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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8月,奥运会在北京开幕了。记得当时看开幕式的时候,真是热血沸腾、心潮澎湃。场面震撼,无与伦比,漫天烟花,人潮人海……那时候似乎所有人都满怀着憧憬和期待,认为成功就那么顺理成章、唾手可得。而我也在老吴的扶持下,从幕后走到了台前,成了当之无愧的“路总”。
我和蒋澜告别了憋屈的小隔断,有了自己独立的办公室,踏上了更广阔的舞台。事业上的发展让我们的感情也在升温,在有了自由支配资金的权力后,我们做事更加大胆了。我们在海城山上租了一个农家院,那里依山傍海,风景奇美,附近只有不多的几户村民。我花了一大笔钱对房子进行了改造,把原来卧室的屋顶拆了,换成了一块巨大的钢化玻璃。虽然到了中午的时候,由于阳光直晒,房间里会很热,但一到晚上就能看着漫天星斗。我们会在那个卧室里憧憬,聊人生、谈未来,勾画许多不切实际的美梦,也会在那儿成宿成宿地缠绵,花样频出、不知疲惫。我们都对彼此有着贪婪的占有欲,用句难听的话说,就跟“有今儿没明儿”似的。她激发了我的欲望,撬开了我紧闭的心门。按她的话说,我以前是个核桃,将自己封闭起来,永远与外界隔着一层铠甲,让人难以猜透。所以她要用一把钥匙将我打开。我承认,她做到了。
我曾冲动地想和她结婚,一起白头到老,但她说:“我不会和任何人结婚,不想失去自由,与其长相厮守,不如及时行乐。”
我知道她这是戏言。她表面上孤独高傲,内心却十分缺乏安全感,很难将自己轻许他人。我准备慢慢来,水滴石穿,绳锯木断。就像老吴说的:“扩大对方的舒适区,让他们信任你、依赖你、托付你、不能没有你……”
“有钱真好啊,可以憧憬未来,以为自己能拥有一切。我不再害怕漫漫长夜了,曾经的辗转反侧,变成了在她怀中的安眠。有时甚至不愿从酣梦中醒来。那真是一段短暂却美好的时光啊……”路海峰感叹着。
“为什么说短暂呢?”魏卓问。
“因为厄运马上就要到来。哼,人生就是这样吧,起伏跌宕,物极必反。”路海峰缓缓地说,“那时我被突如其来的成功迷昏了头脑,竟然忘了老吴让我成立分公司的真正目的是避险,与他正在做的‘大买卖’进行切割。他应该是预感到了风险,但没想到出事儿会这么快。我清晰地记得,那是一个周一,老吴没来公司,手机也打不通了。我感到意外,他从没这样过。到了下午,一帮警察找上门来。”
直到那个时候,我才知道老吴在南方到底干着什么样的大生意。同时也了解到,在他的手下并不只有我和蒋澜一对傀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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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几年,国家为了鼓励出口企业的生产经营,陆续出台政策提高出口退税率。老吴摸准了形势,从2007年开始,在南方陆续以他人名义注册了多家公司,然后分别与上海、广东等地的多家进口代理商签订了代理销售CPU的协议。他玩儿得很大,当然,他是不会按照正常程序进货、销售、赚取差价的。他所谓的代理销售只不过是挂羊头卖狗肉的幌子而已,他真正的目的是骗取国家的出口退税款。
第一步,他先从上海、广东等地的正规进口代理商购进CPU并取得同等金额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第二步,他购得的这些CPU并不进行出口销售,而是以不开票的形式卖给国内的电脑配件零售商,回笼资金;第三步,他从南方收购一批价格极低的淘汰CPU,以这些“破烂”冒充已经被销售的CPU,同时以真实取得的增值税发票为掩护,虚假报关出口。
就这样,“李鬼”成了“李逵”,出口到国外的那些淘汰货被伪装成了报关单上所列的最新型号。之后再从香港将那些破烂走私入境,循环操作。就这样,截止到案发,老吴掌控的那些南方企业累计退税了三千余万,可谓是一本万利!这确实是个“高科技”的活儿,但实际上跟我和马林倒卖帆布“空手套白狼”的招数也大差不差。我回顾了一下,他从2007年开始策划这事儿,而那时也是他拉我入伙的时候。
