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河岸边出现了一个神秘的影子。

　　记得是一天傍晚，父亲带着我去到白河对岸，坐在新铺河堤上看船。父亲说，他小时候最爱坐在这里看船，他的眼神会随着洁白的船帆远去，直到汉口，接着就看见了长江上的轮船。轮船上的烟囱像一个大烟袋吐着黑色的烟圈，船头在江面上犁出一溜儿雪白的浪花，“突突”地驶向大海。父亲对长江的憧憬曾使他偷偷卸下家里的门板放入河中，坐在门板上飘摇远去。如果没有一个不怀好意的浪头掀翻了门板，也许他会完成一次惊心动魄的旅行。我听了，也跃跃欲试，就问父亲，奶奶的门板能不能叫我摘下来？父亲说，不能不能，奶奶的门板一放到水里就零散了，叫我用眼神随着船帆走就是了。

　　我的眼神随着船帆远去。恒昌杂货行一个十五六岁的小伙计声声喊叫着“张先生！”急急跑过来。他有个奇怪的名字叫石臼，曾经到张庵给我奶奶送过一瓶酱油。父亲时常用悲悯的眼神望着石臼，好像望见了自己童年时可能变成的那副样子。石臼对父亲小声嘀咕了几句，父亲的眼镜就在夕阳下霍地亮了一下，急忙把我交给石臼，匆匆走进了恒昌杂货行的后门。

　　恒昌杂货行的老掌柜张金锁已经谢世，他的倒插门女婿魏相公当了杂货行的掌柜，一如老掌柜生前那样对我父亲关爱备至。父亲每次回到家乡，他都要在杂货行后院准备一处雅静的客房。石臼带我进了后院，我正要随父亲进入客房，石臼却急忙拉住我说：“去我屋，我屋有西瓜！”

　　我进了石臼的小屋，却没有看到西瓜。石臼又说：“我给你讲个故事吧。”我说故事没有西瓜好吃。他说，我讲的这个故事比西瓜好吃，就开讲说：“前些年，一天大清早，你爷刚起床，就看见门外麦秸垛里钻着一个人，头扎在麦秸垛里打着呼噜，两条腿却翘在外边，脚上穿着一双锃亮的大皮鞋。你爷没有见过皮鞋，说它是下雨天穿的油鞋不像油鞋，说它是唱戏穿的皂靴不是皂靴，这是个啥人？用烟袋锅‘梆梆’地敲了敲鞋底。那个人就从麦秸垛里拱出来。他穿了一身西洋装，脖子上系着花领带，倒是沾了一身碎麦秸，美美地伸了一个懒腰。你爷问：‘你是哪一国来的客？’他揉揉眼，说：‘爹，我是聪娃呀！’你爷看了又看，果然是聪娃，就揪着他的领带吵他：‘你咋把裤腰带箍到脖子上啦？’”石臼忍不住大笑，说：“你爷替你爸拍打着身上的麦秸，又吵他：‘夜里回来咋不知道敲门，睡在狗睡的地方，还在啥大学堂里教学哩，越教越糊涂了不是？’你爸说：‘爹，我就是想睡睡狗睡的地方。’你爷说：‘那是为啥？’你爸说：‘金窝银窝不如自己家的狗窝呀！’”石臼把自己说笑了。我还来不及产生接受这个笑话的幽默感，只是觉得父亲把裤腰带系在脖子上的样子一定很可笑，才忘了西瓜，也跟着石臼笑起来。

　　这时，又有一个名叫秤砣的小伙计端着托盘去客房送饭。我就出了小屋，奔向客房吃饭。石臼又把我拖回小屋，说：“你不能去，你去了碍事，你就在这屋吃饭。”又眨着眼皮问我：“啥叫碍事，你懂不懂？”我摇了摇头。他说：“等你长大就懂了。”那时我确实不懂，只是觉得秤砣也有些奇怪，他一手托着托盘、一手挑起客房的竹帘，正要进屋，又蓦地收回脚步，轻轻放下竹帘，在门外等了一会儿，说：“张先生，该用餐了！”才再次进屋。他从客房出来，又来到小屋给我送饭，鬼里鬼气地对石臼说：“张先生一见那女子，就跟她摸手……”石臼吵他：“你真是狗嘴里吐不出象牙！那不是摸手，是握手，是城里人的规矩。”秤砣又竖起两个食指，慢慢凑近，说：“刚才，他俩脸对脸站着，只差这么一丁儿，要不是我一掀竹帘子，说不定就贴到一起了！”他又指着客房的窗户说：“快看，该演‘皮影戏’了！”

　　石臼和秤砣都挤在窗棂上盯着客房的窗户。

　　客房里点了灯，白亮亮的窗纸上一晃一晃地映出两个人影，一个是父亲，另一个影子勾勒出一个轮廓好看的女人。他们好像没有任何异常地面对面坐着。父亲把筷子伸过去，女人的影子晃了一下。秤砣就大失所望说：“咋？咋还用筷子喂她，嘴对着嘴喂不就妥了！”石臼的脑袋就向秤砣的脑袋上撞了一下，“灯是咋放的？咋正好把他俩印到窗户上了？”秤砣说：“还是放在靠后墙的条几上呀！”又伸了一下舌头说：“只是把饭桌往窗户这边挪了挪，挨着窗户凉快！”石臼又吵他：“你存心使坏！掌柜的要是知道了，有你的好果子吃！”秤砣说：“我看这是掌柜的成心安排，这一明两暗的客房，虽说一人住一边，门一关，不就成了一家子了！”石臼说：“你少管闲事！”

　　他俩吵着，却又把脑袋凑到窗棂上。好像没有看到引人入胜的“皮影戏”，秤砣又叫了一声：“糟！该添饭了。”就慌慌地跑了出去。

　　小屋里，石臼依旧伸长脖子盯着对面的窗户。我看见父亲的影子又向女人的影子凑过去，头差点碰着头，忽地感到说不明白的气恼，就像舅爷坟上的兔子嗖地蹿出了小屋，石臼来不及追我，我已倏地钻进了客房。

　　我的突然出现使父亲惊动了一下，遂又镇静下来，笑着说：“这是你宛儿姨。”我看见了一张好看的瓜子脸，接着就找到了那颗美人痣。灯光下的宛儿姨神情娇羞、目光慌乱，在我脸上了草草地亲了一下，又把我抱起来，放在饭桌一边的罗圈椅上。她让我坐在椅子上的样子使我和她都显得可笑。我的脑袋刚刚高出桌子，只能把眼睛贴在桌面上，目光曲里拐弯地绕过桌子上的盘盏，唆唆地、定定地瞅她。我的眼神一定使她害怕，她望着我犹如望见了一只小狼。我又改变姿势，跪在罗圈椅上增加了身高，同时也增强了自信，一开口说话就一鸣惊人：“我爸的书里夹着你！”她吃了一惊，睁圆了杏形的眼睛。我又加重语气说：“一本很厚的书！”父亲小声说：“是你的照片。”

