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与喘息：我所经历的中国和文学 正文 07 恐惧与背叛将与我终生同行
你为恐惧乡土的荒冷而写作，而你最终又因为写作对现实世界产生更大的恐惧和不安。这就是你写作的起点、过程和终点。你从恐惧中来,走过恐惧后，又到恐惧里去。
遇是一个没有那么愉快、轻松的话题，但却是一个人最内心的领域，摊开来不是了让人们去分享，而是一个人渴别人更深的了解。
「恐惧与背叛将与我终生同行」——
一、我在恐惧什么呢？
首先是对权力的恐惧。
我自小不是一个胆大的孩子，四、五岁时在我家门口见过狼，它干瘦、灰黄、饥饿。我家就住在村口上，所以在一天黄昏推开门，看见它我就呆住了。我以为它是一条饥饿的狗，很想找些什么喂喂它，因此我们就那么相望着。因为那时侯，我也非常饿，吃不饱，没什么喂就彼此站在那，相望了很久一会儿，直到村人走来后，把它赶走我才知道那是一条狼。那时候，村里那人惊讶地对我吼：「再过一会狼就把你吃掉了！」从此后，我开始对狼有一种怪异的爱和恐惧感。它饥饿、削瘦，随时都可能要吃人，可它的眼里却是那种温暖哀求的光。
我曾经说过，我自小有三种崇拜。即：崇拜城市、权力和健康。今天可以把这三种崇拜理解为，城市——现代文明；权力——一种左右你命运的力量；健康，即生命。而在这三种崇拜中，最早转化为恐惧的是权力。今天对权力的恐惧，一如少年时对狼的恐惧。它无形，却无处不在。它能给你荣誉、金钱、富有和想要的一切，可它随时也能置你于死地，改变你的命运，让你从大贵成为下贱，从天使变为魔鬼。在我的少年时期，饥饿像尾巴一样，从来没有离开过我。因为在我每天上学或放学的路上，我都能看到乡干部——那时叫人民公社——一到饭时，干部们就提着水壶，用调羹敲着搪瓷碗去食堂吃肉菜和白馍。为什么一个村和周围的百姓每天每顿粗粮都吃不上，他们却还有肉菜和白馍？因为有权力。因为他们是国家之干部。于是，那时根植在头脑中的理想就是逃离乡村，出人头地，最好做一个每月有工资、每天有饭吃、有面子、有尊严的国家干部！后来，我二十周岁当兵了，迈出了改变人生命运的第一步。虽然在当兵前，都已开始写小说，但那时，不是为了当作家，而是希望通过写作改变命运，有吃有喝，做一个城里人或是手中有权的人(如村长)；再后来，我果真因为写作立功了，提干了，不仅成为了一个城里人，而且成了一个手里有些「权力」的人。真正意识到手中拥有权力的微妙是我二十五岁当排长、二十六岁当指导员时，下午到某个连队去报到，晚上睡觉发现通讯员把牙膏替我挤在了牙刷上；把洗脚水端到了床边上，擦脚毛巾搭在了椅背上。那时候，一脸童气的通讯员，朝我莞尔笑一下，有种莫名的心酸从我内心油然生上来——我如同看见自己的弟弟或孩子，为了一碗饭吃在做奴仆样。当然，有人给你挤牙膏，端洗脚水，那种感觉也是「美好奇妙」的。因为你清晰地意识到，你真的当「官」了，拥有权力了。让你意识到你真正当官并拥有权力的事情再次发生，是在我当指导员的第二天。我带着部队六点钟出操长跑，大汗淋漓的七点钟回来，进屋换鞋时，撩开床单一看，有士兵送来的一套茶具摆在床下边；再看枕头边，有条绸缎被面摆在那；窗口下的桌子上，有一瓶酒和一条烟。