但前来调查的警察,手里拿的并不是拘留或逮捕的手续,而是传唤证。他们除了询问老吴的去向,还一直追问一个叫陈迟的人。我自然不认识,而且就算认识也是不会说的。在警察走后,我翻看了《刑法》,意识到了这件事儿的严重性。我尝试着联系老吴,发现他的所有联系方式都已中断,看样子是真的慌了。我和蒋澜商量对策,我们怀疑那个叫陈迟的人,很有可能也是被老吴推到幕前的傀儡,是南方那些公司的代持者。这时,蒋澜的手机响了,来电是一个陌生的号码。
老吴的语气很沉重:“海峰,这次的事情闹得很大,不但金额巨大,而且牵扯到很多人,要想平安度过,非常困难。”
“我不懂啊,你一直这么谨慎,为什么要蹚这片浑水呢?”我问。
“其实做这事儿风险不大,起码我最开始是这么认为的。那边的人都这么玩儿,而且相关部门也都打点了。但广东的一帮人玩儿得太疯了,结果被警察盯上了,这才东窗事发。”他叹了口气。
“那下一步你想怎么办?”
“我准备去公安局自首。”
“自首?”我惊讶。
“哼,不是你理解的自首。”他故作轻松,“我不是那几个企业的法定代表人,经营、联络、开票、退税都是一个叫陈迟的人做的。警察之所以找我,也是核实情况,毕竟我曾出现在陈迟的身边。”
他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陈迟果然就是他的傀儡。
“那如果警察不相信呢?如果按住你不放呢?”蒋澜抢过电话问。
“我咨询过律师了,传唤一般是12小时,之后如果还有嫌疑,可能会刑事拘留37天。只要警察找不到确凿的证据,检察院就不能批准逮捕,我就能恢复自由。因为这事儿,我不能亡命天涯,这是唯一的选择。”他显然已经做好了准备。
我听着他在电话免提里的声音,大脑在飞速运转着。我知道,在此刻面临危险的已经不光是老吴本人了,他也牵连到了我和蒋澜,一旦他扛不住警察的审讯,被认定为犯罪嫌疑人,那势必会引起警方对他所经营的企业的更广泛的调查,那样必然会让我和蒋澜的事业也前功尽弃。
“海峰,海峰。”他在电话里叫着我的名字。
“啊,你说。”我回过神来,凑到电话前。
“你要帮我办件事儿,这件事儿关乎我的安全和咱们的事业。那个陈迟现在就在海城,我让他躲在一个隐秘的地方了。你尽快找渠道安排他出境,千万不要被警察找到。”他郑重地交代着。
“好,好。”我点着头回答,“我怎么找到他?”
“你记一个电话……”他说出了号码,“出境的渠道你找一下马林,我之前让他办过一个。记住,一定要盯住这个陈迟,控制好他,既不要让他被抓到,也不要让他跑了。这个人关乎我们的未来。”老吴说完就挂断了电话。
我和蒋澜对视着,久久无语。
“险峰国际还有他的股份吗?”这是蒋澜问我的第一句话。
“没有了,持股人已经变更成我了。”我回答。
“哦……”蒋澜点头,起身在屋里踱步,“你准备怎么办?”
“还能怎么办,没听老吴说吗?要尽快把那人接过来。”
“接到哪里呢?”
“接到……”我犹豫了。
“马林可靠吗?”她看着我。
“说实话,不知道。”我摇头。
“如果老吴被抓,对我们会有什么影响?”
“那要看他说多少了。”我没有直接回答。
蒋澜点点头,在做着预判:“去海城山吧,那里隐蔽。”她看着我。
“你是认真的吗?那里可是……”我皱着眉,没把话说完。
“除了那里,我想不出更好的地方了。”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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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说的没错,除了那里之外,确实没有更好的地方了。于是我连夜拨通了那个号码,用隐秘的方式将陈迟接到了海城山的农家院。
他跟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瘦小、枯干、虚弱、胆怯,才三十多岁的年纪却显得苍老,坐在副驾驶的时候,身体不住地颤抖。
“你冷吗?”我问他。
“我怕。”他如实回答。
我安顿好他,烧了壶热水,给他沏上茶。我把一件自己的旧夹克披在了他的身上。
“还冷吗?”我问。
他左顾右盼,并没有回答,而是问道:“这里是什么地方?下一步我该怎么办?”他眼神茫然,说话是南方口音。
“先在这里住几天,等我安排好了,送你出境。”我回答。
“然后呢?”
