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与喘息：我所经历的中国和文学 正文 06 在中国写作的特殊性
经济窗是推开或尽力推开的，政治窗是关闭或尽力关闭的。文化就是在这半开半闭、时开时闭的窗光影下无所适从地抬头或低头，左顾或右盼。而文学——作家的写作。恰恰在这个地方卡住了。
对于中国以外的读者，当我和你们聊天时，我想你们关心的不仅是我这个作家怎么样，有什么特殊性，可能还关心这个作家所在的国家怎么样，有哪些清晰、准确的特殊性，而不是你们几乎每天都可以在电视、报纸上看到和从中国归来的本国游客嘴里听到的人云亦云的特殊性和可污性。
我知道，中国在世界各地的信誉和口碑，如同一个来自乡下的暴发户，身上除了有钱外，文化、教养、学识都是没有的。当然，除了钱，它还有专制、不公、无民主、不自由，如此等等，那形象亦如一个身上揣有许多金条又衣衫不整、行动粗鲁、满嘴口臭、从来不按游戏规则行事的野蛮人。如果中国果真就是这么一个人，而作家又必须在这个人的麾下写作时，他又会怎样评价、论述和描绘这个人？那么，就针对这个「人」，这个「人」的特殊性；我们来谈谈中国作家要面对哪些写作特殊性。
一、半关半闭窗下的光与影
全世界都知道，中国是一个在经济上高度改革开放的国度；全世界也都知道，中国在政治上的封闭与保守，相对于经济的发展，如同著名的伊索寓言〈乌龟与兔子〉的赛跑。在那一则寓言中，因为兔子的傲慢、大意、停顿和睡大觉，最终是乌龟率先到达了终点，冲过了胜利线。可是，在中国经济与政治改革赛跑的跑道上，今天领先飞跑着的是经济，而停滞、睡觉的是政治。
我们看到的是在经济的发展中，政治这只兔子不仅没有缓慢的爬行，不仅长时间地停滞下来，而且它还回望、倒退、朝旧有的老路上下蹲和退守。比如中国的言论自由、思想解放等。「文字狱」，如果不能说是「狱」，最起码也是「文字笼」。经济窗是推开或尽力推开的，政治窗是关闭或尽力关闭的。文化就是在这半关半闭、时开时闭的窗光影下无所适从地抬头或低头，左顾或右盼。而文学——作家的写作。恰恰在这个地方卡住了。那就是，因为窗子的时关与时闭，光亮的时昏与时暗，而集合在这些窗下呼吸生存的人——十多亿的中国人，因为光亮不定，冷热无律,而人的精神——灵魂——人心——也随之变得无常了，堕落了，幽黑了。
中国数十年的计划经济在证明这一个文学的规律，那就是计划经济的成败，不在于经济的计划，而在于人心的计划；经济的计划，也是为了人心的计划。一切计划经济的最终目的，并不是为了经济的繁荣，而是为了人的心灵的国有和觉有。与其说是国有经济(企业)，倒不如说是「国有」、「觉有」人的精神和灵魂。而市场经济，市场的不仅是经济，还因经济的大幅度放开而不得不相应适度地放逐着人的精神与自由。可人的精神之自由，因权力、政治之所需，又不能一味的随着经济的起落、明暗而使它此起或彼长，自由而飞翔。在经济门扉大开而政治封闭，意识和权力绝对集中的情况下，人的精神就如在时关时闭、忽开忽闭、半开半闭的窗光窗影下忽明忽暗、风雨不定的环境里生长的一片草。因为光的不足，风的不律，但又不是无光无风的绝对幽暗和封闭，那么，这片草中能够见风见光的，就为争风夺光而战斗；无风无光的，就为渴光饥风而喘息、而挣扎。
今天的中国情况就是这样儿，经济窗是开封的，政治窗是关闭的；一边是冰，一边是火；一面是海水，一面是火焰。而文化就在这冰火之间游走或流动。在海水的上面被火焰所烧烤。属于文化、现实中的文学，面对蓬勃的经济生活，如同拥抱着一团火；面对社会复杂的现实和现实生活中的政治或被政治无处不在、不控的权力，则如拥抱着一块巨大的冰。
