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与喘息：我所经历的中国和文学 正文 08 在高度集权与相对宽松的双重天空下
既放又养，既放又圈的关系，就是今天中国政治与中国市场经済，和中国权力与中国文学的特殊关系。可惜的是你，中国文学不是美属的斑虎，而是比较温顺的绵羊。
现在，我们来设想这样一种情况：有一只猛虎被从铁笼中放了出来，再也无法把它收回到笼子去。如此，就面临着以下几种情况：一是管虎的人，一枪毙命，把这只老虎置于死地。可那样，这个管虎的人，就失业回家了，没有工作了；二是放虎归山，让这只老虎自由、随性、占山为王，与森林、天空、河流为伍，成为真正的自然之子。这样，管虎的人也无事可干了，成全了老虎，而牺牲了自己的职业、权力和被游人敬畏的尊严，无所事事，最后也只能是老虎归山，自己回家。第三，既然不能把老虎收回笼内，又不愿把它放逐旷野与山脉，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给老虎一片相对原生态的养地，让它在一定范围内自在游荡；再适度地喂它一些食肉，使它在限定中自由，而不那么那么急于冲出这块限定的界地，归回纯粹自由的山川；而这位养虎之人，因为手中有老虎的食需鲜肉，老虎就不会走远离去，也不用一定要收圈入笼，让饲虎者冒着虎再入笼的伤血之险。而且管虎人——那位饲虎者，也保留了自己的工作、职位、薪水和管虎、饲虎的乐趣，同时还依旧保全着他管虎、养虎的威严、权力与在游人面前的尊严。看来，在老虎离开笼子之后，最好的人虎关系是第三种。
这第三种既放又养，既放又圈的关系，就是今天中国政治与中国市场经济，和中国权力与中国文学的特殊关系。可惜的是，中国文学不是美丽的斑虎，而是比较温顺的绵羊。
一、阴霾和阳光交错间的经济地带
谈论中国文学，有些无法避开的话题，犹如船舟与车辆避不开大海与公路。如政治，文学可以避开政治而文学，且作家对政治的逃避如要逃避瘟疫样，但在有时候，在有的环境里，政治会半夜鬼敲门，借住在你家客厅内，于是，你就无法逃避并视而不见了。
曾经说过的问题——在中国，没有一个作家的写作可以真正逃离审查制度的过滤，如此，哪个作家可以说他的写作和政治无关呢？当然，谈到中国作家乃至世界上很多作家避之犹恐不及的政治和权力，要说清的是，中国式的政治和权力，和三十几年前毛时代的中国绝对集权以及今天北韩式的绝对集权是有所不同的。这个不同的最大特点是，就是中国经济上的高度开放与政治上的尽力缩紧。在这个缩紧与开放的悖论中，市场经济如同放出牢笼的那只猛虎，因为再也无法收回笼子去，无法关闭门扉把它圈起来，就不能不给它一块相对宽松、自由的天空和阔地。如此，为了让这只猛虎能如汽车沿着公路樣朝著可掌控的方向走・，而不是一隻可以自由隨性的魚船，在大海中可東可西，可南可北地自由航行，那你就必須給這已經放出籠子的虎——市場經濟、人們的思想與言論相對——僅僅是相對的寬鬆和自由，以讓市場經濟自然、自由的規律可以透氣和呼吸；讓人們自由的言論和思想，可以在縫隙中喘息與生存。於是，中國政治與市場經濟，就成了虎與肉的關係。政治不給市場經濟一定的寬鬆和餵養，它餓極時不僅會傷人，還會撞塌權力的台柱和基座；而給了它太為闊大的天空和寬鬆，讓它徹底獲得它本該擁有的自由後，它會因為自由而有力的奔跑和飛翔，從而拖垮、拉倒集權的座基和座椅。中国式的集权与相对宽松之自由，正缘于中国式的政治与市场经济之关系。