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到底能不能弄清楚,到那时候已经不重要了。他现在只想赶紧离开那栋楼。
乔茜一边念着关于不得复制或转移所附资料的套话,他则签收了那块U盘,并以自己尚未出世的孩子起誓,保证调查结束后会如数归还——尽管他心里明白,这不过是个“标准的安全措施”,说不定还是出于经费考虑。她的访客证他也得交回去。她陪他走上楼梯,他觉得自己就像个令人头疼的邻居,或者勉强被容忍的叔叔——要是你们最后挤进同一辆出租车,你肯定不会让他坐到你女儿旁边。
老了,是啊,天哪。换上听筒时,他竟脱口而出:“对不起,戴安娜。”妻子的名字仿佛自顾自地安顿下来,在客厅里忙活着把沙发垫子拍松、把茶几上的杂志摆正,然后又悄然隐没于屋内那片空旷的静谧之中。
他煮了一壶茶,又做了个不抹黄油的三明治——原来冰箱里的新包装黄油他忘了拿。每天都有上百个这样的小坎儿等着绊你一脚。不过茶倒是不错。稍作提神后,他打开笔记本电脑,插上那块新U盘,却发现里面竟有二百一十七个文件,其中不少体积巨大。他不禁叹了口气。自己真的答应过纳什要把这事查个水落石出吗?还是只是一时心血来潮,打算随便翻翻看有没有点动静?
反正他的电脑里压根儿没什么动静。他点开最大的那个文件,眼前顿时铺展开一列长长的数字与日期、时间:那是打往摄政公园不同号码的通话记录,以及来电号码。真以为研究这些就能找出什么门道吗?他觉得自己就像童话里的冤大头,刚被指派去给一整间地窖里乱七八糟的纽扣配对呢。还没等那些数字把他吸进去,他就赶紧关掉了文件。随后他又倒了杯茶,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
他在想:戴安娜要么觉得,要么就是想让我以为她觉得,我是在认真查防水公司的事,而不是德·格里尔。也就是说,她要么确实希望我这么做——因为她不想让我去碰德·格里尔;要么她根本不在乎我查不查,只是故意让我以为她在支持我这么做,好让我误以为她并不在意结果。所以,她要么是想让我别管防水公司,要么是想让我别管德·格里尔。
能弄清楚这一点,倒也不错。
他沉思了一会儿,又调出了纳什转来的材料。里面有个细节格外引人注目:那就是索菲·德·格里尔医生的手机号——自从她失踪后就再也没用过的号码,电池早已被取走,彻底成了一个无法追踪的“幽灵号”。他把这串数字输入搜索框,再套进那块色彩斑斓的存储棒里。不到两秒钟,结果就出来了。
只有一个。
惠兰原本可没料到会这样。塔弗纳对他查看这些记录几乎毫无阻拦,更让人觉得里面八成没什么有价值的线索。难道说,她其实是巴不得让他看到这唯一一条记录?她肯定知道它就在那儿;要不是事先确认了内容,她绝不会批准移交这些文件。除非——这倒是个新鲜念头——她真的是实话实说,对德·格里尔压根儿不感兴趣,也跟她的失踪毫无瓜葛。惠兰只觉头顶一阵发紧。这就是间谍街的魔力:只要你踏上它的石板路,整个世界立刻变得疑云密布;深处是幻象,浅处暗藏杀机。满眼皆是布景,除了那些并非布景的部分——它们专为把你绕进死胡同、让你再也站不直而设计。
这些文件连个对照表都没附,根本没人说明哪个号码对应哪张办公桌。他手头只有德·格里尔拨打过的那个电话号码——座机,而且在名单里显得格外突兀。更关键的是通话时间:正是德·格里尔失踪当天的下午。这意味着,任何认为这两件事互不相干的可能性都像被遗忘的味道般烟消云散了——毕竟摄政公园就是摄政公园,那里根本不容许巧合。阴谋在这里酝酿、孵化,然后被放出去肆意横行,而这点他比谁都清楚。
