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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玻 璃 樽(上)

    木木和吕武并没有看到那六个人如何从楼顶上跳下来。在那惊心动魄的一天里,我们看到了很多惊险,偏偏漏掉了这最壮观的一幕。过后的许多天,以及未来的许多年,人们都将眉飞色舞地议论着这件事。我们与大楼里的其他人一样,成了俯首帖耳的俘虏,排着队,在台阶上将手伸进脸盆里,沾上血一般的红颜料,然后被押往操场。很显然木木是太小了一些,混迹其中十分扎眼,一个手持铁棍的家伙走到木木面前,拎着我的耳朵,将我拽到队伍外面,气乎乎地说:

    “毛孩子一个,走一边去!”

    木木的耳朵被拽得很疼,眼泪很自然地也流淌了下来。我并不想就此和吕武分开,在七爷家,吕武常常欺负木木,现在,木木却视他为自己的亲哥哥,一步也不愿意离开他。木木很倔强地又跑回队伍,又一次和吕武站在一起。快到操场的时候,有人认出了吕武,说这不是吕文的弟弟吗,你怎么也会受蒙骗,和该死屁派的人搅到一起去了。由于吕文在好派中大名鼎鼎,那人把吕武喊了出去,胡乱地问了几句,假模假样地训了一通,就把我们给放了。

    我们很轻易地就获得了自由,我跟在吕武后面,赶紧找地方将手上的红色颜料洗去。这是一个十分怪诞的结局。吕武心爱的日本军刀不明不白地没有了,从此再也没有下落。在此后的很多天里,吕武闷闷不乐地坐在角落里,什么人也不愿意搭理。好派取得了全面的胜利,立刻乘胜追击,失败的屁派被定性为反动组织,一位早就隔离审查的省委副书记被认定是这个反动组织的黑后台。大规模的武斗改变了文化大革命的方向,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开始被分化瓦解,一部分人感到了沮丧,看不到前途和出路,另一部分人兴高采烈,斗志昂扬。“文革”初期被打倒的牛鬼蛇神,譬如木木的父亲李道始,譬如当过伪警察的历史反革命陈鸿儒,此时已从被革命的对象,悄悄过渡成了看客。虽然很多人还被关在牛棚里,但是与一开始的暴风骤雨相比,他们的日子好过多了。

    自从武斗结束以后,很少再见到吕武趾高气扬的模样,他变得有些忧郁,即使在别人眼里,他后来变得很成功,娶了一位标致的美国姑娘做老婆,成了有钱的大老板,钱多得别人已经无法想象,他的表情里仍然还有几分沉重,仍然还有几分忧郁。很快,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了。那些在运动中冲冲杀杀的年轻人,此时不管是好派屁派,统统都送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多少年以后,知识青年浩浩荡荡的上山下乡,它的意义遭到了质疑,然而在当时,几乎没什么人会想到它的不好。吕武的哥哥吕文兴冲冲去了遥远的云南,吕武自己却去了相对近一些的安徽。知青上山下乡掀起了一股热潮,人们在轰轰烈烈的热闹中,似乎还来不及去想它的严重后果。与许多知青狂躁的兴奋相比,吕武自始至终对这一活动都很冷漠。

    上山下乡对年轻人最大的诱惑,是突然展现了一个全新的机会,它可以让年轻人独立,让年轻人挣脱父母的束缚。然而吕武不愿意离开这座城市,不愿意离开戏校大院,或者干脆说,他不愿意离开张小燕。即使吕武自己也说不清,他究竟是为了爱张小燕而不愿意下乡,还是不愿意下乡而爱上了张小燕。这两件事互为因果,因为不愿意离开张小燕,吕武对突如其来的上山下乡运动充满怨恨。因为不得不走了,吕武更加坚定不移地爱上了张小燕。那年头的爱情还有点古典色彩,在最后的日子里,吕武开始给张小燕写情书,一封接一封地写,从国际大好形势到国内最新动态,什么都写到了,惟一不敢涉及的字眼,就是直截了当的爱。

    那是个特殊的年代,男女之间的爱是个不太好的字眼。爱是有阶级性的,人们应该无条件地爱党,爱领袖,爱自己的阶级兄弟姐妹。扮演信使的木木偷看了吕武的每一封情书,那种信根本用不着封口,而且绝对不怕有第三个人过目。张小燕对吕武的情书爱答不理,她总是在第一时间里,匆匆把那信看完,然后笑着把信还给木木,告诉他想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木木亲眼所见的第一次爱情,显得有些荒唐和茫然。那时候,张小燕自己正陷于对马延龄的疯狂爱情中不能自拔,与经验老到直奔主题的马延龄相比,情窦初开瞎绕圈子的吕武显得太幼稚。几乎所有的人都已经知道张小燕和马延龄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风言风语在戏校大院到处传播,张小燕早已声名狼藉,只有吕武一个人还在坚信她的清白。