“然后……”我一时语塞,“先避避风头吧,然后再说。”我敷衍着。
“吴永伟呢?他为什么不来见我?他在哪里?”他有些激动。
“他……”我犹豫了一下,不知该不该向他吐露实情。
“不行,不行……”他腾地一下站起来,旧夹克掉在了地上,手一抖,差点儿将茶杯掀翻,“我要找到他,我不能这么不明不白地走。”
“他现在不方便与你见面。”我站起来,拉住他的胳膊,“放心,只要躲过了这阵风头你就没事儿了,到时老吴会给你交代的。”
“你们要把我送到哪里?我出去了,我老家的老婆孩子怎么办?钱呢?他还没分给我呢!”他十分焦躁。
“他没给你钱吗?”我问。
“算是给了,但比起他赚的,那可是小巫见大巫了。”他苦笑,“我就是个替罪羊,帮他出头的。实际上我什么都没干,也不懂业务。但现在我倒成了警察追捕的逃犯,我冤啊,冤啊!我要是出去了,什么时候能回来呢?你们有能力让警察撤案吗?”他连连发问。
这个我就没法回答了。我拿起水壶,也给自己倒了一杯水,然后吹着热气,缓缓地饮着。我凝视着面前这个瘦小的男人,也不禁想到了自己。是啊,我和蒋澜为老吴办事,到底获得了多少利益呢?而一旦出事儿,会不会重蹈这个人的覆辙?
我知道自己不能走了,陈迟太焦虑了,留他一人在这里,弄不好就会出事儿。我想这也是老吴急于让我接手的原因。我安顿他到卧室住下,自己睡在门厅的沙发上。夜晚很安静,耳畔都是虫鸣鸟啼的声音,透过窗能看到漫天星斗。但谁能想到,在这个如画境般的地方,竟然隐藏着一个逃犯。我与他同吃同住了三天,每天要忍受他越来越歇斯底里的抱怨,要耐心做好他的安抚工作,同时还要负责他的一日三餐。见鬼,我竟然成了一个保姆。马林那边的动作很慢,据说近期管控较严,他正在想办法尽快处理。
又过了一天,我接到了蒋澜的电话,她说老吴已经到南方的公安局自首了,据律师说前景不太乐观。我正通着话,却不料被陈迟听到了。这下可坏了。
“不行,我得走!他自首了,肯定会把所有事儿往我身上推!”他说着就往门外闯。
我赶忙扔下电话,过去劝解:“你别误会啊,老吴跟我说过,他去自首只是缓兵之计,用不了多久就能出来。只要你不露,这个案件就肯定能解决。”
“别骗我了!”他一把推开我,“我都听到了,前景不乐观。哼,你别拿我当傻子,你们肯定是把所有事儿往我身上推,让自己摆脱干系。送我走?呸!你们这是往我身上栽赃!告诉你,我不走了,我现在就到公安局自首!”他脸色铁青,似乎下定了决心。
“不行!你不能去!”我快走几步阻挡住他的去路,“在老吴出来之前,你哪儿都不能去!”
