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汉战神：霍去病传(风起大漠) 正文 第四章 一战河西 独领风骚

    汉武帝初登大位就有了切断匈奴右臂的宏大战略构想，可是这一构想从提出到实施，经历了很多波折，直到霍去病把这一构想变为现实，历时长达18年。汉武帝策划的一战河西走廊，更多的像是一场赌博，而战无不胜的霍去病在这场军事冒险中胜出，其不畏强敌、长途奔袭、勇猛突击的战术风格得到汉武帝激赏。从此，一颗将星冉冉升起，开始独当一面，成为与卫青齐名的帝国双璧。随着霍去病成为帝国的台柱子，卫青开始逐步隐退。

    第一节断其右臂费周章

    元朔四年（前125年），汉武帝32岁，正是年富力强、精力旺盛、雄心勃勃的年纪。一个人的到来把汉武帝的雄心壮志刺激到无以复加的新高度，这个人就是张骞。

    说来话长，那还是公元前138年的事，汉武帝刚满19岁，登基坐殿才3年，已经把对匈奴作战的事宜提上议程，准备还以颜色，一雪前耻。

    怎么还以颜色是个战略问题。“天子问匈奴降者，皆言匈奴破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月氏逃遁，而常怨仇匈奴，无与共击之。”远交近攻是老祖宗传下来的政治智慧，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这在任何时代都是真理，与敌人的敌人结盟是顺理成章的事。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在公元前138年，离与匈奴撕破脸皮的马邑之谋还有5年之久，汉武帝曾有一个联合月氏、夹击匈奴的宏大计划。他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策，就是派张骞越过匈奴占据的河西走廊去西域，联络与匈奴有血海深仇的月氏人，结成军事同盟，从东面和西面同时出兵，形成两面夹击之势。可见，为了与匈奴决一死战，汉武帝深谋远虑，未雨绸缪。

    从广义上来讲，西汉时期的西域，是指玉门关以西的广大地区，包括天山南北，葱岭以西的中亚、西亚等地区，范围极其广大，是泛指，没有精确的地理定位。仅就天山南北而言，形势就已经非常险恶复杂。天山北路降水充沛，草木丰茂，牛羊成群，是优良的天然牧场，当时已被匈奴占据，由匈奴右贤王和右将军管辖。天山南路因为受到昆仑山、天山的阻碍，海洋的水汽难以随风到达，气候干旱，降水很少，汉初这一地区散布着36个国家，总人口大约有30多万，大多从事农业，也有少数牧场零星分布，居民大多数在城郭屋宇里居住，几乎一个城堡就是一个国家，与游牧民族“天当房子地当炕”的生活方式完全不同，故称“城廓诸国”。从中原通往西域，也就形成了两条交通线，一条是从甘肃出玉门、阳关南行，沿着昆仑山北麓向西，经过且末（今新疆且末县）、于阗（今新疆于田县），至达莎车（今莎车县），这是到达南道诸国的路线。还有一条也是出玉门、阳关后，转而北行，由姑师（今吐鲁番）沿着天山南麓向西行进，经过焉耆（今焉耆县）、轮台（今轮台县）、龟兹（今库车县），到达疏勒，这是到北道诸国的路线。南北两道之间，横亘着一望无际的塔里木沙漠。张骞通西域前，天山南路诸国已被匈奴所征服，并在此设置了“僮仆都尉”，常驻焉耆，作威作福，向“城廓诸国”征收粮食、羊马。所以，南路诸国实际已成匈奴一个重要的物资补给线。

    而张骞所要联系的大月氏并不在天山南北，而且葱岭以西，当时那里有大宛、乌孙、大月氏、康居、大夏等国。由于距匈奴相对较远，尚未直接沦为匈奴的属国，保持着一定的独立性。但无论是东方的汉朝还是西方的罗马对这些国家都还没有什么政治影响。所以，匈奴就成为唯一有影响的强大地区力量，上述诸国或多或少受制于匈奴。

    以汉武帝的眼光来看，联合大月氏，沟通西域，打破匈奴的控制局面，并且建立起汉朝对该地区的威信，扩大影响力，确实是孤立和削弱匈奴，并最后彻底战胜匈奴的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步骤。

    张骞的出使经历曲折百回，可谓书写了外交史上的传奇。在出使途中，被匈奴扣留了10年之久，并在匈奴娶妻生子，可是张骞始终没有忘记联络大月氏的使命。最后，张骞趁匈奴不备，逃离匈奴。他和战友取道车师国（今新疆吐鲁番盆地），进入焉耆（今新疆焉耆一带），又从焉耆溯塔里木河西行，经过龟兹（今新疆库车东）、疏勒（今新疆喀什）等地，翻越葱岭，到达大宛（今费而干纳盆地）。张骞在大宛请了向导，在向导的带领下到达康居（今巴尔喀什湖和咸海之间），历尽艰难困苦，终于到达大月氏，见到了月氏的最高统治者。或许是慑于匈奴的兵威，或许是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冲淡了以前的血海深仇，又或许是月氏人找到了远比故国更好的生存家园，月氏人对张骞联合夹击匈奴的提议丝毫不感兴趣，也无意再去光复祖宗的旧河山。大感失望的张骞在月氏活动了一年之久，毫无结果，只好怏怏而归，途中又被匈奴扣留一年，直到公元前125年才回到长安。这时的西汉王朝已经与匈奴大打出手，数次交兵，杀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