政治要求你去写那些火热的、闪光的、看得见的，所谓「正能量」的现实与存在，而文学本身则要求作家不仅要写「正能量」，还要关注那些表面看「非正能量」的存在与真实，甚或是看不见的存在和「不存在」的真实。在这一边幽暗、一边明亮的光影交错间，中国现实中的人，除了婴儿是单纯、净美的，连孩童与老人，都在发生着心灵幽暗的变化和挪移。几乎是所有的儿童，从走入幼儿园开始那一天，都耳濡目染，知道要给幼儿园老师送礼了。明白只要给老师送礼，老师就会对我宠好的俗世道理了。老人在大街上摔倒，人们去扶她(他)起来是天经地义的事。可当发生一起你扶老人起来，她(他)讹诈是你撞到了她(他)，必要高额赔偿时——这是一起特殊的事，是个案。但社会在很短时间内，同时发生多起类似的事情时，我们就不能不怀疑老人的内心老而不尊，也有一片幽黑了。所以说，今天在中国，有老人摔倒或被汽车撞伤，而路过的人们，都视而不见、匆匆离开，任凭老人躺在血泊之中无人搭救，而人们对此，既不能理喻，也似乎可以理解——就是今天整个中国人精神的麻木、尴尬和幽暗。从放开的经济窗橘中，滋生、放出的是金钱、欲望与恶望的猛兽；从关闭的政治窗桥中，滋生、肥养的是黑暗的腐败、权力的贪婪和对人的不尊、蔑视和欺压。二者作用出的人心、文化心，就成了扭曲、变形、荒诞的人们的灵魂。一个作家立足现实，最真实的描绘人的最深刻的灵魂，本事天经地义、上帝赋予作家的责任与义务，如果舍弃这一点，作家就无存在之必要。而中国的现实——那些指令和掌控这两扇窗子哪扇开多少，哪扇关多少；何时开，何时关；怎样开，怎样关的人，其实也在掌控著作家写作的手与笔，时时都在提醒着你，这个可以写，那个不能写；这片人心的光明有正能量，应该大书和特书，那片人心的暗黑不能写，因为写到那片人心的暗黑可能就牵扯到了人心为何暗黑的根源上。
而作家，生活在这半关半闭窗下的作家们，为了生存、荣誉和地位，也就在这管窗人的麾下采取着三种写作的方式：
一是迎光写——看到了光明、得到了光明，那就迎着光明写光明。写光明，愈光明，荣誉、地位如同早上推窗而来的日出，就把自己的笔和人生照亮到一片光明了。二是借光写——借光写的都是中国作家最具才华和有一定良知、智慧的人。因为不愿迎光写作，而又不愿放弃内心的艺术情怀，然在这个半关半开的窗影下，写作又不能不借了人家的光色，于是间，就总是心存歉疚与感激，为了回报，就不去描绘、探视那关闭的窗后的人和人心之真相。知道那窗后的存在，是最大的真实之存在，但因借了人家光色的缘故——如借了人家的器具，吃了人家的粮饭，当然不该再去挖掘人家的房基一样。这就彼此打成了一种默契，我给你生活的光明，但你不要去探究那暗黑中的秘密。于是，这种借光写作，就游走在明暗之间，亮幽之中，用艺术的平衡，来完成二者兼得的「文学理想」。
三是穿越明亮，直抵黑暗的真实。这种写作是一种风险，因为你不仅在穿越之后背叛了光明，还背叛了那些游走在光明与黑暗边缘的绝大多数已成共识的写作。加之光明和光明边缘的存在都是共识的，可见的，而那幽暗中的真实，却是看不见的，需要你去触碰、感知和见证。所以，你所书写的，往往不是大家可以认同的、共识的，而是会被大家懐疑、争论、唾弃的。也因此，这种穿越明亮、直抵幽黑，从一扇亮窗走入一扇闭窗之后之下的写作，需要的不仅是勇气，还有更大的才华和创造。因为你必须明白，一扇关闭的窗子是事实，一扇洞开的窗子也同样是事实。你期冀看到幽暗中的真实和存在，你也必须看到光亮中的真实和存在。你最关心的问题，不仅应该是人在光明处的欢乐与顺畅，在黑暗中的挣扎与喘息，而更应该是，在这扇半开半关的光影交错间，人在光暗互变和频繁互变中的内心的不安与境遇。
二、被扩大审查的无规则
审査制度对于文学而言，一如怪暴的家长对于他以为不够听话的孩子的戒尺与训诫。而中国作家对于写作的审查，也已熟知到一个总是挨打的孩子，对于总是打他的父亲粗暴动怒的规律。似乎，每个有记忆和经验的作家，对于审查和被审查，都已谙熟到如深知自己指头的长短。
中国的审查，以文学而论，可以分为三个层面：
1.国家审查