这是一九八五年的事。送这些东西的，都是有求于我这个连队的一号人物的战士们。他们不是想请假回家，就是想入党，再或是想要把档案中的处分决定从档案抽出去——因为特殊的原因，我所在的那个连队一百来号人，受过警告和严重警告的就有将近三十个，整整四分之一。而那时，在部队受过处分退伍回家是不能安排工作的。我所在的连就是这样一个连，就是这样的局面。它第一次让我感到权力不仅是权力，而是掌握他人命运的魔杖和力量。就从那时候起，我对权力有了一种着迷感，也有一种隐隐存在的恐惧感。那一年，我所做的最值得称道的事情是，把所有战士送给我的礼物，都一一地退回去；凡有求于我——权力的，大体合情合理的，都一概应允和满足。想进步的，差不多就给他们入了党——这不知是害了他们，还是帮了他们呢。想回家看望父母、爷奶的。我都偷偷放他们回家休几天假。那将近三十个背上处分决定的城市兵，只要表现好，我都把处分决定从档案中偷偷抽出来，当着他的面撕掉或烧掉。有二十多个受过处分的士兵，从此就变得无「过」一身轻，可以好好训练和工作了。一句话，半年后这个全师最差的连队天翻地覆了。用口号来形容，就是「旧貌换新颜」。而我自己知道，让这个连队发生巨大变化的，不是我的智慧，而是我的权力。比如说，战士请假回家，是要营里同意并报到团里备案的，而我，谁也不说，就把他们放走回家了。比如说，把一个表现好的战士的警告处分，从档案里撤销，是要有连党支部研究决定并报到营里批准的，而我，谁也不说，独断专行，就这么一人决定了。那年底，我被师里评为了优秀基层干部。
第二年，我被调到军里做了宣传干事去。我离开连队时，战士们哭声一片，依依不舍。然而我知道，我和他们的情感，全部是建立在我滥用职权和放大权力的情感基础上。那二十多个来自中国各个城市的士兵，因为档案里没有了处分决定，当年退伍者，都有了相应好的就业和工作，使他们一生的命运有了好的开端；婚姻家庭，有了好的伊始。这一切，也都不是因为我，而是因为权力和我一个小小指导员对职权的滥用和放大。
接下来，事情就没有那么美妙了，有许多事情发生了使人惊惧的变化。其中最难忘的事情是，我在军机关里工作时，曾经和一个首长，因为什么到军营外边吃过一次饭。在那饭桌上，还有地方公安局的一个领导和他的司机。在中国，一般司机是都不和领导同桌吃饭的。可那天，因为人不多，也就让那司机同桌了。问题出在司机很快吃完饭，按习惯他应该离开饭桌到饭店外边等，可因为吃饭间，大家都在饭桌上说真人真事的段子和笑话。笑话又确实很好笑，记得那天我都笑得前仰后合了。所以，这还不到三十岁的司机，为了听那笑话饭后没离开。而这时，当首长和公安领导也因笑话开心到和普通人一样，肆无忌惮，放松自然，而且稍有丑态时你，笑话从一般真实升级为黄色真实时，忽然发现桌上有「外人」。这个外人就是司机。司机是不应该多听领导谈话的,然而道个司机因为那笑话太好听，他就吃完饭完全忘我的坐在那儿多听了。当部队首长把笑说说到最黄的高潮时，忽然看见那个司机坐在他对面，首长忽然打住不说了，目光落在司机脸上去。
这时候，司机迅速明白什么，起身离开了。
地方公安的领导发现自己司机饭后没有走，很歉意的朝首长看了看，说了一声「对不起」。
部队首长说：「没关系，回去教育教育就行了。」
这一切也就过去了。
我以为一切也都过去了，如同生活中的毛毛雨，被太阳一照就干了。可在第二天下午下班时，我从机关回到家，发现那个司机就等在我家门口上。我不知道他是怎样找到我家的，像一个伤心的孩子蹲在路边上，一见我就慌忙迎过来，低三下四的求我说，他刚被安排招来给局长开车就被换掉了。开走了。原因就是昨天在饭桌上多听了几耳朵。他希望我能去给部队首长说一说，请首长给公安的领导打个招呼把他留下来。说他是通过各种关系才有了这工作，全家都为他是给公安的领导开车而骄傲。全家都靠他过日子。可这说换就被换掉、就没工作了。
