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汉战神：霍去病传(风起大漠) 正文 第七章 漠北决战 封狼胥居（上）
匈奴撤退漠北，其目的有二：一是暂时避开汉军的攻击锋芒，实行战略收缩；二是引诱汉军深入沙漠腹地，利用大漠天险拖垮汉军，然后聚而歼之。而汉武帝却想毕其功于一役，深入漠北，犁庭扫穴，彻底解决为患百年的匈奴，还汉家子孙后代一个长治久安。于是，中国战争上的最富想象力的战争奇观随之出现了。
第一节撤兵漠北诱敌入
漠南会战后，匈奴伊稚斜单于听从赵信的建议，不再与汉帝国硬碰硬，把大兵撤到大漠以北。其目的有二：一是暂时避开汉军的攻击锋芒，实行战略收缩；二是引诱汉军深入沙漠腹地，利用严酷的自然条件拖垮汉军，然后聚而歼之。也正是匈奴大军北撤，使河西走廊的敌军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给西汉帝国创造了机会，拿下了河西走廊。伊稚斜单于尽管对河西走廊的丢失大为恼火，然而也是无可奈何。汉匈之战的攻守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汉军取得了战略主动权，寻机对匈奴展开新的更大的打击。伊稚斜单于面对这一局面也难有主动作为。
这时赵信再次建议单于，要求继续执行诱敌深入的计划。他认为匈奴的人口数量还不如汉朝一个大郡的多，经济总量不及汉朝两三个大城市之和，但是匈奴控制的领土面积广大。汉朝的优势是人多，钱多，兵多，粮足；匈奴的优势是地广，马多，地盘大，战场回旋余地大，机动灵活。所以，决不能跟汉朝硬拼实力，要拼就拼地利，拼战略纵深。当汉军已经能够在马上与匈奴军队相争锋的时候，这时继续沿用以前的战法，与西汉帝国的军队血拼，拼一个少一个，早晚匈奴军队会被汉军一口一口吃掉的，最后匈奴会面临亡国灭种的威胁，这样做是很不明智的。形势比人强，到了改弦更张的时候了，那就是以己之长，克敌之短。这时候对付大汉帝国的有力武器，不是来去如风的精骑，不是箭无虚发的强弩，而是难以逾越的天险大漠，是漠北茫茫草原所赋予的战略纵深。汉军要想继续对匈奴动武，茫茫大漠是他们必须穿越的死亡之海，只要他们进入了这片死亡之海，饥渴交加、疲惫不堪的汉军只能引颈待戮，乖乖受死，大漠也就成为汉军的天然埋葬场，匈奴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扭转局势，取得战争的胜利，重振雄风。
赵信的分析可谓说到伊稚斜单于的心坎上，不能再跟汉朝在边境耗下去了，这样的日子没有尽头，而旷日持久的战争对匈奴来说就意味着等待死亡，只有大漠尽头才是他们的生机。于是，一场匈奴历史上规模庞大的大迁徙开始了，匈奴单于率领本部军民数十万人，离开了长期以来繁衍生息的家园，穿越戈壁沙漠，长途跋涉，来到漠北酷寒之地。长城南北顿时一片空虚，成为无主之地。
