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汉战神：霍去病传(风起大漠) 正文 第一章 风云际会 名将出世
在一个社会结构和秩序稳固的状态下，政治和社会资源的垄断和分配是由权力掌控的。按照等级秩序的游戏规则，最高权力掌控者进行各种资源的调配，从而达成了各有等差各尽其份的社会构架的平衡。在这样的平衡中，永远是贵者恒贵，贱者恒贱。那种“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人生转换不能说没有，但相当罕见。只有当社会秩序受到外力冲击，传统的政治方略失灵，权力大厦摇摇欲坠，才是人才辈出、各显身手的时候。卫氏一家的勃兴，也遵循着这个套路。没有外戚身份，则卫氏可能永无出头之日，借助外戚这个平台，加上西汉帝国正面临强敌压境，需才孔殷，卫青、霍去病才脱颖而出，上演了波澜壮阔的人生大剧。
第一节生为奴子长绮罗
霍去病（前140—前117年），字子侯，西汉名将，河东平阳（今山西临汾）人。
公元前140年，霍去病出生于一个奴仆之家，他是平阳公主府的女奴卫少儿与平阳县（今山西临汾）小吏霍仲孺私通而生的儿子。平阳是开国功臣曹参的封邑。公元前205年（汉高祖二年），魏王豹反叛，曹参以代理左丞相的身份前往平叛，活捉了魏王豹，夺取了平阳，平定了魏地，刘邦就把平阳的10630户封给曹参作为食邑，封号叫平阳侯。曹参在功臣中功居第二，汉惠帝时官至丞相，“萧规曹随”，为一代名臣。曹参死后，其子曹窋承袭侯爵，高后时任御史大夫。平阳侯爵传到曹寿已经是第四代，曹寿娶了平阳公主。平阳公主是汉景帝刘启与皇后王娡的长女，也是汉武帝刘彻的同胞长姐，姐弟二人感情深厚。汉朝时一般以公主食邑或夫家封邑所在地称呼公主，平阳公主的食邑是阳信，故称阳信公主，嫁给曹寿后，又称平阳公主。汉武帝刘彻即位后，平阳公主被尊为长公主，平阳曹家是世代簪缨笏满床的豪奢之家。
侯门深似海，阀阅之家规矩多。霍仲孺自然不敢承认自己跟公主府的女奴私通，于是霍去病只能以私生子的身份降世。奴仆之子的未来依然是奴仆，这是命中注定的，何况他连名分也没有，因为这个名叫霍仲孺的芝麻小官在霍去病出生后不久，就从平阳公主府回到了平阳县，继续当他的小官，并且娶妻生子，对霍去病没有尽一点抚养义务。至于霍去病为何姓霍，则史无明载，不得而知，不过霍去病在人生很长的时期不知生父身份倒是事实。至于父子相认，认祖归宗，则是霍去病已经成为统兵大将后的事了。汉武帝元狩四年（前119年），也就是漠北大战开战之时，霍去病以骠骑将军之职率兵出击匈奴，路过河东，河东太守出城郊迎，亲为前驱，小心伺候。霍去病命下属将霍仲孺请到临时休息的旅舍，倒头便拜说：“去病早先不知道自己是大人之子。”霍仲孺面对霍去病自然心中万分愧疚，不敢摆出长辈的架子，连忙匍匐在地，连连叩头说：“老臣得托将军，此天力也。”意思是说，以我这样的微贱之人却有这么出息的儿子，完全是天意，是老天爷赏赐来的，可不是我本人的功劳。当然这完全是鬼话，只不过是为自己未尽义务开脱责任，同时又高捧霍去病而已。宋朝著名文学家林同为此写诗称许霍去病的孝行：“不早知此体，元来托大人。低头拜县吏，谁拟霍将军。”
不管霍仲孺尽没尽抚养的责任和义务，毕竟是自己的生身之父，况且自己拥有庞大的政治资源，有条件和能力尽孝。霍去病随后出钱为霍仲孺置办了大量田宅，使其生父成为富家翁，方才率军匆匆离去。及至班师回朝时，又顺便将同父异母的弟弟霍光带到长安，安置在帐下，保荐为郎官，霍光在乃兄的栽培下，逐渐升至奉车都尉、光禄大夫，负责保卫汉武帝的安全，“出则奉车，入侍左右”，后来竟然成为西汉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权臣。
不过，虽然霍去病最终认祖归宗，可是霍仲孺在霍去病的人生中，无论是从抚育、教养还是建功立业，都没有施加任何影响。因此，本文对于霍仲孺一笔带过。倒是生母这一方给了霍去病源源不断的政治资源。
“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从奴隶到将军的人生转换也会上演。所以，即便生为奴子，经过后天的打拼，后来富贵发达、光宗耀祖直至封妻荫子也不足为奇，史书上可谓比比皆是。霍去病生为女奴之子，身份卑微低贱，童年生活一定非常困苦，遭人白眼，忍饥挨饿，经历过炼狱般的磨难。可是史书上明明记载他“长于绮罗”，也就是说他的童年是在一个富贵豪奢之家度过的，可谓锦衣玉食，花团锦簇，这是怎么回事呢？这话说来就长了，我们必须往前追述，才能知道来龙去脉。
话说在平阳公主府里生活着这么一家奴仆，丈夫姓卫，娶妻自然是卫某氏了，史书上她被称为卫媪。夫妇二人一共生了一男三女：长子卫长君，长女卫君孺，次女卫少儿（也就是霍去病的生身母亲），三女卫子夫。三个女儿个个天生丽质，花容月貌，特别是三女卫子夫更是出落得貌若天仙，楚楚动人，温玉生香，风姿绝世，并且身材窈窕，亭亭玉立，秀发飘飘，能歌善舞，是公主府的歌女。
卫氏在公主府日夜劳作，不幸生病，很快病入膏肓，宣告不治。卫氏死后，卫媪仍旧在平阳侯家中靠充当奴仆为生。不久，丧夫寡居的卫媪与在平阳侯府中一个名叫郑季的县吏私通，这段孽缘使一个私生子降生，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卫青。
奴仆的生活无疑是很艰难的，奴仆不仅经常挨打挨骂，而且也永远没有出头之日。有鉴于此，卫媪就把年纪尚小的卫青送到了亲生父亲郑季的家里，希望郑季念父子之情，能够好好培养卫青，将来有个好的前程。对于这个私生子，郑季也许是慑于老婆的淫威，或许压根不喜欢，对卫青相当刻薄，没有半点父子之情，不但没有供卫青读书，而且把卫青当成了半个劳动力，经常让年纪尚小的卫青到山坡上放羊。郑家的几个儿子也从来不把卫青看成手足兄弟，而是当成奴隶，随意打骂，百般嘲弄，任意苛责。而出身的尴尬、周遭人的白眼，更给这个尚未成年渴望温情的孩子带来了无尽的精神磨难。
这种寄人篱下的非人生活是常人难以忍受的。卫青稍大一点后，不愿再受郑家的奴役，又回到母亲身边，为了表示与生父恩断情绝，在明知生父为谁的情况下，卫青放弃父姓，冒姓为卫，随了已经死去的卫氏。可见，卫青对于生父是非常伤心失望的。
奴仆的社会地位是很低下的，他们是可以任意欺凌的对象。在卫青13岁左右，此时卫青的二姐卫少儿16岁左右，已经出落成为一个亭亭玉立的青春少女，按照当时女子15岁成婚的法律规定，已经可以出嫁了。平民15岁以后不结婚就需要向政府交纳一定的费用。当然，作为公主府的奴仆是可以免税的。也就在这个时候，卫少儿与平阳县的小吏霍仲孺私通，生下了霍去病。从这个角度来说，卫青与霍去病的身世惊人的相似。
