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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跟我来!”

  诺曼底

  1944年6月6日

  他们跳伞的时候,飞机飞得太低,太快。他们携带的装备太多,而且运用了一个未经检验、结果证明有严重错误的技术。他们一跳出飞机,腿袋就开始松脱,径直坠向地面,后来几乎一个都没有找到。与此同时,他们还受到螺旋桨气流的冲击。在这种超重、超速的情况下,张伞产生的震动比他们以前感受的要剧烈得多。从500英尺高处或者从这个高度以下跳伞,从张伞到着陆,前后仅有几秒钟时间。他们都重重地摔在地上,身上摔得青一块紫一块,过了一个多星期才好。

  在几天之后的一篇日记中,温特斯中尉曾写下了如下一段话,想再现他当时在天上那几秒钟之内的想法:“我们的时速150英里。行啊,走吧。好的,我的腿袋和装备都下去了。当心,小伙子。当心。妈的,他们想用机关枪把我打下来。滑落了!滑落了!尽量跟腿袋靠近。它落在灌木丛里了!那挺机枪,真他妈的。那是条路……树木——但愿别碰上它们。‘砰’,不算太糟。现在赶快离伞。”

  紧跟在温特斯后面跳伞的是伯特·克里斯坦森。“我想我做的不是训练中学过的动作。降落伞打开的时候,我感到一阵剧烈的震动。”他的腿袋松脱,“成了历史”。他能听见圣母教堂的钟声,看见镇上有燃烧的火光。机关枪子弹“离我越来越近。我爬到降落伞吊带的上面。见鬼,我朝着那排树落下去。我降落得太快了。”他从树木上方飘过的时候,把腿向上收缩,以免碰在树上。“我突然吓坏了。在70英尺下方的地面上,在我左手方向20英尺处,一挺德国四管联装的20毫米高射机枪正朝着它上方的C-47开火。”克里斯坦森非常幸运,德国人的火力线正好是背对着他,尽管他离他们才40码左右,但由于噪声太大,他们并没有听见他着地的声音。

  克里斯坦森从降落伞中解脱,拔出6响的左轮手枪,蹲在一棵苹果树旁。除了眼睛之外,他浑身上下纹丝不动。

  “突然我看见10码开外的地方有动静。一个头戴钢盔的人影正匍匐而来。我伸手拿出信号器一按,发出‘咔嗒’的响声。没有回答。那个人影又朝我这边爬过来。”

  克里斯坦森用左轮手枪瞄准那个人的胸部,然后又按了一次信号器。那人举起双手。“看在上帝的份上,不要开枪。”原来那人是他的机枪副射手,二等兵伍德罗·罗宾斯。

  “你这个小笨蛋,究竟怎么回事?为什么不用信号器?”克里斯坦森压低嗓门怒冲冲地问道。

  “我信号器上的按键掉了。”

  克里斯坦森大脑里的肾上腺素降下来了。他俩开始退出德国人的阵地。他们碰到比尔·兰德尔曼的时候,发现一个德国人死在他的脚下。兰德尔曼说,他从降落伞中解脱之后,就把刺刀插上了。突然一个德国人端着上了刺刀的枪朝他冲过来,兰德尔曼挡开那个德国人的武器,接着用刺刀刺穿了那人的胸膛。“这个德国佬玩拼刺刀找错了对象。”克里斯坦森说。

  韦尔什跳伞的时候,他的飞机高度只有250英尺(“顶多就这个数”——他后来回忆说)。他跳出飞机之后,另一架C-47正好在他的下方坠毁。他说,爆炸的气浪把他向上掀起,然后向外抛去,“这一下救了我的命”。就在他快速下坠眼看就要摔到地上时,他的降落伞及时张开了。他“砰”地一声着了地,虽然很疼,但却没有把命送掉。

  E连的大多数人都有类似的经历。虽然他们能根据飞机的飞行方向判断海岸的方向,可是能在空中有足够时间准确调节自己降落方向的人却寥寥无几。

  他们的行动彻底砸了锅。他们原本希望在圣玛丽德蒙特附近的降落地带密集降落,而且指望全连能很快集结起来,可是现在全泡汤了。这都是因为那些飞行员遇到黑云层之后所采取的规避行动,结果E连的人散落在从卡朗唐到拉万诺维尔的20公里范围之内。E连的空降导航员理查德·赖特和卡尔·芬斯特梅克尔因飞机被击中,掉进了英吉利海峡(他们后被英国皇家海军鞑靼号舰救起,由空海搜救队送回英国)。

  二等兵汤姆·伯克斯落在圣母教堂附近。他也像那天夜里跳伞的大多数人一样,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飞机从头顶上方呼啸着低飞而过,曳光弹在对它们进行围追堵截。夜空中是密密麻麻的美国伞兵,地面上是模糊不清的人影,有的在快速运动,有的在匍匐前进,四周是一片哒哒哒的机关枪声。伯吉斯用小刀割断绳索,从降落伞中解脱后,用信号器向一位自己不认识的中尉发出联络信号。他们利用随处可见的低矮的灌木藩篱的掩护,一起向海滩方向运动。这时候另外一些伞兵加入到他们行列中,有的来自第82空降师(该师在伞降过程中也被弄得七零八落),还有的来自101空降师各个团。他们与德国巡逻部队偶尔发生一些短暂的交火。