匈奴疆域辽阔，东至大兴安岭，西至葱岭，南抵长城，北方至西伯利亚地区，东西大约1万公里，南北大约5000公里。而赵信所说的大漠，则是指长城以北包括如今的内蒙古以及蒙古国的东戈壁省、中戈壁省和南戈壁省等广大地区，这里属于典型的大陆性气候，夏季炎热，冬季寒冷，昼夜温差极大，地表基本上是沙漠戈壁，黄沙漫漫，荒无人烟，一派肃杀景象。湛蓝天空下，大漠显得浩瀚、苍凉、雄浑，千里起伏连绵的沙丘如同凝固的大海波浪一样高低错落，绵延无边，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气势雄浑壮丽，这是人们的直观印象。其实，详细考察，这片大漠也并非全无生命迹象。霍去病北征大漠的行军路线史无明载，也没有明确的地点进行标识，显然表明了大漠的荒芜。大致而言，霍军从代郡出发后，越过长城，进入大漠，进入了现今蒙古的东戈壁省，再穿越中戈壁省，这是最艰苦的行军地段，即俗称的大漠。然而，这里并非一片荒原，以东戈壁省为例，地下水源丰富，有些地方涌出地面，成为泉水，泉水汇集，形成小河，多条小河合流，就形成了湖泊。东戈壁省分布着大大小小200多个湖泊，散布在方圆11.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形成了星星点点的草原，即便在连绵辽阔的戈壁地区也是野生动物的乐园，生活着很多野驴、野骡、盘羊、野山羊、黑尾黄羊、短尾黄羊和猞俐等野生动物及兀鸳、鹰等飞禽。中戈壁省也是草原荒漠地带，地势平坦，形成了现在蒙古所谓的奥力道赫、图格赫格、诺莫根、额尔古纳河等大片连绵的戈壁区，翁根河流经该省的西部地区。当然，在这样的地方行军，必须有熟悉地形的向导，才能在茫茫沙漠戈壁中顺利找到水源草地，否则真的进去了就出不来了。
茂陵博物馆展出的汉代云气纹朱雀熏炉、鎏金铜熏炉于博文摄影
穿过沙漠之后，就来到了现今蒙古的肯特省。肯特省因肯特山而得名，肯特山在汉代称“狼居胥山”，在今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的东北，这里是黑龙江上游鄂嫩河和克鲁伦河两河的发源地，汉朝称克鲁伦河为“弓卢水”。这个地名出现在霍去病北征的路线图上，左贤王王庭就位于克鲁伦河上游，与图拉河交界的地方，这里是夏季放牧的好地方，在那里可以避暑，休养军马，养精蓄锐，也是个得天独厚的风水宝地。克鲁伦河则是一条草原河流，宛如平野中一条鲜亮的飘带，蜿蜒曲折，流向东北，最终注入了呼伦湖。呼伦湖孕育了富饶的呼伦贝尔大草原，这里莺飞草长，水草丰茂，大量的牛羊散落其间，是左贤王所部的生命所系之地。呼伦贝尔草原东接大兴安岭，越往东去，地形越来越高，树林开始生长，最后则是一片一望无际的林海，这里是东胡故土，生活着原来东胡部落的一支。克鲁伦河的南岸毗邻地区是一望无际的戈壁沙漠。所以，霍去病大军在到达克鲁伦河之前，一直在水草稀少的沙漠戈壁中跋涉。
肯特山脉是中亚的分水岭，是多条河流的发源地。发源于肯特山脉的河流有鄂嫩河、克鲁伦河、图拉河、巴尔吉河、呼尔赫河、乌拉兹河等70余条大小河流，见于汉朝史籍记载的除了克鲁伦河，再就是图拉河，图拉河在汉代称为“余吾水”。肯特山西边的博格多兀拉山脉把克鲁伦河流域和图拉河流域分开，汉代称此山为“姑衍山”，山上海拔1700－2500米的地方长满了稠密的针叶林，桦树和山杨，这片森林被匈奴人认为是神灵的居所，匈奴人尊之为“圣山”。霍去病大军在这座山上祭告天地。由此来看，两座山之间相距近百里，可见霍去病搞的两次祭拜山神的活动不是在一天内完成的，霍军在这个地域应该进行了较长时间的停留。再往北就是色楞格河北部流域了，这里的下游草原与西伯利亚连绵不断的针叶林的交界处被称为“雄驼草原”，驼鹿在这里生存，这里统称为外贝加尔湖地区，穿过这片草原就是一片原始森林了，再往北就是浩瀚无垠的贝加尔湖了，至于霍去病在何处眺望贝加尔湖，则难以确定。不过，由此可以看出，霍去病大军在祭拜了天神和地神后，又继续向北行军了很长一段距离，否则即便是远眺也看不到如今的贝加尔湖的。
