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字旁 正文 2012年
我的三十八岁生日是在搬家中度过。
别人总说搬家是世上最累人的事，我却不这么觉得。可能从小到大游移不定的生活已经给我养成了习惯，总会在父亲一声令下之后手脚麻利地立刻帮着妈妈和姐姐打包好所有行李，一件件扛上火车或汽车，然后，得找到一个在长时间颠簸之下能不被别人侵占的空间，以及三到四种可以轮流让身体四肢得到休息的姿势，就这么辗转几种交通工具，到了目的地，看到了自己的新家，便可以开始搬家全过程中我最喜欢的那个部分，拆东西和布置新地方。
十八岁成年之后，我脱离了原生家庭，和一位女性长辈住在一起，在苏州生活了三四年，竟在这短短的时间之内也搬了好几次家。这位女性长辈总说，搬家会上瘾，全因为自己本身就过得清贫，没什么家当，所以每搬一次家，把家里所有东西包起来换一个地方再拆开，便错觉都是新购置的，再加上摆放一个新地方，更加会获得新鲜感，如此往复，也是借由搬家得到一种新生活的感觉。
在苏州一边当小学老师一边读成人大专两年后，我参加成人自考，竟然第一次就考上了北京的大学。但那位女性长辈却觉得我不能就这样去上大学，她说，你填志愿过于保守了，要我说，就直接填北大。我惊讶，说钱老师这怎么可能，我这样连高中都没读过的人，怎么能这么贪心呢。她首先纠正我长久以来犯的错误，总叫她钱老师，她认为我们并无师徒的关系，所以应该叫她钱阿姨，其次则是我遇事总先退三分的性格，总觉得自己不配得到最好的，这是不对的。我还记得我俩说着这话的时候，正是刚搬完了一次家的时间段，东西都还没整理齐全，大包小包和各种纸箱子就这么堆在不大的房间里，我俩就这么用旧报纸铺地，坐在地板上，她给我切开一个西瓜，我俩一人一半，用一把勺子挖着吃。钱阿姨，姑且就这么纠正自己吧，她特别认真地对我说，这次是因为你参加考试前一天我们还在打包行李，所以影响了你的发挥，当然你对自己的估计也是保守了。这样吧，你再复习一年，明年再考一次，直接填北大中文系，我认为你一定能考上。我看着她特别严肃认真的面孔，忍俊不禁道，你总觉得我无所不能啊。钱阿姨说，那是，就凭你当年一个小女孩，坐着逃票的火车千里迢迢来投奔我这事，我就知道你可以做到最好。我说，但现在这样，我已经特别满足了，再得到更好的，我会惶恐。钱阿姨道，你要相信好运气，别总觉得自己只有坏运气。再说了，一个人遇到了最坏的运气，仍然敢于面对，且还敢将它扭转，这可以称作比好运气还好的东西。我问，那是什么？她答，勇气。
凭着钱阿姨所说的勇气，第二年我果然考上了北大。为数不多的我认识的老师朋友同事们都在恭喜我，而我的第一个反应是：我又要搬家了。这次是一个人带着铺盖卷来到了北京，本想让行李轻便一点的，但钱阿姨非说北京冷得不行，一定要带条厚被子，就给我预备下了盖在身上都感觉会压得我喘不过气的一床大厚棉被。结果没想到，北京有暖气，长期生活在南方的我，盖那被子大半夜都会流鼻血。我和钱阿姨一周通一个电话，自她知道这事后就在每个电话里问我：你又流血了吗？我笑她，被子早换了，你可别多问了，学校宿舍楼下的电话等着打的人多，电话费又贵，不如说点更有用的吧。
时至今日，我已在北京工作生活了十七个年头，毕业后我去了《法制日报》社当记者，其间因为采访任务，也频繁地去各地长长短短地暂居。深受钱阿姨的影响，我一开始在北京根本没动买房的念头，投一大笔钱在房子里本就让我觉得血亏，加上我就喜欢换着房子住，所以租房对我来说是最好的选择。直到2006年，我新婚满一年，发现自己怀孕了，经不起另一半和他家里的反复游说，终究还是为了孩子，拿出积蓄和丈夫一起买了房。2007年儿子呱呱坠地，我在家带了一整年的娃，却没法过这别人眼中幸福美满的生活，忍不住地想要继续到处采访、熬夜写作。2012年，我离婚了，带着五岁的儿子西瓜，不知道新的生活状态对我来说，究竟是一种解脱，还是一种更严峻的挑战。但令我感到熟悉可亲的是，我又开始搬家了，从曾经自己投入大笔资金背负沉重贷款的大房子里搬出来，租了一个两居室的新的小家。钱阿姨打电话问，要帮忙吗？我说，不用，搬家我最得心应手。她嗔怪地回我道，不是，是说要不要过来，你需要人搭把手。我再次拒绝道，那不行，怎么能让你过来帮我带孩子？钱阿姨叹口气说，你这孩子实在太过逞强，那我换一种说法吧，现在我也是老人了，有时候也想多看看孩子，搬过来跟你们一起生活，如何？这次我没再硬撑，虽钱阿姨已六十九高龄，但仍精神矍铄，手脚利索，而西瓜则正是活泼好动多话的年纪，多一个人的加入，将我从一边工作一边照顾西瓜的疲于奔命中解放出来，形成了一个有张有弛的稳定三角形结构。
如此这般，现在我们是一个温馨的三人小家。在新家的一大堆纸箱中，我拿出了下班途中随手买的小蛋糕，钱阿姨为我点燃了仅仅一根的生日蜡烛又关了灯，在黑暗中，仅是一星的烛火依然有力地跳动着，照亮了三个人的脸。我呼地吹灭蜡烛，灯光亮起，西瓜拍着手又跳又笑。
我是1974年生人，刚过了三十八岁生日，本名李媛，在报社里用得更多的是发表文章的笔名，文真。刚工作的时候，我最喜欢同事叫我，小文、真真、小文真。现在当了主编，反而对年轻人叫我老板、领导、文真总，觉得有点不顺耳。我喜欢展望未来，总觉得不要辜负任何人对于向前看的期待。但我也忍不住会被过去所吸引，由于自己工作的关系，那些积满了时间尘埃的旧案，每一个都有如恶龙的眼眸，当你凝望它们时，免不了会窥见既往黑暗中那个不堪的自己。这时候我就会想起钱阿姨所说的，你需要的是比好运气更厉害的东西，只源于你自身的那股勇气。
搬家第二天，当我正坐在一大堆纸板箱中间的地板上享受一个一个慢慢拆开的愉悦之时，西瓜也在一堆箱子里钻来钻去。过了会儿，他拿着一个不知从哪里掏出来的铁皮盒子朝我走过来，笑嘻嘻地说，妈妈，看我找到什么好东西。西瓜把盒子放在地上，用小手使劲地抠着严丝合缝的盒盖边沿，没多久就咔的一声打开了。我坐在离他不远的地方，看着他迫不及待地就去翻找盒子里到底有什么秘密宝藏。而我心里再清楚不过盒子里装的东西了：几本软塑料封皮的日记本，里面密密麻麻记满了我自十一岁以来所有少女时代的琐事，第一本是钱阿姨送我的，后来的几本则是我攒了很久的零花钱特意买的一模一样设计但颜色不同的，以求一种延续感；一套一九八七年全年的《少年文艺》，在我跟着父母亲颠沛流离的日子里早已被我翻读得几乎烂了，我记得其中每一本的每一篇文字，以及封底的每一幅世界名画鉴赏；一个盒子里是一支簇新的翠绿色的钢笔，旁边则卷着一张华东六省一市作文竞赛一等奖的奖状，收到之后我便让它们都保持原状，再没打开过；还有一堆我小时候就读过的不同学校的学生证、学生手册、戴过的红领巾和团徽，那些日子不停地转学，这些东西我都没舍得扔掉；然后是一张从杭州寄到宁波，在宁波查无此人，又从宁波辗转寄到泉州的明信片，画面是舟山的海，反面是业已模糊的字迹，但这不是因为我保存不当，而是因为当时明信片更改地址的速度完全赶不上我父亲带着我们搬家的速度，这才经了太多人的手，给蹭糊了，唯有落款是清清楚楚的“马未字”。最后是一个信封，上面写着“李媛收”，信封里原封不动地装着一沓现金和几张照片。
这一盒旧物和信件是我大姐李娴给我寄的。十八岁的某一天，因为与父亲发生了强烈的冲突，我一个人从家里跑出来，只穿着一件单衣，连身份证件都没有带。我原计划去东莞找先于我落脚到那里的小妹李婷，却因为种种原因而上了另一列火车，经历一番折腾后来到了小时候曾短暂居住过的苏州。幸好钱阿姨牢牢记得我，这才帮我在苏州重新过上了安稳的生活。在离家出走的第一年中，我也不是没想过要再联系自己的家人，但对父亲的惧怕却占了上风，我怕一旦有任何人告诉他我的栖身之处，他便立刻会找上门来。但我又时刻都在惦记我的母亲和姐妹、弟弟，是以在反复思虑和纠结之后，那已经是我在苏州当上小学语文老师的半年之后，我才给大姐李娴打了一个电话。
记得当时我特地找了个有投硬币式公用电话的冷清街角，极其流畅地拨了大姐家的电话号码。那个号码是大姐出嫁时写了字条留给我的，虽然字条早不知去向，但在我心里，这个号码早已是背得滚瓜烂熟，只是从来不敢拨打而已。我离家出走的时候大姐刚怀孕，现在扳手指算算，孩子应该已经出生了吧。只听电话没响两下，对面便有人接听，一声温温柔柔的“哪位”，是大姐熟悉的声音，已经让我听得热泪盈眶，一时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而大姐一如既往地细心和敏感，在我脑子空白的这十几秒钟里，她竟然马上声音颤抖地问道，是二妹吗，是李媛吗？
和大姐的这一通电话，我足足打了有三四十分钟。幸亏我料到姐妹长久不见，必定会舍不得放下话筒，所以提前换了一大堆硬币，每听到警示音便扔下去一个，就这样打到最后一刻，投入最后一个硬币，仍觉得彼此话没说够。大姐报喜不报忧，先告诉我她生下了一个女儿，七斤八两，因她丈夫在早先的一段婚姻中已经有了个女儿，所以婆婆对此次没得到一个儿子有点遗憾。大姐说，除此以外，全家人都很高兴，孩子也健康茁壮，吃奶劲头很足。然后，她告诉我，不用担心小妹李婷的近况，她和我之前的领导廖红英到了东莞，顺利干上了电子厂的工作，住员工宿舍，吃食堂饭，一切都安好。大姐说，小妹现在反过来担心你，因为从我这里知道了你从家里逃出去的事情。那时虽然我还没得到你的音讯，但我和妈都非常乐观，觉得你的生存能力一向很强，一直没联系我们，恐怕还是有对爹爹的顾忌在，所以我安慰小妹说，不要紧的，二姐现在一定找到了自己的容身之地，只是要给她多一点的时间，等她觉得足够安全之后，自会找回我们的。
听到这里，我有点哽咽，我的大姐、小妹和母亲，在这段时间里其实一直担心着我，现在大姐说这些虽然语气轻柔，但天晓得她们当时心里有多为我焦灼。我随即又问母亲如何，大姐顿了顿，似乎是犹豫了一秒钟说，还可以，但因为李婷那件事对全家的影响，父亲在深圳的生意终究是做不下去了，所以就和母亲一起，卖掉了大半家具，又收拾了其他一些，仍是开着那辆面包车，带着双胞胎弟弟李超、李越，一路回到了老家苏北。大姐淡淡说，这样对母亲其实比较好。她也曾试图让母亲来西安帮她带孩子，但父亲不同意，母亲去了西安几天便又被他叫回去。现在两个人带儿子回了老家，母亲在那里毕竟还有一些娘家的亲戚，反倒还有个照应，再加上李超、李越也大了，她的出头之日也指日可待了。我听她说这话，虽是极其客观的描述，但也足以让我浑身不舒服。
数着手中的硬币，我对大姐说，我这边时间快到了，下次有机会，我还会主动联系你。大姐突然说，二妹，你给我一个你的邮寄地址吧，要是不放心，你给我你单位的也行，你朋友的也行。我下意识地反应道，大姐，我不需要钱，我现在的工作还不错，可以负担简单的生活。但大姐却说，不是，是你离开家的时候，什么东西都没带，爹爹说反正你也不会回来了，就要把你所有东西都扔了。但妈瞒着爹爹给你整理出来了一个盒子，来西安的时候先带给我了，说这里面一定都是媛儿要的东西，我就想把这个盒子寄给你。我犹豫了一下，最终留下了一个钱阿姨工作的地址。大姐是极其聪明的，她记下了这个地址，一句话也没多问，但我想，童年的所有记忆都是我们共有的，她怎么可能对苏州这个城市发生过的一切没有印象呢？
过了几天，钱阿姨抱着一个包裹回家，里面有我的米老鼠牛仔衣、大姐出嫁前留给我的红格子围巾，还有一个旧的曾经用来装月饼的大铁皮盒子。我打开一看，每一件都是我的回忆，记载了多得满溢出来的欢乐和痛苦。而大姐没有说话算话，她还是在盒子里放了一个信封，上面写着“李媛收”，里面装着一沓人民币，还有一张她抱着小婴儿的近照，照片背后写上了她在西安的地址和又一遍的电话号码，以及小妹李婷在东莞的厂址、住址和可以联系得到她的电话。我看着这些，再次明白了家里姐妹和我母亲的苦心，她们是最懂我的人，知道我苦于回忆，又需要回忆，所以就把这些替我抢救下来，保存起来；她们也了解我因有幸比家里其他人多读了点书，便有了懦弱和自私的性格，善于自救，亦善于自我封闭，所以她们不会逼着我回归，而只是等着我在做完充分的自我修复之后，主动与她们恢复联系。
但这只铁皮盒子交到我手上之后，我只翻看了一次，便又把它关起来。
我没再打开过它，是因为离开家的头几年中，我总结出一种自我保护的方法：记忆不是越清晰越好的，有时候刻意让它模糊一点，甚至让自己小规模地失忆一些片段，更利于我专心做好当下的事情。我也充分明白，这铁皮盒子再度打开之时，便是我真正需要面对不堪往事之时。我只能希望那个时刻的自己，比起儿时的李媛，是数百倍千倍万倍强大的一个新人。
之后的多次搬家中，我总会第一时间把这铁皮盒子拿出来，顺手放在家里某个隐蔽的地方，然后就顺理成章地视而不见。日子过得越久，我对其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就越坦然，甚至现在，连李媛这个自我出生就使用的名字，都已经与我若即若离了。是以西瓜打开盒子的一瞬间，看到放在盒子最上方的那个信封，“李媛收”几个字让我有一种错觉，仿佛在我刻意的失忆和回避之下，盒子里的物件和时光已经属于了另一个人。
比起之前，现在的我果然能更落落大方地凝视盒子里的东西，其中记载的欢乐和痛苦已不再是让我舔嘴的糖，或刺我心扉的武器，它们现在只是蒙了一层薄尘的遗憾。西瓜看我走过来，抬起头露出失望的表情，这盒子里没五岁孩子感兴趣的任何，但他决定给我一个反馈，便随手抓起了马未写的明信片递给我，嘴里说着，你的。我点点头，对，写给我的。他笑了笑，敷衍地问，写了什么？我说，祝福的话，然后说有机会要和妈妈在北京见。西瓜认真起来，问，那见了吗？我答，没有呀，早找不到这个人了。西瓜摇摇头说，那得找呀，妈妈，我们得找到他呀。我笑了，为什么呀？西瓜答，因为我们现在就在北京呀。
等西瓜和钱阿姨睡着之后，我打开了笔记本电脑。因为工作关系，我自觉很擅长查找各色人等。从马未的名字查起，没有头绪；想着马未曾经就读的专业，再加上画家、画室等关键词，还是没有太靠谱的结果。在网上搜索某个人，这是最近几年我所掌握到的最重要的技能。虽然在多年前我和大姐恢复了联系，之后也又打了几次电话，但随着她女儿小花的长大，也占据了她越来越多的时间。我的小妹也一样，为数不多的几通电话，都得有人先去叫她，说了没几句又马上被人叫走，只留下一句，二姐，咱们下次再说。而自从网络发达后，一切就简单多了，对于我来说，这是让我最有安全感，又不会打扰到她们的距离。去年我发现了大姐的微博，名叫一朵小花的幸福生活，大姐有一搭没一搭地记载着家常琐事，在家研制某种烘焙成功，或是带着女儿和继女出门看场电影。小妹李婷的个人生活在网上没有踪迹，但她每跳槽一家厂和公司，我都能从公司网页中找到她的身影。从普通女工到基层小领导，不久又跻身真正的管理层，前年李婷与人合伙创业开厂，专为几个海外品牌做零配件代工。
我为她俩现在的生活状态默默快乐着，突然想到马未，继而又想起姚颖，他们如今在做什么，仍然还在一起吗？对于后面的这个问题，凭我的人生经验，会觉得可能性基本为零。但我脑子里浮现出遇到马未和姚颖时他们活泼奔放的模样，让我惊为天人的般配感觉，还是情不自禁地在搜索引擎上敲下了连在一起的“马未、姚颖”，仍然是毫无关联的一片。要不试试看微博吧，我复制粘贴了两人的名字，这次快速地弹出了仅有的一条，不容我筛选，也不容我分辨，只此一条，来自一个叫作“撒哈拉浮沙”的账号：
今日去山东潍坊拜访了马未的老父亲。一九八八年至今，已是第二十四个年头，马未、姚颖依然杳无音信，想来已经不在世上。马未的母亲去年仙逝，也可算是一种解脱，可怜他的老父亲在风烛残年，依然还苦苦寻求儿子及其女友在当年失踪的真相。照例送上一捧鲜花，愿之前的神仙眷侣现在某处仍是少年鲜衣怒马模样。
我反复看了好几遍这条发布于今年九月的微博，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在夜深人静之时，因为短短几行文字，我睡意全消，头脑开始高速运转起来，点进主页，把这位“撒哈拉浮沙”发布的每一条微博都看了一遍，能拼凑出此人早年就读于美院，后来成为专业画家，在业界虽未大红大紫但也有点小名气，是以现在生活无忧，过着闲云野鹤的日子，仍坚持不懈创作。在关于马未、姚颖这一条微博的前一年九月，“撒哈拉浮沙”也发了差不多的纪念马未的文字，只是没具体说人名，但也提到自己特地去山东潍坊，看望了多年前失踪的师弟的父母，嗟叹感慨了一番。暗黑的深夜里，这样的字句打开了我的记忆，是马未还是姚颖，他们中的某个好像是说过，有这样一个师兄，曾去了沙漠写生的，腾出了自己在杭州的画室，所以那时候他俩才计划从宁波去杭州一段时间。
但在这之后，马未和姚颖失踪了？
如果这是事实，那当年那个潦草的告别算什么？自那一天开始的，我自以为是的推测又算什么？突如其来的信息忽然把我狠狠拽回远隔多年的过往，但我并不愿意回去，因为在那条人生的岔路上，我觉得自己完成的是一个最普通的分离，与未来会比我闪耀百倍的人挥手说再见，他们在人生途中与我偶遇，多少点拨了我启发了我，也影响了我对前方的些许渴望。但十几岁的我觉得，他们必然不是我长久的同路人，因为这样优秀的青年注定会走向一条远胜于我当年想象中的温暖而明亮的康庄大道，或在意大利看雕塑，或在法国看时装，又或是两人毕业后，在北京、上海这样的都市里成家立业，筑起自己的小巢，我没资格为他们操心或担忧任何。但在现实里，这两个曾经对我微笑过的年轻人，他们却在和我分别后的不久，消失于这个世上二十多年了。而我在这二十多年间，竟然对此事一无所知，只是懵懵懂懂地在本该和他们重逢的城市里，渐渐地走向了中年。
次日早饭时，钱老师说中午要和老同事聚会，约了吃烤鸭，西瓜听了撒娇要求一起去。钱老师笑吟吟问我，那我一起带了去？前一晚我完全没睡好，晨起胃里烧灼得发痛，听她这么说，赶快嘱咐西瓜，出去玩一定要听奶奶的话，西瓜重重点头。
一老一小高高兴兴出门之后，我梳洗了一下就去了单位，先从资料室的电脑上开始查一九八八年《法制日报》的报道有没有关于这么一桩失踪案的，依照“撒哈拉浮沙”所说的大概失踪时间，从八九月到年底的报纸，遍寻未果。看了大半天小字的我眼前冒金星，身体也散了架，瘫在椅子上想了会儿，确实，《法制日报》作为全国性的报纸，会着力报道当时国内最重要的大案要案，以及特别恶性的事件，而地方上的一个失踪案，未必能被这样的大报注意到。但时间长河里的一粒尘埃，落到某个家庭头上便是失去了所有，何况还是一对情侣，那就涉及了两个以上的家庭。我直起身子揉了揉腰，心想要不就干脆去一趟国家图书馆专门的报刊资料馆吧，这样的案子，地方报刊上一定会有登载。
出了单位，我在附近便利店买了面包草草吃一口，便直奔国图，但在输入查询报刊名时，我又思考了一阵，究竟是输宁波、杭州、潍坊，还是北京？马未是潍坊人，又在北京念书，不知他的父母是在哪里报的案。但如果按照“撒哈拉浮沙”所说，他们是在去了杭州他画室后不知所终的，那接报案地应该是杭州。对，杭州。虽然刚才吃了几口面包，但我的胃依然有强烈的烧灼感，一直蔓延到喉咙都有点冒火的错觉。我回忆起来，没错，马未还从杭州寄了明信片给我，寄错了地址，先是送到了宁波，然后转寄到了台州，最后才被当时身在泉州的我收到。我边回忆边一阵阵地头昏眼花，想来是之前在单位的一通查找，已经把自己搞得筋疲力尽。但我耳边响起的竟然是西瓜的话，我们得找到他呀，妈妈。就是这样童稚的声音，简单有力的决心，支撑着我又翻出了一九八八年八月开始的几份杭州当地报纸。《钱江日报》注重政务和文化，《西湖导报》是综合性大报，《西子晚报》则比较关注民生，富有当地市民趣味，我决定先看《西子晚报》的社会新闻版面，果然功夫不负有心人，翻过了整个八月的，我深吸一口气又从九月开始，九月五日的社会新闻中，出现了“中央美院大学生双双失踪”的标题。
我万万没有想到，多年以后，会以这样的方式与马未、姚颖再度相见。新闻的文字不长，大概描述了一下有两位分别来自北京和上海的在校大学生，一起到杭州度假，这期间一直没与家人联络，开学后也都没有返校，学校和两个人的家庭都和他们完全联系不上。由于两人最后出现的地方是杭州，所以在专业人士协助下，双方家人一起来到杭州报警。目前杭州警方已立案，希望知情人踊跃提供线索，云云。随短短文章附上的，是两位失踪青年的照片，有各自单独的正面大头照，也有他们在一起的一张生活照。多年前的印刷术将照片呈现得很模糊，但依然能看到马未和姚颖招牌式的灿烂笑容，哪怕以今天的眼光看，两人也充满了明快开朗的都市感，甚至连生活照里的衣着打扮，放在当下也仍光鲜时髦。
我久久注视着这两张久违的面孔，忽然涌上一阵心痛感。以我多年采访和经历各种案件的经验，失踪了二十几年的人，几乎就等于被宣布了死亡。而比起一般案件中的受害者，失踪人口更为悲惨，因为他们的家人仍抱有一丝希望，如同日日夜夜在绝望的海洋中沉溺，就快要死心时，却会不时捞到一根似是而非的救命稻草一般。而我现在看着这篇小小的报道，也犹如站在这绝望之海的岸边，我该知难而退，转身朝着陆地方向离开吗？还是，我应该跳下去，试图捞起一点什么呢？