　　宛儿姨苍白的脸颊上顿时泛起了红潮。她慌乱地用筷子把肉丝夹在一张小煎饼上，卷成筒形送过来，作为我给她通风报信儿的奖赏。我又认出了她的手指，那是我在南阳的防空洞里看见过的手指，它们总是显得苍白、细瘦而又战战兢兢。她把煎饼送到我的嘴边，好像怕我会咬着她的手指不放，只用两个指尖捏着煎饼，剩下的三个手指颤颤地翘起来，呈蝴蝶敛翅一般的兰花指形一如随时准备飞去的蝴蝶。我凶猛地咬了一口煎饼，她就“啊”地缩回了手指，把一声没有完成的惊叫变成了一声惊慌的叹息。可爱可恼可气可怜的宛儿姨再次鼓起巨大的勇气把煎饼送到我的嘴边，我却出奇制胜地伸出舌头，温存地舔去了沾在她手指尖上的一滴肉汁。她又发出一声感人肺腑的惊叹，手指颤颤地抚摸着我的脑袋如同抚摸着一只可爱的小狗，十分耐心地喂我吃完了那个永恒地把至高无上的香味留在我记忆之中的卷着肉丝的煎饼。我在表现着凶猛的时候已经受到了煎饼卷着肉丝的收买。她用温柔得有些哀婉的眼神在我的脸上轻轻一扫，就彻底瓦解了我对她的全部敌意。

　　但是，不多天以后，我就在南阳向母亲出卖了宛儿姨。那一天我闹着要吃煎饼，而且大声地向母亲发表声明，要吃宛儿姨在新铺卷的那一张煎饼。父亲就不得不为我的出卖付出惨重的代价。父亲对母亲说，那是怎么怎么一回事呢？你听你听我如实对你说对你讲么！我在张庵时，宛姑娘利用她父亲外出省亲的机会，为我取出了这位老先生秘不示人的大调曲稿，那是这位“曲痴”几乎终其一生才采集到手的几十个著名的段子，有的已经绝传了。宛姑娘必须在她父亲回来以前，用最短的时间最快的速度最高的质量最严密的方式将曲稿誊抄下来再放回原处。这是她一个人所不能完成的呀，所以，就急忙跑到新铺找我。当然，这是我委托宛姑娘做的，但我只是希望她能够说服她的父亲向我出示曲稿，没想到她会采用这种最简捷的方法取得了一次秘密的成功。当然，也正是为了此事，我才给她留下了我在张庵的联络方式，等等等等。

　　父亲所言不谬。我记得宛儿姨出现在新铺以后，客房里的灯光深夜不熄。父亲和宛儿姨都手忙脚乱地誊抄着什么，还请来一位放假在家的中学生帮助誊抄。父亲好像是为了避嫌，让中学生住在中间的客厅里，夹在他俩的中间。我至今还记得他们誊抄的那本曲稿，正如父亲在他自费出版的《鼓子曲存?序》中提到这部曲稿时所说，是“棉纸厚本，桐油油边”、“蝇头小楷，朱笔圈点”，只是我没能听见“古声清韵跃然纸上”。父亲曾向母亲拿出这个曲稿誊抄本，借以说明，他与宛姑娘在新铺会面的全部原因，只是为了这一本大调曲稿。

　　我翻开了六十年前的大调曲稿，又看到一行行清瘦、娟秀的字迹一如六十年前的宛儿姨，婷婷、弱柳拂风，在竖行的方格中来去匆匆，时而沉入低谷，时而攀越峰顶，处处芳草，声声莺啼。瞧，这里有一个干涸泛黄的湖泊，不知是宛儿姨额头上滚下的一滴汗珠，还是她那支花杆儿赛璐珞金笔漏下的墨滴。

　　有了三个人誊抄曲稿，大概就有了富余的时间。父亲又请来一位名叫“瞎能娃”的盲艺人向他请教。父亲对宛儿姨说，瞎能娃聪颖过人，幼年失明后跟随一位唱大调曲的师傅走村串乡，操琴演唱，唱红了新野南半个县。他嗓音厚实发沙，热辣奔放，大家送他一个诨号叫“沙瓤面甜瓜”。但我后来听人说，他以唱“荤曲”见长。一次，他到湖北省襄樊乡下，唱了《赠绣鞋》和《小大姐儿思春》，直唱得农夫村姑们心旌荡漾，一个躲在门楼上听他唱曲儿的大闺女就摸黑跟着他跑回了河南，在豫鄂边境差点儿引起一场流血的争斗。后来他年迈失声，在家赋闲多年。父亲特意让石臼跟着，带上一份厚礼，牵着一头骡子登门拜望。他推托不得，才带上三弦，骑上骡子来了。

　　正是农历七月，秋苗锄罢了头遍，是农民忙里偷闲“挂锄勾”的时候，“沙瓤面甜瓜”在杂货行客房的弹唱吸引了新铺周围的农民。杂货行后院大柳树下，人挤得密不透风。父亲惟恐冷落了乡亲，让石臼在客房门前摆了桌椅，请“沙瓤面甜瓜”坐在门外弹唱。父亲和宛儿姨分别坐在桌子两边，一边听，一边忙不迭地做着记录。苍老的“面甜瓜”嗓音嘶哑，缺了一颗门牙的嘴巴跑风漏气。一双双如饥似渴如电似火的眼睛都唆唆地瞄准了宛儿姨。人群里开始嘁嘁喳喳，对一个城里来的女子为啥不穿裤子穿裙子以及裙子里穿不穿裤子的问题进行了没有结果的争论。几个村痞子就挤到人群前边，靠近宛儿姨蹲下来，伺机进行近距离的窥视。

　　宛儿姨和父亲却浑然不觉。“面甜瓜”每曲终了，宛儿姨都要在凉水里涮了毛巾，递给老人擦汗，还要端上切好的西瓜牙子放到老人手中。人群里的眼睛又一闪一亮，发出了啧啧的叹息和善意的喧哗，都说从城里来的这个女子心眼儿好，敬重咱乡下人。宛儿姨又看着记录，给“面甜瓜”小声哼唱着刚刚记下来的曲谱请他校正。“面甜瓜”鼓着浑浊的眼珠静静听了，眼眶里忽地溢出泪水，点头说：“对，老对！我唱了一辈子，没想到还值得你们有学问的人如此操心费神；也没想到我唱了一辈子，也没能跑出这几个‘豆来米’的手心！”

　　村痞子忘了宛儿姨的裙子，却偷看了她的书夹子，就心里发怵，缩到人群里说，这女子学问深着哩，她在纸上画的“蛤蟆蝌蚪”老厉害，是“八音虫”！有一个老汉说，聪娃有眼，这可是个打着灯笼也难找的“女书记”！