他仿佛站在一片长满野草的草地上,心里明白:那波光粼粼的水面,有的是风拂过的涟漪,有的却是看不见的小生灵在底下窜来窜去。
时间的滴答声愈发响亮,简直就是在提醒他光阴飞逝。他决定不再纠结,直接采取行动:要想弄清德·格里尔究竟打了谁的电话,最好的办法就是拨过去。于是他拨了出去。等了好半天才有人接,可当对方终于响起时,惠兰竟屏住了呼吸。挂断之后,他仍愣在那里好一会儿。就好像自己刚刚走进了那片长满野草的草地一样。那泛起的涟漪正朝他涌来,他要么会感受到轻柔的微风拂面,要么就会被一群尖牙利爪的小家伙啃噬双腿。
今年最后一场短暂的热浪,每到傍晚便随着天色渐暗而消退。伦敦也仿佛重归常态,将那两年的惨淡记忆抛诸脑后,让这座城市久负盛名的种种标志重新浮现。于是,白日将尽时,泰晤士河又恢复了往昔那缓慢流淌的姿态;远处的天空染上紫晕,温柔地抚平了高楼大厦的棱角。四周的声音似乎都柔和了许多:疲惫不堪的汽车发出的叹息与喘息,以及一群身着紧身黑黄骑行服的骑手们呼啸而过的嗡鸣,比起早高峰时的狂飙乱窜,此刻简直如耳语般轻柔。倒是头顶上那些穿梭不休的直升机依旧怒气冲冲,载着大人物奔赴一个个要地。再往低处的绿地里瞧去,树木沙沙作响,跑步者穿着价格离谱的运动鞋,踩着人行道的节拍哒哒作响;湖畔木栈道上,婴儿车缓缓挪动,轮椅在石板路上咯噔咯噔地前行,而音乐则无处不在,宛如薄雾一般——从门缝里渗出,从快递员车把上绑着的音箱里飘扬,还有街头艺人用或真挚、或水平参差不齐的演奏来点缀其间:不知何处总有人拉着大提琴,叮叮当当的硬币落入琴盒的声音此起彼伏。在这层音乐之下,伦敦那熟悉的脉搏声再次清晰可闻:啤酒和葡萄酒汩汩倒出的声音,人人随身携带的水瓶里水波荡漾的声音,尿液奔流入厕所与小便池的哗啦声,紧接着便是抽水马桶冲刷的轰鸣,将污水一路送入埋在昔日河道底下的下水道管道中——那些早已被遗忘的河流,曾与泰晤士河一同受同一股潮汐力量的牵动。而最恒定、也最无所不在的,则是只要你懂得往哪儿看——工地上、黑色长车里、名牌西装与珠光宝气的颈项间、腕表与袖扣上、纹身店与美甲店里,以及数以百万计的闪亮橱窗和数十亿台老虎机背后——那不断重复上演的钱财清洗之声:哗啦啦、哗啦啦,永不停歇。
真奇怪,她竟会在被送往贝斯沃特路上的俄罗斯大使馆途中,思绪不由自主地飘向那里。
戴安娜与首相约好了九点见面。每周一次的会面早已成了惯例,只是时间常有变动——她猜多半是为了给首相留条后路,好让他在私生活出了状况时有个现成的托辞。即便今晚并无隐情,这场大使馆招待会她几周前也曾遗憾地婉拒过,理由虽未明说,却心照不宣:谁会愿意在九月下旬的夜晚,跟一群黑帮国家的大使们待在一起呢?哪怕宴席再奢华也一样。然而,当天下午她在情报中心放映室里的一次临时碰头,却让世界不说翻天覆地,至少也让这一天彻底变了样。
