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汉战神：霍去病传(风起大漠) 正文 第六章 河西受降 威震敌胆
“阴山缚尽犬羊群，万里胡天散阵云。塞外降王三十部，来朝尽隶霍将军。”数万匈奴拱手前来归降，这是前所未有的盛事。纵观整个受降过程，可谓惊心动魄，险象环生，若非霍去病果断处理，采取强力手段予以制止，后果不堪设想。河西受降充分显示了其勇武、机智、果断的军事指挥才能，以及能够控制大局的铁腕手段和临危不惧的胆识。
西汉帝国由此完控河西，实现了汉武帝最初设定的“切断匈奴右臂”的战略目标。这对匈奴的打击是沉重的，匈奴人为之哀歌曰：“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
第一节河西拱手来投诚
经过霍去病两次深入突击，河西敌军被歼灭4万余人，主力损失殆尽，势如危卵，已经没有任何招架还手之力，浑邪王、休屠王惶惶不可终日，寝食不安，施加任何一点外力，都会使河西大局崩溃，无法收拾。
而伊稚斜单于恰恰在这样的形势下又做出了一个很不适宜的决定。对于河西匈奴的失败，伊稚斜单于恼恨万分，不但损失了数万精兵，而且河西地区已经成为残破之区，旦夕不保。他决定追究责任，借浑邪王和休屠王的人头树立威信，杀一儆百，以儆效尤，挽回匈奴连连丧师失地的脸面。于是，他派信使到河西走廊，命令河西二王到漠北的单于王庭开会，准备借此机会杀掉他们。
河西二王与匈奴单于的血缘关系本来就比较疏远，据考证，浑邪部可能为义渠族的支脉，休屠部可能为月氏族的支脉，或者至少有其血统。长期以来匈奴一直把河西作为供应基地，予取予夺，诛求不已，两王早已不胜其烦。况且霍去病两次对河西走廊大动干戈，匈奴本部没有出动一兵一卒对河西走廊进行支援，两王心中早就愤愤不平。这次伊稚斜单于召见他们，一定是摆了鸿门宴，会无好会，宴无好宴，事已至此，如何是好？浑邪王、休屠王坐困愁城，一筹莫展。
大不了是个死，死里求生，或者还有一条活路。浑邪王和休屠王计议了几天，最后横下了一条心，与其死于伊稚斜单于的刀下，做了无名之鬼，不如向对手缴械投降，换取对手的宽恕，就算没有荣华富贵，起码能保住身家性命。
计议已决，就不能再拖延了，如果走漏了风声，一切就无法挽回了。同年秋天，浑邪王和休屠王马上挑选了几个心腹作为使者，秘密前往西汉边境与汉人接洽。几个使者晓行夜宿，一路翻山越岭，风尘颠簸，到了黄河边，也是机缘巧合，负责汉帝国外交事宜的李息正在黄河岸边督率兵丁修建长城。
李息听完了匈奴使者的密报，感觉事关重大，一点也不敢延误，马上派人把使者秘密送到京城长安，向汉武帝汇报。汉武帝听了又惊又喜，这是与匈奴开战以来的一件大喜事！如果说前一次匈奴王子於单跑到汉帝国，那是因为内部纷争，走投无路，不得已而为之，那么这一次可是匈奴的某个部落举地而降，意义十分重大，充分说明了曾经横行天下、不可一世的匈奴，在西汉帝国的沉重打击下，内部已经出现了离心离德、人心涣散的现象，距离他们分崩离析已经不远了。
双方信使多次商讨，对于受降的程序以及投降后的待遇等诸多事宜进行反复沟通，条件最终谈妥，河西二王向大汉王朝投诚的日子越来越近了。派谁去担任受降这个重大而又荣耀的职务呢？汉武帝思虑再三，决定还是由霍去病出马。
汉武帝之所以选择霍去病，自然有他的打算。河西走廊是霍去病出兵拿下的，自然这份荣耀也必须由霍去病去摘取，以酬其功，是顺水人情。同时，汉武帝还有更深层次的考虑。前敌受降，固然荣耀无比，然而也是一个相当凶险的差事。河西匈奴是真降还是诈降，都是未知数，真降一切都好说，风风光光，体体面面，带着降人返回京师，那是多少武将梦寐以求的荣光。难道不是吗？清朝时期的大将杨芳平定叛乱生擒准格尔贵族张格尔，从遥远的新疆送往京城，风尘滚滚，旅途漫漫，杨芳对张格尔小心伺候，严密保护，生怕有个闪失，死在路上，为的就是安全送到京城，让道光皇帝亲自下达旨意，在北京菜市口开刀问斩，由此得到的不仅是泼天的富贵，更是留名青史的大事，史官要郑重其事地记载下来，传承后世。