  伯吉斯接受了中尉交给他在前面探路的任务。天刚蒙蒙亮的时候,他顺着藩篱来到一个拐角处。隐蔽在两道藩篱交会处的一个德国兵站了起来,可是伯吉斯没有看见。那德国兵朝下面开枪,子弹穿过伯吉斯的右颊,打碎了颧骨,打断了颌骨韧带,然后从脖子后面钻了出来。他的面颊、耳朵和脖子背后血流如注,流出来的血差点使他窒息而死。

  “我想活下来。”47年后,伯吉斯在回忆这段往事的时候说,“他们曾经反复告诉我们,如果你中弹了,最主要的是不能激动。最糟糕的举动就是狂躁。”所以他尽量使自己保持镇静。跟他一起的几个人尽量把他保护起来,用绷带把他的伤口包扎起来,把他扶到附近一座农舍的谷仓之后,他就瘫在干草上昏死过去。

  半夜里,有个法国农民“从家里出来,到谷仓里抓住我的手,甚至在我手上吻了一下。”他还带了一瓶酒。6月7日早晨,那个农民找来两个医生,借给他们一辆马车。伯吉斯被他们用这辆马车送到了海滩,而后撤回英国,再转送到美国。1944年的新年除夕,他到了波士顿。他一直按照医生的规定只吃流质,到1945年3月他才开始吃饭,这是1944年6月5日他在厄波特里吃过那顿饭之后的第一口饭。

  戈登着地时摔得很重。他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但是他很清楚自己首先应该干什么——把机枪组装起来。他躲进藩篱,把机枪装好。组装完成之后,“我注意到有个人影过来了,我从他走路的姿势看出他是约翰。尤班克斯。”过了不一会儿,福里斯特·古思与他们走到了一起。黑暗中又出现了一个人影。戈登对尤班克斯说:“问他口令。”还没等尤班克斯发问,那人就大声说出“电闪”。尤班克斯把回答口令(“雷鸣”)给忘了,也没有想到信号器是进行敌我识别的另一种方法,就回答说“闪电”。那人朝E连这3个人扔过来一只手雷。他们赶紧散开,手雷爆炸了,所幸没有人受伤。那个人也不见了。这对他们3个人来说也许是件好事,因为显然那个人太紧张,是不会相信他们的。

  戈登、尤班克斯和古思开始沿着一道灌木藩篱向海滩方向运动。他们看见一名美国伞兵在空地上跑,接着又蹲下,然后跳进一条排水沟里(那天晚上是凸月,天上云很稀少,能见度比较好)。戈登让其他人在原地不要动,他过去看一看。他慢慢爬到水沟边,“我看到的是两只向上看的眼睛和正对着我脸的手枪枪口”。

  “戈登,是你?”原来是弗洛伊德·塔尔伯特中士。这下有了4个人。他们继续朝海滩方向匍匐前进。在拂晓前大约4点半左右,古思自己听见了一个声音,并确信那是两吨半的美军卡车组成的车队隆隆驶来的声音。这怎么可能呢?海上登陆根本还没有开始,更不用说有车队登陆了。从内陆传来的巨大爆炸声回答了这个问题:古思听见的声音来自从头顶上方飞过的炮弹,是离海岸不远的战列舰上16英寸大炮打来的。

  E连这4个人与502团的一个小组合为一股。那个小组刚刚攻占了德国人设在农家大院里、控制拉万诺维尔海滩北面交叉路口的一个要塞。这一天,他们就在那里进行防守,打退敌人的反扑。在D日后一天的早晨,他们出发向南去寻找自己的连队。

  吉姆·阿利着陆时摔在一幢房子后面的围墙上。这种法国围墙的墙头上栽着一些碎玻璃。他的身上划破了好几个地方,而且都在流血。他退缩到花园的一个角落,正准备割断绳索的时候,一个人抓住了他的胳膊。原来是一个站在矮树丛中的年轻法国女子。

  “我是美国人。”阿利低声说。

  “走吧,走吧。”她说罢就回到自己的房子里去了。

  阿利找到了自己的腿袋,把自己的东西集中在一起(13发60迫击炮弹、4枚地雷、M-1的弹药、手雷、食品、迫击炮底座以及其他一些东西)。他刚爬上墙头,就引来了一阵机枪扫射。子弹打在他身下1英尺的地方,石灰沙土溅了他一身,他赶紧跳进院子里。

  他躺在地上,琢磨着该怎么办。他吃下一块“好时”巧克力,决定从前面出去。他还没有来得及动,那年轻女子就从房子里出来,看了他一眼,就从前门出去了。阿利心想,“原来如此。那我就守在这儿了。”她很快就回来了,紧跟着她进来的是一个当兵的。“我用枪对着他,他用枪对着我。”他们都认出了对方。那人是505团的。