后续几天的报纸上并没有更多的报道，我低头又抬头，缓慢转动自己的脖颈，觉得颈椎业已麻木。现在所能做的，只是拿着9月5日的那一页报纸去复印，拿到复印件后，我又看了眼作者，是当时的一位实习记者，名叫陈英茹。1988年的实习记者，今天估计已经是报社的领导了，我想试着联系她。但这并不是最着急的下一步，接下来最重要的一个人，我已经想到了，恐怕非找他不可。
晚上回到家，钱阿姨已经用电饭煲做好了饭，开始热中午打包带回来的剩菜。她在厨房一边忙活一边探头问，就这么凑合吃一顿行吗？我心不在焉地回答，行行。她又探头看了我一眼，我感受到了钱阿姨的敏锐眼神，自己有心事总瞒不过她。但今天钱阿姨倒没有优先关注我，而是说了句，你看你们母子俩，西瓜也有点不高兴呢。她这话说得微妙，我这才发现西瓜坐在自己的小椅子上画画，但并不是平时开心专注的样子，而是一直忧忧郁郁的神情。我凑过去问他，怎么啦？只见西瓜一笔一笔反复画着又像狐狸又像熊的东西。我接着问，这是什么动物呀？这下西瓜更不高兴了，重重哼了一声，直接把半个人都趴在了画上。
钱阿姨在围裙上擦着手过来解释，吃完午饭去动物园转了一圈，园里有针对小孩子的画画项目，其实很宽松，随便画成什么样都行，只要画了就有奖品。但西瓜去交画纸的时候，有一个挺年轻的工作人员说了句，小朋友你画错了。原来今天的主题是小熊猫，但西瓜没听清，一个劲对着大熊猫画得特别认真。这时候有别的领导模样的人过来，跟那个年轻的工作人员说，别这么较真，小朋友画得再不像也要鼓励。可西瓜听了反而生气了，他觉得自己不是画得不像，而是搞错了对象，所以说什么都不肯要工作人员给的奖品了。等回到家，西瓜就开始在纸上拼命练习画小熊猫，还非得让钱阿姨下周再带他去一次动物园。西瓜觉得务必要交出完美的小熊猫来，才能够心安理得地接受奖品。
钱阿姨带点嗔怪口气地说，看看这孩子，这倔脾气真是随你。我笑了，马上回敬她说，我可没这么爱画画啊，那可是随了你。钱阿姨点点头说，那是，北大高才生，连画个圆都不太行。我俩哈哈大笑起来，西瓜被这气氛感染得也松弛了些，抬头嘟着小嘴说了句，画画随奶奶，不服随妈妈。
吃饭的全过程中，西瓜还在着了魔一样地说小熊猫：小熊猫看上去很可爱，其实喜欢一个人待着；小熊猫看上去很温柔，其实连饲养员都不能随便碰它；小熊猫生气的时候，采取的防御姿势是像人一样站起来，把双手高举过头，以显得身形高大来震慑对方。钱阿姨一边听西瓜说个没完一边笑道，好，小熊猫，小熊猫，我看你也要变成一只小熊猫了。相对于这样热闹的对话，我却没法投入其中。而钱阿姨已经练就了一种本领，哪怕发现我有心事，也不会在第一时刻说破，而是持续地观察一段时间之后，找个西瓜不在跟前的时机，不经意地问一句。果然，等我给西瓜说完了睡前故事，看他打着小呼噜酣然入梦之后，来到客厅，只见钱阿姨眼睛看着电视，手里端着热茶，淡淡地问了句，又有大案子？我坐下来，不知该怎么跟她说：这件事非大案要案，甚至在经过调查后，都有可能不是一个刑事案件，但这是个与我有关的心结。
我想了想，只说了三个字，很复杂。钱阿姨也没再追问，顿了顿说，注意休息。我俩沉默了一段时间，就这么看着电视屏幕上的情侣说着车轱辘话，你猜我我猜你的，其实根本没有意义。等女主角流着泪转过脸去的那一刻，我忽然脱口而出，其实这么多年了，我总觉得自己和别人不一样。钱阿姨这次把脸转过来看着我，眼神犀利而温柔，怎么了？我椅背上靠了靠，笑道，没什么，跟你感叹一下。钱阿姨道，你这感叹也不稀奇了，每隔几年都会有这么一下子。我说，间歇性发作，我自己也知道病根。上回忘了在哪里看到一句话，很有道理，说童年幸福的人能治愈一生，而童年不幸福的人要用一生去治愈。钱阿姨摇摇头说，这话对也不对。我问，哪里不对？钱阿姨道，人但凡活着就有过去，得往前看，不然你现阶段过得再好，也只会给自己找不痛快。我苦笑，就完全不能回头看吗？钱阿姨喝了口热茶，可以，如果决定了要回头，那就看个明白。我笑着叹道，难啊，旧罪阴影长啊。钱阿姨问，这又是哪本书里写的劳什子？我答，阿加莎·克里斯蒂。我俩一起笑了起来。
隔天我约了赵尊在他单位附近的咖啡店，他便是那个一遇到此类情况，我便迫不及待想要找他聊聊的人。首先，赵尊是个警察，因为涉及犯罪的可能性，我必须要找到专业人士，不能由着自己轻举妄动。其次，他是个我可以与之倾诉的人，这是个了不得的能力。与人倾诉，一是要信任，二是要在此人面前有完全松弛的状态，才可以有条理地组织语言，滴水不漏地阐述整件事。我当然信任钱阿姨，但因为她的出现和陪伴，无一不牵动起我整个青少年时代的成长经历，所以和她讨论我置身事外的案件，我可以坦然，但这起失踪，却足以让我在钱阿姨面前忍不住地记忆开闸，思虑游走，千头万绪地不知该从何说起。而赵尊则有一种魔力，又或者是一种由他身上自然散发出的，针对我的挑战力。在他面前，我既能拥有可以倒豆子般诉说的安全感，他又会在我的叙述渐渐陷入个人情绪不能自拔的时候，忽然提出些尖锐而没头没脑的问题，有时会打断我，有时会扰乱我，有时甚至会激怒我，但大多数时候，当我回看这些我与赵尊之间的对话时，会发现他下意识的质疑和否定，反而让我的叙述保持了清醒和敏感，甚至是诚实。
为何会这样？也许是因为，我们相识于很年轻的时候，彼时我俩都刚刚从学校毕业，一个是资浅记者，一个是新手警察。我们来自不同的成长环境，受了不同的教育，对这个世界的理解也截然不同。但有一点，我俩却是共通的，那便是我们都有着稍微异于常人的过往，以及由此而养成的思考和守密的能力，这样的能力足以把真正的自我包裹起来，只在安全地带自如地探寻事不关己的真相。在多年来共同经历的各种事件和案件中，我俩逐渐培养出一种相互挑破和刺痛的习惯，但那也基于我们对彼此的保护之上。
早于约好的时间一刻钟，我先到，占上了一个看上去窝着很惬意的沙发位。想到此人平日里的做派，我没先点单，而是坐在位子上看着手机。果然离我们约的时间还差三十秒的时候，一个裹着米色风衣，一头卷发乱蓬蓬的男人推门而入。不愧是赵尊，从二十出头当小警察的时候，到如今已是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的资深专家，他始终带着宅男的荣光、天才的冷漠，以及处女座A型血一丝不苟的苛刻劲。赵尊走向我，先低头看了眼我对面，飞快伸手把自己这边的沙发位上的一丝头发和几粒灰尘扫掉，然后下意识把风衣裹得更紧了点，在我对面坐下。因对沙发的松软没有防备，赵尊整个人陷进去的时候轻微地嚯了一声，把我逗笑了。
服务员过来问要点什么，我答，就咖啡，再给我加点牛奶。赵尊白了我一眼，对服务员说，她要拿铁，热的，我要美式，冰的。等服务员走了，我笑着揶揄他，咖啡加牛奶怎么说错了？你就非得给我转个洋名。赵尊正色回答，凡事都需要精准描述，你这么说，谁知道你是要咖啡里直接加好牛奶，还是牛奶放在咖啡旁边，还是牛奶打成奶泡加在咖啡上面变成卡布奇诺。我立刻扬手让他打住，行行，那你又怎么知道我要的是拿铁这种。赵尊又送我一个白眼道，我还不知道你喝什么？说吧，今天来找我，又要给我出什么难题。
拿铁迅速送上，我抱着杯子喝了一口，直截了当说，有一宗二十四年前的失踪案，我想解决。
赵尊几口吸完了面前的冰美式，对这句话并无所动，只是继续吸了几下杯子底部仅剩的冰块，发出有点大的咝咝声。不行。他抬头，还白了我一眼，我心想，果然，与他的沟通总以他的拒绝为开端。赵尊捏着已经扁了的吸管说，这怎么可能？你当我是神？我和颜悦色说，可我确实需要你的帮助。赵尊斩钉截铁再次强调，不行。为什么？我问。赵尊手里攥着吸管答，二十多年前的失踪案是个警察都想解决，但你知道有多少这样的冷案？每个案子又有多少为它跑断腿的警察？如果这么容易就重启一桩冷案，我早就没时间来跟你喝咖啡了。
我说，这个案子，可以说是我的私人请求。赵尊答，私人就更不行了，你老是同情这个同情那个，我早跟你说了，做这行不能感情用事。我停了几秒钟看着他，心想，赵尊，我也不是没见过你感情用事的时候。但这确实是多年前的事了。我只能点点头说，主要吧，我认为自己可以提供一些这个案件新的线索，再有吧，你还记得以前我跟你提过的，我小时候经历的那些事吗？
这句话略微打开了局面。赵尊眼睛里闪现了一丝光亮，他抬头看了看我，又情不自禁把瘪了的吸管放进嘴里，咝咝地又干吸了几口残余的冰块，像是在调整自己的情绪。我挥手又给他点了个更大杯的冰美式，这时他的声音里已经有不可抑制的兴奋感，你说的是，那几年我们一起聊到过的，影响了你性格的那些童年阴影？我点点头苦笑道，但这个案子的受害者，算是我生命里比较光明面的人了，我有一些想法，觉得可以再研究一下。赵尊接过一杯新的美式，喝了一大口，微微笑着说：那你要对我知无不言哦，我可是清楚记得，以前你提起过，把我好奇心提起来了，又死不肯细说，我这次倒要看看这起案件到底有多蹊跷。我沉默了一会儿答，应该说是其中某一起吧。赵尊大惊：某一起？那就是说，还有好几起？我无奈道，都只是些模糊的记忆，我也是无意中得到一些头绪，也许都称不上头绪，想把那些事再梳理一下。
一种奇异的喜形于色浮现在赵尊的脸颊上目光里甚至头发丝的尖端，他又吸了几口冰美式，往沙发里深深一靠，说了句：
终于轮到你了。
赵尊的态度有了明显的变化，反倒让我又有点退却。只见他腰板一下挺得笔直，一副志得意满摩拳擦掌之势，还看了眼腕上手表的时间，接着抬起头，身子往前探了探：今天我确实有点时间，可以听你从头到尾完整说一遍。但你要允许我，在你回忆的过程中，随时提出问题，并且你也别因为这些提问，就跟我急跟我争哦。继而他又话锋一转道，其实你还没说，我就有问题了，根据你一上来说的，二十四年前你认识的人的失踪案，你既然知道这个人二十四年前就失踪了，为什么现在忽然想起来要找他？你既然觉得自己可以提供线索，为什么当时没协助警方？赵尊的话匣子一开就关不上，他连珠炮式的问题我也没法立刻回答。此刻，我只觉得自己的脑子嗡嗡作响，灵魂慢慢陷入了一片弥漫着雾气的空白中，在那里，我孤身一人，急切想要找到案发当时那个年幼的自己，我转着圈，我觉得有人在跟我捉迷藏，我想要叫出那个熟悉又陌生的名字，也知道只要呼唤了她就一定会答应，但我就是做不到。
在我意识不清的这段时间里，两行热泪不由自主从我眼眶中淌下，我感觉嘴角和鼻腔中有点咸咸的，这才略略回过神来，只听见赵尊的语气已经由絮叨转为惊恐，一睁眼，我看到他慌张地瞪着我的脸：天哪，我刚说你别跟我急，你现在干脆哭了。说实在的，连我都被自己无法控制的流泪吓到了。赵尊左顾右盼，跟服务员要了纸巾，把语气放柔和了一点：
李媛，你没事吧？
我猛然被这个称呼击中了。
是的，李媛，我的本名叫李媛。在北京当了那么多年的钱文真，只有最早认识，且现在还有交往的极少数人，还会叫我李媛。我赶快接过他递来的纸，从眼睛擦到鼻子，自责道，抱歉，我太不专业了。赵尊还在慌张，安慰我道，没事，你刚也说了关乎你私人，那必定会有情绪。我已经冷静下来，用纸又擦一遍嘴角道，我也不该有情绪，这不能解决任何问题。赵尊严肃道，这你就错了，以前是谁说的来着，但凡是与人有关的案件，就会带着强烈的情感，除了那些铁板上钉钉的证物，真情实感有时候也会指引办案人员找到通往真相的道路。他这么义正词严地说完，我熨干了眼角看他，赵尊脸上的表情还是像个即将探索未知的少年。
记得吗？这话谁说的？
我说的。
赵尊有点凝重地注视着我说，别小看自己的情绪，也许在你回忆的过程中，它可以深不见底。
窝在咖啡馆温暖的沙发里，我把与马未的相识到姚颖的加入，到最后以一场闹剧结束，详细地跟赵尊讲了一遍，又给赵尊看了我在资料馆复印的当年报纸上的失踪案报道。我觉得应该没有什么漏掉的，我说，为了把这些事情回忆起来，我还特地看了一遍当年的日记，每一天我都记得很详细。
赵尊听我说完，长时间若有所思地盯着天花板。我注意到他已然完全适应了这个会让人沦陷的沙发，现在赵尊采用的几乎是种半躺着的姿势，他就这么仰卧着，慢慢说了几个字：
这不合逻辑。
怎么不合逻辑呢？我问。赵尊依然看着天花板道，你自己觉得这些事情连接起来，没什么不对劲的地方吗？我想了想说，其实那时候发生的各种事，在一个小孩子眼里看来，也是很荒谬的，当下我也反复想过几次，可每次又都觉得，那样的行为确实只能指向那样的结果，比如游泳池发生的那件事，确实是我们该被罚，又比如我大姐事先准备的私奔计划，最后没成功，也只能是那样的走向。但你说不对劲，我也一直隐隐觉得有种不对劲在里面，可不对劲在哪里呢？赵尊沉默了一会儿，双手抱臂道，不对劲就在于，当年所有的一切，都指向你当年看到的结果，那是万分合理的。但二十多年后你发现，马未失踪了，姚颖也失踪了，他们对于当年你大姐要私奔这件事来说，充其量只能算两个帮手，或者说，是整个事件的配角，可他们就是失踪了，为什么呢？
我困惑道，你的意思是，马未、姚颖的失踪，在一定程度上和我大姐的私奔事件有关？赵尊微微点头，眯起眼睛说，你自己心里也隐隐地这样觉得，不是吗？不然你不会把那些事情，事无巨细地都跟我说了一遍。我摇摇头道，应该没有关系吧。毕竟他们是去了杭州之后才失踪的，这个时间距离他们离开宁波也有一段时间了，不是吗？赵尊裹紧风衣道，在杭州报案，又在杭州立案，这当然说明当时的杭州警方掌握了一些可以认定这两个人在当地失踪的证据。但话又说回来了，一九八八年的时候，调查这样的案子，还没有现在公安人员所能用到的高科技手段。更何况，失踪案比杀人案更难破，因为生不见人死不见尸的，可谓是毫无头绪。对了，你说你可以提供一些新的线索，那是什么？
我拿出了那张在铁皮盒子里珍藏了多年的明信片，递给赵尊。他下意识地先没接过来，而是从风衣口袋里摸出了一副手套戴上，又从衬衫兜里掏出一把镊子，小心翼翼从我手里夹了过来。这一系列举动虽让我哑然失笑，却也令我心服口服他的专业度。赵尊用镊子夹着明信片，对着灯光翻来覆去看了几遍写着的文字，我盯着他的动作，想起当初刚收到这张明信片时的心情，赵尊的手势忽然变成了慢动作，空气仿佛迟滞了流动，我的呼吸有一点困难。
忽然赵尊看着收件人姓名，像是为了轻松气氛般说，李媛收，李媛，这个名字你最不喜欢。我没言语，赵尊继而又有点随性地说，你还记得吗，我们刚认识的那段时间，你让我叫你文真，但我偏不。我撇撇嘴，这不是现在的重点吧。赵尊耸耸肩，不知从哪里拿出一个塑料密封袋，把明信片妥帖地装了进去。做完这一系列动作之后，果不其然，他再次对我翻了个白眼道，那我现在来说个重点，这么多年了，你还是对这些证据的保存和使用，毫无感觉。不用问，这张明信片你给很多人看过了吧，千人看万人捏，上面密布了来历不明的指纹，怎么说呢，我觉得作为证物，它的价值已经大打折扣了。赵尊这样的态度，让我也有点生气。我说，可我也是前几天才知道马未和姚颖失踪的事，再者，这张明信片二十几年来就被我藏在一个铁皮盒子里，根本没任何别人看过。赵尊不认输道，这上面那么多邮戳，能看出至少是转手了不少邮递员，还有，你收到它的时候，是你自己去拿的，还是家人给你的，那上面也有他们谁的指纹吧。我回忆了一下道，是我大姐给我的，除此之外没有人再接触过。赵尊冷笑了一下说，这我不信。说了你可不要生气，我觉得你父亲，至少他也看过这张明信片的。
我的脑中似乎被什么东西击打了一下，不重，类似一股微电流瞬间通过了存放我记忆的某个区间，一种疼痛占领了原先这个区间的麻痹感。我听到赵尊有理有据地说道，从你刚才给我讲的故事里，我有一点很明确的发现：你下意识地把父亲描述成一个未卜先知的人，任何事情发生了，你都告诉自己，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提前得知的。比如，你不知道他是怎么知道的，你们偷偷约好了一起去游泳池，你也不知道他是怎么知道的，你大姐要和当时的男朋友私奔，而且你大姐分明计划了两次，每一次都安排得更周密了一些，他还是赶在她逃跑之前，先去找到了她当时的男朋友，把这个计划彻底搅黄了。
赵尊问，你怎么可能真的不知道呢？
我的脑子又嗡嗡作响起来，伴随着让我清醒的疼痛感。在这一刻，疼痛感和麻痹感是在相互作战的，一方想让我对过去清晰起来，另一方却想让记忆停留在那样模糊而懵懂的少女时代。不不，那经历过的一切，我迷惘过痛楚过遗憾过，但怎么可能是我的错。
赵尊说，其实你心里早已明白，你父亲能知道所有事情，并不是他有特异功能，而是他看了你的日记。这个事情，也许不是你一开始就发现的，但是你一定在过去的某个时间点，意识到了自己才是泄露这一切的源头。
赵尊说，发现的那一刻，你心怀愧疚，但那不是你的错。
我听他这么说着，开始觉得心脏难受得厉害，那是一种烧灼感，会让心跳加速起来，继而蔓延到肋骨和胃部，是火辣辣的浑身不适。
我缓缓地吐出几个字，是我的错。
赵尊同情地看着我说，怎么可能，那时候你还是个半大孩子。我闭着眼摇头道，是我以为自己把日记本藏得够好了，但他还是找到了，看了。大姐没和小薛走成，就是我在日记里多嘴了，才害了她，所以到宁波之后我只写些不重要的琐事，再不把重要的计划和心里话写在日记里。说出这些，让我觉得稍稍轻松了些，烧灼感有所减轻，但我的脸、手和腰腹处仍是火辣辣的。我用双手捂着脸道，小时候我所有功课里，就数作文最好，但有时候我真的痛恨自己的表达欲。过了会儿，我抬眼看到赵尊还继续看着我，他面带微笑说，现在表达欲还是很强，但这不就是你的优点嘛。你潜意识里想要隐瞒的事情，还是会以另一种表达方式对我说出来，比如你一上来就告诉我，为了找回全部的过往，你看了自己那时候记得很详细的日记。
此人总会在找到真相之前，先戳穿一点当事人故意回避的真相，但当我感受到这种熟悉的刺痛时，竟对找回马未、姚颖燃起了希望。
赵尊看了看手表说，今天就到这吧，我得回去继续干活。大概情况我都有数了，就是得留给你两个问题：一，你应该再次思考一下，今天你带来的这张明信片，你到底想让我查什么？二，你告诉我的马未、姚颖的故事，看似完整的，但是否还漏了什么？我始终觉得你没有告诉我全部。我皱起眉道，这两个问题我现在就能回答你：一，我想让你用一下你最擅长的高科技手段，从指纹、DNA这些方面再去查一下这张明信片，上面究竟有没有可以用到的其他线索；二，我觉得把所有能说的都跟你说了，如果是我省略的，那真的就是跟他们俩完全没关系的信息，毕竟我也写了那么多案件，是跑这个条线的专业记者了，怎么可能不清楚叙述的重点呢。赵尊一边听我这么说，一边站起来整理着风衣上的褶皱道，你可别这么迅速回答。我让你好好思考，就说明你现在给出的这些答案，某种程度上还存在对自己的麻痹。也就是说，如同日记的事一样，其中有你不想面对的部分。
看赵尊准备离开，我也随着他一起站起来，从温暖的包裹中猛地起身，让我一下觉得自己咖啡喝多了，不仅没起到清醒头脑的作用，反而头晕眼花，差点没站住。赵尊顺势伸手扶了我一下子，又缩回手啪地站得笔直。我问，那如果你是我，你要从何查起？赵尊伸手挠了一下卷发道，你有你的想法，我有我的路径，我们俩不用完全认同对方的突破口。比如小薛这个人，叫什么来着，啊，薛治贤，我觉得这个人很有意思，不过，他未必真的叫薛治贤，所以这也可能一开始就是条断了的线，根本没有任何价值可言。说完这些，赵尊又看了眼手表，瞬间飞快地离开了，这是我早已熟悉的他的风格，来时无踪，去时则留下一堆问题。我继而又瘫倒在沙发里，挥手叫服务员过来买单。服务员漠然地回答，刚才那位先生已经买过了。什么？我们一直在讨论个不停，他到底什么时候去买的？从什么时候开始我的注意力变得不好了？我的脑中充斥着各种记忆碎片和赵尊罗列出的各种问题，如同一锅粥，已经不可能再进行更多的思考。在沙发里又窝了一会儿，我只能支撑着自己站起来，穿上外套，回头看了一眼那张沙发被我深陷其中一下午坐出的一个大坑，心想，这设计可真舒服，要不要家里也买个这样的沙发呢？
赵尊说得对，我不会因为一下午的讨论，就完全被另一个人解决问题的思路带着跑，积累了多年经验，梳理一桩案件也自有我的方式。赵尊喜欢从一个大问题中先罗列出无数小问题，再用他最擅长的科学方法去一一攻破，继而再全盘解决。而我则更感兴趣人，人和人的关系，人和人的纠缠不清，看似被无意识推着走的相遇和分离，冥冥中必有原因。
首先是当年写了马未、姚颖失踪报道的实习记者陈英茹。用新闻系统内部条线打听，并不很难。陈英茹出生于杭州附近一个县级市，大学毕业后在《西子晚报》实习，在杭州工作了一段时间，便跳槽去了上海的一家生活服务类型的周报社，这之后又进入了一家外资的时尚杂志社，一干十几年，现在是出版人。我联络到陈英茹的时候，她正在巴黎出差，邮件回得干脆利落：
已阅，非常重视也非常感谢能找到我，但此次出差可能时间略久，若十万火急可约电话会。
Allthebest!