    回到长安的张骞给汉武帝打开了一个广阔无边的世界。这个世界如此壮阔而又美好，“大宛国在我国正西方约一万里处。当地人定居，耕种田地，多产好马，马汗像血一样红（这引起了汉武帝极大的兴趣，于是有了后来贰师将军李广利征伐大宛的战事发生）；有城郭、房屋，与大汉相同。大宛国东北为乌孙国，它的东面为于阗国（今新疆和田）。于阗以西，河水都向西流入西海；以东的河水则向东流入盐泽（今罗布泊）。盐泽一带的河流在地下流淌，成为暗河（这让好奇心强烈的汉武帝啧啧称奇），往南就是黄河源头。盐泽距离长安约5000里（张骞真是聪明人，让汉武帝有了直观的印象）。匈奴国的西界在盐泽东面，直到陇西长城，南面与羌人部落接壤，将我国通往西域的道路隔断（打通河西走廊，开通西域道路的想法也许就在此刻发生）。乌孙、康居、奄蔡、大月氏都是游牧国家，逐水草而居，风俗与匈奴一样，大夏国（今阿富汗东北）在大宛西南方，其风俗与大宛相同。我在阿富汗时，曾见到我国邛山出产的竹杖和蜀地的布，我问他们：‘这东西是从哪里得来的？’阿富汗人说：‘是我国商人去身毒（印度）买来的。”身毒在阿富汗东南约几千里之外，习俗是定居，与阿富汗一样。据我估计，既然阿富汗在我国西南1.2万里外的地方，而古代身毒又在阿富汗东南几千里外，且有我国蜀地的东西，说明身毒距蜀地不太远。如今我国去阿富汗，如取道古代羌人（青海一带）地区，道路险恶，羌人又相当讨厌；如从稍北一些的地区走，便会落入匈奴人手中。”

    今天我们可以想象君臣二人娓娓而谈乃至彻夜难眠的场景。世界竟然如此广大，除了汉帝国，还有大宛、大夏、安息（伊朗）等那么多的国家，如果争取到它们的归附，那么，大汉的疆域可以扩大千万里，远方的人将来朝见中土，风俗各异的国家将归入大汉版图，大汉天子的威德将遍布四海。这些话对于一向喜欢开疆拓土的汉武帝而言，可谓挠到了他的痒处，说到了心坎上，这是多么光辉的霸业啊。

    且说，经过几次大规模的军事较量，匈奴本部接受西汉降将赵信的建议，把主力撤到漠北，与汉军展开了飘忽不定的游击战，左贤王部也收缩了战线，不再轻易出动。西汉与匈奴之间攻守易势，汉军基本上掌控了战场的主动权，西汉边境暂时解除了威胁。可战争的机器已经启动，就根本停不下来。随着张骞的归来，汉武帝的雄心壮志爆棚，很快将目光转向了遥远的西北。是的，斩断匈奴右臂的时候到了。

    让汉武帝心目中念兹在兹挂念不已的“匈奴右臂”位于遥远的河西走廊。河西走廊东起乌鞘岭，西至玉门关，长约1000公里，南面是高耸入云的祁连山和阿尔金山系，北面则是连绵不断的马鬃山、合黎山和龙首山，南北两大山脉之间急剧下陷，形成了西北东南走向的狭长平原，最窄处仅数公里，最宽处则近百公里，形如长长的走廊，因位于黄河以西，又称河西走廊，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造就了这一神奇地貌。虽说这里深处内陆，气候干燥，降水稀少，可是在祁连山4500米以上的高山上，覆盖着丰厚的永久积雪和连绵不断的冰川，每年春夏时节，山上的积雪和冰川就开始融化，顺着山川汩汩而下，在走廊里孕育了三大南北走向的水系，即石羊河水系、黑河水系、疏勒河水系，还有数不清的内陆湖泊镶嵌其间，波光粼粼，如同星河坠落人间。水是生命之源，有了水，世间万物都能生存，马鬃山、合黎山树木满山，绿荫遍地，祁连山也是峰峦叠嶂，森木葱郁。走廊里河流纵横，水草丰茂，森林广阔，在浩瀚无垠的西北大漠，如同美如仙境的世外桃源。冰川融水孕育了星罗棋布的绿洲，形成了大大小小的平原，以大黄山和黑山为界，分为石羊河流域的武威、永昌平原，黑水流域的张掖、酒泉平原和疏勒河流域的玉门、敦煌平原区域。这里曾是中原地区通往西域的咽喉。绿洲的发达，不仅为风尘仆仆的商旅提供了补充原料和长途跋涉的临时休整地，同时也为畜牧和农耕提供了无尽的源头活水。因此，这里是一块水草丰美、牛羊遍地的风水宝地。但谁也不会想到千百年后，这儿戈壁荒漠，风沙蔽日，竟会成为世界上最干旱、荒漠化最严重的地区之一。

    这块宝地不断变换着主人，据说早在五帝时期，千里河西的黑水之滨就有人类活动的遗迹，留下了凉州的磨嘴子、马家窑文化，皇娘娘台、海藏寺的齐家文化，沙井子、暖泉的沙井文化等人类文明遗迹，说明了从那时起，远古先民就在这里繁衍生息。夏商时期，雍州、凉州等地是游牧部落犬戎的势力范围，河西走廊为西戎的驻地，西戎首领在此行使统治权。周武王灭商建立西周后，这里为北羌、马羌、西戎等部落占据，北羌、马羌、西戎都是中国古老的几个强悍部落，雄踞西北长达数个世纪，成为中原王朝的劲敌，在历朝典籍中屡屡出现它们的名号。西周时统治者分天下为九州，此地属雍、凉二州，旧称“雍凉之地”。周幽王时期，幽王改以嬖宠美人褒姒为后，其子伯服为太子，废掉正后申侯之女及太子宜臼。申侯借来戎兵，将周都镐京包围。周幽王连忙举烽火求援，但各地诸侯无一响应，周幽王被申戎联军打得大败，周幽王、虢石父、新立太子战败被杀，西周灭亡。

