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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 清宫外史上 第五二章

  就为的阎敬铭整顿积弊,户部的许多黑幕,逐渐被掀了起来,最骇人听闻的是以户部侍郎署理尚书的王文韶和另一名军机大臣,牵涉在一桩报销案内,传闻纳了巨贿。

  这桩报销案,属于边远省分的云南。向来军费报销,是户部司官与书办的生财大道。云南的报销案在上年年底就已经发动,派出粮道崔尊彝和永昌府潘英军,携带巨资,来京打点。走的是太常寺正卿周瑞清的路了。

  周瑞清是军机章京,为他向王文韶、景廉游说。时机甚巧,“董太师”为张佩纶一道弹章,在京察案中刷了下来,王文韶署理部务,大权在握,足可了事。但户部书办要十三万银子,讲价讲不下来的当儿,阎敬铭快将到京,怕他不受赂遗,公事公办,所以户部书办让步,以八万两银子了结。

  凡是军费报销案子,虽由户部主管司承办,但一定要知会兵部和工部,牵涉既广,难包内幕不会泄露,倘或说了无用,则徒然结怨,不过私下诽薄叹息而已。如今阎敬铭大刀阔斧在整顿,便有热心的人揭露弊端。消息传到御史陈启泰耳中,多方打听,人言凿凿,便上了一道奏折,指参周瑞清,而且说明存银处所,语气中也关连到户部堂官,自然不能不办。

  但是,查办的谕旨,十分简单,只说:

  “御史陈启泰奏:太常寺卿周瑞清包揽云南报销,经该省粮道崔尊彝,永昌府知府潘英章来京汇兑银两,贿托关说等语,着派麟书、潘祖荫确切查明,据实具奏。”

  不提王文韶和景廉,同时只指派刑部满汉两尚书查办,知道内幕的人心里有数,王文韶和景廉是军机大臣,当然要先作回护之计,所以只当作通常弊案,轻描淡写。清流中人,虽然宝廷和陈宝琛已放了福建和江西的乡试考官,去掉了两枝健笔,但张佩纶、邓承修,以及后起之秀的盛昱,都在京内,大为不满,私下表示,倘或刑部不能秉公查办,就连麟书和潘祖荫一起参。

  麟书听得这话,大起恐慌,潘祖荫却相当沉着,抱定按部就班、公事公办的宗旨,首先就指派司官去打听云南粮道崔尊彝和永昌府知府潘英章的下落。

  这要找吏部,因为崔尊彝和潘英章都是升了官进京引见的,潘英章是在上年九月里到京的,引见过后,十月中旬“验放”,过了两个月领到“部照”,应该早就回云南永昌府上任去了。

  崔尊彝原来是个补道,分发云南,派充“善后局总办”,也就是云南军务的后路粮台,军费报销正该由他主办。他是这年春天放的粮道,进京引见以后,六月初十“验放”,十二天以后就领到了“部照”,却不回云南到任,请假回安徽原籍扫墓。

  “这就有毛病了。”麟书对潘祖荫说,“阎丹翁是五月里到任的,不久就有云南报销案的传闻。崔尊彝是案内主角,十二天拿到部照,快得出奇,且又请假回籍,这明明是听得风声不妙,有意避开。”

  “这话不错。不过,我们该按规矩办,逃得了和尚逃不了庙,回籍也好,赴任也好,只要案子里要传他,尽可行文该管省分办理,这不必担心,现在要防商人逃走,先动手要紧。”

  于是即时知会步车统领衙门,去抓两个人,一个顺天祥汇兑庄的掌柜王敬臣,一个是乾盛亨汇兑局的掌柜阎时灿,因为陈启泰的原折中说:崔尊彝和潘英章“汇兑银两”,就是由云南汇到这两处地方,而且存贮备用的。

  王敬臣和阎时灿已经得到消息,虽感惊慌,却并未逃走,因为一逃便是“畏罪”,再也分辩不清,所以等官差一到,泰然跟随而去。

  带到刑部衙门,由秋审处的司官审问,因为是传讯证人,所以便衣谈话。先带王敬臣,供称是云南弥勒县人,到京已经五年,在打磨厂开设顺天祥汇兑庄,专做京城与云贵两省的汇兑生意。

  “云南善后局崔总办,有没有从昆明汇款到你那里?”

  “不知道。”王敬臣答道,“小号向来照同行的规矩,认票不认人。”

  “永昌府潘知府,拿票子到你那里兑过银子没有?”

  “有的。”

  “什么时候?”

  “从去年冬天到今年春天,陆续取用,不止一次。”

  “一共几次,总数多少?”

  “总数大概六万多银子,一共几次记不得,小号有帐好查的。”

  “你开个单子来。”

  王敬臣退了下去开单子。趁这空隙提阎时灿,他是山西票号发源地的平遥县人,在巾帽胡同开设乾盛亨汇兑局。

  问他的话跟问王敬臣的相同,一样也开了单子,由昆明汇来的银子,每处都是六万七千两,但崔尊彝另外在顺天祥借用了两万八千两。

  “这样看起来,你跟崔总办是有交情的。”秋审处司官抓住这一点追问。

  “崔总办在云南多年,署理过藩台,虽没有交情,名气是知道的。”王敬臣又说,“他借银自然有保人,小号不怕他少。”

  “保人是谁?”

  “就是永昌府潘知府。”

  “那么,你怎么又相信潘知府呢?”

  “回老爷的话。”王敬臣答道,“潘知府是现任知府,‘放京债’的当然相信。”

  “好,我再问你,崔总办、潘知府在你铺子里取了银子,作什么用?”

  “那就不知道了。”

  问到阎时灿,也是这样回答。京里的汇兑庄及票号,都结交官场,凡有外官来京打点,都由他们牵线过付,崔、潘二人的银子作何用途,决无不知之理,只是他们要推诿,无奈其何。唯有交保饬回。

  这下一步,刑部六堂官的意见不同,有的主张正本清源,先传崔尊彝、潘英章到案,弄明白了案情再说,有的却以为不妨请旨令饬周瑞清先递“亲供”。

  商量结果,让周瑞清先递“亲供”,有许多不妥,第一,片面之词,碍难凭信;第二,周瑞清是军机章京,案情未明了以前,不宜将军机处的人牵涉在内。因此决定奏请饬下云南及安徽的督抚,饬令潘英章,崔尊彝“迅速来京,赴部听候质讯。”

  上谕照准,而且对太常寺卿周瑞清作了处置:“着听候查办,毋庸在军机章京上行走。”

  周瑞清被撤出军机,“听候查办”,而且用的是明发上谕,可见得慈禧太后对这一案的态度,是要秉公办理,不问周瑞清有何背景。因而便颇有人为王文韶担心。

  于是关于京朝大老明争暗斗的流言,传说甚盛,有人说,这是李鸿藻所领导的北派,对继承沈桂芬衣钵,在南派最得意的王文韶的打击;有人说,董恂丢官,疑心是王文韶想夺他的户部尚书,所以指使他的会试门生陈启泰报复。说法不一,而都对王文韶不利。

  人言如此,天象偏偏又示警了。去年见于西北的扫帚星,中秋前后再度见于东南,照例下诏修省,而亦必有言官论述时事,箭头自然而然地又指向王文韶和景廉。

  有个湖北人叫洪良品,是陈启泰的同年,官居江西道御史,上了一个奏折,引叙史实,说星变皆出于政失,所以古代遇有灾异,往往罢免宰辅,因为燮理阴阳,咎不容辞。现在皇太后垂帘听政,皇帝冲龄典学,国事所赖,全在军机大臣,接下来就提到云南报销案:

  “臣续有风闻,为陈启泰所未及言者。近日外问哄传,云南报销,户部索贿银十三万两;嗣因阎敬铭将到,恐其持正驳诘,始以八万金了事,景廉、王文韶均受赂遗巨万,余皆按股朋分,物议沸腾,众口一词,不独臣一人闻之,通国皆知之。盖事经败露,众目难掩,遂致传说纷纭。臣窃思奏销关度支大计,数十年积弊相仍,全赖主计之臣整顿,以挽积习。景廉久经军务,王文韶历任封圻,皆深知此中情弊者,使其毫无所染,何难秉公稽核,立破其奸?乃甘心受其贿赂,为之掩饰弥缝。以主持国计之人,先为罔利营私之举,何以责夫贪吏之藉势侵渔;蠢胥之乘机勒索者也?”