在一种民主制度下，让山归山、水管水、虎归虎，那么山水、老虎、林木和其他的禽兽，都有其个体，但又同属于自然之整体。所谓自由与和谐，也正是让水绕林、虎归山；让山有虎、林有雀的自然归于大自然。但在另外一种集权制度下，那就是让虎在笼内，自然山水都在权柄之下。即便是林木与花草的枯荣落败，四季风雨的到来走去，也要努力掌控在权力的控制和计划之中，花开与花落，春夏与秋冬，都在权力的安排之下。然而，今天的中国，却不在这绝对集权和宽松自由的二者之中，而在二者之间，左脚跨东，右脚在西；一边是集权，一边是相对之宽松。世事万物，都在权力和相对宽松的胯下。那胯下，是一片比手掌大出些许的天地，一切的自由，都在这胯下安顿和排演。自然，这也让权力的双腿、胯部和身躯，劳累精竭了许多。因为那胯下的岀笼之虎，总是想要回归山川，获求它的天地，所以你需要适度、适时地喂养与奉饲。喂多、养壮了虎的身躯，它会挣胯而去；喂少了、饿极了，它又会咬腿伤胯，弄出一片的血伤来。这就是中国！这就是中国高度集权与收不回的利伯维尔场经济的矛盾和关系。而文学，正就在一边是高度开放的经济，一边是高度集权的政治的双重天空下，生存和呼吸，发展和写作。
集权是文学阴霾的天空，相对宽松是从那天空漏下的明媚的日光。于是，文学就在这时云时雨、时日时风的天空下生长、开花、歌舞和叹息。
二、不可回避的写作与政治之关系
文学可以疏离政治，正如一个不爱重口味的人，完全可以吃素一样。三十年前，中国是「文学要为政治服务」。文学是政治的一个部分，文学隶属于政治之下。文学不关心政治，监狱就会关心作家。而今天，于文学而言，情况有了天覆之变。文学不仅可以不关心政治，而且作家的写作，倘是有能力和法力，还可以大于政治、高于政治，乃至于领导政治。
文学疏远和逃离政治，这是很多作家的写作立场和原则。因此，有很多好的作家和作品，如被中国作家敬若神明的卡夫卡，其作品是完全可以和政治剥离开来去说的。中国古代作家陶渊明和现代作家沈从文，也都因在写作中成功地逃离政治和现实而被后人仰视着。现在要说的事情是，当政治不仅是政治，而且成为我们生活的一个部分时，成为我们必须面对的日常生活时，或者说，当政治和我们的日常生活混为一潭，水乳交融，不可分割时，我们还应该疏远、逃离、回避吗？中国自一九四九年之后，人们的日常生活，从来就没有和政治分开过。不仅是政治左着人们的日常生活，而且是政治完全渗入了日常生活。知识分子能把「反右」从自己的日常、人生、命运中剔出出去吗？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全国饿死数千万人口，几乎家家饥饿、人人饥肠、坟茔遍地，这究竟是政治集权所致，还是蝗虫、旱灾的结果？当我们面对这场人类的灾难时，我们能只去描写饥饿而丝毫不去考虑政治、权力、人祸之根由？
文革是中国所有人的一场革命，也是所有人的十年之日常。
就是到了三十年后的今天，在「六四」之外，动荡的大政治从我们的生活中有所退场，但却在另一面，政治对我们生活的影响却更加细碎、尖锐和无处不在。如果我们不去关心一个大学生在劳教所「躲猫猫」的死去，不关心一个人的生命在监管中「洗脸溺亡」，因为这些「特殊事件」都太有偶然，都为个案，都太「政治与现实」，那么，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面临的住房、计生、教育、医疗、就业、下岗、进城打工、强拆事件、城镇化发展，每一项，每一个案，又都必然牵扯到我们的制度、腐败、透明和公平与公正，还有贫富差距与新阶层的形成，这些又哪能彻底、清白地和权力及政治划清界线、脱开关系呢？