我愕然。
我答应去给首长说说看。
也就在又过一夜上班后，我小心的去了首长办公室，把那司机的命运经过给首长说了说，并说那司机很可怜，希望首长可以给那公安领导通个电话，把司机留下来。我说完这些后，首长把目光落在我脸上，静静看了大半天，忽然问我说：
「你觉得某某(公安领导)做错了吗？」
我哑然。
首长又说到：「我没有想到某某这么能干和利索，要在部队他一定是可以带兵打仗的人！」
我无言。
真的无言到嘴边连一个字词都没有，最后极其无趣地从首长那儿离开了。
那个司机就这样没有工作了。
道就是权力。这就是来自权力必然存在的恐惧！
权力充满着对人和人的命运可以随意、随便改动、变更的巨大魔力，这种魔力令一些人无限着迷，也令另外一些人无限恐惧！
对权力的恐惧，可能就是从这件事情开始的。之后我的生活中还发生了许多事，它都让我对权力由崇敬，到敬畏，进而发展为恐惧。对权力清晰明了的恐惧，就这样生逢其时、恰如其分的到来了，总是盘梗在你的头脑中，不肯离去和消散。也就从此，我把我的全部精力从对提升、当官的努力，转移到了文学上，开始一日日的修正自己人生的目标；开始坚信，我的一生只属于文学，哪怕文学并不属于我。
一九九四年，我调到了北京的一家新部队。那里的人对我都很好。可在那时候，我因腰间盘突出症，四处求医，疗治无效，不能走路，更不能负重，连从一楼到二楼的台阶都爬将不上去。那时候，我的全部写作，都是爬在床上完成的，比如《年月日》和《日光流年》等。这期间，得知中国山东的济南军区治疗此病有了新技术，就从北京到山东去做手术。就在为走上手术台做着准备时，接到新部队领导的一个电话，说让我火速遅回去。
我说我马上就要做手术。
领导说出了大事了，你就是在手术台上也要马上下来赶回去。
我和妻子当天匆匆赶回了北京，才知道我的小说《夏日落》，被文件点名批评了，被査被禁了。从此开始，长达将近半年的时间，我都是爬在床上写检讨，一份又一份，从来都没有被通过。那时我已经做好和妻子、儿子一块重新回家种地的准备，觉得反正写的检讨总是通不过，我也不再修改、不再去写那检讨了。可忽然有一天，部队的最高首长却提着一兜水果来看我，说我的事情没事了，以后多写歌颂部队、歌颂祖国、歌颂英雄的作品就行了。首长在我家里时，我眼含热泪，一脸感激；首长走了之后，我在我们家默默哭泣，让泪水肆意横流。一边是对命运急转直下的感恩；一边是说不清的、无来由的对权力的恐惧。这如同一个人，独自在静夜中行走•四野空旷，无人无物，月光如水样宁静而明亮，可这种能听到月光落地声音的静，反而让你恐惧到想要撒腿跑起来。
我开始在文学上逃跑了——自此后，我决定再也不写军事题材的作品了。因为在军事题材中，你看到、体会和感受到的真实和他人不一样；因为你渴望在文学中，用你个人的方式，去表达你感知、认识的人和人的境遇与所处的一隅世界；因为你对权力有那种天然的恐惧感，就最后一心扑在了文学上。而在文学上，对军事文学虚构的写作，会导致现实中权力对你的压迫，如此，就决定开始致力于乡村文学的书写，再也不去触碰军事文学了。于是，那些年你写了长篇小说《目光流年》、《坚硬如水》和《受活》等作品，还有一些很寓言、很乡村的中短篇，以为你在文学上可能打开了一片新天地，可能会走得更远时，可突然有一天，就是《受活》出版不久，香港的凤凰卫视对你进行了采访播出的第二天电视播出是头天晚上八点钟，第二天八点刚上班，部队的领导把电话打到我家里，说：「昨天晚上凤凰台对你的采访首长们都看了，首长们都觉得你应该离开部队转业到地方去。」