可万一是诈降呢？那可是相当凶险的事。这样的事情不是没有，而是史不绝书，殷鉴不远。远的不说，马邑之谋中的聂壹就是诈降，如果当时诈降成功，那么整个匈奴主力连同单于就会被汉军下了汤锅，包了饺子。处于困境中的敌人也往往会使用这一招，通过斩杀敌方前来受降的大将扭转局势，死里求生，最起码同归于尽，玉石俱焚，杀一个够本，杀两个赚一个。霍去病去受降，一来敌人已经多次败在他的手下，他在河西可谓威名远扬，妇孺皆知，被他吓破了胆，慑于霍去病的威名，敌人也许不会节外生枝。二来，霍去病具备临机决断的能力，能够应付任何出现的变故，能够压住场子，掌控局势。这是汉武帝选择霍去病受降的原因所在。由此可见，汉武帝对于这次受降，可谓绞尽脑汁，费尽了心思。
即便如此，汉军也要做到有备无患。所以，霍去病前往受降，汉武帝同样为他配备了精兵强将进行保驾护航，大兵压境，慑以兵威，事情总会好办些。
果然不出所料，在汉朝君臣紧锣密鼓筹划受降事宜时，河西匈奴部落发生了一件大事，那就是河西二王之间的火并。
本来向西汉王朝拱手投降是浑邪王和休屠王共同商量之后一起做出的决定，是一条死里求生之路。可是在受降事宜秘密进行之际，休屠王却整天借酒浇愁，闷闷不乐，整天在王宫里拿下人出气。最后竟然带着亲信骑兵，不远百里地跑到浑邪王王宫大肆咆哮，指责浑邪王辜负国恩，忘恩负义。虽然他没有抖出向西汉帝国投诚的秘密，但是反悔的内心却是暴露无遗了。
事态急剧恶化，局势就要失控，局势失控的后果无疑是灾难性的。面对休屠王的反复无常，浑邪王首先要做的就是把控局势，制止事态的进一步恶化。于是，一不做二不休，浑邪王连夜点起兵马，急行军百余里，悄悄地围住了休屠王的王府，然后冲杀进去。此时休屠王醉卧在床，压根想不到昔日的盟友会对他采取行动，一点防备也没有，于是休屠王死于乱刀之下。好在浑邪王尚存念旧之情，除了休屠王以外，他的阏氏、子女以及部属全部活了下来。
火并了休屠王，兼并了他的部众，浑邪王除了向西汉帝国讨一条活路，再也没有其他退路了。事不宜迟，浑邪王放火烧掉了住了几十年的王府，厚葬了休屠王，挥泪告别河西故土，然后整顿部众，赶着牛羊，沿着河西走廊的古道，前往黄河的受降地点。
第二节河西受降挽狂澜
经过汉军的两次打击，河西走廊的匈奴部众算上男女老弱，还有将近5万人。浑邪王为了抬高身价，要个好价钱，号称尚有部众10万人。由于浑邪王杀死了休屠王，兼并了他的部众，内部人心不稳，这就注定了这次受降过程险象环生，波折不断，从而给霍去病带来了严峻的考验和巨大的风险。
当浑邪王率部千里迢迢来到黄河岸边时，霍去病已经率领1万精壮骑兵渡过黄河，前来迎接，汉军排列成威严的队形前进，旌旗在风中猎猎作响，甲仗在阳光下熠熠生辉，腾起阵阵杀气，不愧是久经战阵的虎狼之师。浑邪王也同样列阵迎候，两军遥遥相望。正可谓“红旗一簇聚山椒，霁日清风看射雕。脱帽胡儿遥稽首，汉家新将霍嫖姚”。也许是霍去病两次出兵河西给匈奴人造成的心理创伤太大了，加上两国长期对垒厮杀，怨恨较深，误会也深，抵触情绪大。浑邪王部的一些裨将见汉军阵容强大，以为霍去病想趁机将他们全部杀掉，心中又惊又怕，加上原来休屠王的一些部下趁机鼓噪，原来整齐的队伍顿时发生混乱。有的裨将不由自主地掉转马头，带领部众向西狂奔，这样一来，其余的部众也心理恐慌，整个队伍随之骚动起来，局面一片混乱。浑邪王喝止不住，局势已然失控，一旦继续蔓延开来，整个受降计划就会毁于一旦。
在这万分紧急的时刻，“擒贼先擒王”，霍去病当机立断，立刻率领精锐突入匈奴军中，将浑邪王置于自己的监护之下，稳住浑邪王，使其成为汉军的人质，同时纵兵对欲逃的匈奴降众进行追杀，一气斩杀了8000多人。在汉军大肆追杀的有力威慑下，终于制止了降众的骚乱，压住了阵脚，稳住了局面，一场一触即发的兵乱终于消于无形。接着，霍去病连忙派得力将士把浑邪王安全护送到京师，然后率领部下护送着其余的降众缓缓而行，顺利到达内地。这次受降共招降匈奴4万多人，从此匈奴在河西地区的统治基础被连根拔掉，持续了半个多世纪的统治也彻底瓦解。
纵观整个受降过程，可谓惊心动魄，险象环生，若非霍去病果断处理，采取强力手段予以制止，后果不堪设想。霍去病在受降中勇闯敌营，反应迅速，果断处置，其王霸之气不但镇住了浑邪王，同时也镇住了4万多名匈奴人，他们最终没有将哗变继续扩大，充分显示了其勇武、机智、果断的军事指挥才能，以及能够控制大局的铁腕手段和临危不惧的胆识。汉武帝大为兴奋，为了表彰霍去病在这次受降中的功绩，再次下令给霍去病益封1700户。
此时，霍去病的声望简直可以和他的舅父卫青比肩了。而且由于他是常胜将军，跟着他打仗可以博取功名富贵，封妻荫子，所以汉军中的精锐之士都投到他的帐下，甚至一些匈奴人也跑来做他的部属，所以他的部属全部是勇敢善战的精兵良将。一批军中悍勇之士牢牢凝聚在霍去病周围，一个战斗力极强的军功群体已然成形。