    斗转星移，岁月变迁。西戎东迁后，千里河西又为氐羌所据。春秋时期，正当秦国人与中原及南方诸国你征我伐、杀得天昏地暗的时候，被中原人暂时忽略的河西走廊地区却是安安静静的。这里生活着两个游牧民族：月氏和乌孙。千里河西由乌孙、月氏两大部族共同享有，并以河西最大的内陆河黑河为界，月氏居东，乌孙居西，彼此相安无事。据学者研究，中原夏王朝被殷商族人推翻后，夏族四散逃难，其中有个夏朝的姻亲部落有虞族先迁雁门西，再迁至敦煌、祁连间定居，他们就是乌孙人的先祖，而月氏人也是来自中原的移民。无论这种说法可靠与否，至少在中原列国杀伐正酣的春秋战国时期，这两个民族已是河西的主人了，当时月氏人控制着河西的大部分地区，西至今敦煌，东至今武威，都是月氏人的势力范围；乌孙人则居住在河西走廊的最西端。战国后期，月氏的势力发展起来，“有控弦之士十余万”，就渡过了黑河，打败了乌孙，乌孙王难兜靡被杀，乌孙人被迫西迁，月氏人把整个河西据为己有，这里成了月氏人繁衍生息的乐园。月氏人还在黑河西岸修筑起著名的昭武城，昭武城恰恰在河西的中心位置。当时的昭武城颇具规模，四面高墙，城内驻扎着控弦之士数万。城内非常繁华，食肆林立，皮货铺、肉铺、匠作铺、兵器铺、牛羊市、马市等，一应俱全，俨然一名城。月氏王王宫矗立在城市中心，俯瞰全城，月氏王居住在气派的王宫内，坐拥貌美如花的阏氏（王妃），身旁婢侍如云，这里成为名副其实的地区权力中心。公元前3世纪末，月氏与蒙古高原东部的东胡联手，从东西两面胁迫游牧于蒙古高原中部的匈奴，成为匈奴的劲敌，匈奴被迫向月氏称臣纳贡。日后赫赫有名的冒顿单于也曾经作为人质在昭武城生活了一段时间。西汉前期为月氏的鼎盛时期，西汉商人千里迢迢，把生意做到了这里，月氏商人也向内地求财，并在安定郡鹑阴县（今靖远）开辟“月氏道”，月氏商队可由此过黄河直达长安，驼铃声声，回响在远古商道上。

    不过，老话说得好，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风水总是轮流转，由此衍生出连环不断的冤冤相报与家国情仇。月氏人赶走了乌孙人，独霸了河西全境，遂了心愿。然而好景不长，月氏人还没来得及过上几年清静日子，就遭到匈奴人的强烈攻击，遭遇了与乌孙人相似的命运。强大起来的匈奴不但对汉朝构成了威胁，更给月氏带来了灭顶之灾。冒顿单于先打败了东边的东胡，匈奴骑兵乘灭东胡之威，像洪水一样从蒙古高原倾泻下来，冲入河西走廊，对月氏进行武力攻击，月氏人难以抵抗。汉文帝前元四年，冒顿单于命令匈奴右贤王全面攻击在河西走廊居住的月氏人，月氏人难以撄其锋，连连向西败退。到了老上单于时，匈奴人再接再厉，再次大举进攻，重创月氏，匈奴攻占昭武城，一举杀掉月氏王，并用月氏王的头骨制作饮器。在残暴的匈奴大军冲击下，月氏部落星散，大部分离开了世世代代繁衍生息的土地，举族向西逃亡，然后在伊犁河、楚河流域停了下来，以后又迁到阿姆河流域。沃野千里的河西走廊遂被匈奴收入囊中。从此，匈奴人在这里繁衍生息。河西走廊有两道山脉挡住寒流，气候比较温和，土地肥沃，水源充沛，是一片水美草肥的大牧场，远不像匈奴人的老家漠北那么寒冷多雪。匈奴人将大批部众迁入河西，划分地界，成为他们的乐土，形成了大大小小几十个部落，如折兰王、休屠王、卢胡王、酋涂王、稽沮王、呼于屠王、遬濮王等，各拥部众，以右贤王为权力中心，一呼百诺。其中两个最有实力的部落是右贤王的血缘近亲，一个是浑邪王，住在西城，统驭今酒泉、张掖、山丹一带，拥有祁连山下最好的一片牧场，势力也最强大；另一个是休屠王，其王庭在谷水中游，管辖今甘肃武威一带，拥有谷水中下游大片牧场。匈奴人准备在这里长久安家，踏踏实实过日子。

    遥遥千里祁连山里，处处皆是草深林密的天然牧场。匈奴族的牧人们散居在各个山谷里，自由自在地放牧、狩猎，整个河西走廊大约生活着10万之众的匈奴人，约占匈奴总人口的二十分之一，拥有能战之师4万余人，是相当可观的一支侧翼力量。

    匈奴人利用优越的自然条件，把河西走廊打造成为支持战争的重要物资供应基地。匈奴诸王利用优越的自然条件，在千里河西放牧牛羊，饲养马匹，生产军粮，对过往商旅课以重税，开设生产兵器和生活日用品的铁木制造厂，制造车辆以及矛、弓箭等武器，源源不断地支援匈奴本部发动大规模的掠夺战争。

    河西地区东有黄河天险，南北有高山阻挡，西控通往西域的交通要道，易守难攻，进退自由，为匈奴采取军事行动提供了许多便利的条件：北可直接与单于庭联系，南可与羌等少数民族结为军事联盟，西可统领西域诸国，东可侵扰汉朝的西北边境，劫掠人口。

    不仅如此，河西走廊还是匈奴人监视西域诸国并切断东西方联系的战略控制点。河西走廊以西的西域地区共有36个国家，南北为大山，中部有河流，东西长6000余里，南北宽千余里，东部与汉朝的玉门、阳关相连接，西部直到葱岭。西域各国都受匈奴统治。匈奴西部的日逐王设置了僮仆都尉统辖西域各国，常驻于焉耆、危须、尉黎一带，向西域各国征收赋税，掠取各国的财富。西域诸国无不唯匈奴马首是瞻，仰其鼻息，匈奴对他们诛求无已，勒索不止，作威作福，成为实际上的统治者。西汉王朝要想沟通西域诸国，必须打掉这个拦路虎。

    更让汉武帝如芒刺在背的是，匈奴利用河西的力量勾连和控制羌、氐人，从西部对西汉造成实实在在的压力。羌族的原始分布地在河西走廊之南，洮、岷二州之西。分布的中心在青海东部，古之所谓“河曲”（黄河九曲）及其以西以北各地。氐族处于汉、羌两族之间，氐族的原始分布地在今甘肃东南、陕西西南、四川西北地区，即汉时的武都、天水、陇西、广汉等郡一带。羌、氐人部落众多，各有豪帅，没有形成统一的政治力量，唯其如此，他们才更容易被分化拉拢。如果羌人、氐人成为西汉的敌对力量，那么西汉王朝不仅在北面遭到匈奴的攻击，而且西边也将承受着沉重的压力，可谓两面受敌，处境极为凶险。