茂陵博物馆展出的汉代彩绘男立俑和女立俑于博文摄影
卫青已经成了半大小子，不能光吃不干。于是，卫媪就托人给卫青谋了个差事，做了平阳公主的骑奴，经常随平阳公主进进出出。有一次，卫青跟随别人来到甘泉宫，一位囚徒看到他的相貌后说：“这是贵人的面相啊，将来一定能封侯拜相。”卫青苦笑着说道：“我身为人奴之子，只求免遭笞骂，吃饱穿暖，已是万幸，哪里谈得上立功封侯呢？”
人世间世事难料，野百合也有自己的春天。就在公元前138年的春天，一个贵人造访公主府，改变了卫氏一家的命运。这个贵人就是登基的汉武帝。此时，霍去病刚刚3岁，正是懵懂无知的年纪。
汉武帝即位后，他的第一位皇后陈氏连续两年没有生育。作为胞姐，平阳公主很关心这件事，于是就把平阳附近长相娇美端庄的大户人家的女子收买来，养在家中，准备让汉武帝选取为妃。适逢汉武帝在霸上举行完开春祭典后，一时兴趣想看望一下姐姐，来到平阳侯家中做客，平阳公主就将这些美女装饰打扮起来，供汉武帝选择，但他一个也没有看上。接着，平阳公主让家中的哥女助兴，其中就有卫子夫。此时的卫子夫正当妙龄，天生丽质，是个有着一头光泽秀发的豆蔻女子，正是如花似玉的好年华。汉武帝一眼就看中了卫子夫，大加赞叹，借着更衣的机会，平阳公主命子夫侍候。汉武帝跟卫子夫云雨一番，随后带入宫中。“不为披图来侍寝，非因主第奉身迎”说的就是汉武帝的这次艳遇。平阳公主由此获赐黄金千斤。卫子夫临别上车时，平阳公主抚摸她的后背说：“到了后宫，一定要保重身体，处处小心，时时在意！假如将来在宫中显贵了，一定不要忘了我。”这就是典故“平阳拊背”的来历。
卫子夫入宫，卫青也相随入宫，“给事建章”，有了一份正式的差事。一入宫门深似海，后宫佳丽三千，争奇斗艳，卫子夫入宫后，汉武帝很快就把她忘之脑后了。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卫子夫一年多没有见到汉武帝。一年后，汉武帝打算释放一批宫人，在挑选释放宫人的时候，卫子夫终于见到汉武帝，哭求出宫，可谓梨花带雨泪轻弹，汉武帝心生怜惜，说道：“吾昨夜梦子夫中庭生梓树数株，岂非天意乎？”（古人把梓视为贵重之木，以梓木为有子的象征。皇帝立皇后，设三宫六院，更重要的目的是为了延续皇家血脉，以便承继大统，代代相传，传之千秋万代。如果皇帝绝嗣，嗣君乏人，轻则天下惊异，重则政治动荡。因而把皇后称梓童，含有期盼意味）于是再次临幸卫子夫。想不到不久卫子夫竟然真的怀孕了，这让数年未有身孕的陈皇后非常不爽，数次寻死觅活，形同泼妇。陈皇后的母亲馆陶公主刘嫖决定为女儿出气，找卫子夫的麻烦，就命人绑架了卫子夫正在建章宫任职的弟弟卫青，准备杀害他。
馆陶公主刘嫖的丈夫陈午也是功臣之后，他是堂邑安侯陈婴的孙子。而刘嫖之所以敢放胆胡作，不仅因为她是汉景帝的同胞姐姐，还在刘彻立为太子的过程中曾经出过大力，恃宠而骄。这要汉武帝的身世说起，他的身世也非常奇特。
刘彻的母亲叫王娡，是汉景帝的第二任皇后。王娡的母亲臧儿是燕王臧荼的孙女。燕王臧荼是秦末汉初群雄并起时候项羽册封的诸侯王，后被汉高祖刘邦击败杀死。落魄的凤凰不如鸡，臧儿嫁给槐里的平民王仲为妻，生一子名叫王信，还有两个女儿，长女王娡，次女王皃姁。后来王仲死了，臧儿又改嫁给长陵田氏，生了两子田蚡、田胜。王娡在入宫之前已经嫁为人妇，且已生女。臧儿找人为子女卜算时，得知她的两个女儿都是大贵之人。精明干练且热衷富贵的臧儿心生悔意，就把女儿从夫家强行接回，然后把王娡和王皃姁送进了太子宫。太子刘启果然很宠爱这对姊妹花。王娡在宫中先后生了平阳公主、汉武帝刘彻、隆虑公主和南宫公主。刘启即位后，立他的太子妃薄氏为皇后。薄氏没有生育，刘启立栗姬生的庶长子刘荣为太子。同一天，王娡之子，虚岁4岁的刘彻被立为胶东王。刘启的姐姐长公主刘嫖是个贪恋权力的女人，马上为女儿阿娇向栗姬请求联姻，被栗姬断然拒绝。碰了一鼻子灰的刘嫖转移目标，找到王娡，要把13岁的女儿许配给王娡年仅4岁的儿子胶东王刘彻，同时为19岁的次子陈蟜向王娡的三女儿6岁的隆虑公主求婚。年龄如此不般配，显然是两桩政治联姻。王娡非常精明，满口答应。刘嫖为了让刘彻上位，就经常搬弄是非，中伤栗姬，再加上王娡的有力配合，汉景帝竟然于前元七年（前150年）春废掉太子刘荣，改为临江王，栗姬则被打入冷宫。同年4月，王娡被立为皇后，过了几天，刘彻被立为太子。公元前141年景帝逝后，刘彻即皇帝位。这就是馆陶公主刘嫖胆大妄为的原因，也是陈皇后擅宠骄贵，敢肆意妄为的底气之源。司马迁在《史记》中写道：“上之得为嗣，大长公主有力焉，以故陈皇后骄贵。”班固也在《汉书》中记下了这件事，言之凿凿：“武帝得立为太子，长主有力，取主女为妃。及帝即位，立为皇后，擅宠骄贵。”
常言说得好，危机危机，危中有机。话说卫青命悬于一线之际，他的好朋友公孙敖也在建章宫任职，听到消息后，连忙叫了几个人把卫青救了出来。刘嫖的鲁莽之举惹恼了汉武帝，为了回击刘嫖母女，他立马封卫子夫为夫人（夫人是汉宫中仅次于皇后的嫔妃），卫长君为侍中（皇帝的近侍），卫青为侍中、建章监，数日间给卫家的赏赐便达到千金之多。
卫家从此摆脱了奴仆身份，咸鱼翻身，一跃迈入了上流阶层，开始富贵显达起来。卫青的长姐卫君孺嫁给了九卿之一的太仆公孙贺，二姐卫少儿尽管已经生了霍去病，后来又与功臣陈平的后人陈掌私通，汉武帝就任命陈掌为詹事府的詹事，使陈掌显贵，然后娶了卫少儿。连搭救卫青性命的公孙敖也跟着沾光，显贵起来。
此时卫青大约14岁，字叫仲卿，当时只有有身份的人才有字，字是身份的象征。而霍去病此时为5岁孩童，他从小是在卫家生活的，尽管生为奴子，幼年时期的卫家已经转运，今非昔比，他不再像他的舅舅卫青那样从小受苦，而是在糖水中长大的，家里奴仆成群，锦衣玉食，养尊处优。所以，霍去病人生的平台好，起点高，他的一切人脉基础是在卫氏家族中打造而成的，与霍仲孺没有半点干系。卫青与霍去病虽为舅甥，情同父子，司马公为其立传时，把霍去病也算到卫氏家族支脉里，论及卫氏家族五人封侯，其中包括霍去病的封爵。
卫氏一门显赫后，京城中有歌谣说：“生男无喜，生女无怒，独不见卫子夫霸天下？”寥寥数语，揭露了封建社会中一女得道，也能光耀门楣乃至鸡犬升天的世态世相。外戚专宠，可谓史不绝书。唐朝大诗人白居易在《长恨歌》再次就杨贵妃一家飞黄腾达进行讥讽，“姊妹弟兄皆列土，可怜光彩生门户。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而真正让卫氏家族在历史上扬名立万的却是汉武帝时期开始的对匈奴长达数十年的战争。也正是卫青、霍去病的先后参与，才使得这场生死大角逐开始倾向于汉朝一方，步步将猖獗霸道的匈奴逼入死角，并且给予了匈奴致命的打击，立下了赫赫战功。因此，外戚身份不过是给了卫氏家族一个机会，真正给汉帝国雪耻复仇的正是从卫氏家族走出来的“帝国双璧”，没有卫氏家族的这两个不世英雄豪杰奋马扬鞭，浴血疆场，西汉王朝反击匈奴的大业根本无从谈起。从这个意义上说，刘汉王朝应该感谢的人是卫氏家族。