英茹
下面则是中英双语的她的办公室地址和座机手机。
我回道：
虽是二十多年未破的冷案，但目前有希望用更新科技的手段去解决，《法制日报》也想就这些冷案的重启做一些报道。没有到十万火急，但也是越快越好，若能安排时间电话，万分感激。
祝工作顺利
《法制日报》文真上
我们的通话约在即日早晨九点。我疑惑，因为那是巴黎半夜的时间，但当我手端一杯牛奶咖啡在办公室的电话座机前坐好时，铃声准时响起，接起来听，对方是中气十足精神百倍的有魅力的中年女声，完全不似睡前的状态：你好，文真总，我是英茹。我客气道，打扰您休息了，陈总。陈英茹则笑道，不会，再过一小时我还要给中国这边的员工开电话早会，不跟你通这个电话，这个时段我也会找事情打发时间。
陈英茹对失踪案件的描述非常细节化，因为这是她成为新闻记者之后做的第一个采访。她尚清晰记得，那是九月的第一个星期，一对老夫妻由一个年轻人陪着来到《西子晚报》的社会新闻部求助，说他们的独生子失踪了，要求登寻人启事。当时，办公室的大多数编辑记者对此事习以为常，便让最年轻资浅的陈英茹去接待。在那个年代，《西子晚报》社会新闻部常有访客，要求新闻工作者帮忙解决各种家庭事端、邻里纠纷之类，第一波的接待首先要厘清来的人是真有事还是假有事，属需要动嘴皮子和心眼子的脏活累活。其中，社会新闻版的寻人启事栏目最是访客众多，此栏目一反普通寻人启事干巴巴的语言，取而代之的是充满情感的类似呼唤的语句，因而受到特别多的欢迎和信赖。比如，那个曾在校门口用自行车载我一程的方志宏，你知道我在等你吗？或是，苦等丈夫三十年的我，至今仍怀着一丝希望，无论你在哪里，都请回来和我们母子团圆，等等。但总的来说，无论来访者说得有多蹊跷，最后大多都只是一些内部琐事甚至个人臆想导致的假失踪。可那一天，陈英茹带着自己簇新的笔记本，和三位访客在报社杂物间的角落却连着聊了四个小时，直到同事去敲门，看看到底是不是无理取闹的访客缠住了陈英茹，才发现四个人在杂物间里已经哭成了一团。
陈英茹在电话里渐渐柔化的嗓音，仍然传达出来自当年的感慨：太可怜了，听这对父母，尤其是那个母亲流泪说着这样的事情，因我在家也是独生女，共情到发生这样的事，我的父母是否也会这么绝望，所以那时候才二十出头的我也忍不住陪他们一起哭了。
在她的叙述中，马未是这对老夫妻到了高龄才得到的孩子，他们整个家庭被打成右派又平反，逐渐恢复了正常生活之后，马未又是家里第一个考上大学的孩子，可以说寄托在他身上的，不仅是他父母，也是整个家族的希望。老夫妻说平时对马未一直保护得很好，考上大学后稍稍放松了点，又因为他学的是美术，到各地写生对专业来说是需要的，所以他们第一次同意了马未利用暑假去外地周游写生的请求，也提前联络了马未要寄住的家的主人，一个叫沙平的年轻画家，当时是浙江美院的研究生。暑假一开始，老夫妻先把马未从济南送到宁波自己的堂弟处，因这位亲戚正在负责明州港出土遗迹的保护修缮工程，马未也一直很感兴趣这些中国古建筑古文物。他们嘱托这位亲戚，马未结束在宁波的行程后，务必要将其送到火车站，送上由宁波去杭州的火车。老夫妻也和马未约定，在外期间，一定要隔一个星期就寄出一张明信片报平安，而马未在暑假的前一个月严格履行了这个约定，后来明信片就变成了十天或两个星期寄一次。马未父母起初心里会觉得儿子对承诺的兑现有点懈怠，但也理解马未年纪尚轻，在外面过暑假肯定会越发贪玩一点。可到了八月二十几号之后，他们便再也没有收到过马未寄来的任何明信片，直到月底开学，马未也没有像他们嘱咐的那样，在回到北京返校开学之前跟他们通一次电话，马未父母开始坐立不安。他们联络了在宁波做工程的堂弟马国强，又联络了刚从国外写生回来的沙平，也给马未几个相熟的同学好友都写了信打了电话。可马未并没有返回北京，也不在杭州沙平的房子里，更没有折回宁波叔叔的工地上，不知是在哪个时间节点，他就无声无息地失踪了。而此时，姚颖的父母也开始联络马未的父母，因为姚颖在开学后也没有去上海的大学返校报到。这时候两家人才确定，应该是两个孩子一起失踪了。
时隔多年，在陈英茹细腻入微的描述中，我记忆的一部分也随之打开。马未、姚颖，在建筑工地上经常可以见到的那位马国强马叔叔，沙平则是马未口中那个要去沙漠写生的前辈师兄，时间河流中的名字逐个被重新打捞回来。关于明信片的细节多少有点刺痛了我，原来最初用明信片传递关切是来自马未和他父母的约定。我收到的虽然仅是珍藏下来的那一张，但更多的由马未在各地邮局习惯性发出的挂念和爱，却由于某种原因，在二十四年前戛然而止。被揉皱了的岁月被陈英茹用一双手在我面前慢慢展开、抚平，这是一张旧事的地图，甚至我看见了比当时涉及更远的事件边缘的景象，一些名字也不再是从我耳边流动过的一小束空气，而是各自来到了他们本该在的图钉摁下的位置。
我听见电话那头，陈英茹似乎是站起身来，走了几步，然后则是倒水喝水的声音。在此期间我一直沉默着，听她好像又回到电话旁，我痛心疾首地说了句，他的父母是因为一直没收到报平安的明信片，所以预感了不幸啊。陈英茹道，是啊，八十年代还没有普及电话，我记得我刚离开家去上班的时候，也是用一星期寄一封信的方式，跟家里人报平安的。我说，但他们心里可能还抱着一丝希望，所以先去的是报社，而不是到公安局报警。陈英茹沉吟不语了几秒，最后说，是我带他们去报警的。
据陈英茹说，马未和姚颖的父母在潍坊达成了两个孩子双双失踪不见，要立刻去找的共识后，两家分别在各自的户籍所在地报了警，却没有能够达成受理。由于马未、姚颖并不是在潍坊老家失踪的，当地民警建议在他们最后出现的地方提交失踪报告。是时姚颖的母亲已经因为女儿的杳无音信被搞得心力交瘁被送进了医院，便定下来由马未父母代表两个家庭去寻求解决办法。马未父母先到了宁波，见到了马国强，询问当日是否眼看着马未和姚颖上了火车。压力之下，马国强承认自己没有按照当初约定的那样，把孩子送进了站，但马国强告诉马未父母，因为马未、姚颖计划离开的当日是他在工地上最忙的一天，所以他特地花钱叫了当时属于贵价消费的出租车服务，也眼看着马未、姚颖把行李搬上了车，这才安心去工作。后来马未父母也辗转去宁波的出租车公司，找到了那位接了马未、姚颖的出租车司机，司机确认自己是看着两个孩子在火车站拿着行李下了车，直奔检票口了。于是马未父母又来到了下一站杭州，与刚从撒哈拉沙漠写生回来的沙平接上了头，这就是那位陪着两老去《西子晚报》社的年轻人。三人发现马未、姚颖的行李确实都还在沙平家里，一些生活痕迹也侧面证明了两个孩子确实在这里住过。马未母亲认为这里就是儿子最后留下踪迹的地方，想立刻报警，但马未父亲仍心存侥幸，觉得有可能是马未、姚颖又去了别的地方游玩，或是一时兴起玩私奔，这都有可能。而沙平竟然也同意马未父亲的看法，觉得先不用惊动警察，可以到报社发个寻人启事，看看是不是马未在搞叛逆或恶作剧，所以就有了陈英茹最先叙述的一幕。
我问，你觉得为什么当时马未父亲和沙平，都更倾向于先发寻人启事呢？陈英茹答，我觉得老人家还是不愿意相信儿子是真的失踪了，何况还带着一个女孩，两家又是一直认识的，如果确认了失踪的事实，女方会认为男方多少有点责任吧。我又问，那沙平又是为什么不愿意先报警呢？陈英茹答，在我记忆中，他那时候看上去跟我差不多大，虽然是马未的前辈，但说到底也还是个孩子。如果马未是在他家不见的，他也很怕自己担责任。我心里轻轻叹了口气道，所以，要不是你带他们去报了警，这件事不知还要拖多久。陈英茹道，是的，我听完所有，觉得各种事情都很异常，所以当天就带着他们去报了警。我问，当天就立案了？陈英茹道，杭州警方很有效率，马上派人去了沙平住的地方，勘查了一番，马上确定这就是一桩失踪案。只是很可惜，这个案子最大的难点就是，不能确定马未和姚颖两个人，最后是在何时何处失踪的。虽然警方也陆陆续续做了各种调查，但苦于线索实在匮乏，八十年代的刑侦手段也非常有限，所以便慢慢冷却下来，成了一桩悬案。
我一手握话筒，一手拿笔不停在本子上记着，双腿盘踞在椅子上，窗外春光明媚，能看见不远处的四环上，是典型北京的早高峰，各种车辆都被堵得不耐烦，以不同形式的马达声、鸣笛声、脑袋探出车窗外的骂声抱怨着这崭新的一天。而电话那头，则是夜凉如水的巴黎，一个和我素昧平生的女人有可能是穿着睡衣，坐在床边，对我娓娓道来她涉世未深时与我俩都相关的一桩案件。缘分如此奇诡，她所说的这一切，很多都是我初次听到的，我脑中的碎片在她无私的帮助下又多了一些，虽还不能完全连接起来，每一块却都晶晶亮地反射着锐利的光。
非常感谢，把您知道的一切都告诉我。待我回过神来，陈英茹这一个多小时所说的细节，已经让我记了小半本新笔记本。更让我从心底里敬佩的是，她的讲述是活灵活现、绘声绘色的，毫不掩饰她对这一起案件中的每一个人的私人观感。谢谢，真的帮到我很多。我再次说。因巴黎夜渐深，那一边的声音越发显得诚恳又空灵，只听陈英茹说道，其实我也很感谢你这一次来找我。为什么？我问。她缓缓说，因为这是我成为记者后写的第一个案子，也是我发挥主观能动性想要解决的第一件事。但报警立案之后，我却受到了批评，说我处理事情冲动欠考虑，所以就把我从社会新闻部调到了文娱生活版面。你也是记者，应该能理解，在那个年代选择学新闻的孩子，都是很有理想的，所以我那时候一下就被打击了。我听着她说这些，心里有点酸楚，但也不知该回什么才好，只能笨拙地说，但您现在也是很成功的出版人了。
电话那头传来陈英茹轻轻的笑声，说道，也许报道案件确实不适合我吧，我进报社的第一天，就被领导批评说，行文不够冷静客观，感情过于丰富外露。转到文娱生活版面的时候，却意外地被那边的上级表扬说，文字生动活泼，可以看见字里行间的色彩。我也笑道，文字本没有颜色，能写出色彩感，那说明确实很厉害。陈英茹说，所以现在只是跟时装打交道了，可仍然很高兴，我当年的一腔热血，多少还是能帮上点忙。对了，当年两家人为了配合稿件登报，给了我很多两人的生活照。后来马未父母把照片要回去了，姚颖的一沓照片还在我这里。因为姚颖的母亲那时候悲伤过度得了重病，和姚颖爸爸一起被姚颖的姐姐接到澳洲疗养，我曾经写信想把照片给他们寄过去，但被姚颖姐姐拒绝了，说看了伤心，不看也罢。如果你现在需要这些照片，我也可以给你的。我心里微微有些激动地回答，如果方便的话，那是最好不过。陈英茹道，方便，方便，但你得等等我，要回国之后才能到家里找出来，寄给你。我也相信，你看了她的生活照，会更多一些对这桩案子的灵感，因为我第一眼看到照片上的这两个人时，觉得相当灵动，怎么说呢，一个最深刻的印象是，两人穿的那些衣服，尤其是姚颖的打扮，哪怕放在今天，也是时髦大胆的。
这句话又击中了我内心深处的一涓细流。原先已经封存在暗处的马未、姚颖的模样，在陈英茹这样的总结中，又跃然眼前，如她所描绘的，充满了明快的色彩、灵动的身姿，时髦又大胆。不惧露出身材曲线的牛仔裤、经典敞怀在下摆松松系结的白衬衫、造型夸张前卫的三点式泳衣，还有姚颖在我记忆中一天换一顶的几乎不重样的帽子，它们曾经吸引了我的目光，煽动了我的好奇，鼓励了我的热情，也带领了我的欲望。若没有这些色彩，我将是一个永远被埋在一望无际温热沙子里的人，以为自己起不来、动不了，不知不远处就是蔚蓝的大海。
赵尊有一个小时的午休时间，我问他要不要在那天的咖啡馆见，他说，换个地方可以换种思路。我们在赵尊单位附近的居民小区碰头，他坐在一个生锈的秋千上，我只能在他对面五彩斑斓的转盘上坐下。中午的小区游乐处基本没人，北京春天的风卷着花粉呼呼地往人鼻孔里钻，赵尊戴着口罩，看我不停揉鼻子，就从风衣口袋里又拿出个新的给我。
我用口罩把鼻子和嘴包裹起来，感觉自己的一呼一吸仿佛被加固了。我问，听得清吗？赵尊答，完全没问题。我说，和当年采访马未、姚颖案件的记者通了话，她说了不少让我觉得有价值的东西。赵尊答，我知道，那次见完你，我就去查了案卷，当年有个记者陪同去报案的，就是她吧。但所有她能告诉你的，警察都已经记录在案了，还能有什么新线索。听他这么说，我不甘示弱道，可案卷记载的和亲历者说出来的，不是一回事吧。一个是干巴巴的，一个是有色彩的，我倒觉得她的描述给我不少启发。赵尊说，好吧，你看你们这些记者，总不自觉就跟警察较劲。我一听这话又来气，这怎么是较劲呢？现在不是协同合作，一起找到真相吗？赵尊冷冰冰说，那我可得给你泼个冷水了，到目前为止，你所认为的新线索，仍都只是些个人想法而已。如果找不到任何真正的突破性新线索，那这个案子就没办法重启，这也就意味着，谁都没有调查权，我俩基本都只能在乱猜的边缘打转，把这件事纯当成个人回忆来瞎聊。
听到这话，我的心一沉，问道，那明信片上呢？有没有可能运用现代科技手段找到一点新东西？赵尊答，初步检验过了，就跟我预料的一样，上面混合了足足有几十个人的指纹，一个叠着一个又一个地，再加上年代久远，有的淡了有的糊了，没太多参考价值。我继续追问，笔迹鉴定呢？要怎么证明这是马未亲笔写的明信片？赵尊答，我就知道你会这么问，但首先你得给我一份对比样本，其次是，我读到案卷中记录了一九八八年的时候，已经做过马未寄给他父母的明信片的笔迹鉴定了，证明了是本人所写，你收到的应该也是同一批，所以并没有再做一遍的必要。再次，笔迹鉴定其实已经是过于古早的证据手段，事实证明，只要用心伪造就可以达到接近乱真的效果。
我看着赵尊露在口罩外面的两只眼睛，几乎能想象到在他全脸浮现的不以为然的表情，但我还是耐着性子继续问，DNA检测可不可以用在这上面呢？赵尊冷笑了一声回答，DNA也不是刑侦的万灵药。除非你的马未是被这张明信片杀的，又或者嫌疑人恰好在拿着明信片的时候，往上面吐了口水擤了鼻涕又或者受伤流了滴血，不然要怎么在一张卡纸上留下DNA？
我沉默。自从和陈英茹打完电话，了解了当时多些的细节，对于寻回这两个对我意义非凡的故人，就意味着又多了些支持，但在赵尊看来，一切依然在死胡同里打转，离康庄大道还远得很。过了一会儿，他大概感受到了我在口罩后面无声的沮丧，又说了句，但也不是一点进展也没有。我继续沉默，赵尊自顾自往下说，你记得我上次说的，你大姐当时的男朋友薛治贤这个人，我总觉得很有意思，且他在杭州警方的笔录中并没有出现，真可以算是一条全新的线索。所以我在数据库里搜了一下他的名字，果然，在整个安徽省，名字年龄对得上的薛治贤，一个也没有。保险起见，浙江省我也查了，同样没有符合条件的薛治贤。这证明了我的猜想，“薛治贤”是个假名。我不屑地问，然后呢？赵尊道，然后？然后就没有头绪了，我还在思考假薛治贤和这个案件的关系，也需要你对我说出你所知道的一切。我没好气地说，都告诉你了，那天我讲得很详细。薛治贤和我大姐约好了要私奔，我和马未、姚颖也在暗地里联手帮他们。那天我看准时间，把我大姐偷偷放了出来，然后她和马未、姚颖上了同一辆出租车，司机先在走马庄后面的小树林把我大姐放下来，那时候离我大姐和薛治贤约的还有一段时间，姚颖问我大姐一个人等没事吗？我大姐说没事，让他们赶快先走，别误了火车，然后司机就送马未、姚颖去了火车站。我想了想，又补充道，我和陈英茹打电话的时候，她也说到了这一点，马未父母在宁波曾经找到那位送他们去火车站的出租车司机，核实了马未的堂叔马国强提前预订了一辆出租车，上车的时候是三个年轻人，他先送了其中一位女性去走马庄附近，后来又在火车站放下另两个，那个司机很肯定地说，是看着那一男一女拿着行李走向了检票口，他才把车开走了。听我憋着气又说了一遍，赵尊道，你别急，我没在质疑你的条理性，只不过你这个人，只要在说和你紧密相关事情的时候，就会把心护得很紧，甚至自动剔除了一些对自己不利的东西。这是你没法控制的无意识的行为，但运用我半桶水的心理学知识，多少也能从你戒备十足的缜密中找到一点缝隙。
赵尊说，其实那天我留给你的两个问题，你已经都给了我答案。
游乐处走过了几个小区里住的老年人，警惕性很高地打量着我和赵尊，可能是我俩的口罩造型让他们觉得有点可疑。我低下头去，赵尊的习惯则是，无论谁打量他，他都会目光炯炯地对看回去，这几个老年人虽然慢下脚步，但最终还是被赵尊的眼神给撵走了。这就像是我和赵尊只要一讨论案件，就都会使劲地想要把对方㨃回去。在过去的经验中，十次里总有七八次我能略胜一筹。但今天，正如赵尊所说，此案关系到我的私人记忆，我脑中纠缠不清的逻辑链条先把我自己捆了个囫囵。我承认这一次，赵尊所站的角度确实更理性客观。
第一个问题，我问你到底想查明信片的什么？赵尊说，其实无论是笔迹鉴定，还是指纹查验、DNA什么的，你的内心都只想查清一件事：真的是马未给你寄的明信片吗？
我半闭上眼睛，感受着自己的呼吸在口罩的窄小空间里进出，锈了的秋千发出悠长的吱嘎声，而赵尊就随着这苍老的节奏慢条斯理地分析着：你不信这件事，你一直怀疑这件事，也许从你收到明信片的第一天开始，你就觉得很蹊跷。为什么马未要给大概率再也见不到的你执着地寄了一张这样的明信片，上面的祝福不咸不淡，没有什么任何特别需要传达的讯息。二十四年前的你想不明白，但好像也没有必要想明白，所以这张明信片就被搁置了。直到前些日子，你发现马未其实就在你俩分开的那一年失踪，但现在的你不是过去的那个小女孩李媛了，现在的你是《法制日报》主编文真，具有多年采访刑事案件的经验，练就了一身对罪案的灵敏嗅觉。所以你把这张明信片和失踪案联系起来，第一反应就是，它会不会是一个假造的证物，只是利用了从杭州寄出的邮戳，来证明马未是在杭州失踪的，而不是在宁波。
赵尊说完这一整段之后，我迟疑了一会儿，睁开眼睛缓缓承认道，我一直觉得很奇怪，明信片改了三次收件地址，马未是怎么知道我那段时间住在泉州的呢？赵尊隔了一会儿才问，那你当时怀疑谁？
我听见自己说，我父亲。
赵尊问，为什么？
我答，因为我父亲实际上很嫉妒马国强在工地的地位，领导对他的赏识，也一并讨厌了他的侄子马未。但我认为这也不足以让他恨马未恨到这个地步，也许真正的理由是我那时候表现出了对马未的崇拜和喜欢，一有时间就要和马未在一起，后来姚颖来了，我虽然努力地调整和压抑自己的感情，但身边的人应该都还是能看出来。
赵尊说，所以你觉得你父亲杀了马未？
我瞬间清醒，不由自主站起身来，抬起头瞪着赵尊，声音也高了两度：什么？你说什么？那当然没有！我说的是，我怀疑这张明信片是我父亲为了让我对马未的事情心里好受一点，故意假造的。他也知道我不可能再找到马未了，所以就托人寄了一张明信片来安慰我，这是一个善意的举动吧。
赵尊手握秋千的铁链，慢慢在原地晃动着说，你别激动，我只是做了个假设，甚至连推理都算不上。我也不觉得马未、姚颖的失踪是你父亲造成的。
我松了口气，又一屁股在彩色转盘上坐下，听赵尊继续说，从你对整个事件的描述来看，你父亲当时正全身心地反对你大姐和薛治贤的婚事，就算对马未有点看不顺眼，也不至于将主要矛头指向他。再说了，马未和姚颖当时已经定了要离开宁波，就凭这一点，到目前为止，我觉得你父亲没有任何动机要去为难这一对和他没有利害关系的小青年，他们走才是他求之不得的事。
我的心情犹如过山车一般，动荡之后还要保持逻辑的稳定性。我说，但你别忘了，马未、姚颖多少还是协助了我大姐的私奔，我父亲也从我日记里知道这事了。
赵尊分析道，所以，如果想要阻挠马未、姚颖踏上去杭州的火车，假设是你父亲去了，那结果只能是，两个小青年看到他拔腿就跑，只有上了车才会是安全的，才不会受到责难。马未、姚颖最后被人看到，是在宁波火车站的检票口处，假设他们真的不是在杭州而是在宁波失踪的，那一定是一个令他们完全没有戒心的人，才可以做到。
也有可能是我们想多了，我说。毕竟当时杭州警方第一时间就去调查了沙平家，据陈英茹所说，里面还存放着马未、姚颖的私人物品，也有生活过的迹象。沙平家没有破门而入的痕迹，沙平回到家之后也发现门锁得好好的。但他们的钱包、证件和家里人给他们准备的用信封装的相对数目较大的现金并没有在家中找到，沙平给他们的钥匙也没找到。所以是不是杭州警方当时的结论听上去虽然简单，但更合理一些。他们就是到了杭州，住了一段时间之后，出门到某座山或者某个密林中写生时，不幸遇上了歹徒。
我一边说着，一边极力想要挥去脑中的画面：穿着白衬衫牛仔裤，朝气蓬勃的马未、姚颖，最后只在深山老林里留下了几片尸骸。
赵尊道，是有极大可能的。但你别急着躲避你自己心中的疑问，我再来说那天的第二个问题。我问你有没有可能，在你对我说的那一整个夏天的故事里，漏了什么很重要的东西？我摇头，没有，所有发生的事情我都说了。赵尊气定神闲地回应道，今天你说了一个有趣的观点，案卷记录的文字是干巴巴的，但亲历者的描述却是有色彩的。李媛，到目前为止，你给我的描述里抽去了所有的感情色彩，但你当时明明是一个深陷其中的小孩，这不科学。在这个故事里，你没能让我感受到你对所有人的态度。我无奈道，我只是为了相对客观地把整件事展示给你而已，再说，凭着你心理学硕士的半桶水，不也一样能从其中窥到我的态度吗。
赵尊从秋千上站起来，嘿嘿笑着说，确实能看到一些。比如你对你父亲的惧怕和极端渴望从他那里得到认可，比如你对你母亲的哀其不幸和怒其不争，又比如你对大姐产生的亲近和逃避的念头，再比如你对小妹抱有的巨大希望和失望。但其中有一个人，我完全看不到你对他的任何想法，甚至是最浅层的喜欢或讨厌都看不出来，那就是薛治贤。