    作为雄才大略的战略家，汉武帝非常明白其中的利害关系。河西作为西汉出击匈奴的前沿基地，同时又是西汉经营西域的后方阵地，拔掉河西这颗“钉子”，切断匈奴与羌人的联系，同时打通丝绸之路，沟通与西域诸国的联系，不但可以获取“天马”“奇物”，更可以招徕西域各族，利用当地各族之间的矛盾孤立匈奴，以“断匈奴右臂”，对匈奴形成有效钳制。祁连山北麓原来有匈奴最大的马场，夺取这一地区又可以为汉朝补充军马，为日后向漠北的匈奴单于、左贤王部发动进攻创造良好的条件。因此，汉武帝决定把主战场转移到西北地区，夺取河西之地，以解除汉朝西部边境的威胁，并为进一步经营西域、北击匈奴奠定基础。

    张骞西域之行表明了月氏指望不上，可决心已定的汉武帝决定凭自己的力量拔除河西走廊这颗“钉子”。出击河西走廊的计划在汉武帝心中逐渐成形了。

    第二节长驱河西若等闲

    决心已下，剩下的只是时机问题。经过河南地、定襄几次战役的激烈较量，匈奴单于损失惨重，马踏长城，饮马黄河的信心完全失去，他听从了汉军降将赵信的建议，将主力撤到大漠以北，试图以逸待劳，在漠北迎敌；大漠以南的广大地区，仅剩下匈奴左贤王和河西的浑邪、休屠二王。东部的左贤王部虽然没有遭到重大打击，仍不断袭扰汉边，但规模不大，在匈奴本部远撤漠北后，缺乏本部配合，难以有所作为；更重要的是匈奴右贤王的主力被消灭大半，成为残破之军，士气低落，战斗力极为低下，不得不向西北收缩，大部分龟缩在科布多地区和杭爱山西北端的乌里雅苏台一带。作为右贤王属地的河西走廊门户洞开，就成为孤悬西域的一块地方，成为汉军最好的首选打击目标。其次，汉军从未对河西敌军采取过军事行动，河西敌人一向处于和平环境之中，浑邪、休屠二王多年来又一直把主要精力集中在控制西域和西羌之上，对汉军并不怎么注意，麻痹大意，汉军进行突然袭击，打他个措手不及，容易取得战果。

    公元前122年，是个祥瑞之年。皇长子刘据已经6岁，被册立为太子，汉帝国有了法定的继承人，普天同庆，大赦天下等花样剧本陆续上演。更凑巧的是，当年10月，汉武帝巡幸至雍州，祭祀于天，捉到一头长有一只角、五个蹄子的怪兽，没有人知道这是个什么东西。这时王朝的“拍马屁系统”启动了，主管官员奏道：“陛下祭祀虔诚，上帝作为回报，赐陛下独角之兽，这大概就是传说中的麒麟，这是天降吉祥啊。”于是，将独角兽献于五祭坛，供奉上天。主管官员继续拍马，又奏道：“帝王的年号应用上天所降的祥瑞定名，而不宜使用一、二等数字，陛下第一个年号称‘建’，第二个年号因长星出现而称‘光’，此次郊祀得到一头独角兽，所以应称‘狩’。”于是该年改称“元狩元年”。当时的济北王刘胡认为皇上将要前往泰山封禅，祭祀天地，也很知趣，便上书朝廷，表示愿献出泰山及其周围城邑。汉武帝很高兴，为嘉奖他的行为，将别的县划给他作为封地，以示补偿。

    不过，元狩元年还发生了淮南王刘安和衡山王谋反的事，因受牵连而被处死的列侯、二千石官员及地方豪侠人物数万人。淮南、衡山两件大案子，虽然因内部内讧而没有掀起多大的风浪，但是无形中推迟了汉武帝筹划已久的军事行动。待这些事情处理完毕，元狩二年到了，出击河西走廊的计划不能再拖下去了。

    汉军从未与河西之敌交过手，除了张骞出使西域的“凿空之举”，绝大多数将领对于河西走廊的敌情、地形、地貌、风土民情如同雾里看花，一片朦胧。如果过于谨慎迟缓，则可能使敌人有所准备，并引起其他战线敌军的联动，形成对峙，就会造成被动，再打就难了。这一仗不打则罢，战则必胜，快刀斩乱麻，最起码要把敌军打残，为最终收复河西走廊创造有利条件，因此，必须选择能征敢战之将作为统帅。打好这一仗，统帅是关键。说实在话，经过多年与匈奴的军事斗争与战火磨炼，汉军中能征惯战之将不在少数，如曾经服侍过刘家三朝的骨灰级战将李广等人，还有在汉武朝勇立潮头多次立功的卫青，都是统帅人选。可是，由于多年征战，师老兵疲，将帅谨慎有余，闯劲不足。经过再三权衡，汉武帝都在心中一一否定了，最终，他选择了年少有为敢拼敢杀的将领霍去病。

    其实，汉武帝的选择并未得到时人的认可。与当时的大多数汉军宿将相比，霍去病从军打仗只有一次，是作为票姚校尉身份出征的，连个杂号将军都不是，阅历浅，资历更浅。这样的资历怎么能作为统军主将，这不是拿着军国大事当儿戏吗？

    也许为了加重霍去病的威权，元狩二年，在进军河西的行动开始之前，汉武帝干脆特地设置骠骑将军这个职位，并把它授予霍去病，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将军名号。按照汉武帝时期军队形成的惯例，将军等级高低如下：第一为大将军，第二为骠骑将军，第三为车骑将军，第四为卫将军，再往下就是前、后、中、左、右将军，这些都是可以统率一支军队独立出征作战的将领，最后则是杂号将军。由此可知，霍去病由校尉一跃成为军队等级序列中的二号人物。对于一个20岁的青年越级提拔，可见汉武帝对霍去病寄予了厚望。

    这就是胸中充盈英雄气概的汉武帝的用人风格，霍去病就是他用来收拾河西走廊的快刀。事实证明，汉武帝没有看走眼。

    “校尉征兵出塞西，别营分骑过龙溪。沙平虏迹风吹尽，雾失烽烟道易迷。”兵机一动，刻不容缓。元狩二年春，春寒料峭，北风肆虐，千里黄河依然冰封如故。车辚辚，马萧萧，骠骑将军霍去病率领1万虎狼之师，从陇西（今甘肃临洮）出发，从黄河河面踏冰而过，过金城（今甘肃兰州西北）、令居（今甘肃永登西），渡过乌亭逆水（今庄浪河），一路风餐露宿，来到了乌鞘岭。