  “我究竟在什么地方?”阿利问道。他得到的回答是“圣母教堂”。他加入到505团的行列中。拂晓时分,他遇到了E连的保罗·罗杰斯和厄尔·麦克朗。当天以及那个星期的大部分时间,他们都随同505团一起作战。

  在整个科唐坦半岛上,从当天夜里一直到D日,美国伞兵都是如此——进行小规模作战,组成临时战斗单位,防守阵地,骚扰德国人,设法与自己的部队取得联系。出发前就是这样要求他们的。他们所接受的训练以及他们的信心,使他们得以避免一场可能发生的灾难,使七零八落的空降行动从被动走向了主动。德国人听到的报告是,到处都在发生战斗。他们从总体上过高地估计了所面对的伞兵的数量,所以在行动时情况不明,犹豫不决。

  温特斯降落在圣母教堂的边上。他能看见教堂附近的大火,能听见教堂响起的让人们前去救火的钟声。他没有找到自己的腿袋,身上惟一的武器就是插在靴子里的那把刺刀。他最先想到的是避开教堂广场的机枪和轻武器的火力。就在他准备离开的时候,一名伞兵在他附近降落。温特斯帮助他从降落伞中解脱出来,跟他要了一枚手雷,然后对他说:“跟我回去找我的腿袋。”那名伞兵有些犹豫。“跟我来!”他以命令的口吻说完就要返回。一挺机枪向他们扫射。“去***腿袋吧!”温特斯说着开始向北运动,绕过圣母教堂,而后转身向东朝海滩运动。不一会儿他就看见几个黑影,于是他用信号器发出联络信号,得到了利普顿中士发出的两声“咔嗒”,他顿时把心放下了。

  利普顿降落在距离圣母教堂有一段街区的乡村旅社(市镇厅)后面的一个院子里。他也像温特斯一样,丢失了腿袋,从而丢失了武器。在他的野战背包里,除了一把双刃短刀,还有两枚手雷和一套爆破装置。他翻越了一道门,沿大街朝前走,离开了教堂和那片起火的地方。在小村镇的边缘,有一个低矮敦实的钢筋水泥标牌,上面是这个小村镇的名字。利普顿把脸凑到标牌跟前,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看完了,才知道上面写的是“圣母教堂”。

  伞兵陆续在他四周降落。他可不想挨神经紧张的美国人一枪,所以当他看见有2名相互离得很近的伞兵即将着陆时,他就跑到了他们的正下方。等他们降落到地面上,还没有来得及考虑到开枪的问题时,利普顿就先跟他们搭话了。他们是82空降师的,现在的降落地点距离预定位置10公里。瓜奈若中士和唐·马拉其、乔·托伊、“泡泡眼”温与他们会合。过了几分钟之后,利普顿与温特斯相遇。

  “我在那边看见一个路牌,是圣母教堂。”利普顿报告说。

  “好,”温特斯回答说,“我知道那在什么地方。我从这儿就能找到它。”说罢他就领着大家朝圣玛丽德蒙特方向走去。途中,他们与502团的一部分人合为一股。大约凌晨3点的时候,他们看见一个由4辆车组成的德国巡逻队从路上开过来。他们决定进行伏击。在这次战斗中,瓜奈若炸毁了在前面的2辆车,第一次为他哥哥报了仇。后面2辆车调头就逃,不过有几个德国人成了E连的俘虏。

  突然一挺德国人的机枪开始向他们扫射,那几个俘虏想乘机从美国人手中逃脱。瓜奈若举起手枪就把他们射杀了。他在47年后描述这段经历时说:“毫不后悔。决不留情。就像踩死几个臭虫那么简单。”稍事停顿后,他接着说了一句:“现在,我们跟当时已经不一样了。”

  大约在早晨6点钟的时候,他们遇上了D连的杰里·克罗斯上尉以及由他率领的40多个人。两路人马合为一路,向位于东南方向8公里左右的圣玛丽德蒙特运动。不久,他们又遇到了2营参谋率领的40余人。温特斯发现了一枝M-1,接着又发现一枝左轮手枪、一根皮带、一只水壶和许多弹药,“所以我已经可以投入战斗了·尤其是我从一个士兵那里弄到一些吃的东西之后。”利普顿捡到一枝卡宾枪。其他人也都武装起来了。

  就在美国人向圣玛丽德蒙特运动的同时,驻守在当地的德军指挥官、第6伞兵团的弗雷德里克·冯·德·海特上校也前往该地区。他是个经验丰富的军人,自20世纪20年代中期就在德国陆军服役,曾率领部队在波兰、法国、俄罗斯、克里特、北非等地作战。由于师长们都在雷恩地区和塞纳河地区,弗雷德里克·海特上校就是本地职务最高的指挥官了。他在圣母教堂里面以及它的四周部署了一个营的兵力,在圣玛丽德蒙特部署了一个营,还有一个营则部署在卡朗唐。他手下所有的排都进入了战斗状态,有些试图与美国人交火。然而这里、那里,似乎到处都报告有空降,而在这种混乱的情况下,是不可能组织起协调的反击的。