且说一切布置停当后，伊稚斜单于开始实施计划已久的诱敌深入计划，元狩三年（前120年）春就迫不及待地与左贤王所部分别派出大股骑兵，从右北平、定襄两郡入犯，杀掠边民千余人，然后迅速撤兵，企图借以激怒汉武帝，诱使汉军北进，在漠北予以歼灭。
第二节秣马厉兵备战急
“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鉴于匈奴单于本部及左贤王部仍具相当实力并严重威胁汉朝北部边疆安全的现实，考虑到汉军经过以往多次实战的锻炼，已经积累了使用大规模的骑兵长途奔袭的作战经验，汉武帝决意乘河西新胜之机，再接再厉，加强北线进攻，直捣匈奴的老巢。
可是，战争是要花钱的，而且是个无底洞：筹备战争要花钱，战后抚恤要花钱，立功奖赏要花钱。汉武帝在这些方面从来不吝啬，出手格外大方，可长期的对匈战争已经掏空了大汉帝国的钱袋子，文景二帝积攒的雄厚家底早就耗光了，天下虚耗，国库空虚，没有钱，什么事都不能办。因此，汉武帝最先要做的工作就是筹钱。为了筹集战争经费，汉武帝任用桑弘羊等人，多管齐下，采取了以下几个方面的措施。
第一，垄断盐铁专卖权，开辟财源。西汉前期，在“无为而治”的思想主导下，“开山泽之禁”，政府对各个领域的控制是比较宽松的，各种经济资源的开放使各个行业都能使人发家致富。据司马迁估算，千户侯每年租税所得为20万，而善于经营的布衣庶民，不论从事何种行业，每年也能轻松获利20万，“其人皆与千户侯等”。而获得千户侯的封邑可不是那么容易的。特别是对获利最为丰厚的制盐、冶铁、铸币等行业，也允许民间经营，从而出现了大量的靠经营冶铁、煮盐发家致富的大商人，如鲁人曹邴氏，“以铁冶起，富至巨万。齐之刁间，役使奴仆，使之逐渔”；蜀地的卓氏、程郑以及南阳孔氏，也是由于“大鼓铸”，又“通商贾之利”，富至巨万，腰缠万贯。这些人虽然“无秩禄之奉，爵邑之入”，在政治上没有地位，可是生活阔绰，一掷千金，他们凭借财富兼并土地，横行乡里，衣食用度僭越等级，骄奢淫逸不守法度，攀比之气赫然成风，“周游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过着富比王侯的日子。而当国家财政困难之际，豪商大贾们“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公家之急”，甚至借机哄抬物价，“乘上之急，所卖必倍”。商人的财富难以转化为国家的财富，而且“豪强大家得管山海之利，采铁石鼓铸煮盐。一家聚众，或至千余人，大抵尽收放流人民也。远去乡里，弃坟墓，依倚大家，聚深山穷泽之中，成奸伪之业，遂朋党之权，其轻为非亦大矣!”如文景帝时期吴王刘濞的一大财政收入就是煮盐，从而拥有了挑战中央政府的经济基础。这些财富当然引起政府的注意和眼红，对他们开刀是迟早的事，而最简洁的办法就是收归国有，独占这些利润丰厚的行业领域。
茂陵从葬坑出土的鎏金蹄形案栏于博文摄影