    霍去病墓旁的《马踏匈奴》石雕刘宏摄影

    以河西走廊的地形来说，乌鞘岭无疑是阻击汉军的第一道防线。乌鞘岭位于祁连山脉北支冷龙岭的东南端，东西绵延17公里，南北宽约10公里，最高峰毛毛山海拔4070米，山顶“盛夏飞雪，寒气砭骨”，像一条巨龙横亘在河西走廊西口，龙头在西，龙尾在东，头高尾低，蜿蜒曲折，素以山势峻拔、地势险要而驰名，把河西走廊堵了个严实，成为陇中高原和河西走廊的天然地理分界线，也是季风所能到达的最西点。乌鞘岭北面的雷公山挺拔高耸，南面的牛头山则是云雾缭绕，乌鞘岭的北段突然下陷，形成了一条长30公里、宽不足半公里的险关隘道，这就是号称“金关银锁”的古浪峡，两侧壁立千仞，如同刀削斧劈，垂直而下，仰视天空如坐井底，煞是险峻，是进入河西走廊的门户和咽喉，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史家曾称“河西之战十有九战于古浪，古浪之战，十有九战于古浪峡”，可见是兵家必争之地。可是，对于如此重要的军事要冲，当时河西的匈奴竟然没有派兵驻守，可见，这里的匈奴长期以来过着无忧无虑的太平日子，一向缺乏戒备，对汉军的到来茫然不知，由此也可看出汉军行军之速，从而为霍去病纵横河西创造了绝佳的战机。

    为避免被匈奴军和羌人所发现，汉军沿古浪峡急速进军，穿过古浪峡，河西走廊豁然呈现在大军眼前。翻过大斗拔谷就是匈奴遫濮部的营帐，这是汉军遇到的第一股敌人。遫濮部是河西匈奴的一个小部落，拥众数千。遫濮部落虽然人数不多，但却是匈奴名门望族，经常与单于本部贵族保持着联姻关系，也是匈奴战马的最大供应地。它利用河西优越的自然条件，常年在边地草原放牧养马为生，匈奴军队的骑兵所需战马多数由遫濮部提供。因此，对于匈奴而言，其地位非常重要。此时正是初春时节，牲畜繁衍生息，遫濮部落族人日夜忙于接羔放牧，人困马乏，毫无防备。汉军纵马突击，个个争先，一拥而上，杀死遫濮王，遫濮王部众狼奔豕突，丢盔卸甲，四散逃命。

    霍去病对逃散的敌兵不屑一顾，纵兵继续西进，越过狐奴河（今武威石羊河），经过苍松、鸾鸟、小张掖，沿途一路向西扫荡，顽抗者杀之，顺从者赦之，对其财产与子民一概置之不问，只管纵军深入，如同风卷残云，无人敢挡，接连扫荡了走廊内的5个匈奴小部落，向西驰骋1000余里，直奔焉支山（今甘肃山丹大黄山，亦称燕支山），目标指向河西走廊势力最雄厚的浑邪王部落。

    浑邪王统治河西的西部，控制着张掖黑河流域，大约是当今甘肃酒泉地区，是原大月氏的核心控制区，浑邪王依然以月氏人在黑河西岸修筑起的昭武城为王城。汉军如同神兵天降，当时浑邪王部根本没有预料到汉军会长途奔袭至此，慌乱之中，四处逃命，汉军一举俘虏了浑邪王子及其相国、都尉等官，浑邪王打马落荒而逃。这是霍军进军河西走廊的最西点。霍去病接着挥师向东，连续攻击扫荡休屠王的领地。休屠王管辖河西东部，控制着石羊河流域，大约当今甘肃武威地区。休屠王城依石羊河而筑，城南北长约400米，东西长约200米，有里外两重城，自成一片天地，这对于习惯于住营帐的匈奴人可谓是个异数，只能说他们继承了以前月氏人的居住习惯。汉军铁骑如风，往来冲杀，猝不及防的休屠王战败逃走。慌乱中，休屠王的祭天金人都被弃置不顾，被汉军缴获，后被霍去病带回，作为战利品送到长安。对于汉人来说，祭天金人不算什么，但对于靠天吃饭的匈奴人而言，却是一件至关重要的礼器。祭天是匈奴的头等大事，体现了游牧民族敬畏天地尊重自然的情怀以及祈求风调雨顺的良好愿望。匈奴人每年正月和5月都分别在单于王庭和龙城祭祀天地鬼神，祭天金人作为其民族的精神象征或精神寄托，成为一种图腾，象征着力量与强大，是不可缺少的礼器，重要性不言而喻，匈奴单于专门把祭天金人交给休屠王保管。祭天金人的丢失对于匈奴人而言意味着什么，也就可想而知了。所以，匈奴单于对失去祭天金人极为不满，准备斩杀休屠王、浑邪王，这成为他们降汉的一个导火索。

    为此，汉武帝命人把祭天金人放置于陕西淳化西北甘泉山的甘泉宫内。甘泉宫建在甘泉山上，这里山高林密，空气清新，气候适宜，风景优美，是秦汉乃至隋唐时期的避暑胜地。“周回十九里一百二十步，有宫十二台十一”，规模仅次于长安未央宫，是西汉皇帝的行宫之一。另有记载说甘泉宫遗址“宫殿楼观略与建章相比，百官皆有邸舍”，可见朝廷百官也时常往来盘桓。汉朝刘歆的《甘泉宫赋》中写道：“离宫特观，接比相连。云起波骇，星布弥山。高峦峻阻，临眺旷衍。深林蒲苇，涌水清泉。”汉武帝一生多次巡幸甘泉宫，防外侮、巡边境始终是其一生的重要活动内容。在甘泉宫专门修建了休屠、金人、径路神三座祠堂，汉武帝的用意非常明显，就是借此羞辱匈奴，夸耀武功。

    话说河西的匈奴军队在汉军的连续打击下，终于清醒了过来，在浑邪王和休屠王的连续敦促下，匈奴部落军队开始集结，整军来战，汉匈两支军队相互寻战，在皋兰山下两军终于相遇，展开了激烈的对决，这是西征路上汉军打的最大的一场战役。