“你给我走开!”他再一次推开我,猛地用手拉门,却不料农家院的门早就被我锁上了。
“救命啊!救命啊!”他突然大喊,歇斯底里,几近疯狂,“杀人了!杀人了!”他进一步升级事态。
“你干什么?闭嘴!”我上前阻拦。但他力气奇大,一把就将我拽倒。他双眼通红,表情扭曲,像一只求生的困兽。
“你给我闭嘴,闭嘴!”我也急了,上前勒住他的脖子,“你听我说,这事儿不能着急,一切等老吴出来!”我试图劝解。
他奋力地挣扎着,张嘴就咬住我的手臂。我大叫一声,松开了手。他抄起一把凳子,冲门锁砸去。我低头一看,手臂鲜血直流,于是又憋足一口气,冲了上去。
我与他在屋里缠斗起来,桌椅、茶几、衣帽架被撞得七扭八歪,门前的玻璃也碎了一块。我知道不能再任他这么胡来了,一旦被附近的村民发现,报了警,后果将不堪设想。于是我用尽全力将他压倒在地,勒住了他的脖子,试图让他安静下来。渐渐地,他不再那么剧烈地挣扎了,一分钟之后,他终于平静下来。
我喘着粗气,松开了双手,一下躺在了地上,精疲力竭,浑身是汗。
“哎,你起来,咱俩聊聊。”我用脚踹了一下他。
“嘿,说你呢。”见他没说话,我又踹了一脚。
他还是不说话。
我这下慌了,赶忙凑到他身边。他仰躺在地板上,面无表情地大睁着双眼,直视着门厅的天花板,一动也不动。我用手抚住他的颈动脉,已经没有了脉搏。
“陈迟,陈迟!”我大声喊着,晃动他的身体。但他毫无反应。
“陈迟,你别装死啊!哎,你醒醒!”我被吓坏了,赶忙学着电视里的样子,用双手抵住他的胸口,给他做心脏复苏。
一下,两下,五下,十下……我整整折腾了十多分钟,却没有效果。
我瘫软在地上,彻底颓丧了。我的心在急速地跳着,似乎要冲破身体,大脑却一片混沌,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该去向哪里。
时至午后,窗外的阳光倾泻在门厅上,不时能听到鸟的叫声和风吹树叶的响动。我看着这景色,听着这声音,觉得特别不真实,觉得自己是在地狱仰望天堂,而自己的灵魂则不知去处。
我又停顿了十多分钟,然后木然地站起来,将倒在地上的桌椅和茶几扶正,从抽屉里拿出胶带,把门前破碎的玻璃补上,又拉上窗帘。我坐回到沙发上,喝着一杯已经冷透的茶水,然后拿起电话,输入蒋澜的名字,但停顿了一下又放下了手机。我走到陈迟的尸体旁,用手拉住他的双腿,将他拖拽到卧室里,手忙脚乱地翻箱倒柜,找出了一个旅行箱、一把斧头和一卷透明胶带,然后拿起这些工具,却不知道要如何使用。这时,电话响了,我手一抖将电话掉在地上,捡起来一看,是蒋澜的来电。
“你那边怎么样?刚才怎么话说一半?”她似有预感。
“没事儿。”我敷衍着回答。
“他没闹吧?实在不行就换个地方。”她说。
“没事儿,你放心吧。”我说完就挂断了电话。
我清醒了一些,去卫生间洗了把脸,出来的时候已经做好了打算。我知道,从这一刻起,自己的身份已经发生了巨变,我已经是个罪无可恕的杀人犯了。无论何时,面前的人命都将与我如影随形,深植在我的灵魂和生命里,让我在遭受良心的谴责和惩罚的同时,随时面临执法者的抓捕、审判。这是命运跟我开的玩笑吗?还是我日积月累的罪孽换来的报应?我不得而知,只知道此刻我唯一的选择,就是尽全力掩盖,脱罪,逃出生天!
