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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克莹自然想不到，谭家的两位姨太太今朝特地过江来找她，只为一桩事体，那就是要她继续“纠缠”谭宗三。而且愿意出钱让她搬回上海去就近“纠缠”。只要能缠住谭宗三，她们就会在外滩的汇丰银行里，在她、也在她女儿的名下，各存上一笔数目不会小的款子，保证她母女两从今以后不愁吃，不愁穿。基本富足。

    “为啥？”黄克莹问。

    “先不要问为啥。先讲，到底能不能帮我姐妹两这个忙。”两位中小的那位，即四姨太抢白道。这两位姨太太是同胞姐妹。同胞姐妹一担挑，同时嫁给了谭先生做姨太太。姐姐做三姨太。妹妹做的是四姨太。

    黄克莹心里对这位四姨太，早就有点看不顺眼了。装腔作势。像煞有介事。泡给她的那杯青橄榄茶，她根本不吃。只是有一搭没一搭地用她那一根尖尖细细并涂满红指甲油的手指头，去玩弄那只在茶汤水里忽悠悠飘浮着的橄榄。还不时溅出许多汤汁到台面上。最后又把那只橄榄也拨拉出来了。对此，她不仅没表示一点歉意，还索性用力一弹，把这只略微有点干瘪的青橄榄扑落落弹到了地上。俗话讲，打狗还要看看主人。侬这样做，算啥名堂？看不起我这点待客的礼数？觉得我寒酸相，做不出排场，不把我放在眼里？就算是这样，也不该做得那么露骨、那么没教养嘛。侬以为侬是个啥东西？不就是个姨太太吗？啧。黄克莹心里想，要按照我过去的脾气，老早就拿起这杯茶，泼到侬那只雪白粉嫩的脸上去了。但是……今朝这事情毕竟牵涉到谭宗三……要重新去和他打交道。重新见到他……是的……是的……在谭宗三匆匆跟经易门回上海以后，黄克莹忽然发现，并且一再地意识到，自己真的还是非常想念这个不争气的“冤家”的，非常非常想再见一见他。

    22

    我第一次见到谭宗三，是在通海地区军管会深夜作出立即就地枪毙“伪县长”谭宗三这个决定后的第二天。当时，通海军管会得到情报，逃窜青龙姜灶吕泅东台等地一带海上的兵渣残匪，合谋要通力劫狱，救走被通海军管会俘获、并关押在通州市城关镇看守所里的谭宗三。早听说他们这合谋了。但原先不怕，因为原先通州城有一个团的驻军。还有个直属上海警备区管辖的舟桥营，驻城外文峰塔附近，离城只有三四里路。万一有什么动静，一个招呼，二十分钟内肯定赶到。料他们也不敢轻举妄动。但现在不行了。前些日子，舟桥营由中央军委下令，划归华东海军，奉命开赴宁波集训，整建制地改为舰艇大队，肯定回不来了。而那个陆军团的大部分人马，前不久也紧急奉调到盐阜曹家集一带，参加一次大规模突发的剿匪战斗。营区内走得只剩了一个没有任何重武器的特务连，即便算上团部那一点留守人员，显然也不是那些“亡命徒”的对手。谭宗三是通海地区解放后抓获并在押的第一个反动政府县级首脑人物。如果被劫走，那政治影响就太恶劣了。所以，通海军管会才做出宁可立即就地处决，也不能让他被劫走的决定。决定的同时，他们急电华东军管会请求批准。我就是华东军管会派专车连夜送往通州，全权处置此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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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因为此人是该地区解放后被抓获的第一个县级首脑人物，总部设在上海的华东军管会对于如何处置他，持十分慎重的态度。华东首长在进入上海前就了解到，谭氏家族在上海工商界极具影响力；而且还得知，一九四八年，这个已经当了伪县长的谭宗三，居然在县政府大院里，塑了个屈原像，还塑了个闻一多像。据说还跟县中、县师范、县澄衷分校的一些闹事师生“过往甚密”，曾被南京政府下令革职查办。据说毛人凤手下的人本来是要过问他这档子事的。也是因为他这个“家族”背景，上海南京等地有人出来为他疏通，才使此事查而不办。他也没吃到更大的苦头，只是被发落回上海赋闲而已。但后来兵慌马乱的，他怎么搞的又去了通海地区？有一种说法是，他在上海实在待腻了，忽然想吃通海地区著名的“老白酒”和“醉河虾”，于是就去了。还据说被俘后，他提出的唯一的要求，只是希望能关押在盛桥镇木堡港口外小张岛上那个早已被我军延伸射击的炮火轰了个稀巴烂的“国立第八模范监狱”，让通海地区军管会负责司法行政方面的同志，实实地哭笑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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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东首长面授给我的任务是，如果以上情况属实，要会同通海地区军管方面，千方百计找到一个两全之策，既能留住此公、又能让通州平民百姓免遭那帮流窜海上的“亡命徒”为此公而盲动所造成的“刀光血影”之灾。