幼儿园的天空，充满了儿童们纯真的幻想与阳光，如果每次谈到幼儿教育，就谈到幼儿教育的腐败，也未免僵化和小题大作。小说中写一个进城打工的青年，不一定都要去写城乡差别和中国的用人制度和户籍制度，以及城市扩张对乡村的极度压迫。文学是多样的。今天也是文学可以多元、多样的一个相对寛松的年代。正如我们的幼儿之教育——幼儿园既是少儿成长的美好园地，可也还是隐含政治在内的社会之教育。文字的笔触，在这儿完全可以百分之百的美、善、阳光和健康，但如果有文章和文学，在这一圣洁之处对教育的弊端，有更深刻的思考和批判，也是应该与必然的，不该文学相遇权力和政治，就是非文学而要批评的。今天的中国社会，人心到了前所未有的复杂期。什么样的社会结构、形态、善恶，都可在生活和人心中呈现和发生。一切生活——仍如最为洁净的幼儿园，都渗透着权力、政治的污染和破坏。如每年幼儿报名入园这样的小事情，都会在登记幼儿名单时，同时要登记幼儿家庭之背景，要弄清幼儿的父亲、母亲的职业与职务，这比幼儿的姓名、爱好更为关键和重要。如果哪个儿童的父母职高权贵时，这个儿童在他(她)的幼小成长中，就会得到相应更多的照顾和特殊。这是世俗的，也是权力所赋之必然。因此间，也就使得天真无邪的孩子们，一上幼儿园，就明白权力在世俗中的意义和不可或缺性。因此间，也就在每年六一儿童节，形成了儿童家长都要给幼儿老师「送礼」这一可笑的畸形之惯例、之奇观。就此一普遍的小事之特例，它是日常的、普通的、世俗的，同时却也是政治和权力对世风的异化之结果。就此而言，在这样的日常小事中，我们能把「权力」和日常各分东西吗？能把政治的腐败从最洁净的去处剔除出去吗？如此就更不要谈各行各业、各部门的权力和政治腐败之侵蚀影响了。
我们要面对的问题是，文学可以疏远政治，但生活却不能逃避政治。一如一个家庭，可以关上门窗吃饭和言论，可以尽力把家庭日常和社会现实分开来，但你分不开的是每个家庭都必须的儿女读书、毕业分配、就业失业、购房医疗等最基本的人的生存大元素。当人无法和这些人生的生存元素分开时，生活就无法摆脱权力、政治、社会的干预和影响。政治和权力，就无孔不入地影响和渗透到你的生活、生命了——这就对中国作家因为历史上政治对文学长期的引领和干预(今天也依然如此)，而导致的文学要疏远政治的集体共识提出了一个疑问来：
文学可以疏远政治，但当政治成为我们日常生活和不可回避的人生时，我们该怎样面对这样的生活、人生呢？
「九一一」这一举世震惊的恐怖事件，毫无疑问是骇人的国际政治事件。文学、电影等艺术可以去面对它，但基于艺术多元、丰富的元素，当然也应该允许无数的作家、艺术家去疏远它，回避它。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如果有一天当这一政治事件和恐怖主义成为人们的心理元素，渗入到几乎所有的美国家庭和大多数人的心理日常时，文学与艺术还可以回避、疏远、视而不见这一事件和它的影响吗？这就是问题之所在。中国的政治对人和人们生活的影响，就很像今天的「九一一」事件和恐怖主义对无数的美国家庭和美国一代、又一代人的心理之影响。我想，如果所有的美国作家无一例外地都来关心「九一一」和「九一一」对美国人的心理影响是不对的；但所有的作家都采用遗忘、回避的态度来疏远、逃避这些也是不对的。作家要允许有作家对政治充耳不闻；作家也要允许有作家对政治、权力、腐败和黑暗的现实与历史的关注和思考，尤其在人们都还生活在极度集权的天空下。