    皋兰山是今天张掖地区高台北的合黎山，位于河西走廊中部，山北是浩瀚无垠的沙漠，山南隔着河西走廊与祁连山遥遥相对，山上林木青翠，郁郁葱葱，是上古传说中神话人物生活的仙境。据说周穆王驾着八骏之乘拜见西王母于昆仑山瑶池之上，留下了一段美丽的爱情传说，所谓的昆仑山指的就是皋兰山。可是此时这里却是杀气弥漫，仓促集中起来的2万河西匈奴能战之师已经严阵以待，朔风阵阵，号角声声，惊天动地，旌旗蔽日，摄人心魄，看来匈奴军要与汉军一决雌雄，拼个你死我活。

    经过多年的角逐，汉军已经摸清了匈奴军队的战法，往往来去如风，利用广阔无垠的大漠与汉军周旋，忽而东，忽而西，一日奔行数百里是家常便饭。汉军最大的难题就是摸不清敌人的踪迹，不是数日碰不上敌人，就是与敌军主力发生遭遇战，从而导致在总人数上超过敌军的汉军，在某一路上反而处于劣势，陷于被动挨打的境地。因此，对于汉军而言，就要抓住敌军主力，狠狠打上一架，然后一仗决胜负定乾坤，使之成为战争转折点，可是在茫茫草原上，这样的机会是不多的。而河西敌军竟然敢列阵相迎，以硬碰硬，可见对汉军的战斗力不甚了解，吃亏是必然的。

    狭路相逢勇者胜，尽管汉军已经在河西连续作战，纵横驰骋了四天之久，将士疲惫，战马消瘦。可是面对占优势的敌人，如果不鼓足勇气，拿下这一仗，那么整支队伍可能就被匈奴完全消灭在皋兰山下。霍去病深知这个道理，所以他重振精神，奋马扬鞭，手挥战刀，率先向敌阵冲击，汉军将士紧紧跟随主帅冲杀，个个奋勇，人人争先，在战场上杀作一团，可谓刀光闪闪，箭如飞蝗，喊杀声、惨叫声不绝于耳。霍去病手下偏将赵破奴遥遥望见敌阵中一人骑着高头大马，身穿貂裘，头戴锦帽，身边拥簇着十几个卫士，在阵中指挥，不断敦促士兵冲击。他连忙挽弓搭箭，正所谓弯弓如满月，箭去似流星，一箭将其射落马下。匈奴军队攻势顿挫，接着阵脚大乱，一些匈奴骑兵开始打马而逃。汉军趁势发起总攻，匈奴军队溃不成军，四散奔逃，到处旌旗散布，尸横遍野。经过清点战场，询问俘虏，知道被赵破奴射杀的是折兰王，另外卢侯王也被乱军所杀。浑邪王、休屠王则在卫兵护卫下逃走。

    打败了匈奴军队的围追堵截，霍去病收拾兵马，沿着原路撤军。一路上风清月朗，凯歌而归，再无战事。

    “六日破五国，胡尘千里惊。”这是一场艰苦卓绝的孤军远征。没有后续援军，没有后勤保障，1万汉军孤军深入，用了区区6天时间，转战千余里，如同飓风一般，来去自由，踏破匈奴5个部落，深入匈奴境内1000余里，几乎洞穿了整个河西走廊，杀死了折兰王和卢侯王，抓获了浑邪王的儿子及匈奴相国、都尉，缴获了休屠王的祭天金人，歼灭匈奴生力军8900多人，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给河西匈奴军以沉重的打击。汉军虽然取胜，然而劳师远征，自己也损失了7000多人，1万精锐只剩不到3000人，可谓杀敌一千，自伤八百，付出了重大的代价。

    第三节长途奔袭奏奇功

    霍去病班师回朝，虽然折兵过大半，七千精兵魂归河西，但是汉武帝却兴奋异常，对霍去病抚慰备至，大加封赏，并昭告天下，益封2000户给霍去病，以表彰他首次独立出征建立的功勋。

    汉武帝为何如此偏爱霍去病，以致有赏罚不明的嫌疑呢？

    首先，这是汉武帝的一次军事试探行动。由于当时汉军对河西的地理和敌情了解不多，所以汉武帝只以万骑出征，深入虎穴，没有任何偏师的战术支援，相对于以前汉武帝动辄出动数万大军，而且多路发动的历次军事行动，这次毫无疑问带有一定程度的试探性，显然是带有为日后的大规模出兵进行侦察，同时也是对霍去病能力的一次测试。要想犁庭扫穴，拿下整个河西走廊，还需要更大的军事动作，这在汉武帝心中已经是成竹在胸了。

    其次，这次军事行动充分展示了霍去病的军事指挥才能，那就是不畏强敌，长途奔袭，勇猛突击。而这正是老成持重的将领所缺乏的特质，这对于急切需要新鲜血液补充汉朝将领队伍的汉武帝而言，可谓得其所哉，遂其心愿，得一将才胜于十万雄师，所以汉武帝兴奋之情难以形容。

    西北用兵有着特有的规律。后世兵家左宗棠曾经说过，西北用兵，以筹集粮草为先手，即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这是历代兵家所遵循的规律。所以，他在西北用兵时，往往后勤准备非常充分，计划十分周密，即所谓的“缓进”；可是一旦战争打响，左氏就采取“急战”姿态，马不停蹄，如同秋风扫落叶，日夜追杀，使敌人完全没有喘息之机。在收复新疆的军事行动中，老于西北兵事的左宗棠用了整整3年时间，而其中真正用于作战的时间不过4个月，大量的时间花费在战争准备上。