第二节瀚海大漠战云升
匈奴是聚居在北方大漠南北的一个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靠放牧牛羊为生。按照《史记》的说法，匈奴人的先祖是夏王朝的末代国王夏桀的遗民，夏的后裔淳维（又名熏育、獯鬻、熏粥、荤粥）在殷商灭夏时，率领族人逃到北边蛮荒之地，以后子孙世代繁衍生息，就成了与中原王朝为敌的匈奴。由此可见，匈奴与华夏民族同出一源，都是黄帝的后裔。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由于生存环境的急剧改变，这些先朝移民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逐水草牧牛羊，由农耕转向游牧。不过，在中国历史的不同时期，匈奴有着不同的称呼，民国时期的大学者王国维经过详细考证，把匈奴名称的历史演变进行了系统的探究和概括。他认为中华典籍上出现的鬼方、獯鬻、猃狁、戎、狄，都是匈奴的前身，或者同出一源。按照王国维的说法，匈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曾经卷入过中原王朝的政治争斗，例如商朝时期著名的王后妇好曾经率军征讨过鬼方，春秋时期戎、狄都曾经给中原王朝带来麻烦。当然，这个范围未免有些宽泛，学者们都有着不同的看法，很难得出公认的结论，使匈奴的身世云山雾罩，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在匈奴崛起之前，大漠南北草原上生活着许多大小不同的氏族部落，大多以游牧为生，“时大时小，别散分离”；“各分散居溪谷，自幼军长，往往而聚者百有余，然莫能相一”，显然还没有形成强有力的政治组织，也没有出现强权政治核心，处于比较松散的社会结构阶段。具体说来，当时比较有名的部落有东胡部落联盟，分布在草原东南西拉木伦河和老哈河流域；丁零部落联盟则主要分布在贝加尔湖以西和以南色楞格河流域；后来崛起于大漠南北的匈奴部落则分布在阴山南北包括河套以南所谓“河南”（鄂尔多斯草原）一带，这是他们的龙兴之地。尽管这个地方面积不大，可是水草丰美，适宜于生存和发展，匈奴就是以这里为根据地，四处出兵，征服和整合了很多部落联盟而强大起来的。
匈奴真正在中华典籍中留下完整记载，应该从头曼单于统治时期开始说起。头曼单于富有政治才干，在他的统治下，匈奴逐渐发展强盛起来，成为中原王朝不得不重视的一支强大的政治、军事势力。此时，匈奴地处三大政治力量的包围之中，“东胡强而月氏盛”，东面受到东胡游牧民族的欺凌，西边受到月氏的掣肘，南方又面临着强大的秦王朝，所以匈奴的发展空间一直受到强邻的挤压。头曼单于的继承人叫冒顿。头曼单于虽然雄才大略，却禁不住枕边风，想改立所宠阏氏（匈奴王后）的儿子为太子，他把冒顿派往月氏为质，然后又发兵攻打月氏，企图借助月氏之手除掉冒顿。果然，月氏非常恼怒，欲杀冒顿。机警的冒顿见大事不妙，盗窃了一匹好马，日夜奔驰，逃回了匈奴。冒顿如此勇敢强壮，头曼单于觉得杀了可惜，就命令他统领万骑，至于改立太子一事准备等日后从长计议。但冒顿对他父亲的借刀杀人之计已经恨入骨髓，心中杀机顿起。他用残酷手段将所部训练成绝对服从、忠于自己的部队，然后在一次随头曼单于出猎时，发动政变，一举杀掉其父王，又诛杀了后母及异母弟，除掉了异己大臣，自立为匈奴单于。这一年是公元前209年，从此开始了冒顿统治时期。这一年，南方的秦朝也发生了一件大事，一群不知名的戍卒在大泽乡死里求生，揭竿而起，瞬间把战火硝烟延烧到秦朝帝国的各个地方，这个短命帝国再也无暇他顾。冒顿遇上了好时机。
冒顿单于时期是匈奴最为辉煌的时期，他骁勇善战，足智多谋，带兵有方。他统一了匈奴各个部落后，开始对外武力扩张，首先将目标对准了东部的东胡部落。东胡部落游牧于大兴安岭以及辽河流域一线，与河西走廊一带的月氏一起对匈奴形成东西夹击之势，时常勒索匈奴，索取钱财美女。公元前209年，冒顿刚刚即位，就举兵东征，大破东胡，“灭东胡王，虏民众畜产”。东胡部落联盟迅速瓦解，残部分为两支，一支退居乌桓山，称乌桓部；一支退居鲜卑山，称鲜卑部。此后，东胡部落的地盘由匈奴左贤王掌管。
击破东胡是信史中匈奴崛起的第一战，大批东胡奴隶、附庸和牲畜、牧场成为匈奴的囊中之物，这一仗无疑激起了冒顿单于的万丈雄心，更点燃了他内心深处潜藏已久的霸权渴望。在打败东胡之后，冒顿随即分兵南下，吞了楼烦、白羊河南王之地，并攻下了蒙恬所夺的匈奴地以及汉朝的属地朝那（今宁夏固原东南）、肤施（今陕西榆林东南）等郡县。随后掉转兵锋，向北方用兵，北方及西北一带的丁零、浑庾、屈射、鬲昆、薪犁等部族先后臣服于匈奴。公元前177年，冒顿派右贤王西击月氏人，征服月氏，彻底结束了月氏的威胁，并继续向西平定楼兰、乌孙、丁零、坚昆、呼揭等国，使之成为匈奴的属国。匈奴又在北方征服浑庾、屈射、鬲昆各族。到公元前2世纪，匈奴已经成为幅员极其辽阔的“百蛮大国”，具体而言，以蒙古高原为中心，东至外兴安岭一带，向南越过长城一线，与秦汉相邻，向西以阿尔泰山为界，并征服了众多的西域国家作为附庸，向北直达贝加尔湖周边地区。
作为逐水草而居的匈奴部落之所以能够在广袤的大草原称王称霸，自然与他们的生活方式有着莫大的关系。对此，汉朝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曾经用生动的笔触进行了描绘：“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用为食。士力能毋弓，尽为甲骑。其俗，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其长兵则弓矢，短兵则刀鋋。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礼义。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壮者食肥美，老者食其余。贵壮健，贱老弱。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其俗有名不讳，而无姓字。”