　　以上议论是石臼在事后给秤砣多嘴时让我听到的。我当时坐在父亲身边的小板凳上，只是看到宛儿姨一改柔弱、忧郁的样子，手中的铅笔在书夹子上飞速跳跃。她变得聪明、麻利，平时表现着哀婉的眸子也活泼泼地一闪一亮。父亲也加倍地容光焕发，不时从他的笔记本上抬起头来，默默地望着宛儿姨，还塞给我一条手绢，让我从桌子后边绕过去递给宛儿姨擦汗；还有，她的头发卡子快滑下来了，你快去给你宛儿姨说一声。我十分荣幸地扮演了小跑堂的角色，宛儿姨说：“啊，多么聪明的孩子！”

　　太阳西斜时，父亲在“面甜瓜”的琴袋里暗暗塞了装钱的信封，又拉住他的手触摸了那个信封，说：“老人家收好，一点小意思，不成敬意！”石臼就站起来对大家说：“都回吧，天不早了，瞎爷吃了饭还得赶回家哩！”人群正在散去，一个比村痞子厉害一点的街痞子大声喊叫：“还没听过瘾哩，咋就散场了？老规矩，不唱‘荤段子’不煞戏！”“面甜瓜”不胜惶恐说：“我老了，唱不得‘荤段子’了。”正在散去的人群又聚合起来，一齐鼓掌，起哄说：“瞎爷，这辈子也只能听你这一回了！”被尊称为瞎爷的人受到了感动，连忙站起来，对大家拱手说：“多谢乡亲们抬举！可是过于荤的段子，我实在唱不出口了，再送上《西厢记》里一段《夜会》，不荤不素的。”

　　父亲和宛儿姨又立即拿起笔，准备记录瞎爷的“绝唱”。

　　瞎爷又调了三弦，鼓起余勇唱道：今日想哥哥，明日想哥哥！

　　门前有条大沙河。

　　上搭独木桥，实实奴难过，

　　实实奴难过！

　　脱了红绣鞋，抖了白裹脚。

　　水深到肚脐眼，水浅到脚脖，

　　不深不浅、不深不浅……

　　这里有一个停顿，瞎爷骨碌着浑浊的眼珠，问道：“不深不浅又怎么样啊？”他弹弦接唱：不深不浅，那就×毛披散着，×毛披散着。

　　街痞子齐唱：“哈哈，披散开了往里戳，往里戳！”

　　全场大笑。

　　瞎爷向大家拱手说：“瞎老汉放肆，罪过罪过！”

　　村民尽欢而散。

　　父亲和宛儿姨都涨红了脸。宛儿姨用书夹子遮住脸，进了客房。

　　只有我不知道脸红，也不知道发笑。若干年后，我看了王实甫的《西厢记》，却没有找到崔莺莺脱了红绣鞋过沙河与张生相会的情节，因而也没有看到不深不浅的河水在莺莺身上的任何一个部位造成的任何迹象，便知道民间还有一部《西厢记》，另一个崔莺莺按照农民可以理解的样子和男性器官的需要，医疗着村民的寂寞。

　　那天晚上，是石臼背着我把我送回张庵的。

　　一路上，石臼都像赞美英雄一样喋喋不休地赞美那个带头起哄的街痞子。

　　他说，你不知道他多有能耐！他能在大街上叫一个正正经经、排排场场的小媳妇高高兴兴地看他的大xx巴。你知不知道啥是xx巴？我说是烧鸡。他大笑说，不对，你的小鸡鸡长大了就是xx巴。他说那个小媳妇是新铺街上的一朵花儿，只是整天皱着眉、板着脸，从没有看见她笑过。街痞子对他的狐朋狗友说，我能叫她笑，她一看见我的xx巴就笑，不信？明天一早，你们躲在十字路口等着瞧。

　　第二天一早，小媳妇照例去十字街井上担水，从井台上下来，刚刚进了胡同口，街痞子事先虚掖着裤腰，一手托着一盘热豆腐，一手托着一盆热豆浆，从胡同里迎面走过来，到了小媳妇跟前，缩了一下肚子，裤子就“吐噜”一下落到脚脖上，露出了那个黑不溜秋的家伙。小媳妇立时羞红了脸，想赶紧绕过去，胡同口却被他堵严了，正要张口骂他，又见他两只手托着东西没办法放下，急得他紧紧夹着腿原地打转，那个东西也随着他直打滴溜。他杀猪样大声喊叫：“娘啊，谁来帮我提提裤子！”小媳妇就“吃”地笑了。

　　石臼忍不住再次大笑，赞不绝口说：“这个赖皮真会赖，全世界数第一！”他发现我对这位世界冠军有些漠然，就把我从他的背上放在地上，学着街痞子两手托着东西团团打转的样子，又用一只手握着拳放在裤裆上摇晃，看我仍旧不笑，就无比伤心地问我：“小爷爷，你咋不会笑啊？”

　　石臼大为扫兴，又拉着我的手向张庵走着，说：“你真憨，我看你爸也念书念憨了。魏相公哪里是真心抬举你爸！他出面叫伙计们照应你爸，他叔却暗地里给你爷送‘膏子’，一笔一笔地记在账上，盯住了你家的桑园。人家把你爸卖了，你爸还点着脑袋说，谢谢，谢谢！我说这，你懂不懂？”我照旧不懂。石臼又摇头叹气说：“书念多了，人就憨了，等你爸明白过来，就晚了！”

　　接着，在爷爷的桑园上空，有一只黑苍蝇嗡嗡叫着，远远地飞过来，近了，才看清是一架翅膀上贴着“红膏药”的飞机。它在桑园上空绕了一圈，发现我太小、爷爷又太瘦，就飞到张庵北边撂下一颗炸弹，炸塌了东汉光武皇帝刘秀后宫娘娘阴皇后老家的“娘娘庙”，又擦着树梢旋回来，追赶一个卖桃的女孩儿。女孩儿惊叫着，着竹篮儿在田间小路上疯跑。巨大的黑影从女孩儿头上掠过，小路上冒起一溜土烟儿，田野像罗面的筛子“轰轰”地震动。女孩儿忽地飘起来，血红的花瓣儿随着一竹篮桃子飞起来，女孩儿又重重地跌在地上，再也没有爬起来，只有一条乌黑油亮的大辫子挂在树枝上随风摇摆。

　　父亲像舅爷那样发了一回神经，撵着飞机大骂：“野兽、畜生、法西斯，你下来呀，你抱着炸弹往我头上撂呀！为啥要毁了一个来不及长大的女孩儿？你们有没有姐妹、有没有女儿，你们还是人吗？”爷爷说：“你别骂了，他早跑远了，他也听不懂人话！”