因为文学最重要的目标之一是，对人性、情感最复杂的描绘与见证。而当这种人性、情感的缘由、根起又与制度、权力、政治、公平、自由密不可分时，文学回避了这些，就等于凝视一棵树木的枯荣时，有意去忽略它的根土与季节。当政治渗入到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时，作家集体对政治的逃离是可笑的，也是可悲的。对今日中国宽泛、复杂的政治言，文学逃离、疏远权力和政治，也是政治与制度不战而胜、并正中下懐的。
三、文学高于大于政治，是作家面对现实与创作的大境界
政治允许今天的中国作家以「纯文学」的名誉疏远、回避政治，是一次开明和进歩，一如父亲允许儿女除了读书，不要过问家事样。然而，允许你不关心社会、现实、权力与政治，却不允许你关心现实、政治与权力，这就是进步中的陷阱和开明的吊诡了。是国家政策和政治家对文艺干预的策略和手段，乃至于是一种预设的「文学阴谋」了。真正的开明、进步与开放，是要允许作家对日常、细碎和人的情感、情调、情绪及由此牵涉的人之内心、灵魂的关心与关注；但同时，也要允许并鼓励作家，由于社会的现实(如尖锐的权力与政治)，对人的生存处境的逼迫、挤压所造成的境遇的思考与关注。是要允许作家透过对现实的正面逼视去关注人心和人的处境的。如果造成现实中人的生存困境的是政治、制度和权力，那就应该允许作家去关注社会的政治制度与权力；造成人类生存困境的是资源和环境，就允许作家去关注资源和环境。如中国的环境与保护，恶劣到在北京之街头，人都无法行走与呼吸，到了似要窒息的境地里，一个小说家难道还不能从文学、生存的境地去思考和描述这一境遇吗？众所周知，中国的环保问题，是由一味的经济发展带来的。而经济的畸形发展，又是由权力和社会的政治制度造成的。由此，假如一个作家在关注人的生存境遇和环保时，它可不可以去思考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昵？事实上的真正写作情况是，文学单纯的关注环保是可以的，乃至是纯粹的，诗意的。但把这一关注延伸到现实中的政治与社会之体制，就必然会遭到禁止了，就要遇到思考和探究的红灯了。
需要探究的一个艺术结节正好在这儿：难道艺术关注现实、政治、权力、体制就是深刻吗？就是思想吗？不关注就不够深刻和缺乏思想吗？这是所有读者和作家遇到的尴尬和看似简单、却从来没有说清过的一个疑问。一如是杀鸡取卵好，还是养鸡等蛋好那悖论的两可与犹豫。杀鸡是一种终结，但却是一种美味；等待是一种期待，但却也可能是饥饿和最后到来的虚无和无果。每一个想要回答这一问题的作家，都势必在两难的怪圈中,踌躇和徘徊。但文学创作的已有回答是，我们不能简単地把美国作家的《湖滨散记》、《沙郡年纪》与《星星、雪、火》和奥韦尔的《一九八四》、《动物农庄》及土耳其作家帕慕克的《雪》，去放在同一平台做比较，由此结论岀了谁好谁劣，谁更有艺术分量和价值，一如同是美味，我们不能说猴头比燕窝好，海鲜比禽肉好。文学的奇妙，就在这个价值的结节上，它既有可比性，又没有可比性。一如我们不能问中国的京剧好，还是我家乡的河南豫剧好；不能说美国的黑人爵士乐一定就没有自人的乡村音乐好，或说爵士乐一定就比乡村音乐好。舞蹈和歌剧，同属于舞台艺术，但却是不同的舞台艺术。在写作中疏遗政治和权力，是一种创造和写作，但接近和直面政治、现实、权力的，同样是一种创造和写作。