作为最权威的研究匈奴的资料，这段话向我们透露了以下几个方面的信息。一是匈奴社会中健壮为贵，老弱为贱，“壮者食肥美，老者食其其”，这与华夏民族一贯倡导的尊老敬老风俗完全相悖，以至于受到中原王朝士大夫的攻击，骂其为茹毛饮血的野蛮民族。但其实与生存的严酷环境相关，在恶劣的环境条件下，必须保证强壮人口的生存机会，才有可能促进种群的繁衍壮大，由此也说明了大漠草原生活的艰辛，完全是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法则在起作用。二是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娶其妻，生活在荒漠地带的很多少数民族都有这样的风俗，例如嫁到乌孙去的汉室公主刘细君以及嫁到匈奴的王昭君等，都遇到过这样的尴尬情事，心理难以承受。在中原王朝看来，这是违犯纲常礼教形同禽兽的行为。但是，对于死亡率极高的少数民族而言，这显然是一种极有利于尽可能扩充人口的婚俗，从而提高生育率，保持人口规模。三是匈奴将士在战场上贪利，充分发挥骑兵优势，有利则进，不利则退，进退迅速，战斗作风相当彪悍，这与其长期以来形成的劫掠作风完全一致。
尤为可怕的是匈奴民族精于骑射，在当时堪称绝技。之所以如此说，是因为“在公元500年以前是没有马镫的。所以骑马时保持平衡完全根据经验和技巧。随着骑马时间的增长，他的大腿和膝盖对自己坐骑的行动越来越敏感，这就使他可以光用腿就能够让马匹保持全速前进。这实际是一种联合的状态，这让那些不能对马进行良好控制的人惊叹不已。希腊人甚至想象出了一种半人马的种族，疯狂地并史无前例地将人类与马在臀部结合在一起。”这种娴熟的骑马技术显然并非一日之功，而是“生活在马背上的民族”日积月累而得来的技巧。
另外，匈奴战士的射箭技术也是一流的，茫茫草原追逐狐兔，张弓射雕。射箭是游牧民族必备的生存技巧，而用在两军交锋对阵上，就成为令人闻风丧胆的杀器，“几乎所有人都惊叹草原骑手的能力，因为他们能够在全速飞驰的马上以270度或者更大的角度快速射箭，同时还能控制坐骑。他们在撤退和前进时候都一样有攻击力——他们的回马箭让追赶他们的军团有去无回。在古代，没有任何人比他们更有杀伤力了”。
西汉初期，匈奴的势力已经非常壮大，手下有能弯弓射箭的士卒达30多万，设左右贤王二十四长，称雄于大漠南北。长期征战养成了匈奴军队特有的战术，机动灵活，善于长途奔袭，擅长诱敌深入，将敌人引诱到荒漠戈壁，直到敌人被拖垮，然后回兵掩杀，以精良的骑射功夫将敌人消灭。形势有利他们就进攻，不利就后退，不以逃跑为羞耻之事，完全是机会主义者，游击战的高手。而且在作战中抢到的财物和人口完全归己所有，所以匈奴兵相当凶悍，作战时人人争先恐后，大肆劫掠。完善的军事组织，品种优良的战马，矫健无匹的骑士，灵活机动的战术，加上独步天下的射箭技术，使匈奴军队叱咤风云，所向无敌，纵横驰骋，当者披靡，成为当时的令人闻风丧胆的兵团。西汉帝国与匈奴初次交手的时间是公元前202年，当时韩王信投降匈奴，与赵利、王黄等部众时常侵扰代郡和云中郡，边境为之糜烂。汉高祖刘邦亲率32万大军征讨，一路势如破竹，大破韩王信，接着就遇上了匈奴军队。冒顿单于假装败走，且战且退，以老弱残卒引诱汉军追击，待到汉军精疲力竭之际，冒顿单于却亲自率领40万精兵杀了个回马枪，如同铁桶一般把刘邦围困在白登山上，这就是有名的“白登之围”。当此时，只见漫天遍野都是匈奴的铁骑，西方全是白马，东方全是青骢马，北方全是黑骊马，南方全是赤黄马，形成了一个军容威盛的强大阵容。时值隆冬，天寒地冻，狂风呼啸，汉军将士肝胆俱裂，面无人色，逐鹿中原无敌手的汉军遇上了更为强大的对手。刘邦听从了谋士陈平的建议，派使者偷偷去重重贿赂单于的阏氏，并晓以利害。历史就是这么吊诡，如果陈平计谋不成，刘邦一定会死无葬身之地，匈奴从此打遍天下，再无对手，也就没有后来刘氏子弟铁马冰河入梦来，指挥千军万马向匈奴宣战复仇的故事了。可是，陈平的计谋竟然得逞，英武盖世的冒顿犯了与其父头曼一样的错误，对枕边风缺乏任何抵抗力，单于解围一角，汉高祖刘邦才得以全身而退。头曼听信枕边风的后果是丧身，冒顿付出的代价则几乎是灭族。
显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西汉难以与匈奴抗衡。无奈之下，汉高祖采纳了刘敬的建议，对匈奴实行“和亲政策”，以汉室宗女嫁予单于，并赠送大量的财物作为陪嫁，同时开放关市准许双方人民贸易。据记载，到汉武帝发动反击之前，西汉与匈奴和亲共有10次，其中冒顿单于3次，分别是公元前200年刘邦时期，公元前192年汉惠帝刘盈时期，公元前176年汉文帝刘恒时期；老上单于时期2次，分别是公元前174年汉文帝刘恒时期，公元前162年汉文帝刘恒时期；与军臣单于和亲5次，公元前160年汉文帝刘恒时期，公元前156年汉景帝刘启时期，公元前152年2次，也是发生在汉景帝刘启时期，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刘彻时期。这三单于也是匈奴最强盛的时期，统治时间长达83年之久。
“和亲”是羁縻和妥协政策的产物，西汉政府意在通过汉匈姻亲关系，以及输送大量财物，改善和缓和彼此之间的关系，使匈奴停止对汉边境的掠夺，以便争取时间休养生息，增强国力。
匈奴帝国的全盛时期从前209年冒顿上台执政一直到前128年军臣单于去世为止，历时80余年。对匈奴帝国而言，那是一段相当风光、相当霸气的岁月。有着强烈民族自信自尊，号称“天之骄子”的匈奴高高在上，睥睨群雄，傲视天下，不把一切放在眼里。汉高祖死后，汉惠帝即位，吕后掌权，冒顿特地寄书公然调戏吕后，信中说道：“尊贵的太后陛下，我冒顿生于沼泽之地，长在草原之畔，孤独寂寞，无以自遣，所以我多次来到大汉边境，别无他意，只是希望能有机会到中原上国游览，饱览胜景，以遣心怀。目前陛下丧夫寡居，想必也是长夜漫漫，身只影单，孤独无依，寂寞难耐，我们彼此可谓惺惺相惜，同病相怜，无以自娱，还不如以己所有，易己所无，琴瑟和鸣，共修百年之好。”语气格外轻佻，言语相当无礼，可以想见吕后当时是多么恼怒。可是实力不济，吕后只能含垢忍辱，回信道：“单于不忘弊邑，赐之以书，弊邑恐惧。退而自图，年老气衰，发齿堕落，行步失度，单于过听，不足以自污。弊邑无罪，宜在见赦。窃有御车二乘，马二驷，以奉常驾。”这无疑是整个大汉王朝的奇耻大辱。