    随着离城的日子一天天接近,吕武一天比一天更沮丧。最后,他终于给张小燕写了一封措辞十分低调的信,在这之前,连他也不明白自己在那么多信中究竟说了些什么。吕武很伤感地告诉张小燕,说他马上就要奔赴安徽农村,想到他现在差不多就是一个孤儿,因此希望她能去码头上为他送行。吕武的意思有些模棱两可,既好像是恳求张小燕,又好像只是通知张小燕。正是在这封信中,吕武第一次表达了对她的信任,说他根本就不相信那些到处流传的谣言。在信的结尾之处,吕武表达了自己最强烈的愿望,这就是希望有朝一日,张小燕也能去他所在的农村插队,他们将并肩战斗在广阔的天地里,在那里大有作为,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

    正式动身的前一天黄昏,由于张小燕还没有正式表态,吕武再也按捺不住,他带着木木,冒冒失失地跑到张小燕家,在离大门四五米远的地方,让木木放开嗓子喊张小燕出来。我的喊声惊动了张小燕的继父张继庆,这个五短身材胡子拉碴的男人从门口探出头来,很不友好地瞪了我们一眼。吕武有些不好意思,红着脸问张小燕在不在家,张继庆又瞪了他一眼,回过头去,说:

    “小燕,有人找你。”

    张小燕有些不太情愿地从门背后露出脑袋。她显然早就听见木木的喊声,也明白隐藏在我声音背后的确切含义。她只是故意要在吕武面前搭搭架子,不想被我们一喊就跑出来。她光彩照人地站在门口,既不招呼吕武进去,也不问我们为什么喊她。张小燕的母亲汤若冰从窗户里探出了半个头来,讨好地问吕武有没有吃过晚饭,并欢迎我们到屋子里去坐坐。

    吕武不愿意到屋子里去,直截了当地问张小燕:“我明天就走了,你来不来送我?”

    张小燕硬邦邦地说:“我干吗送你?”

    汤若冰在一旁插嘴:“小燕,怎么这么说话?”

    张小燕说:“我怎么说话,又不要你管。”

    吕武无话可说,只好又问了一句:“你到底来不来?”

    张小燕说:“不是说了嘛,我干吗要去送你?”

    因为有汤若冰和张继庆在一旁毫不掩饰地看着热闹,张小燕半真不假的样子,让吕武觉得非常尴尬。他扭头想走,张小燕追了过来,说你们既然来找我,为什么不把话说完。吕武带些赌气地说,说什么,你根本就不想让我说。张小燕说,那好,现在我让你说了,还有什么话,你快说呀。吕武说,我现在不想说了。张小燕于是就笑,吕武被她笑得有些来火,拉了我就走,我们真的走了,张小燕便追在后面。天正在黑下来,追了一会儿,张小燕不耐烦了,说:

    “喂,你们要去哪?”

    吕武说:“我也不知道去哪。”

    张小燕扑哧一声又笑了,吕武也笑。木木跟着一起笑,吕武回过头来,说你笑什么。他现在已觉得身边的木木有些多余,对他摆了摆手,想打发我走。张小燕说干吗要撵木木走,我就喜欢他和我们在一起,我就喜欢三个人在一起。吕武无话可说。接下来,我们在戏校大院里漫无目的地转着圈子,终于到了已经没有了玻璃的花房附近,张小燕突然心血来潮地说:

    “我们到花房里去,怎么样?”

    吕武说:“花房里黑!”

    张小燕说:“黑有什么关系。”

    花房里果然黑咕隆咚,什么也看不清,我们摸黑爬了进去,弄得一身灰。过了一会儿,习惯了黑暗以后,借着天窗里射进来的那点亮光,总算能看清一些周围的轮廓。外面的天正在不可阻挡地黑下来,很快黑暗控制了这个世界。好在花房里堆了许多木头,站在木头堆上,吕武和张小燕的个子高,可以很轻松地把脑袋伸到屋顶上,接下来的时间里,吕武突然发现他并没有什么话要说,张小燕也不真想听他说什么。他们在一种无言的状态中,仰望着刚刚升起的明月,花了很长的时间欣赏月亮。

    张小燕笑着说:“我们真傻,看月亮在哪不行,非要跑到这黑洞洞的地方来!”