接下来，也就三五几分钟，你还没有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事，部队转业办公室的领导又把电话打到你家里，说给你三天时间你到地方找工作。三天内，你找不到工作，那你就只能服从组织分配，也许就只能给你分到昌平去——昌平那时是北京的一个远郊县，离北京非常远。于是我向这位领导——也就是向权力请求说，能把我分到我的老家吗？我是从那儿离开乡村的，我还想回到我的乡村老家去。
转业干部办公室的领导，在电话那头不加思索回答我：你是干部，你应该服从组织的分配，不应该向组织提要求。
我就这样在转瞬之间，被一脚踢出军队了。
之后我才知道，是因为我所在的部队新调入了一位中将，他有些爱看书，有次在谈起读书时，说他最近看了两本书，一本是《受活》，一本是《往事并不如烟》(后被禁)，说中国如果再来一次反右，全国只有两个指标，那就应该给这两本书的作者。接下来，他又在凤凰台中听到我说了那样一句玩笑话：「作家就是花瓶，有时领导吃饭也会让你去陪坐。可在酒桌上，你不停地敬酒，领导也不一定记住你，可你不去敬酒，领导从此就把你记住了。」听说是这成了我被踢出军队最直接的导火索——所以，第二天上班的第一桩事，就是首长们决定通知我尽快离开部队到地方。离开你在那儿生活、工作、写作了二十六年的军队去。权力是一柄充满傲气、邪气和阴险邪力的巨大之魔杖，它开恩于人时，会给你很多金钱与鲜花，但它稍稍动怒时，你的命运乃至你一家人的命运，就如无来由的一股风，吹在正行走的蚂蚁身子上。蚂蚁随风而起，不知道会被风的力量吹到、卷到哪里去。
当然，以命运而论，我并不认为我是中国人中命运最不堪的人。甚至几年前，你辛辛苦苦在北京买了房，被权力莫名其妙地强拆掉，你不配合强拆警察会不时地出现在你家里；你家会不时地被盗、被停电、被断水，被不知从哪飞来的石头砸在窗户上；你家房子被在深夜推倒后，你见了拆迁办的国家干部们，他们还会很嘲笑地对你说：「你可以去告啊，法院的大门是永远敞开的！」就这样，权力让你明白：你活着不如一头猪，不如一条狗；猪被逼急了，它会朝人猛地哼叫和反抗；狗急了，为了自己它会咬人和反扑。可是人，可是我自己，做人的权力和尊严，就是权力之下的蚂蚁或蚊虫。连这些猪狗反抗的勇气都没有。比起猪和狗，我们有所不同的，是我们敏感、脆弱、有记忆，我们对伤害——哪怕是没有那么严重的伤害，都会有终生不愈、终生难忘的记忆之苦痛。于是，恐惧便终生与你同行了。
于是，恐惧，成为了你终生比妻子、儿子、父母陪伴你更久、更远的永远也无法丢弃的伴侣了。它成为你的皮肤、你的头发，也最终成为你血液和内脏中的一部分；成为你为人处事的谨慎和无奈、人生观与世界观。这些，也因此在改变和修正着你的文学观，成为你写作的出发点乃至最终点。
但是，说到恐惧和人生、命运、写作时，对权力的恐惧只是你所有恐惧中的一部分，甚至它还不是你最敏感，最刻骨铭心的。
其实，你最难以启齿的，最不愿告人的恐惧，是对死亡的恐惧——对死亡的恐惧，直到现在，从几岁到五十几岁，每每想到死亡我都会彻夜难眠，甚至凄然泪下，觉得人生毫无意义。恐惧死亡，害怕尾声，于是自己就每日、每时在痛苦着，矛盾着，企图用忘记去逃避对抗着。