汉天子的臣民，这是前所未霍去病墓旁的《伏虎》石雕刘宏摄影
“阴山缚尽犬羊群，万里胡天散阵云。塞外降王三十部，来朝尽隶霍将军。”数万匈奴拱手前来归降，愿意做大有的盛事。回想起列祖列宗受尽匈奴欺辱的岁月，回想起众多边民在匈奴铁蹄下呻吟求生、苟延残喘的日子，汉武帝不由心情激荡，感慨万千，神驰万里。可以说，正是由于他的有作为有担当，大汉帝国才得以扭转局面，扬眉吐气，一雪前耻，所以他要把受降搞得轰轰烈烈，有声有色，使之成为重大的历史事件，永垂史册。
当然，汉武帝礼遇降众，并非仅仅是要面子，摆阔气，讲排场，而是出于深远的政治考虑。战争不仅是赤裸裸的武力征服，也是人心的征服。攻心为上，攻城为下，两者相较，高下立判，征服人心、争夺民众始终是对手之间的生死攸关的大问题。因此，在汉匈两大民族的对决中，如何争夺对方营垒的民心，分化瓦解其内部，意义显得十分重大。早在西汉初年，贾谊就曾经向西汉统治者提出“三表五饵”的政策，“建三表，设五饵，”三表即为“信”“爱”“好”，要求统治者对少数民族实施仁道，注重诚信，投其所好，顺应其心，这是征服人心的道德力量；五饵为“盛服车乘、盛食珍珠、音乐妇人、高堂邃宇、召幸娱乐”，无非是满足少数民族的物质和精神享受，目的是“以此与单于争其民”。景帝中元三年，匈奴王徐卢等人降汉，景帝“欲侯之，以劝后”，希望借封匈奴降者为侯，来鼓励更多的人归汉，丞相周亚夫认为赏赐过厚，极力反对：“彼背其主降陛下，陛下侯之，则何以责人臣不守节者乎？”周亚夫以封建政治伦理来评判匈奴降众，其意见未免有些迂腐，汉景帝否决了周亚夫的意见。这次面对如此多的匈奴降众，如果不进行周到细致的安排，就可能造成政治上的被动，不利于招徕降敌。事实上，这项政策确实取得了很好的政治效果，汉武帝时期，匈奴的大臣、贵族乃至次等王归降西汉者与汉武帝前期相比，数量大大增加，仅列于功臣表中的匈奴人降汉封侯者就有20人以上。
因此，汉武帝命令征调2万辆马车，组成阵容豪华、气势十足的仪仗方阵前往迎接投降的匈奴人，以显示大汉天威。这个场面无疑会相当壮观，给西汉帝国挣得好大的面子。问题是经过连年征战，消耗很大，战马损失很多，官府根本凑不出这么多的马，加上国库空虚，没有余力去征购，只好向民间征用，很多百姓怕自己的马被征用后有去无回，都不愿意上交，有的还把马藏了起来。这样，官府征调的马匹就不够用。汉武帝很生气，以为长安令办事不力，是大大的失职，要处死他以儆效尤。大臣右内史汲黯对汉武帝的做法很不以为然，他劝告说：“长安令没有罪，只有将我杀了，老百姓才肯交出马匹。再说，浑邪王背叛他的主上投降我朝，我朝只要给予适当礼遇即可，何至于兴师动众，让天下不安，以致国家贫困，来奉承异族呢！”也许是被汲黯点破好大喜功的心事，汉武帝听后一言不发，默不作声。
茂陵博物馆展出的汉代陶俑，从左至右依次为塑衣式彩绘驭手俑、跽坐俑、驭手俑于博文摄影
这个让天威莫测的皇帝都难以回言的汲黯是什么来头呢？汲黯，字长孺，濮阳人。先后出任过太子洗马、谒者、中大夫、东海郡太守、主爵都尉等官。汲黯为人亢直，注重志气节操，倨傲严正，忠直敢谏，从不屈从权贵，逢迎主上。王太后的弟弟武安侯田蚡做了丞相，倨傲狂妄，年俸中二千石的高官来谒见时都向他行跪拜之礼，而田蚡坦然接受，竟然不予还礼。汲黯求见田蚡时从不下拜，只是拱手作揖。大将军卫青的姐姐卫子夫做了皇后，加上他本人战功赫赫，在朝中可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备极崇荣，但是汲黯仍与他行平等之礼。有人劝汲黯说：“天子想让群臣居于大将军之下，大将军如今受到皇帝的尊敬和器重，地位更加显贵，你不可不行跪拜之礼。”汲黯反问道：“难道大将军有拱手行礼的客人，就反倒使他不受敬重了吗？”大将军卫青本来就是礼贤下士之人，听他这么说，认为汲黯贤良正直，心里更加敬重他，并且多次向他请教国家与朝中的疑难之事。汲黯经常面折人过，不留情面，他曾经在上朝时大骂御史大夫张汤为“刀笔之吏”，当面抨击丞相公孙弘内怀奸诈，外逞智巧。即便是汉武帝，他也敢当面谏诤指责，无所顾忌，以致皇帝也对他礼让三分。大将军卫青入侍宫中，汉武帝曾侧卧在床上接见他；丞相公孙弘平时有事求见，汉武帝有时连帽子也不戴，极为轻慢；但是当汲黯进见时，汉武帝都要打扮严整，按照礼仪，从不马虎。有一次，汉武帝坐在威严的武帐中处理公事，瞥见汲黯前来奏报公事，而此时汉武帝却没戴皇冠，于是他连忙躲到帐内，示意近侍代替他批准汲黯的奏议。