国家审查是一种意识形态对作品的审讯。是意识形态为政权服务的政策、规定和规则。虽然任何制度和规定，乃至法律和条文，都是有人来规定和思想，但它的起点和落点，却都是以国家的名誉在进行权力的落实。而关于审査和査禁，时久线长，文件频繁，会议和通知的年年月月，经验的日积月累，使得今天中国与意识形态相关的文化、新闻、文学、艺术等各个部门和人员，大都可以自觉掌握审查的具体政策和框架，底线和边缘，明白什么可以写，什么不可以写；什么可以模糊地突破和涉及(如文革)，什么绝对不能突破和触及(如六四)。对于国家审査，作家是谙熟于心的，宛若儿子熟悉暴父、贤臣熟悉暴君的脾气样。而真正让作家无所适从的，是那些执行和所谓替党把关——落实具体文艺政策的具体人。
2.执行审査
执行审査是一道自上而下的机构和环节，上自中央宣传部、新闻出版总署等各个与意识形态相关的高层部门，中到各省市的相应机构，下至具体的各出版社和杂志社，都是执行与落实文艺政策的具体操施者。无论政策多好或者多不好，都必须有这些执行者推进和落实。一如法律条文生成之后，得有法官落实样。这些人是文学的执法机关和法官。具体的差别是，在中国，虽然法制松疏，但法律条文本身是相对严谨的，某罪某法在想要依法处置时，大体是有法能依、可以对应的，如抢劫和强奸，需要判监多少年至多少年，是有相对明晰规定的。然对文学的审讯与审查，终归又不是罪错与法文的对应，又没有辩护律师和检察院对错罪的辩护和对法院、法官的执行之监督。一切都依着执行者对政策尺度的感觉、把握和良知的深浅。如建国后的反右、大跃进、大炼钢铁、大饥馑和十年文革等，这些因革命带来的国家与人民的巨大灾难，文艺政策规定是不能描写、触碰的，但源于艺术的必须和一些作家们集体不泯的良知，很多作家都去触碰了，描写了，想象了。缘于这种触碰的想象都是「虚构」的，是个体人物命运的，意在小说艺术和人性的，也大都出版发行了。从严格意义去讲，《坚硬如水》和王安忆的《启蒙时代》，贾平凹的《古炉》，余华的《兄弟》，以及莫言的《生死疲劳》、《蛙》，都属于审查的「触礁之作」，但也都顺利出版，并有好评着。然而，另外一些作品，如《丁庄梦》、《四书》和《往事并不如烟》等，则出版被禁或压根就不予出版，这就是审查执行者的查禁之功绩。
执行查禁的标准，当然是政策。政策规定什么不能写，写了就是「违规」、「犯忌」，就必须停印、查封和禁止。但事情却又往往是，执行者无论是为了头顶之「乌纱」，还是为了对党忠愚和忠诚，再或是感情用事、放大权力，让本就有着弹性的审査，往往变得扩大化和森严化，使中国式运动和革命中以一贯之的扩大化的习性，在审查中变本加厉,吹毛求疵,一如开电梯的工人,要把手里的电梯升降键，变为你可以回家和不予回家的门锁与钥匙。审査不仅是审查，而且是权力。有许多书在送审的漫漫途道中，「跑跑关系」，审查的权力也就放你一马、使得通过了，岀版了。而另外一种书，如大家熟知的卫慧的小说《上海宝贝》和棉棉的《糖》，被査禁则不是题材的忌讳，而是执行者的权力和感情。是听说卫慧和棉棉这两位作家在这两部小说中，彼此为你写了我的故事、我写了你的经历而纠缠，二人交恶，破口而出，惹怒了某些执行审査的官员，也就禁止了小说。査封整顿了出版社，从而掀起査禁的风波，让所有的出版编辑人员噤若寒蝉了。
在执行审査中，权力的滥用和出版者的过度紧张，谨小慎微，扩大检査，是今天执行审査环节的两大特色。前者之心态，是中国所有权力部门的一种共有(三分权力，七分扩大，十分威权，这是权力的必然之逻辑。而最具体的出版机构、新闻、电影、电视、以及其他艺术团体，也都一样如此)，如出版社和出版公司等，本是一种出版企业和基层文化最具体的落实者，而今査禁过多，审査过严，事无巨细，上至题材写什么，下至字词、句子怎么写，都已成为执行审查的必然，因此常有出版社的社长、主编，因出版被査、被问、被停职和调离等。执行审查的文化人，因此一儆十，十儆百；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从而这个审查也被审查的出版机构(企业)，而今已经成为「全民皆兵」的审查执行者。一部书稿到来之后，首先考查的不是它的艺术价值和市场价值，而是它是否敏感，有无风险；作者是否是「上边」紧盯的作家，是则严之，否则宽之。