人，因为对死亡的恐惧，也才更要活下去。一句话，无意义也要活下去。而在活下去的过程中，你又时时对日常、庸常和家庭产生莫名其妙的厌烦感。这种厌烦的日积月累，就又成为一种恐惧。是无来由的新恐惧。如此，权力，死亡，家庭和庸常，编织成一张四面围就你的网，而你是这恐惧之网中的一只鸟，恐惧之荒原中的一株草，恐惧之林中的一片落叶和一滴水。你为恐惧乡土的荒冷而写作，而你最终又因为写作对现实世界产生更大的恐惧和不安。这就是你写作的起点、过程和终点。
你从恐惧中来，走过恐惧后，又到恐惧里去。
二、现实世界是我的奥斯维辛集中营
一个胆小恐惧的人，为什么在写作中会有一种相对强硬的姿态呢？从我的写作看，大概没有人会认同你是一个紧张、不安、恐惧的人，而且还有人觉得你是一个强硬、直陋、粗糙乃至是一个有勇气、爱对抗的写作者。也许是这样。但我说的「这样」，不是大家日常听说过的许多作家都在说的那种「生活中缺什么我就在小说中写什么」。因为现实中不能拥有，而要在文字和故事中饱满。我不是这样。我是因为恐惧而逃离，因为逃离才背叛。才会在文字中表现出貌似强硬、坚韧的艺术对抗来。你因为少年时期对乡村的贫穷天然的表现出了的敏感和恐惧，而自小就有那种要逃离贫穷的愿望埋在内心里。当你果真逃离后，回头去张望那种生活时，也许会有诗意的懐念和情感，但对那种生活的逃离和背叛，却终归是占着主导的，是你那时人生的主旋律。如同因为爱,所以才会恨；恨之愈切，爱之愈深那悖论。在现实生活中，厌恶和恐惧什么，你就会本能地去对抗和反对什么。无力对抗时，逃离就会成为你对抗的手段了。而在成功逃离后，背叛就成为一种必然了。现实中，我是那种最鲜明的以逃离为对抗的人。而进入文学后，这种现实的逃离，就本能成为背叛了，成了以「文学背叛现实」的人。许多人都说我的写作表现的是土地之子的那种亲情之爱。但我以为，我完全是土地儿子中的一个不孝子孙，是一个背叛者。生活中，因为对土地和乡村生活的厌恶和恐惧而逃离，逃离之后我也没有别人那种魂牵梦绕的对土地不舍的情感和忏悔。具体到作品上，我没有写出像中国作家沈从文那样对土地和远乡充满着美爱的作品来。至少目前还没有。而是更多的继承了鲁迅对乡土的那种乡怨和批判。早期的作品里，那些对土地本能的点滴温情不知何在后来渐失了。而且随着你对现实生活的认识，最后就完全没有了。《日光流年》、《坚硬如水》、《丁庄梦》、《风雅颂》、《四书》和刚刚完稿的《炸裂志》，这一路写过来，都是对土地的审视和背叛，乃至于是某种对土地文化的审问和审判。有时自己也知道这样未免单调和简陋，但真的走入写作后，还是没有那种温情、饱满的爱。
在中国，有作家说自己的写作是为老百姓而写作；有人说，自己是为底层而代言。有人说某种写作是俯视(如知青文学)，有人说写作是仰视，从生活的根底朝上看。还有人认为某种写作是平视，即和生活保持着在同一平台和平行距离地看生活。而说到我自己，有人说我是平视，也有人说是仰视。但我自己感觉到，我是从生活中逃离之后，站在生活对面一个旁观者、审视者，如从奥斯维辛逃出来的人，在远远地观望、回忆、审视奥斯维辛中的人和事。