　　紧接着，从襄樊回来的船民说，鬼子要攻打武汉，正在打襄樊，汉水上飘着尸首，江水也变红了。帮父亲誊抄曲稿的中学生，在他誊抄的最后一页上写了八个大字：“山河破碎，抄此何用？！”父亲盯着一摞子曲稿呆了好久，问我宛儿姨：“我错了么？”宛儿姨含泪说：“我们能做点儿什么呢？”

　　父亲和宛儿姨带着我和这个疑问，登上了返回南阳的客船。为了避开鬼子飞机的袭扰，客船是在夜晚起锚的。爷爷、奶奶都没有到码头送别。爷爷缩在草庵里，瞅着墙角说：“你们走吧，不要萦记我跟你娘，你们路还长哩！”走出桑园时，我望见爷爷趴在土墙豁口上望着我和父亲，泪水正从他干涸的眼洼里大滴大滴地滚下来。

　　奶奶和黄狗一直把我们送到村头桃树下。那是一棵不再挂果的老桃树。桃树的眼泪也老了，树干上挂着一块块发黏的桃胶。父亲说，他小时候去外地上学，奶奶就是站在这棵桃树下，用手背搌着眼泪，久久地望着他远去。奶奶又在桃树下站住了，又用手背搌着眼泪问我：“娃，昨晚上，奶奶教你的小曲儿记住没有？”我张了张嘴就哭起来。但是，我记住了奶奶教给我的儿歌：

　　哪儿的娃？张庵儿的娃。

　　爷做啥？捏桑杈。

　　奶做啥？纺棉花。

　　狗做啥？狗看家。

　　鸡儿做啥？抱了一窝小鸡娃。

　　好娃好娃快回来，

　　别等坟上草发芽。

　　黄狗听见了我心中的儿歌，就支起前腿蹲下来，默默地望着我，不再蹿跳。

　　奶奶又用头巾捂着鼻子，望着父亲说：“聪娃，我梦见，纺花车散架啦！”

　　父亲含泪说：“娘，别瞎想，你一定要等到我下次回来！”

　　奶奶和爷爷都没有等到我们下次回来。两年以后，奶奶和爷爷像两盏耗尽油的油灯，扑闪了一下，就永远地熄灭了。爷爷跟着奶奶走了。听说爷爷走以前，吸大烟欠了魏家“驴打滚儿”的债。魏家的鬼就从土墙豁口上跳进来，捏着爷爷的手指头在“桑园抵债”的文书上按了指印。也有人说，爷爷没吸完最后一口大烟，矮床下就伸出了一只大手掌。爷爷把一个大烟泡吐到大手掌上，大手掌就把爷爷和桑园搦到手心里，收回去了。那是魏家先人的手掌。

　　我记得，当我跟父亲从村头向河边走去时，父亲频频摘下眼镜，用手绢擦着眼角。上了河堤，我和父亲回过身来站着，远远地望着奶奶和卧在奶奶身边的黄狗。滚烫的热风正在掠过七月的原野。原野上翻腾着白茫茫的气流。在护村林高高的绿墙下，奶奶显得更加瘦小，像一株迎风战栗的小草。白河对岸的码头上，宛儿姨亭亭玉立，娇艳如花。

　　奶奶和爷爷故去时，父亲正在战火另一边埋头写他的《文学新论》。父亲回到了河南才失声恸哭，问我：“你知道吗？爷爷走了，奶奶也走了，桑园也没有了，只剩下桑树上的月亮了！”

　　卷外篇〓倒推船

　　?卷外篇?倒〓推〓船

　　1.坟头上的铃铛

　　我记得，我在离开新铺的客船上一觉醒来，月亮已经从身后升起，挂在船舱的穹窿上随着船走。父亲和宛儿姨并肩坐在船尾，望着远去的故乡，小声说着我不能听懂的话语。父亲说：“小妹，只有你我知道，什么都没有发生，因此，什么都没有开始。可是，客船一到岸，我们就要说一声‘再见’了！”宛儿姨将脑袋依在父亲的肩上。我听见了宛儿姨的低泣。

　　我们回到南阳时，宛儿姨家里发生了一场动乱。

　　宛儿姨的父亲正在心急火燎地寻找不翼而飞的曲稿。他的亲家翁又跑来告急：“糟了，宛姑娘跟着一个教授携琴私奔了！”宛儿姨的父亲一听，眼也直了。亲家翁又说：“我给报馆送去了‘寻人启事’，明天登报！”宛儿姨的父亲又气又恼说：“登报！你这不是自曝家丑吗？”亲家翁说：“那你说咋办？你把我没过门儿的儿媳妇弄丢了，你赔我一个就是了！”

　　两个老人正吵得不可开交，我父亲却坦然、翩然、甚而有一些大义凛然地走进了客厅，把完好无损的曲稿与同样完好无损的宛儿姨一同送回了府上，还把他从“瞎能娃”那里搜集的、由宛儿姨分别用简谱和五线谱记录下来的名贵曲牌《倒推船》拱手相赠。

　　宛儿姨的父亲看到曲稿完好无损，又双手接过了《倒推船》，一惊一乍地打量着我父亲，转怒为喜说：“误会，天大的误会！这个《倒推船》是老夫踏破铁鞋找了大半辈子也没找到的呀！小女能追随先生找到这个曲牌，以此厚赠于我，可以说是天遂人愿，老夫我幸遇知音了！”

　　他当即置酒设宴，让宛儿姑娘在古筝上弹奏了《倒推船》。

　　那是一支表现逆水行舟、与命运抗争的曲子。宛儿姨凄然抚筝，悲从中来，一时间，水声、涛声、风雨声伴随着长空鹤唳、遍野哀鸿，在客厅里盘旋、萦回，向天边汹涌而去。宛儿姨的老父击节赞叹，直听得目痴神迷。曲终，宛儿姨掩面而去，泣不成声。

　　宛儿姨未来的老公公是山货行的老掌柜，他似疑似惧地伸出手指，摸了摸筝弦，好像被烫了一下，倏地缩回手说：“好家伙，弹出了一大锅咕咕嘟嘟直冒泡儿的滚锅开水，连筝弦也是热的！”宛儿姨老父说：“你就别再往热锅底下填柴火了！赶紧去给报馆儿说一声，你那个‘寻人启事’千万不能登出来。再说，宛儿还没有过门，还不能算是你家的人呢！”亲家翁骇然说：“咋了？”宛儿老父说：“不咋，你快去老河口叫你大公子回来与宛儿完婚就是了！”

　　我父亲迟迟没看到宛儿姨出来，就向宛儿姨的老父起身告辞。老人与他执手走出客厅，斜睨着亲家翁说：“记着，宛儿弹的不是‘开水滚锅’，是《倒推船》，弹到这里为止，以后这船往哪儿推，我可就管不了啦！”