  因此,洪良品“请旨立赐罢斥”景廉、王文韶,或者“照周瑞清例,撤出军机,一并听候查办。”最后还发了一段议论:“夫天道无常,人事有凭,前日之枢垣用倭仁、文祥而大难可平,今日之枢垣,用景廉、王文韶而灾眚屡见,感应之机,捷如影响。”

  这道奏折,虽只攻的是景廉与王文韶,但恭王、宝鋆和李鸿藻看了,心里都很难过。从前大难之平归功于文祥,今日天象示警,又应在景廉和王文韶身上,仿佛其余的军机大臣中都尸位素餐,庸庸碌碌,无功无过之可言,岂非渺视。

  这使得景廉与王文韶更为不安,唯有表示请求解职听勘。官样文章照例要这样做,其实希望大事化小,最好驳掉洪良品的奏折,来个“应毋庸议”,无奈这话说不出口,就能出口,恭王亦未见得肯支持,倒不如放漂亮些。

  “这件事很奇怪啊!”慈禧太后似乎也很难过,“重臣名节所关,想来洪良品也不敢随便冤枉人!”

  这竟是洪良品的“先入之言”,已为慈禧太后所听信。景廉的颜色就有些变了,不过王文韶有练就的一套功夫,能够听如不闻,毫无表情。

  恭王也觉得话锋不妙,更不敢为景、王二人剖白,只顺着她的话答道:“皇太后圣明,重臣名节甚重,象这类事件,总要有确实证据。御史虽可以闻风言事,亦得有个分寸,得着风就是雨,随意侮蔑大臣,这个风气决不可长。”

  “当然,凡事要凭证据。你们找洪良品来问一问,问清楚了再说。”

  “是!”恭王略一踌躇,决定为整个军机处避嫌疑,“臣请旨,可否另派王公大臣,饬传洪良品询问明白。”

  “可以。派惇王好了。”慈禧太后又说:“翁同和为人也还公正,让他在一起问。”

  于是即时拟旨明发,说是“事为朝廷体制,重臣名节所关,谅洪良品不敢以无据之词,率行入奏。着派惇亲王、翁同和饬传该御史详加询问,务得确实凭据,即行复奏。”

  这是个令人震动的消息。参劾军机大臣的事,不是没有,但无非失职、徇情之类,象这样公然指控“受贿巨万”,而且请求“立赐罢斥”的情事,是上百年所未有的,因而有人预感着将会发生政潮。

  在翁同和,当然不希望如此。王文韶到底是南派的重镇,如果他垮下来,应补的军机大臣,不出他跟潘祖荫,论慈眷,潘祖荫不及他,但论资望人缘,他未见得胜过潘祖荫,所以将来鹿死谁手还很难说。既然如此,一动不如一静,能够保住王文韶,卖给他一个大大的人情,最为上策。

  打定了这个主意,先托人去抄洪良品的“折底”,静等惇王发动。惇王到第二天早晨才来跟他接头,约定下一天的中午,在宗人府传洪良品问话。本来应该遵旨立刻办理的,翁同和有意以书房功课为推托,将时间延后,好让王文韶和景廉有辰光去作釜底抽薪的挽回之计。

  事实上行文也得费一番工夫,因为是奉旨传讯,等于慈禧太后亲自诘问,所以由侍卫处办公事,通知都察院,转知洪良品应讯。

  洪良品早就有准备了,写好一个“说帖”,到时候赴宗人府报到。惇王和翁同和相当客气,首先作揖,延请落座。

  “想来已经看见明发了?”惇王首先开口。

  “是的。”洪良品探手入怀,取出说帖递了过去。

  惇王接了过来,只见说帖上写:“江西道监察御史洪良品谨呈”。翻开里页,匆匆看了一遍,随手交给翁同和。

  翁同和从头细看,与折底无甚区别,觉得都是空泛的指责,并无确实证据,不由得就说:“未免太空了。”

  “御史闻风言事,既有所闻,不敢不奏。”洪良品凛然回答。

  “大臣受贿,不会亲自跟行贿的人打交道。”翁同和问道:

  “什么人过付,在什么地方交纳?足下总知道吧?”

  “不知道。”洪良品大摇其头,带着些不以此一问为然的神情,“这样的事,岂有不怕御史知道之理?当然私相授受,非外人所能得见。”

  “既然外人无法得见,又何从辨其真假?”

  “物议如此。也许是局中人自己泄露出来的。”

  “所谓的物议,究竟是那些人在传说,你亦不妨指几个人,作为证据。”

  洪良品又大摇其头:“万口同声,无从确指。”

  “我倒要请教,”惇王问道,“此外还有什么证据?”

  “没有。”

  “就是听人所说?”

  “是。”洪良品答道:“我的话都在说帖里面,请王爷垂察。”

  再问也无用了,送客出门。惇王跟翁同和就在宗人府商议复奏,自然是据实而言,同时将洪良品原送的说帖,一起送了上去。

  下一天清流在松筠庵集会,预备支援陈启泰和洪良品。座间传阅洪良品的说帖,无不盛赞,只为想先睹为快的人太多,所以清流中后起之秀的盛昱,自告奋勇,高声诵读:

  “窃维贿赂之事,踪迹诡秘,良品不在事中,自无从得其底蕴。但此案户部索贿累累,现经刑部取有乾盛亨、天顺祥帐簿确据,前御史陈启泰奏:崔尊彝、潘英章交通周瑞清贿托关说,外间喧传,贿托者,即贿托景廉、王文韶也;关说者,即向景廉、王文韶关说也。巷议街谈,万口如一,是贿托之实据,当问之崔尊彝、潘英章;关说之实据,当问之周瑞清。然则景廉、王文韶受贿非无据也,崔尊彝、潘英章即其据;良品非无据而率奏也,人人所言即其据。以枢臣而大招物议,是谓负恩;闻人言而不以奏闻,是谓溺职,且御史例以风闻言事,使天变不言,人言亦不言,亦安用此尸素御史为耶?良品与景廉、王文韶素无往来,亦无嫌怨,使非因物议沸腾,何敢无端诬蔑?实见时事艰难,天象如此示变,人言如此确凿,故不能不据实以奏。”

  读到这里,只见有人奔了进来,手里高扬一张纸,大声说道:“上谕下来了!”

  此人是国子监的一个博士,姓刘,亦算是一条“清流腿”,他排闼直入,径自去到邓承修面前,将邸抄递了给他。

  “‘此案必须崔尊彝、潘英章到案,与周瑞清及户部承办司员,并书吏、号商等当面质对,庶案情虚实,不难立见。’”邓承修念到这里,以手加额闭着眼说了两个字:“痛快!”

  “这还不能算痛快,且不免遗憾。”张佩纶大声说道,“景、王二人,何可相提并论?”

  “公意云何?”盛昱问说。

  “景秋坪情有可原,王夔石万不可再容。”

  这两句话,出于清流之口,特别是出于张佩纶之口,差不多就算定评,也注定了他们的官运。邓承修瞿然而起,带些歉意地说:“我又要出手了。”

  于是就在松筠庵中,专有陈设笔砚,供清流草谏章搏击的余屋,邓承修文不加点地拟好折底,邀了张佩纶和盛昱来商量。

  奏折的第一段是怀疑刑部未必能遵谕旨,彻底根究,因为象这样的暧昧营私之举,不是经手过付的人,不可能握有确实证据,即令有确实证据,亦非严刑逼供,不肯吐实。何况被参的王文韶,仍在军机,仍是户部的堂官,纵使刑部堂官公事公办,无所回护,而司官为了将来的祸福,可能不敢得罪王文韶,潜通声气,预为消弭。再说,崔尊彝、潘英章虽奉严旨催传到案,但辗转费时,何弊不生?

  “入手便探骊得珠了!”张佩纶表示满意,关键就在“被参之王文韶未解枢柄”这一句上。换句话说,如果要根究,非先叫王文韶退出军机,消除刑部司官的顾虑不可。

  “你看第二段!”邓承修矜持地微笑着,显见得第二段是他的得意之笔。

  看不到几行,张佩纶脱口赞了一声“好”,接着,摇头摆尾地念出声来:

  “臣窃谓进退大臣与胥吏有别,胥吏必赃证俱确,始可按治,大臣当以素行而定其品评,朝廷即当以贤否而严其黜陟。”

  “这是有所本的。”邓承修笑道,“记不记得曾侯论何桂清的话。”

  这一说,张佩纶和盛昱都想起来了。当初两江总督何桂清失陷苏常,革职拿问,照律定了死罪,公卿督抚,交章论救,为他脱罪的一个借口是,何桂清弃地出于僚属的请求。朝廷左右为难,特为密旨咨询曾国藩,他的答奏是封疆大吏,行止进退,应当自有主宰,不当取决于僚属。这个说法,成为定评,何桂清终于伏法于菜市口,邓承修这句“大臣当以素行定其品评”就是套用了曾国藩的原意。

  “话虽如此,涵义更深一层。”张佩纶说,“我辈搏击当奉此为圭臬。”

  “此所以景秋坪可恕。再往下看吧!”