然而，汉初的和亲政策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公主送去了，钱财送去了，气焰嚣张的匈奴哪里会把这点好处放在眼里。因此，匈奴的南下袭扰活动依然如故，有增无减，并且习惯成自然，成了匈奴贵族有组织的大规模的抢劫活动。每年秋高马肥之际，匈奴都难以按捺南下“打谷草”的冲动，毕竟在几乎没有风险的“打谷草”活动中，有组织的抢劫比什么都有吸引力。由此一来，和战之权完全由匈奴操控，想和亲就和亲，想撕破脸就撕破脸，完全掌控了战争的主动权。后世史家总结这段历史说“自吕后六年（前182年）至武帝元朔五年（前124年）卫青败匈奴右贤王子河套以北止，58年间匈奴入寇约有29次之多，平均每两年就有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每次都有收获。其入寇兵力每次由三四万骑至20万骑不等；其入寇地区，或专掠一郡，或分掠数郡；杀戮边地人民，自太守、都尉以下，每次都是数千乃至数万。其入寇地点，涉及狄道、陇西、朝那、朔方、云中、定襄、雁门、代郡、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范围遍及汉朝北疆数千里，成为边疆一方大患”。特别是从公元前166至前162年这四年时间里，老上单于虽已老迈，去日无多，可是“打谷草”的劲头却越来越足，越来越频繁，匈奴每年都入侵西汉边境，对边境州郡进行烧杀抢掠，代郡被杀、被掠走的边民达万余人，被抢去的牲畜无算，受害最惨。特别是文帝十四年（前166年）的入侵规模最大，匈奴14万军队侵入北地郡，占领了朝那（今甘肃平凉西北）、萧关（今甘肃固原东南）、彭阳（今甘肃镇原东南），烧毁了中宫（秦宫，故址在今甘肃固原），杀死了北地都尉，大量百姓以及畜产被掠走，兵锋直指长安，岐州的雍（今宝鸡凤翔）以及甘泉（今陕西淳化西北）都出现了敌人的踪迹，长安一度风声鹤唳，人心惶惶。尽管汉文帝派兵堵防，但是老上单于还是掳掠了一个多月方才退去。公元前158年冬，军臣单于刚刚即位，就对汉帝国发动战争。他出动6万大军，兵分两路，分别对上郡和云中郡进行大规模的骚扰，匈奴官兵在西汉边郡闹腾了一个多月才退兵，可谓肆无忌惮。这边边境硝烟未息，血迹尚未擦干，颇具讽刺意味的“和亲”又开始了，公元前156年、155年、152年西汉又送去了3位公主。《汉书·晁错传》云：“汉兴以来，胡虏数入边地，小入则小利，大入则大利。”
更要命的是，匈奴还招降纳叛，勾结拉拢西汉叛将，引兵侵扰汉朝边地。公元前197年9月，代相陈豨结匈奴自立为代王。公元前195年3月，燕王卢绾率其党数千人降匈奴，被封为东胡卢王。卢绾经常在边境骚扰，上谷郡以东从此鸡犬不宁。更要命的是与西汉内地反对中央政权的势力相勾结，里应外合，试图从西汉腹心地带来个中心开花。公元前177年5月，匈奴右贤王越过黄河，在河套（今内蒙古一带）一带纵马横行，其势直逼秦晋两地的塞南地界，如不及时采取措施，将会威胁长安政权。一时之间，汉朝上下为之震恐。济北王刘兴居趁机造反，刘恒立即回长安调兵遣将，派棘蒲侯柴武前去镇压。不久后，刘兴居兵败遭俘，自杀而亡。公元前154年正月，吴、楚等诸侯国打出“诛晁错、清君侧”的口号，发动七国叛乱，匈奴借此机会准备同赵国联合，入侵西汉边塞。由于汉王朝反应迅速，很快铲平了叛乱，使匈奴的袭扰行动自行终止。
汉高祖当年回到家乡，面对父老，纵酒高歌，歌罢潸然泪下，“安得猛士兮守四方”的唱词道出了一代豪杰面对困境四顾无人分忧的心绪。国难思良将，这就是卫青、霍去病生活的时代背景。
第三节卧薪尝胆战备忙
在匈奴的淫威下屈辱了60多年的西汉王朝，历经开国皇帝刘邦、刘盈、吕后以及汉文帝、汉景帝，一直采用和亲政策，给匈奴送美女，送金钱，送物资，即便是匈奴偶尔到边关杀人越货，历代统治者也往往以口水战为主，责备匈奴政权背信弃义，偶尔也会出动军队装装样子，而后继续给人家上供，用韬光养晦的策略来赢得战略缓冲时间，发展经济，整合内部，训练军队，储备粮草，修整装备。必要的妥协是为了日后的反击，但若是一味韬光养晦下去，大汉王朝的辉煌历史恐怕就要改写了。
打仗打的是钱，拼的是经济。所以，西汉王朝最先做的工作是发展经济，增强国家实力。西汉初年，由于秦王朝的残暴统治和楚汉相争带来的连年战乱，经济萧条，财政匮乏，人口大量减少，社会经济遭到了极为严重的破坏。据史料记载，“汉兴，接秦之敝，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高祖乃令民得卖子，就食蜀汉。天下即定，民亡盖臧，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国库空虚，货缺财乏，一片荒凉残破的景象，社会经济急待恢复和发展。
西汉统治者注意吸取秦亡的教训，主张“反秦之弊，与民休息”。自刘邦开始，历经孝惠、吕后、文景，实行“无为而治”，“与民休息”，不兴工役，不伤农时，使农民安心劳作，发展农业生产。刘邦在统一战争刚刚结束，就将军队复员，回归农业，同时释放奴婢，命令流亡的人口返乡归农，增加农业人口的数量。设立“力田”官以劝农，每年春耕时，他们亲自下地耕作，给百姓做榜样，把务劝农桑、人口增加、土地开垦与否作为地方官吏考核的指标；政府还给贫困农民发放农具、种子，帮助他们恢复生产；废除秦朝的暴政，采取轻徭薄赋的政策，汉文帝二年和十二年两次“除田租税之半”，将十五税一改为三十税一，从汉文帝十三年开始，政府连续免除全国田赋长达11年，这在封建社会是绝无仅有的；实行贵粟政策，提高农产品尤其是粮食的价格，以增加农民收入；允许百姓入粟拜爵，入粟赎罪，一方面政府得以筹备粮食，另一方面也调动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将一年服一个月的徭役改为三年服一月，使农民安心生产。同时采取重农抑商的政策，对商人实行抑制政策，禁止他们穿绸缎乘马车，并加倍征收他们的赋税。奖励生育，规定女子年满15岁就必须出嫁，否则就要向政府交纳赋税。通过上述措施，迅速医治了战争创伤，农业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人口也得到恢复和增长，经济一片繁荣。司马迁在《史记·律书》中毫不掩饰地称赞说：“百姓无内外之徭，得息肩于田亩，天下殷富，粟至十余钱，鸣鸡吠狗，烟火万里，可谓和乐者乎。”农业的发展，使粮价大大降低，史载汉文帝时每石“粟至十余钱”，物价很低。到了汉武帝即位之时，“国家亡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海内富庶，国力强盛，为汉武帝的文治武功打下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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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上加强中央集权，整合内部，强化中央权威，强化政治凝聚力。主要精力放在了逐步分化诸侯王的势力上。汉初共有异姓王7人，刘邦总结了秦朝灭亡的历史教训，认为教训之一是没有分封同姓子弟为王，缺乏拱卫中央的羽翼，而异姓王的存在则是心腹大患，因此他着手消灭在楚汉相争时期不得已而分封的异姓诸侯王，先后清除了韩信、彭越、黥布等诸侯王，同时又陆续分封了9个刘氏宗室子弟为诸侯王，给以封地和采邑，并与群臣杀白马为誓，共立非刘姓不王的誓约。汉初的同姓诸侯国，土地辽阔，户口众多，通常占三四郡，多则六七郡，少则一二郡，占地二十余郡，相当于当时西汉疆域一半，天子仅占十五郡，汉初全国人口大约有1300万，而属于诸侯王国的就有850多万，占一半以上，以后随着人口繁衍，占有比例更大。当时诸侯王的地位仅次于皇帝，在封国内独揽大权。诸侯国拥有强大的武装，由诸侯王随意调遣。此外，他们还自行征收赋税、铸造钱币，成为名副其实的独立王国，为后世诸侯王势力坐大，以至于可以和中央政府进行武力对抗埋下了伏笔。