元狩三年，负责西汉帝国财政收支的大农令郑当时，为了弥补财政的亏空，向汉武帝推荐了山东的大盐商东郭咸阳和河南南阳的大冶铁商孔仅，担任大农丞，利用他们经商的经验和技术，负责管理盐铁事务，通过将盐铁收归官营，来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以内行人办内行事，起用这帮人来管理盐铁事务可谓找对了人，一方面他们拥有丰富的生产经营经验，熟悉生产的各个环节和流程，弥补了政府经济人才的不足；同时他们长期在这些领域摸爬滚打，了解很多偷工减料、营私舞弊的法子，用他们对昔日的同行进行监督，可以查知其奸，同行们不敢作奸犯科。而且他们为了保住位子，也相当卖力，采取了很多有效的措施。其主要措施是将原属少府管的盐铁划归大农令管，由国家垄断盐铁的生产，不许私人经营。汉武帝派孔仅和东郭咸阳到全国的各个盐铁产区，选用有管理经验的盐铁富商充任各级盐官或铁官，建立起全国统一的盐铁专营机构。据《汉书·地理志》的记载，全国27郡有盐官共36处，铁官在40郡中有48处。东北远至辽宁的盖州，西南远至云南的安宁，西北达内蒙古的河套，东南到浙江的海盐，南至羊城，到处都有盐铁的管理机构。这样国家就垄断了盐铁的生产和销售。
对于盐，由于技术要求低，盐场分散，西汉政府实行食盐专卖制度，即在产盐区设立盐官，招募平民制盐，按日发给报酬，盐农生产完毕，在盐官的监督下将煮成的盐全部售给国家，再由官府运往全国各地出售，个人不得私售，从而把食盐的生产和销售环节牢牢掌握在手中。
铁的专卖与盐有所不同，它采用的是完全由国家垄断的形式，在郡国出铁处设铁官进行生产，不出铁的地方设置小铁官负责销售事务，生产和销售完全由国家进行控制。因为不但铁的冶炼技术比煮盐要复杂得多，而且成本高和规模大，所以它主要采取国家经营的方式。由于官营冶铁资金由政府投资，财力比较雄厚，生产设备相对先进，所以它比起私营的冶铁业作坊，有更多的优越性。当然也更加容易控制冶铁业的生产与销售渠道，赢利全部上缴国库。
汉武帝利用盐铁商人的经验和生产技术以及经营手段，给予他们高官厚禄，放手让他们经营盐铁专卖事务，而这些盐铁官也很卖力，他们熟悉生产工艺和流程，了解各种销售渠道，更懂得内部的各种底细，所以手段更高明，措施更得力，从而把以前绝大部分流入盐铁商手中的丰厚利润转入西汉统治者的国库中，为封建社会的财政收入开辟了稳定的财源。为了保证盐铁专卖制度的实施，西汉政权还实行严刑峻法，对违反者予以重罪，“敢私铸铁器煮盐者，钛左趾，没入其器物”，釱左趾，就是在左脚上戴上脚镣。
西汉政府对获利最为丰厚的盐铁实行官营，从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打击地方豪强的势力，以及发挥某些大规模生产协作的长处上来说，起了积极的作用。盐铁专卖制度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这是它产生的最直接的影响。“是以县官用饶足，民不困乏，本末并利，上下俱足”，“当此之时，四方征暴乱，车甲之费，克获之赏，以亿万计，皆赡大司农”。可以说，汉武帝时期的财政很大程度上是依靠推行盐铁专卖制度而支撑的。
第二，实行算缗和告缗，对工商业者征收重税，这实际上是对工商业者的一次大规模的洗掠。所谓算缗，就是所有的工商业者都要如实向当地政府申报自己的财产，当地政府再根据其财产多寡抽取一定的份额。根据《史记·平准书》记载，其主要措施如下：工商业主、高利贷者、囤积居奇者以及一般从事商业的人，不论有无市籍，每家估计财产多少呈报政府，二缗抽取一算的税（一缗为一千钱，一算为一百二十钱），小工商业者可以减半抽税（四千钱抽税一百二十钱）。凡有乘坐马车的（除了官吏和乡官三老以及北边骑士外），一般人有轺车者每辆抽税一百二十钱一乘抽税一算，商人加倍，每辆轺车抽税二百四十钱。