  提到景廉,邓承修说他“素称谨饬,不应晚节而顿更。但此案事阅两年,赃逾巨万,堂司书吏,尽饱贪囊,景廉总司会计,未能事先举发,纵非受贿,难免瞻徇,或者以其瞻徇,遂指为受贿,亦未可知。”

  “这又未免开脱太过了。”

  “就这样吧!”盛昱为景廉乞情,“勿过伤孝子之心。”

  这是指景廉的儿子治麟,光绪三年的翰林,颇有孝友的声名,张佩纶跟他虽无往来,却很敬重其人,所以听盛昱这一说,就不开口了。

  再往下看,邓承修的笔锋横扫,简直剥了王文韶的皮,说他当户部司官时,就以奔竞出名,后来放到湖北当道员,“亲开钱铺,黩货营私。”

  “这是要实据的。”张佩纶问道,“确有其事否?”

  “自然有。王家的钱庄开在汉口,你去问浙江的京官,何人不知?”

  “那就是了。”张佩纶便往下念:“及跻枢要,力小任重,不恤人言;贪秽之声,流闻道路。议者谓:前大学士沈桂芬履行清洁,惟援引王文韶以负朝廷,实为知人之累。众口佥同,此天下之言,非臣一人所能捏饰,方今人才杂糅,吏事滋蠹,纪纲堕坏,贿赂公行,天变于上,人怨于下;挽回之术,惟在任人,治乱之机,间不容发,若王文韶者,才不足以济奸,而贪可以误国。”

  “好一个‘才不足以济奸,贪可以误国!’”盛昱插进去发议论,“这是对王某的定评,亦是对吏治的针砭,然而亦不能独责王某,领枢廷者岂得辞其咎?”

  “是的。”邓承修深以为然,“这点意思很可以叙进去。”说着,就要提笔添改。

  “不必!”张佩纶劝阻,“恭王最近便血,病势不轻,勿为过情之举。”

  邓承修接纳了劝告,同时也接纳了张佩纶的意见,特为添上一段:“乞特召一二亲信大臣,询以王文韶素行若何?令其激发天良,据实上对。如臣言不诬,乞即将王文韶先行罢斥,使朋比者失其护符,讯办者无所顾忌,天下之人知朝廷有除奸剔弊之意,庶此案有水落石出之时。如臣言不实,则甘伏讪上之罪。”

  斟酌停当,由盛昱代为抄缮。诸事皆毕,时已入暮。外面“清流腿”和“清流靴子”都还未散,一见他们三个人,立刻趋陪左右,旁敲侧击地探问。这三个人只矜持地微笑着,显得神秘而严重。最后,张佩纶才说了句:“铁翁有封事。大家明天看邸抄吧!”

  邓承修号铁香,人称“铁汉”,凡有搏击,毫不容情。这一道奏折,可以猜想得到,必为王文韶而发,更可以预料得到,词气必不如洪良品那样缓和。加以这一天夜里,刑部会同步军统领衙门,大捉户部书吏,益见得大案大办,情势严重,所以第二天中午,专有关心时局的人守在内阁,等看邸抄。

  午初时分,发抄原折以外,上谕下来了,说的是:

  “本日召见军机大臣,据王文韶力求罢斥,恳请至于再三。王文韶由道员历任藩臬,擢授湖南巡抚,著有政声,是以特召为军机大臣,并令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数年以来,办事并无贻误。朝廷简任大臣,一秉至公;该给事中称为沈桂芬所援引,即属臆度之词。现在时事多艰,王文韶受恩深重,惟当黾勉趋公,力图报称,仍着照常入直,不得引嫌固辞。”

  王文韶虽被留了下来,但案子却并不马虎,上谕中说:

  “至云南报销一案,迭经谕令麟书、潘祖荫严行讯办,定须究出实情!景廉、王文韶有无情弊,断难掩饰。着俟崔尊彝潘英章到案后,添派惇亲王、翁同和会同查办。”

  前后对看,慈禧太后的意思便颇费猜疑了。有一说,王文韶没有学到沈桂芬的清慎,却学到了他的柔媚,深为慈禧太后所欣赏,所以对这一案,有意保全庇护。另一说则正好相反,认为慈禧太后大权独掌,身体亦已复元,一定要大刀阔斧作一番整顿,眼前不让景廉、王文韶抽身,正是要等案子水落石出,拿他们两人置之于法,作为彻底整饬吏治的开始。

  但不论如何,添派惇亲王和翁同和会同查办,意味着案子只会大,不会小,特别是有亲王在内,更意味着案内涉嫌的人,不止于三品官儿的崔尊彝和周瑞清。向例,涉及一二品大员的案件,方派亲王查办。

  ※※※

  从中午审到晚上,商人也好,户部的书办也好,都是支吾其词,始终不肯透露实情,秋审处的总办,主审本案的刚毅相当焦急。

  “堂上一直在催!”他跟他的同僚说,“上谕上‘定须究出实情’这句话,得有交代,我看,只好动刑了。”

  刑部司官问案,重在推求案情,难得用刑,但这一案情况特殊,大家都觉得刚毅的办法亦未尝不可,只有另一个总办沈家本,态度比较缓和。

  “那些票号掌柜,户部书办,平日起居豪奢,何尝吃过苦头?只要吓一吓他们就行了。”沈家本说,“能不动刑,最好不动。”

  “你倒试试看!”刚毅不以为然,“我原来也是这么想,无奈民性刁顽,真是不到黄河心不死。明天一定得有个结果,此案千目所视,刑部不能丢面子。”

  于是第二天问案的情形就不同了,传了提牢厅的差役伺候着。将人犯带上堂来,刚毅先提警告,倘有人不说实话,自己皮肉受苦。接着便从商人王敬臣问起。

  “王敬臣,你开票号,岂有不知同行例规的道理?凡是捐官上兑,请诰封之类的,应纳官项,向例都由票号经手代办。你们跟六部书办,都有往来,外省官员汇到票号的银子,用到什么地方,那有不晓得的道理?你说,云南汇来的银子,是怎么支出去的?”

  “回老爷的话,实在不知道。”

  “还说不知道!”刚毅大怒,使劲拍着桌子说:“我教你知道!掌嘴!五十。”

  “喳!”值堂差役齐声答应。

  其中一个右手套着皮掌,踏上前来,对准王敬臣的脸就抽,左右开弓,手法极其熟练。王敬臣“哗哗”大叫,抽不到十下,就打落了两个牙齿,满嘴是血。

  “我招,我招!”

  只要犯人一说“招”,行刑的就得住手,不然便有处分,但其中当然也有出入。王敬臣为人吝啬,从吃上官司,一个小钱都不肯花,差役恨他,所以“招”字已经出口,还使劲抽了他一巴掌,将门牙都打掉了。

  这一下识得厉害,王敬臣比较老实了,说听潘英章谈过,云南汇来的银子,是办报销用的。崔尊彝到京以后,曾经有两封给周瑞清的信,是由他铺子里的伙计送去的。

  “信上说些什么?”

  “回老爷的话,信是封口的。”

  刚毅自己也发觉了,这话问得多余,便又喝道:“还有什么话?一起说了,省得费事。”

  “小的不敢隐瞒,就是这些话。”

  看样子,也就是如此了。刚毅吩咐押下王敬臣,另问户部跟工部的书办。

  这些人就不如王敬臣那样老实,熬刑不招。刚毅自觉刑部司官,须格外讲法,不便动用大刑,只好改换方式,请沈家本用水磨功夫去套问。

  旁敲侧击,一层一层慢慢往里逼,总算从户部书办褚世亨口中套出几句话,云南报销案是云南司一张一卢两书办拟的稿,派办处一陈一沈两书办经手复核以后,才送上司官,转呈堂官画的稿。

  所获虽不多,无论如何是抓着了线索。刚毅当面向堂官细陈经过,决定采取稳健而不放松的宗旨,即刻行文户部,将张、卢、陈、沈四书办“严密查传,迅予咨复。”

  复文很快地就到了,说这四个书办都传不到,已经奏请捉拿。

  “这太不成话了!”潘祖荫很生气,“奉了旨就咨户部,请他们看管书办,结果还是让他们逃走。这算怎么回事?”