　　我声明要吃宛儿姨卷的那一张煎饼从而引起母亲与父亲的一场冲突也随之平息。但是，宁静中包藏着不安和不祥的气氛。母亲好像要跟那一张“滴着肉汁的煎饼”较劲儿，奋发图强地揉面团、切葱花儿，油锅也跟着吱吱地叫，让我吃上了外焦里软的葱花儿酥油饼。母亲用眼白一闪一闪地瞥着父亲，不住声地问我：“还是妈妈烙的葱花儿油饼最好吃，对吗？”我却低着头，没有回话。我想起了薛姨。薛姨孤独地睡在郊外的黄土堆里。我知道，我们吃了葱花儿油饼之后，就要永远地离她而去。我没有吃完属于我的那一份葱花儿油饼。母亲底气不足地问我：“怎么？妈妈烙的油饼不好吃吗？”我说：“我吃饱了，我的油饼要留给薛姨吃。”母亲的眼泪就唰地流下来，又领着我，去郊外看望薛姨。

　　路上，母亲要我跟她一起采集白河岸边的野花。母亲说，要采喇叭花，当薛姨寂寞的时候，让喇叭花为她吹喇叭。母亲用一根青藤将喇叭花捆成一束，一嘟噜银铃铛互相碰撞着，发出叮当地脆响。我让母亲把我的葱花儿油饼也藏在铃铛里。这时，我和母亲远远望见，薛姨坟前晃动着两个人影，走近了，才认出其中的一个是宛儿姨。宛儿姨正把一棵长着嫩叶的小树竖在坟前的树坑里，一个像是仆人的男人挥着铁锨向树坑里填土。

　　我大声叫着：“宛儿姨！”向她飞跑过去。

　　宛儿姨紧紧抱住了我，但她看见母亲从树丛里走出来，又惊慌地松开了我。

　　“你瞧，”母亲露出动人的微笑，“我的儿子也这么喜欢你了！”

　　宛儿姨顿时涨红了脸，“啊，孟老师！”

　　母亲好像挥舞着一条看不见的鞭子，“这个小家伙刚从老家回来就闹着吃煎饼，还必须是你给他卷了肉丝的那一张煎饼，那一定是一张特别好吃的煎饼！”

　　宛儿姨宛如一只被逼得无处可逃的兔子，“哦，是这样的……我给张先生送去一些曲稿……家父收藏的曲稿……哦，是的，斑斑是个可爱的孩子！”

　　母亲的笑容依旧明媚动人，“兵荒马乱的，你孤单单一个人，大老远地跑到乡下去，真是太难为你了！”

　　宛儿姨脸上红了又白、白了又红，“曲稿本来是可以交给孟老师的，只是张先生还要我去记录艺人口授的曲谱，学生不敢怠慢。”

　　母亲赞叹说：“记录曲谱那就必得是你这位才女了。在开封，我就听张先生不住嘴地夸你！你在南阳同乡会上弹过古筝，是吗？都说‘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哩！”

　　宛儿姨惶恐说：“孟老师见笑了！”

　　母亲又换了温柔的目光，小声问：“听说就要喝你的喜酒了，是谁家公子有这样的好福气？”

　　宛儿姨低头不语，眼眶里忽地蓄满了泪水，又拿起铁锨为小树培土。

　　母亲惊慌说：“哦，对不起！我只是听人说说，没想到会惹你难过！”

　　“宛姑娘，该回去了。”植树的男人说。

　　宛儿姨不理他，又围着树根培土。

　　那人说：“再不回去，老太爷又要操心了！”

　　宛儿姨木呆地向坟包鞠了一躬，又对母亲说：“孟老师，我要走了。”

　　母亲说：“我们也要走了，要去内乡张集了。”母亲望着匆匆离去的宛儿姨，又说：“宛儿妹，你等等！……”

　　宛儿姨受惊地站住了。

　　母亲说：“我没有怪你，我真的没有怪你！”

　　宛儿姨眼里又忽地溢出泪水，“谢谢孟老师，谢谢！我知道，你是一位心地善良、品德高尚的人，真的……我知道！”

　　母亲说：“小宛儿，你走好啊！”

　　宛儿姨说：“谢谢孟老师，谢谢……”

　　母亲把一束喇叭花放在薛姨坟前的时候，哭出了声音说：“小妹，你看见了吗？女人有女人的烦恼！可你……连烦恼也没有得到……”

　　我听不懂母亲对宛儿姨和薛姨都说些什么。坟头上的喇叭花听懂了。喇叭花呜呜作响，把冰凉的香气吹在薛姨的脸上。

　　2.伊甸园

　　流亡到南阳的H大学没有开课，一所流亡高中在南阳治下的内乡县张集找到了校舍，聘请父亲执教。我们到了张集。父亲的情绪又低落下来，他用一块油布包严了一大叠曲稿，包括那个《倒推船》，把它们放在破皮箱里，就“咔”地锁上了箱子。

　　父亲开始在我家租住的破瓦房里团团打转，碰倒了一张三条腿的方桌，就望着方桌说：“今日之中国，果真摆不下一张书桌了！”他用一摞土坯代替桌腿，把方桌支起来，就在这张方桌上写起了讲义，却发现书不够用，又带着一把雨伞出门，到张集附近的几所流亡中学借书，却总是露出疲惫不堪的样子空手而归，又说：“今日之中原，也找不到一个像样的图书馆了！”他从破皮箱中取出我曾多次翻弄过的那一本厚书，久久地阅读宛儿姨的照片。那时候，母亲抱着弟弟去赶集买菜，哥哥、姐姐也都上学去了。只有一只母鸡咯咯叫着，领着一群鸡娃在父亲脚下觅食，它们弄不明白父亲阅读的意义。

　　我认定，父亲发现我偷看了他含着泪水的阅读，觉得不好意思，才决心把我送到“幼稚园”的。那是流亡高中为教工子弟开办的“幼稚园”、即今日之“幼儿园”，坐落在流亡高中大门里边的一座大瓦房里。年轻漂亮的幼儿教师小李姨收下我的第一天就悄悄问我：“你爸和你妈还吵架吗？”我说：“你爸和你妈才吵架！”小李姨就“哽儿”地笑着说：“对，对，全世界有几个爸妈不吵架！”

　　但我必须承认，是这位名字叫燕子的小李姨首先开发了我的智力，让我充当了她的信使，而且得到了价值不菲的酬谢。小李姨的小桌子底下有一个小砂锅。她掀开砂锅上的盖子，取出一个茶叶蛋，为我剥光了蛋壳，等我吃了茶叶蛋，再拿出一只用纸折叠的小“燕子”，把“燕子”藏在我内衣兜里，让我把它送给流亡高中一个名叫何杰的男生。她每一次都要不厌其烦地叮嘱我，除了何杰，不许任何人拿走或是发现这只“燕子”，又指着小砂锅说，还有一个茶叶蛋等着我回来吃它呢！我便用手掌捂着“燕子”，开始向第二个茶叶蛋发起冲刺。