更让汲黯不爽的是汉武帝对匈奴降众的赏赐丰厚无比，“赏赐数十巨万，封浑邪王万户，为漯阴侯”，成为汉帝国历史上第三个一次得封万户的侯。浑邪王手下的小王呼毒尼为下摩侯，鹰庇为煇渠侯，禽梨为河綦侯，大当户铜离为常乐侯，各有封地。封侯的匈奴将领也和其他汉朝贵族一样过着衣食租税的生活，并可传位子孙。其他32个小王及其他匈奴降众也得到了大量赏赐，“胡降者数万人皆得厚赏，衣食仰给县官，县官不给，天子乃损膳，解乘舆驷，出御府禁臧以澹之”。可以说，汉朝竭尽国家之力进行封赏，使整个匈奴降众欢声雷动。连同汉军的有功将士，这一年刘彻总计花了100多亿钱。以封地而言，卫青如此劳苦功高，也没有得到如此大的奖赏，简直是拿国家的钱财装门面。而且由于一些长安城的商人与匈奴降众做买卖，触犯了禁止汉朝物品出售给匈奴人的禁令，结果被处死了500人。
汲黯忍不住了，再次向汉武帝进言说：“从高祖皇帝那个时候起，匈奴就背信弃义，断绝和亲，出动大军杀我边民，掠夺财富，是我大汉朝的世仇。我朝兴兵征讨，死伤不可胜数，费用高达数百万，国库为之空虚。我原以为陛下得到匈奴人，一定会将他们全部作为奴婢，赏给牺牲于战场的将士之家；所缴获的财物，也一并赏赐，用以缓解天下百姓的痛苦，抚慰天下百姓的心。即便不能做到这些，也不能因浑邪王率数万人前来归降，就用尽国库财富来赏赐他们，征调百姓服侍、奉养他们，好像供奉骄横的儿子一般。何况，那些无知的百姓怎么知道在长安城中做买卖，竟会被法官以犯有使财物非法出边关的罪名受到惩处呢！陛下既不能用匈奴的财物答谢天下，又凭法律中一项不重要的条文杀死无知小民500余人，正是所谓‘为保护树叶而伤害树枝’了。我觉得陛下这样做是不对的。”汉武帝听了以后，沉默不语，半晌才说道：“我很久没听到汲黯的声音了，如今又在这里信口胡说了！”
人同此情，心同此理，从世态人情上讲，汲黯的说法无疑是对的，汲黯的说法无法反驳，所以汉武帝无法反驳，只好用皇帝的权威压制汲黯。但是，汉武帝作为反击匈奴的最高领导者，内心的感受无疑更深，他之所以对来降的匈奴赐以厚礼，并非是要面子，而是通过这种方式来扩大影响，以招景从，吸引更多的匈奴来降，推进战争的进程，加速匈奴的垮台而已，毕竟宽待俘虏比杀降更有说服力，更有战略政治上的考虑。优待俘虏的政策应该是正确的，正因为如此，才有了以后的边境安定。正如扬雄所评价的那样：“且夫前世岂乐倾无量之费，役无罪之人，快心狼望之北哉？以为不壹劳者不久佚，不暂费者不永宁，是以忍百万之师以摧饿虎之喙，运府库之财填卢山之壑而不悔也。”
为了进一步安顿好这批降人，西汉王朝将他们分别安置于陇西、北地、上郡、朔方、云中等五郡，定居在黄河以南塞外一带地区，称为“五属国”，这五郡都是原来河南地的边缘，彼此之间相距较远，使他们处于一个大分散、小聚居的地方，这样既便于控制，不至于使他们以后人口繁衍壮大，形成难以控制的力量。
属国之设起自秦代，文帝时贾谊虽提出过设立属国的建议，但未付诸实施。这次终于有机会实行了，这些属国由都尉、丞侯、千人管理，基层组织和生产生活方式仍然保留匈奴原来的方式，充分照顾到他们的生活习惯和文化传统，以其俗治其民，不致有所闪失。同时把他们全部安置在边境郡县，一方面这里水草丰茂，是传统的牧业区域，适于游牧，符合降众的生产生活习惯，尊重其民族特点，使他们能够很快安定下来，安居乐业；另一方面安置在边境地区，进一步充实了边疆的人口，使他们为汉帝国戍边，可谓一举两得。《盐铁论·诛秦篇》载：“置五属国以拒胡，则长城之内，河山之外，罕被寇菑”，说明属国经过长期汉化，人心归汉，成为保卫大汉边疆的重要依靠力量，在西汉边防上开始发挥重要作用。这为汉匈民族的融合、发展起了积极作用，也成为汉武帝以后各朝安置内附少数民族的主要方式。从元狩二年算起，到昭帝时期为止，西汉政府至少设置了安定、天水、上郡、西河、五原、张掖、金城等七个属国，因俗为治。而如果坚持民族同化政策，把他们分散安置在内地，他们不适应农业区的生产方式，容易发生肘腋之患。