    万里无云,月光如洗,月亮看上去很大,星星不知道都躲到哪去了。两个人在月色中挨得很近,张小燕身上有一股很好闻的味道,那是女孩子身上特有的芳香。吕武有些局促不安,心咚咚直跳,好像要从胸腔里蹦出来一样。张小燕平静如水,抬头看着明月,突然问吕武去了安徽以后,什么时候才能再回来,又问他究竟在安徽的什么地方。她印象中的安徽,完全是一个虚拟和想象的省份,张小燕的母亲汤若冰是安徽人,被枪毙的亲生父亲也是安徽人,她自己却从没有去过安徽。吕武很认真地作着回答,不厌其烦,一遍遍地解释。木木已经完全被他们忘却了,这两个人心不在焉,一直在说,好像有多少话要说,又好像并没有多少话要说。他们想到什么说什么,你问我答,我问你答,磨蹭了很长很长时间。月亮不知不觉地从这头移到了那头,最后张小燕说,她肚子饿了,并问吕武饿不饿,因为刚刚匆匆忙忙地跑出来了,晚饭还没吃呢。

    第二天吕武去安徽,张小燕并没有去送他。他指望她会来,因此拒绝了别人送他的请求,结果一直到船开,吕武都在盼着她的出现。码头上很乱,到处都是堆着的行李,大大小小的木箱子,塞得鼓鼓囊囊的旅行包,各种颜色的网线袋里装着脸盆,装着热水瓶,装着席子和新买的铝锅。有人在若无其事地说笑,有人在抱头痛哭,还有人在大声地喊着,这显然是在找谁。就在前一天,有一位母亲哭着喊着,从码头上跳到江里去了。人们到现在仍然议论这事,虽然刚过了一天,关于这件事情的真相,已经说不清楚,有说是不小心掉到江里去的,有说是不想活自杀的。汽笛一阵阵长鸣,东一堆西一堆的人聚在一起,吕武在不相干的人堆中徒劳地走过来走过去,发现自己从来也没有这么孤苦伶仃过。他感到一种真正的失落,巨大的悲哀像江水一样滚滚而来,突然他的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如果自己跳到江里去,结局会怎么样呢,张小燕又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直到将近三十年以后,吕武仍然为张小燕没有去送行耿耿于怀。这是一个不能原谅的错误,很长时间里,他都在等张小燕的道歉,寄希望她解释原因,说出这样或那样的理由,哪怕编造出一些根本不存在的小故事。轮船溯江而上,结伴而行的知青男男女女挤在一起,一首接一首地唱毛主席语录歌。大家都很兴奋,一个瘦瘦高高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的家伙,在轰轰作响的机器声中,用深沉的男中音,引吭高歌林副主席为毛主席语录写的序,序很长,他一字一句唱着唱着,有声有色有滋有味。吕武在这种热闹中,越发感到郁闷,他开始有些怨恨张小燕。刚做知青的那段日子里,这种怨恨像梅雨季节的潮湿空气一样围绕在身边,他一遍又一遍寻找着百思不解的答案。

    这以后,在经历了岁月的洗礼以后,吕武对女人的不合常理,终于有了一套自己的成熟看法。无论从哪个角度去想,张小燕都不应该不去送吕武,她似乎根本就没有理由失约,可是她就是没去。女人有时候根本就不需要理由,女人总是不按常理出牌。九十年代后期,吕武并没有像大家想象的那样,因为文化上的差异,和他的那位美国妻子分手离婚,恰恰相反,在独生子女已成为基本国策的前提下,这对中西合璧的恩爱夫妇,在已经有了一个儿子以后,又添了两个可爱的女儿。吕武现在是一个拿着美国护照的中国人,他们到处都有房产别墅,四海为家,想在哪儿过日子都行。他已经赚了太多的钱,可是仍然还想到国内来淘金。在美国,吕武曾是个很不错的新闻节目制作人,回到国内,原来他所擅长的那一套已经不适用,于是就投资拍电视肥皂剧,什么赚钱拍什么,看准了机会便大赚一把。吕武还投资办了“丹凤影视艺校”,这是一个与戏校合办的项目,他从当年戏校的一名普通家属,摇身一变为拥有最大股东的董事长。

    所有认识吕武的人,都相信他有太多的故事,而故事中有许多精彩篇章,差不多都是从去农村当知青才开始的。吕武的母亲死得很早,吕校长一直没有续弦,吕校长死了以后,吕武事实上是靠七爷养着。由于七爷没有固定的收入,很长一段时间里,七爷、吕武,还有木木一起过日子,依靠的是木木的生活费。木木的生活费成了三个人的惟一生活来源。林苏菲再婚不久生了一个女儿,她换了个单位,调到广播电台工作。每到发工资的日子,七爷便迫不及待地去造反派那里领木木的生活费。这笔钱自然是从李道始的工资中扣除,除此之外,七爷还寻找各种借口,跑到林苏菲的电台去借钱。林苏菲当时也不宽裕,可是木木毕竟是她儿子,明知道七爷有勒索的意思,明知道借了不会归还,也只好硬着头皮借钱给他。