起初一切还颇为寻常:流程老一套——戴安娜坐在长桌首端,正对那面巨大的视频墙;她的开场白一如既往:“给我点惊喜吧。”身旁坐着乔茜——刚从给克劳德·惠兰送去他要的数据回来不久。要说奥斯卡级别的表演,乔茜还真算不上,不过偶尔也有那么几回让人眼前一亮。桌子两旁则排着一溜儿男男女女,有的来自情报中心,有的则是行动组的。前者显得有些紧张,仿佛这场合勾起了他们参加某位脾气暴躁导师主持研讨会的记忆;后者则自鸣得意得多,从他们占着的地盘就能看出来:身子前倾时胳膊肘撑得老远,往后一靠又是大咧咧地叉开双腿。行动组的人摆出的架势分明在宣告:这才是真正的摇滚风范。至于情报中心那帮家伙,爱把自己当成整支队伍的大脑,可真正踹门破锁、拿下目标的,还不是街头那一套吗?当然,行动组自己并不亲自动手(毕竟还有“肌肉”部门呢——虽然那家伙从来不叫这个名字,但其实该这么叫才对)。不过,要是会议过程中突然发现哪扇门非得强行打开不可,行动组的弟兄们就笃定得很:没人会指望情报中心那些娘娘腔上去打头阵。
不过,平时也不见得这么剑拔弩张。嗯,其实挺常见的,只是没这次这么赤裸裸罢了。反正每次开会,大家的劣根性就全暴露出来了。
前半小时耗时不到平常的两倍,也算正常。先是情报中心那边做了一场关于每月至少更换一次密码重要性的演示——这话题就像“接招”乐队的告别巡演一样,年年循环上演,每次都能激起同样的兴趣;随后又放了一段行动组用头盔摄像头拍摄的录像,记录了他们在布莱顿一处两居室公寓里捣毁一个疑似潜伏小组的过程。结果证明是个乌龙——所谓的“小组”不过是几个下班的公交车司机凑起来办的补习班而已——但那种破门而入、把所有人吓得屁滚尿流的操作,堪称教科书式标准流程;事后大家再去酒吧狂欢一番,更是值得花上二十秒重温一遍。直到塔弗纳清了清嗓子,全场才终于安静下来。
接着,乔茜擦掉屏幕上的画面,换上了当晚出席俄罗斯大使馆招待会人员的照片。
这一幕同样稀松平常,只不过多了一番跑腿功夫——毕竟连“母亲R”本人都亲自到场品尝小吃呢,所以负责盯着这些贵客的行动组成员个个装得一本正经,俨然大事在肩;而情报中心的那帮年轻人则摩拳擦掌,准备补充些背景细节——那些穿厚底靴子的人往往容易忽略的小字注释。戴安娜一边听着,一边仔细梳理宾客名单,寻找任何异常之处。不过,那些一贯自由派的科学家、左翼剧作家,还有只要能蹭到香肠卷就什么都肯写的诗人,统统安然无恙。与此同时,她还留意到大使馆内部的一些人事变动,顺带检查了一遍当晚的餐饮供应商;最后,她点名表扬了几位负责实时监控报道进展的工作人员,并让那些没被点到名的同事象征性地鼓掌表示宽慰。如此这般忙活了好一阵,大约四十分钟过去,原本按部就班的汇报会竟在乔茜那口吃不清的描述下,直接从催眠曲变成了屎盆子风暴——罪魁祸首正是格雷戈里·罗诺维奇。
此前从未在本教区露面的格雷戈里·罗诺维奇,是一位前来讲学的学者,身着莫斯科风格的长袍,专程来此发表题为《波将金号战舰:一则图像符号再审视》的演讲。他那张简陋履历所配的照片——一张格雷戈里从使馆车道上车下来的瞬间快照,迎接他的只有一名百无聊赖的保安——拍出的不过是个中年男子,留着整齐的胡须、中分发型而已。他确实戴着墨镜,可谁不是呢?所以这细节并不能铁证如山地证明他与黑手党有瓜葛。也正因如此,戴安娜·塔弗纳才不慌不忙地站起身来,顿时让屋内所有声响——记笔记的沙沙声、拨弄手机的窸窣声——戛然而止。只要她一动身,会议要么已经结束,要么就在她开口之前突然变得十万火急,只是旁人浑然不觉。
她的声音冷得像冰一样平静。据说戴安娜素来以能在不开空调的情况下就把办公室的玻璃墙冻得结霜而闻名——当然,这话多半是那些没亲眼见过她“表演”的人瞎传的。
“怎么角度不一样?”
众人面面相觑,谁也听不懂她在问什么。
“挺简单的嘛。其他几张都是从某个方向拍的,好像是东边吧?那这张就是从西边来的。为啥啊?”