现实生活，就是我的奥斯维辛。写作是从那儿的逃离和逃离之后令人颤抖的回想与诉说。因为你是把生活视为奥斯维辛的人，你写作的立场和姿态，自然是不被现实所容忍、所接受。于是，《坚硬如水》成了「红的(革命)和黄的(性爱)都犯忌」的书，争论也属必然了。《受活》成为权力把你从军营踢出来的最好借口了——问题就出在这儿。当你真正离开军营——那个权力最为集中的地方，你以为你没有了那种被权力直接挤压的痛苦感，没有了那种人生呼吸困难的急促感，感到有了一种未曾料到的轻松与自由，有了一种忽然从天而降的解放与被解放。这种现实生活上的被解放，传递进文学就有了《为人民服务》那种自由、随性的「胡写」了。而《为人民服务》在中国的轩然大波，被批判、被禁止、被「谈话」，又回头过来影响着你的现实和生活。我说一个细节。当《为人民服务》被禁时，因为一夜间文件传达到了全国各地、各级的宣传部门，而那时，我离开了军队还住在军队家属区，并不知道《为人民服务》发生了什么事。可在现实生活里，头天还阳光灿烂，春暖花开，第二天你从家属楼上走下来，院子里你的那些朝夕相处、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曾经的同事们，见你就不再和你说话了，躲之唯恐不及了，他们远远地看你一眼，躲着你像躲着一头怪兽一样走掉了。连我妻子上街买菜，碰到同楼的家属们，她们都不再和她招呼说话了。直到多天后，我才知道《为人民服务》被禁是有中央机密文件和军队传达的紧急通知的。而我刚刚离开的部队机关，在传达文件时，那些机关军官也都被号召、通知了：「最近任何人不要和阎连科有何来往。」
就这样，你「被敌人」了。你成了人们躲之唯恐不及的怪兽了。你转业后所在的单位，因为你的写作给人家带去的不安和「麻烦」，让你觉得你在内心如同欠债鬼一样欠着那些人。而发表《为人民服务》的杂志社，处分、罚款、检讨，那里的同仁彷佛每一个都是来自「敌占区」里的，都是不可信任的，都必须要严格审查、检査才可以「过关」和「入境」。
因为对现实生活的恐惧而在文学上逃离与背叛，结果这种文学上的「脱北」，又成为你现实生活中更大的恐惧与不安。前些天，我曾在哪儿说到过《丁庄梦》，它其实是我向残酷的现实妥协的一次写作，是因为对权力与现实恐惧而「低头求和」的一次尝试；在我的写作中，《丁庄梦》是一次充满人性温情的精神之旅。可结果，我不知道是这部小说中一个作家对人性温暖的书写是上边没有感觉到，还是因为这个作家已经成为了不可信任的文学「脱北者」，《丁庄梦》刚刚出版才三天，就又被叫停禁止了。从此后，你在中国，就彻底成了不被信任的符号和标志。你的每部作品，都要受到从编辑到主编、再到上级主管部门乃至出版总署的「关心」了，在生活中也多少成为「异端」、「异见」人士了。写作中的一个字和一个词，似乎也都「别有用心」了。你是一个职业作家，当你的任何写作都不被信任，连出版一本旧作散文集，也要被出版总署调走审查时，你的内心便终日都有种焦虑和不安。而这种焦虑和不安，也就从此成为你的写作、你的生活了。它既是你的精神存在，也是你的现实生活。吃饭时，毫无疑问你能分清笔杆和筷子，但每天写作时，你分不清它是你的纸上生活，还是你的精神生活或者日常生活了。
恐惧就这样成为你生活的一部分，就像写作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你活着就必须写作，你写作就必然会焦虑、不安和恐惧。而因为恐惧和对恐惧的逃离，你便会在写作中有一种「我不怕你」的姿态来，如静夜中的孩子，在旷野中行走时，因为胆怯会唤出的「我不怕！我不怕！」的吼声样。他因为害怕而唤出了「我不怕！」，因为大唤出了「我不怕！」,则更加的害怕和胆怯。
其实，我和我的现实，就是一个人在面对他的奥斯维辛；而写作，正是一个胆怯的孩子在恐惧中发出的「我不怕、我不怕！」的自招自认的吼喊。这种吼和喊，正是你最大的胆怯、恐惧和不安。