赵尊看了眼手表说，我该回去了。我也站起身来，他忽然凑近了我，又问了一遍，你确定，你对薛治贤这个人，真的没有一丝一毫的怀疑吗？
那天晚上，等钱阿姨和西瓜都睡了之后，我一个人在电脑前坐着，随机地打开了一个关于洞穴潜水的纪录片。这些日子全然沉浸在往事之中，我自知需要换换脑子，但大脑是如此强势的人体器官，当它无意让你分心的时候，任何与此事无关的观察和思考都会带上一层叠影。我看着热爱探险的潜水爱好者缓缓将自己沉入水中，与深海潜水所能观察到的绮丽海底世界不同，洞穴潜水看不到五颜六色的鱼群、晶光闪烁的珊瑚及曼妙缤纷的藻类，追求的是探究洞穴的深层结构，前人后人一点点接力，将结绳慢慢延伸，不停挑战最深的极限到底在何处。换言之，冒着生命危险不停下潜，从进入水中那一刻开始，四周就皆是黑暗，目标只是为了看到，黑暗的底部是什么。我心中一震，果然大脑又开始将我拉回执念中，这看似无趣又危险的洞穴潜水，不就是我现在在做的事嘛。
我啪地合上电脑，深吸一口气，将自我从刚才浸入漆黑水底的窒息感中拽出来。
我不可能对薛治贤没有想法和态度，但我真的准备好了吗？在我全副武装决定潜入洞穴阴冷刺骨的水中的那一刻，便应该有心理准备，我会在黑暗中与他相遇。
我跟单位领导请了事假，准备去一趟西安。晚上收拾行李的时候，钱阿姨本在房间里自己临摹一幅风景油画，这是她退休后的爱好，不画人像只画花草山水了。听到动静，她出来看了一眼问，要出差？我犹豫了一下，回答说，我想去看看我大姐。钱阿姨点点头，欲言又止的样子，最后只是说，你不用担心西瓜，他还挺好带的。我心中涌上一丝感动，看着灯下钱阿姨的四方脸和一头银发，和我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相比较，上了年纪的她现在样貌柔和了不少。钱阿姨手里握着油画刷子在原地问，看什么呢？我笑道，第一次见到您的时候，好像是特别厉害的样子，但现在充满了母性光辉。钱阿姨道，什么母性光辉，就是人老了皮松了，看着脾气也变好了而已。我笑了会儿，她又说，你可千万别脱口而出你现在看着像我妈妈之类的话。我正色道，不会，知道您不喜欢。钱阿姨若有所思说，本来想好了就一个人过一辈子的，但后半生，还是有了你做伴。之前你从不去找你的家人，说害怕被发现了行踪，但你现在也是奔四的人了。她停顿了几秒说，你我都不该如此自私。我走过去搂住她的肩膀，也忍不住自己鼻酸道，我知道了。
大姐知道我要来西安看她，在电话里就提出要来机场接我，我拒绝，说自己能找到她家。她坚持己见说，这么多年了，我们姐妹是第一次重新聚，你来出差也没几天，多见你五分钟也是好的。我听不得大姐这样的语气，就跟从前一模一样，温柔但又执着，只能说好。飞机上的两小时，我全身滚烫，像是要发烧似的，空姐都过来询问我是不是身体不舒服，但我明白，是自己太激动了，还特地找出了当年大姐留给我的红格子围巾，在不合时宜的深春季节缠在自己的脖子上，直把自己捂得心脏狂跳，热汗频出。从行李大厅我一路疾走，出了自动门就看到了大姐，我最深爱、心疼、信赖的大姐，素来也最爱我心疼我保护我的大姐。如我所预料的，曾经肤白腿长，面容姣好，穿着一件红色泳衣就在泳池熠熠生光的李娴已经老去，成了一个身形偏瘦又带着几分忧愁的中年女子，但大姐微微下垂的眼角、嘴角、眉弓，仍然盛放着温柔润泽的光，连那些被岁月蹉跎出的小细纹一起，在看见我的第一瞬间就微微颤动起来，像是坚持了一百年的树，在终于等到了故人归来时，才情难自已地将叶子纷纷落下。
我直奔向大姐，她先看我，又看我戴着的围巾，然后失控般地放声大哭，我完全顾不上行李，也抱住她号啕起来。机场人来人往，无论是欢笑还是眼泪，这是一个见多了悲欢离合的地方，所以也没人会在意。我一边流眼泪一边找寻着大姐曾经的气味，多少个日夜我们睡一张床一个被窝，那种熟悉的气味仍在，但好像已经淡了不少。一个念头一闪而过，大姐也会找寻我的气味吗？我一下有点惭愧了，这些年我已经用惯了某种香水，在抱着我的那一刻她就会发现，那个从小被她娇纵的二妹已经是另一个令她陌生的中年女子了。
从大哭到抽泣，我们慢慢抬起头来看着对方。我最在意的是那条伤疤，比起大姐年轻的时候，那痕迹确实是淡了不少，又或者是人皱纹多了，岁月留下的痕迹一波接着一波，迅速地把最早期的那些伤痛比了下去。而大姐也伸出手来摸我的脸，我羞怯，因为出门时照例打了粉底，抹上润唇膏又涂了一层口红，头发是精心捯饬过的短发，烫过一点，显得流畅而精致。大姐声音颤抖地说，二妹啊，你变了，变得这么好看，真好看，真好看。她反复地确认着真实的我，而我恨不得立刻从这个精美的躯壳里，让我十几岁时候的灵魂跳出来，让大姐看看，我仍是那个皮肉结实的李媛。这时旁边有个微胖的中年男子过来，拍拍我和大姐的肩膀。我看向他，脑子瞬间混乱起来。这是大姐的丈夫老贾？不对啊。老贾可是足足比大姐年长近二十岁的人，这个人虽看着不年轻了，但终究还没那么老。与我差不多年纪？大姐的某个亲戚？朋友？大姐恍然大悟似的抹去眼泪道，你看，我都忘了跟你说了，李越也一起来接你了。
我大惊，李越？那就是双胞胎中晚了几小时出生的那一个，我的亲弟弟李越？眼前的中年男子戴着金丝边眼镜，整个人都是线条圆润，表情带着一种憨厚感，实在不能让我把他跟小时候调皮捣蛋的双胞胎联系起来。大姐道，认不出了吧。我也擦了擦眼睛道，认不出，脑子里还是小时候的印象，猴子一样。李越不好意思地笑道，是我这几年吃太胖了，二姐看着好漂亮，倒像是比我还年轻。大姐解释道，他大学毕业之后就来西安工作了，做IT的，现在也结婚了。我高兴地看着李越问，李超呢？大姐抢答道，李超读书没有李越好，上完技校之后就留在老家了，爹妈跟前。李越露出一丝尴尬的笑容，轻轻说道，毕业之后就没怎么跟家联系。最后那几个字细微得如同只是喉头滚动了一下，让我瞬间明白了，我们当初的这个家，其实现在就是一个四散的状态了。自大姐远嫁，小妹出走，再加上我的逃离之后，李越也选择了远走他乡。我心里五味杂陈，一时不知道该如何反应，大姐拉起我的手，李越拿起我的行李，一路说着走走，回家先吃饭。走出航站楼，西安的温润阳光照在我的脸上，让我不知是该感激还是该悲伤。
大姐和李越帮我把行李放到家，那是一个朴素大方的三室一厅。老贾退休了又被返聘没在家，大姐的两个女儿，一个已经参加工作，一个则正读大学住校，也都没在家。我环顾四周，家里被大姐打理得干净整齐，又放了很多花草，每盆都被养得茁壮茂密。我有点局促，站在客厅中间问，这是你养的还是姐夫养的？大姐嗔道，当然是我养的，他那个人没半点情趣，也没有耐心。李越笑呵呵为姐夫打圆场道，但是顾家，能挣钱。大姐笑道，现在老了，这也不算优点了，我出去也能挣着他现在挣的这点。我这才知道大姐这几年除了做全职家庭主妇外，也打各种零工，像是超市收银员、大厦清洁工之类。李越笑道，大姐本该享福的，老贾交一部分钱给她，我工作了也补贴她，但她总说，兜里一定要有自己挣的钱。我疑惑，点点头又摇摇头，大姐赶快说，我这不算光为了钱，总是一个人在家也无聊。我脱口而出，你无聊了就来北京找我。大姐笑得眯起眼睛道，好啊，好啊，但到了北京不得多消费消费嘛，自己的零花钱多点，总没错的。让我哑口无言。
我们三个人在离家不远的回民餐馆，大姐点了一桌子的菜，说今天我请客，李越马上回应，不，二姐是大忙人，难得来一次，这顿得我请。看着他俩在饭桌上未吃先争买单，让我倍感温馨，但也有点陌生。曾经我们这个家庭，饭菜上桌都得用抢的。忘了是李超还是李越，总是抢菜不成还把汤汁洒在我身上，又会引起一场打骂。如今我们都是自由的，宽容的，甘于付出的。西安的气候并不比北京更干燥，却让我随时眼睛发痒，鼻子发酸。我频频擦着眼眶，李越说，二姐怎么还伤感呢。大姐道，她没有，她从小就这样，见风流泪。
晚上，我和大姐在她家客厅里，虽是说不完的话，我却不敢跟她提这一次的真正来意。八点过后，大姐的大女儿玲玲先回家，我记得她是老贾在上一段婚姻中的女儿，她对我礼貌地打了招呼便进了自己房间。稍晚一点，老贾也回家了，他也还是我记忆中的样子，这一次头发全秃了，身形也越发臃肿，但脸上的表情仍是温和客气。大姐像是肢体自然反应一般，在老贾进门的一瞬间便开始热饭热菜，布置碗筷。老贾认真地问了我一句，一起吃吗？我答，和大姐先吃过了，谢谢。这便是老贾这一晚上和我说的唯一一句话了。玲玲和老贾在餐桌上也是吃得悄无声息，吃完后便各自回房。我听见老贾打开了卧室的电视机，便问大姐，我在这里住，是否影响她家的正常生活。大姐回答，没事，你不来他也这样，一回家就吃，吃完就对着电视，你来还能陪我说说话。
我被大姐安排在她二女儿小花的房间睡，躺在大姐给女儿精心布置的公主床上，抬头便能看见小花从小到大的各种艺术照，也显然是爱她的妈妈每一年都带她去拍的：穿着大红色体操服的小花、着白纱裙头戴宝石王冠的小花，还有一张穿卡通泳装笑得咧开嘴的小花。我看到这些，高兴之余又想哭。因为小花实在太像年轻时的大姐，皮肤白皙，四肢修长，唯一的区别是她的脸上光滑无瑕，且时不时张大嘴巴露齿大笑。而我的大姐，我已经忘了从何时起，她就没有放肆地大笑过，一直以来的表情都是抿嘴浅笑，抿嘴思考，抿嘴发愁，抿嘴忍耐。过去我和大姐挤一张床，翻身抬头总能看见她因各种情绪而抿嘴的样子，而现在，我躺在大姐女儿的小床上，满眼却尽是幸福的影像。我为大姐高兴，同时也担心自己想从她口中得到的信息，是否会打破她现在宁静的生活。就这样，我在惯常的焦虑中辗转着进入浅睡，又带着惯常的不安醒来，这又是我必须面对的新的一天。
大姐故作神秘地把我带去一个地方，一路上都不愿意说是哪里。最后我知道了，这是大姐曾经做过清洁工的西安最高级的白领写字楼，那里有大姐所认为的全西安最好的咖啡馆，她说，你们大城市来的，都是习惯了喝咖啡的，今天就带你来尝尝我们这里的。我哭笑不得，但一晚上没睡沉，确实又需要咖啡续命。我点了大杯美式，大姐一直抬头看着挂在高处的价目表，犹豫不决。最后她说，二妹，你给我推荐一个。我对店员说，给她一杯热拿铁吧。大姐歪头问，那是个什么东西？我笑答，就是牛奶加咖啡，再加点糖，味道甜甜的。大姐说，那好，我喜欢甜甜的。我们在窗边坐下，从这个角度看西安，并没有任何古都的感觉。其实只要身在某个城市写字楼里的咖啡馆，从高处看，都会是一模一样的，大都市漫无目的快速生长的样子。在我短暂的沉默中，大姐很快识破了我的意图：二妹，你这次来不是出差吧。我不好意思地嗯了一声。大姐继而问，发生了什么事？我轻叹一声，两只手捂着热烫的咖啡杯，不知要从何说起。
我想了半天，勉强憋出一句：老家一切都好吗？
大姐看了我许久，把脸微微侧向一边道，都好，只是爹妈都老了。这几年你寄给我的钱，我也都汇了一部分给他们。你放心，我只说这是你给的钱，从不向他们透露你在哪儿，在做什么，近况如何。
我点点头，想着有些话再难以启齿也得说出来，便深呼吸了一口气道，大姐，我知道有很多过去的事情，你是不想回忆的，但这次来，无论如何我都想请你回忆一下，这对我，包括对我们全家，我认为都很重要。
但还没等我铺垫完，大姐忽然腾地站起来，我抬头看她，双眼红红的已经都是泪水。她颤声说道，你别问。
我略有点惊骇，毕竟我还没来得及开口说具体的事。
你别问。
大姐又重重地说了一遍这三个字。
落地窗外，本就不太新鲜的空气慢慢凝结起来，因其沉重浑浊而成了乌云。我柔声说，大姐，你别气，你先坐。她慢慢坐下来，目光没离开我，就这么看了许久，泪水在她眼眶里越积越多，竟没有一滴流下来的。我给她递纸巾，大姐接过去往眼上一堵，眼泪便汹涌地将纸巾揉皱了淹没了泡烂了。她缓缓说，二妹，我知道你现在是做跟法律有关事情的，也跟你从小好强、有正义感都是有关系的。但我个人，并不需要你帮我出头，小时候发生的那些事情，都是见不得光的，就这么过去了，就行了。现在你我都好好的，也已经跟那个家撇得干干净净的了，何苦再去翻那些旧账？
我听她说出这一串来，疑惑道，大姐，你是不是误会了。我是想问你马未、姚颖的事，你还记得吗？小时候在宁波，我们在工地上遇到的马未和姚颖。
大姐整个人一惊，我清楚地看到她浑身打了个寒战，身子不自觉地往后一仰，发出哎呀一声。
大姐，他们在跟我们分开不久，就失踪了。
我说。
大姐低下头，叹着气摇了又摇，最后说：
到底你还是知道了。
我一直以为自己是个洞悉力超群观察力卓越的孩子，但事实证明并非如此。我觉得我过往的人生在我记忆中事无巨细皆清晰，但实际上，唯有神灵才能俯视人间，洞穿每个人三百六十度无死角的爱恨情欲，而凡人只得一双眼睛一对耳朵，还个个抱着想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妄念，实则，首先看不清听不见的就是自己，其次则是身边的事。
大姐告诉我，其实她曾因为马未、姚颖的失踪案接受过警察询问。早在我们全家颠沛流离至海宁时，杭州警方便因为马国强和那位出租车司机的口供，专门找到了当时我父亲做工的落脚地，请了大姐去协助调查。我大惊道，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这事？大姐答，当时我和爹爹妈妈说了，他们都让我不要告诉你。我在心里也掂量过，你是喜欢马未的，告诉你真相你又怎么能好过。我听她这么说，端起马克杯喝了口，心里只有一个字，苦。咖啡太难喝，我心里更是难受。那么多年我都蒙在鼓里。但若是当年我第一时间就知道了，又能如何？二十四年前我未成年，心里恨不能快快长大，把所有事情掌控手中。二十四年后，就算我已独立，已自强，已拒绝一切对我的欺辱，但依然有太多的无可奈何，无能为力，离真相仍隔了十万八千里的距离。
我看着窗外西安市上空滚滚的云团，问大姐道，他们当时怎么问的你，你又是怎么说的？大姐答，就问我为什么跟他俩坐的同一辆出租车，下车之后干了什么，他们是否在我下车后直接去了火车站，当时两人和那个司机有没有异常。我都是照实说的。我问，那你有没有跟他们说之后我们家发生的事？大姐答，没有，我只说他们先放我下来，我是去等我朋友。我情绪低落地点点头，没说话，大姐忧虑道，怎么了二妹，我是否说错了什么？我说，没有大姐，你没说错什么。大姐接着说，我也是怕说多错多，以及那时候我个人的事，其实和马未、姚颖一点关系也没有，所以他们不问，我就不说。
我俩各自低头啜饮着杯中浑浊的液体，从大姐的表情来看，我给她点的拿铁很不适口，而我这杯美式，也很难继续下咽。我决心这一次要问个明白，抬头挺胸坐直道，大姐，那你能告诉我那天的真实情况吗？马未和姚颖在车上到底跟你说了什么？把你放下之后到底又发生了什么？
这次换大姐一脸疑惑：二妹啊，你怀疑我给警察做了假证？我当时说的每一个字，都是真的。我上了车，他们一直在劝慰我，只要能顺利和小薛一起走了，就解放了。放下我之后，姚颖问我，要不要陪我等一会儿，我说不用了，这走马庄后面的小树林我熟悉得很，倒是他们别误了火车才好，于是他们两个人便又上了车，走的时候也是高高兴兴的。至于我，就一个人在那个树林里等啊等，最后没等来小薛，倒是被宁波这边的警察找到了，说小薛跟爹爹干了架。这些话，后来从派出所回去，我也跟你说过一遍的。大姐见我仍低头不语，又说，我这人的性格是会藏事的，但只要我说出来的，就不可能是假话。
我忽然想到一个关键的问题，大姐，那天你等小薛等了多久？她一愣，沉吟片刻道，我没有手表，但看天光的话，大概一两个小时吧。我又问，我记得当时小薛有辆面包车，本来你俩是准备开车走的吧。大姐想了想答，是，但有车是小薛说的，我并没有见过那辆车，也有可能根本没车。这时我却在心里想，如果薛治贤真有辆车，趁着我大姐在小树林里等他的那一两个小时之内，出于某种动机，他完全可以做到去火车站截了马未、姚颖，杀人又抛尸，再回到走马庄收拾私奔细软，被我父亲抓个正着。
想到这里，我又问大姐，薛治贤这个人，当时经济状况是怎样的？大姐被我追问，不由得惊讶道，二妹，你难道在怀疑小薛是杀人犯？我说，大姐，他确实很可疑，你还记得那时候我也怀疑过他是差点欺负了我的那个猥亵犯吗？大姐皱眉道，你又提这事，我也同你说过的，若这是真的，那我绝不能和他来往，所以是很严肃地问了的，他有确凿证据，那段时间在六安老家。我有点心急，大姐，你是跟我说过的，但那时候我们都是孩子，其实他那些证据都可以编了骗我们的，如果，我是说如果，他就是那个没对我得手的人，那不仅马未、姚颖有可能是他杀的，就连再之前的小蒋，都有可能是他……我话还没说完，大姐已经伸手制止了我的推测，又紧张地环顾四周。
大姐压着嗓子，低声下气地说，二妹，我知道那是确凿的，因为他当时是在六安老家结婚。
这一刻我语塞了，但越发觉得大姐可悲了，我这位良善到软弱、隐忍到卑微的大姐啊。
大姐，你不要再包庇他了。我愤怒地说，这样的一个人，明明有老婆却引诱当年未成年人私奔。事隔多年去查，连薛治贤这个名字都不是真的。一个满口谎言的人，在我心里就已经是半个犯罪分子了。
大姐被我这一番话说得无言以对，渐渐整个人蜷成一团，紧靠在我对面的座位上。憋了半天的云团终于开始慢慢释放，豆大的雨点一阵一阵地从更高处砸在厚重的玻璃上。咖啡馆里工作着的白领对这样的情形显然习以为常，并不会因为闪电和雷声而挪开看着电脑屏幕的视线。我和大姐则不约而同地转头看着外面的天由灰变黄，雨由点状迅速变为线状，锋利地自上而下，洗刷着城市里的陈年污垢。
我控制不了情绪，带着点厌弃问，大姐，你还有多少事是藏在心里没告诉我的？
她注视着窗外的大雨，慢吞吞道，既然你这么执着地怀疑小薛，那我就跟你说说他吧。
在大姐家附近，我随便找了一家商场，在专卖女士服装的楼层边逛边买：呢子大衣、羊绒衫、真丝衬衫、雪纺连衣裙，一直到保暖内衣，只要我觉得能合适大姐清瘦体形的，我都给她买了下来。忽然铃声响起，我提了五六个纸袋子在商场边走边掏，好不容易才找到了手机，显示是赵尊来电，环顾四周，却没有能坐下的地方。我腾出一只手接起电话，另一只手肘上吊着一堆购物袋，赵尊在那头声音里掩饰不住的兴奋，李媛，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哦，不对，不应该说是好消息，简直是激动人心的技术突破。
慢慢踱着步的我停下，想都没想就回应道，赵尊，你先回答我，你说看了案卷的，那为什么里面有我大姐录的口供，你不告诉我？赵尊在那头愣了几秒道，那毕竟你不是我们系统的人，虽然你协助过警察做了不少贡献，但是，我们这边毕竟有规定的嘛。我没好气地回答，是，只有我一个人什么都不知道，一切都要从头开始。有那么一分钟赵尊都没说话，我能想象他抓耳挠腮不知如何是好的样子，过了一会儿，他说，李媛，我是相信你的能力。我有科技的加持，你有的则是强烈的情感和直觉。从另外一个崭新的视角去看这个案子，从头开始也不会是无用功，我觉得你一定会有不一样的发现。我把购物袋放下来，一只手揉着自己的太阳穴怒道，赵尊，我专程请假来西安找了我大姐，她跟我说早知道这桩失踪案的时候，我差点惊掉下巴。其实我前几天也跟沙平的微博账号发了私信，趁他还没回我，你要不要也同步一些可以透露的信息给我，好让我别像个傻傻打听二手消息的蠢记者。赵尊似乎是真的思考了一下，继而答道，确实有，但是从沙平邻居的口供里得到的，那个老人很肯定沙平家里来过两个房客，但实际上他只能确认见过其中一个年轻的男性，体形偏瘦，大都穿深色衣服。我倒吸一口凉气，那不是马未，那应该是薛治贤，怪不得赵尊一直暗示我这条线的重要性。
头疼，真的头疼。一方面是这些日子我都没有睡好，另一方面是我要迅速组织一下语句，被信息轰炸了一遍又一遍的大脑在这时候还要高速转动，让我觉得一侧的天灵盖都快裂开了。
我说，赵尊，我现在整理一下我大姐说的：薛治贤的真名叫薛根华，是个赌鬼，欠了一屁股的债。认识我大姐的时候他已婚，骗了她说是家里安排的亲事，他没法拒绝，实际上他的妻子就是他在打工的时候认识的，怀了身孕。在走马庄当经理之前，他在各地打过多份工，没挣多少钱但都拿去赌了，生活基本靠女人的供养。在走马庄遇到我大姐之后，他提出和我大姐私奔去广州打工，其实是想摆脱当时供养他的走马庄老板的老婆。此时的薛根华已经被断了供，兜里空空，所以完全有可能在通过我大姐认识了马未、姚颖之后，知道这两个年轻人在暑假携带现金四处旅游写生。我大姐在被马未、姚颖送到走马庄附近的小树林后，久等薛根华不来，中间一共有一到两小时的空当，如果薛当时所说的，他有一辆小面包车这个事实没错，那他就有充足的时间和交通工具完成对马未、姚颖的诱拐和杀害，再回到走马庄来。另外，我大姐和他分手之后，薛不死心，不知通过何种途径知道了我父亲带着我们搬去哪里，还分别去了当时我家位于台州和泉州的住处。据我大姐说，当时都是她无意中发现的薛在屋外鬼鬼祟祟，其中一次她和薛正面对峙，薛赶快溜走了。泉州之后，薛根华便再没出现过。