一阵纸张翻动声过后,有人怯生生地插嘴:“啊,这位格雷戈里·罗诺维奇先生?他可没被咱们军情五处的监控设备正面拍到过。这张是从当地安保系统的录像里截出来的。”
“他没被咱们的设备正面拍到过,”戴安娜重复道,“简直就像早就知道该怎么躲开似的。”她目光紧紧盯着墙上的那张照片。“好了,各位。谁来给罗诺维奇先生的情况补个全?”
终于有个家伙开了口——肯定是行动组的人:“呃……《波将金号战舰》……他该是搞电影评论的吧?”
在场诸位里除了戴安娜之外出席这类会议最多的就是乔茜,她赶紧抛出一个烟雾弹:“他是临时加进来的人,不过我保证会在……之前把他的背景材料整理好……”
可惜为时已晚。“算了吧,别费劲了。咱们直接开会讨论吧,怎么样?负责盯梢的是谁?就叫他‘格雷格’好了。”
会议室后排坐着的一位年轻小伙子不情愿地举起了手。
“你……是?”
那小伙子答道:“迪恩。皮特·迪恩。”
“好,皮特·迪恩,你就跟大家说说格雷格进城之后都干了些什么吧。”
“啊,他昨天早上先到了使馆——”
“从哪儿?”
“……机场?”
“你在问吗?”
“从机场来的,长官。希思罗机场。”
“你确定?”
“因为飞往莫斯科的航班都是降在那里——”
“那你当时在他走过入境大厅的时候,有没有一直盯着他?”
“啊……没有,长官。”
“为啥呢?”
“因为我只有一个人呀,还得兼顾另外三位要员的安保任务呢。”
墙上的钟仿佛失灵了一般,秒针、分针、时针都无声无息地滑过,连咀嚼的时间都不屑于留下。可此刻在场的所有人却分明听见一只鳄鱼般的滴答声,正焦急地等待着戴安娜的回应。
她的回答来得慢吞吞,倒也算公平:“行吧。那就按你说的,假设他是从希思罗机场进来的。我也答应你,等我回办公室时,那儿就会摆着那段监控录像等着我。而且我还假定,时间线会显示他从机场直奔使馆大门,中间没去过别的地方。那么,他到底几点到的?”
“啊,11点45分?”
“迪恩先生,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在盘问我们?我跟你保证,你可没那个资格。”
“11点45分。”
“那昨天剩下的时间呢?”
他慌乱地瞥了一眼自己那寥寥几笔的记录:“他整个下午都在使馆里待着,然后快到七点的时候才独自一人被送回酒店休息。”
“我来补充一下背景情况吧,怎么样?”
“啊,格罗夫纳酒店,长官。他在餐厅独自用过晚餐,随后就回房了。今天早上他又在酒店吃了早饭,接着还去西区逛了一趟。嗯……我这儿有份清单……”
“亮点呢?”
“他在哈罗德百货待了两个小时。”
“这可不算什么新鲜事。有录像吗?”
“有。”
“乔茜?”
“正在调出来,”乔茜一边轻点键盘,一边说道,只见投影墙上立刻切换到了另一幅画面——格雷戈里·罗诺维奇正站在哈罗德百货的男装部,手里拎着两条领带,显然还在犹豫选哪一条。要是他真愿意配合皮特·迪恩的研究,也没法摆出比这更“有用”的姿势了:旁观者八成会以为迪恩正征求他的意见呢。
“还有一个问题,”戴安娜转向那位倒霉的行动组成员,“你觉得格雷戈里有没有可能察觉到你在哈罗德百货的存在?”
“啊……”
“慢慢想吧。”
“当时可没觉得啊。”
“现在呢?”
“现在倒是觉得,他好像看见我了。”
“那他购物之后呢?”