汉文帝继位后，为加强自己的地位，采用贾谊“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策略，把一些举足轻重的大诸侯国析为几个小国，企图削弱诸侯王的势力。但是，诸侯王对中央的威胁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汉文帝三年，济北王刘兴居叛乱，首开王国武装反抗中央政府之先例。文帝派兵镇压，叛军顷刻瓦解，刘兴居被俘后自杀。过了几年，领有3郡的淮南王刘长又打起了叛旗，甚至派人联络匈奴、闽越地方势力一同举事。但叛乱尚未发动，即被人告发。汉文帝马上派人将刘长押送入京，念及手足之情，汉文帝并没有怎么为难他，只是削去刘长的封号，然后发配蜀郡。性情刚烈的刘长在途中绝食而死。两起叛乱虽被平息了，但汉初诸侯王势力已经呈现出恶性发展的趋势，实际上已成为对抗中央政府的分裂势力。
汉景帝继位后，中央专制皇权与地方王国势力的矛盾日益激化。汉景帝采纳了晁错“削藩”主张，强干弱枝。汉景帝三年楚王刘戊违犯汉朝丧制礼仪，被罚削去东海一郡；赵王有罪，被削去河间郡；胶西王私卖官爵，被削去了6县。中央政府连续几个动作引起诸侯王的反感和警惕，激起了以吴王刘濞为首的一些诸侯王的强烈反对。公元前153年，刘濞打出“请诛晁错，以清君侧”的旗号，起兵广陵（今江苏扬州），串通胶西王、楚王、赵王、济南王、淄川王、胶东王等举兵叛乱，形成东方诸王“合纵”对抗中央政府的格局，声势浩大。汉景帝为了平息纷争，杀掉了主张削藩的晁错，可是七国依然不罢休。汉景帝派太尉周亚夫率36位将军前往平叛，经过3个月的战斗，七国之乱遂被完全平定。随后中央政府进行了政治清算，参加叛乱的七国，除了保留楚国另立楚王外，其余六国包括王号、封地全部被废除，成为中央政府的直辖地。这样一来，中央政府控制的地盘由汉高祖时的15郡增加至44郡，诸侯王国下辖的郡则锐减到26郡，中央直辖郡总数超过诸侯王国郡数，从而扭转了长期以来在人口以及土地上处于劣势地位的局面。中央政府趁着战胜七国之余威，趁热打铁，对诸侯国进行政治上的阉割，规定诸侯王不再拥有治民之权，不得过问诸侯封国的军政事务，只能在封国内按照数额收取租税。诸侯王强大难治的局面大为改观，巩固了中央集权的统治。
诸侯王的势力受到很大的削弱，但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诸侯王长期以来形成的政治惯性难以立即终止。到汉武帝初年，一些大国仍然连城数十，地方千里，诸侯王骄奢淫逸，阻众抗命，威胁着中央集权的巩固。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因此，元朔二年，大臣主父偃上书，提出了“推恩令”，其核心内容是建议各个诸侯推及私恩，分封其所有子弟为列侯。这一建议既迎合了汉武帝巩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需要，又避免激起诸侯王武装反抗的可能，因立即为武帝所采纳。同年春正月，武帝颁布推恩令，允许诸侯王把封地分为几部分传给庶子，从而改变了诸侯王只能把封地和爵位传给嫡长子的规定。推恩令下达后，诸侯王的支庶子孙也可以受封为列侯，可以得到一定份额的土地作为食邑，这样一来，诸侯国因为庶子分封，被分为大小不等的侯国。侯国隶属于郡，地位与县相当。因此，王国析为侯国，就是王国的缩小和朝廷直辖土地的扩大，从此“大国不过十余城，小侯不过十余里”，从而导致使每个封国的面积都化整为零，势力大为削弱，再也无法与中央朝廷抗衡。贵族家庭多子多孙，祖宗风光无限，但随着人口的繁衍，子孙的社会地位由贵到贱不断分化，诸侯王宗族中支脉疏远的人，越往后越贱，有的无可分封，逐渐沦为普通百姓。如刘备是中山靖王刘胜的后代，只能靠织履为生，已经沉沦到社会最底层了。这样，危害西汉数十年的诸侯之祸终于得到彻底解决。
元狩元年发生了淮南王刘安和衡山王刘赐谋反的事件。刘安是老淮南王刘长的儿子，却不接受教训，可谓利令智昏。汉武帝利用该案，对诸侯王继续进行政治清算，颁布了《左官律》和《附益之法》，规定为诸侯王服务的职官为“左官”，等级要比为中央政府服务的官员低下，以此控制西汉的人才流向，使诸侯王无可用之人。同时严格限制士人和诸侯交往，严禁朝臣向诸侯王示好，进行政治投机。此后，各地诸侯只能衣食租税，不得参与政事，也无权处理诸侯国内的军政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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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制豪强富商，铲除地方势力。随着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商业也进一步繁荣起来，很多商人利用政府“弛山泽之禁”的政策，开矿煮盐，获得暴利，从而豪强巨商一天天膨胀起来，他们与拥有政治优势的军功集团以及桀骜不驯的世家大族成为人人为之侧目的三股势力。这些豪富拥有大量社会财富，家中奴婢成群，养尊处优，过着花天酒地的侈靡生活，败坏社会风气；同时利用政治和经济地位的优势，疯狂兼并土地，使数量众多的自耕农破产流亡，造成社会秩序的动荡和阶级矛盾的尖锐。汉文景采取了一些抑制豪强的措施：如移风易俗，提倡节俭，反对豪强淫侈之风；禁止豪强私自铸钱；加强储备以防灾荒等。汉景帝在打击豪强方面，采取了更加严厉的措施，特别是重用郅都、王温舒、严延年、宁成等所谓的酷吏，痛诛不法豪强，史书上说“流血十余里”，“余皆股栗”，“豪强屏息，威震旁郡”。