五丈以上船只，每艘抽税一百二十钱，五丈以下的免税。如果隐瞒不报或者呈报不实，罚戍边一年，并且没收全部财产。禁止有市籍的商人及其家属占有土地，违令者，没收其田宅奴婢。为了避免富商大贾隐匿财产，或者以少报多，或者隐匿不报，又实行了告缗，即对不如实呈报财产的人，鼓励大家告发，经调查属实者，除了被告发人的财产被全部没收、戍边一年外，告发的人可得到被没收财产一半的奖赏。由此可见，算缗、告缗的主要矛头是指向拥有大量资财、广占田宅奴婢的豪商大贾。这既是为解决财政困难的燃眉之急，也有打击豪商的用意。为了将这个制度落到实处，汉武帝任用了一批残酷无情的酷吏打手，派遣御史和廷尉去各地审理告缗专案，由当时以严酷著称的御史中丞杜周负责审理全国告缗案件，用严刑峻法搜刮了数以亿计的民间财富，将数千万奴婢没入官府，其他没收入官的土地、住宅更是不可胜数。中等以上的工商业者纷纷破产，对工商业的破坏性极大，商业为之凋敝，而政府的国库却充实起来，有力地支援了汉武帝的战争。
第三，整顿货币。汉朝初年国家没有掌握钱币的制造，而是采取放任自由的政策。随着社会的稳定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业开始兴盛，钱币在商品流通中的作用越来越大。由于政府没有统一规定钱币的形制、重量，民间铸钱的风气盛行，并且逐渐成为最赚钱的一个行业。一些地方豪强和大商人，常常在铜内杂入铅、铁，铸造大批的劣钱来牟取暴利。政府虽然一再禁止和打击，但因为有利可图，而且铸钱者又多是一些有权有势的人物，所以私铸之风禁而不止，大量劣钱流入市场，破坏了社会的正常经济生活，造成了通货膨胀，影响了政府财政收入。汉武帝为了整顿财政，在元狩四年（前119年）整顿货币，当时共发行了三种货币：一是皮币，用皇家禁苑里所养白鹿的皮制成，作为诸侯王朝觐皇帝时用来包裹璧玉的用品。由于皇家垄断了白鹿资源，白鹿皮自然可以漫天要价，一张皮币卖价40万，而一块苍璧的价格则不过数千钱而已，实在是本末倒置，这当然是为了强迫诸侯王们为增加中央财政收入贡献力量，通俗一点说就是对诸侯王的敲诈。二是白金币，少府用银和锡按照一定比例混合制作而成，面值规定有点离谱，有三千、五百和三百三种，面值与使用的材料不成比例，获利较多，结果引起盗铸白金币的狂潮。三是三铢钱。三铢钱难以推行，所以第二年就放弃了三铢钱而改铸五铢钱，市场和货币仍然比较混乱。不过，作为聚敛钱财的应急手段，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当然，上述有些政策的实施，本来就是对富商大贾的经济掠夺，遭到抵制乃至反抗是必然的。因此，政策的贯彻和推行是靠铁血手段推行的。在推行白鹿皮币时，当时的大司农、颜回的第十世孙颜异表达了不同意见，惹得汉武帝很不高兴。酷吏张汤与颜异有仇隙，趁机指使人诬告颜异，说颜异在会客时，客人表达对新政的不满，颜异虽然没有表态，但是动了一下嘴唇，因此被定为“腹诽”而被处死，这一案震动朝野，从此“有腹诽之法，而公卿大夫多谄谀取容矣”。
茂陵博物馆展出的汉代铜镜于博文摄影
第四，卖官鬻爵，增加政府收入。所谓卖官鬻爵就是出卖朝廷所掌握的政治资源，借此获得经济收入。据史家考证，中国的卖官鬻爵始于秦始皇四年，当年适逢蝗灾大疫，政府准许百姓交纳粟米换取爵位，交纳千石者可以晋爵位一级。