　　我接连得到了十多个茶叶蛋的犒劳之后，小李姨和何杰变成了公开的爱侣。我也从此失去了信使的差事，同时失去了吃茶叶蛋的幸运。使我聊以自慰的是，小李姨给了我一个在橡皮上刻出来的图章，说这是何杰给我的奖赏，蘸了印泥，向我手背上一按，手背上就显出几个油腻腻的红字，小李姨嘻嘻笑着念给我听：“信使斑斑之印”。那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橡皮图章”，我把它收藏在文具盒里。姐姐写作业时需要涂抹，就恢复了橡皮本来的用途。待我夺回橡皮大印时，“信使斑斑”已面目全非。我曾为“失去自我”而哭泣。

　　父亲好像与我感到了同样的失落。夕阳西下时，他时常牵着我如同牵着一只顺从的小狗，在屋后的大树林里散步。那一片树林被流亡学子们称为“流亡者的伊甸园”，绿阴深处弥漫着异乎寻常的神秘气氛，这里一双那里一对的“流亡情侣”在绿阴覆盖着的青草地上做出各种如醉如痴的模样，引起了张集土著居民饶有兴味的窥视。父亲总是牵着我的手绕开他们，用迷茫的眼神望着树梢上的云彩。

　　后来我计算过，父亲那一年三十三岁，母亲不过二十九岁。他们本应到树林里去，寻找属于父亲向我姥爷宣告过的“青草地”和“小星星”，还有成行的柞树，柞树下边能采到很好吃的蘑菇，甚至还有树枝上的木耳。但我想不起他们曾一起到树林里散步，只记得一个雨后的黄昏，母亲腰束围裙，手执锅铲，被油烟呛得流着眼泪，从厨房的窗口望出去，成双成对的少男少女正在树林里发出天堂里的笑声。母亲却露出感伤的表情，在围裙上擦着手说：“唉呀，年轻真好！”

　　正是那个雨后的黄昏，父亲照旧牵着我的手走进树林，在一条光滑水湿却没有泥泞缠脚的草径上小心迈步。林子深处传来一串儿车铃声。父亲就拉着我的手，急忙转移到一棵树下，让开了去路。属于何杰的自行车正向草径这边驶来。我认识这辆自行车，因为整个张集只有这一辆自行车。小李姨坐在自行车的前杠上如同被何杰拥在怀里，不时扭回脑袋与何杰完成一次次快速的亲吻，亲吻的声音“叭、叭”作响，如同点发的快枪。自行车却左摇右晃地失去了控制，小李姨一声尖叫，就连人带车滚翻在草径上。他俩抱在一起打滚儿，滚了一身烂泥仍大笑不止。

　　父亲却不合时宜地跳出来问：“摔着了吗？”

　　何杰连忙爬起来，鞠了一躬说：“没有关系，没有关系！”

　　小李姨毫不害羞地嬉笑着，“张先生，你不认识我了吗？”

　　“你是……”

　　“我是宛儿的表妹呀！”

　　“什么？”

　　“宛儿姐的父亲是我舅哩，你在他府上吃酒那天，是我给你上的菜哩！”小李姨诡谲地眨了眨眼，“你知不知道，宛儿的母校迁到夏馆了，离这里很近。”

　　“她……她在夏馆吗？”

　　“她从家里逃婚出来，回母校当音乐教师……”

　　父亲的眼睛一亮，“啊，她真的挣脱了！”

　　“没有哩！”小李姨说，“半路上，她又叫婆家人截回去，跟那个稽查科长完婚了，完婚后就去了老河口。她的女婿很会挣钱，把宛儿姐带走时，扎了喜彩的大船上还捎带着桐油，床板底下支着油篓。”

　　父亲默然无语。

　　“张先生，你给宛儿捎信儿吗？我也可以当信使哩！”

　　“莫，莫，莫！”父亲说，“不必了。”

　　我后来知道，这个“莫，莫，莫”，是陆游《钗头凤》里的句子。

　　我发现，父亲不再打开那本厚书，却对母亲说：“过家常日子多好啊！”母亲说：“我早就呆在家里为这四个孩子当保姆了！”父亲说：“委屈你了！”母亲说：“你能安下心来吗？”父亲说：“怎么不能？”母亲说：“那就好。”

　　我们过了一段宁静而不乏快乐的日子。父亲按部就班地去学校上课，回来就忙着喂鸡，还当了鸡的医生，为受伤的鸡爪抹了红汞再贴上橡皮膏，给斗败了架的公鸡没了羽毛的脖子上敷绷酸软膏，再裹上纱布。我家的鸡就显得与众不同，使我想起打了败仗的伤兵。

　　父亲最关心的是八只母鸡，用我和哥哥、姐姐、还有尚在吃奶的弟弟的名字为母鸡命名，四个名字不够八只母鸡分配，每个名字下边又分出一号和二号，比如属于我的母鸡就叫“斑斑一号”和“斑斑二号”。父亲用粉笔在山墙上写了八只母鸡的名号，哪只鸡下了一个蛋，就在哪只鸡的名号下画上一道，画五道就成了一个“正”字。父亲画了满墙的“正”字，又仰脸望着山墙查数，然后对母亲说：“‘正’字够用了。”母亲问：“你说啥？”父亲说：“我是说，孩子们的营养够用了。只是‘斑斑一号’和‘冉冉二号’表现不佳，斑斑和冉冉还要靠‘瑟瑟二号’和‘一号’提供营养。”母亲恍然大悟说：“那么，是不是杀了不在名册的大公鸡呢？”父亲说：“不，不，不可以的。你忘了吗？上次杀了一只公鸡，全体母鸡们一蹶不振，绝食三日，直到又有了这只大公鸡，才重新出现了盛唐景象呀！”母亲说：“是的，是的，世界历来是由公鸡主宰的。”

　　我常常怀念那一段与母鸡和营养有关的日子。如果没有一位身穿黑色罩衫的老人从南阳来访，我们和母鸡们的日子里还会日积月累着更多的“正”字。

　　那天我回来得很晚。因为小李姨要幼稚园的孩子排演一个就要在儿童节上演的“小白兔乖乖，把门儿开开！”我无论如何也不给狼外婆开门，这就耽误了一些时间，是小李姨让何杰骑车送我回家的。我一进门，就望见父亲与一位黑衣老人相对而坐，哥哥和姐姐都被挤到了一边。晚饭已经摆在三条腿的桌子上，大家却不动用筷子。黑衣老人的男低音正在破瓦房里轰鸣：“主啊，赐我精美饮食，赐我欢乐时光，赐我幸运聚会，仁慈遍及四方。主啊，请赐和平幸福，普照恩光！”父亲就跟他一起在胸前划着“十”字说：“阿门！”哥哥、姐姐却跟着瞎说：“亚门！”