    吕武的成功与自己敢于冒险,敢于打架斗殴分不开,在当知青的短短几年里,他以极快的速度堕落,没多少时间就成为不可一世的人物。戏校大院的孩子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出过两名响当当的恶霸,前期是吕武,后期是马小双。吕武曾是许多男孩子心目中的英雄,虽然他的年龄在知青里,差不多算是最小的,但是很快就以自己的英勇骁战,称雄一方。有时候,恶名远扬也很让人羡慕。七十年代初期,吕武的名声如雷贯耳。木木刚上初中的时候,学校里有一个喜欢打架的魔头,听说木木住在戏校大院,便问他是否认识“驴子”。“驴子”是吕武的绰号,因为吕和驴音接近,知道了木木和吕武的关系以后,这魔头当即表态,日后谁要是敢欺负木木,他绝不答应:

    “敢动驴子的人,真是他妈的找死!”

    吕武一度甚至是在为戏校所有的孩子壮胆,大院的孩子差不多都会狐假虎威,动不动就把“等驴子回来再收拾你”挂在嘴上。“驴子”的威名远扬,虽然远在他乡插队,可是一想到他随时随地就会回来,惹是生非者便不寒而栗。他的英雄事迹让许多孩子仰慕。1972年的秋天,回城已无亲可探的吕武在体育场和绰号叫蔡包子的打架,两人大战三百回合,从体育场这一端打到那一端,又从那一端打回来。上百号的人在一旁观战,最后两人终于打累了,头破血流气喘吁吁,于是握手相约,三天后继续老地方较量。三天以后,两人没有继续决斗,而是英雄惜英雄地成了好朋友。蔡包子后来被一个无名小卒背后捅了一刀,刀插在背上,拔不下来,捅刀子的人掉头就跑,蔡包子跟旁边经过的人要了件衣服,披在身上遮住了刀柄,然后步行去医院,在急诊室门口,蔡包子像树桩一样动弹不得,他很从容地站在那儿,突然倒了下来,从此就再也不曾爬起来过。

    因为恶名在外,吕武不止一次陷入被人追杀的困境。他闯的祸也太大了一些,到处惹事,到处树敌。有一次,去县城看电影,知青与当地的地痞流氓发生了冲突,吕武上前不由分说,手到脚到,转眼之间,便把对手从电影院高高的台阶上踢下去,当场跌断两根肋骨。后来才知道,断了两根肋骨的这个人,是县革委会主任的小舅子。在打架斗殴中,吕武差不多永远占上风,那次大规模的武斗已给他留下太深的印象,吕武从中得到的经验教训就是,要打就要打赢,要打就要心狠手辣,宁愿在战场上可耻地逃走,也绝不缴械投降。打架必须动脑子才行,吕武成了真正的高手,不只是能打,出手狠,出手快,而且还擅长在形势不利的情况下迅速撤离。吕武从来没有参加过长跑比赛,他知道自己如果有机会,一定会在比赛中,拿个很不错的名次。

    吕武没有死在农民的钉耙之下,完全是因为他像兔子一样能跑。他不止一次陷入寡不敌众的境地,每次都能化险为夷。知青常常要和当地的农民发生冲突,在这类冲突中,知青未必老是占着上风。有家有小的农民通常都要让三分,但是真把老实巴交的农民兄弟逼急了,操起农具群起攻之,也绝不是闹着玩的事情。愤怒的农民曾经将吕武他们住的房子夷成了废墟,因为吕武一伙,在当地差不多已是一群作恶多端的活土匪,他们不仅见谁打谁,而且偷鸡摸狗,无恶不作,有一次甚至为了招待几位来访的女知青,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当着主人的面,将农民的一只才养了两个月的小猪宰了吃。

    一段时期内,吕武同时遭到来自两方面的围剿,地区专门发了红头文件,要求巩固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彻底根除三害,这三害分别是赌博、偷窃和为非作歹的“驴子”。把吕武写在红头文件中,并与赌博、偷窃并列三害之中,是后来吕武忍不住就要吹嘘的一件事。如果不是躲避及时,吕武很可能被当地公安机关捉去劳教,而来自另一方面的威胁,则是他的对手一再公开扬言,要不惜一切代价取他的性命。常常有形迹可疑的人,来吕武所住的那村子瞎逛,有一天,一胖一瘦两个男人,拎着磨得雪亮的镰刀,在天亮时冲进吕武他们的房子。凶手对吕武的情况显然是熟悉的,他们直扑吕武的房间,隔着又黑又脏的蚊帐就是一阵猛砍。如果那天吕武在自己的床上睡觉的话,他必死无疑,恰巧他半夜里偷偷溜出去和吴玉花约会。吴玉花是邻村的姑娘,是那一带公认的美人,正准备嫁给公社书记家去做儿媳妇,临出嫁前,她觉得有些心里话要对吕武说,便安排了这次约会。事实是,真见了吕武,情迷心窍的吴玉花既没有让吕武做什么出格的事情,也没说什么心里话,然而,恰恰是这次没有实质内容的约会,救了吕武的一条小命。