“第一张照片就是他九十分钟前回到使馆时拍的。也就是那时候我才把盯梢的任务交给了——”
“无所谓了。”
依旧站着的戴安娜凑近那幅挂在墙上的照片,暖黄色的光影洒满了她的头顶和肩膀。她环视全场,仿佛自己也被传送到了哈罗德百货,正挑着一条领带。格雷戈里·罗诺维奇的脑袋几乎贴着她的,大得出奇。两人一起凝视着当年拍摄这张照片的皮特·迪恩,又望着如今围坐在此的每一个人,仿佛时光从未流逝过。屋里鸦雀无声。足足持续了整整一刻钟。
“谁来说一句吧,求求你们,让我解脱一下。”率先开口的是乔茜:“天哪!”
“没错,”戴安娜淡淡地说,“还有谁?”她扫视全场,“想象一下,这事很重要。想象一下,你可是情报部门的人。”
当恍然大悟席卷整个会议室时,它竟像是通过形态共振一般,一个接一个地击中了每个人的心脏。两颗心跳之前,除了乔茜之外,谁都不知道究竟是什么触发了这场“戴安娜效应”。而现在,所有人都明白了——其中那些反应迟钝的更是兴奋不已,其余的人则隐隐感到一阵寒意。行动组看着中枢,中枢又盯着行动组,双方都在揣测,戴安娜一脚踹开的那扇门后,究竟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这时,不知是谁终于鼓起勇气说道:“他长胡子了。”
“他长胡子了,”戴安娜语气平淡地重复道,“就是长了……一……把……胡子。唉,早知道我们要对付的是迪克·埃默里那样的人物,我早就撂挑子了。”
“可是……”
“可是啥?当然是‘可是’啦!”
发言者没能把话说完:“他看起来不一样。仅此而已。”
确实不一样,可这点差别还不至于让他们耗费这么长时间。戴安娜·塔弗纳本人从未亲眼见过此人,但她和大家一样,反复研究过那段录像,早已熟悉他的举止、手势,以及那双——尽管刮得干干净净——不时摩挲下巴的手。有一阵子,大厅的休息区甚至还钉着一张他的照片;那张照片俨然把他捧成了名人,多少有点自命不凡。照片上,他正从“同性恋骠骑兵”本人手中接过一枚勋章,脸上挂着那种大多数现役军官在跟普京合影时都会摆出的表情:照相馆里教好的那一套——别直视镜头,也别乱动。
此刻的房间里,沉默已不再是无知的沉默,而是带着某种心知肚明的尴尬,反倒更让人如坐针毡。
“那么,”戴安娜终于开口道,“你们觉得我们该有多担心呢?”
没人敢接话。
“我换一种方式说吧,”她又道,“俄罗斯情报部门的第一把手瓦西里·拉斯诺科夫,从昨天早上起就待在这儿了,可直到现在我们才注意到。天哪,你们觉得他会不会在暗地里搞些什么名堂?”
对凯瑟琳·斯坦迪什而言,自己的过往大抵就像一部忽明忽暗的黑白电影;而如今她眼中的世界,则是实实在在的、略显沉闷的色彩——虽不及当年那般耀眼夺目,却更加真实。她穿梭于褪色的红与蓝之间,游走于城市街道的灰与棕之中,但这总比酒鬼那种非黑即白的生活强得多——后者永远只能在两种状态间摇摆。然而,偶尔她仍会怀疑,或许自己弄反了:那些醉生梦死的日子反而更为绚丽、更具“彩色胶片”的质感,远胜今日所见的一切。曾经,她的日常调色板上曾有深沉的暗红、剔透的纯白、烟熏般的琥珀,还有天鹅绒般的金色,每一种都像是一块等待拉开的帷幕。正是这些色彩,让如今的彩虹显得苍白稀薄;也让酒吧和小酒馆里的喧嚣、酒类专卖店橱窗里闪烁的灯光,仿佛一张热情的迎宾毯。
每当这样的念头冒出来时,她总是小心翼翼地不去急于驱散它们——那样只会加深它们的吸引力——而是以一种平静却严苛的方式细细审视。毕竟,那些才是血与呕吐物的颜色,是虚伪友谊与恶毒笑声的化身。所谓“断片”,可不是白叫的;而所谓的“白夜”,无异于一场精神上的暴风雪,旅人稍不留神便会迷失其中。也许凯瑟琳已不再堪萨斯州——抑或根本不在奥兹国——但无论她身在何处,至少那里都不是她的归宿。而当她真的不在家的时候,她便待在“泥沼府”,或者像眼下这样,在两者之间来回穿行,一边避开酒吧和小酒馆的嘈杂声,一边绕开那些酒类商店明亮的橱窗。当然,路上也会经过其他地方——有些再普通不过——可那些地方从来不会在她路过时向她招手。
除了一个例外。
“斯坦迪什女士?”