    吉普车一路上因机械故障油路堵塞和水箱漏水轮胎爆炸，再加上阴雨，泥泞，不断抛锚。用摇杆发动。本来五六小时的路程，整整走了十七八个小时。急得从来不跟司机翻脸、也轻易不说过头话的我，说了好几次这样的话：“找到你这样的人一起出来执行任务，就算我到霉！”我的确着急。因为通海的同志很可能见我们迟迟不到，抢先把谭宗三处决了。非常时期，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

    车终于开进通海军管会大门。司机已经累得连拉手闸的力气都没有了。我带着浑身的泥汤水，跳下车就问快步迎上前来的通海的同志：“谭宗三毙了没有？”他们反问：“阿要毙？”我再问：“到底毙了没有？”他们继续反问：“到底要不要毙？”我继续问：“到底是毙了，还是没毙？”他们愣了一下：“华……华东首长的意见呢……”我一下涨红了脸，跺着脚大声问：“先不要问华东首长的意见。快告诉我，你们到底毙了谭宗三没有？”

    他们说，还没毙。不是说无论如何……也要等你到了再说吗……

    我一下松了口气，对他们吃力地挥了挥手说道，好了好了。没毙就好。马上带他来见我……我同时想起，真该泡一杯滚烫的新茶吃吃了。再找一个有盆汤的澡堂舒舒服服地泡它一两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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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如今已经说不清楚经公馆（如果也能这样称呼它的话）当年所在的确切位置了。可能在当时还被人称之为辣菲德路的复兴中路上，也可能在宝庆路跟复兴路交界的善钟路（常熟路）上，也可能在跟复兴路平行的蒲石路（长乐路）上，或者就在这之间那条不算长的赵主教路（五原路）上。那里的清静，远不止下雨前那一点沉闷。临街一幢不带花园的英国乡村别墅式小洋房。山字形的铁皮屋顶高高耸起。粗扩的木框架被油漆成古老的铁锈色，醒目地裸露在精致的清水红砖墙面上。那是十世纪时英国王子艾尔弗雷德大帝所拥有的捕鲸船队的颜色。他同时也喜欢把这样一种厚重的颜色涂饰在金属盾牌上和木制舵轮上。如果再加上门前那两棵几乎已遮去半条马路的法国梧桐和它们那些数不尽的叶片，即便在没有雨和雾的早晨，你也会像当年的俞平伯先生那样有感无感地写下这样的文字：

    “如果不是为了你，它们为什么还要花花花花地翻动？”