编辑既是一部书的艺术与市场的判断者，更是一部书最初原始的审查者。出版社的二审和终审，既是一部书稿的艺术裁判，也是一部书稿的政治审查之警察、之法官。而对于相当艺术价值、又有一定风险的「不定」之作，则继续送审，由更高一级部门的新闻出版署和总署来判决，来裁定。于是，一部文艺作品审查的漫漫旅行开始了。其结果，因为艺术与敏感的不定和模糊，被审的结果，不是「把风险抹杀在摇篮之中」，就是「宁可错杀，绝勿放过」。如此这般，执行审查者自上而下、又自下而上的审査网络形成了。一个审査的金字塔，就在无形中站立起来了。这个塔顶是文艺政策的制定者，中部是审査制度的执行者，塔基是出版机构的每一个编辑们。而渴求出版自由和审査宽松的不仅是作家，还有在这执行审査中，有良知和责任的执行者和出版者。尤其那些既扮演审査角色又有良知的编辑和出版人，他们在矛盾和纠结中工作与努力，一边不得不扩大审査，以免因小失大，挂一漏万；另一方面，又在寻找着出版的可能缝隙，以维持和推动出版市场的运转和知识分子的内心之安宁。然这微弱的良知，在执行审查的过程中，如同一颗跳动的心脏，用卧轨来掣肘疯狂列车的运行样，也如一张网上的一空漏格儿，渴望生命的雀鸟可以从那网格飞过去。虽成效可见，却完全不能从根本上对执行审査的网络、过程有什么突破和截断。
3.自我审查
国家审査以政策大于法律的效应召唤着执行审查的落实与监督，而这种执行审査的岁岁年年，月月日日，也就最终养成作家的自我审查了。如果说执行审查是一种权力性和压迫性，一个作家的自我审查就是自觉性、不知性和本能性。
《丁庄梦》是经过自我审査的。许多作家的作品为了出版都是经过自我审查的。关于自我审査我已有很多述说，这儿需要补充的，就是作家自我审査的自觉性和本能性，对于艺术的伤害，远远大于人们可见的审查、删改和禁止——因为它还没有出生就被阉割了。还是被你自己阉割的。甚至是在你不知不觉之间阉割的。一如计划生育中的胎儿，在没有问世之前就从这个世界消失了，甚或在没有成为胎儿的生命之前，就被你本能的自觉「计划」消失了。
三、专业作家制度的优与劣
专业作家制度，是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最显著的特色。是制度——权力为了规范文学、思想、艺术的行政体制。这种多在社会主义国家才可存在的行政体制——有如国家机构一样的中国作家协会来养育、管理作家们的思想、行为、写作的有效方法(其他文艺团体如电影、电视、戏剧、绘画、书法、民间艺术等，则有中国文学艺术联合会来管理)，最大的优越是，它使许多有才华的作家，没有基本生活的后顾之忧，而可以无功利的潜心于对文学艺术的不懈探求；可以以组织、活动的方法，替代沙龙的方式，对文学进行讨论、追究和推广。然而，因为专业作家制度的根本目的，不是为了艺术的高远和自由，而是为了对作家写作、思想、想象的管理、规范和控制，所以，这些优势也都大抵不在了。只有那些少数的作家在这集体的管理中，还保持著作家写作时的独立性，文学人格的独立性。
专业作家最大的弊端之一是，让作家变得懒惰而失去创造性。
因为在这个体制内，专业作家至今的国有化、觉有化大锅饭，劳动和不劳动的报酬是一样的，创造和不创造的结局也是一样的。就是直到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后的今天，市场经济已是社会最澎湃的活力，而专业作家一年、二年，三年、五年，每天不上班，不写作，到月底和年底，他的工资仍然出自国库与财政，所以作家就可以不写了。每天只是空谈和参加各种活动、会议了。有许多专业作家在业余创作时，才华横溢，佳作连连，而被这个专业体制吸纳后，作品渐少，直至停笔，而在专业作家的位置上老其一生，这在专业作家队伍中是常有、常见的。因此，与其说，那些空谈、空闲的专业作家，是因脱离现实与感受(官方说是脱离生活)而终止了创作，倒不如说是専业作家的体制滋生了人的必然的惰性，终止了他的敏感、勤奋、才华和创造。