基于中国作家在近百年来，尤其一九四九年以后在艺术上受到过多的革命、政治和权力强烈而无休止的挤压和干预，作家、读者、批评家，形成的基本共识是，文学疏远政治是一种「纯艺术」，而亲近现实与政治，则为「严肃」而非纯粹的艺术价值观。这种文学的纯粹观和现行的国家文艺政策，允许并鼓励文学对现实的疏远与回避，如在读者和市场间大行其道的类型化写作(穿越文学、鬼怪小说等)与盛行于年轻-代作家的自我、情调与清纯化的美伤的写作会得到褒奖样，但与之相反的，却是不允许和不那么允许你对现实和现实中人的境遇去关注和思考。这就对那些真正愿意对现实、历史承担起责任的作家，提出了更高、也更具体的要求来：那就是，文学在关注现实——被权力和政治浸淫、渗透的现实生活时，作家必须站在更高的层面上，不仅是你的写作是关注现实的，也是高于、大于现实的；要求你在关注政治时，不仅是政治的，还是生活政治(非政治生活)的；不仅是生活政治的，还要高于、大于这种生活的政治和被政治浸淫的生活。
对于作家言，这种文学要高于、大于生活的政治和政治的生活，尤其是被政治彻底浸淫的日常、现实的社会生活的要求，和很多人说的「文学要超越政治」是不同的。「超越」，它的本意也是高于和大于，如同公路上一辆赛车对另一辆赛车的奔驰超越样，你必须是在本公路和本赛道上的超越和领跑，但在中国文学那儿，所谓的「超越」，是指那种对政治和现实的疏远和绕道。是指那种过分沉浸在艺术形式之内和现实生活之外的写作。当这种脱离跑道、车轨的——疏远尖锐的社会生活、回避人的最直接困境因素的写作，被共同视为是「超越」的写作时，那种写作是可以称为某种艺术的「软写作」。那么，我们就来基于这个「超越」后的软写作，而谈论对现实最直面的、绝不回避的那种大于、高于的「硬写作」。
是的，中国作家的写作，正有着直面的「硬写作」和疏远、回避的「软写作」。但在所谓的不回避任何现实的尖锐、尤其不回避被政治浸淫的现实生活的那种硬写作中，最忌讳的是粗浅、简单，不能高于和大于。而高于和大于，就是要求你在硬写作中始终不能脱离文学对人、人的情感与灵魂以及人在社会现实境遇中的精神处境的洞察和把握。
中国的「重庆事件」，早已是全世界关注的焦点。毫无疑问，全世界人都明白这个事件是中国的政治事件。而这个事件也是所有中国人、中国作家在饭桌、茶楼永不忘记的最重要的话题和谈资。但是，却没有一个作家想起要去进一步的了解它和写作它。为什么？因为它是太大的政治事件你，太大的敏感和机密；另一方面.中国作家也觉得它太现实，太尖锐，文学上的意义难以高过和大过事件之本身的政治隐含和争斗。我们以这一事件为例，所谓的「文学高于、大于政治是作家面对现实的大境界」，就是要求作家有能力、并对此有刻骨铭心的体验与触动时，可能或愿意，去对此写作(创造)时，要求作家翻越和穿透「重庆事件」的迷雾之本身，回到「重庆事件」主人翁薄熙来和谷开来，以及他的儿子薄瓜瓜和王铁军与英国人等所有各路人物及重庆众多市民的生存和精神困境上——要明白，薄熙来、王铁军、谷开来这样职高权贵的人，在做为人的生存、精神困境上，他们的内心和灵魂，是要比我们一般人更为焦虑不安的，更为虚妄虚无的，更为复杂和丰富的。文学如果能从这一高过、大于的层面上，写出重庆事件中所有人作为「人」的灵魂和困境来，也许就算是作家有了我们说的「高于、大于的大境界」。这一点，说得浅显明了些，美国作家柯波帝的《冷血》，是在高于、大于事件本身做出尝试的(尽管上世纪六。年代轰动美国那一杀人灭口、惨绝人寰的事件和政治无关)，但我们不能不说，《冷血》是穿透了事件，回到了人的灵魂上，从而也超越了事件本身的。