  “回大人的话,”刚毅答道:“这明明是有意纵放,正见得畏罪情虚。大可严参。”

  “参是要参的,案子还是要办,只是线索中断,如之奈何?”

  “不要紧,还有周瑞清一条线索。”

  于是据实奏陈,指责户部云南司司官“难保无知情故纵情弊”,除查取职名饬令听候查办以外,周瑞清既曾与崔尊彝通信,则洪良品所参,并非无因。只是周瑞清为三品大员,未经解任,不便传讯,奏请饬令周瑞清将崔尊彝的原信呈案,以便查核。

  此奏一上,不但照准,而且因为周瑞清既有接受崔尊彝信函情事,特命“解任听候传质”。这一下显得案子又扩大了,不过周瑞清倒还沉着,看到上谕,首先就派听差当“抱告”,拿了崔尊彝的两封信呈上刑部。

  信里不过泛泛通候之语,于案情无关。刚毅看完了,往桌上一丢,冷笑着说:“这又何足为凭?崔尊彝给他的信,当然很多,随意找两封不关痛痒的送来,以为可以搪塞得过去,这不太拿人当傻小子了吗?”

  因为有此反感,他“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派一官两役去传周瑞清。

  “这就不对了,上谕是‘听候传质’,质者对质,是跟崔潘二人对质,此刻怎么可以传我?”

  “是跟王敬臣对质。”派去的“七品小京官”说话也很厉害,“上谕并未明指跟崔、潘对质。请吧,‘是福不是祸,是祸逃不过。’”

  周瑞清无奈,只得乖乖地跟着走。

  不过,周瑞清到底只是解任,并非革职,所以刑部司官亦不敢过分难为他,邀到部里,以礼相见,围着一张圆桌相谈,就算是“传质”了。

  问话的三个人,预先作过一番商议,不必问崔、潘贿托之事,就问了他也决不肯说,不如侧面探询他跟崔、潘的交情,或者蛛丝马迹,有助于案情的了解。

  这样,问话的语气恰如闲谈交游。周瑞清字鉴湖,便称他“鉴翁”,鉴翁长,鉴翁短,相当客气,周瑞清亦就不能不据实相告。他说他与潘英章一向熟识,跟崔尊彝在以前没有见过面。只因他有个捐班知县的侄子,分发云南,跟崔尊彝一起在军营里当差,交情很好。他的侄子在云南因为水土不服而得病,全亏崔尊彝尽心照料,所以他亦很感激其人。

  光绪元年开恩科,周瑞清放了江南的主考,取中的举人中,有一个崔应科,是崔尊彝的堂弟,加上了这一层渊源,才通信认为世交,崔尊彝的信中,称他为“世丈”的由来在此。他亦承认,崔尊彝对这位“世丈”,常有接济,但小军机无不如此,逢年过节都有外官的馈赠,无足为奇。

  “鉴翁,”沈家本问道,“有件事,不知有所闻否?听说潘道由昆明进京的时候,就不打算再回云南了,在云南的产业都已处置净尽,一家十三口灵柩,亦都盘回安徽。”

  “这倒不甚清楚。”

  “据安徽奏报,潘道至今未归,他是六月底出京的,现在九月初,计算途程,早该回家。不知道他逗留在那里?”沈家本紧接着说:“鉴翁跟他至好,自然有书信往来,可能见告?”

  周瑞清想了一下答道:“我没有接到过他的信。不过他一家十三口灵柩,都寄停在荆州,或者因为迂道湖北,耽误了归程,亦未可知。”

  这话就颇为可疑,话锋中听得出来,崔尊彝的行踪,他是知道的。不过,既然他不肯承认,亦就无可究诘,很礼貌地将他送了回去。

  案子搁浅了。整个关键在崔尊彝和潘英章身上,这两个人不到案,就是将在逃的书办抓到了,依然无用,因为没有对证,便可抵赖。

  就在这个时候,刚毅升了官,外放为广东的一个好缺,潮嘉惠道。潘祖荫指派赵舒翘接手,主办本案。他手里原有件王树汶的案子,因为涂宗瀛调职,接任河南巡抚的李鹤年,听信任恺的话,力主维持原谳,河南京官大哗,言官纷纷上奏指摘,弹劾李鹤年包庇任恺,因而又指派河道总督梅启照复审。而梅启照居然又跟当年杨乃武一案中的胡瑞澜一样,站在巡抚这一面。所以赵舒翘建议堂官,由刑部提审,估计全案人犯解到,总在年底。有此一段空闲的工夫,正好接办本案。

  阅过全卷以后,他提出一个看法,认为正本清源,先要就事论事,查核云南报销案中,那一项可以报销,那一项不可以报销?

  潘祖荫认为这话很有道理,并且引伸他的看法,确定了办理此案的宗旨,将案内所有涉嫌人犯汇齐。审讯对质,要问枉法不枉法,当以应销不应销为断。

  于是传讯户部及工部的承办云南报销案的司官,各递“亲供”。有的说:“军需用款,均按照同治十二年前成案办理”;有的说:“查照咸丰年间例案核办”;有的说:“遵照同治九年奏定章程核销”,各人一个说法,各人一个根据,纷歧叠出而语焉不详,刑部只知道其中必有毛病,却不知毛病何在?

  这就只有一个办法了,奏请饬下户部、工部堂官,指派干练的司官秉公核算,一时帐簿纷繁,算盘滴答,刑部大堂,热闹非凡。

  这一来,王文韶装聋作哑就有装不下去之势了,因为说他受贿巨万,他可以表示清者自清,浊者自浊,总有水落石出的一天,所以越泰然便越显得问心无愧。但在他署理户部尚书任内,已经核销结束的案子,奉旨重新核算,便无异朝廷明白宣告:王文韶不可信任。

  不但他自己如此想法,清流也在等候这样一个时机。自然又是张佩纶动手,等慈禧太后万寿一过,便上了一个“请饬枢臣引嫌乞养,以肃政体而安圣心”的折子,将王文韶贬得一文不值,说他“即无秽迹,本亦常才,就令伴食中书,束身寡过,殆未能斡旋时局,宏济艰难;今屡受弹章,望实亏损,度其志气消沮,愤懑不平,内发叹咤之音,外为可怜之意,久居要地,窃恐非宜。”

  接着引用乾隆朝的一个大臣,也是杭州人的梁诗正的故事。梁诗正物望不孚,高宗暗示他辞官,而梁诗正恋栈不去,于是高宗趁南巡经过杭州之便,命梁诗正在家侍养八十岁的老父,以为保全之计。张佩纶认为这个故事,正适用于王文韶:“例载:亲年八十以上,即有次丁终养者。王文韶母年八十有三,终鲜兄弟,养亲乃人生至乐,当此崦嵫渐迫,喜惧交萦,实亦报国日长,报亲日短之际。若听其去官终养,该侍郎家在杭州,有湖山以涤尘氛,有田园以供甘旨。”如其不然,就算王文韶“持禄保身,其子庆钧,及其交游仆从,狂恣轻扬,非王文韶所能约束,必令白首偏亲,目见子孙不肖之事,忧危惶惧,损其余年,殆非文韶所忍出也。”

  最后是在“以安圣心”这句话上做文章,说“皇太后圣躬虽臻康复,犹宜颐养舒勤,乃九月初一日因邓承修劾王文韶,召见枢臣,二十二日因云南报销案,又召见枢臣,此两日并无内外简放员缺,亦无各省急递章奏,当霜风渐厉之时,正几暇养和之日,乃以文韶奉职无状,至增宵旰忧劳。该侍郎夙夜扪心,能无悚愧?”因而要求:将他的这个奏折,交下军机处,“令王文韶善于自处。”

  慈禧太后便真的不作任何表示,将原折发了下去。王文韶一看汗流浃背,识得张佩纶的严重警告,如果再不“善于自处”,他还有更厉害的手段,要参劾他的儿子王庆钧以及门客仆从,仗势恃强,所作的许多不法之事。

  在他看,最恶毒的是,以为慈禧太后因为他的“奉职无状”而“宵旰忧劳”,当此秋风多厉之际,亦不得安然怡养。这一挑拨,如果忽视,则慈眷一衰,真的可能有不测之祸。

  于是,当天他就上了个奏请开缺的折子。慈禧太后胸有成竹,降旨慰留,预期着张佩纶必不罢休,要看他第二个折子,说些什么?