一口气说完这些，我背脊微微冒汗，声音也气喘吁吁，感觉像跑了个八百米。赵尊声音里透着笑意，一字一句说，不愧是你。我喘着气道，你应该说，不愧是我大姐，她忍辱被骗了那么多年，记忆却清晰得很，只是……赵尊问，只是什么？我答，总感觉她还有些事情没跟我说完整。赵尊道，一点一点来，你大姐已经很不容易，这些信息足够先把薛根华这个人重新找到。他停顿了一下又说，你真不想知道我这边取得的重大突破是什么吗？我可是特地为了这个打电话给你。我咽了口唾沫道，再等一会儿，我只怕我漏掉了什么，所以你得让我全部说完。他笑道，你说，你说。我拿着手机，只觉得一侧的耳朵已经被金属压得发烫生疼，便换了一侧道，你总说我这个人直觉很强，对吗？赵尊嗯了一声。我接着说，在大姐第一次把男朋友带给我见的时候，我有强烈的直觉，觉得薛治贤，不，薛根华也是另一起案件的嫌犯。在我更小的时候，大概十一岁吧，在苏州遇到过一个猥亵犯，但我从他手里逃脱了，苏州的警察一直没抓到这个人，据说那是个流窜各地作案的惯犯，身上还背着一条人命。当然，这件事在我们研究马未、姚颖失踪案的时候，我并没跟你提起，因为当时我觉得，这是两个毫不相关的案子。
我一边叙述，一边感觉电话另一端的赵尊已经完全被我激发出了更大的兴奋感。他提高了点音调说，照你这么说，也许我们会在薛根华这个人身上，挖出一连串的陈年旧案来啊。我控制着自己的感情，尽量语调沉稳地说，这只是一种猜测，前提是你对我的直觉有信心。但赵尊已然情绪高涨到了顶点，我当然有信心，对我这种科技宅来说，唯一的直觉就是对你直觉的信任啊，已有多次经验证明了，你就是天生拥有对犯罪者的嗅觉。
我对他突如其来的赞美觉得惶恐，只轻舒了口气，庆幸自己一股劲地把该表达的都表达出来了。我说完了，该你了。只听赵尊喜滋滋地咳嗽了几声，清了清嗓子道，首先对你道歉，你上次问我明信片能不能做DNA检测，我㨃了你一大堆。但这几天，我专门去请教了我们单位DNA检测中心的同事，没想到啊没想到，我国的DNA技术已经发展到了如此的水平，在这张明信片上，虽然没有血迹也没有人体油脂的污渍，但真的有一个地方，确实可以检测。你猜，你猜是哪里？每遇到这种情况，赵尊就会手舞足蹈高兴得像个小孩子一样，但我既不想破坏他的兴致，也不想配合他的兴奋，我在意的只是如何获得真相。我在听，我冷静地说道。赵尊激动道，是邮票，邮票的背面不是有胶水嘛，贴邮票的人不是都会舔一舔邮票嘛，就这么一点点的唾液，那个人的DNA就这样被留在了邮票背面。而且你说过，这张明信片一直被你放在密闭的铁皮盒子里，那说明它保存得很完好。对于这样一件完美的证物，现在我们完全可以通过邮票上DNA的手段来验证，到底是谁寄了这张明信片。
这是不是伟大的突破？赵尊一高兴就愈加滔滔不绝，所以你别担心，别说是两桩看上去似乎是完全无关的案子，就算是连环强奸案连环杀人案，今后也可以通过这样更细致的DNA检测精准匹配到同一个嫌疑人。我颤声说，那样就太好了。但在我心中，却还是悬着一丝不确定。我被自己的过往塑造成的，便是这样矛盾的人格。内心深处，永远是一个人在欢呼，而另一个人则陷入了更深的怀疑。如同当初我和钱阿姨合作的那幅疑犯画像，其中一个我对那张脸深信不疑，而另一个我，则从十一岁那年开始，便不停地质疑着自己，是因为当时离得太近了吗？也许钱阿姨通过我描述画出的，只是某种犯罪的气息。
准备回北京那天，老贾和玲玲一早都出去上班，客气地跟我打了招呼，并都表示欢迎我常来，我也向他们表示了感谢。等父女俩走了，大姐就在厨房里乒乒乓乓忙开了，还不许我靠近灶台半步。近中午的时候，李越也来了，大姐端出了一桌子菜，都是我儿时最喜欢但多年没吃过的苏北风味：肉坨子、小河虾、豆角干烧排骨、葱炒鸡蛋。大姐笑嘻嘻地说，这些菜，我得趁老贾和他闺女不在的时候才能做，他们是回民，我在他们跟前弄这些个不合适。我带点愧疚地说，大姐，辛苦你了。大姐道，哎，这也没什么，我也和你一样，好多年没吃这些了。
吃完饭李越说他开车送我去机场，大姐也要去，我却坚持不让。我说，大姐，我们分开这么多年了，何必再经历一次说再见。总之我还要来的，你有空也来北京玩。大姐笑着说，那就常来常往，下次我把你小妹也叫来。随即又若有所思道，但她好像忙得很，也不知道我叫得动叫不动。我把这次买的衣服都拿了出来，说这是给她的礼物，又送了李越一台新手机。李越惊道，这怎么好意思呢，二姐。我笑道，上回也是你开车接我，你那碎了屏的手机用来导航，连地图都看不清了，可不是得换一个。大姐微笑看着我说，看看，还是我二妹做人最周全。我看她抱着一堆衣服，不由得担心道，大姐，这些你马上就拆开穿啊，不要节省，也别给了玲玲和小花了。大姐说，这你就瞎操心了，我虽看着老相，但也还没真老，你可是把我当成妈了。我们三人一起笑了，大姐说，其实我也有礼物给你。她转身去了自己卧室里面，拿出一条叠得整整齐齐的红围巾来。大姐柔声细语说，二妹，你那个红格子围巾年头太久了，磨得料子都薄了，但我知道你不是买不起新的，是你对我的心意。这次你说要来太突然，来的时间也太短，本该我手织一条给你的，现在只能随便买了一条，你还可以继续戴着，继续想着大姐。说到结尾处，大姐又有点哽咽了，我能做的也就是上前紧紧抱着她。姐妹俩相见的时间本就短，我理应多抱抱她的，但这次还是说了太多扫兴的话，逼她想起了太多不愿想起的事。我埋头在大姐被眼泪打湿了的颈窝里，低声说，大姐，对不起。
去机场的路上，李越和我不咸不淡地聊着我工作的事，他新婚妻子的事，看似鸡毛蒜皮的日常，却保持着恰当的分寸、礼貌的距离，让我有一种不真实感。那个没心没肺活泼好动的小男孩，终究是长成了内心负重的成年人。不知为何，我总觉得李越面对我，总有些话想要说出来，却像是始终没下定决心。若是年少的我，定会揪着弟弟的衣领威胁他，说，不说出来我就去跟大姐告状，让爹爹揍你一顿，让妈不给你吃晚饭。但在两个成年人之间，熟透了的亲情却结了沉默的痂，双方都只想等着它自然脱落，而无意人为揭开那一层刚愈合的血淋淋。
到了机场，李越下车给我拿箱子，我说，你别进去了，不然还要找车位，直接走吧。他憨笑了下，仍是欲言又止的样子，我看着他的脸几秒钟，他则又覆上新笑，让我也有点不好意思。终于他开腔了，说，二姐，以后我可以打电话给你吧。我点点头，当然。他又补一句，不会没事就打的，一定是有事才找你。我笑了，拍了拍他厚厚的肩道，不用这么客气，你是我弟弟。他又换了种羞涩的笑法，没头没脑地说道，二姐，我是因为崇拜你，才努力学习考上大学的，我是家里第二个大学生。这话他没说完整，我却能明白，这没说完的后半截里，有千言万语，是李越还没准备好的。我俩在出发口不言不语地站了一会儿，看辅警不停伸手赶车，这里只能停三分钟。我最后拍了拍他肩膀说，加油。
三个月后，薛根华在合肥的远亲家被找到。据赵尊转述，虽刚过五十，但如今的薛根华已发生了巨大的样貌变化。杭州警方在抓捕他之前比对了当年的照片，简直不敢相信眼前那个颓唐肮脏且不知为何瞎了一只眼的半老头就是二十多年前在走马庄油头粉面西装革履的经理薛治贤。杭州公安的物证专家先得出了指纹比对的结果，当年在沙平家各处采集得到的样本中，马未、姚颖遗留下来的私人物品及我精心保存的那张明信片上，均检验到了与薛根华一致的指纹。赵尊高兴地告诉我，这就基本证明薛根华与此案脱不了干系了，现在只等邮票背后采集到的唾液DNA与薛根华DNA的比对结果。
另外，赵尊作为马未、姚颖失踪案重启调查的技术顾问，也出面联系了苏州警方，建议他们将一九八五年清平寺凶案中女性被害人齿间留存的部分人体组织的冷冻样本重新取出，送至北京的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和其他两组DNA同时同步进行检测和比对。赵尊坚信不疑，薛根华为人贪财好色，因赌性十足，其作案风格也极其大胆。一九八二年至一九八五年打工期间，薛根华在各地随机犯下了一系列强奸猥亵案，因当年各地公安局未能信息联网，也缺乏摄像头等现代科技手段来采集关键物证，是以一再逃脱法律制裁。后来在苏州清平寺，薛根华的两度行凶一次未遂，一次则因受害者强烈反抗而最终走向了杀人，这才令他感受到被捕风险而短暂收手。直至在宁波意外邂逅了马未、姚颖这两个看上去家境殷实又社会经历尚浅的年轻人，他们无意间说出随身携带大量现金的信息，让薛根华又动起了歪脑筋，设计劫杀了二人，并秘密掩埋了尸体。
赵尊为了一连串的案件连续加班，好不容易抽空和我见了次面，我看他整个人已经消耗得面黄肌瘦，但两只眼睛却炯炯有神，一头卷发也奓毛成了黑人头。我见了他忍不住笑道，你怎么像是炼丹炉里的孙悟空。赵尊振振有词，马上丹就要炼成了，猴子就要解放了！他忽然话锋一转说，但主要还是靠了您的火眼金睛。我回敬道，但执行全靠您这样的铁腕。赵尊忽然脸红起来，说，别这样，别这样，你骂我可以，捧我反而受不了，有这么一来一去的时间，不如你陪我去吃顿饭，我好几天没吃过像样的东西了。我赞同，自告奋勇请客，赵尊也没反对，直接提议去吃烤肉。为了他回去加班方便，就选了家在他单位附近的，店面小，排烟差，没吃多久赵尊的眼睛就被烟熏得通红，还不停流着泪，看着更像孙猴子了。
我问，你真的可以吗？要不要换一家？赵尊答，没时间了，再说这里肉还不错。我看他狼吞虎咽得停不下来，趁着服务员换箅子的空当又问，薛根华交代得怎么样了？赵尊两眼红红地大叹一口气道，怎么说呢，我们杭州公安负责讯问的同事啊，可能还是太年轻了，从他嘴里挖不出什么东西来。看来我这边还得多提点速，早日把DNA比对结果扔他面前，让他心服口服。我哭笑不得，赵尊，你可真是唯我独尊，也不是所有进展都靠你这边推动吧。赵尊拿起桌上擦了半天嘴的毛巾，又开始擦眼泪道，唉，我也想别人多推推，就比如马未和姚颖的遗体现在在哪儿，这是最关键的问题之一，哪怕找到的是尸块也好，骨头都行，结果呢，到现在还是完全没有头绪。
服务员拿了新箅子过来，用火钳先拨了拨炉子里的炭再把箅子换上。赵尊若无其事地说着遗体、尸块、骨头之类，又漫不经心夹起一整条新鲜五花肉放在烤炉上，发出咝咝的声音。我听得难受，不禁抱紧双臂，顺势可以悄悄压一下我的胃部。我问，薛根华承认犯案了吗？赵尊答，这个人非常狡猾，连轴转问了他好几天，才挤牙膏一样地承认了几桩的强奸、猥亵案，而且都不在杭州和苏州这两个地方。所以现在那几个地方上负责那些冷案的警察都在陆陆续续赶去杭州呢。估计这就是薛根华这个人的策略，先认轻罪，这样就够各地方局忙活一阵的了。我看着赵尊自如地把五花肉翻面，觉得自己想问的事情难以启齿，但这种时候，看上去一心都扑在肉上的赵尊又善解人意地忽然发话说，你小时候在苏州遇到的猥亵未遂，也特别问了薛根华。我紧张道，他说什么？赵尊叹了口气道，薛根华承认那段时间确实在苏州，但估计他吃准了这件事没有确凿证据，所以只给了一个模糊的说法，说忘了具体情况，也许在公交车上公园里摸过几个女孩子，但他记不得有把人摁倒在地。我的心沉下来，只听赵尊恨恨道，只能说这个人头脑过于精明算计，太可恶了。我想了想，又问，那蒋秀娟被杀的案子呢？赵尊答道，现在的难点，就是他坚决不承认蒋秀娟的死和他有关，也不承认自己杀了马未和姚颖。薛根华的措辞非常严谨，他一口咬定自己只是觊觎马未、姚颖的钱财，所以特意问了他们在杭州的地址，尾随到那里去偷了东西，所以才留下了指纹。除此之外，偷东西的时候连马未、姚颖的人都没见着。我摇头道，这怎么可能？！赵尊一挥剪刀，把烤得微焦的五花肉剪成小块道，你也别着急，讯问本来就是持久战，这人是惯犯，他有备而来，但逻辑再严密的谎言也是会有漏洞的。我点点头陷入沉思，从我发现马未、姚颖失踪，已经过了三个多月了，这段说长不长说短不短的时间里，沉睡多年的案件像是被渐渐唤醒，有了破解的希望，可不知为何，就算黑暗中泻入束束天光，让这巨大疑团的外部轮廓慢慢显山露水，但疑团内部却依然是被层层灰色烟雾包裹住的一气混沌。赵尊没觉察到我心情的复杂，一边大快朵颐一边宽慰我，所以说，刑侦的尽头还得靠物证，物证的终极就是高科技。放心，我会用铁证撬开他的嘴。
这种时刻，我真的很羡慕赵尊。怀疑这件事，对他而言，只是工作进程中的一种手段；对我而言，怀疑则是我生命的底色。此刻，以为自己站在混沌之外，想要将其看清的我，其实明明早就身在其中。怀疑这件事，是我的美德，亦是我的恶习；是我的起点，也是我的终点；是钥匙，也是锁。
七月伴随酷暑来临，北京的天气在这一年一反常态地向南方看齐，先是连下了几天的雨，然后便开始蒸腾热气，让我想起了小时候习以为常的桑拿天，高温被锁在水汽中，呼进呼出都是闷热，就算坐着不动也会沁出一身的汗，心脏也随之突突跳得更快。这令人窒息的天气也带来了沮丧的消息。某天我带着编辑记者开早会时，接到赵尊打来的电话，看见来电显示上他的名字，我强烈的预感立刻袭上心头。从空调开得冰凉的会议室走到室外去接电话，先是灼热的空气让我的脑袋轰了一声，继而则是赵尊低落的声音，告诉我薛根华的DNA结果和邮票背面的DNA并不匹配，和苏州警方给出的蒋秀娟案凶手的DNA也没对上。我静静地站在热浪中，先嗯了一声，然后问，那接下来该怎么办？赵尊缓缓回答，肯定不能就这样放过薛根华，他不承认杀人，不代表他和这两起案件没关系。我内心五味杂陈，又嗯了一声，听赵尊接下去说，杭州警方会继续努力，并且他们与宁波这边也取得了联系，请求他们协助这个案子，毕竟马未、姚颖在宁波失踪被害的可能性也存在，我们现在最佳的胜算是，可以在薛根华当时活动频繁的地区及周边，找到两位被害者的遗体。
我闭上眼睛，痛苦再次来袭，好不容易刺破黑暗的那一丝光，又即将湮灭。明媚秋光中的小蒋，灿烂夏日里的马未和姚颖，就算我努力地截取最美好的片段，想要封存住回忆，他们的音容笑貌仍飞速地黯淡下去。这时赵尊的声音再次响起，带着一点点颤音，李媛，还有件事我想你有权知道。我瞬间回过神来，什么？赵尊犹豫了一下说，虽然检测出的DNA和薛根华的比对失败了，但苏州蒋秀娟案的DNA，和邮票背面的DNA，属于同一人。
什么？
听到这个结果，我的心脏肌肉猛然绷紧，停跳了一拍，继而又松开再收紧，迅速让自己回到了让血液和大脑运行的正轨上。我用听上去再正常不过的声音又哦了一声，想着自己要接着说些什么。电话那头也安静下来，似乎等着我，予我主动权，让我先继续。
我想了想，问了句：那这个结果说明什么？那一头似乎又迟疑了一会儿才回答，说明薛根华至少还有一个同伙。我拿着手机，汗水在我的脸和屏幕间无声无息地粘连，把我一侧耳边的头发都纠缠了进去，空气热到让我出现幻听，屋外的世界轰隆轰隆，但电话那头的赵尊今天却过于缄默。又过了一会儿，我问，那现在这个结果，我还能做些什么？赵尊答，你再想想，有没有任何人，有可能成为薛根华的同伙。我顿了三秒，一字一句道，现在想不出来，但我会认真想想。
我问赵尊，没别的事了吧。他淡淡回答，没了，现在就是这些，把我所知道的，也告知你一下。如果你想起什么，就再联络我。我说了句，那我回去开会了，便摁掉了通话。
那一个星期的我仿佛特别忙碌，为自己安排了满满当当的工作。家里的事情也多，比如西瓜明年就要上小学了，我就给他报了暑假的学前班，上课的地方比起西瓜的幼儿园离报社更近，所以下班之后我可以顺道接他回家。钱阿姨说，你最近怎么了？安排这么多事情，别把自己搞太累了。我答，前段时间被别的事情分心，对本职工作和家里都懈怠了，得补回来一点。她笑笑，并不说话。
恰逢周六日，这一周正轮到西瓜去他爸爸家。我开车送他去了动物园，在那里直接和前夫交接了一下，回到家，只见钱阿姨气定神闲地坐在丝毫没开空调的房间里，手捧着一杯冒热气的茶在听苏州评弹，让我不由得心生佩服。她看我满头大汗进屋，便说，我把空调开开？我想都不想便回，不用，一会儿我还出去。钱阿姨问，去哪儿？我一时答不上来，她似笑非笑端详了我一会儿说，你呀，心不静，人就闲不下来，人闲不下来，就越来越烦躁。我承认道，是啊，想着回来要洗个热水澡，但一想，洗完还得出汗，就为了这种小事，我现在也能心烦半天的。她这下真的笑了，问，我陪你出去走走？我点头说好，去哪里？她四下里看了看说，这客厅里只有两把藤椅，从搬进来我就想说，要买个沙发，但看你都没空。我拍了下脑袋说，对啊，其实三四月我就看好了一个，事情多起来就忘了，不如今天我们去次宜家。
在宜家熙熙攘攘的购物人群中，我们在一个接着一个的样板小屋之间穿梭。从宜家在北京落成的第一天我就喜欢隔一段时间就去逛一下，这里色彩明快、气氛温馨，无论是年轻情侣、老夫妻、一家三口一家五口还是更大的家庭，脸上都洋溢着一种自然而然的幸福感，和对家的信任感，足以消除我心中的一切阴霾和烦恼。多年前拿不定主意要不要结婚的时候，也是当时的男朋友带我来了几次宜家，这才坚定了我要组成一个新家庭的信心。虽然光阴似箭，转眼丈夫便成了前夫，只在原地留下了仍对婚姻家庭充满怀疑的我，但毕竟多了西瓜，又来了钱阿姨。家也许会散，但宜家却总是在，用一个时髦的比喻，宜家也许就是向往小家庭幸福的成年人的迪士尼乐园吧，偶尔逛一下能解压。我和钱阿姨吃了酸甜酱蘸的肉丸子又分了冰激凌，她一路上忍不住把看中的盘子碟子小花瓶都往购物袋里装，还跟我说，你看，人老了就是不一样，年轻时我觉得工作最重要，家徒四壁都不要紧，现在就没这么清心寡欲了。我笑着说，是是，使劲买，没关系。
走到沙发区，我开始回忆那天和赵尊喝咖啡的时候，感觉坐着会陷进去的沙发到底是哪一款。一眼望去，沙发们的上面都坐满了人，有的在讨论，有的在放空，小孩子刚蹦几下就被拽下来，还有老年人睡着了，大张着嘴巴发出喉音。钱阿姨说，不行了，我也脚酸了，你慢慢找，我可要坐下了。她眼尖，一下就找到一个空当，拉我在一台灯芯绒双人沙发上坐下。我正在翻着手机里存的照片，一个没防备被她拉倒在沙发垫子上，瞬间整个人都松快了，脚指头不为人知地张开，脖子顺势往后一靠，也是正正好好。钱阿姨说，怎么样，舒服吗？我说，这款好像也挺舒服。她说，其实沙发都一样，你之前看中的已经是好几个月前了，如果找不到，也不用强求。我低头一边继续滑着照片，一边笑道，你现在果然不执着了，我就还是不行，必须得找到那只坐着可以陷进去的沙发。
我俩坐在沙发上，有一阵子我以为钱阿姨也睡着了。她缩起双腿，半个身子扎进靠垫和扶手围起来的柔软中，人斜倚着一动不动。过了一会儿，她忽然发话说，他们跟我说了重新调查蒋秀娟那个案子的事。我惊了一跳，抬起头来看着她，他们是谁？钱阿姨正了正半躺的身子说，小杜和小乔。谁？我一下没反应过来。小杜和小乔啊，一九八五年的时候，一起来过你家的杜勇和乔正新。我想了一下，这才记起来，那是我十一岁的时候，开车送过我和大姐的警察小杜，还有警察问话的时候做笔记的警察小乔。钱阿姨叹道，时间过得真快啊，小杜和小乔现在一个是副局长，一个是刑侦队长了。我放下手机，回忆道，那时候还有一位黄警官，一位卢警官。钱阿姨点点头说，黄立玫啊，刚退休。老卢前年过世了，他心脏一直不好。我一下想起那时候黄警官送来的桂圆干，一下又哀恸着卢警官，他是个再温和慈爱不过的好人，曾经来学校找我说话，把钱阿姨给我的礼物带给我，还送我回家。
钱阿姨两眼呆呆看着某个方向，像是在放空又像进入了思考。我抱歉道，这事情我也帮忙了一阵子了，但还没有结果，所以就没说给你听。她微微颔首，表情担忧地说，重启冷案是很难的，如果第二次还是得不到结果，心里就更难受。我努力微笑了一下，宽慰她，也不必这么心焦，现在多了很多新技术，只是无论使用什么手段，都还需要耐心等待。钱阿姨唏嘘道，还要再等？受害者家属已经等了二十多年了，我也没有一天不在思考这个案子的。她看着我正色说，你刚才说我不再执着了，也就是生活琐事上罢了，做警察这一行，不执着不行，因为不像别的工种，可以有不完美的产品，做砸了可以重新来。案子没破，那就是彻底的失败，退休了也不得圆满。
我俩就这样坐在宜家的沙发上，忽然提起了这不合时宜的话题，周围人声鼎沸，人来人往，有人过来询问是否可以看看这台沙发的价码，我才反应过来被我压在身下了。钱阿姨和我不好意思地双双站起来，提着购物袋往前走，她一边拖着步子一边问，小杜说有了新的嫌疑人，是真的吗？我答，是有了，但DNA没匹配上，所以还得继续查。钱阿姨把脚步放慢下来说，其实从刚搬了家的那段时间开始，我就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你还记得那天西瓜在动物园的事吗？我点头，轻轻把她拉到一边，别挡到不停前进的人流。钱阿姨继续说着，西瓜画得没有问题，但毛病出在他是按着大熊猫画的，要得到奖品，需要画的是小熊猫，他是搞错了对象。我们会不会也搞错了对象呢？钱阿姨皱眉看着我，语气虽平和，却能感受到她字句底下流露出的忧虑。
我们当时所知的，是清平寺附近有强奸猥亵惯犯的出没，在蒋秀娟案发生的不久前，也刚好发生了一起强奸未遂案。但杀害蒋秀娟的犯人，和企图侵犯你未遂的犯人，真的是同一个吗？
钱阿姨问。我的心脏就像那一次赵尊和我通话时一样，肌肉猛然绷紧，停跳了一拍，继而又松开再收紧。心脏在短暂的停顿后，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自己便回到了让血液和大脑运行的正轨上。我则在短暂的光亮冲击之后，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又回到了熟悉的黑暗中，十一岁的我默默牵起钱阿姨的手。不管她有没有看穿我的心事，钱阿姨都只是对我说，走吧，走吧，我们回家。