经过多年的整治，地方豪强势力被大大削弱，中央政府空前强大，政治威信空前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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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军队建设，做好战争准备。军队是实现统治者意志的工具，军事是贯彻意志的手段。与强敌对垒，必须靠实力说话，而军队则是实力最重要的表现形式。文景时期，为了巩固边防，采取“徙民实边”策略，在燕地、代郡，上郡、北地、陇西等边郡的要害之处，根据山川走势，在险要之处设立城邑，修建房屋，然后广泛招募庶民、罪犯到边疆充实边防，屯田戍边。“人情非有匹敌，不能久安其处。塞下之民，禄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难之地。”为了鼓励民众前往边疆，凡是去戍边的罪犯可以免罪，平民则可以赐以爵位。戍边民众实行耕战结合，开始时由政府为其提供衣食，直到其能自给为止，使其能够久安其处。戍边之人死去配偶，由政府出钱使其再婚，以快速增加边疆人口繁衍。边民因匈奴入侵造成财产或者生命损失，由官府予以补偿。边民若从入侵匈奴手中夺得所掠财物，奖其一半归其所有，以形成强悍勇武的风气。同时，鼓励内地商贾输粟到边关，为将来的战争储备物资。这样一来，不但使边疆人烟广袤，而且养成了边疆百姓勇敢彪悍的风气，成为汉军重要的兵员地。武帝时期，由于从匈奴手中夺取了大量的土地，移民实边的规模更大，措施更为得力，使边远旷土成为田连阡陌、牛羊成群、人烟辐辏的边城大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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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改革兵制，积极扩军备战，建立了强大的骑兵集团。汉武帝之前，汉朝军队兵种主要有步兵、骑兵、车兵和水军。与匈奴开战，匈奴骑兵来如飞鸟，去如绝弦，靠中原传统的步兵和战车配合作战的方式难以凑效，因为笨重的战车只宜在较为平坦的地方作战，在复杂的地形中运转十分不便，步卒对付奔驰迅猛、机动灵活的骑兵也束手无策。只有学习匈奴的长处，以快对快，以骑兵对抗骑兵，才能与强敌交手，彻底改变被动挨打的局面。汉武帝继位后，加强骑兵的建设与使用，花了大力气建设骑兵。第一，为了从根本上改变汉匈的军力对比，西汉自建国以来就积极推广养马业，将马政作为国策大政来看待。由政府出面，利用国家的力量养殖马匹，陆续开办了数十个大型军马场，“太仆牧师诸苑三十六所，分布北边、西边、以郎为苑监，官奴婢三万人，分养马三十万头”。这还是汉文帝时期的记载。汉武帝时期，进一步改良品种，大量养殖良马，使养马规模和质量更上一层楼。为了调动民间养马的积极性，拓宽军马来源的渠道，政府也鼓励和支持民间养马。百姓向国家提供良马一匹，可以免除3人一年赋税与劳役。另外，政府还给边民免费提供母马，“令民得畜牧边县，官假马母，三岁而归，及息什一”。一匹母马3年中可繁殖2匹马驹，假如一个农户借得3匹母马，则3年可得6匹小马，上交国家1匹，自己可得5匹，以此类推，养马越多，获利越多。因此，这个政策激发了边民养马的热情。汉武帝本人特别喜欢马，对于千里马尤其喜欢，因此到处用重金搜罗优良马种，改善军马的质量，颁布法令禁止马匹出关流入匈奴等措施，使整个西汉存马数量大为增加。汉武帝即位初期，官办的三十六苑保有的马匹数量已经达到40万匹之多了，而民间的马也遍布街区，“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乘牝者摈而不得与聚会”，这与汉朝初年“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是一个多么巨大的反差。养马业的繁盛奠定了建设大骑兵集团的基础。按照一个骑兵配备3匹战马的标准，汉武帝已经可以建立起一支由10万至15万骑兵的强大军队，这就是汉武帝敢跟匈奴军事摊牌的本钱和底气。
茂陵博物馆展出的汉代彩陶马刘宏摄影
第三，培养指挥马军的将领，创置了北军八校尉，其中四校尉都是为建设骑兵而置，同时进行军队编制体制改革。汉武帝开始扩建南军与北军，在北军中增设八校尉等骑兵编制，在南军中增设期门、羽林二军，在此基础上，汉武帝时组建了以骑兵为主，车兵和步兵为辅的新式汉军。这是秦朝以来军队军制的重大变革，汉武帝时期是中国军制史上由车骑并用向以骑兵为作战主体这一重大转折得以完成的重要阶段。西汉骑兵的编制按照部曲制组织，“将军领军皆有部曲”。往往下面设有“部”（一般设五部），每部设部校尉一人（或设骑都尉、军司马）统领，校尉是次于将军的中级将领；部下设有骑千人（或军侯）统领的“曲”，每曲大约有400名骑兵。再下面设有“骑五百”，率领200名骑兵。其下依次为骑卒长，率领百名骑兵，骑士吏率领50名骑兵，骑什长率领10名骑兵，最小的单位骑长可以率5名骑兵，从而形成了上下如一，命令贯通、纪律严整的指挥体制。在作战时，全军可以根据编制列成横队、纵队、方队、雁行等各种队形，随时变换阵式，从编制体制上超过了当时还是各自为战，胜则骄，败则溃，“逐利如鸟集，因败如云散”的匈奴骑兵。
第四，学习匈奴军队的技术和战术。在盘马弯弓方面，汉军与对手相比，有很大的差距。一个箭法高超的匈奴兵可以对付几十个汉兵。汉景帝时期，李广为上郡太守，匈奴入侵上郡（郡治肤施，今陕西榆林东南鱼河堡），景帝派一个宦官同李广统率和训练军队抗击匈奴。有一次，宦官带几十个骑兵出猎，路遇3名匈奴人骑士，宦官命令汉军骑兵进行包抄，试图活捉他们。结果3个匈奴人以一当十，箭无虚发，不慌不忙地把宦官的所有随从卫士一一射杀干净，连宦官也带伤而逃，可见双方之间战斗素养的差距有多大。为彻底改变汉军骑射不如匈奴的状况，政府扩建骑兵，选拔了许多精通骑射的官僚地主子弟，担任宫廷侍卫，作为重点培养，还重金雇用了大批擅长骑射的匈奴人做教官，积极从匈奴那里学习先进的骑兵突击战术，霍去病就是其培养出的杰出人才。