她转过身。
来人是个中年男子,个头比凯瑟琳略矮,头发有些后移,戴着一副眼镜;长相还算和善——用“温和”来形容倒也不为过——身上披着一件浅褐色的雨衣。奇怪的是,她既觉得似曾相识,又仿佛素未谋面。随后,他的名字蹦了出来:克劳德·惠兰,曾任“摄政公园”的第一把手。她曾看过他下楼梯的画面,可两人从未真正面对面交谈过,更别提交换只言片语了。若他此刻拦住她的去路、在人行道上跟她搭讪,绝不是因为他是她偶然瞥见过的老熟人。
他报上了自己的名字,接着说道:“我不是故意要吓你一惊的。”
“可你确实是想跟着我啊。”
“抱歉。我无意冒犯。只是有个事想跟你聊聊——就在你办公室外面。”
“这事跟工作有关吗,惠兰先生?”
“算是吧。”
“因为我今天已经下班了。而且,除非我错过了什么,否则你也算是彻底告别职业生涯了。”
他点了点头表示认同。“有人让我私下查一查一件事。名义上不算正式,可……”
“可实际上就是正式的。”
“没错。”
“而你显然不想在调查这件事时碰上杰克逊·兰姆。”
他顿了片刻,才缓缓答道:“暂时还不想。”
凯瑟琳不禁猜想,这是否就是一切开始的地方——那场不可避免的崩塌。只不过,它并非发生在她自己身上,而是属于兰姆的迟早之事:迟早会有调查委员会找上门,或是愤怒的群众冲上来兴师问罪。可她总觉得,克劳德·惠兰大概不会第一个举着叉子冲在最前面。她记得,人们曾议论他,说他太过温顺,根本守不住“第一把交椅”;还没等他站稳脚跟,鳄鱼们就已经在他周围转悠起来了。
“我正往家走呢,”她对他说。
“用不了多久。”
“而且天气越来越冷了。”
“前面有个地方。求你了,就一会儿工夫,挺重要的。”
“要是我不想呢?”
他只是笑了笑,再次恳求道:“拜托。”
她早就知道的那个地方,是一家酒吧。巨大的玻璃窗,桌椅之间保持着社交距离。门口的告示写着最多容纳三十人,可那不过是美好的愿望——屋里几乎空无一人。惠兰替她扶着门,她走了进去。她有多久没踏进酒吧了?只要用心算一算,就能得出答案:多少年、多少月、多少天。那些日子仿佛绵延成一条漫长的隧道,而在另一端,随时可能撞上一堵墙。
一位戴着防护面罩的服务员在他们落座前徘徊不定。
“我不知道你怎么样,反正我已经迫不及待想来一杯金汤力了,”惠兰说道。
“要是我哪天再喝酒,就一定是这样。没什么特别的理由,也没什么特别的场合。谁递给我一杯,我就要点杯酒。等我下次再喝,就一定是这样。”
不过眼下嘛,还是算了吧。
“那就来点水吧。”
“要静止的还是气泡的?”服务员问道。
“气泡的。谢谢。”
“加冰块和——”
“好。”
惠兰点餐时全神贯注地盯着女服务员,而凯瑟琳却回想起人们对他的一些闲话:他虽常夸耀自己婚姻美满,实则风流成性。连他的车也像个无主的流浪汉似的到处乱窜。若不是他设法压下了那起警方报告——至少是压下了大部分内容——恐怕在那些“鳄鱼”上门之前,他就已经被这桩反路缘石停车行动给撂倒了。至于剩下的部分,兰姆则把它拼凑起来,用作把柄,确保惠兰在担任“第一把交椅”期间,绝不敢再招惹“泥沼府”。
此刻,他们等着饮料上桌,惠兰心里多半也在盘算着这些事,但他守口如瓶,没再挑明话题,而是直接报出一个电话号码。
见对方似乎在等他回应,她便说道:“那是兰姆的手机。”
“我知道。就在他桌上吧?”
