的资料。”

    半小时后来了一颗炸弹。

    “有一封美国来的电报。”一个女人在电话另一头说着，“要念给你听吗？

    ‘昨天挖到一个金矿。十卷八厘米的彩色影片和一百五十张照片。你将看到罗丝安娜在其中出现多次，她有一种无法言喻的气质。泛美航空保证周四可送达斯德哥尔摩。卡夫卡。’

    要我翻译出来吗？”

    “不，谢了，这样就好。”

    贝克跌坐回椅子中，拨了拨头发看看桌历。今天是十一月十五日，星期三。

    外面寒冷刺骨，还下着雨，应该很快要下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