认真研究对手的战术，并且学以致用，才能战胜敌人。汉文帝时期，晁错就曾针对汉匈双方的军事特点做过一番分析和研究，并向汉文帝上了《言兵事疏》，指出匈奴军有三个长处：一是匈奴的马匹品种优良，灵活矫健，上山下阪，出溪入涧，如履平地，来去如风，行动自如；二是匈奴人的骑术、射术精湛，在马上飞挪腾跃，如同平地，甚至可以在马匹腾跃中弯弓射箭，保持攻击状态，射杀活动目标；三是匈奴人悍猛善战，意志顽强，不惧风雨，不畏饥困，可以连续数日保持作战状态。这些都是汉军所不及的。汉军与对手相比，则有五个长处：一是汉军兵种齐全，轻车突骑适合在平原作战；二是汉军的劲弩长戟在两军肉搏时杀伤力大，攻击力强；三是汉军兵器长短相杂，长短配合，所向无敌；四是汉军有材官施射战术，可以有组织地组织齐射，箭如飞蝗，发挥群体优势，射杀敌军将领等显要目标；五是下马格斗，剑戟相接，汉军的戟可以砍，可以刺，战斗力更强。晁错对匈奴的分析应该是准确的，然而汉军固然有这些长处，可是战场环境变了，作战对手变了，面对往来如风的对手，汉军的长枪大戟基本上没有用武之地，战场上很少出现贴身肉搏的地面战，基本上是马上交锋定输赢。作战必须以快对快，敌进我进，快速机动，长途奔袭，才能出奇制胜，致敌死命。而战役战术是在对匈作战过程中逐步摸索出来的，卫青、霍去病从战争学习战争，采取了全新的战术，大规模使用骑兵集团，深入敌后，长驱直入，勇猛突击，进行了作战方式的重大变革，才争取了战略上的主动，赢得了对匈战争的完胜。汉武帝时期是中国军制史上由车骑并用向以骑兵为作战主体这一重大转折得以完成的重要阶段，而卫青和霍去病则是把骑兵战术发挥到出神入化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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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汉武帝不拘成法，大胆起用一些勇猛而进取心强的将领，陆续清除一些思想僵硬保守的军事将领。几十年的消极防御养成了汉军精于防守拙于进攻的习惯，汉军将领战术呆板保守，缺乏进取心。一些老臣宿将，如韩安国、程不识、李广等，虽然英勇敢战，令匈奴闻风丧胆，但由于多年来消极防御战略思想的影响，他们无法摆脱守边、堵击等防御战法的束缚，不敢脱离城池与匈奴进行野战，从而不能担负指挥骑兵集团在荒漠草原地区进行大规模机动作战的重任。如公元前166年冬天，老上单于率14万大军侵入汉地，汉文帝征发大军迎敌，苦战一个月，老上单于方退出塞外，而汉军将敌军逐出塞后就撤军归回建制，不再进行战场追击，使匈奴有恃无恐，从不担心后路。再如公元前133年的马邑之谋，尽管匈奴军队识破了汉军计谋而迅速撤退，而30万汉军没有一个将领主动率军追击，眼睁睁看着敌军安然撤退。这样的将领显然不能担当起汉武帝讨伐匈奴的历史重任。这也是汉武帝破格用人的原因，卫青、霍去病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脱颖而出建功立业的。
第六，汉武帝对有功将领重赏，对失误和败军之将重罚，目的在于促使军队形成勇武好战的风气。没有习武之风的熏陶，没有剽悍勇烈的氛围，没有血性好战的作风，没有终日驰马弋猎的训练基础，是难以造就一支驰骋沙场有赳赳雄风的骑兵队伍的。重赏之下必有勇夫，高官厚禄才能激励军心。军功奖励制度早在商鞅变法时已经实行，而到了汉代，刘邦更是确立了“无功不得侯”的祖制。在建国之初，刘邦大封功臣，封了145个列侯。对这些功臣按功劳大小授予不同的食邑，功劳最大的封万户，号称“万户侯”；等而下之，则有几千户不等，最小的食邑五六百户。这些功臣可以对在自己分封范围内的农户收取租税，占有其劳动成果，而且可以传之子孙，成为依靠剥削为生的新地主阶层，也是新王朝维持统治的政治基础。刘邦还与他的这些功臣们剖符、立誓，誓词是：“使河如带，泰山若厉，国以永宁，爰及苗裔。”意思是说，即便宽阔浩瀚的黄河变成一条带子那么窄，巍峨高耸的泰山只剩下磨刀石那么薄，山河改容，沧海桑田，封国还是永远不变，子孙后代可以享用不尽，世袭罔替。这是刘邦对王侯大臣们的承诺。
汉武帝则把“无功不得侯”的祖制发挥到了极致，有的一战就可以封侯，有的一战就可能失去所有，目的就是鼓励汉军将士勇猛杀敌，我们从而理解霍去病为何初次作战就封为冠军侯，这并非汉武帝对其偏爱所致，而是他鼓励将士英勇顽强的用心所在，毕竟汉军太需要这样的作风了。而没有战功，即便参加多次战争的老将，也与封侯无缘，李广即是一例。他长年在边境与匈奴作战，很多部下都因战功而封侯，甚至才华远不如他的堂弟李蔡都当上了丞相，而李广就是与封侯无缘。“李广难封”不仅成为当事人的心结，也成为怀才不遇的文人骚客们排解心曲的题材，其根本原因在于李广没有建立不世之功。
西汉从汉武帝开始，兼行募兵制。募兵制相对比较灵活，使政府可以根据战争的需要随时扩大军队规模，保持军队战斗力。同时，募兵制可以选募身体壮实、胆量大、战斗技能出色的人从军，特别是可以选募熟悉匈奴情况的边郡人民当兵。因此，出现了盛产士兵的大郡，钱文子《补汉兵志》里说道：“大抵金城、天水、陇西、安定、北地、河东、上党、上郡多骑士，皆逼近戎狄，修习战备，高上气力，以射猎为先。”这些都是兵源大郡，是西汉盛产骑兵的摇篮，也是汉武帝大军最重要的出产之地。在国家进行战争动员之时，名利诱惑之下，边郡子弟纷纷从戎，赫赫有名的李广（陇西成纪人）（今甘肃静宁西南）、赵充国（陇西上邽人，今甘肃省天水市）、公孙敖、赵破奴都是边郡子弟出身。后来，西汉政府甚至重金招募匈奴人来投军，组成了规模不等的“胡骑”。霍去病军中就有许多匈奴勇士，有些人还因战功得到封侯之赏。
最后，加强西北边郡军事力量建设。西汉极为重视北部边郡的军事力量建设。“二千石治之，咸以兵马为务”，边郡太守级别很高，与九卿同列，而且边郡地方长官都以兵、马为主要政务，上马管军，下马管民，军事优先于民政，生存第一，因此边郡太守往往由拥有丰富军事经验的官员充当。同时，边郡除太守设置幕府，以长史佐辅领兵外，在各要塞，往往置若干部都尉、千人、司马等，都是专职的军事官员，具体负责各屯区的军事安全。西汉北部边郡共设有55个部都尉，平均每郡2.5个，为的是避免因军事主官死亡而导致群龙无首的情况出现。所以，西汉边郡拥有一支具有相当实力的常备军，应对匈奴的军事行动。当时全国的地方兵，占整个国家军队的比例最多，规模最为庞大。地方兵的兵源一般来自本郡的戍卒，但边兵由于肩负国防重任，还有一部分来自内地征调的戍卒。地方兵的吏卒主要由各郡（国）地方长官太守统率，实际上应该算是西汉的边防部队。“边郡太守各将万骑，行障塞烽火追虏”，西汉边境常年保持十几万精兵的规模，分散驻守在边关各郡，部队主要职责是明确的，即进行军事震慑和对敌防御作战。
经过数十年休养生息的西汉王朝，逐渐形成了政治安定、经济繁荣、国力雄厚的强盛国势。也正是这种历史条件，使卫青、霍去病等一代英才俊杰，得以施展宏图，建功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