　　母亲在厨房里没有听见黑衣老人的祈祷，她把邻人从墙豁口上支援过来的一盘猪头肉端上饭桌时，不知道这是天主赐给的“精美食物”，一连声地对天主表示不敬，“哎呀，这能吃不能吃呀，卫生不卫生呀！王牧师，实在抱歉，这都是临时凑起来的，实在委屈你了！”王牧师开始为天主辩护：“哪儿的话呀，你瞧，多么丰盛的晚宴！”他用筷子点着破桌上的盘盏，赞美并开始享用“精美食物”。它们多半来自母鸡的奉献，比如：煎鸡蛋、卤鸡蛋、鸡蛋羹、蛋花汤，最后端上来的是蛋炒小米饭。

　　王牧师刚刚完成了一次艰难的寻找。是父亲的母校燕京大学通过教会渠道找到了这位在南阳传教的牧师，又通过这位牧师在流亡南阳的学校中找到了父亲。他带来了燕京大学聘任父亲回国文系执教的聘书和一封词意恳切的邀请信。

　　王牧师离去后，父亲就望着母校的邀请信发呆，“北平沦陷了，我怎能钻到鬼子刺刀底下卖斯文呢！”母亲说：“燕大是美国教会办的嘛，鬼子与美国没有宣战，刺刀插不进‘燕园’。”父亲不语。母亲又说：“我看还是要去，那里摆得下书桌，还有一个陪着你吃了不少烧饼的图书馆哩！”父亲说：“你和孩子们怎办？”母亲说：“艰苦抗战就是了！”

　　正是有了母亲的支持，父亲才作出了去燕大任教的决定。那时，姥爷已经从省城逃到了郾城。父亲把我们送到了姥爷身边的郾城，接着就打扮成教会的神职人员，穿过一大片沦陷区，钻进了北平的“燕园”。临行前，王牧师又用我听不明白的语言为父亲祈祷：“主啊，在征战喧声里，你睡主怀中，护你平安，醒来定能蒙福无边，直至‘欲穿’的‘望眼’，看见荣华金岸。阿门！”

　　3.蒙受羞辱的日子

　　一九四零年十月十日，是一个使我蒙受羞辱的日子。

　　我怀疑这一切与上帝有关。当我家迁徙到郾城、落脚在东后街一个没有树阴的大杂院里以后，总是不能按时收到父亲的薪水。母亲说，父亲的薪水要通过基督教会，穿越一大片沦陷区，才能从北平辗转传递过来。我十分敏锐地察觉，这件事是由上帝管着的。上帝没有忘记母亲对他所赐“精美饮食”的不敬，就在传递薪水上制造障碍，让我们的饮食乃至于穿衣都离开了“精美”。母亲却又把一切困苦瞒着姥爷。因此，我刚刚踏进城关模范小学的校门，就成了唯一没有穿上草绿色童子军制服的孩子。

　　偏偏又碰上中华民国的“双十”国庆节集会检阅。穿戴整齐的全校同学按班级排好了绿色方阵，我却穿着一身皱皱巴巴的黑衣黑裤闯进去，在一片碧绿的芳草地上增添了一滴刺眼的墨渍。训导主任刘大个儿一眼盯住了这滴墨渍，就揪着我的耳朵把我揪出了队列。我的耳朵被他最大限度地拉长了，使我想起了一只黑色的安格拉兔被拉长耳朵拖出绿色丛林的样子，就用手护着耳根大叫：

　　“放开，你不能揪我的耳朵！”

　　刘大个儿大为惊讶，“你的耳朵为啥揪不得？”

　　“我的耳朵没有错！”

　　他惊骇地打量着我，放开了我的耳朵，却向我的腿弯上踹了一脚，“那么，你给我跪下！”我双膝着地后又即刻像弹簧一样反弹起来，大叫：“你不能踢我的腿？”

　　“为啥？”

　　“我的腿也没有错！”

　　刘大个儿用手指支起我的下巴，“你说，你错在哪里？”

　　“我不该穿黑衣裳。”

　　“好，你把你这身‘黑皮’扒下来！”

　　我不能拒绝这个处罚，因为它来自我主动提供的一个确凿无疑的理由，只好顺从地把上衣扒下来，撂在地上。

　　他又指着我的汗衫儿，“脱呀！”

　　我又勇敢地脱了汗衫儿，把我的上身一览无余地裸露给几百双灼热发烫的眼睛。要有两大块值得炫耀的胸大肌就好了，可是我记得，我那时只有一张薄得透亮的皮囊，包着两排洗衣搓板样的“鸡肋”。

　　“脱呀！”他又指着我的裤子发出微笑。

　　那是我第一条打了补丁的黑色长裤，虽然与草绿色的童子军“灯笼裤”相去甚远，屁股和膝盖上的补丁却具有惹人注目的观赏性，那是母亲在一块与黑色相映成趣的米黄色破呢子上，用同一个圆规画出来的四个直径相等的圆。我十分珍惜这四个杰出的圆，依依不舍地脱了长裤，又小心把它折叠起来，放在我的脚背上。

　　只剩下一个皱皱巴巴的裤头了，但我听到了骇胆裂魂的第三个“脱呀！”

　　不满六周岁的我，已经预见到自己有可能成为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而且，自从我不穿开裆裤的那一天起，就十分深刻地意识到被封闭起来的地方是不可以等闲视之的。

　　“快给我脱！”

　　脊背上被击了一掌，我就打了个前栽。当我重新爬起来的时候，就下定了“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的决心，噌地扯断了裤腰上的松紧带，裤头就“吐噜”一下滑落在脚背上。

　　我如同一条闪光发亮的白条鱼儿，神奇而无畏地直竖在操场上了。队列里的小女生都偏着脸，用手掌捂着各自的嘴，捂不住的笑声却如同水面上“哽儿哽儿”爆裂的气泡儿。那一定是最可怕的瘟疫“虎列拉”吐出来的气泡儿，在整个操场上迅速传染、蔓延，汇聚成翻江倒海的哄笑。笑声如黑色的浪花伸缩着无数条舌头，在我光溜溜一丝不挂的“胴体”上乱舐乱跳。

　　我认定，那是我今生乃至于来世都不可以须臾忘记的奇耻大辱。

　　刘大个儿把我扒下来的衣裳组合成人形，高挂在操场旁边的一棵浑身是刺儿的老槐树上。我看见一个只有空壳、没有脑袋的我，高吊在树枝上随风飘荡。

　　“站好！”刘大个儿用中指第二个关节叩打我的脑壳如扣打一个沉闷的葫芦，“啥时候你的家长把制服送来，啥时候叫你回去！”接着向绿方块发出口令：“立正！向右——转！齐步——走！”