    结果两名凶手将住在另一个房间的小陆砍个半死,为了给小陆报仇,吕武派人到处打听凶手的下落,把几个与此事有关的嫌疑人一一收拾。由于树敌太多,积怨太深,这类事最后都不了了之。吕武得罪的人太多了,他的恶名传得很远,提到他就摇头叹气,据说当时有很多美丽的女孩子是真心喜欢吕武,有当地土生土长的姑娘,也有从各个城市来的女知青,却没有一个人愿意嫁给吕武,因为谁都相信,要是真嫁给他,很可能不久就会成为小寡妇。他的名声实在太坏了,有时候连吕武也相信自己活不长,因为有太多的对手惦记着要和他算账。那段时期,尽管人家都很怕他,尽管没人敢当面与他公开叫板,但是吕武就像过街的老鼠,人人都有打他杀他的用心。吕武知道自己已经恶贯满盈,如果他横尸街头,老百姓一定大放爆竹,拍手称快。他们居住的房子就是在传说吕武已死的情况下,被周围的农民瞬间里夷成了废墟。

    在街上行走的时候,吕武总是像捧骨灰盒似的抱着一个军用书包,紧贴着墙走,动不动地就回头。吕武的军用书包里,永远搁一块红砖,一把菜刀,一根九节鞭。晚上睡觉,这书包就是他的枕头。形势最紧张的日子里,甚至不敢躺床上睡觉,因为他不能指望再次遭到袭击时,还会有上一次的幸运。在自己的房间里,他布置了各式各样的机关,虚掩的门上面放着脸盆,床前的凳子上放着铁桶,惟一的那扇窗户底下,挖了个一尺多深的陷阱,仿佛越南战场上对付美国大兵,在陷阱的底部还埋着削尖的竹子。吕武为自己留下的逃生之路,是悬梁上的一根绳子,身手矫健的他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通过这根绳子从屋顶的天窗逃之夭夭。

    就在吕武迅速走向堕落的时候,留在城里的张小燕也越来越声名狼藉。那时候,戏校大院的父母们都有共同的担心,担心自己的儿子会成为吕武,担心自己的女儿会成为张小燕。张小燕突然出落成一个很漂亮的大姑娘,人们惊奇地注意到,张小燕体形迅速发生变化,文化大革命刚开始那阵,她看上去像根豆芽菜,细细的,弱不禁风的样子,没有几年工夫,该发育的都发育了,该丰满的都特别丰满,就像树上熟透了的红苹果,随时随地都会跌落下来。

    张小燕和马延龄之间的关系,再次成为大家注目的焦点。流言蜚语越来越有鼻子有眼睛,有人在这个城市另一端的小公园里,看见过他们坐在一起说话,脑袋挨得很近,正悄悄地商量着什么事情。还有人说他们在江边的沙滩上散步,因为时间已经晚了,被巡逻的民兵正好逮着,于是被抓进指挥部审问,从马延龄口袋里搜出了尚未用过的避孕套。尽管马延龄对他们之间的关系矢口否认,但是戏校大院的人心里都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在一个下雨的日子里,马延龄的老婆张素芹没有打伞,浑身湿漉漉地来到张小燕家,她神情沮丧,站在门口,以最后通牒的口吻,让张小燕以后再也别去找马延龄。

    张小燕蛮横地说:“腿长在我自己身上,要找谁,就找谁。”

    张素芹更蛮横地说:“天底下的男人多得很,你爱找谁找谁,就是不要找我的男人。”

    张小燕不理睬,张素芹不依不饶。

    张小燕最后说:“你说是你的男人,就是你的男人了,别做梦了,你男人根本就不喜欢你!”

    张素芹扭头就走,不一会儿,她拎着马延龄的耳朵,又一次出现在张小燕家门口。张素芹长得人高马大,反衬出马延龄的弱不禁风。她气势汹汹地说:“不要脸的小狐狸精,把你说过的话,再说一遍。马延龄,你听好了,听听这不要脸的女流氓,到底是怎么说的。”

    雨继续哗哗地下着,看热闹的人不是很多。马延龄十分惶恐,他的耳朵显然很疼,但在这样尴尬的场面中,他想不出更好的办法来保持体面,只好一遍遍诉说自己的耳朵快被她扯下来了。张素芹得势不饶人,继续拎他的耳朵,同时恶狠狠地对张小燕喊着:“你不是很嚣张的吗?喂,把说过的那话,赶快再说一遍!”