汉代的卖官鬻爵始于汉惠帝六年，“令民得卖爵”。到了汉文帝刘恒即位，为了增加边塞的粮食储备，他采纳晁错的建议，以爵换粟，鼓励百姓输粟于边。“文帝从错之言，令民入粟于边，六百石，爵上造（爵二级为上造，乘兵车也）；增至四千石，为五大夫（九级官爵，与县令平起平坐，见县官无须叩礼）；万二千石，为大庶长（十八级高等官爵），各以多少级数有差。”臣民们可以用粮食买爵，向朝廷缴纳的粮食越多，买的爵位就越高，借此提高社会地位。汉朝百姓还可以用粮食赎罪。若人们犯了一般罪行，缴些粮食就可以豁免，用不着受刑或坐牢。老百姓还可以用粮食顶差役、顶赋税，以此来刺激农业生产，推进全国务农重农的积极性。
元朔五年春，卫青率领汉军进攻匈奴右贤王，大获全胜。汉武帝不仅封卫青为大将军，而且进行重金赏赐，一共动用了国库黄金20余万斤，加上粮草辎重以及转运费用，汉朝的国库已经不足以支撑得起这次战争了。元朔六年汉武帝设置武功爵，武功爵共分为17级，当时的价格是，第一级17万铜钱，每级加2万，允许出售的最高爵位第八级“乐卿”，价格便是31万铜钱，在当时1万铜钱等值于1斤黄金，价格可谓不菲，而且这爵位毕竟是虚的，买主热情不高。为刺激百姓购买官爵的热情，朝廷便给买武功爵的人试着授以实官，武功爵中的“千夫”与文职中“五大夫”相同，可试用为候补官吏。后来还允许小吏“入谷补官，郎至六百石”。有犯罪前科的人，可以交钱漂白身份，重新进入官场为官。买武功爵到千夫时，犯罪可以减免二等。百姓向朝廷输纳奴婢，就可以免除终身的徭役，郎官向朝廷贡献奴婢就可以升官。这些措施使受爵者能够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人们购买爵位的积极性大为提高，有的人乐此不疲，一买再买，如淮阳阳夏（今河南太康）有个叫黄霸的人以待诏身份捐官做了侍郎谒者，后因兄弟犯罪，被弹劾罢官。随后黄霸又捐谷求官，授补左冯翊，管辖沈黎郡（在今四川汉源一带），负责郡内钱粮事宜。汉武帝通过卖官鬻爵，换取了大量的钱财，光是收入的粮食就“边食可支五岁，郡县可支一岁”。
作为新政策的制定和推行者，上述措施被桑弘羊称为“安边足用之本”，当然虽然能济一时之急，其弊端也是相当明显的，行之久远不利于经济的健康发展，对社会秩序也构成了破坏。司马迁曾经借卜式之言“烹弘羊，天乃雨”，借以表达了对新的经济制度的反感以及对桑弘羊的愤恨，但他也客观地记载了新制度带来的实际效果：“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总之，通过以上几种手段，汉武帝迅速筹集到可观的战争经费，为漠北大战提供了物质基础。
在经过了近两年的发展经济、改革税收、积累财富、秣马厉兵的认真准备之后，汉武帝决心向匈奴单于本部和东北部左的势力发动最后的总攻。
第三节沙场点兵复临戎
对于汉武帝深入大漠，进入漠北与匈奴人展开战略决战的构想，朝野上下都觉得是一场豪赌。对西汉帝国而言，这个赌注太大了。漠北旷野千里，黄沙漫漫，戈壁一眼望不到边，且不说还有匈奴大军静伏在大漠深处，摩拳擦掌，专门等待汉军上钩，随时准备投入战场，单是恶劣的自然条件也可能拖垮汉军。出师漠北只能有三种结果：一是遇上了匈奴军队，两军展开激烈战斗，最后汉军战胜了匈奴军队，然后胜利班师回朝，这无疑是最好的结局。可是这个结局对西汉帝国的好处仅仅局限于惩罚性质，既不能收其旷土，也不能治其国民，最终还得退回来；二是大军出动，没有遇上敌军，最后落得个劳师糜饷，怏怏而回。毕竟与以天为穹庐、以大地为床榻的草原对手为敌，敌踪飘忽不定，难以捕捉才是常态，这种可能性很大，以前的交锋也多次出现类似的情况。虽然劳师糜饷，但军队不会有损失，这是虽不好但也不算坏的结局。第三种结局对于西汉帝国而言就是梦魇了，即帝国雄兵在茫茫沙漠被匈奴人消灭，几十年的精锐毁于一旦，那么匈奴帝国将会挟战胜之威，如同雄狮一般，横扫汉帝国边郡，进而大举进攻内地，攻城略地，马踏长城，直下长安，大汉帝国迎战乏人，只能坐等亡国了。