  张佩纶的第二个折子,对王文韶展开正面的攻击,措词运用,却另有巧妙。共是一折一片,折子上说他才具不胜,如果慈禧太后据以罢斥,则发抄原折,可以不提云南报销案的弊端,对王文韶还算是顾面子。但要说服慈禧太后,则又非提云南报销案的弊端不可,因而加一个附片,指出云南报销案三可疑:

  第一疑:“王文韶曾在云南司派办处行走,报销之弊,当所稔知。此案既致人言,必有书吏在内,若于奉旨之日,即密饬司员将承办书吏,羁管候传,抑或押送刑部,岂不光明磊落,群疑尽释?乃谳传函牍屡传,机事不密,任令远扬,归过司员,全无作色。人或曰:文韶机警,何独于书吏则不机警?”

  第二疑:“云南此案报销,将岁支杂款,全行纳入军需,本非常科,即疆吏声叙在先,亦宜奏驳,既已含混复准,经言者论劾,若户部即请简派大臣复核,则过出无心,犹可共谅。乃至户部堂官奏请复核,始与景廉面恳回避。风闻银数出入,散总不甚相符,且事先迅催兵工两部,不及候复,率先奏结,尤为情弊显然。人或曰:文韶精密,何独于报销则不精密?”

  第三疑:“崔尊彝、潘英章为此案罪魁祸首,既据商人供称:汇款系为报销。状证确凿,该两员即属有玷官箴。周瑞清已经解任,该两员不先革职,亦当暂行开缺,乃迭降明谕,但曰:‘严催解送’。他枢臣即未见及,王文韶若欲自明,何以默不一语?人或曰:文韶明白,何独于该两员处分则不明白?”

  字里行间的指责,慈禧太后当然看得出来,第二疑暂且不论,第一疑指王文韶故意放书办逃走,意在消灭罪证。第三疑是指王文韶包庇崔尊彝、潘英章。衡情度理,确有可疑。

  因此,持着这一折一片,慈禧太后开始认真考虑让王文韶走路。继任人选,倒是早就想好了的,此刻还要考虑的是,张佩纶分析事理,精到细致,不光是会骂人、会说大话。然则该当如何重用?

  思考未定,便只有暂且搁置,于是王文韶第二次上折辞官,又蒙慰留。但语气跟前不同了,说“览其所奏各情,本应俯如所请。不过军机处及总理各国事务办事需人,王文韶尚称熟悉,着仍遵前旨,于假满后照常入直。”

  这“尚称熟悉”四个字,是军机章京看风头所下的贬词,经宝鋆和李鸿藻商量过,奏请裁可而见诸明发上谕的。熟悉朝章故事的,一看王文韶落得这四个字的考语,就知道他非出军机不可了。

  王文韶自己却有些拿不定主意,因为他的亲族故旧,门客僚属,平素出入门下的一班人,聚讼纷纭,意见甚多。主张自己知趣,及早抽身的固多,认为反正面子已经丢完了,里子不能不要也有,慈禧太后虽然精明,到底是妇人心慈,不见得会听信张佩纶的话,罢斥枢臣。再有一派认为要引退也得等些时候,张佩纶一上弹章,随即请辞,看来完全受他摆布,面子上未免太下不去。

  王文韶对这个看法,颇有同感,还想看看再说,无奈坏消息不一而足。先是江苏巡抚卫荣光奏报,据崔尊彝的家丁呈报,说他家主人在丹徒县旅途病故。丹徒县就是镇江府城,虽为循运河入长江、到皖南的必经之地,但崔尊彝死在九月,丹徒县接到崔家家丁的呈报是在十月,何以在镇江逗留如此之久,又何以迟一个月呈报,情节自然可疑,所以上谕命卫荣光确切查明,崔尊彝是否病故?

  其实用不着查,与卫荣光的奏报同时传到京里的消息,说崔尊彝是服毒自杀的,这就见得情虚畏罪了。赵舒翘听得这话,大为紧张,案中两名要犯,已经去了一个,如果潘英章步崔尊彝的后尘,也来一个“病故”,那时死无对证,周瑞清可以逍遥法外,全案亦就永远要悬在那里,因而不能不采取断然的手段。

  他做事向来有担当,也不必禀明堂官,将王敬臣和周瑞清的家丁谭升,秘密传讯,软哄硬逼,终于又榨出来一些内幕。据谭升供认:崔、潘二人到京后,跟他家主人都常有往还。这倒还不关紧要,王敬臣供出来一段事实,对周瑞清却大为不利。

  他说:潘英章从他那里取去的银票,其中有一张是由百川通票号来兑现的。于是传讯百川通的店东,承认周瑞清跟他的百川通有往来。上年九月间,周瑞清拿来一张顺天祥的票子,存入百川通,换用了他那里的银票,显然的,这是周瑞清的一种手法,不愿意直接使用顺天祥的银票,免得落个把柄。

  此外王敬臣还说,有个户部云南司的“孙老爷”,也曾经拿潘英章用出去的票子,到他那里取过银子。这都是“通贿有据”,户部奏请将周瑞清暂行革职,以便传讯。户部云南司的“孙老爷”,是不是主稿的郎中孙家穆,自应查究,亦请先行解任。

  照准的上谕一下,赵舒翘立即执行,亲自带人逮捕周瑞清,先送入户部“火房”安置,不准家属接见。送进去的铺盖、用具、食物,无不仔细检查,连馒头都掰开来看过,怕内中夹着什么纸条。

  于是,第二天召见军机,王文韶不能不再一次面奏,恳请准予开缺养亲。慈禧太后没有准,也没有不准,只说:“先下去!另有旨意。”

  等军机退了下去,跟着又“叫起”,指明只要宝鋆和李鸿藻进见。

  这是可以料想得到的,召见必是为了咨询继任王文韶的人选。照例两名汉军机大臣一南一北,王文韶的遗缺应该挑南边人来补,宝鋆夹袋中虽有人物,但资望都还差得远,所以他很知趣,将这个人情卖了给李鸿藻。

  “兰翁,”他说:“一上去自然是谈王夔石空下来的位子,凡有保荐,请你作主。”

  李鸿藻对这件事亦早就想过,但一直有左右为难之感,形势很明显地摆在那里,不是翁同和就是潘祖荫,潘祖荫是会试同年,翁同和是弘德殿多年的同事,而且交情一向不错,虽然他前几年依附沈桂芬,形成壁垒,但为国求贤,决不能摒绝此人,不作考虑。

  既然如此,不妨听听宝鋆的意见,于是拱手答道:“不敢、不敢!正要向佩公请教。如今物望,不出翁潘,倘或不能兼收并蓄,去取之间,请问佩公,于意云何?”

  宝鋆亦很圆滑,不愿意“治一经、损一经”,荐翁就得罪了潘,反之亦然。而且所荐能用,也还罢了,就怕荐甲用乙,得罪了被用的人,更加犯不着,所以不置可否:“这两位都负一时清望,难分轩轾。只好看上头的意思了。”

  这虽是很滑头的话,对李鸿藻却是一个启示,“看上头的意思”是最聪明的办法。

  “论资望,论才具,无胜过翁同和、潘祖荫的。”李鸿藻说:“请皇太后择一而用。”

  “就叫翁同和去好了。”慈禧太后毫不迟疑地裁决,显得胸中早有成竹。

  “是!”李鸿藻接着又说,“不过书房也要紧。翁同和入值军机,书房是不是要添人?”