    马延龄哭丧着脸,说:“不要闹好不好,不要闹好不好。”

    张素芹说:“是我喜欢闹,是我神经病。”

    马延龄说:“我们之间一点事都没有,人家还是小姑娘,你何苦这样大闹呢。”

    张素芹说:“小姑娘?真没见过这样的小姑娘?”

    马延龄终于让耳朵得到一个解脱的机会,他借机想溜,张素芹厉声威胁说:“马延龄,我告诉你,今天你要是敢跑,我跟你没完,我今天就死给你看,你信不信!”

    马延龄连声说:“我信我信,我太相信了,你放心,我不跑,肯定不跑,我怕你行不行。你是我的姑奶奶,你狠,你厉害,想拿我撒气,就尽管撒吧。有话我们回家说行不行?”

    张素芹说:“凭什么回家说,我今天和这个小女流氓没完。”

    马延龄说:“好吧,就算她是个小女流氓,你骂也骂了,气也撒了,还想怎么样?”

    张素芹说:“我要你也骂她小女流氓,你骂,你现在就骂。”

    马延龄愣了愣,息事宁人地说:“好好好,我骂我骂,她是小女流氓,你满意了吧,可以回家了吧!”

    张素芹仍然不依不饶,继续大骂张小燕。骂了一阵,又把张小燕的母亲连在一起臭骂,什么女特务,什么国民党军官的姨太太小老婆,反正能上纲上线的词都用了。张素芹恶狠狠地堵在张小燕的家门口,足足骂了一个多小时,因为是在雨中,浑身上下早就湿透了,她穿着一件白汗衫,没有穿胸罩,凸起的Rx房和黑黑的乳头清晰可见。围观的人逐渐多了起来,说“骂”这个词还不准确,更多的时候,张素芹是在数落,是在声嘶力竭地向别人控诉。张小燕体弱多病的母亲羞愧难当,捂着脸在一旁偷偷地抹眼泪。张小燕像一尊门神一样地坐在门口,她故意把一架老式的电子管收音机打开,把音量调到最响,若无其事地听着,欣赏着里面的样板戏《红灯记》。

    谁也不知道这场面会怎么样收场。张素芹没完没了地骂着,马延龄一脸无辜地在一旁陪着。张小燕尽量不去看马延龄,可是她忍不住还是要看他。张素芹歇斯底里地喊着,说你这个小婊子真不要脸,到这个时候,还对我男人做媚眼。张小燕缓缓地站了起来,她不慌不忙地进了厨房,找到了菜刀,然后走出来,突然像头小豹子一样冲向张素芹。如果不是马延龄即时将张小燕拦腰抱住,愤怒至极的张小燕非把张素芹剁成肉泥不可。经过一个多小时的骂人,张素芹早已是强弩之末,张小燕的这一手不仅让她措手不及,而且确实也把她给吓着了。眼看着马延龄快拉不住张小燕,张小燕的母亲汤若冰也跑出来,帮着去拉张小燕。

    张小燕咬牙切齿地喊着:

    “张素芹,我要是不杀了你,我不是人!”

    在一旁看热闹的人,喊张素芹快跑。张素芹还有些犹豫,张小燕已经摆脱了马延龄和汤若冰的纠缠,举着雪亮的菜刀直扑过来。她一看形势不好,扭头就跑。马延龄和汤若冰又一次将张小燕抱住,将她按倒在地上,奋不顾身地去抢夺那把菜刀,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菜刀夺下来。大家看张素芹已经走了,都过来劝慰张小燕。马延龄在争夺中,手上被割了一个小口子,血开始涌出来,他忍着疼,不敢在此是非之地多耽搁,因为汤若冰也趁势突然伤心地哭起来,呼天喊地,说不想活了,说凭什么要如此欺负她们母女。

    事情到此还不肯收场,马延龄刚刚离去,张小燕的继父张继庆从火葬场下班回来,看到汤若冰母女在那哭成一团,顿时勃然大怒。他的个子并不高,但是人很结实,满脸的络腮胡子,加上他在火葬场成天与死人打交道,生气时的模样十分吓人。他让张小燕还是拿着那把菜刀,自己回屋找了把很大的管钳子,领着她直奔马延龄家兴师问罪。雨突然停了,在一帮看热闹的簇拥下,张继庆上前一下子就将马家刚插上的门砸开了。

    “姓马的,我今天要把账跟你算算清楚,”张继庆高高举起巨大的管钳子,把马延龄和张素芹夫妇逼到了角落里,怒不可遏地说着,“你占了我女儿的便宜,你老婆还要他妈的闹,难道好事都给你们占了不成。今天不砸死你们,我就不是人。今天非得出人命不可!”