二〇一二年的夏天，坏消息接踵而来。我并不是故意不跟赵尊联络，比起对于薛根华的调查陷入僵局，更令我感受到晴天霹雳的，是李越打电话对我说，让我赶快再去西安一趟，因为大姐不好了。听着他的叙述，我觉得整个人即将瘫倒在地，那种在痛苦中想要继续直挺挺站立的锥心刺骨的感觉，穿过我的青年中年，又自我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追杀而来。
李越告诉我，其实大姐早就查出癌症，介于中期和晚期之间，一年来通过积极治疗，病情似乎稳定了不少，是以我第一次去西安看大姐时，李越本想告诉我，但大姐坚决不让他透露。只是在我回到北京的这三个月里，不知怎的，大姐的病情忽然恶化了，短时间内，本已经被抑制的癌细胞如燎原般爬满了我大姐的身体。虽大姐和她的丈夫女儿都全力以赴地同心抗癌，但就在这个七月的头上，大姐病情急转直下，一个礼拜间，各器官陆续衰竭，还没等医生做完手术方案，大姐便被送进了重症监护室。我手拿着电话，手心里全是汗，对李越说，我们把大姐转到北京来吧，现在就转，我去联系对口的医生，我们一定要救大姐。我以为三十八岁的自己可以冷静地处理所有。大姐保护了我的前半生，现在难道不应该是我反过来保护大姐了吗？但我越说越不能控制自己声音里的哭腔，反倒是李越的嗓音缓慢而沉稳，他认为大姐现在的情况，还是最好不要移动了，越折腾越受罪。如果可以的话，还请我尽快去西安见大姐最后一面，尽量减少她的痛苦，让她安安心心离开，可能是最好的方案。
我边流泪边理行李，听到钱阿姨在给我前夫打电话，这周日西瓜由她去接回来，因为妈妈这边有一些家里的事务需要紧急去处理。挂了电话，钱阿姨走到我面前，蹲下身子拍拍我，我抬头对她说，西瓜还是放他爸爸家一周吧，总要这么麻烦你不妥。钱阿姨没理我，只是叮嘱说，要节哀，要记得按时吃饭，也不要吃太多安眠药。
再次见到大姐，她已经双目紧闭地躺在ICU的床上，身上插着几根管子，面色发灰。我想到三个月前与大姐重逢的时候，还夸过她体形保持得好，纤细清瘦完全没发福，那时候大姐笑眯眯说，确实吃再多也胖不起来，只是瘦容易长皱纹。我真是个笨蛋啊，看着病床上形销骨立的大姐，薄薄的一层皮肤下几乎没什么脂肪，不能抑制自己深深的罪恶感。大姐这一生只是不停对别人付出而已，所以一丝一毫也没攒起给自己的福气，包括我在内，从小到大也只是一味地向她索取而已，要她的照顾，继而是理解，还有种种的原谅。三个月前的会面，除了给大姐买了几件衣服之外，我又给了她什么呢？现在想来，我只是为了自己的执着，又让她陷入对过去的痛苦回忆中罢了。而到了这一刻，我依然想要她原谅我，因为我怕她走得不安心，怕我负罪一辈子，我站在ICU的门口，就这么望着她，心里想着，我真是个自私的人哪。
大姐的丈夫老贾和大女儿玲玲和我们寒暄了几句，能看出两人已经陪了一夜，十分疲劳了。李越主动提出，今晚上就由他来陪夜，我说，我也一起，李越点点头。玲玲没拒绝，说先送她爸爸回去，自己也休息一下，下半夜可能会来和我们做替换。我和李越两人在ICU外面的走廊上坐着。我脑子里都是事，心里却是一片空洞，李越看上去也不淡定，不时低头看一下手机，过了会儿他忽然说，二姐，三姐到了。我抬起头，猝不及防地看到一个中年女子站在我面前，除了脸上精致的五官还留着小时候漂亮傲气的痕迹，如果是擦肩而过，我一定认不出眼前高大微胖，领导气场十足的人就是小妹李婷。多年前她从窗口一跃而下，叛逆少女的样子还深深印在我的脑海中，现在则有如时间不小心按了快进键，这中间跳过了她的太多，我的太多，直接让我们毫无征兆地相见，其中有多少要叙的旧，要说的事，都已经来不及整理了，现在我们要共同面对的，依然是一桩命运的挑战。
李婷很主动地上前拥抱我，让我有不真实的感觉。二姐，我们好久不见了。她语气冷静，但拥抱却很有力。继而她又简略地抱了抱李越，问道，老家没有人来吗？李越的神色平淡，语气中却有一种沮丧，说，通知爹爹妈妈和李超了，但他说，爹爹近些年身体已经大不如前，怕来了受刺激。李婷一屁股在走廊的椅子上坐下，又问，那妈呢？李越答，妈说，她难过得很，但也不来了，因为要帮李超带孩子，过来一趟又回去，怕死了人的晦气沾在身上，对孩子不好。李婷听了，恨恨道，无情无义！我的脑袋则被李越这一番话搞得嗡嗡作响，不敢相信自己听到的是真的。我们三人就这么坐在日光灯微微发出灰黄色光的走廊上，相对无语。李越低着头，李婷则把腿盘起，手抱着膝盖，我只觉得头痛欲裂，心里的空洞中有只黑手伸出来，把我身体的五脏六腑慢慢掏得更空。
就这么难熬地过了两三个小时，走廊另一头响起轻轻的脚步声，不多久，一个像极了大姐的柔柔的声音说，你们都累了吧。我看见有个少女的形象从暗影中走向我，简直和我小时候的大姐一模一样。一瞬间让我错觉，也许这只是又一场噩梦，躺在床上的并不是大姐，她明明健康地活着，一切从未改变，她的青春美丽也从未被任何人夺走。但李婷迅速站起来，搂了一下女孩，叫她小花。小花则亲热地唤她小姨，又叫李越小舅，接着看我，问李婷道，这就是二姨吧。
哦对，我几乎忘了大姐还有个女儿我没见过。我按着几乎要爆炸的太阳穴站起来。小花说，二姨，上次我没见到你，我叫贾敏花。她笑起来有一种完全继承自大姐的温润的甜，让我悲喜交加。我吸了一下鼻子，声音颤抖地回道，是，上回你妈妈说你住校呢，我还在你的小公主房间里蹭睡了两个晚上。小花道，是啊，大三课还挺紧的，过了暑假升大四，就会好些。李婷道，我们外甥女读书可好了，之前我和大姐都说，这主要随了二姨。我问，你上了什么大学，读什么专业？小花回答，西安交大，飞行器设计与工程。李婷微笑道，厉害不，外甥女以后是设计飞机的。这让我太意外了。李婷说，长得柔柔弱弱，但内心强大，像你也像我。我摇摇头说，不，大姐才是内心最强大的。
小花坚持由她守一会儿，让我们三个人去吃饭。我和李婷、李越走出住院部的大楼，又出了医院的门，已是深夜，但街对面也还开着两三间小店。李越示意可以去其中一家羊汤馆，李婷撇撇嘴道，这么大热天，喝羊汤不热吗？李越说，这家是附近相对像样的，李婷这才点点头。我看着他俩始终没说话，这短短的一来一回倒是让我又找回了儿时李婷的样子。
我们坐了靠窗的小桌，一锅奶白色的羊汤冒着热气被端上来，老板给锅点上了火，热汤自顾自咕嘟作响，而我们三人不约而同地都没胃口。李越说，老板再来瓶啤酒，要最凉的。李婷则大喊了一声，老板，这里可以抽烟吗？刚才给我们上锅的男人冷漠地摇摇头，开了下饮料柜的门，走过来往桌子上放了瓶看上去和羊汤一样冒着热气的啤酒，让李越哑然失笑。李婷继续大声说，这么晚了，店里都没人，你让我抽一下。男人没说话，只是背着手进了厨房。李婷自言自语道，管他呢，拿起一个喝饮料的纸杯，倒了点水，又拿出一包烟，用锅子下面的火点着了，吸了几口又大力吐出了一堆烟圈。我猛然被她制造的烟雾呛到，忍不住咳了几声，李婷抿了抿嘴，用手拨开隔在我和她面前的烟，道歉说，对不起啊二姐，这几年我烟瘾太大。
我不知该跟李婷说什么。其实小时候也是一样，我总是和大姐有说不完的话，面对这个小妹，却总有点沟通障碍。但无论如何，看着她今天这样，我为她高兴，这也间接说明了当年我的决定没有错。不知为何，我脑子里想起她年轻时意气用事说的那番话，似乎是要逃出家去香港，嫁个富豪，再继承他的遗产成个女老板什么的。看李婷抽上了第三根烟，我笑了笑说，小妹，你还记得当年你说的吗？她疑惑地吐了个烟圈道，哪句？我说，原话忘了，也不重要了，只是我一直觉得，你不靠任何人，就能当上老板的。李婷微微一愣，继而露出一个略带苦涩的笑容。我不想停留在这尴尬的点上，只能又说了句，我一直有关注你的动向。她恍然大悟般点了点头，但笑容依然苦涩。哦，你说我创业的事，她往杯子里弹了弹烟灰道，其实有点后悔，当老板原来这么辛苦，现在是骑虎难下。我点点头，继而又陷入了不知该说什么的状态。倒是进店后一直沉默的李越，在独自喝完了一瓶啤酒后，忽然像是下定了决心似的说，二姐、三姐，有些话我不说出来不舒服。
我看着他不知是因为喝了点酒还是憋了一肚子气而涨红的脸，李婷倒是很坦然，她用抚慰的语气说道，小弟，你说吧，我知道你辛苦了，我和二姐这么多年都在外面，再加上大姐这个病，你又要陪大姐看病，又要顾自己小家，还要当桥梁和老家那边沟通，你是最为难的。说到这里，李婷站起来，走到厨房门口，往里张望了一眼，估计老板没在，她便又自己去开了饮料柜的门，把手往后掏了几下，拿出一瓶看上去结了微微霜冻的啤酒，带了回来给李越打开，又给他斟满。李越喝了一口，脸却越涨越红：我不是要抱怨，是大姐实在太苦了。他又喝了一口，摇摇头，重复着刚才的话，大姐实在太苦了，太苦了。
他抬起头，竟然已经泪眼朦胧。我难过地看着李越，他举起手擦了擦眼睛道，二姐、三姐，你们现在都是有能力的人了，得还大姐一个公道。李婷摇头道，小弟，我们都理解你的心情，但现在可以做的，就是让大姐没有遗憾地走。李越借着酒劲一拍桌子，反驳道，不是说这个，我是说公道，真正的公道，我不晓得二姐知不知道，但三姐你心里清楚得很。李婷也像是眼底有泪的样子，狠狠把烟掐灭了说，我知道，知道，但现在还能做什么呢？我们不是都跟那个家断得干干净净了吗？
我听他们的话风忽然转变，不知在说什么，但又好像印证了什么，而心里的那只黑手这时候如同掐着我的喉头，我竟然连一句“你们在说什么”都发不出来。只听李越大声说，她从一开始就这么保护你们，你们现在都出人头地了，她又得到什么呢？李婷似乎是咬着后槽牙回道，我都记在心里了，但我也没想到大姐命这么不好。李越的声音更大了，眼睛也泛着红，所以我说要一个公道。三姐，就看你肯不肯为大姐去努力，你有这个实力，二姐也有这个能力。李婷又点了一支烟，放慢了语速，带着颤音道，公道，公道，你也就是刚工作成家没几年，你知道这世界上能有什么公道。她像是要哭又像是冷笑的语调，转头看了眼我，继续对李越说，小弟，我看你二姐这样子，其实她不如我们知道的多。我们这么吵起来，对我们兄弟姐妹，包括小花，是一点好处都没有的，不如向前看。我看见李越嘴唇微颤道，二姐是真正的读书人，她要是知道了全部，一定也支持我这边。李婷揉皱了烟盒道，正因为她是读书人，知道了真相恐怕更受不了，又或者她也早知道了，只是比我们捂得还严。这么多年了，我们家谁不是装作不知道，不然要怎么活下去！
我挤出一丝微弱的声音说，你们把话说清楚。不祥袭上我的心头，但有可能，我正像是李婷所说的那样，明明早知道了一切，只是我自己捂了嘴，蒙了眼，封闭了心灵。我感觉疑团在我胸中慢慢扩张，像个气球一般即将一戳就破。李越一拍桌子道，那今天我就来说说连你也不知道的吧，三姐。在泉州的那年，大姐脸上被划的那一大道口子，还有妈被捅了的那一刀，你们都以为是家里进了贼，其实呢，就是家里那个老贼，李顶梁！看着李越眼眶通红，眼珠子几乎爆出来，李婷愣住了，嗫嚅着说了句，那时候，不是进了贼吗？李越一下一下捶着桌子，边哭边大声喊道，我亲眼看到的，是有贼从门里出来逃走了，但我那时候小，害怕，又想着看看家里被偷了抢了什么，就从墙上爬进去，在墙头那里往下看，刚好看到了妈捂着肚子，都是血，爹爹就拿着一把刀，拽着大姐的头发，就这么往她脸上一划……李越泣不成声，我整个人僵在那里，眼前是黑的一片，不由自主便号啕起来。我双手捂着脸，眼泪鼻涕从指缝中流出，而我已不能顾及何为肮脏，何为尊严了，只听李越继续说着，我一直等爹爹走了才敢从墙上下来，我不懂为什么大姐和妈都让我不要说，千万不能说，就说是贼带了刀……听到这里，李婷也捂着脸哭起来，为什么，这是为什么呀？
深夜的小餐馆，只亮了一盏灯，只有一桌人。酒瓶子倒在桌上，锅底下的火早已熄灭，羊汤被烧干了，肉块和蔬菜被煮得稀烂。羊汤馆的老板上完酒菜就再没现身，这家店开在医院正对面，也许他早已习惯了类似生离死别的发泄。我不记得小时候我们是否有这样在一起痛哭过，就算是被爹爹集体惩罚，好像从未经历过今晚这样绝望的，如同迷失荒野的掉队羊羔般的放声哭泣。可悲啊，压抑了整个童年和青少年期的隐痛，当我和我的手足们陆续步入中年之后，才如期脓肿溃烂。
我们三人的哭声渐渐转为抽泣，李婷嗓子嘶哑地问道，小弟，这样的事，你怎么能那么多年都对我们闭口不说呢？李越哭道，那你呢？你又瞒了大家什么呢？张荷是他推下去淹死的，这事你说出来了吗？要不是我听你跟妈说，你是不是也当一切都没发生过呢？李婷一听这话，脸色瞬间变得苍白，大声回道，胡说八道！
这是我始料未及的转折。我抬起头来，想要再次面对这个千疮百孔的世界，想要找多点纸把脸擦干净，也想要劝慰一下我的妹妹和弟弟，但不期然地，我竟然发出了呜咽般的笑声，我摇着头，用手背擦着眼角和嘴角，一边不受控地笑着，一边说道，小妹，我是个傻子啊，我真是个傻子。见我这般形状，李越也开始疯笑起来，一手拍着桌子，另一手揪着自己的头发。
过了会儿，只听砰的一声巨响，是什么东西狠狠砸在桌上碎了的声音，我这才从恶形恶状的笑声和酸腐的酒菜残渣味道中稍稍清醒过来，看到李婷青着一张脸，依然坐在位子上，但手里拿了只剩了一截瓶口的碎啤酒瓶。李越趴在桌上，还在一起一伏地抽搐着，发出凄厉的气声，音量却小了点。还没等我完全反应过来，李婷又拿起另一只酒瓶，腾地站起来，转身大力抡向背后的墙上，又是一声巨响和一堆碎片。到了这个地步，老板和另一个中年女人才从后厨房出来，两人脸上皆是惊惧的神色，走出没几步，也不敢再往前。李越和我都不再出声了，沉默了一阵子，李婷缓缓坐下，不知从哪里又掏出一包完整的烟，撕去包装，打开烟盒，拿出一支稳稳点上。她换上了冷静的音调，对残局努了努嘴，向着大惊失色的老板说道，砸坏的都我来赔。
大姐于三天后过世。我们在ICU外轮流守护她的时间里，她不时醒来，但已无法做正常交流，只是平静地睁眼看着所有人，发出含混不清的声音，枯瘦的手一张一合，这时候我们便会上前去，将自己的手放在她手心里，让她用最后一丝力气握紧。我也试着倾听她想要说什么，但完全不得头绪。李婷说，大姐还是不甘心，想要把家里人等齐全，所以又撑了三天，可生她的父母，以及另一个弟弟李超，却已不声不响与她割断了所有。我则是不同意这种说法，尤其在得知了大姐经历的种种非人痛苦之后，若我是她，就不会再对那个原生的家庭怀有任何的眷恋。头生的女儿向来是件工具，一人托底，撑起之后一而再，再而三的弟弟妹妹的喧闹，也习惯性地为了这个家缝缝补补。都说长女如母，但她毕竟不是母亲，她已经忘了自己是上天赐给这个家的第一件礼物，而心甘情愿做了门前的青砖、家里的地板、床上的被褥、晾衣的竹竿，以及摔碎了就会被扔出去的碗。
但大姐后半生之幸运，也在于有了自己的女儿。入殓那天，小花拿着一袋衣物找我，问道，给妈妈穿哪一件好？短短几天内，我的眼泪早已流干，眼眶周围的皮都被擦破了，再沁出任何液体都会撕裂般地疼。但看到大姐将我最后给她买的衣服都整齐地装在同一个购物袋内，早早和女儿说好，这就是她走时要穿的，我又忍不住哭了，哭得脸火辣辣地疼，仿佛流出来的已不是泪，而是血。最后我们一起挑了件胸前装饰丝带的深红色真丝衬衫，让大姐穿上，因她从小就最爱红色。李婷拿着熨斗把衣服熨到妥帖，我则为大姐在胸前打了一个漂亮的蝴蝶结。为整理大姐遗容的化妆师也是年轻姑娘，体贴地问我们，要不要用粉底把大姐脸上那道疤遮一遮。小花答，不用刻意遮，因为这就是我妈妈的样子，怎么样都是美的。听到这句话，我瞬间庆幸，大姐在这一生，并不是每个时刻都灰暗，她拥有过的与小花的母女关系，是不同于她自己的，真正健康温暖的爱的关系。
追悼会过后，我和李婷在殡仪馆的室外草坪上站了一会儿，她知道我要和她说什么，先发制人道，二姐，你心里想什么我其实很明白，但你可不可以再考虑一下，也许这不是大姐想要的呢？我正色道，小妹，这几天我把你们说的所有，都拼凑了一遍。事到如今，已经不是谁想要谁不想要的了，李越说得对，这就是关乎公道。大姐的公道，张荷的公道，还有其他许多人的公道。李婷抽着烟道，我懂，但二姐你也要替我想想，现在我不是一个人，而是要养活一整个企业的人，四五百个员工就是四五百个家庭，你算算有多少张嘴。舆论杀人不眨眼，今后万一要融资要上市，别人挖出料来，说你是杀人犯的女儿，换作是你又怎么办？我沉默，她继续说，二姐你也是大报主编，还是法制条线的，你又要怎么面对人家的闲话？她掐灭了烟蒂，我俩转身看着烟囱里冒出的袅袅白烟，也许是大姐，也许是其他人，今天西安风和日丽，那烟是一条细而直的线，轻快地将受苦受难之人的灵魂送入湛蓝的无限中。但若将视线压低，又能看见灰白色的死板建筑，挂着黄白绸缎的灵车，以及陆陆续续进场的悲痛的送别人群，只能说人世间众生皆苦。李婷像是自言自语地说，我已经想好了，今后小花的学费生活费，都我来出，她毕业后我就送她出国，去更大更自由的天地，我们家这些陈谷子烂芝麻的脏事，以后就跟她一毛钱关系都没有，她就只要快快乐乐工作生活就好。我说，哪有这么容易。她不再说话，撇下我大步走了。
入秋的一天，我和赵尊坐飞机在盐城机场降落。赵尊预订了租车服务，我俩挤进一辆窄小的本田飞度，向距离盐城市三小时车程的我的老家驶去。一路上我默默不语，赵尊则一反常态地不多说话，只是专心开车。这可能是我生命中睡眠最差的时期，本就苦于不时失眠和浅睡眠的我，现在症状更是变本加厉，连续一个月都没睡好过一个哪怕是两小时的整觉。偏头疼已经成了我的习惯，也让我习得了各种方法，随时随地去缓解它。我坐在副驾驶座位，将头靠在右侧玻璃窗上，车下了高速进入农村路段，路面不平，小车一路颠簸着，我的脑袋也随之轻击车窗，有节奏地一下又一下，竟也能让自己好过点。
自我十一岁从出生的农村离开，随父亲家人来到苏州，已经过去太多年了，眼前慢慢向我展开的苏北农村景象，开始唤起了一点我深藏的记忆。大片的麦田、高粱地；并不成片栽种的枣树、榆树和洋槐各自伫立在田间；池塘里的麻鸭在寒凉的水中拼命划动脚丫，河道边一如既往长满了杂草。我们在距离我老家最近的镇上停了一会儿，有辆黑色轿车来和我们会合，下车过来和赵尊打招呼的是负责此次办案的两位来自杭州的刑侦人员，一位稍年长点，另一位还年轻，两人看着都很精干。年长者一边和赵尊握手一边问，这是哪位？我忽然有点尴尬，不想说出自己此行的真实目的。赵尊看了我一眼，随即机智体贴地替我答道，这是和我一起从北京过来的《法制日报》的钱文真女士，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她对这个二十多年前的冷案很感兴趣，想跟着过来亲历一下，之后写一些报道。年长者和年轻人一起点头说，好啊，好啊，我们杭州局上上下下都很关注这个案子，包括兄弟单位的苏州局。钱女士，到时候您一定要传达出去，对于这样多年未破的案子，其实我们当警察的从来不会忘记，也不会放弃，每一任的同志都是铆着一股劲的。一旦获得新线索，就要立即重启调查，只有不惜一切代价找到真凶，才对得起被害者和他们的家属。我心虚地点点头。年轻人说，赵警官、钱女士，等一下你们不用一起，让我们单独去跟嫌疑人沟通就行。你们就把车停在距离稍远的路边等我们回来就行，人多了也怕打草惊蛇。
我们的小飞度和黑色警车一前一后慢慢开着，离老家越来越近了，我的心跳慢慢加速，因为一帧接着一帧，看见了再熟悉不过的画面，曾经我以为自己都忘了的那些细节：寂静的村落、坍塌的墙垣、杂草丛中被废弃的水缸、池塘边堆积如山却业已腐烂的玉米秆。从前破败的农舍倒是有不少已经翻新，但墙头依然放着莫名其妙的一盆仙人掌，门口斜倚着孤零零的冬瓜；稻草垛旁有散了架的板车，野狗蹲在轮子边发呆，乍一看那狗竟然也有一双发愁紧蹙的眉头；有人家开着门，几个妇女在院子里面无表情地剥着蒜，屋檐下蜷缩着无用武之地的碓窝子和生了锈的水泵。秋日的萧瑟更加深了这村子里的肃杀之气，全无欢乐家常的田园氛围，只散发出习以为常的冷清。我一言不发地看着前方，那几座类似村中地标的贞节牌坊离我们越来越近，身体里那种不适感也越来越强。小车经过一座拱桥，毫无预兆地骤起又骤落下去，我胃里一阵翻腾。赵尊抱歉地说，不好意思，该再减点速。好在前面的黑色警车停了下来，我和赵尊也靠边停下，还没来得及开车门，年轻警察走过来摆手示意我们不用下来了。嫌疑人的家就在前面，我们走过去，你们在这里等我们，他在车窗外说完，便转身走了。
嫌疑人的家就在前面。
我摇下一点车窗，呼吸着外面凉飕飕的空气。
我很久没有回去过的家，现在已经成了犯罪嫌疑人的家。
四周死一样的寂静，连只麻雀都没有出现。拱桥下的水看上去也是死水一潭，浑浊的泥色让人怀疑它是否连接了任何一条其他流动的河。唯有杂草漫无目的地生长，它们像是根本不知道自己来到这个世界的意义，只是负责遮盖这贫瘠的土地、衬托这停滞的水流，掩上了各种废井、河道垃圾和横死的小动物尸体。我记得小时候村里人对待这杂草，就是等到草长到人无法走路了，便胡乱割一波，或是用火烧一烧，但隔年它们又会兴高采烈地长出来，在短时间内葱茏一片。