  弗雷德里克·冯·德·海特上校想亲自看一看。他驾着摩托车从卡朗唐来到圣玛丽德蒙特,爬到离地面五六十米高的教堂塔楼上,把犹他海滩的情况尽收在眼底。

  眼中的情景使他大惊失色。1991年,他在接受一次采访的时候说:“朝海滩放眼望去,全是小船,数以百计,每条船上都下来了三四十个全副武装的军人。在他们的背后是战舰,舰上的大炮在猛烈射击。谁也没有见过一支舰队竟然会有这么多的舰艇。”

  而在教堂周围、小村子里,在灌木藩篱纵横交错的原野上,一切都是那样的平静。随着白天的到来,夜晚发生的零星战斗逐渐停息。弗雷德里克·海特既看不见美国人,也看不见德国人。

  他从塔楼下来,骑上摩托车向北行驶了一两公里,来到布雷库特庄园。那里有德国炮兵的一个连,总共有4门由工事与伪装隐蔽起来的105毫米加农炮。大炮附近看不到炮兵,显然是昨天夜间空降开始之后散去的。弗雷德里克。海特又骑上摩托车回到卡朗唐,命令他的1营攻占并守住圣玛丽德蒙特和布雷库特,还让他们把炮兵找回来,让大炮发挥作用。那些大炮的位置很好,可以轰击犹他海滩的登陆船只以及在海峡中的战舰。

  到了早晨大约7点的时候,E连已经有了2挺轻机枪、1个火箭筒(没有弹药)、1门60毫米迫击炮、9名步兵和2名军官。2营在进入离圣玛丽德蒙特3公里左右一个叫格朗希蒙的小村庄时,遭到猛烈的火力拦截。他们暂时停下。温特斯和他带领的几个人坐下来稍事歇息。过了10到15分钟光景,从E连调到营里担任人事参谋的乔治·拉文逊从路上走过来,对温特斯说:“温特斯,他们要你到前面去。”

  作训参谋赫斯特上尉、情报参谋尼克松中尉都是温特斯的好朋友。他们告诉他说,在大约几百米开外,隔了几道藩篱与空地,有个叫布雷库特的法国大庄园,在庄园的对面,是德国人的一个炮兵连,总共有4门105毫米加农炮。原先的情报侦察没有发现这些大炮,因为它们处于灌木丛中的半地下阵地中,上面用树枝加以伪装,阵地之间有堑壕相通。德国人有一个50人的步兵排(隶属于弗雷德里克·海特上校的第1营)在防守。这些大炮已经投入战斗,正在轰击四五公里之外的犹他海滩。

  斯特雷耶中校的2营负责格朗希蒙村四周,可是他手下当时还不到100人。他想使人数恢复到满员时的600人左右,以防敌人的反攻。他只能拿出一个连的兵力来攻击德国人的炮兵连。赫斯特让温特斯去对付那个炮兵连。

  上午8点30分。索贝尔上尉即将对希特勒进行一次小小的报复,美国陆军也将由于在训练和装备上的投入取得巨大收益,美国人民也将因为培养了这样一批优秀青年军人而获得回报。由索贝尔、由陆军、由国家培养与造就的这支部队,为的就是现在的“用兵一时”,他们即将投入战斗了。

  温特斯立即本能地远筹起来。他让E连的人把所有的东西都放下,只带武器、子弹和手雷。他解释说,这将是一次快速的正面攻击,要得到来自离敌人连尽可能近的几个火力点的支援。他让机枪提供火力掩护,然后带着其他人朝出击阵地运动。

  那几门加农炮所在的阵地形状很不规则,四周的灌木藩篱有7处呈锐角状。这就给温特斯提供了从不同方向袭击敌人的机会。

  他把两挺机枪(其中一挺的机枪手是二等兵约翰·普莱莎和沃尔特·亨德里克斯,另一挺的机枪手是二等兵克利夫兰·佩蒂和乔·利布高特)部署在通向目标的那道藩篱连上,并指示他们提供火力掩护。就在温特斯向出击阵地匍匐前进的时候,他看见了一顶德国人的钢盔——那人正猫着腰在战壕里运动,只有脑袋露出地面。温特斯端起M-1,瞄准那德国人射出两发子弹,把他送上了西天。

  温特斯叫康普顿中尉带领瓜奈若中士和马拉其中士到左边去,在开阔地上匍匐前进,尽量接近炮连的第一门大炮,然后向战壕里扔手雷。他指挥利普顿中士和兰尼中士沿藩篱运动到右侧,顺着一排灌木前进,命令他们从侧面向敌人阵地射击。

  温特斯自己将率领其他人沿着藩篱向前冲。与他一起的是二等兵杰拉尔德·洛兰(团部的兵,是替辛克上校开吉普车的)、二等兵“泡泡眼”温以及下士乔·托伊。

  以前的训练在这里派上了用场。利普顿说:“我们协同作战,没有突出的明星。我们就像一部机器。我们谁也没有从地上跃起冲向敌人的机枪。我们依靠运动、协同以及迫击炮把它击倒,或者迫使它后撤。我们表现很出色,但没有很多闪光的英雄主义行为。我们知道英雄主义非但不能完成任务,反而会把命丢了。完成任务才是更重要的。”