    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考察霍去病的首次河西之战，具备着这样几个特点。

    第一，在出兵时机上有很强的选择性。匈奴人以游牧为生，居无定所，其生存状况严重受自然环境的制约，他们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也很弱，遇到寒潮和暴风雪、旱灾、蝗灾，牲畜都会大量冻死、饿死，牧民也饥饿不堪，濒于绝境。从前面我们可以看出，匈奴等北方少数民族出兵在时间的选择上具有一定的规律性，一般选择在秋季，这时秋高气爽，草壮马肥，即便不出兵，也是他们在草原上打猎狂欢的时节。西汉与匈奴开战以来，匈奴基本上选择在秋季发动进攻，秋天马肥膘壮，适合征战，而且通过战争可以掠夺大批财富，以迎接苦寒冬天的来临。所以，每到秋天，也是汉朝边关加强警戒的时候，“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即便白昼也是关闭城门，拉起吊桥，防止匈奴骑兵的突袭。经过一个冬天的煎熬，到了春天时节，马匹消瘦不堪，这也是马背上的民族最虚弱的季节，而且他们忙着给牛羊接生，日夜忙碌，可谓人困马乏。霍去病这次出兵，正是在匈奴马力疲弱之际发动的，在时机选择上非常精准用心。

    第二，这是一次比较成功的战术奇袭行动，是一次远距离的军事突击。

    首先，首次出征河西是一次单刀直入的战术突击。没有任何友军进行战术配合，也没有后路援军增援，一万汉军孤军深入，深入敌后，打了一场漂亮的闪电战。在整个战斗过程中，用了区区6天时间，孤军深入河西腹地1000余里，纵横驰骋，冲杀突击，快进快出，来去如风，打得敌人措手不及，人仰马翻，狼奔豕突，根本找不着北。汉军在取得战果后，不恋战，不纠缠，迅速回师，进退自如，可谓痛快淋漓。

    其次，这是一次不要后方不要补给的军事突击。以往汉军的行动往往征发大量步兵参加，主要任务就是负责骑兵部队的后勤补给。而这次参加河西走廊行动的汉军全部是骑兵，没有步兵和车兵配合，在保证达成部队迅速行动的同时，也给军队的补给带来困难，6天时间虽短，可将士需要吃饭，马匹需要草料。但是这次闪电战，不要补给，不要后方，大踏步地前进，深入虎穴，没有后勤支援，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取食于敌。好在汉军第一次在河西走廊展开军事行动，敌人完全放松了警惕，牛羊遍地，汉军可以利用。但是，时间一长，势必难以持久，因此从这个因素上来说，注定了是一次时间难以持久的军事突击行动。

    第三，这次战役把骑兵的作用发挥到了极致，为以后汉军的骑兵远距离作战创造了战法，积累了经验。在秦汉时期，骑兵并不是一个成熟的军兵种，战术素养及运用与北方的对手有着一定的差距。从军事史上来追根溯源，在中原战场上，车兵部队是最早发展也是最成熟的军兵种，有过一段风风光光的岁月。相传木制战车是夏朝的车正奚仲发明的，他打造的战车坚固耐用，已能用于野战。商汤讨伐夏时，商军出动战车70乘，以鸟阵雁行之势，直捣夏都，一举灭掉夏王朝。春秋战国时期，周天子作为天下共主的荣光已成明日黄花。诸侯争霸，群雄并起，中原一片狼烟。大平原的鏖兵逐鹿，使战车的威力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春秋是车战的鼎盛时代，以车为主，车、步合编，随着战争的需要和兵员的扩充，车属步卒由10人、30人一直增加到72人。战车在战场上昂首阔步，八面威风，成为挑大梁的角色。战车的多少，代表了一个国家国防力量的强弱。中原诸国为了取得战略上的优势，纷纷不惜血本，组建自己的车兵部队，于是就出现了不少“千乘之国”“万乘之君”。战车一般由2匹马牵拉，也有用4匹马牵拉的。车上配备甲士3名，左边的甲士执弓远射，右边的甲士执戈、矛近战，中间的负责驾车冲锋。战车进攻时，可以冲锋陷阵，打乱敌人的战斗队形；防守时可以布成阵垒，抵挡敌人的进攻，能攻能守，战斗力很强。据当时的兵家测算，一辆战车可以抵挡敌步兵80人。在绵延几百年的战争中，每次大战都有数百甚至上千乘战车参加。战车虽然攻守兼备，威力巨大，但也存在着战术上的软肋，那就是呆板笨重，转动不灵，只能在平原旷野上使用，在丘陵山地就难以发挥作用。进入战国以后，步兵成为独立的兵种，并取代车兵而居于主导地位。公元前541年，晋国大将魏舒在一次作战中，把车兵改为步兵，这就是有名的“毁车以为行”，也是车战开始走下坡路的信号。不过，在秦汉战场上，车兵依然拥有一定的地位。

    骑兵在中原地区的应用应该始于战国时期的赵武灵王。赵国地处北部边陲，东北同东胡相接，北边与匈奴为邻，西北与林胡、楼烦交界。这些部落都以游牧为生，长于骑马射箭，常以骑兵进犯赵国边境。赵武灵王看到胡人穿窄袖短袄，生活起居和狩猎作战都比较方便，作战时用骑兵、弓箭，来如飞鸟，去如绝弦，与中原的兵车、长矛相比，具有更大的灵活机动性。为加强边防，于赵武灵王下令“胡服骑射”，穿胡人的服装，学习胡人骑马射箭的作战方法。他力排众议，带头穿胡服，骑胡马，练射箭。后来赵国攻下原阳（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东）后，把它改作“骑邑”，以训练骑兵，由车战向骑战的转变，建立起汉民族最早的一支骑兵，使赵国军事力量日益强大，西退胡人，北灭中山国，成为“战国七雄”之一。赵武灵王实行军事变革的成果，不仅使汉民族开始把马运用到战争中，建立起能够同马背民族相抗衡的骑兵，在社会上也养成了纵马扬鞭的尚武之风，到汉武帝时代创造出农耕文明击败草原文明的战争奇迹。因此，后人称颂大汉雄风张扬大汉国威时，不能忘记赵武灵王作为“骑兵开创者”的奠基之功。

    从那个时候算起，中原王朝开始发展骑兵也不到200年的时间，转型是比较慢的。到秦朝统一六国后，军队仍然分为轻车（车兵）、材官（步兵）、骑士（骑兵）、楼船（水兵）四个基本兵种。车兵虽已不是军队的主体，但仍然是战斗编组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兵种。步兵是秦代军队构成中的主体，在平原旷野依然强调以步兵为主的车、步、骑协同作战。秦代及西汉前期的骑兵和战国时的骑兵一样，尚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从军制史的角度而言，汉武帝时期是中国军制史上由步骑并重向以骑兵为作战主体这一重大转折得以完成的重要阶段。此前是骑兵与步兵并重，此后则由骑兵完全取代步兵，进而成为汉代军队的主力兵种，而步兵则沦为辎重兵，为骑兵转运粮草。大规模使用骑兵集团，快速机动，长途奔袭，是汉军战胜匈奴的主要原因之一。