    马延龄差一点要跪下来,他结结巴巴地说:“我发誓,我我我和你女儿一点事也没有。”

    “我他妈砸死你。”

    “小燕爸爸,我真的和你女儿没有事,我发誓。”

    “你发誓?”

    “真发誓,我真的敢发誓。”

    张继庆不相信他,回过身来,问张小燕他说的是不是实话。张小燕不吭声,马延龄于是扑通一声真跪了下来,斩钉截铁地说绝对没有这事,完全是他老婆瞎猜疑。千错万错,都是张素芹不好。张继庆满腔怒火,没有发泄的地方,回过身来,举起手中管钳子,用力一抡,一面大橱的镜子连同里面的衬板,被打得粉碎。这一下子还不过瘾,又向放在五斗柜上的两个热水瓶砸过去。张小燕突然恶狠狠地说:“爸,打死那个坏女人,这个坏女人最坏了。”张素芹听到这话,吓得杀猪似的喊救命,张小燕看张继庆愣在那不动手,便奋不顾身地冲过去,举起手中的菜刀,朝她脑袋上就是一记,张素芹头一歪,那一菜刀砍到了肩膀上。

    张继庆和张小燕被带到派出所关了一天一夜。这事闹得很大,雷声大,雨点小,最后也没有怎么样。张小燕的那一菜刀,因为是砍在了肩胛上,刀卡在骨头里,并不像想象得那么严重,送到医院缝了几针。两样凶器都被没收了,派出所的同志赶到医院,问张素芹究竟希望要什么样的结局,如果真像她认定的那样,早在两年前,她男人马延龄就和张小燕有了不正当的男女关系,那么根据有关法律,与不足十六周岁的女孩发生性行为,必须以强xx论处。换句话说,这事情要是真的落实下来,她男人或许就应该送去坐牢。张素芹的刀伤显然很疼,她咬牙切齿,说宁愿让马延龄坐牢,因为坐牢是他罪有应得。

    派出所的同志说:“能大义灭亲是好事,可是得有证据,一定要有确凿的证据。”

    张素芹问要什么样的证据,难道肩膀上活生生地让那小妖精砍了一刀,还不叫做确凿的证据。

    派出所的同志笑起来,做了个很有力的手势,说:

    “捉贼要见赃,捉奸要成双,这种事要想铁板上钉钉,想要确凿无疑,恐怕就得把他们活生生地摁在床上。”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张素芹发誓一定要拿到通奸的证据。她不能就这么不明不白地挨上一刀,不能就这么轻易地便宜了奸夫淫妇,是可忍,孰不可忍。一段时间内,捉奸成了张素芹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她成了一个不懈的狩猎者,成了一个兢兢业业的业余侦探。为了拿到证据,张素芹不择一切手段,不计任何后果。她先采取的是纵容方式,欲擒故纵,故意挑逗马延龄,往性欲的炉灶里添足干柴,又故意在最后的关键时刻,不让他的企图顺利得逞。她别有用心地挑起了男人的欲火,然而光冒烟不着火,无论马延龄如何进攻,她都是御敌人于国门之外,坚决不让他与自己有什么实质性的接触。张素芹相信,一旦马延龄的忍耐超过了临界点,他很自然地就会去找张小燕。

    这一奇招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张素芹突然发现自己很愚蠢,因为这显然是在做好人好事,是在成全别人,是在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是自己辛辛苦苦的耕耘,而别人正中下怀的收获。天网恢恢,毕竟也会有疏漏的时候。有一天,张素芹十分沮丧地来到厂医周洁芸所在的医疗室,拿出一个用过的并且用线扎了口的避孕套,请她帮着对里面的内容做出鉴定。周洁芸是张素芹的亲密女友,她们之间无话不说,没有什么秘密不可能共同分享。周洁芸的丈夫是现役军人,因为长年分居,她对男女之间的事情常有着独特的见解。周洁芸小心翼翼地剪开线头,很认真地通过显微镜进行观察,然后回答张素芹的疑虑。张素芹的疑虑显然有其道理,那橡皮薄膜里的液体,无论数量还是浓度,都离一个健康的正常指标相去太远,尤其是针对已经相当长一段时间没有性生活的男性,这问题就显然更严重。正确的答案只有两个,一个是马延龄可能有病,另一个就是他把自己宝贵的东西,用到不该用的地方去了。

    “其实不用显微镜,也一眼就能看出是怎么回事,”周洁芸以不容置疑的口气说着,表明自己在这方面太有经验,“我男人刚回来探亲的时候,那玩意浓得跟刚挤出来的牙膏似的。”

    医务室里现在就两个人,周洁芸发现张素芹十分专注,长时间地伏在显微镜上,细心观察着马延龄的精液。她略有些同情张素芹,因为饱受夫妻分居之苦,与有一个不忠实的丈夫相比,显然要幸运得多。张素芹沉浸在嫉妒的烈火中,周洁芸觉得自己有必要提醒她,就算是真有什么问题,事实的真相真像她们判断的那样,这恐怕还不能算是通奸的证据。

    “为什么不能算?”