  兰尼与利普顿沿藩篱向前运动,可是他们发现,由于低矮的灌木丛和地面的遮挡,他们看不见德国人的阵地。利普顿决定爬到树上看一看,可是找不到一棵粗一点的、可以躲在上面进行射击的树。他选中了一棵有许多小分杈的树。他小心翼翼地坐在它的前杈上,把身体的重量分散在几个树杈上。他面对着德国人的阵地,如果德国人朝他这边看,他一定暴露无遗。他看见大约75米开外,有大概15个敌人,有的在堑壕里,有的就趴在没有任何掩护的地方。他们都在向E连开火,无暇顾及他们的正面,所以没有看见利普顿。

  利普顿的卡宾枪是夜里捡来的。他朝空地上一个德国人开了一枪。那人的脑袋似乎耷拉了下去。利普顿又开了一枪,这下他的目标一动也不动了。他不知道这枝卡宾枪是否经过校正,就瞄准刚才那个人脑袋下方的地面开了一枪。就在他瞄准的地方,扬起一阵尘土。他知道这枝枪很准,他第一枪就把那人干掉了。于是他在这个不很稳的地方,向敌人进行快速瞄准射击。

  康普顿中尉的汤普逊式冲锋枪也是夜里弄到的(这枪原是D连一个中尉的,那人在跳伞的时候把腿摔断了)。他利用自己运动员的本领,成功地从开阔地爬到了藩篱旁边。随同他一道行动的是瓜奈若和马拉其。德国人此刻受到来自三个方向的火力袭击,一是来自左侧的机枪火力,一是来自背后的利普顿和兰尼的攻击,一是来自温特斯小组的正面攻击。他们没有注意到康普顿的到来。

  康普顿到了藩篱边,纵身从上面越过,然后钻进其中。他给德国人来了个冷不防,敌人的炮兵和步兵就在他的眼前。可是当他扣动那枝借来的冲锋枪时,却没有射出任何子弹。子弹卡壳了。

  就在这时候,温特斯喊道:“跟我来!”攻击小组飞快地顺着藩篱奔向康普顿。几乎与此同时,瓜奈若纵身跳进康普顿身边的战壕。第一门大炮的德国炮手由于受到三面夹击,弃炮而逃。那些德国步兵随他们飞快地从战壕撤退,离康普顿、瓜奈若和马拉其而去。E连的人把手雷扔向逃跑的敌人。

  康普顿曾经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棒球队的全美最佳接球手。他离敌人的距离相当于从本垒到第二垒的距离。他把手雷平扔过去——没有弧度——手雷砸中一个德国人的头之后炸开。接着他和瓜奈若与马拉其一起向战壕里扔手雷。

  这时候,温特斯和他所率领的人也赶到,用步枪向战壕里射击,往里面扔手雷。他们热血沸腾,大声呼喊着,他们的肾上腺素给了他们超人的力量。

  “泡泡眼”温的臀部中弹,掉进了战壕。“我真倒霉,中尉,我完蛋了。我完蛋了,我真倒霉!”他不停地大声喊叫。一颗德国的木柄手榴弹落进战壕。大家都迅速卧倒。

  “乔,当心!”温特斯冲托伊大喊了一声。托伊趴到地上,那颗手榴弹就掉在他的双腿之间。托伊急忙翻了个身,手榴弹碰到他的步枪爆炸,把整个枪托都炸飞了。可是乔却没有受伤。1990年,托伊在回忆当时的情况时说:“要不是温特斯,今天我就要唱女高音了。”

  温特斯向战壕里扔进几枚手雷,然后就在逃跑的炮手后面猛追。跟在他后面的是二等兵洛兰和瓜奈若中士。有3名德国步兵开始穿越开阔地朝布雷库特庄园方向跑去。

  “干掉他们!”温特斯对托伊大声说。洛兰用冲锋枪撂倒了一个。温特斯用M-1瞄准了另一个人扣动了扳机,子弹打进了那人的后脑勺。瓜奈若一枪没有打中第三个德国人,但温特斯一枪打穿了那家伙的后背。接着,瓜奈若把一连串冲锋枪子弹送进那个受伤的德国佬的身体。那家伙不停地喊“救命”。温特斯让马拉其往那人脑袋上再补上一颗子弹。

  第四个德国兵在距藩篱大约100码的地方跃出战壕。温特斯看见后,卧倒在地,仔细瞄准,一枪结果了他的性命。从他发起攻击到现在,只过了15到20秒钟。E连夺取了第一门大炮。

  温特斯顿时意识到,在前面的战壕里还有许多德国人,他们很快就会组织反扑的。他立即卧倒,开始匍匐前进,来到一个连接战壕,朝下一看,“我很清楚地看见两个人支起一挺机枪,已经做好了射击准备。我第一枪打中了射手的屁股,另一枪打中了另一个人的肩膀。”