另一个例子是，马奎斯的《族长的没落》，这部作品也是大于高于社会政治而进回到文学本身的。当然，我想最成功、最伟大的典例还是中国人最熟悉的《红楼梦》。毛泽东这人为什么把它当成一部充满政治意味的「封建资产阶级的没落史」？那是因为这部伟大的小说中，无处不在着权力、政治所浸淫彻透的大观园的现实和细碎，倘若我们可以把《红楼梦》中所有的土壤都扒开来，我们将四处看到权力与政治的白骨和腐血。但是，因为曹雪芹的伟大，他真正、彻底的高于、大于我们说的现实、社会、権力、政治了，回到了人和人的境遇中，从而是一部《红楼梦》，不再是一部「生活的政治」和「政治之生活」的小说，而是一部伟大、不朽的文学之名著。
回到「重庆事件」和「薄系家族」上来，如果是柯波帝去写，那会是一部所有人内心纪实的「冷热血」；如果是马奎斯去写，那会是一部新的虚构和想象的家族「魔幻史」；而如果是曹雪芹去写，他会写出一部真正大于、高于这一政治事件和「薄系家族」的「红楼白楼梦」。这儿作为一个中国人，中国的读者和作家，我说的大于和高于，在面对重庆这一政治事件时，是希望「重庆事件」和「薄系家族」成为新的曹雪芹的梦」。
四、我在权力、政治层面写作的得与失
回到我自己的写作上。
我不认为我写出了多么了不得的作品来。中国有很多优秀的作家，他们的写作正如中国的经济样澎湃喷发，不可阻挡，但也伴随着写作本身的谄媚和无力，荒谬和扭曲。写作本身无力、谄媚的荒谬，是作家的悲剧，但社会现实的荒谬与扭曲你，对国家和社会是件坏事情，对文学就是一件好事情。只要作家敢于面对权力和现实，在荒诞中写作，在扭曲中寻找和思考，也许文学之树就长出了不一样的枝叶来，结出了不一样的果实来。如同一棵树，从悬崖的石缝中发芽，扭曲着身子生长，最后就有了最美妙的一处景色样。中国文学就是这样子。所有的作家，都在极为荒诞、残酷、丰富的现实中生活和写作，写出了各式各样的作品，培养了各式各样读者，.难为了各式各样的批评家。而我道儿说的在「高度集权与相对宽松的双重天空下的写作」，就是这各类写作的境遇之一种。是一种扭曲、变形的矛盾和思考。是作家在半是海水、半是火焰；半是风雨、半是光亮的时冷时热、忽燥忽寒的「中国气候」中的写作的生存和写作的退守与抗争。
在这个「忽冷忽热」中，「软写作」得到了温暖，「硬写作」收获了寒凉。但是，彼此在短时间内，又不会跨界和妥协，又都在写作中施展和进取，这就不得不在这寒冷交错中，停下脚步，思考未来，总结当下，以便在未来努力的「高于、大于」中，不使自己写作的笔尖断掉在稿纸上。
就我的写作而言，大约是从来没有放弃过和中国现实与历史的对峙与关注。那种近距离的凝望与聚焦，使你和现实与历史构成了极度的紧张与不安；使你对人或说「中国人」的认识你，也失去了人们可以接受、乐于认同的那种「美」。从而使几乎所有的读者，都以为你是那种「硬写作」，具有某种「对抗性」。我不否认这一点。我想说的是，如果都这样简单认为时，你小说中「柔和美」、「暖和爱」的一面就被遮蔽了。久而久之，自己的写作也会在这种难以判断的半褒半眨的评判中，变得犹豫和模糊，从而失去自我，失去中心，失去作为作家对「柔美」的感受力。也许我确实正在失去这种感受力。因为写作在社会、权力、现实对人的挤压上的聚焦过多时，而对具体「人」和个人会失去最柔嫩的体味、洞察和温暖。我需要警惕这一点。需要弥补、丰润这一点。需要在「硬写作」中汲取「软写作」的细嫩与柔美。