    “当然不能算。”

    “为什么?”

    周洁芸有些为张素芹的固执焦急,担心她执迷不悟,会惹出更大的笑话。好在张素芹自己从牛角尖里钻了出来,她表情沉重,显然很无奈地说:“我知道不能算,如果能算,我早直接送到派出所去了。”周洁芸不知道如何安慰她才好,胡乱地想帮着出主意。说到最后,张素芹说:“我就不信,会没有办法。”幡然醒悟的张素芹决定改变作战方针,变消极被动为积极主动。她接下来采用的战术是严防死守,步步紧逼,像影子一样地跟着马延龄。既然在炉灶里添柴禾的办法不管用,干脆就釜底抽薪,张素芹把每个夜晚都变成了狂欢的节日。她决心用游击战加上持久战把马延龄彻底拖垮,让他累得筋疲力尽,让他脑子里的邪恶念头都化为乌有。

    很快,每个即将来临的夜晚,不仅不能给马延龄带来丝毫欢乐,而且变成了他的末日。张素芹的战术收到奇效,在她有条不紊的打击下,面对强大的重点进攻和全面进攻,他彻底地败下阵来。他的膝盖开始打颤,腰酸背疼,说话底气不足,晚上睡不着,白天不想醒。马延龄开始到处向人抱怨,控诉她的反常行为。为了躲避张素芹的纠缠,有一天晚上,他甚至赖在工宣队的办公室不肯回去。虽然说家丑不可外扬,一个男人承认自己不行是件很尴尬的事情,可是马延龄决定把自己的苦水全部都倒出来。他满脸无辜的样子,活像一名离家出走的孤儿,又仿佛一头在明亮的玻璃上乱撞的苍蝇。工宣队的刘师傅和鞠师傅十分有耐心地听他控诉,一边听,一边忍不住想笑。

    马延龄非常委屈地说:“你们别笑了,真的,你们一笑,我都想哭。”

    刘师傅和鞠师傅让他这么一说,没办法不笑,于是就真的笑起来,很放肆地哈哈大笑,他们已经憋了半天,索性笑个痛快。

    马延龄没有哭,只是苦笑,解嘲说:“我现在想哭都没有眼泪。”

    马延龄说:“就是一头狮子也吃不消天天这样!”

    已经五十岁出头的刘师傅是工宣队的负责人,在那段时期,他差不多就是戏校的最高领导。虽然时间已很晚,可是刘师傅对今天的这场谈话依然兴致勃勃。马延龄的苦水终于倒得差不多了,捧起办公桌上的一个大搪瓷缸,也顾不上是谁白天喝剩下的茶水,咕嘟咕嘟地喝起来。刘师傅看着他,见他似乎不想再往下说了,便语重心长发表自己的看法:

    “你老婆闹得是过分了一些。”

    马延龄说:“岂止过分了一些,闹得我都快活不下去了。”

    趁鞠师傅去上厕所,刘师傅压低了嗓子,突然问马延龄:“你和那个叫张小燕的小丫头,到底怎么回事?”

    “跟你说实话,这都是我老婆造舆论。”

    “真的一点事都没有?”

    “有什么事,我就是想,有那个心,也没那个力。刘师傅,我们都是男人,你设身处地为我想一想,要是你有了我那么一位老婆,还会有心思去找别的女人。”

    刘师傅没有办法就这个问题做出正面回答,他沉默了一会儿,话锋一转,很严肃地说:“这还是资产阶级思想在作怪,所以这个思想工作,确实很重要。小资产阶级真是个很大的染缸,所以我们一直在提醒小鞠师傅,要保持高度的革命警惕,要有继续革命的斗志,千万不要在资产阶级的染缸里,红的进来,黑的出去。老实说,阶级斗争,复杂得很,像小鞠师傅吧,你们学校里就有人想用美色引诱他。”

    马延龄转过头去看鞠师傅,鞠师傅正好从厕所里回来,听到这话,立刻显得很不自然,他耸耸肩膀,想辩解什么,刘师傅摆摆手,不让他往下说。马延龄有些云里雾里,刘师傅把已经岔开的话题,又找了回来,说张素芹反应的情况,工宣队认真地研究过,他们也不是完全就相信她的话。刘师傅告诉马延龄,革委会组班子的时候,考虑到要三结合,曾经考虑过他,可是既然他老婆再三反映他有作风问题,就不能不慎重考虑。

    一直不曾说话的鞠师傅插嘴说:“并不是说就相信你老婆的话,我们是要考虑群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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