  温特斯让托伊与康普顿对第二门大炮射击。他派了三个人去看看缴获的那门炮,让另外三个人封锁住前方。这时候利普顿从树上爬下来,朝温特斯这边运动。他在中途停下来,往温的臀部洒了一些磺胺粉,然后给他缠上绷带。温还在一个劲儿地为自己受伤而连声道歉。团部的安德鲁·希尔准尉从利普顿后面赶上来。

  “团部在哪里?”他大声问道。

  “在那个后面。”利普顿指着后面说道。希尔伸出头看了看,这时一颗子弹击中他的前额,然后从耳朵边上钻了出去,当场就把他打死了。

  出了这件事之后,他们的所有运动都限在战壕之中,而且都是猫着腰进行的,因为德国人的机枪火力几乎一直不间断,子弹贴着战壕上方嗖嗖地飞。马拉其看到温特斯干掉了30码开外开阔地上的一个德国兵,发现那人的腰带上有一只黑套子,他以为那肯定是一枝鲁格尔半自动手枪。他很想把它弄到手,于是他朝开阔地上跑去,结果发现那原来是105毫米加农炮的瞄准具的皮套。温特斯冲着他大喊道:“白痴,这儿到处潜伏着德国佬。快回来!”显然,德国人以为马拉其是个卫生兵;只是在他向回跑时,德国人的机枪才开始朝他扫射。子弹打得他四周尘土飞扬,他一下子钻到一门加农炮下面。

  温特斯在大炮旁边,想把它毁掉,可是没有爆破装置。利普顿走过来说他的野战背包里有,可是背包放在攻击出发点了。温特斯叫他快去拿。

  该解决第二门炮了。他留下3个人守住第一门炮,然后领着另外5个人沿战壕向前冲,一面朝前面扔手雷,一面射击。他们从被温特斯打伤的2个德国机枪手旁边经过,抓了他们做俘虏。第二门炮的炮手开始后撤,E连只用了一人受伤的代价就把它缴获了。

  由于夺取了2门大炮,加之弹药也不多了,温特斯派人通知4名机枪手全都到前面来。与此同时,6个德国兵觉得走投无路,用手捧住头,从连接战壕朝第二门大炮走过来,边走边用蹩脚的英语喊:“不要打死。不要打死。”

  A连的二等兵约翰·D·霍尔加入了温特斯的小组。温特斯下令夺取第三门大炮。霍尔冲在前面,结果中弹倒下,不过那门炮被夺过来了。温特斯派了3个人守住它。他们虽然只有11个人,可是却控制了3门105毫米的加农炮。

  在第二门炮的阵地上,温特斯发现了一个装着文件和地图的公文包。地图上标明了科唐坦半岛上所有的大炮与机枪阵地。他派人把文件和地图送回营部,同时把俘虏也一起押送回去,再领一些弹药,搬一些援兵来,因为“这是为了我们的利益,我们的压力太大了”。他开始用手雷来摧毁炮阵地上的无线电、电话和测距仪。

  赫斯特上尉亲自出马,带来3箱TNT炸药和一些磷燃烧手雷。温特斯在每门炮的炮筒里装进一箱炸药,然后把一颗德国木柄手榴弹扔进去。这样引爆之后,炮筒子被炸得像剥了一半皮的香蕉。利普顿带着爆破装置回来的时候感到很失望,因为已经用不着了。

  由D连的罗纳德·斯皮尔斯中尉带领的5个援兵赶到。其中有一个是F连的“老顽固”霍奇。他直起身朝炮连阵地扔出一枚手雷,结果被机枪子弹打在背部与肩部,当时就死了。

  斯皮尔斯率领几个人攻打最后一个炮连阵地,将其夺取并摧毁,但有2名弟兄被打死。

  温特斯下令撤退,因为他们受到来自布雷库特庄园方向密集的机枪火力的威胁。既然大炮已经摧毁,再占据它的阵地已经没有意义了。先撤下去的是机枪手,然后是步兵。温特斯最后一个撤离。他离开之前,最后向战壕里看了一下。“我们没有理会那个被我们打伤的德国佬,他却企图用机枪对我们开火,被我一枪击中脑壳,结果了性命。”此刻是11点30分。自温特斯受命对付那个炮连到现在,3个小时过去了。

  E连以相当于一个班的兵力——12个人(后来得到了斯皮尔斯等人的支援)消灭了一个扼守2号堤道、控制了犹他海滩的德国炮兵连。那个炮连有一条电话直接通向2号堤道出口处一个碉堡里的观察哨,他一直在报告登陆的第4步兵师的位置。很难对E连取得的这一战绩做出精确的估计,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它避免了许多人员的伤亡,同时使坦克得以从海滩顺利向内陆运动——也许首先还是使这种运动成为可能。如果说E连拯救了D日的犹他海滩,那是言过其实,但是说它对登陆作战的成功做出了重大贡献,却是恰如其分。