  “师傅就不必添了。”慈禧太后说,“皇帝是该骑马拉弓的时候了,得找两个人替他‘压马’。”

  这自然是在满蒙王公中物色,李鸿藻随即答奏:“若论骑射,自然是伯王当行出色。”

  “可以!就教伯彦讷谟诂在毓庆宫行走。”慈禧太后又说,“我看世铎当差很谨慎,让他在御前大臣上学习行走,跟伯彦讷谟诂一起照料书房好了。”

  世铎是礼亲王,亲贵之中没有“王爷”架子的,就只有他。李莲英依礼节跟他下跪,他竟还跪以报,一时还传为笑话。李鸿藻心想,礼亲王并无内廷行走的差使,慈禧太后亦绝少召见,未必深知其人,何以忽然说他“当差谨慎”?想来这必是向李莲英一跪得来的好处。

  遇到这种差缺的委派,军机向来不表示意见,退下来立刻拟旨上呈。但翁同和入值军机的上谕未见发下,军机处怕事有变化,不敢声张。

  直到下午四点钟方始定局。军机章京立刻到翁家去送喜信,接着便有贺客到门。但翁同和挡驾不见,说是消息不确,不敢受贺。他自己溜出后门去看李鸿藻,打听情形。

  李鸿藻说得很坦率,对他和潘祖荫之间,无从取舍,双双保荐,结果是慈禧太后自己决定,用了翁同和。

  翁同和以贵公子做了二十几年的京官,平日虚心学习,随处留意的,就是做官的规矩和奥妙,一听李鸿藻的话,立刻便作了个决定,非辞一辞不可。

  于是回家便拟了个奏折,说是军机处总揽庶政,才不胜任,而且现在入值毓庆宫,如果兼任要差,怕贻误圣学,恳请收回成命。

  这是以退为进的手法。因为“命翁同和在军机大臣上行走”的上谕,午前上呈,午后才发,这就显得慈禧太后在他与潘祖荫之间的抉择,一直煞费踌躇,换句话说,这名军机大臣是勉强巴结上的。京里这几年原有两句话:“帝师王佐、鬼使神差”,是说皇帝的师傅,亲王的辅佐、洋鬼子国度的使节和神机营的差使,都是登龙捷径。所以照现在的情形看,必有妒忌的人讥讪,说他是靠了“毓庆宫行走”这个衔头,才当上了军机大臣。所以要辞一辞,表示君子对进退出处,毫不苟且。

  当然,一辞辞准了,变成弄巧成拙,岂不糟糕?这一层他有十足的把握,无须顾虑。任命枢臣,是何等大事,那有轻易变卦的道理?而况以慈禧太后的果敢,也决不会出尔反尔。这一道奏折上去,她必定传谕召见,有一番慰勉奖励的话说。这样,一方面是表示固辞不获,勉任艰巨,一方面又可以表示顾全潘祖荫的交情,有意谦让,那不是面面俱到的“十分光”的做法?

  天不亮就进宫,毓庆宫还漆黑一片,翁同和喊苏拉点亮了灯,看书坐等。眼在书上,心在御前,等天亮派人去打听“叫起”的情形。得报一共三起:第一起军机,是照例的见面;第二起是他,也是必然的;第三起是潘祖荫,就费猜疑了。

  莫非“大势”有变?翁同和在毓庆宫坐不住了,踱到南书房去观望风色。一进门便有人纷纷向他致贺,他连连拱手,声声:“不敢、不敢!”然后将潘祖荫邀到僻处谈话。

  “叔平,”潘祖荫性情伉爽,一开口就说,“你我都要感激兰荪。”

  这话费解,他很沉着点点头,先答应一声:“是的!”静听下文。

  “上头的意思,恭王多病,景秋坪又处在嫌疑之地,军机上要多添一个人,兰荪力赞其成。所以,你也不必固辞了。”

  这是说潘祖荫亦入军机。真是两全其美的办法,翁同和自然欣喜,但立刻就想到军机上的忌讳。相传军机忌满六人,满了六个,必定有一个要出事。不过再一转念,自己正是鸿运当头的时候,只要谨慎小心,持盈保泰,必可无事,也就释然了。

  “说实话,”他趁机卖个人情给潘祖荫,“如果不是枢臣至重,非臣下所得保举,我的折子上就要荐贤了。”

  “承情之至。”潘祖荫忽然皱起了眉,“王夔石这一案,如何了局?”

  翁同和想了想答道:“解铃系铃,还得疏通兰荪。”

  他这话的意思是,王文韶为张佩纶所猛攻,而幕后的操持者是李鸿藻,只要他放松一步,关照张佩纶不再讲话,形势一和缓,则以王文韶学沈桂芬柔婉事女主所得的“帘眷”,不致于深究责任,那时就可以设法为他化解其事了。

  “不然……。”

  一句话未完,苏拉在门外提高了声音喊道:“翁大人!叫起。”

  “我先上去,回头再谈吧!”

  翁同和匆匆整冠理袍,掀帘而出,由西一长街进遵义门,只见御前大臣贝勒奕劻迎了上来,拱手道贺,他以长揖还礼。

  “请吧!不必带班了。”奕劻指着东暖阁说。

  这是穆宗驾崩之地。翁同和是天阉,男女之爱,极其淡薄,惓惓深情,都注向父子、兄弟、师弟之间,所以此时回想八年前的光景,大有悲从中来之感。当时总以为“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门生天子竟弃天下,十三年心血付之东流,从今以后,逐波浮沉,谨慎当差,免于无咎而已。那知复为帝师,而且居然参与枢机。抚今追昔,哀乐交并,内心相当激动。

  因此,进殿磕了头,讲话时便失去了他平日雍容不迫的神态,当慈禧太后以“世受国恩、不应辞差”的话相责备时,他作了一番长长的辩解。

  但是,讲来讲去只是“圣学为重,兼差则恐心志不专,有所贻误。”慈禧太后当然是一再奖许勉励,最后显得有些不耐烦了。

  “我身子刚好,实在也还没有精神另外去挑人。”她说,“我平时想过多少遍了,总觉得只有你靠得住,你不要教我为难。”

  说到最后这两句,翁同和便有感激涕零之意,磕一个头,再无推辞:“臣遵懿旨,尽力报答,只怕才具不够,有负天恩。”

  “我知道你肯实心办事,操守也好,只要肯破除情面,没有做不好的。”慈禧太后又说:“潘祖荫在南书房当差多年,性情虽耿直,也是肯任劳任怨的,我也让他进军机了。”

  “是!”翁同和略停一下,听慈禧太后不曾开口,随即跪安退出。

  由于王文韶的罢免,翁同和、潘祖荫的入值军机,部院汉大臣当然得有一番调动。调动名单,是由李鸿藻主持,他将他的同年,在兵部很得力的副手左侍郎许应骙,调补王文韶的遗缺户部左侍郎。许应骙的遗缺,补了黄体芳,他还在当江苏学政,未回京前,由精通律学的刑部左侍郎薛允升兼署。

  这些调动,对王文韶并无关系。但是,张佩纶九月间由从五品的翰林院侍讲,升任正五品的詹事府右庶子,此时更调署正三品的左副都御史,两个月之中,连升五级,这番异样的拔擢,加以正式担负言责,使得王文韶惊心动魄,知道再不知趣,逗留不走,还将有极难堪的事发生,不能不奉侍老母,急急离京。

  京官离京回东南各省,通称“回南”,虽有水旱两途,但携眷而行,向走水路,以通州为水陆交会转驳之地。王文韶“官司”未了,岂能安心上路?所以借眷口行李众多,所雇船只,一时不齐为名,在通州赁了房子,暂时住下来等候消息。

  人情势利,官场更甚。俗语说的是,“太太死了压断街,老爷死了没人抬”,因为太太死了,老爷是现任官儿,自有趋炎附势的人来送丧,老爷死了,官也没有了,那个还来理睬孤儿寡妇?王文韶如今丢了官,而且还可能有不测之祸,所以除了极少数至亲好友以外,其他平时奔走于“王大军机”府第,受过好处的人,怕张佩纶、邓承修等人的笔尖一扫到,牵连生祸,都绝迹不至,因而王文韶悄然独处,书空咄咄,大有穷途末路之感。

  最难堪的还是他的八十三岁的老娘,四年之前,王文韶以湖南巡抚内召入军机,迎养老母。其时直隶、河南都在闹旱灾,但沿途地方官办差,无敢怠慢,要船有船、要车有车、要伕子有伕子,午晚两顿必是鱼翅席,临走还有馈赠。一路风光,谁不说“王太夫人福气好”?

  四年之后,境况大不相同。她记得当年在通州“起旱”,由仓场侍郎领头发起,大开筵宴,“为王太夫人接风”,特地传了京里有名的班子,唱了三天戏。如今冰清鬼冷,只有刚到那天,通州知州送了一个“一品锅”,此后就再也不理了。

  “真不如死掉的好!”王太夫人含着眼泪对儿子说:“我一死,你报了丁忧,看在这分上,他们就不忍心再难为你了!”

  “娘!娘!你千万宽心,好好养息。”王文韶着急地说,“万一你老人家有个三长两短,他们更有文章好做,教儿子怎么再做人?”