    当然，这一转换是艰难的，付出了无数的头颅和鲜血。汉朝前期，骑兵作为一个高技术兵种，与马背上的少数民族骑兵相比，无论是骑兵的养护、训练以及骑兵战术的运用，都与对手不在一个层次上。当时虽然有马鞍，但是还没有马镫，骑兵处于两脚悬空的状态，脚没有着力点，两腿必须紧紧夹住马身，不利于在马背上来回转换姿势进行格斗。同时，用于马上斩劈的厚背长刀在当时也还没有发明（东汉时期才出现用于劈刺砍杀的环首刀），以当时的兵器而论，汉军惯用的长柄的击刺性兵器矛、戈、戟，在马上进行击刺容易导致骑兵重心不稳，而且由于兵器过长，在马上挥动不便，难以发挥战斗力，而短柄的剑虽然在西周就出现了，由于剑身的长度和重量都不够，在与敌人进行马上交锋时，很难伤及敌人。因此，当时马上交战的利器非弓箭莫属，弓箭短小精干，便于携带，又可以击远，使用非常方便。而射箭是游牧民族骑兵的长技。汉军要想像胡人那样，在马上腾挪飞跃，弯弓射箭，灵活自如，就需要很长的训练时间。这也是中原王朝骑兵逊于北方民族以致畏战怯战的原因所在。

    而河西之战的汉军骑兵体现出不一般的军事素养和特质，完全掌握了骑兵战术的精髓所在，这是汉军打败匈奴军队的要点。从此，汉军骑兵一样能够冲杀突击，军事素质完全可以与匈奴骑兵不相上下，平分秋色。这是一个巨大的质的飞跃。更重要的是，河西之战的意义在于它创造和丰富了骑兵作战的新战法，即长驱直入，远程奔袭，这是河西作战的巨大收获，从此长途奔袭战术获得朝野上下的普遍认同。战场空间因为骑兵的运用开始无限扩大，时人的军事视野也随之放大，以至于后来有了漠北大战的疯狂构想。

    第四，这次战役完美演绎了霍去病的战术风格。

    首先，作战风格大胆，敢于冒险。河西会战中，汉军不过1万人，而匈奴的浑邪、休屠两部却有10余万众，汉军无援军，可谓孤军冒进，深入虎穴，实为用兵大忌。汉武帝的战略计划确实很冒险，也正因为冒险，所以汉武帝在人选上踌躇再三，最后选择了同样喜欢冒险的霍去病。也许，汉武帝的这次河西之役任用年仅20岁的霍去病为主帅，单独统兵进击河西多少有些试探的成分，让霍去病去放手一搏，碰碰运气，带有赌博的色彩。而仅仅在一次战役中亮相的霍去病，其战场表现无疑很对汉武帝渴望突破的胃口，是以大胆提拔，放心使用。霍去病用顽强的战斗作风，高歌猛进，迅速突击，一路追击，六天中转战五部落，长驱直入，高歌猛进，集中优势兵力在连连攻破河西的五个部落，使敌人措手不及，来不及组织兵力进行反击，就弥补了单兵突进的缺陷。在这里与其说霍去病喜欢冒险，不如说汉武本人更喜欢冒险，结果大获全胜，战果辉煌，取得空前的成功。

    茂陵博物馆展出的《霍去病将军征战图》于博文摄影

    其次，霍去病战术风格凶狠泼辣，能打硬仗，勇往直前，作风顽强，攻击力迅猛无匹，具有压倒一切敌人的英雄气概，在河西战役中再次得到检验。“晓战随金鼓，宵眠抱玉鞍。”河西之战并非全是讨巧，也有硬碰硬的对拼。皋兰山一役就是双方主力真正的血与火的较量，生与死的拼杀，霍军以少打多、以疲打逸，以顽强的战斗意志和血战到底的决心带领全军前赴后继、奋勇拼杀，力斩卢侯、折兰二王，取得了战斗的胜利。这一仗可谓是试金石，汉军打出了信心，打出了威风，打出了狠劲，从此树立起顽强、勇猛、凶悍的战斗作风，形成了战至最后一兵一卒也绝不后退半步的强悍风格。此战从精神上彻底摧毁了河西匈奴将士的抵抗意志，使其畏惧汉军如虎，为后来的第二次河西战役打下了精神基础。

    再次，战术灵活，快速应变。霍去病在河西之战中能够随机应变，避实就虚，用兵灵活。霍去病根据匈奴兵力分散的弱点，以迂为直，避实击虚，逐个击破，在运动中屡出重拳，闪击制胜，打得匈奴人晕头转向，摸不着头脑，使匈奴对于其神出鬼没的运动战很不适应，完全陷入被动挨打的局面。汉军高速推进，勇往直前，使敌人根本无法做战争准备，摧枯拉朽般将河西诸小王纷纷击溃。河西大捷为汉军的大兵团长途奔袭战术提供了可贵的实践机会，也证明了该战术的正确性。

    最后，军事行动高速快捷，效率高。河西之战6日之间转战1000多里，大军每天需要奔驰200里，除去必要的休息时间，可以说创造了汉军骑兵行军的纪录。为了加快行军速度，霍去病在穿插分割并包围河西匈奴部落后，顽抗者杀之，投降者赦之，并不抢掠他们的财产与子民，如同狼入羊群，拼命撕咬，来不及进食，而是咬死一只，就迅速扑向下一个目标。汉军骑兵来去如风，高速推进，如入无人之境，让顽抗的匈奴正规军很难发动有组织有计划的反击。

    这是汉朝对河西的第一次用兵，其结果是震撼性的。这次战役的意义在于经过这次摧枯拉朽的军事行动，使河西走廊如同被深耕了一次，满目疮痍，敌人心理受到沉重打击，为以后的战役创造了条件，也为最后迫降河西之敌奠定了了巨大的心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