我自顾自胡思乱想着，赵尊说，其实你真不该来。我眼望窗外点头道，是。赵尊想了想，又说，今天这样的局面，我知道你心里一定不好受。我闭上眼睛，不言不语。赵尊挠头道，算了，我少说几句。我依旧闭眼答，谢谢你，赵尊。
在沉默中，人会失去对时间的感知。像是过了一个世纪一般，我忽然听到有人敲车窗，倏忽睁开眼，看见那两个警察站在我们车前。赵尊和我翻身下车，赵尊问，拿到了吗？年长者点点头，举起一个不透明的袋子。年轻警察像是松了口气，感叹道，好凶的老人家，我差点以为要失败了。赵尊说，看来费了点周折。年长者答，确实，一开始说什么也不让我们取样，嘴都不肯张，说敢动他一根汗毛，就在我们面前一头撞死。后来我们想，就先采取缓和政策，万一他真的寻什么短见，那就全毁了，所以就先安抚住情绪，说下次再来。赵尊疑惑道，那怎么又拿到了呢？年轻警察抢先说，是啊，我们一开始走出来，想着今天就白来了，已经都走了一小段路了，结果那家的老太太追了出来，压着嗓门让我们等等。我和师父看她从背后拿了个烟缸出来，里面都是老头子抽剩下的烟屁股。她问，这个可以吗？我们赶紧说，可以可以，就用镊子夹了许多。年长者赞道，这老太太可真聪明。
我又泪目了，这便是我母亲。
多年来，她是最让我感情复杂的人。她生了我，但并没有太爱我。她一直敷衍我，关键时刻又保护了我。我记恨她，又想念她。我嫌弃她，又感谢她。年轻时候我小心翼翼地让自己不要成为她，步入中年我又妄想着有一天能谅解她。但最终的最终，我已经走到了家门口，却害怕再多走几步，又会看到她那张令人丧气的苦瓜脸。这种时候，我的逃避和她的逃避，可谓是一脉相承。
我发着呆，听着赵尊说，成功取得就好，你们辛苦了。那两个警察则说，不辛苦，完成了任务，我们现在就回杭州了，赵警官和钱女士呢？赵尊说，应该是先找个地方住下。今天太晚了，我们坐明天一早的飞机回北京。年轻警察说，昨晚我们住的镇上的招待所还挺干净，离这里也不远。赵尊转过头用眼神征询我意见，我点点头。我俩目送黑色警车绝尘而去，赵尊问，你一天没吃东西了，真的不用吃点什么吗？我有气无力道，不吃了，我想睡觉，实在太困了。
我们开车回到了小镇上，唯一的一间小招待所果然如他们所说，地方虽简陋，但收拾得朴素整洁。坐在前台的女人仔细地对着我和赵尊的身份证看了又看，给了我们挨着的单间。我衣服都没脱，扑上床倒头就睡。招待所房间里的床铺散发出我自小熟悉的那种农村的味道，肥皂水带着一点点的谷糠味，又混杂微微的阴湿气。睡梦中，我的意识模糊起来，像是扎进了童年的矮床上，有时候就算是和大姐背贴背，我也会莫名地睡不着。小孩子很少会失眠，我母亲曾让人专门来看过屋子，那人说，是因为我和大姐睡的床对着一面窗，那窗的位置不好，会有邪气的东西不时自那里进到屋子里，需要一面镜子挂在对着这窗的墙上，便可解了这个煞。我本只是隐约地害怕，听那人的一番话之后，便确定了那扇窗是我恐惧失眠的来源。但我家没有镜子，那人来说完后，母亲好像也并没有新添一面镜子的打算。我不解，但也知道家里并不宽裕。母亲一定是觉得，邪气的东西要进出，就由它去好了，只要家里人不生大病，就没必要为这个窗口专门破费一笔钱买镜子。
某天我和村里的男孩打架，为了回击，我捡了一块碎玻璃，不仅击败了男孩的挑衅，也发现这块碎玻璃虽不大，却正好可以清楚地照出我的脸，那不正好就是一面镜子？我偷偷带着碎玻璃回家，找了一块破布包好，晚上就揣在怀里，用它照着那扇窗。窗外树影森森，冷白的月光依然瘆人，我却安心了几分，因为拥有了与邪气做斗争的宝物，这一天我竟迷迷糊糊地快速入了梦乡。但到了半夜，忽然耳畔传来细微声响，我瞬间惊醒，屏息凝神微微睁开眼，看见一个黑影真从那窗子里翻进来，先是蹲在我和大姐睡的床头长久不动，似是在观察什么，又让我回忆起这一幕，像是在哪里见过的场景。我尽量轻轻地呼吸，慢慢地回想，忽然想起来，这是我在清平寺那个树洞里，看见那个猥亵犯时，他所采取的姿势。
不对，不对。躺在老家床上的我应该还不满十一岁，那时候我们全家还没搬去苏州。时间为什么错乱了，我为什么混乱了，哪里错了，但又千真万确发生过？
我看着那个黑影，觉得自己一伸脚就可以碰到他，但我必须继续装睡，是以身体绷得像一块板一样硬。一开始黑影只把后脑勺对着我，但慢慢地，我从眼缝里看到他把脸转过来了。我有把握地在梦中想着，这是我多次做过的梦，当他转过来时，不是真人的五官，而是钱阿姨依照自己描述用炭条画出来的样子，不要怕，那只是一张用我的意识塑出来的脸，他不能做任何实质的伤害，只要我聚拢意念，梦中就会出现一块橡皮擦，可以让这邪气的形体一下就少了一只眼睛，又消去了半个鼻子。我这么自信而恐惧地自我安慰着，趁黑影回头之前，用橡皮擦擦了又擦，果然我面前，最后只剩了一张满是橡皮屑的白纸样的脸。我松了口气，那白纸脸上却忽然啪地破了一个洞，那洞后面还有别的东西在一呼一吸。我身体忍不住颤抖了一下，那洞中一下伸出了一只黑手，一把扯下了那张覆在脸上的白纸，露出了真面目。
是爹爹。
我看着那张熟悉的脸，漠然无表情。我攥紧了怀里的那块碎玻璃，还没想好下一步该怎么办，那貌似爹爹的邪物就已经将手伸向了我身边熟睡的大姐，腾起他鬼魅一般黑魆魆的身体，重重压下去。
我尖叫一声在梦中惊醒，感觉四肢无力，连手指脚趾都僵住了，动弹不得。我费了很大力气把眼睛睁开，又听到一阵敲门声。文真，文真，你醒醒，我是赵尊，你还好吗？熟悉而焦灼的声音让我回到了现实中，这房间门窗紧闭，没有别人，只有一个被冷汗湿透了脊背的我。
赵尊和我在半夜退房，这举动着实可疑，让招待所前台的女人警惕地对我俩打量再三，嘴里嘟囔道，你们该不是做了什么亏心事吧，我这里电话一键就能连到110。赵尊哭笑不得说，我们看着像坏人？前台女人道，先把钱付清再说，你们这么半夜走了，我也不能只收半价，需要全款。赵尊说，全款全款，一个子都不差你的。她仍不放松警惕，把现金点了又点，又对着灯光鉴了半天真伪，这才点点头，示意我俩可以走人。
我窝在副驾驶座位上，赵尊检查完行李放好，钻进车里说，这次我可不管你怎么说了，现在我就要去吃东西，可饿死我了。我缩着脖子道，这么大半夜的，哪里去吃？他说，我已经查到了一家24小时的馆子，走附近高速开大货车司机们的最爱，有不间断供应的热包子热面条，现在我就要奔向这美好的地方。看他目光炯炯，简直不像是半夜三更被隔壁的尖叫打断了睡眠的人。赵尊转动方向盘，三拐两拐就从冷清无人的乡间开上了高速，我有点抱歉地说，对不起，把你吵醒了。赵尊道，那有什么关系，本来这小招待所的墙壁就薄，要不是你大叫一声，我就要跑去另一边敲门抱怨那人呼噜声太大了。我疑惑道，真的假的？他来不及回答，打起转向灯变道，一边往匝道口驶去一边乐不可支道，热包子马上就能吃到了。
凌晨四点的高速公路服务区餐厅，落座的清一色都是面带倦容的壮年男人，狼吞虎咽地吸溜着面前的热汤面，另一手往塑料袋里掏着包子，两口就能下去一个。赵尊兴奋地说，看，果然是货车司机的大食堂，体力劳动者的加油站，主食爱好者的天堂。他不由分说地去点了一堆，把一碗冒着热气的雪菜肉丝面往我面前一推，又给我剥了个茶叶蛋。吃吧，吃吧，做噩梦最好的消解方法，就是起床出门吃消夜。赵尊掰开一次性筷子递给我，我苦笑道，我们这算是消夜还是早饭？他说，不重要，总之吃点热乎乎的东西，就能转换一种心情。
我用勺子先喝了口面汤，一股温热的力量瞬间浸润了全身。说实在的，这汤头平平无奇，甚至还加多了味精，但就是这样一口高速路边的面汤，却让我慢慢舒坦起来，胃口被打开，精神被抚慰。我吃了几口面条，又尝了口雪菜肉丝，虽都是普通的口味，却因是刚出锅的，让人获得实在的满足感。赵尊则是肉包子爱好者，大赞这家面发得蓬松带微甜，肉馅也货真价实，肉汁满溢，滑嫩咸鲜。我俩默不作声地吃着，因不赶时间，看其他客人来了吃，吃了又走，无意中竟感受到了一种淡泊的温馨感。
我忍不住问赵尊，比对结果什么时候可以出来？赵尊低头看着碗道，说点别的吧，一切都还没有定论。我回他，该来的总是会来。他采取了只吃不吭声的策略，而我倒是不介意转换话题。这种时候，也许确实该扯点闲篇。
我说，其实我一直就很容易做噩梦，醒了就不敢再睡，怕继续做，所以之前也喜欢干脆就起床，到厨房做点吃的，就这么一边吃一边看太阳升起来。赵尊同意道，嗯，治疗失眠最好的法子，是不要勉强自己硬睡，这时候去做点别的，反而能放松精神。我说，但我前夫不喜欢我这样，他说很干扰他的睡眠。赵尊埋头边吃边说，那就分房睡咯。我答，我提出过，但他也不同意，说这样影响夫妻感情，让家里老人孩子看着也不好。赵尊哦了一声，尴尬地挠挠一头卷毛。这样的话题对他这么一个从未涉足过婚姻的单身汉来说，确实有点难展开。
但此时此刻，我忽然有点想说下去，与这趟糟糕的回乡之旅完全无关的一些事，多少能分散点我的注意力。我没管赵尊的表情，自顾自说，所以，最后他提离婚的那一刻，我觉得有种解脱感。我终于可以一个人了，晚上睡不着，起来在房间转圈也好，找东西吃也好，呆坐着一直到天亮也好，都没有人来管我了。原本觉得，结婚是有人分担，但也许对于我这样的人，很多事根本没法分担，我自己一个人扛着虽然累，但有人伸出一只手，硬要替你抬起挑子的一头，我就更累。
赵尊忽然说，因为你要调整姿势，为了不辜负另一半对你的这份关心。但他们不知道，对你来说这样更累。
我说，是啊，有时候这像是一种恶性循环。你想要对我好，反而会让我感受更不好。而这样的事情会叠加我的愧疚感，觉得自己不配拥有普通人可以有的那些好。办离婚手续的时候他说，我尽力了，但原生家庭对你的影响实在太大。我不知道你经历了什么样黑暗的事情，就算是现在已经活在光明里了，还时不时要用那些东西去自虐。抱歉，我实在无法和这样的人生活在一起。赵尊，你知道吗，其实婚内产生矛盾也好，最后决定离婚也好，都不及我前夫最后这番话，对我的打击最大。
我转过头看着赵尊，苦笑道，我也许真的是一个不可医治的人了。
赵尊已经吃完了所有包子，又把吃完面条的汤碗端起来，缓缓喝着面汤。
他嘴里鼓鼓囊囊地说，为什么一定要医治呢？
世界上大多数的人都觉得，有病一定要治，有不好的性格一定要改，有糟糕的过往一定要抛在脑后，但万一这都做不到呢？
赵尊喝完了最后一口汤，擦擦嘴一字一句说，你也可以带着这些活下去的。
我哑然失笑道，这话听着很包容，但我要给你挑挑毛病，什么病不治还不会死，可以带着活一辈子的？
他说，我的过敏性鼻炎啊，我妈为了给我根治，小时候带我看了八百个医生，用了各种的中医西医食补偏方，让我吃尽了苦头，但最后，与其说我跟这种病和解了，还不如说，是我对我妈的反抗得到了成功。我不想治了，就让这种不舒服伴随我一生吧。
这个赵尊，有时候我真不知道他到底是在开玩笑给我分神，还是在一本正经胡说八道。
我们重新上路，这次方向盐城机场。天色渐渐发白，晨曦慢慢铺开，赵尊边开车边说，你现在可以试着睡一会儿了，一般来说，躺在床上会失眠做噩梦的人，在移动的交通工具里反而能睡得安心。他话音未落，我已经陷入了迷糊中，双眼自然合拢，又因为行进中的摇晃，不时从眼缝中溜进一丝微光。这是属于我奇异的安全感：我在路上，可以稍作休息，睁开双眼，我依然在路上。
自我父亲处取得的DNA样本经检验分析，与宁波蒋秀娟被害案及杭州马未、姚颖失踪案中关键证物上留存的DNA进行比对，结果均为完全一致。是以父亲李顶梁被立即抓捕归案，于十一月开始了对他的审讯。赵尊告诉我，据办案人员说，我父亲被逮捕时，因年逾七十，已积了一身的病，又有常年抽烟酗酒的习惯，是以身体状况已经极其虚弱。审讯期间他更是采取了极端的态度，以绝食绝水和一言不发来抵抗所有向他提出的问题，让负责讯问的人员一筹莫展。到第四天，他体力不支晕了过去，被送进了对口的医院进行救治。在病床上输了两天液的父亲李顶梁醒来后，似是转变了想法，他开始愿意吃东西喝水，并向过来探视的警察要烟抽。又过了三天，回到拘留所的父亲提出要纸要笔，他想自己写下所有犯案的经历。办案人员给他找了白色A4纸和圆珠笔，他拒绝使用，要求毛笔、墨汁和砚台。办案人员认为这个要求不合理，父亲做了妥协，愿意用钢笔在白纸上书写，于是就有民警专门为他买了一支老式的钢笔和一瓶蓝黑墨水，他这才开始动笔。
关于蒋秀娟被强奸杀害一案，李顶梁承认这是自己犯下的第一桩杀人案。他回忆当时初到苏州，接下清平寺的修缮工作，经自己的不懈努力得到了当地领导的肯定，也被提升至工程队队长的位置。但清平寺的直属管理机构这时又派来一位修缮顾问，是刚刚从南京工学院建筑系毕业的蒋秀娟。虽然她的头衔只是顾问，但李顶梁认为蒋秀娟实际就是被文化局领导派来盯着他的，从身份上来说，既是监工，又是半个领导。这令李顶梁心理上很不舒服，且小蒋才二十出头，又是女性，她不时地对李顶梁提出一些技术层面和审美范畴的建议，更让李顶梁觉得，被一个年轻女人管着，是一种莫大的屈辱。而蒋秀娟日常对穿衣很讲究，夏天常选一些轻薄浅色面料的连衣裙，露出胳膊和小腿，李顶梁连这样的装束都看不惯，认为太暴露，不正经，更不该穿到施工现场来。但蒋秀娟对李顶梁内心对她的态度一无所知，还经常热心地要和他讨论一些修缮方案的改动，其中也包含了对修缮经费的使用规划，这间接动到了李顶梁的利益所得，更积蓄了他对蒋秀娟的不满。
一九八五年六月十三日，李顶梁在休息间隙，因想要查看二女儿李媛险些遭人猥亵的地点，独自去了清平寺中一处废弃的院落，蒋秀娟则为了尽快和他确认某项开支，亦尾随李顶梁去到了同一地点。其间蒋秀娟提出，李顶梁负责的部分账目出入不明，似有挪用公款的嫌疑，李顶梁坚决否认，导致两人发生口角，后上升到肢体冲突，李顶梁便对蒋秀娟使用了暴力，且据他本人供述，当时自己在对蒋秀娟施以拳脚时，被害人对他抵抗撕咬的举动竟使他产生了极强的性欲，是以又实施了强奸。至于蒋秀娟是在何时死亡的，李顶梁说自己当时精神过于亢奋，已经记不得是自己先掐死了被害人再进行猥亵，还是在强暴过程中使被害人慢慢窒息的。作案完毕之后，李顶梁发现蒋秀娟已经浑身青紫，也没了呼吸，他见四处无人，便将尸体置于院落中一棵老槐树的树洞中，自己则若无其事回到工地继续施工。由于蒋秀娟非苏州本地人，毕业后一个人在单位宿舍居住，每天去清平寺工地现场上班也是独来独往，是以在其遇害的前几天，完全没有人发现她忽然消失了影踪。尸体被发现后，由于当时刑侦手段有限，也未在尸身上检测到任何足以支持调查进一步展开的指纹或血样。
李顶梁之所以能在这一案件中逍遥法外，一是因为他作案时仍是施工打扮，戴了一副工地用的手套；二是因为蒋秀娟抵死不从时咬的一口，伤口正好位于李顶梁的腋下，是以非常隐蔽。一开始苏州办案人员将注意力全部集中于曾在此犯下过强奸猥亵罪的流窜犯身上，过了较长一段时间才开始对案发现场附近的所有男性进行身体上的咬痕排查。但此时李顶梁显然已经有所准备，当他被查到时，腋下的伤口看上去已经不是很新，且还有手术缝针的痕迹，李顶梁出具了医院证明，称这是自己做狐臭根治手术时留下来的疤，也被采信了。后来经查实，这份证明也是伪造的。
关于马未、姚颖失踪一案，李顶梁供称杀害他们的动机与蒋秀娟被害一案有很大关联。在他带着全家搬至宁波之后，大女儿李娴因在附近的餐厅走马庄打工，交往了当时化名薛治贤的男友薛根华。而二女儿李媛在偶然的机会中，认为薛根华有可能是在苏州未对自己得手的猥亵犯，便三天两头和自己在工地上新交的朋友马未和姚颖交流此事，并告知了他们当年自己的遇袭和蒋秀娟案的全部细节。可是马未和姚颖在获得了这些线索之后，没有加重对薛根华的怀疑，反而渐渐地对李顶梁产生了疑问。李顶梁称，在工地的男浴室里，马未无意间看到了自己在腋下的疤痕，露出惊讶的神色，马未也有一两次想向李顶梁套话，在城府颇深的李顶梁看来，马未故作轻松的问题实际上就是想要验证他是否才是清平寺凶案的真犯人。至此，李顶梁动了杀心，他认为即便只是两个不小心窥到秘密的孩子，也一样有可能使自己面临被捕风险。
这一次的计划做得相当缜密。李顶梁供述自己通过定期偷看二女儿李媛的日记，来获得自家儿女的各种动向，也由此得知了李娴想要和薛根华私奔逃跑的计划，他决定利用薛根华这个人。李顶梁称，自己私底下去找了薛根华，告诉他二女儿已经认出了他，只要和他合作将马未、姚颖绑架，他就可以不去举报薛根华，薛根华想诱拐他女儿的计划也可以一笔勾销，事成后还可分给薛根华一些钱。心虚又负债累累的薛根华同意了计划。
一九八八年七月十九日，薛根华先开自己平时使用的小面包车到火车站等着，马未和姚颖送完李娴来到火车站的那一刻，薛根华即拦截他俩，并编造了李娴被父亲发现藏身地并毒打的谎言，要马未、姚颖和自己一起去对李娴施以援手。天真的马未、姚颖上了薛根华的面包车，喝下他下了药的水之后，不省人事。而此时薛根华又驾驶面包车回到了走马庄附近，将车停在僻静无人的树林深处，李顶梁这时出现，不由分说杀害了意识不清的二人，并要挟薛根华说，现在两人是同谋了，薛根华必须按照自己说的来做。无奈，薛根华只得将两具尸体留在自己的面包车中，先随李顶梁回到走马庄，两人上演了一出李顶梁救女心切，与女儿男友大打出手的闹剧，不仅为彼此提供了不在场证明，也巧妙掩饰了身上杀害马未、姚颖时溅上的血迹。第二天，李顶梁拉薛根华去抛尸，薛根华胆小，坚持不肯去，李顶梁遂独自一人回到面包车停放处，开车去某地点将两具遗体处理了。事后，薛根华甚至不敢再上放置过尸体的面包车，李顶梁借机将此辆面包车以极低价格占为己有。
整个犯罪过程至此仍未结束，李顶梁在马未和姚颖的行李中发现了沙平寄给马未的信，其中详细写了他去撒哈拉沙漠写生之后，马未要如何借住他家的方法，内容也包含了沙平位于杭州家的地址和一把家门钥匙。李顶梁为保万无一失，便指使薛根华去杭州，在沙平家留下两人的行李及一些生活痕迹。马未的父母与儿子有每到一地就寄明信片报平安的约定，马未为了省事，早已写好了一沓明信片放在了行囊里。李顶梁为这些明信片贴上邮票，让薛根华一并按照上面所落款的时间从杭州寄出，其中也有寄给李媛的一张。
但薛根华到了后期，越来越不愿意按照李顶梁所说来执行各种事项。此处，办案人员也参考了薛根华的供述，他说，自己一是不想此生都活在李顶梁的阴影之下，二是对李顶梁的大女儿李娴也确实有真感情，想要找机会和她重新建立联系，至少对她当面澄清一下各种误会。薛根华称，当时李顶梁带着家人儿女离开了宁波，换了好几个住处，他都去过，但最终没敢和李娴正面相对，把话说清，因为心里还是怕被李顶梁发现，抓个正着。最后李顶梁搬到泉州，薛根华等到了一个他认为很安全的时间段，翻墙进屋想和李娴沟通，刚说没几句，李顶梁却回家了，两人撞了个正着。李顶梁大怒，认为薛根华不遵守约定，仍想要勾引自家女儿，他甚至还迁怒于李娴和妻子余巧英，认为这母女俩没有第一时间赶走薛根华，是因为李娴对他还怀有旧情，余巧英也想帮着遮掩。李顶梁和薛根华对峙过程中，余巧英拼命劝阻薛根华离开，而李娴一边流露出不忍心的神色，一边去厨房拿了把刀指着薛根华，想逼他赶快走，如此矛盾的行为让薛根华看了心中难过，情不自禁再次提议李娴考虑一下就此跟他离开。听到这句话，李顶梁似发疯的野兽一般，嘴里说着，她要是跟你走，我宁可毁了她，也不会让你毁了这个家，说完便发狠从李娴手中夺刀，在其脸上划了一道口子，致其破相，又捅了妻子余巧英。薛根华看他如此癫狂决绝，拔腿就逃，但李顶梁不久又找到他在泉州的住处，在旅馆房间里两人大打出手，李顶梁捅伤了薛根华一只眼睛，并威胁他如果去报警或对任何人说出这些事情的真相，他之后一定会再找到薛根华，与其同归于尽。怯懦胆小的薛根华被吓住，从此回了安徽老家，隐姓埋名生活，直到二〇一二年被抓获归案。
关于张荷于泳池溺死一案，此案要有定论，最为困难。因张荷溺亡时，在未完成装修的南华宾馆室内游泳池畔，除李婷一人外，再无任何人证物证。办案人员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若李婷决意不说，李顶梁决意不认，那这个案件的真相便再无浮上水面的一天。但令人惊讶的是，李顶梁在审讯室奋笔疾书，写完最长的关于马未、姚颖案的供述后，笔尖顿了一下，又继续写下去。他承认自己于一九九二年六月二十九日凌晨，在全家人分头去寻找逃跑的小女儿李婷的台风天中，独自开车在市中心转悠，他并不相信生性精明的李婷会选择在极端天气跑去水上乐园吹风淋雨，反复推敲之后，李顶梁想到李婷曾提起过的南华宾馆，有负责宾馆内部装修的男性曾经带她进去玩耍。李顶梁称，当时自己心里认为，南华宾馆应该是一个淫邪之地，上了年纪的男性带着年轻女孩子进去，定是行苟且之事，便迅速赶往了南华宾馆，走了几层楼，李顶梁发现地下一层有温水游泳池，便走楼梯下去，顺利发现了李婷和张荷两人。