汉武帝却对后两种情况不予考虑，他信心百倍，认为“赵信为单于画计，常以为汉兵不能度幕（漠）轻留，今大发卒，其势必得所欲”。匈奴军自恃有大漠之天然险阻，汉军绝难渡漠北进，即便是进入漠北，也已是疲劳之师，定会被一举击灭。汉武帝也就是利用敌人认为汉军不敢深入大漠的错觉，趁着汉军兵强将勇、士气高昂之际，集中兵力，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深入漠北，寻歼匈奴主力。显然，汉武帝决定倾国之力跟伊稚斜进行最后的对决，企图毕其功于一役，一举歼灭匈奴，让后世子孙不用再受北方之累，一劳永逸。
汉武帝要与匈奴展开战略决战的决心既然已下，整个帝国就开始了广泛的战争动员。这一战不仅是汉匈之间的军力较量，也是两国之间国力的较量，所以朝野上下开始在全国范围内着手这次横跨大漠的作战准备。首先是进行马匹的准备。角逐千里荒漠，马匹是最重要的战备物资，没有战马，沙漠作战就是一句空话。战马必须膘肥体壮，而且必须是5至16岁的适龄马，足力健，行程远，经得起大纵深战场的奔波，过老过弱，难以适应战场环境的要求。按照这个要求，在西汉帝国的军马养殖场挑选了优良战马10万匹，全部都是用小米喂养起来的优良品种，按照一个骑士配备两匹马的要求，这个数量是难以满足需要的，于是又让战士自备了4万匹，一共凑齐了14万匹战马。按说这个数量相对于帝国养马规模而言，不算是很多的。可是战马在战场上损耗一直很大，每一次战役都要损耗数万匹，而且损耗的都是惯于疆场征战的良种马，所以战马的筹措一直是制约帝国战力发挥的一个重要因素。漠北大战之后，汉匈双方休战了很长一段时间，其中固然有着匈奴避战的因素，而战马的匮乏也使得汉武帝不得不按捺住自己的战略雄心。所以，说这14万匹战马已经基本上淘尽了帝国的战马储备。
除了战马，还要有保障大军后勤的马匹，主要用来装运粮草装备，这类马匹要求相对不严格，一共配备了6万匹。这个数量远远不够，于是全国各地官府开始大规模征用民间私马，为了鼓励民间献马，还出台了一系列奖励措施，官兵和平民捐献用于作战或后勤保障的私人马匹，都可以按照贡献马匹的数量得到国库的相应补贴，这样又筹措了一批马匹，总计数量达到了14万匹，基本上满足战场上的需要了。
除了马匹、粮草的准备，还需要后勤人员将战略物资送到前线。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后勤补给决定战场乃至战争胜负的结局。孙子说，兴兵十万，日费千金，可谓兵家至论。且不说战争本身的费用，就是转运粮草的运输成本就大得惊人。在以往的战役中，汉军后勤运输保障一直是难以克服的难题。汉武帝时期有调用“牛十万，马三万匹，驴、橐驼以万数”的记录，可谓牛马驴骡齐上阵。依赖内地的转输，“运输之车运塞上者，行数千里，转运之难，大略可想”。由于路途遥远，转运数额巨大，加之运输方式落后，因而运输费用巨大。“中国缮道馈粮，远者三千，近者千里，皆仰给大农”，以致“天下赋输或不偿其僦费”。汉武帝时，转漕之“费数十百巨万，府库并虚”，“赋税既竭，犹不足以奉战士”。这次史无前例的大战，其运输规模无疑更为庞大，耗费更为惊人。