除此之外，还有休屠王的亲近部众及其家属也都得到了安置，由于休屠王临时反悔，政治上的可靠性差，所以他的近亲就成为官府的奴婢。如休屠王的太子日磾和他的母亲阏氏、弟弟伦都被罚为官府奴隶，被派到属于少府管辖的黄门养马（休屠王就是专门为匈奴本部提供马匹的，养马经验丰富）。汉武帝非常喜欢马，尤其喜欢千里马。在一次游乐饮宴中，汉武帝又来了雅兴，命令黄门把马匹牵过来观赏。于是负责养马的人牵着马匹一一从殿下经过，供汉武帝观赏，其中就有休屠王子日磾。汉武帝的身边站满了后宫佳丽，个个花枝招展，这些养马人无不偷偷抬头窥视廊阶上的美女，只有日磾目不斜视，牵着马过去了。汉武帝感到很惊讶，就把日磾找过来询问，日磾便将自己的身世一一奏告。汉武帝当即对他另眼相看，当天便让他洗澡，赐给衣帽，任命为马监，专门负责养马事宜，后升为侍中、驸马都尉，一直升任光禄大夫。日磾小心谨慎，老成持重，一举一动合乎规矩，从未有过闪失，深受皇帝宠爱，汉武帝对他十分信任，屡次赏赐。有的皇亲国戚私下抱怨说：“皇上不知从哪儿找来这么个‘胡儿’，竟然当成宝贝。”汉武帝听到后，更加厚待日磾。因为休屠王曾制造金人用来祭祀天神，所以汉武帝赐日磾姓金。后来，金日磾与霍光一起成为托孤之臣，受到重用。
可见，汉武帝选拔人才不拘一格，只要有才能，他就进行提拔和任用，这就不难理解为何卫青、霍去病等能够实现从小人物到将军的人生转变了。
第三节经营河西固根本
“朔方烽火照甘泉，长安飞将出祁连。”河西战役是汉帝国与匈奴长期战争中最重要的战役之一，在战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霍去病的河西之战使汉朝政府对河西一带取得了绝对的控制权，在军事上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基本上实现了汉武帝最初设定的“切断匈奴右臂”的战略目标，从此以后，河西走廊再也没有匈奴军队的身影，即便是匈奴派出的探马也很少涉足此地，匈奴本部失去了与西汉帝国进行角逐的战略要地，只能龟缩在大漠以北，从西部包抄汉朝的严峻形势不复存在。
命将征西极，横行阴山侧。河西之战，汉军歼灭、受降众多匈奴人，使汉匈双方的力量对比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战争力量对比的天平加速向西汉方面倾斜。这一仗使匈奴继失河南地后又丧失河西，其统治西部地区的根基便被彻底铲平了。此后，匈奴不仅在与汉朝争夺西域的斗争中开始陷于被动的地位，同时在经济上也因为失去了水草丰茂之地遭受重大的损失，极大地削弱了匈奴支持战争的人力资源和物质基础，匈奴人为之哀歌曰：“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
焉支山生长着一种植物，开红颜色的花朵，所以名之为燕支花。晋人崔豹《古今注》卷下《草木篇》记载了这种植物：“燕支，叶似蓟，花似蒲公，出西方，土人以染，名为燕支。中国亦谓为红蓝，以染粉为妇人色，谓为燕支粉。”所谓燕支粉即胭脂粉，匈奴妇女常常用来作为化妆品。“燕支落汉家，妇女无花色。”霍去病率军攻占河西，燕支粉断了来源，这就使得匈奴妇女再也没有办法打扮自己，不能女为悦己者容。作为水草丰美的牧场，一向是匈奴重要的栖息地，“单于每近沙场猎，南望阴山（匈奴把祁连山称之为阴山，此处的“阴山”与文中所提到的阴山不是一个地方）哭始回”，匈奴人“过之未尝不哭”。这充分说明了收复河西对匈奴打击之重。后来，霍去病去世，汉武帝又下令隆重地为其送葬，并“为冢象祁连山”，以表彰他在河西之战中的卓著功勋。这一切，充分反映了汉武帝对这次战役成果的重视。
同时，河西走廊的收复，保障了陇右和关中的安全，匈奴在短短一年内损失无数人，以致“金城（今兰州）、河西并南山（祁连山）至盐泽（今罗布泊）空无匈奴”，使原先的汉朝边郡大大减轻了军事压力，特别是西北方向的北地、陇西和上郡，都已经成为内地，边郡的百姓因而得到了喘息的机会。就在河西之战胜利的当年，汉武帝下诏将陇西、北地、上郡的戍卒减少一半，“以宽天下徭役”，由此减少了军费开支，减轻了百姓的赋税与劳役负担。祁连山北麓有着匈奴最大的马场，西汉接手后继续使用，为汉朝日后养马备战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闻名遐迩的山丹军马场，就是公元前121年霍去病始创的，是世界最大的军马场。