　　草绿色的队伍排着整齐的方阵从我面前通过，我赤条条地立正，如一截剥了树皮的树桩。后来我曾多次怀着羞耻之心回忆当时的场景，竭力把自己想象成为一个将军正在检阅他的士兵。士兵们齐刷刷地扭着脖子向将军行注目礼的时候，将军却叠放着两个手掌，捂在他不愿示众的地方忸怩作态。我还如此深刻地记住了一九四零年十月十日的阳光，它以不合时令的燥热炙烤在我未曾见过世面的小肚皮上。一只小苍蝇没有响声地飞过来，恰到好处地落在我的鼻尖上，潇洒地翘起一条长腿，侍弄它美丽的翅膀。漫长的队列在有节奏的哨音中走上了大街，我才倏地从脚脖上提起裤头，开始了向东后街大杂院的逃亡。

　　我还是第一次发现，母亲会那样令人不寒而栗地发怒。她向我喝叫了一声：“不许哭！”她自己却替我流下了眼泪。母亲的腹部正因为有了我的第二个弟弟而隆起，连喘气都有些吃力。她给我穿上一套没有补丁的服装以后，就像一只气咻咻的母鹅领着她的鹅仔，步履蹒跚地来到了学校。操场就在学校旁边，那是一块空荡荡没有围墙的开阔地。母亲靠在检阅台的下边望着那株刺儿槐，只剩下一张空壳的我正如一面黑色的旗帜挂在刺儿槐的牙齿上猎猎作响。母亲的泪水又忽地涌出了眼眶。这时候，我感觉到了又一个弟弟在母腹中的躁动。母亲脸色煞白，身上发作了骇人的战栗。

　　高我一等的绿色恰在这时完成了盛大的检阅，排着三行纵队回到了操场。母亲要我指认了那位梳着分头而且抹了头油的训导主任，问道：

　　“请问，是你揪着这个孩子的耳朵叫他下跪的吗？”

　　刘大个儿有力地点一下头，“不错！”

　　“你还很有技巧地踢了孩子的腿，用你穿着硬头皮鞋的脚？”

　　“不错！”

　　“你还才华横溢地让他扒光了衣裳罚站？”

　　“不错！可是我要问，你想干什么？”

　　“三天以前，我给你们训导处写过一封信，说明他暂时没有穿上童子军制服的原因。你本来可以通知家长，不让他参加检阅，甚至可以让他退学，而绝对不可以如此野蛮而又如此能干地体罚、戏弄、羞辱一个孩子！”

　　刘大个儿脸上有几颗豆粒样的麻子涨红了。

　　“那么，你想要怎么样？”

　　“我只不过要告诉你，即使是一个最贫穷、最微不足道的孩子，也享有与生俱来的人身不受侵犯、人格不受侮辱的权力。”

　　刘大个儿像是望见一个奇迹似地望着我的母亲，怪笑说：“哈哈，领教了！请问，还有什么要讲的吗？”

　　“我还要告诉你……”母亲平静地说，“我看到了一个戕害儿童的败类！”

　　“你……你是什么人？”

　　“我是一个母亲……”

　　母亲发作了临产的阵痛，一颗颗豆粒大的汗珠从她没有一点血色的脸上滚下来。母亲紧紧抓住我，捏疼了我的手，却不能移动脚步。多亏小姨领着一辆黄包车急急跑来，把母亲扶上车，就催车夫快跑，埋怨说：“你要把孩子生到操场上算咋着！”

　　刘大个儿在身后喊叫：“不就是一个难民嘛，有脾气找小日本儿发去！”

　　我和小姨跟在黄包车后边拚命奔跑。我知道，一位助产士一大早就挎着一个白色的箱子来到了我家，还有姥爷从乡下找来的一位保姆。她俩正为了寻找一个下落不明的产妇而魂飞胆丧。刚到家，我就听到了第二个弟弟一肚子委屈的啼哭。

　　当晚还有一个“国庆提灯会”。小姨为了让我拥有参加“提灯游行”的权力，给我套上了一身属于老舅的童子军制服。老舅是母亲最小的同父异母弟，与我同岁。我却认定老舅的制服不是我的制服，宁死不屈地不愿再到学校里去。母亲躺在产床上发脾气说：“你为什么不去？你是不是害怕那个训导主任？”我想说，我一点儿也不怕他揪耳朵，只是怕他叫我脱裤子。母亲不由我分说，就迫不及待地向我进行民主意识的启蒙：“你绝对不要怕他，你从小就必须学会，不要向任何强权表现丝毫的怯懦，懂吗？你要从他面前走过去，连眼珠也不要向他转一下，懂吗？”助产士用镊子夹着一块血淋淋的纱布，笑着对母亲说：“你不要乱说乱动，懂吗？”母亲说：“哦，对不起！”又偏过脸教导我说：“你要昂着头，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懂吗？”我揩着眼泪、鼻涕，鸡叨米似地连连点头。若干年后我发现，这番话里藏着鲁迅先生的格言。我上了小学五年级时，母亲又送给我一本血红色封面的书，是鲁迅先生的《呐喊》。

　　但是，在我重新鼓起勇气、“昂着头，走自己的路”的那个晚上，出了家门才忽然发现，我所缺少的已经不是童子军制服而是一盏灯笼。全家人都在围着像小耗子一样浑身红丢丢的小弟团团打转，竟然没有一个人想起，我在“提灯会”上能够“昂起头，走自己的路”的前提，是必须有一盏灯笼。十四岁的小姨发现了这个失误，而且产生了奇妙的灵感，在一个纸字篓上用稀饭糊了白纸，在篓底的竹篾上缠了一截尖头向上的铁丝，插上了蜡烛，只有几分钟的功夫，我就拥有了一盏硕大无朋的白灯笼。

　　不幸，在五颜六色、千姿百态的“西瓜灯”、“蟠桃灯”、“白兔灯”、“鲤鱼灯”、“蛤蟆灯”、“宝塔灯”的行列里，我的“字纸篓”又成了全体同学的笑柄。我没有勇气眼珠不转一下地提着这样的灯笼在训导主任的鼻子底下走自己的路，不管他叫不叫我脱裤子。幸而领队的不是刘大个儿，是一位性情温柔的女级任老师。她夸说我这个灯笼个儿最大，而且“又白又胖”。我才多少有些不好意思地昂起脑袋，当了“提灯游行”的尾巴。

　　跟在所有灯笼的后边，我的“字纸篓”泪盈盈地发出惨白的光亮。在我们经过的每一条大街小巷，“字纸篓”都倍受世人瞩目，怪异的笑声如雷贯耳。到了十字街口，“字纸篓”被一盏骄傲的“鲤鱼灯”的尾巴扫了一下，蜡烛一歪，轰地燃着了纸篓。我就在一片哄笑声中撂下了一团火焰，像是挨了铳枪的兔子逃之夭夭。

　　我在一天的时间里蒙受了我来到世上以后的第一和第二个奇耻大辱。

　　我认定自己明天去上学时，再也没有勇气“昂起头，走自己的路”。

　　黑沉沉的夜，狗在吠叫。属于我的世界危机四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