  “唉!”王太夫人叹口气,“爬得高、跌得重。这个官不做也罢。”

  不作官也不能了事,王文韶心里在想,但愿云南报销案到此为止,不往下追,那就上上大吉了。

  消息不断地来,案子越来越热闹,一个牵一个,株连不绝。由孙家穆牵出另一名主事龙继栋,由龙继栋牵出御史李郁华,照例先解任、次革职、然后收捕下狱。潘英章也被革了职“并着云南督抚和该员原籍湖南巡抚,沿途各督抚一体严拿送部。”照这样子下去,到头来一定牵涉到自己身上。

  因此,王文韶如坐针毡,日夜不安,想来想去,不能不在最后一步上有所布置。于是备了一份重礼,派他的儿子王庆钧悄悄进京,钻门路找到李莲英那里,将礼送了上去。

  到了第三天才有动静,李莲英派人将他找了去,王庆钧见面请安,叫他“李大叔!”

  李莲英便也老实不客气,称他:“世兄!令尊的意思我知道了。现在正在锋头上,要避它一避。大家平时交好,能尽力我无不尽力。世兄回去说给老人家,等上头口气松动了,我自然会有话说。总而言之,事情没有大不了的,不过要等机会,看情形。”

  “事情没有大不了的,”这句话足以令人宽心,“不过要等机会、看情形”,就不妙了。王庆钧真想说一句:“李大叔,只要你肯拍胸脯,一肩承当,那怕汉口的那家钱庄,双手奉送,亦所甘愿。”

  正当他在打主意,如何措词,能再许个宏愿而又不致太露痕迹时,李莲英又往下说了。

  “事情呢,不是我说,你老人家当初也太大意了些。”李莲英用低沉郑重的声音说:“我们自己人,透句话给你,你可千万只告诉你老人家一个人。”说到这里,定睛看着王庆钧,要等他有了承诺才肯往下说。

  “是!”王庆钧肃然垂手,“有关你的话,我绝不敢乱说。”

  “你说给你老人家,该走走太平湖的路子。”李莲英说,“六爷多病,七爷又闲得慌。天下大事,都在这句话里头了。”

  “是,是!李大叔这句话,学问太大了。我回去,照实禀告家父。”

  这句话真是含着绝大的学问,王庆钧还无法理解,只有他父亲喻得其中的深意。原来醇王静极思动,颇想取恭王的地位而代之,但身为皇帝的本生父,鉴于前朝的故事,要避绝大的嫌疑,公然问政,决无此可能,唯有假手于人,隐操政柄,这个人就是李鸿藻。

  王文韶自己知道,在旁人看来,他是属于恭王一系的。这还不要紧,坏事的是,他又被看作总理衙门一派,接承了沈桂芬的衣钵,在主战的清流,便认为他难逃媚洋误国的罪名,自然深恶痛绝,必欲去之而后快。

  转念到此,又找出张佩纶参他的折底来看,其中有一段话,便益具意味了:

  “恭亲王辛苦艰难,创立译署,文祥以忠勤佐之,中兴之功,实基于此。而其时风气未开,人才未出,洋情未尽得,军务亦未尽竣,文祥赍志以殁;不幸而丁日昌、郭嵩焘辈出,以应付之术,导沈桂芬背恭亲王、文祥卧薪尝胆之初心,而但求苟且无事。于是人人争诟病译署,而外夷乃日益骄矣!比来夷焰稍熄,其机可以自强,而老成渐衰,其势亦不可以自恃。两府要政,悉恭亲王主持,近以五十之年,久病未愈,必调摄得宜,始能强固;故译署之任,宜有重望长才,共肩艰巨,与枢廷旧臣,合谋协力,乃足使天下省事,而恭亲王省心委之文韶,其能胜任愉快乎?”

  看到这里,王文韶深为失悔,早不见机,原来清流亦有在“译署”——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一献身手的雄心。倘或当初保荐张佩纶之流在总理衙门行走,或者遇有重要洋务,类似对俄交涉中,让张之洞参预那样,请派此辈会同看折,又何致于会有今日纠缠胶葛,难解难分的局面?

  于今一切都晚了,只有李莲英“该走走太平湖的路子”那句话比较实在。

  要走醇王的路子,最适当的莫如重托翁同和。出京以前,跟他原曾有过一番长谈,翁同和的短处是不甚肯担责任,长处是在谨密小心,托他不一定管用,但决无泄密坏事之虞,大可试上一试。

  于是,他亲笔写了一封很恳切的信,派专差送至京里。翁同和接信并无表示,他倒是有心帮王文韶的忙,但跟李莲英的态度一样,要“等机会、看情形”,而眼前的情形,对王文韶是更为不利了。

  这一个月,京里大出参案。首先是阎敬铭参奏户部司官出身,外放为藩司道员的三个汉人,一个旗人,他们的姓氏是姚、杨、董、启,以前在户部素有“四大金刚”之称。阎敬铭的折子中说:“苞苴暗昧莫明,往事尤难根究,臣亦不知其现时居官若何?而外则表率属员,内则关系部习,似此久著贪劣,难谓既往不究”,因为“既公论之佥同,即官箴之难宥”!所以请旨将此辈“一并罢黜,更不准其潜来京师居住,免致勾结包揽,诱坏仕风。”最后更申明立场:“臣职非纠弹,而忝领度支;此之不劾,无以肃部务而儆官邪!”

  折子发到军机,宝鋆首先大摇其头:“既往不究,与人为善。这样子追诉,而且都是无根的游词,如果也认真去办,则纷扰伊于胡底?”

  当然,“四大金刚”盘踞户部多年,宝鋆先掌户部,后来以大学士“管部”管的亦是户部,也有多年,看到这个折子,自不免刺心。此外翁同和觉得所参过于空疏,潘祖荫认为阎敬铭要整顿,先得从眼前做起,不宜追论既往。算起来,军机大臣中只有一个李鸿藻,对阎敬铭抱持同情的态度。

  但是,慈禧太后很欣赏阎敬铭的这个折子,“这才是破除情面,这才是实心办事。”她说,“好些人当我心慈,不会给人下不去。”又说,“三品以上的官员,放缺都先召见过,意思是我手里用的人,我自己再把他们打下去,岂不伤知人之明?这些话都错了!国家不是家务,不能感情用事,不然一定糟糕。我自己觉得这一层上头,我最拿得稳。施恩是施恩,办事是办事,如果觉得自己所喜欢的人,就都是会办事的人,那就错到极点了。我两个兄弟,自然是我喜欢的,但是他们无用,我就不能让他们负大责任。阎敬铭,我并不喜欢,然而他的说话行事,真是行得正、坐得正,我不能不听他的。这个折子,当然要准,他是为了整顿户部,朝廷准了他的办法,他再做不好,那时候自然可以问他。”

  于是“四大金刚”,落了个“均着革职,即行回籍”的处分。

  再一件案子就跟王文韶直接有关了。张佩纶先以云南报销案,户部堂官自请处分,认为避重就轻,据实纠参,接着是吏部议处,罚俸一年,认为处分不当,以都察院堂官之一的身分,拒绝在奏折上列名。

  当阎敬铭奏报云南报销案核算结果,“含混草率”,参劾承办司官时,景廉和王文韶以“失察”自请处分,张佩纶就上奏抗争,认为景、王是避重就轻。及至吏部议奏罚俸一年,他又认为处分过轻,不肯会衔出奏,同时上折说明缘由,要求加重处分。慈禧太后因为这一案已交刑部查办,一事不两罚,所以反倒搁置了。

  此外邓承修参了左副都御史崇勋、巡视东城御史载彩,奉旨查办属实,分别革职。还有个与邓承修齐名的刘恩溥,直隶吴桥人,官居浙江道御史,专好找旗人的麻烦,奏谏措词有东方朔之风。曾有一个“黄带子”在皇城内设赌局,为讨赌债打死了一个以赌倾家的旗下世家子,暴尸城下,无人过问。刘恩溥上疏,说这个黄带子“托体天家,势焰熏灼,以天潢贵胄,区区杀一平人,理势应尔,臣亦不敢干预。惟念圣朝之仁,草木鸟兽,咸沾恩泽,而此死者,尸骸暴露,日饱乌鸢,揆以先王泽及枯骨之义,似非盛世所宜,合无饬下地方官检视掩埋,似亦仁政之一扬。”词意若嘲若讽,以扬为抑。那时是慈安太后听政,降旨查办,革了那个黄带子的爵位。“刘都老爷滑稽”的名声,就此盛传九城。