  温特斯他们的伤亡是4死2伤。可是他和他手下的人却击毙敌人15个,打伤了许多,此外还抓获12个俘虏。简单地说,他们消灭了德军一个50人的排。这是守护这些大炮的德国精锐伞兵部队的一个排。他们还把炮手打得东逃西散。利普顿于1985年写过一篇分析文章。他在文章中说:“这次攻击,是指挥得当的小攻击部队,压制并调动在预筑阵地上数量较多的守军的经典战例。E连以高昂的战斗意志、迅速大胆的正面攻击、不同方向的侧翼火力,挫伤了德军的士气,使敌人误以为受到了大部队的攻击。”

  当然,还有一些其他因素,包括该连所受的良好训练。这一次对他们是战火的洗礼。这一次他们冒了极大的危险,以后他们就不会这样去冒险了。利普顿说,如果他当时是个老兵,他是绝对不会爬到那棵树上,那样暴露自己。“可是那一天我们浑身充满了激情。”

  瓜奈若说:“你是意识不到的,那是你的第一次。我以后绝对绝对不会再干那天上午所干的事了。”康普顿说,如果他是个有经验的老兵,他是不会穿出那道藩篱的。利普顿说:“我当时就觉得自己肯定不会死,觉得如果有子弹朝我飞过来,是会发生偏转的,要么就是我能避开。”

  保罗·富塞尔在《战争时期》中写道:第一次参战的军人心里总是以为,“这种事不可能发生在我身上。我很机灵/敏捷/受过良好训练/模样很帅/很讨人喜欢/行为非常严谨,等等。”可是这种感觉很快就变成了“这有可能发生在我身上。我最好还是小心些。只要我在利用掩蔽物/挖工事/暴露身体射击时更谨慎些/只要我随时多加小心,我是能避开危险的。”

  温特斯在分析这次战斗的时候说,这一时刻(他称之为“巅峰时刻”)要归功于陆军对他们进行的良好训练。他当时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正确的:对阵地的观察、掩护火力的部署、作战任务的布置(把最艰巨的任务交给最优秀的人去完成·把康普顿、瓜奈若和马拉其放在一组,把利普顿和兰尼放在一组)以及在最佳时刻亲自率领发动攻击。

  温特斯认为,如果由索贝尔来指挥,他一定会亲自率领这13个人从正面发动攻击,他自己牺牲不说,还要搭上大多数人的性命。谁能说他那么做是错误的呢?可是,如果不是索贝尔,谁又能知道E连的人有如此良好的纪律、耐力(他们从半夜1点30分出发,经过一个无眠或几近无眠的夜晚,又经受了张伞时的剧烈震动以及摔落在地面时的冲击与伤害)以及进行这场短兵相接较量时使用武器的技能呢?

  辛克为温特斯报请国会荣誉勋章。在诺曼底战役中,每个师只有一个人能得到这么高的荣誉。在101空降师,这项荣誉被授给了率领部队进行白刃搏斗的罗伯特·科尔中校。温特斯被授予战时优异服务勋章。康普顿、瓜奈若、洛兰与托伊荣获银星勋章;利普顿、马拉其、兰尼、利布高特、亨德里克斯、普莱莎、佩蒂以及温荣获铜星勋章。

  过了一个来月,温特斯被叫到团部。辛克、斯特雷耶和参谋们都坐在帐篷里。坐在首席的,是陆军的战史专家S·L·A·马歇尔。温特斯回忆说,桌子四周的气氛是“带电的”,“那些西点毕业的人就是‘豁出性命’也想有我当时的机会;坐在与马歇尔对面的椅子上。”

  “好吧,中尉,”马歇尔开门见山地说,“把你D日那天的作战表现跟我说说。是你端掉了那个105加农炮连,对吧?”

  “是的,长官。”

  “说说看,你是怎么干的。”

  “好吧,长官。我布置了掩护火力,我们在火力掩护下接近敌人,我们夺取了第一门炮。接着我们布置了第二次火力掩护,夺取了第二门炮。然后是第三、第四门炮。”

  “好。还有别的吗?”

  “没有了,长官。基本就这些。”作为一名下级军官,面对着这么多大官,他想自己最好别说得太啰嗦。所以他就像汇报常规的训练问题一样。

  使温特斯感到特别恼火的是,马歇尔在他那本《天兵夜降》的书里,竟然对E连只字未提,仅仅说“部署在那里的2营不断对远处那个德国炮兵连进行袭击……”他的书中确实有关于攻占炮兵阵地的描写,但那发生在1号堤道附近的霍尔迪,是506团1营干的。马歇尔说,该营用了190人的兵力夺取了那个阵地。温特斯评论说:“要是有那么多E连的人,我就可以攻占柏林了。”

  大约在12点15分前后,利奥·博伊尔也归队了。他落在82师的空降区,迷失了方向。他弄清自己的方位之后,就朝圣玛丽德蒙特方向运动,终于找到了自己的连队。“我看到的第一个人就是温特斯。他非常疲惫。我向他报到,他只是嗯了一声,再也没有跟我说别的。我想他见到我之后也许会高兴一点,不过他的压力太大了。”

  连里的人在相互祝贺,谈论着他们的战绩,想通过回忆把事情的前前后后拼接起来。他们是胜利者,兴奋、自豪、喜不自胜。有人从地窖里找来一些苹果酒,就把它传给大家喝。当大杯子传到温特斯面前的时候,他觉得自己“渴得要命,需要喝点东西提提神”。他咕嘟咕嘟喝了一大口,把别人都惊呆了,因为他以前是从来不喝酒的。“我当时以为喝下去会使我的思维和行动变得慢一些,可并不是那么回事。”

  韦尔什归队报到。他与82师的几个人一起,沿途与敌人有过一些短暂的交火。在他的背包里,装着他那顶备用伞。在整个诺曼底战役中他都把它背在身上。“我想把它带回去送给基蒂,把它做成一套结婚礼服,留着我们战后结婚的时候穿。(乐观主义?)”