汉武帝征集了50万步卒负责押运粮草，负责转运辎重，保障后勤供应，必要时刻还可以投入战场，补充兵力之不足。为这次大战准备的粮草兵器更是堆积如山，不计其数。
接着就是战场上的主角出场了，那就是战场称王的骑兵。为了准备这次大战，汉武帝下令从全国各地的军队中挑选出了10万名弓马娴熟的官兵，配齐战马，整装满员，士气高昂，厉兵秣马，准备对匈奴发起一场规模空前的骑兵大会战。
接着就是选将了。将者，国之司命也，身系国家安危存亡。特别是这次倾尽国家之力的大会战，选好统帅是胜利的前提和保证。汉武帝钦点了已经卸甲数年的大将军卫青重新披挂出征，统率5万骑兵作为一路大军，配备了前军将军郎中令李广、左军将军太仆公孙敖、右军将军主爵赵食其、后军将军平阳侯曹襄、西河太守常惠、云中太守遂成为部将，组成豪华的将帅阵容。
另一路大军统帅就是屡立奇功、风头正盛的骠骑将军霍去病。霍去病属下未配备成名之将，但随同出征的将领，如从骠侯赵破奴、昌武侯安稽、右北平太守路博德、北地都尉邢山、校尉李敢和徐自为等，都是追随他征战数年的老部下，上下同欲，彼此相知。另外还有一些匈奴降将，如归义侯复陆支（因淳王）、伊即靬（楼专王）等，他们熟知大漠地理，惯于在沙漠中行军作战。另外，由于汉武帝的偏爱，霍去病所统率的5万精骑全是经过严格挑选的敢力战深入之士，与主帅的作战风格相似。同时，由于跟着霍去病作战能够立大功享大名，所以汉军中的能战之士都愿意追随他，两大效应相互叠加，使能征惯战、敢于冒险的猛士尽在霍去病帐下。至于马匹兵器也是如此，以至于包括卫青在内，汉军中老资格的将领的将士、马匹、兵器都比不上霍去病。
五月时节，汉帝国的北方已经是桃红柳绿，姹紫嫣红了，而大漠以北冰冻开始融化，小草开始冒头，大地远远望去，一片绿意，牛羊开始下崽，牧民进入了繁忙季节。帝国两大战略兵团在卫青和霍去病的带领下，浩浩荡荡，分东西两路向漠北进发，大军后面跟随着数量更多的辎重兵团，这是规模最大的一次远征。根据战前所得的情报，武帝判断匈奴单于主力在西边，所以决定由霍去病率精锐出击定襄（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西北），准备对单于进行毁灭性的打击；卫青所部出代郡（今河北蔚县东北），专注于匈奴左贤王所部。但霍去病出兵定襄不久，就抓到一名匈奴散兵，据他供述，单于已经率兵转移到东部地区了。这个情报迅速上报汉武帝，于是武帝马上改变部署，命令霍去病所部为右部，出代郡，寻歼单于主力；卫青所部为左部出定襄，打击左贤王。
西汉帝国上下整军备战，纷纷扰扰，匈奴方面早就得到了消息，也开始进行战争动员，储藏作战物资，收拢精兵，整顿兵马，在大漠以北摩拳擦掌，准备与汉军一决雌雄，分出高低。这是两大军事强国倾尽全力的生死较量，是中国历史上农耕文明与草原文明的一次巅峰对决，关系到两个民族的生死存亡，也维系着两个文明的沉沦或者胜出。所以，所关匪浅，乃是国脉所系，民族命脉所系，文化存亡所系。
为战争而生，为战争而死。漠北大战也是帝国双璧在其人生中最后一场收功之战，胜则青史留名，败则死无葬身之地。到底鹿死谁手，尚未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