  “刘都老爷”这回找上了穆宗的老丈人,蒙古状元崇绮,他是奉天将军,府尹叫松林,一般颟顸无能。刘恩溥将他们两个一起参,其中的警句是:“将军崇绮,除不贪贿外,则无所长;府尹松林,除贪贿外,亦别无所长。”奏折发抄,喧传人口。但真正的新闻是宝廷的自劾。大年三十有一道上谕:“侍郎宝廷,途中买妾,自请从惩责等语。宝廷奉命典试,宜如何束身自爱?乃竟于归途买妾,任意妄为,殊出情理之外。着交部严加议处。”

  宝廷已经回京,新年中往还贺节,少不得有好事的人问起,宝廷并不讳言,而且唤他的新宠出来见客。这是个长身玉立的美人,芳名檀香,可惜有几点白麻子。

  宝廷一向风流放诞,这一次的“途中买妾”已是第二回,头一回是在同治十二年。

  同治十二年乡试,宝廷放了浙江的副考官。考官入闱之前,国防严密,摒绝酬酢,出闱以后就轻松了,尤其是乡试,闱后正是“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菊绿时”。浙江巡抚杨昌浚作东,请正副考官徐致祥和宝廷去游富春江,访严子陵钓台的古迹,坐的是有名的“江山船”。

  这“江山船”从明初以来,就归“九姓”经营,叫做“九姓渔户”。明载大清会典,元末群雄并起,明太祖大败陈友谅于鄱阳湖,他的部下有九姓不肯投降,远窜于浙南一带。明太祖为惩罚叛逆,不准他们在岸上落脚,因而浮家泛宅在富春江上,以打渔为生,九姓自成部落,不与外人通婚。

  水上生涯,境况艰苦,打渔以外,不能不另谋副业,好在船是现成的,不妨兼做载客的买卖。严子陵钓台所在地的“九里泷”一带,风光胜绝,骚人墨客,寻幽探胜,自然要讲舒服,所以“江山船”也跟无锡的“灯船”,广州的“紫洞艇”一样,极其讲究饮馔。久而久之,又成了珠江的“花艇”,别有一番旖旎风光。

  江山船上的船娘,都是天足,一天两遍洗船,自然不宜着袜,跟男子一样,穿的是浅口蒲鞋,但制作特别讲究,鞋头绣花,所以浙江人称这些船娘,叫做“花蒲鞋头”。

  宝廷是旗人,喜欢天足女子,所以一上了江山船便中意。那只船的“花蒲鞋头”名叫珠儿,有旗下大妨娘的婀娜,兼具江南女儿水样的温柔,宝廷色授魂与,将量才的贽敬,作为藏娇的资斧,量珠聘了珠儿。只是这桩韵事,既玷官常,亦干禁例,所以跟船家约好,他自己由旱路进京,船家自水路送珠儿北上到通州,再由他出京来接。结果人船俱杳,是根本不曾北上,还是中道变计,化为黄鹤,根本无法究诘。更无法报官,算是吃个极大的哑巴亏。

  这一年典试福建,闱中极其得意,解元郑孝胥的诗笔,更为他所激赏。带着门生的诗卷,取道浙江,由蒲城到衢州,归浙江的地方官办差,坐的自然是江山船,便遇见了这个长身玉立,有几点白麻子的檀香,纳之为妾。

  由于上一次的教训,宝廷这一次学得乖了,江山船到了杭州,另外换船循运河北上,带着新宠一路同行。不过也不便明目张胆地同舟共宿,变通的办法是,自己坐一号官船,另外备一条较小的船安置檀香。一大一小两条船,衔尾而行,到了海宁地方遇上了麻烦。

  麻烦是派在小船上照料的宝廷的听差自己找的,办差的驿丞不知道这条小船也算“官船”,不加理睬。那听差仗着主人的势,大打官腔,彼此起了冲突。等宝廷出来喝阻时,驿丞已经吃了亏回衙门申诉去了。

  海宁知州是个“强项令”,闻报大怒,料知宝廷自己不敢出面来求情,便下令扣留小船。说主考回京复命,决无中途买妾之理,冒充官眷,须当法办。

  这一下宝廷慌了手脚。他也知道平日得罪的人多,倘或一闹开来,浙江巡抚据实参劾,丢官还丢面子。倒不如上奏自劾,还不失为光明磊落。

  打定了主意,上岸拜客,见了知州,坦率陈述,自道无状。海宁知州想不到他会来这么一手。到底是现任的二品大员,不能不卖面子,不但放行,还补送了一份贺礼。

  宝廷倒也言而有信,第二天就在海宁拜折,共是一折两片,条陈福建船政,附片保举福建乡试落第的生员两名,说他们精通算学,请召试录用。这都是表面文章,实际上另外一个附片,才是主旨所在。

  附片自劾,亦须找个理由,他是这样陈述:“钱塘江有九姓渔船,始自明代。奴才典闽试妇,坐江山船,舟人有女,年已十八。奴才已故兄弟五人,皆无嗣,奴才仅有二子,不敷分继,遂买为妾。”又说:“奴才以直言事朝廷,层蒙恩眷,他人有罪则言之,己有罪,则不言,何以为直?”

  象这样自劾的情事,慈禧太后前后两度垂帘,听政二十年还是第一遭遇见,召见军机,垂问究竟,没有人敢替宝廷说话。李鸿藻痛心他为清流丢脸之余,为了整饬官常,更主张严办,因此交部议处的逾旨一下,吏部由李鸿藻一手主持,拟了革职的处分。

  这是光绪九年正月里的一桩大新闻,其事甚奇,加以出诸清流,益发喧腾人口。当然,见仁见智,观感不一,有人说他名士风流,也有人说他儇薄无行。已中了进士的李慈铭,除去张之洞以外,与李鸿藻一系的人,素来气味不投,便斥之为“不学”,而且做了一首诗,大为讥嘲,用的是“麻”韵:

  “昔年浙水载空花,又见船娘上使槎。宗室一家名士草,江山九姓美人麻。曾因义女弹乌柏,惯逐京倡吃白茶。为报朝廷除属籍,侍郎今已婿渔家。”

  这首诗中第二联的上句,用的是弹劾贺寿慈的故事,下句是说宝廷在京里就喜欢作狎邪游。这是“欲加之罪”,宝廷处之泰然,但檀香却大哭了一场。说起来是为了“江山九姓美人麻”的一个“麻”字,唐突了美人,其实别有委屈。宝廷虽一直是名翰林,但守着他那清流的气节,轻易不受馈遗,所以也是穷翰林。不善治生而又诗酒风流,欠下了一身的债。债主子原以为他这一次放了福建主考,是文风颇盛而又算富庶的地方,归京复命,必定满载而归。谁知道所收贽敬,一半作了聘金,一半为檀香脂粉之需,花得光光。

  如果宝廷还是侍郎,倒也还可以缓一缓,不道风流罪过,竟致丢官,债主子如何不急?日日登门索债,敲台拍凳,口出恶言。檀香见此光景,不知后路茫茫,如何了局,自然是日夕以泪洗面了。

  宝廷却洒脱得很,虽革了职,顶着“宗室”这个衔头,内务府按月有钱粮可关,本旗有公众房屋可住,便带着两个儿子,携着“新宠”迁往西山“归旗”。山中岁月,清闲无比,每日寻诗觅句,他那部题名《宗室一家草》的诗稿,亦经常有人来借阅,最令人感兴味的,自然是那首《江山船曲》:

  “乘槎归指浙江路,恰向个人船上住。铁石心肠宋广平,可怜手把梅花赋;枝头梅子岂无媒?不语诙谐有主裁。已将多士收珊网,可惜中途不玉壶。”

  但最后自道:“那惜微名登白简,故留韵事记红裙”,又说:“本来钟鼎若浮云,未必裙钗皆祸水”。隐然有“祸兮福所倚”之意,就大可玩味了。

  于是有人参悟出其中的深意,认为宝廷是“自污”。清流已如明末的“东林”,涉于意气,到处树敌,而且搏击不留余地,结怨既多且深,祸在不远,所以见机而作,仿佛唐伯虎佯狂避世似的,及早脱出是非的漩涡,免得大风浪一来,惨遭灭顶。此所以“故留”韵事,“不惜”微名,而裙钗亦“未必”都是“祸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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