    好一个“花花花花”。真是“诗”。

    识货的人看得出，这是一幢质量相当不错的房子。但识货的人同样也诧异，能买得起这种房子的人，居然在装修上如此吝啬，如此不讲排场，连窗帘都是买最便宜的印花细布回来自家缝制，并永远保持一种半新不旧的样子。包括家具。依然是当年从常熟乡下运来的那几十件。几乎所有的藤椅都经多次补修，潦白的新皮掺和在红熟的老皮中间，酷像沧桑老人脸上陡起的白癜疯斑块。只有楼下一间小客厅例外，因为逢年过节，谭先生板定要亲自到经府来看望尚健在的经老夫人和经老老夫人，到时候，彼夫人和其他几位至亲朋友，也会跟着一起来。说说话。搓几圈麻将。热闹一阵。小客厅里特为摆了一套从毛全泰木器店买进的西式红木家具。价钱虽然辣手，但东西的确是好东西，是行家嘴里那种所谓的“七担重”“老山木”。但除此以外，楼里每一个角落，的的确确，任何时候都显得似旧非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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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易门并不是住不起带花园的小洋房，更不是装修不起。可以这样讲，只要他愿意，不要说一幢两幢带花园的小洋房，就是整条由花园洋房组成的大弄堂，他也买得起。包括弄堂里每一扇黑铁门。铁门里每一座花园。花园里每一棵珍贵的热带亚热带树种。和喷水池边上每一座希腊式大理石雕像。甚至包括每一幢小洋房里的每一个大脚的“张妈”和小脚的“李妈”，他都可以统统买下来，而且根本不需要为此东奔西跑到处托人磕头烧香去拆头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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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年，楼里曾进过一架钢琴。那时经老夫人还算年轻。琴是老式的德国琴。带雕花的前撑架。黑色面板上刻着一圈像马蹄莲似的花饰浮雕。这种花饰在任何一个教堂正墙的门楣上都可看得到，也叫“迎春棒”。调音师说，这琴的音质怎么那么好，有金属般的亮度。穿透力也老强的。经老夫人说，那当然了，你不看看我花了啥等样的工夫，几几乎兜遍了上海滩上所有的琴行！但经老先生得知后，立即下令把琴退掉。理由很简单，谭家还没买钢琴，我们经家怎么可以先买？琴退了。第二年，谭家买了。也是德国货。而且是三角钢琴。琴凳上蒙着墨绿色的丝绒套子。乐谱架骨雕般雪白。黄铜螺丝锃亮。经老夫人赶紧去问，现在总可以买了(口伐)？经老先生说，谭家刚买，侬急啥？一记闷煞。第三年，行市突变，几十家琴行相继涨价。价钱要比头一年涨两三成。据说到下半年可能要涨四成左右。老夫人实在忍不住，又去找老先生。老先生长叹一声，指着老夫人的鼻子说，侬是真不懂，还是假不懂？我不让侬买琴，难道只是因为一点钞票问题？侬不想想，经家能够有今朝，靠啥？全靠谭家。谭家是我0］经家的一只，“老案”，“总根”。没有谭家就不会有我们经家的今朝，明朝，后朝。老阿爸临死前，千叮嘱万叮嘱，叮嘱我们不管到啥辰光，心里一定要摆得平拎得清，千重要万重要，首先一定要护牢这只“案”、这条“根”。一定要夹起尾巴过日子。永远不可以跟谭家争高低。永远不可以眼热谭家有的一切。不可以谭家住花园洋房，经家也要去住花园洋房；谭家买钢琴，经家也一定追着去买钢琴。假如那样，天长日久，一定要出大事情的！一定不会有好报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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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此以后，经家小楼里再没响起过钢琴声。从没出现过抽纱的挑花窗帘布。木框架上的咖啡色油漆永远保持着一种似旧非旧的成色。八仙桌上永远摆着一把乐源昌铜锡店卖出来的老式锡茶壶。壶盖上永远系着一小串用天台金刚子（菩提子）做成的念珠。珠串上还坠着一只用罗布泊玛瑙刻出来的“玉核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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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天，夫人赵忆萱觉出，下班回家的经易门，神色相当反常。按过去的习惯，不管时间多晚，一进家门，放下皮包，接过忆萱亲自送过来的滚烫的毛巾把和刚泡开的新茶热茶，转身就要去看他种在凉棚下的最心爱的两大棵桶栽桂花了。他对待这两棵桂花，真好像是一个痴心的父亲对待自己永远也看不够的宝贝女儿一样。一天不见，心里就不得过。他常说：“可惜我没有女儿。我要是有个女儿，一定让她取名叫‘桂珍’。”每每听易门这样说，忆萱心里总是十分的歉疚，为自己始终没能为易门生一个女儿、而且再也不能为他生女儿而歉疚，抱憾。有时甚至十分地痛心疾首。但那天经易门进得家来，却破天荒地没去看望那两棵桂花。神情尚且有点发呆，皮包一直不离手；热茶和热毛巾把送到面前，都好像没知觉似的。只是在忆萱暗示般地提醒了一声之后，才仿佛意识到每日里还有这样一门“必做的功课”未做，便慌慌地接过茶杯和毛巾把，敷衍两下，就转身上楼去了。

    赵忆萱搞不懂了，拿着茶杯和毛巾，在楼梯口看着经易门的背影，半天都没能从种种不安的臆测和猜度中脱身。奇怪。真正是奇怪。经易门从来不这样惊慌失惜的。他这人最大的本事就是遇事不慌。坚定不移。这个特点几乎是天生的。你很难看到他创新一个什么想法，甚至都很少从他嘴里听到什么陌生的新鲜的名词术语。他对这些东西不感兴趣。不能说他天生就反感这些东西。他实在是没时间去玩弄它们。也付不起这个代价。十九岁那年，谭老先生就把谭家东西两大管事房之一的西管事房交给他主理。二十六岁那年，已主政谭家的谭先生又责成他协助父亲、因眼疾加重而不便管账的经老先生，副理东管事房。谭家门里姓谭的不姓谭的男女老少有几十上百口，谭家门外直接简接相关的店铺厂家有好几十家。这一切，都需要他这个二十多岁的人刀刀见血丝丝人扣地运作安排。一点不能差错。差错一点都没法交代。对于他，一个想法或某种做法，新不新，并不要紧，关键在实用。管用。自小就有的严格训练，加上天赋本能，使他对那些在实际操作中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思想和点子，极敏感极能心领神会。记得也特别牢。执行起来特别坚定。即便身处绝境也轻易不谈放弃，轻易不做妥协，更轻易地不让自己的情绪发生任何一点可让人觉察的波动。故而，三十三岁的他，无论是外表，还是内心，竟都显得那么老成。平静。让长者感到那么可信。可靠。如果一件事发展到了居然能让他发慌的程度，那肯定已经烂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什么事？忆萱想到这里，一口凉气丝丝地涌进心尖，腿脚也禁不住一阵阵发软，毛巾和茶杯差一点从手里滑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