专业作家的弊端之一一，是让作家失去写作的个性而集体化和国有化。说到底，写作是一种孤独、寂寞的选择，是一种宗教情怀的文学寄托。然而，专业作家体制的本质，却是要把个人写作集体化、国有化和觉有化。统一思想，统一题材，乃至于在可能的情况下，统一艺术的表述，把创作从个体中集中起来，捆绑起来，尽力完成觉有和国有。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自发表伊始，成为中国文艺政策的纲领性指标，至今仍然是意识形态和专业作家队伍写作、言论、行动的指南，数十年来，学习、讨论、探究的这个讲话中文学来自哪儿、为谁服务的问题，而其实质之根本，就是要把文学从为心灵和灵魂服务的宗教情怀中挤出去，使作家失去个体的宗教情懐，成为被统一领导、管理的集体的一员，从而使文学为政治和权力所服务，为党和党的各种需要发声和鸣锣。
一个作家希望有起码的生活保障，那你就必须走入专业作家的队伍。走入专业作家的队伍，你就必须从思想深处集体化、觉有化和国有化，认同政策和权力对写作的诸多规定和出版，认同这种出版用数十年培养起来的读者的价值观。认同了这些，你就从个体走入了集体，从而完成或可能完成了文学的国有和觉有。这是一个庸俗而有效的生存链条，也是体制最有效的思想管理链。当你成为这个环链中的一环或一环上的一点时，你的文学观、世界观，乃至人生观和价值观，也就失去了独有和个性，而只有集体、国有的写作意识了。
「体制内工作，体制外思考」，这是很多体制人员的说辞和理想，也有很多中国知识分子乗持着这样的操守和追求。但在专业作家的队伍中，却多有这样说的人，少有这样的坚持和写作。•
《动物农庄》类的作品并不一定要成为中国作家写作的楷模和方向。《审判》也不一定就是中国作家的写作去向和方法。但在有丰饶这样生活的土地上，几乎杜绝了作家这样醒世省心的艺术思考和写作，不能不说专业作家队伍的方法与形式，对作家思想集体化、觉有化和国有化的完成，是功不可没而卓有成效的。
专业作家制度最大的弊端之三是，让作家失去自我，失去人格的独立。一如一个公司的职员，你月月年年，领着老板的薪水，就必须在工作上为公司努力和服务，言行上对老板尊崇和归顺。作家的工作就是写作，言行是他的作品，而他的公司就是中国至上而下的作家协会，老板就是领导并代表人民的党。这样一种机制——我养你育你，自然是为了让你为我工作(写作)和服务，而不是让你独立、自由和自我想象的越轨和奔放。
一句话，中国作家协会的根本目的，是让所有的作家都成为「党的作家」。改革开放之前，让作家成为党的作家是作家人人认同的，接受的。而之后，随著作家对艺术自由的追求，「党的作家」的声音除了报刊、会议还写着并挂在嘴上外，在很多作家心里褪色了，消失了。但中国作家协会的目的并没变，而是方法改变了。由强制性、压迫性和学生填鸭式的政治灌输，改变为诱导和教育，通过开会、学习的传统方法和荣誉的奖励与文艺价值的培养，来达到使你成为「党的作家」之目的及可以「纯艺术自由」而非写作的人格独立之妥协。
专业作家体制不拒绝艺术个性的自由，但不主张作家人格的独立。它容忍在这个体制内，你是作家而非党的作家，但不允许你的写作不仅不是「主旋律」而且还非「正能量」的写作，你可以在作品的语言和形式上无尽的探求，但这种探求不可引伸到社会内容——现实中的人、思想、灵魂和尖锐的社会矛盾上。在艺术形式上，作家的思想是可以独立的，但在内容和作家的人格、思想上，是不能容忍你独立思考的。违则弃之、禁之和贬之；顺则褒之、扬之和奖之。于是，一条新的文学价值判断的标准在作家队伍中形成了，由「党的作家」、「党的作品」的标准，转换成了「艺术主旋律」和「艺术正能量」。而当几乎所有作家都即便不去「主旋律」和「正能量」，但也尽力不去向「负能量」的标准靠拢和拥挤时，作家的独立性，便在这个队伍中一点一点削弱了，抹杀了。于是，体制对作家的管理也就间接达到了，完成了。