西汉掌控了河西走廊，切断了匈奴人与羌人的联系。汉武帝统治时期，西汉帝国在北方面临最大的威胁是匈奴，但是西汉帝国在其他方向还面临除了匈奴外的威胁，西北方向的羌族就是要认真对待的敌对势力。事实上，羌族一直是威胁西汉的异己力量，经常与匈奴遥相呼应，进行战略上的互动，在与匈奴的生死角逐中，西汉实在不愿意再增添一个对手，汉武帝适时制定了隔绝羌胡交通、阻止匈羌结盟的方针。河西四郡的设立无疑像一把匕首扎进了匈奴人的胸膛，确保了大汉天下的安定，同时隔开了祁连山南部游牧民族和北部游牧民族的联合，解除了大汉的后顾之忧。也使匈奴失掉了羌族在物力和人力上的支援，使西汉维持西面边境的安定，从而集中精力，专心应对匈奴。事实上，汉武帝是有先见之明的。在元鼎五年，“先零羌与封养、牢姐种解仇结盟，与匈奴通，合兵十余万，共攻令居、安故、围木包罕”，而匈奴也派兵与羌人遥相呼应。武帝遂于元鼎六年派将军李息、郎中令徐自为率军10万挺进河湟地区，进行武力震慑，羌人大部归降，如先零羌杨玉归降汉朝就被封为归义羌侯。为了便于统治归附的羌人，西汉政府于元鼎六年设置护羌校尉，执掌羌族事务，同时派驻军队监视领护羌族各部。河西稳则天下安，河西走廊像楔子牢牢地钉在了西部，把大汉王朝的国界向西延伸，长安从此成为西汉帝国的中心，坚如磐石。
河西走廊收复以后，鉴于河西地区在与匈奴斗争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又是经营西域的前哨，西汉政府面临的紧迫任务就是进一步巩固和经营这块战略要地。为此，汉武帝大刀阔斧地进行了一系列加强和巩固边防的工作，对其进行有效的统治，从根本上切断匈奴的“右臂”，将河西走廊牢牢掌握在手中。
首先，设置郡县，派驻官吏，加强行政管理。设置郡县，派驻官吏，是加强对该地区管理的有效手段，也是迅速恢复统治秩序的具体途径。河西走廊的匈奴内迁后，原有的匈奴设立的统治机构不复存在，河西走廊处于完全失控状态，必须派官员治理，迅速掌控，防止落于其他势力手中。西汉政府于元狩年间在浑邪、休屠二王的故地设置了酒泉郡（据说是因为城下有金泉，其水若酒，入口甘洌，故称为酒泉。也有一说是霍去病倾酒入泉，与将士共饮而得名），这是建制设置的初期，比较粗糙。后来因为面积太大，难以管辖，在元鼎初年进行拆分，在酒泉郡的东部以武威县为中心的区域设置了武威郡。元鼎六年再次拆分酒泉郡，把东部以张掖、令居二县为中心的地区设置为张掖郡。太初元年，张掖郡疆域再次调整扩充，向西、北拓展，兼有酒泉郡部分辖区，包括了故匈奴昆邪王地和部分故匈奴休屠王地。酒泉郡的疆域也得到了拓展，到达张掖郡以西直至盐泽一带。太初四年，武威郡的疆域向东南延伸拓展，占有原来张掖郡的部分东部疆域。后元元年，又把酒泉郡西部疆域单独划出，另外设置了敦煌郡。武帝后，河西四郡的疆域又陆续有所调整，到西汉末年最终形成了敦煌（今甘肃敦煌西）、酒泉（今甘肃酒泉）、张掖（今甘肃张掖以北）、武威（今甘肃民勤），四郡由西到东依次排列的格局，四郡下辖35个县，像内地一样，全部由中央政府派员管理。这就是有名的河西四郡。加上敦煌以西的阳关和玉门关，史称“列四郡，据两关”，实现了汉武帝“断匈奴之右臂，张中国之左掖，扬汉家之武威”的战略构想。玉门关位于敦煌城西北约75公里的戈壁滩上。相传从西域输入的和田美玉经过此关，故而就叫玉门关。阳关位于河西走廊的敦煌西南70公里南湖乡的“古董滩”上，因坐落在玉门关之南而取名阳关。“西出阳关无故人”，“春风不度玉门关”，两关成为极边之地的代名词，历代文人骚客为之吟哦不已。守西域的都护班超在垂暮之年上书给汉和帝道：“臣不敢奢望到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其实，大汉帝国的西部边界远不止此，西域才是王朝的极边之地。