三、每天都想哭一场
这些年，我不停地写作。无论身体多么不好都在写。只要在家几乎每天都在写。散文、小说和关于我对小说认识解悟的理论或随笔，但我真正想写的一本书，却不是这一些。而是一本书名叫《我为什么每天都想哭一场》的书。它不是虚构，不是小说，而是一本「心绪纪实」。其中这本书要记述什么，我完全说不清；具体会写什么内容，我也不知道。然而，在几年前某一天，偶然的一瞬间，想到「我每天都想哭一场」时，就总是想要去写它。这本书的这颗种子，就这样在内心播下了，生根发芽了，什么时候结果或开花，是没有确定季节日期的，但它的根芽，却是在你内心年年月月、枝枝蔓蔓了。说起来，相当酸溜溜，我是很不像一个男人的人。也许这样说，就不该是一个有一丝血性的男性作家说的话——我大约是世界上最没出息的男人了。我经常独自一人待着时，因为什么事，想着想着就哭了。有时会泪流满面，泣不成声，莫名其妙地哭上很长时间。有一次，也就在三年前，我在我家窗台上看着楼下的一座佛塔，不知想到了什么，也许因为佛教让我想到了死亡，就忽然哭得稀里哗啦，坐在地上独自泪流，像一个孤儿样，直到哭着哭着瞌睡走过来，把我带到床上去，还把枕巾哭湿了一大片。还有一次，我和妻子因为一件很小的事情有了争吵，争吵后她上街去买菜，还问了我一句「中午吃什么？」可她走了后，我不知为什么哭得不行，直到她买菜回来，看见我两眼通红，问我为什么哭？我才止了泪水止了哭。为什么哭？不知道。真的不知道。她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可我就是觉得现实生活没意义，像是集中营，有那种无法摆脱的焦虑和不安、恐惧与无奈。可一想到死亡，就又觉得恐惧、无奈就是你生活的本身，焦虑不安就是你活着的过程必然时，你就无话可说了，默认一切了。对命运的沉默你，成了你命运的本身；对现实的无奈，成了你生命的本身。于是，写作就成了你生命唯一的意义和存在。•
我从来不相信我这一生能写岀如别人写的那么好的作品来，可我必须就这么一日一日地写下去。
我从来想不明白，写作在我的后半生中是什么意义——如同我非常明白，我的早期写作是为了逃离土地和对抗、背叛命运样，而后半生对写作的意义，是如此的胡涂和模糊，但却又就只能这么一字字、一篇篇、一部部地写下去。我不能不写作，又不知道为什么要写作。现实世界就像我的奥斯维辛样，可我写出的文字除了对它的恨怨、批判，但却乂确确实实含着一层爱，犹如一个从监狱逃出来的人，对监狱生活的怀念般。不知为什么。我什么都说不清。但似乎可以感受到的一点是，在写作的过程中，手握钢笔、面对稿纸时，我感觉我是一个真正活着的人，活得有些尊严的人。去年四月份，我在香港浸会大学，因为手写，几天时间都不开计算机，可这时，却接到北京的一个电话，说你的邮箱有美国某某某给你的邮件了，你应该好好想想这件事情了。然后，就因为这个电话，几天间我彻夜难眠，连续几天都要半夜起来写作和阅读，直到精疲力竭，重新回到床铺上。我家被强拆时(又说到了这件事)，有人暗示我公安已经介入你的生活、调査你的过去了；说你该闭嘴、停笔注意了。于是我就又开始坐卧不宁，焦虑不安，连出门和人谈谈这件事的勇气也没了。连在微博上把被强拆和强暴行为的场景叙说一下的勇气也没了。我是那么的懦弱，像一只在山野找不到家的羊；又是那么缺乏勇气，活得如一条温顺无奈的狗。我恨自己无能力，无骨气。