不能否认，中国作家是在高度集权与相对宽松的扭曲环境中写作和生存，但要警惕，写作疏远和有意回避中国最尖锐的矛盾，和娜种被政治浸淫的历史，和每日每时都正在浸淫着的现实生活时，而在相对宽松中漏落的阳光下，也有花开和绿草，也有人的美好和柔细，也有面对生存困境的知足和微笑。一句话，「硬写作」不能排斥某种更具文学意义的「软写作」，「高于与大于」，要汲取某种「软写作」的养分和滋润，使这种「高于与大于」，可以跨越柯波帝的「冷热血」；跨越二十世纪荒诞和魔幻的文学屏障布,写出新的、现代的「高于大于」后的「中国式小说」的「红楼梦」。
第二，这种对现实的高度关注，对硬写作的崇尚，正在让我失去对普通人最日常的关注、关照和心灵的爱。对土地的情感你，也因为对日常的迟钝而变得模糊和失去敏锐性。我的写作，注定无法离开故乡的那块生我养我的土地，如福克纳注定无法离开他的「邮票之乡」样。可今天，当我离开那块土地三十几年后，尽管年年都还要回到那块土地上居住和生活，但我和那块土地上的人，却愈来愈无话可说了，没有共同语言和相同的思维了。今天，我回到那块土地上去，好像不再是因为你是那块土地上的人，而是因为那块土地上还有你的亲人你不得不回去。你不再能理解那块土地上人们的说笑、争吵、闲扯和对柴米油盐的情感与执着，更不能明白他们对物质人生的强烈追求和对精神荒芜的那种淡定与自然。也许，你已经真的不再是那块土地上的人。仅仅是因为你为了写作要从那块土地上索取、搜刮故事、人物、情节与细节-你才要回到那块土地上去。每次回到老家里，我经常和我的哥哥相对无言，坐半天说不出一句话。仍然是每次回家，都和母亲睡在同一间房屋内，可你已经不想再听母亲翻来覆去说了几十年的车轮子话和乡村生老病死的故事了。
好像，和我的姊姊们也很少坐下来，聊聊侄男侄女的生活、生意、工作和耕种了。这是真实的，也是非常可怕的。这都在写照着我正对那块土地产生着厌烦，失去着情感，对日常、世俗的生活变得没有耐心，而日日增加的，却是对世事的厌恶和对人心感受的迟钝和麻木。
第三，因为对「高于、大于」的追求，我的写作正在对文学的「小」，失去敏感和爱意。如果写作中的硬写作和软写作是成立的话，那小说中的「大写作」和「小写作」——不是指中国小说中的字数之多少，而是指写作思考的「大」和「小」——也是可以成立的。比如可以把托尔斯泰的写作从内容的宽度、长度和深度称为「大写作」，而把契诃夫的写作称为相对来说的「小写作」——可这又哪儿能因为契诃夫写的小人物、小事件就说他是小作家？而托尔斯泰就是大作家？这个「小」和「大」，是一样伟大的。一样具有文学不朽价值的。而且在很多时候的写作中，契诃夫的小里可以丢掉托尔斯泰的大，而在托尔斯泰的大写里，却无法丢掉契诃夫的小。正如安娜的身边不能没有仆人样，而小公务员的身边却是最好没有那个将军的。《战争与和平》中写了那么多的将军和军官，可没有那成千上万的士兵还怎么有战争与和平？因为对人的头顶上的权力、政治、社会、现实之关注，我现在，可能正在失去对平常人、平常心、平常生活的感受与把握，正在失去对小说之「小」的敏感和追求。从权力与政治的写作层面说，我重大而轻小，固硬而疏弱。也许我的写作正在走向偏差和吊诡。在极度集权和相对宽松的天空下，我想我不能仅仅看到集权的阴霾你，还要看到相对宽松中漏落的那一丝阳光对阴霾的微笑与和蔼。
天终归是要晴的，人们终是要爽朗大笑的，我们在集权阴霾中的写作，也应该让笔尖散发出未来的光亮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