今天，中国作家的中、老年，百分之八十的作家都在这个专业队伍中。而对于天中国八、九〇年代出生的作家们，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制的吸纳和定期会议(如作代会和青创会——全国作家代表大会和全国青年作家创作代表大会)与评奖制度(如茅盾奖、鲁迅奖)等各种荣誉表彰的方式，也正在快速地把这些年轻作家和新起的网络作家吸纳和「团结」，进而同化、培养和改变，先使你成为「队伍中的一员」，之后你就逐渐地认同了没有独立人格的文学价值之判断，到最后，也就同样达到让你的写作失去独立、自由、思想的目的了。
四、在特殊性中写作的应对法
面对中国既非彻头彻尾如文革般的极左专制，又非民主、自由，有节奏的政治开放和经济的市场化与政治的封闭化的双重矛盾之环境，作家既有独立思考和想象的可能性，又有巨大阻碍的认同和诱惑性，对此许多作家大抵都有自己的应对法：一是顺从的呼应，见利写作，把文学、才华当作一种荣誉、地位、利益的物换条件。这在中国作家队伍中比比皆是，生存和生活，成为这种交换的最好理由：我为你竭尽全力的「主旋律」和「正能量」，你给我奖励和各种位置(如全国大多的作协主席和副主席)、车子、房子和条子(报销权)，以使我的生活、生存好起来。「民以食为天」一向是中国人的生活信念和信仰，一旦把文学和生存、生活结合在一起，一切的谄媚、唯上、物利和荣誉的写作就合理、合情与合法了，有着不可讨论的正当性，这也是今天大批作家人皆为此的理由和依据。
二是疏远的逃离。这是非常值得尊崇的写作。「我的一切，只是为了文学本身。」把文学归属为「象牙塔」或以「象牙塔」的名誉离开主流、权力和社会繁复的乱象，独自在书房和桃花园中静心或散步，以文字为归宿，以庄子的出世为理据，过一种清静的生活与写作。即便不是日日身处书房和桃花园，即便每天都还渗透在世俗生活和社会现实中，而其写作也是疏远的、逃离的、「纯粹」的。这不仅是一种姿态，而且是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今天中国有思考、有追求、有才华作家的一种立场和应对法。也正是这样一些作家写作的疏远和勤奋，活跃了现今中国文学丰富的场景和状况。人格上也许没有「我思我在」的独立性，但在写作中，却有着独立的追求和个性。他们是中国文学的中坚和砥柱，也维系着文学的未来和前景。
三是那些既要在文学上独立思考，又要在社会生活中具有独立人格的写作者。他们敢于面对现实，敢于面对写作，敢于面对现实中的文学，也敢于面对文学中的现实。他们不是以挑战者的姿态而独立，而是以写作者的身分站在现实的一侧或对面，审视现实，思考现实中的一切。不逃避，不疏离，对今天中国荒谬、复杂而蓬勃的存在和现实中人的困境，表现出一种最大可能的关怀和爱。不求望文学在现实的朝夕间改变什么，而思考文学在这历史与现实的朝夕间留存什么。对现实的关注不仅是文学的，也是人生、人世的。尤其在近年中国最重要作家的写作中，他们对现实回望的注目——如贾平凹的《秦腔》与《古炉》，王安忆的《启蒙时代》。莫言的《生死疲劳》和《蛙》，余华的《兄弟》，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苏童的《河岸》，格非的《春尽江南》，以及我整理此稿时，读到韩少功的《日夜书》，苏童的《黄雀记》，贾平凹的《带灯》和余华的《第七天》，凡此种种，这些作品虽然不标志着中国文学的伟大和这些作家在一生写作中的代表性，但大家几乎同时，都从疏远的姿态中闪回身来，注目于民族的现实与历史，及社会现实中不可回避荒谬中的人，这大约都清晰的表明，这些作家们追求的不仅是作品艺术的完整性，还有作家人格的独立性与完整性。
作家人格的独立性与完整性，不表明一个真正文学的伟大时代的到来，但至少预示着，一个中国文学兴起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