文人的气节，在自己身上如同一棵见风就倒的草；可你又那么明白自己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敢做什么和不敢做什么。于是，就在生活中胆怯和恐惧，焦虑和不安，犹豫和矛盾，在写作中逃离、逃离、再逃离。写作成了你对现实的回避所。小说不是你对现实的直接映照，而是你内心逃离的描绘。用各种各样的方式讲故事，讲各种各样的故事。就这样，你用写作去逃离，而逃离又显示出某种好像的背叛和对抗来。似乎是因为逃离而对抗；因为对抗而背叛；因为背叛又似乎更介入。这就是你的写作与生活组成的循环链。你就被这个链环锁就着你生活和写作；写作和生活。到最后，生活不一定是你的写作，但写作必然是你的生活了。生活不一定影响你的生命，但写作就必然是你的生命、并影响你的生命了。
因为这个链条和逻帽，当现实成为你的奥斯维辛或部分地成为你的精神集中营，而你又没有能力在现实中反抗与背叛，你就在你的写作中逃离和背叛了；你借助小说，试图把自己从现实的懦弱中解救出来。于是，你的写作自然就朝着「从逃离到背叛」的方向走，朝着似乎最有独立人格的那儿去，朝着做一个写作的「叛徒」去努力。这种「叛徒」的所指和形成，不光是小说的内容，故事与人物，还有艺术本身的诸多元素，如叙述方式、语言行文、结构技巧和文学中的文学观与世界观，一步一步，就开始如脱缰的马样朝着远方奔过去；朝着被接受和不可以容忍的方向奔过去；朝着更被误解、误读的方向奔过去。如《四书》和刚刚完稿的《炸裂志》，它们对中国的现实世界是逃离的，又是背叛的，可却又以这种逃离、背叛完成着直接的介入和真实。而在小说的艺术思维上，它也是逃离的、背叛的，企图在中国小说的叙述上，完成一种新秩序，而不是中国小说那种集体的、固有的，被包含政府在内的读者和批评家，都能认同和接受的。而结果，《四书》压根就在中国没出版；《炸裂志》的命运也还难料定。你最希望读者读到的小说，不能用母语在本土岀版时，你体会到一个人自己把自己的灵魂放逐到远方的「灵魂流放」的味道了。理解了把那些不同政见的异己人士，赶到异国异地是何等的聪明与智慧，如同让拳击手离开拳击台，到没有对手的空无里，去对着空气使用你的拳力和拳技样。而让一个自内容到形式，从思维到想象，都有背叛倾向的小说「流放」在外边，其实也就是让你的人活着，而让你的精神在外飘荡和漂浮。让你的人生是落地的，却又有一种头晕的漂浮感。
必须要承认，这种身体在地的漂浮感，远比让肉体和灵魂都在母语的土地之外流荡、流亡的漂浮更为温和与踏实。但在某时候，对于某些人，这种在地的漂浮感，却让人比被流放国外有更多的焦虑与恐惧。因为彻底的流浪、流荡与流亡，从某个角度说，也是彻底的-种解放和开始。但让你的双脚始终踏着母语的土地，而让你的写作——精神与灵魂——去流浪与流亡，而又使你不能有一种彻底性，只能有一种向往性；不能有一种完全自我的独立性，而只能有那种软弱、懦弱中的倔强性。于是，不安到来了，恐惧到来了。现实世界永远是你的集中营。而写作，因为从根本上不能使你的精神解放和自由，而只能是你的精神有种流荡、流放的漂浮感，并不可以真正让你逃离和背叛。那么，离开写作，我们又能干什么？除了写作，你别无他有。而写作本身，又难以自救。不能放下笔的人，只能写下去。如此的写下去，恐惧、不安、焦虑和背叛的可能和不可能，就永远和你在一起纠缠和羁绊，就永远与你终生同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