  来自布雷库特庄园方向、道路对面藩篱中的德军机枪火力越来越猛烈。温特斯命令机枪手也对敌人进行骚扰表示回敬。马拉其把他的迫击炮管找来了,可是没有底座与支架。他把炮管支在地上,朝着庄园打了十余发炮弹。瓜奈若也用一根迫击炮管支起一门炮。他们后来发现,他们打出的每一发炮弹,都击中了目标。“像这样的技能不是教出来的。”温特斯评论说,“这是天赐的灵气。”马拉其把炮弹打完之后,他的炮管已经全都埋进土里了。一个法国老农找来一把铁锹,帮他把它挖了出来。

  到了中午时分,第4步兵师的人马开始通过格朗希蒙。韦尔什记得“从海滩那边过来的第一批步兵各个人的面部表情。他们看见那些横七坚八、扭曲变形的伞兵和德国兵的尸体后,连肚肠子都要吐出来了。”

  到这个时候为止,E连已经有了50来个人,可是还没有人知道米汉中尉的命运,温特斯也就成了实际上的连长。

  尼克松中尉走过来,带领着4辆谢尔曼式坦克。他让温特斯把敌人的阵地指给坦克兵们看,然后让E连为坦克攻击提供步兵支援。温特斯从后面爬上第一辆坦克,对指挥官说:“我要沿着那一边、那一边、还有那一边的藩篱对那个庄园实施火力打击。把剩下的所有目标都摧毁。”

  坦克隆隆地冲了过去。对那些坦克兵来说,这是他们第一次参加实战,也是第一次有机会向敌人开火。坦克上满载着弹药,有50与30毫米的坦克机枪子弹,也有75毫米的坦克炮炮弹。

  “他们把那些藩篱打得飞上了天。”韦尔什回忆说,“你想想他们怎么可能会停止射击呢!”

  到下午三四点钟,布雷库特庄园一带被控制。瓦拉维耶勒一家人都从大宅里出来了。领头的是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老兵德·瓦拉维耶勒上校,后面跟着他的夫人,还有两个十几岁的儿子路易和米歇尔。米歇尔双手举过头走进通向院的过道。和他一起的是一些留下来准备投降的德国军人。一名美国伞兵朝米歇尔背后开了一枪,如果不是因为错把他当成了德国人,就是认为他是德国人的同伙。米歇尔没有死,不过他在医院里住了6个月(他是从犹他海滩撤退到英国的第一个法国人)。尽管发生了这一不幸事件,这弟兄俩还是和E连的很多人成了好朋友。米歇尔后来当了圣玛丽德蒙特的市长,是犹他海滩博物馆的创办人与建设者。

  那天下午晚些时候,德国人撤离了圣玛丽德蒙特,E连与2营的其他连队进入该地区,然后向西南偏南方向2公里外、只有6幢房屋的库洛维尔村挺进,因为斯特雷耶把2营的指挥所设在那里。温特斯把连里的人安顿下来过夜,并在几个地方布置了哨兵。他们吃的是K号干粮。温特斯独自去巡逻。到了村子外,他听见卵石路上有部队行进的声音。带铁钉的皮靴声告诉他,那是德国人的军队。他急忙卧倒在沟里,一个班的德国人从他身边走过。他已经能闻到德国人身上的特殊气味。那是汗透的皮革与烟草的气味。他想,离得太近,这气味真难闻。

  韦尔什中尉记得,他当时正在熟睡的人中间走动,心中思忖“这一整天,他们在自己身边看到的、闻到的都是死亡,可是从来没有想到把死亡与自己联系起来。他们不是来感受恐惧的,也不是来送死的。他们是来取得胜利的”。

  在睡觉之前,利普顿回忆了与默里中士过去的谈话。当时他们曾经谈到了战斗以及如何应对所出现的问题。他悠悠乎乎地觉得“这一天过得很好,他很满意,很欣慰”。

  正当温特斯准备抬起身子,他听见“德国人的手提式冲锋枪响了。显然是在放空枪,这是没有危险的,就像一伙喝醉酒的年轻人在晚会之后胡闹”。这大概就是当时的情况。

  在睡觉之前,温特斯在日记中写道:“我没有忘记跪下感谢上帝,是他保佑我安然度过了这一天,我请求他在D日后的一天也助佑我。”他为自己立下誓言:如果他能活到战争结束,他要找一个偏僻的农场,在和平安宁的环境中度过自己的余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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