李顶梁供述，自己一向讨厌张荷，因为他认为李婷穿着暴露，打扮妖艳，应该全是张荷的教唆，李婷在那时认识的一些不三不四的年长男人，恐怕也是张荷介绍给她的。在游泳池，李顶梁痛骂张荷其实是暗中的皮条客，专把小女孩介绍给老男人。张荷没发火却反唇相讥，说男女都有欲望，她只不过帮助匹配而已，并调侃有朝一日李顶梁发财之后，也会有这样的诉求，自己一样可以给他介绍。李顶梁一怒之下把张荷推入泳池，池中水本不深，但正逢宾馆试水，将排水口全部打开，张荷不幸被一下吸入深水区的某个排水口，动弹不得而亡。目睹了一切的李婷惊骇不已，李顶梁却说，这是老天给张荷的报应，同样也能警醒李婷，不要再试图摆脱管束。李顶梁留李婷一人在泳池边，自己返回水上乐园想要和家人会合，此时李媛也已推测到李婷可能来了南华宾馆，可惜晚了一步。等警察赶到事发现场，当时才十六岁的李婷迫于李顶梁的权威，不敢说出事情真相，只能含糊其词，而遗体上也未找到任何强制痕迹，遂以意外结案。
以上，来自赵尊从办案人员处得到的我父亲自供的复印本。我看完以后，尽量想以专业态度来对待这一份犯罪供述，但其实做不到。所有的犯案细节如蜚蠊，趁我不注意，已经爬满了我过往的岁月中，再闭起眼睛回忆一切，处处皆让我感到生理不适。赵尊说，我知道你看这几页纸，一定如见地狱，但我们仍需要你的帮助，因为依然有问题没有解决。第一个，便是李顶梁依然没有交代马未和姚颖的遗体在何处，因薛根华当时心虚害怕，所以李顶梁是一个人去处理的尸体，不知何故，他承认了杀人却没有供出弃尸在何处。还要请你帮忙思考一下，回忆一下那一段时间你父亲的种种行为举止，推测一下藏尸地点。第二个，是关于张荷一案的供述，也只是李顶梁的一面之词而已。虽然他承认了失手将张荷推入泳池，但没有其他人证物证，这样的供述也是站不住脚的。我们知道你的妹妹李婷并不愿意出来做证，但她是当年案发现场唯一的目击者，希望你再对她争取一下，打消她的顾虑，因为被害人及其家属等了多少年，都还是需要一个真相。
赵尊又带回来了我最早给他的明信片以及铁皮盒子里的种种旧物，这些我本一股脑儿寄给他，一方面确实是为了可以从中找到一些线索；另一方面，也许我内心深处早已想摆脱这些回忆对我的纠缠吧。陈英茹后来在自家找出来的，快递给我的一包马未、姚颖的老照片，并沙平最终回复了我，寄给我的马未、姚颖曾与他的往来信件和一只马未手绘的风筝，我也全部看都没看就交给了警方，这次又被赵尊交回到我手上，恳切请求我仔细地看一遍。他说，李媛，你作为这一连串案件的亲历者和当事人，其实具有很大的作用，我也知道，要开启你生命中最痛苦的回忆，你是一万个不情愿。但我们已经共同努力到了这一步，你看，能不能再从这些现有的物证中，发现一些我们也许遗漏了或忽视了的线索呢？
我闭眼点头，我不能拒绝。为了所有人，就像李越所说的，得还他们一个公道。
回到家，依然是到了钱阿姨和西瓜都睡了的深夜，我看着赵尊给我的文件袋，却迟迟不想打开它。我决定先做点别的，让这几天处于巨大信息旋涡中的自己，稍微抽身出来那么一小会儿。我不想看电视节目，也不想听音乐，但这时候，我忽然想要把很久之前没看完的洞穴潜水纪录片给看完。
我现在已经了解了自己的大脑，你越挣扎，越想抽离，就越逃离不出自己的执念。不如就让它带着你，去到你曾经认为无法看见任何的黑暗世界中，摸索出真相的其余部分。我看着曾经让我感觉窒息的纪录片画面，听着英文解说。我就是一个洞穴潜水者，既然一开始就决定了入水，那就应该一路深潜，不怕触底。以及，如今我已经到达了最深的漆黑一片中了，要面对的是比探到底更艰难的任务：减压上浮。我去厨房倒了杯热水，又回到电脑前，看着潜水者自日常之地潜入危险，又要从最危险的地方回到日常中去。不可思议的是，比起前者，后者竟然是更容易让人丧命的危险举动。我呆呆地注视着电脑屏幕，放缓呼吸，随着纪录片的主人公们一寸一寸地向着光亮移动，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他们经历了四肢肿胀、肌肉酸痛、关节麻木、心悸目眩。画外音说道，潜水者有时会羡慕鲸鱼的身体构造，肋骨与胸骨、脊椎的连接很松弛，没有坚硬骨架保护的胸肺，反而可以随着外界压力的增大而收缩。但我们终究是人类，无法如鲸鱼的身体构造一般，巨大而柔软，我们是坚硬而脆弱的人类啊。我目不转睛地看着电脑，亦能知觉到外面的天色竟开始一点点发白，天快要亮了，潜水者们也终于成功回到了地面。
我合上了电脑，打开了那个文件袋，不再抗拒痛苦的伴随，开始仔细阅读，认真观看，不放过任何一个微小的细部，直至在那一沓马未、姚颖的彩色照片中，有一张忽然引起了我的注意，我猛地站起来，拉开窗帘，将它举到逐渐发亮的天光之下，反复确认其中姚颖穿戴衣物的样式、颜色、细节，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这张照片被我挑出来，扫描后附上一封邮件，我发给了李婷。确认她收到之后，我想也许李婷也受到了和我一样莫大的震撼，久久没有回复。大约一大周后，赵尊给我发消息说，李婷同意了作为证人，指认父亲李顶梁就是杀害张荷的凶手。又过了一天，李婷也给我写了一封邮件：
二姐，自我六岁被父母送人，心里便一直不甘。虽后来又被要了回来，但我内心的一部分是极端要强，想要脱离家庭，另一部分则仍然渴望父母之爱。多年之后与你说这些，你也许会不明所以，但当我看到照片中的姚颖戴着粉色的鸭舌帽，穿着米老鼠图案的牛仔衣，手里拿着红格子围巾，就是如此日常的画面，却把我心里残存的最后一点点希望也湮灭了。我一直以为，那一年父亲给我们三姐妹的新年礼物，承载了他不多的父爱，毕竟他还是生了我们养了我们的父亲。但现在看来，我将那只帽子视为珍宝，一直还戴了它去东莞的行为，才是真正愚蠢到极点。是什么样的人，竟会将自己杀了人之后的遗物，当作战利品送给自己的孩子。
我不再有这样的父亲。
你的小妹李婷
在李婷的证词中，父亲当年先是将张荷推入游泳池，但张荷其实会游泳，在她呛了口水又浮上来的时候，李顶梁继续说要给带坏女儿的人一点教训，他置李婷的哀求于不顾，在岸边一把抓住张荷的头发，将其一路拖到深水区，直至忽然拖不动了，李顶梁发现是游泳池正在工作的一个排水口吸住了张荷。眼看张荷就要沉下去，李婷跪下来恳求父亲对张荷施以援手，但这时李顶梁进入了癫狂状态，看着张荷在水中挣扎的样子，反而露出兴奋不已的神情，他两手钳制住李婷，不让她下水去救张荷，就这样眼看着张荷活活溺死。
这一年已近尾声，母亲和弟弟李超来到杭州，最后探视了被羁押的父亲。临走前，母亲提出想见我一面，而我此时确实身在杭州，却依然没有勇气去面对父亲，也犹豫着到底要不要见母亲。前一晚我和钱阿姨通了电话，问她对于这件事的建议，钱阿姨想了想说，要不要见，在你。但如果我是你，我会见，并且我会听她说。这么多年，她一定对你有很多话要说，也许其中有很多是你完全不认同，不想听的，但你还是要给你母亲一个机会，不要打断她，否定她，只让她说出来就好。
我带母亲和李超去了一间火锅店。服务员点着了火，锅气徐徐上升，我坐在这边，母亲和李超坐在对面。在我记忆中，母亲原先就长得显老，许久不见，看上去比实际的六十多岁更衰老，不仅皱纹深而密布，且两道泪沟如刀割一般，又青又黑。我看着她，确实不知该说什么，但心里明白，她已经把一辈子的眼泪流干了，作为一个活人，所有的对美好的希望也已消耗殆尽。她大多数的孩子早已离开了她，只剩下一个，便是坐在她身边的李超。而和李越长得一模一样的李超，看上去和李越竟也迥然不同，才三十便已是一派中年光景，半秃了头发，五官模糊、神色麻木，跟他说什么也只短暂露出嘿嘿的干笑，继而又陷入面无表情的发呆状态。
母亲和李超在餐桌边都坐得局促，完全不主动吃东西。我只好不停给他俩盛汤盛菜，李超这才埋头苦吃，而母亲还是对碗里的食物一动不动。过了一会儿，她忽然对吃得差不多的李超说，你出去抽几根烟，我和你二姐有话说。李超停下来，嗯嗯了两声，穿上外套便出去了。母亲看着我，我也看着她，但在我俩中间的火锅始终保持着小火微沸的状态，锅子上方浓雾滚滚，隔起了一道天然的屏障，我只能看见白雾后面母亲脸上习惯性皱眉扭曲的大概形态。
她缓缓地说，媛儿，我有一个请求。我点点头，她说，你要原谅你爹爹。
我想到钱阿姨说的，无论母亲说什么，都不要打断她，否定她，只让她说出来就好，便咬牙没说话。
母亲看了看我的神情，接着说，你爹爹是很不容易的。从小没了爹，没了娘，吃了很多苦，生了很多病，这才长大。但最坏的还不是这样，是他长大后，知道自己的娘其实就在同一个村子里，是个疯子。村里关于他这个亲妈的谣言很多，说她以前长得漂亮，但年纪轻轻守了寡之后，就被看上了她姿色的几个光棍欺负了。按理说，发生了那样的事，她应该一头撞死，或者投湖的，但大家都说，奇了怪了，她反而尝到了和男人风流的快活，开始主动去各种男人家过夜，要不怎么说她是疯子呢。不多久，疯子就大了肚子，生下了你爹爹。
我的面部肌肉一动不动，这遥远的故事，听上去像是一则荒谬的社会新闻，却可能正是我的来时路。
母亲说，疯子根本不知道这孩子的爹到底是谁，只把他当个小狗一样养着，那些年，你爹爹虽是个人娃子，过得却真就像个狗娃子，被人笑被人追，被人打被人啐，吃得也像狗，从人嘴里夺下一口掉下来的就好，丰年是这样，饥荒也这样，竟也都挨过来了。但这些还都不是最苦的，是那昏昏乱乱的几年，大家爱把人揪出来斗，斗这个，就说你爹爹是这人的儿子，也揍他一顿，斗那个，又说他是那个的儿子，把他也关起来。他尝够了没爹的难，却要莫名背上那些假爹的罪，就快撑不下去想自尽了，这时村长才看不下去，站出来让人把他给收养了。但这时候，你爹爹心里已经发誓，一是要靠自己的努力，让村里那些人决不再欺负他。二是等自己当爹了，必要让一家人在身边齐齐整整的，再不让自己的任何儿女脱离。你爹爹拼命练就一身手艺，因为修好了那几座牌坊，连老木匠也只能承认，可以传手艺的徒弟，也就你爹爹一个而已，后来这些事情，你们也都是知道的。从那时候开始，日子是一天天开始变好的，我先生了你大姐，又生了你，但等到你小妹出生，你爹爹又觉得不好了，因为还没生到儿子，那老木匠传给他的手艺和家当，到底要传给谁，他又开始天天烦恼起来。我也是拼了命了，但肚子就是不争气，好不容易生了双胞胎，但那时候我的身子也垮了，家里的积蓄也用得七七八八了，你爹爹听到去外面打工挣钱多，就动了念头，也要从村里出去。可老木匠不乐意，说已经把全副身家给了你爹爹，他必须得给他养老送终。这事情说了一次又一次，你爹爹有一天忍不住，和他吵起来，说老木匠又不是他亲爹，自己这些年作为徒弟，照顾他已经尽了力了。老木匠这时候笑了，说人世间的事情说不准，兴许你爹爹就是自己的亲儿子呢？毕竟他多少年前，也睡了那疯女人好几次。这还不算，他又火上添油说，也保不准你爹爹是石匠的儿子，因为石匠也睡了疯子，谁知道她最后生出来的崽子，到底是哪来的种。这句话激怒了你爹爹，夜里就跟我说，必定要弄死那个老色鬼，自己才能带了全家，从这个地方出去。
我听到这句话，心中微微一颤。
后来呢，我第一次提问。
母亲沉默了一会儿说，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老木匠忽然发病就死了，我们全家就跟着你爹爹去了苏州了。其实老木匠死不多久，那个疯女人应该也是死了。平时她都在庙门口坐着的，但我们去苏州之前的好几天，都没再看到她，村里有些人说，她有一天喝了点酒，自己不小心跌到没干的水泥池子里，就这么被封在里面了。
我倒吸一口凉气看着母亲，她仍淡淡地说，从那天开始，我就怕极了你爹爹，但也觉得愧疚他。你爹爹每天拼了命地做工，养活一家人，我生完男胎，他在这件事上刚刚满足，我却坐了病，不能再和他做那夫妻的事了，只能让他一天天地憋屈着。
我想说什么，但又想起我决定了只听母亲说，且很多话已经无须说出来，在法律审判了父亲之后，再由儿女去审判母亲的一生。
在火锅的雾气后面，母亲不知从哪里掏出了一块手绢，擦着鼻子眼睛嘴巴，虽然她已经流不出眼泪，但她微微带着哭腔说，事情都是不可以重来的，但我有时候会想，如果当年，你生出来的那一刻，如果媛儿你是个男孩，就不会再有接下去所有的事了。我也不用再生，你爹爹也不用如此辛苦。你大姐是个多么好的姑娘，你一定会是个有出息的儿子。
母亲的声音略大了点，忍不住干号道，可怎么就到了如此地步，你大姐已经去了，你们也都散了，你爹爹是罪有应得，但我忍了这一辈子，又算是什么呢？她整个人的身子朝前一探，语气凄厉地对我说，所以，媛儿你一定要原谅你爹爹，他是看重你的，是对你寄予过希望的。他真真切切对我说过，咱们媛儿，是几个孩子里最聪明最像我的一个，如果她是个儿子，该多好。
服务员过来关了火，又微妙地看了母亲一眼，许是刚才的声音确实大了点，母亲立刻识趣地闭上嘴，佝偻着身子缩回了座位。雾气散去，对面仍是一个不敢造次的、愁眉苦脸的老人。李超适时地走进来，又在座位上坐下。我定了定神，对他说我订了辆车，好不容易来趟杭州，可以载他们去看一下市区的景点，然后送他们去火车站。李超不置可否地看向了母亲，母亲摇摇头，枯老的嘴边挤出一丝笑道，不用了，超儿的儿子这几天都他媳妇带着，我赶快回去替她，她还要去上班。我没反对，她又问了句，你也生了个儿子吧？我点点头说，五岁了。母亲又笑了笑，没再说话。
送走了母亲，我回到酒店，坐在窗前思考了许久，给赵尊拨了电话。我问他，宁波哪里有水泥池子？他一下没反应过来，什么水泥池子？我说，就是那种，水泥浇下去，干了之后会塑成某个形状的，之后看上去是一片平地，或是一个墩子，又或者是一堵墙，把尸体藏在里面，只要不推倒不拆除，就永远不会被发现。赵尊恍然大悟道，我马上和刑侦大队联系。
两具遗骸最终在明州港博物馆附近的一处水泥平台中被发现。法医和刑侦队员还原了父亲李顶梁的作案手法：一九八八年七月十九日当天，正值明州港博物馆初步建成，工事告一段落。早先被挖掘出来并修复完毕的古船已置于铺好的滑轨上，次日就将被推入馆中。修复时用来放置古船的大坑也被灌满了水泥，即将浇筑成平台。当天晚上，整个工地放假，几乎所有工人都出去吃饭喝酒庆祝。此时李顶梁回到停放面包车的位置，开车将尸体转运到把守松懈的工地上。凭借自己对地形和工地机械的熟悉，李顶梁利用起重机，将马未和姚颖的尸体扔到还未凝固的水泥坑中。两个年轻人带着未竟的青春和梦想，就这样被悄无声息封存起来，直到多年后的一天，西瓜无意间找到了我的铁皮盒子，无异于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
二〇一二年年底，我忽然觉得，还是应该去见父亲一下。我知道自己仍未做好充足的心理准备，但也意识到父亲已时日无多，我该和他及过去的自己一并做一个告别。北京飞杭州的前一夜，我已预料到了失眠，索性就起床，为自己煮点白粥，配着李超给我从老家寄来的雪菜，我小口啜饮浓稠滚热的粥，继而听到钱阿姨的房间里响动了几下，一会儿就看她裹着毛衣开衫出来，便知她也睡不着。
我邀她一起喝粥，又顺便聊起点往事。不用太遥远的往事，也就是这几年的，讲起来便已经有忆旧的感觉。钱阿姨问我记不记得有一次，我拿着身份证想去改名字，要彻底改成钱文真这三个字，但因材料不齐，被工作人员拒绝了，当时钱阿姨还在苏州，我回家跟她通电话，哭了一场，说自己或许这辈子都摆脱不掉李媛这个名字了。钱阿姨悠悠问，你记得当时我是怎么回你的吗？我说，大概记得。你说，明明是补齐了材料就可以再去一次就能办成的事，你却要为此哭上一场，可见症结不在改不改名字，而在于你心里过不过得去。
我说，后来我并没再去改，但我心里好像也没真的过去。钱阿姨道，不可能一下就过去的。人生复杂得很，只是改个名字就解决了心病，那未免也太容易了。她又问，明天你是早班机？我答，订了当天来回。她点点头道，早去早回，我和西瓜在家等你。
此时距离我于一九九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从家中逃出，与父亲决裂，已是整整二十年。
我填完访客登记表，在最后签上自己的名字：李媛。有人带着我，铁灰色的栏杆一道道在我面前打开，直至最后是一块厚实的玻璃。我在玻璃前面坐下，调整自己的呼吸，过了一会儿，有一名警察带着我父亲，他戴着手铐脚镣，警察扶他在我对面坐下，替他把双手解开。我鼓起勇气抬头看他的脸，用衰老或枯竭这样的词语，已无法形容他样貌的改变。年轻时的李顶梁有高傲，有狡诈，有专横，有愤怒，甚至当他表现出癫狂或凶神恶煞时，他仍是有血有肉的人，但现在，父亲对我呈现出来像是一具空壳，所有的皮肤颜色都透不出一点生气，所有的五官都不对外流露任何的情感。他机械地坐下来，两眼直直看着前方，好像是看到了我，又好像目中全无任何人。但我清楚知道，那缕灵魂仍蜷缩在这具躯壳之中，于暗处观察着我，掂量着我。
我叫了一声，爹爹。
他将头歪到一侧，极其迟缓地牵动了脸上的肌肉，慢慢地，终于露出了点人的表情，是一丝冷笑。
我生了你，你就这样回报我。
他轻蔑地说。
但我并没有被激怒，甚至都没有被刺痛。我看着他的眼神并没有回避，也许有点呆滞，那是因为我正慢慢地思考着，要说些什么，既不属于赞美，又不含有批判，才是合适的血亲之间的体面告别。
时间一分一秒地流淌着，沉默的空气有点浑浊，他嗅到了其中的对抗气息。我的冷静令父亲逐渐不耐烦起来，我可以察觉到他的脖子慢慢泛起红色，太阳穴附近的青筋不为人知地凸起，他眼白中的血丝一点点涨红起来，我的预感开始强烈起来，这不会是一次平和的告别。但我已经想好了，到底该跟给了我生命的这个男人最后说些什么，这也是我唯一真正想表达的。
我说：谢谢你，爹爹，谢谢你让我有机会读书上学。
他始料未及地看着我，露出有点惊讶的神色。
我咽了口唾沫继续说，这样我才做了最正确的选择。
咚的一声，有什么东西重重地砸下，发出暴烈的声响。我一抬头，这才反应过来是父亲站了起来，用自己的头狠命地撞着我和他之间隔着的玻璃上，一下又一下，他发了疯般，不顾一切地咚咚撞着自己的头颅，他的脸涨成了紫红色，嘴里像是唾沫横飞地在大骂着什么，却因为过于激愤，我一句也听不真切。陪他进来的警察迅速地将他拉下，但父亲力大无比，又继续使出全身力气来撞，又从后面进来另一个警察，两个人一起用力挟制，但父亲已全无人的理智，只像头准备与一切同归于尽的困兽，眉毛胡子眼睛露出绝望的凶光，一心要朝我扑来。
但眼前这块玻璃，已不是当年我攥在手里的那一小块，而是撞不破越不过的一堵墙，将我们天人永隔。
我站起身，看着那两个警察将拳打脚踢破口大骂的父亲用尽全力地架了出去。有人走到我身边，也扶住了我，对我说今天就到这里吧。我点头同意，转身往外走去。
再见了，父亲。曾经我以我是父亲的女儿为傲，后来我又拼命想要摆脱父亲给我的烙印，我怨恨他是控制和影响了我前半生的人，也因此努力反弹，要得到一个完完全全主宰自己的后半生。可最后发现，我的痛苦亦是我的起点，我背对他，头顶骄阳一路奔向荣耀和自在，但无法割裂的是我的来时路，和阳光在我背后投下的长长的阴影。而今日之告别，亦不会就此让我解开了心结，参透了人生，它甚至不会让我的失眠症和做噩梦的毛病在未来的日子里有任何改善。但我已经接受了，要带着所有活下去，包括了父亲的恶，母亲的怯懦，身体里流淌的血液和身份证上的名字，对自己的失望和希望。
我坐车前往杭州机场，先搭乘飞机，落地北京机场后又叫车回家。一路上我的脑子没停下过，想的竟然是和这一天没有任何关系的，在泉州圣友中学参加文学社时那位金老师说的各种。当时只觉得是远大的套话和无谓的废话，现在想起来，却都意味深长。金老师说，苦难是财富，你长大了自然懂。金老师又说，心是真的，你看到的就是真的，心不想面对，你看到的那些真的，其实都是假的。最后我和金老师告别时，他脸上写着显而易见的惋惜，但也没对我说任何的丧气话，只鼓励我，要继续写下去，有一天有机会要把自己的故事写出来，如果实在没勇气用第一人称，那就写“她”的故事，也可以。金老师当时还严谨地补了一句，女字旁的她。
北京的傍晚，照例陷入了下班高峰的堵车，天色渐渐变暗，由蓝变浅灰直至夜幕完全降下，高高低低的建筑物陆续亮起灯来，每一扇大大小小的窗户都是一幕日常即景。这城市有千万的人，每天也就拥有了亿万的幸福和亿万的烦恼，而我只是其中渺小的一员，我的喜怒哀乐，我的秘密和伤痛，汇入这情感的汪洋大海中，只会不动声色地溅出小小水花，时间的巨浪推动一切，不给任何人流连停留的机会。大限之时，作为一颗普通水滴，也许唯一能模糊记起的，只是漂流时看过的各色风景。
我看着华灯初上的北京，车和人都熙熙攘攘，思绪一下又被拉回现实，想着要赶快到家，去亲亲西瓜，去抱抱钱阿姨，要和他们共进晚餐，要准备明天的早会，要安排下周末的家庭出游，甚至要筹备明年的过年计划。在走走停停的出租车里，我斜靠着车窗，半闭上双眼，心满意足地回到了熟悉的凡俗忙碌中，但我知道，最终的最终，我还会回到那个童年的夏天：一望无际的田野、郁郁葱葱的树木、麻鸭悠闲戏水，蛙声蝉鸣阵阵。七岁的我在田埂上捡到一本不知被谁丢下的传奇小说读本，只能认识其中寥寥几字，却着了迷般一屁股坐下，认真地读起来。随乡间凉爽的风，传来小妹李婷攀在树上对我的阵阵呼唤，因她一时找不到我而急得要哭，而大姐李娴早已发现了我的所在，正远远地向这里走来，温柔地对我挥动双手，叫我回家吃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