“还能在哪儿呢?”她答道,不过这话倒也合情合理。要是那部手机真敢打扰到兰姆——比如一通突如其来的铃声——它指不定会被扔到哪去呢。
“我的意思是,”惠兰又说,“要是那电话响了,接的人会是他,对吧?可不是你。”
“一般情况下是这样。”
“为啥只是‘一般情况下’?”
“没什么复杂的。电话就搁在他桌上。有时候会响,他爱接不接,全看心情,还得看他人在不在。要是他出门了,电话又响了,我听见了,我就接——前提是来得及。”这话听着就像在解释楼梯怎么运作似的。“我觉得这就够了。”
“周一下午确实有个电话打到那个号码上,”惠兰开口道,“五点四十六分。兰姆亲自接的吗?”
凯瑟琳的大脑里顿时一片空白,谁遇到这种状况都会这样。她只好含糊其辞:“我想应该是吧。反正我没接,你要问的就是这个吧?”
“来电者是一位名叫索菲·德·格里尔的博士。”
“这名字我该认得吗?”
“她是政府顾问,唐宁街那边的……啊……”
“走狗?”
惠兰眨了眨眼,说道:“那是她已知的最后一通电话。自那以后,德·格里尔博士就再也没人见过了。”
凯瑟琳端起杯子送到唇边,柠檬片轻轻擦过上唇。那种触感并未让她陷入回忆,却仿佛提醒她,通往过去的门始终敞开着。她环顾四周:酒吧这地方,从她每天出没的时代到现在,几乎没变过;或者说,它们变来变去,最后又回到了原样。这家店的主题大概是工业风时髦,或者说是仓库式奢华。家具结实厚重,灯泡吊在天花板上的金属碗里,外露的管道布局更是离谱得不像话——换做哪个正经水管工,准会气得直摇头。那些管道挂着的墙面还故意弄得斑驳沧桑,不知又是哪个设计师自作主张弄出来的“做旧效果”。她真想问问:这也叫“做旧”?我天天打交道的那些墙,跟这儿比起来简直像欢天喜地的派对现场。她手中的玻璃杯沉甸甸的,可里面不过是清水而已。就算她哪天真要栽个跟头,等到那一天到来时,也不会是因为克劳德·惠兰——甚至连克劳德·惠兰都不行。
“我在想,你能不能帮我理出点头绪来?”
“那你得去问兰姆。”
“我打算问。不过得先摸清点底细再说。”
“很抱歉,我帮不上忙。我没接到她的电话,也不知道那通到底说了啥。”她放下杯子,“实在不好意思,没能多帮上点忙。不过既然聊得差不多了……”
“还没完呢。”惠兰也把杯子放回桌上,略一沉吟,又悄悄调整了一下位置。她忽然想起,惠兰当初是在河对岸起步的,那时候他混的是数据界那帮家伙——专门玩数字情报,根本不靠人力探子,所以社交能力一向让人捉摸不透。不过惠兰倒是例外:他在“摄政公园”第一天上班,就穿着开领衬衫和卡其裤,把那些数据库女王们搞得鸡飞狗跳。但话说回来,就算你给黄鼠狼穿上网球服,它终究还是黄鼠狼。
“你以前是查尔斯·帕特纳的私人助理,后来才调到‘泥沼府’,对吧?”
人家问这话,肯定心里有数。她点了点头,惠兰接着说道:
“帕特纳在任时搞过一套规矩——而且是非法的。”
“我可没参与过查尔斯办公室里的那些事儿。”
“我还以为你跟他挺亲近呢。”
“我也曾这么想过。”
惠兰顿了顿,可凯瑟琳一时也接不上话。
“那套规矩叫‘防水计划’。这名字你听过吗?”
“嗯,这个词并不陌生。可我真不记得在工作场合碰到过。”
“据说跟失踪案有关。”
这话倒也说得通——她在军情五处的生涯里,大大小小的失踪案件可没少遇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