其次，修筑城池等军事设施，建立完备的防御工程。仅有行政机构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进行军事设施建设，配备军事官员，才能为河西走廊装上安全防护网。政府开始修建城池，除了河西四郡，“汉使光禄勋徐自为出五原塞数百里，远者千余里，筑城障列亭至庐朐……使强驽都尉路博德筑居延泽上”。居延泽是霍去病二征河西经过之地，这里土地肥沃，水草丰美，既是重要的农牧区，也是军事要道，所以西汉政府在这里筑城驻军把守，元鼎六年“又数万人渡河筑令居”。西汉政府又沿河西走廊建立了烽燧、塞障、天田、棱柱、关隘等以长城为主的军事防御工程，兴建了长达三四千里的障塞亭燧，以致“玉门山嶂几千重，山南山北总是烽”。在郡守下设置了军事长官“都尉”，在属国设置了“属国都尉”，在关口边隘设置了“关都尉”，还在一些郡设置了“部都尉”和“农都尉”，管理郡中各种事务。同时还修筑了固阳道，沟通天山南北与中原的联系。至此，汉廷在河西建立了一个较为完善的军事行政体系以及防御工事。全线以壕沟代替墙垣，埂上筑烽燧，可谓“五里一燧，十里一墩，卅里一堡，百里一城”。由此可见，西汉政府为了有力掌控河西走廊，建设了史无前例的工程，付出了极大的努力。
再次，实行军屯，且耕且战，巩固边防。西汉时期的军队屯田，始于汉文帝。自汉武帝之后，随着与匈奴战争规模的扩大，西汉先后占有河南地、河西走廊，而且也占领了漠南地区，这大片旷土需要有人驻守，且耕且战、寓兵于农就成为必然的选择。因此，西汉在西北边陲的屯田规模也渐次扩大。北部的朔方、五原、北地郡有军屯；河西走廊的令居、番和、居延、敦煌、酒泉、武威也有军屯。屯田兵不仅分布地区广，而且规模很大，极盛时曾达“六十万人”，“令居、朔方、西河、河西开田官，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边郡设置的农都尉，就是主管军队屯田殖谷事宜。军事屯田，且耕且战，闲时躬耕陇亩，春种秋收，夏盖冬藏；一旦有警，马上进入战备，取得了“内有亡费之利，外有守御之备”的功效。可见，屯田兵在御边中作用明显，是西汉边防力量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最后，移民实边，开发河西。春秋时期著名政治家管仲认为“地之守在城，城之守在兵，兵之守在人，人之守在粟”。管仲将粮食视为军队守卫疆土、抵御敌寇来犯的必备物质条件，是战争中的攻守之本。西汉著名政治家晁错也向汉景帝进言：“有石城十仞，汤池百步，带甲百万，而亡粟，弗能守也。”自古“凉州之蓄为天下饶”，发展农业的条件也很优越，河西走廊逐渐成为汉帝国进行人口调节舒缓经济压力的蓄水池。内地由于土地兼并，人多地少的矛盾十分突出。而河西走廊沃野千里，水源条件好，适宜于发展农牧业生产，可是没有人是难以实现边疆开发的。因此，移民就成为一项巩固边防的有力措施。元鼎六年，“分武威、酒泉地置掖、敦煌郡，徙民以实之”。汉代最早的移民多来自关东各个郡县，主要指潼关以东的陕西东部、河南、山东、河北一带无地和少地的农民，从而开始了从内地向河西大规模的移民。西汉各级政府在移民中起了引导和帮扶作用，“募徙贫民，县次给食。到徙所，赐田宅什器，假于犁、牛、种、食”，减免租赋，并“预冬夏衣，能自给为止”。可以说，对于移民而言，当时政府的投入可谓解了燃眉之急。缺少了政府的帮扶，移民热情不会那么高，规模不会那么大。汉代的移民开发，成就了河西走廊“宴然富殖”“仓库有蓄，民庶殷实”。除了民屯，还有因犯罪被流放到边疆的人在那里戍边屯田，类似于劳动改造，久而久之，他们中的很多人也留在那里繁衍生息，既补充了兵源，又解决了开发的劳动力，人口的增加为巩固河西的稳定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因此，大批内地农民前往垦耕，繁衍生息，加上西汉政府的有意引导，使河西走廊很快成为西汉帝国重要的农业和牧业生产基地，对于缓解内地土地资源的紧张，起了很大的作用。同时，大量移民也成了巩固国防的生力军。河西走廊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成就了世外桃源，西汉以后中原爆发的战争很少波及这里。所以，河西走廊的生产力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尤其是农业生产技术在全国遥遥领先，河西成了富饶之地，素有“金张掖、银武威”之称，河西人民过着丰衣足食的生活。据史料记载，即便是极边之地的敦煌，存谷最多时达“万三千六十石五斗八升”，居延存谷最多时是“万二千四百七十石三斗”。随着经济发展和人口的增多，至西汉末年，河西地区已成为国家重要的经济及行政区域。据《汉书·地理志》记载，酒泉郡当时属县有9个，人口76726人；张掖郡有县10个，人口88731人；敦煌属县6个，人口38335人；武威属县10个，人口76419人。
茂陵博物馆展出的汉代铜镜及拓本于博文摄影
水是农业的命脉。河西走廊深处内陆，降雨稀少，农业用水几乎全部来自高山冰雪融水，每年夏天，祁连山上的冰雪融化，形成了很多胡泊和河流。事实上，四郡中酒泉和敦煌有疏勒河（古称端水），张掖有黑河（古称弱水），
武威有石羊河（古称谷水）。西汉对四郡的经营，主要是以这三条内陆河流而展开，围绕着水做文章。西汉政府在设置专管屯田的各级官员时，还专门设立了专管水利的官员“渠井侯长”，主管水利事宜，负责组织军民兴修水利，引水截流，开挖沟渠，使得大片荒芜之地得到灌溉成为良田，灌溉农业得到了飞速发展，进一步推动了河西的开发。这样，长期被匈奴作为从西部进袭中原战争策源地的河西地区，便逐渐变成稳定发展的农业生产地区。牧业也发展起来。河西地区“地广人稀，水草宜畜牧，故凉州之畜为天下饶”，出现了“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景象。
第五，河西走廊是中原通往西域的咽喉通道，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与优越的自然条件，成为中原通往西域、中亚以及欧洲的必经之路，也曾是中国西部民族迁徙和自然流动的一条重要通道，同时也成为古代各民族交流的历史大舞台。霍去病两次西征，打败了匈奴在河西地区的势力，为打通西域通道，将西域诸国同内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创造了条件，也为西汉王朝与匈奴争夺西域的控制权，为开疆拓土、经略西域提供了前沿阵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张掖之得名就由“张国臂掖，以通西域”而来，其中所蕴含的沟通中西交流的战略意图不言而明。经过张骞的“凿空”和霍去病的军事胜利，丝绸之路进入了空前的繁荣时期，各国使者“相望于道”，中西陆路经济、文化交流的大动脉从此畅通无阻，搏跃不息。河西四郡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重要的军事、政治中心作用，在丝绸之路兴盛之后，成为中外陆路贸易由中原进入西域地区的重要中转站和贸易中心之一，并且持久不衰，从而造就了商业的繁盛。尤其是敦煌、武威，在日益繁荣的商业贸易中，占尽地利，原先的蛮荒之地逐渐发展为重要的工商业城市，人烟辐辏，店铺林立，百业兴盛，繁华程度不亚于内地商业都会。有人曾经描写过武威上元灯会的盛况，“千条银烛，十里香尘。红楼逦迤以如昼，清夜荧煌而似春。郡实武威，事同仙境”。其热闹繁盛可见一斑。
为了维护秩序，确保丝绸之路畅通无阻，汉代还在商旅必经之地设置了玉门关、阳关，在此勘核关文，稽查商客，保护行旅，查缉不法，捉拿罪犯。经过苦心经营，河西走廊商旅往来络绎不绝，一片繁荣，呈现了“自兵威之所肃服，财赂之所怀诱，莫不献方奇，纳爱质，露顶肘行，东向而朝天子”，“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的兴盛局面。“通关市，饶给之，往来长城下”，“殊方异物，四面而至”，“西北外国使，更来更去”，充分体现了当时经济、文化交流的盛况。此后汉朝和西域的经济文化交流日趋频繁。西域的葡萄、核桃、苜蓿、石榴、胡萝卜和良马、地毯等特产传入内地，并在内地进行引种和推广，丰富了汉族的经济生活。汉族的铸铁、开渠、凿井等技术以及丝织品、瓷器、金属制品等，传到了西域，促进了西域的经济发展。
当然，西汉边疆经济开发成果的取得，是以国家巨大的财政支出为基础的。史谓“边郡诸官请调度者，皆为报给，损多益寡，取相给足”。应劭曾经说“武帝始开三边，徙民、屯田皆与犁牛”。徙民实边“衣食皆仰给县官，数岁，假予产业，使者分部护之，冠盖相望，其费以亿计，不可胜数。于是县官大空”，这应该是比较真实的情况。至于城防工事及交通的建设更是投资巨大，成为一个吸纳西汉财富的巨大黑洞。例如仅筑朔方城“费数十百巨万”，而汉武在西北所筑的三四千里障塞亭燧，其费用之巨就可想而知了。所以，没有西汉积累的巨大财富，边疆开发是难以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