在不久以前,我看过一部美国电影,叫《沉默的羔羊》。我忘了是不是那里面的情节了,罪犯在杀人之后,用极其残忍的手段毁尸灭迹。我将陈迟拖到卫生间里,模仿着电影里的手法,用所有能找到的工具进行“处理”,忙活了大半天才告一段落。我身心疲惫,打开洗手池的水龙头一遍遍冲洗着满是血污的双手。我走出卫生间,又喝了一口冷透了的茶水,然后到厨房找了一块面包,囫囵地吃下。我回到那个玻璃顶的卧室,躺在床上,沉沉地睡去了,没有做梦,非常香甜。等醒来的时候,周围已是一片漆黑。我感觉恢复了一些体力,也不开灯,换上一身黑色的衣服,回到卫生间把那些“东西”装进旅行箱,然后拖到了门外的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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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漫无目的地开着车,在黑夜里寂静地行驶。山里开始降温了,车窗布满了水雾,我的额头却不停渗出汗水。我用手擦汗,手也在剧烈地颤抖。我从副驾驶的储物箱找到几盘磁带,随意拿出一盘塞进音响里,车里顿时响起了卡朋特的《昨日重现》。我听了一会儿,又把磁带退了出来,换上了一盘老吴给我的古典音乐专辑,约翰·施特劳斯的《狩猎波尔卡》在耳畔响起。我听着那个旋律,感觉心情平静了一些,之后竟随着哼唱起来。
不一会儿,我把车停在了海城山下山路段的一处悬崖边上,下面波涛拍岸,海潮汹涌。我熄了火,下车点燃一支烟,等待了几分钟,看并没有车经过,于是打开了后备箱。我拿出了一把斧头,放在水桶里,然后提着它来到悬崖边上。我观察了一下环境,悬崖异常陡峭,从这里到海面大约有几十米的距离,如果把“东西”扔下去,大概率会随着退潮卷到深海,应该不会冲到岸边。于是我放下水桶,准备返回车里把旅行箱抬下来。但不料这时,两道刺眼的灯光照在了我的身上。我吓坏了,定睛望去,竟是一辆警车。
警车的速度并不快,缓缓地停在我面前,从车上下来一个年轻警察。他裹着大衣,戴着帽子,表情很轻松。
“哎,这么晚了,干什么呢?”他问。
“我……”我犹豫着,“没事儿,看看风景。”我随意地回答。
他几步走到跟前,凝视着我。我距离他很近,极力控制着身体的颤抖,同时不自觉地攥住放在桶里的斧头。
“借个火。”他掏出一包香烟,“点火器坏了,犯烟瘾了。”他笑道。
“哦……”我赶忙松开斧子,把桶放在身后,然后从裤兜摸出打火机递给他。
他不急不缓地点燃香烟,然后把火机递给我。“谢了。”他说。
“没事儿,给你吧。”我故作轻松地回答。
“那谢谢啊。”他冲我点点头。
我见状赶忙提着水桶想返回到车里,但警察又把我叫住了:“喂,等等。”
我停顿了一下,转过身看着他。
“这里危险,不能停留,快回去吧。”他提醒道。
“好,好。”我连忙点头。
我开着车与那辆警车朝着相反的方向行驶,从后视镜可以看到,他的车速很慢,应该是在例行巡逻。我只拐了一个弯,停车,掉头,又回到原处。我确认警车走远了,才将车里的“东西”拖到悬崖边,然后分几次扔到海里。
“哗——哗——”面前的大海汹涌澎湃,似乎在冲我怒吼。仿佛在说,你是个罪人,不可饶恕!你的所作所为,必将付出代价!
我没有逃走,刻意停在原地,让自己面对大海。我掏出一支烟,给自己点燃,然后长长地吞吐。我笑了,大笑起来,像被黑暗中的魔鬼附身。我突然想起了在上学的时候,邻居们一直说我是个人才。我确实是个人才,无论干什么都有模有样,连杀人都得心应手。我笑得歇斯底里、涕泪横流,烟头都掉到了海里。我没再停留,把水桶和斧头放进后备箱,然后打开音响,随着《狩猎波尔卡》的旋律向山上进发。我开着车窗,夜风很大,将我的头发吹得散乱。等我回到农家院的时候,发现里面亮着灯,门外停着蒋澜的车。
我进了屋,见到了蒋澜,我们什么也没说就抱在了一起。她问我人在哪儿呢,我没说话,苦笑了一下。
“跑了?”她惊讶。
我摇摇头。
“那就是老吴让人给接走了?”她探寻着。
“人在海里了。”我看着她,言简意赅地回答。
“海里?”她没懂我的意思。
我自顾自地坐到沙发上,尽量克制地给她讲了刚才发生的一切。她惊呆了,大张着嘴,一动也不动。
“你……”她下意识地抬手指着我,却没把话说完。
“我是个杀人犯了,对吗?”我没有避讳那个词语,有些自暴自弃地说。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你知道这么做的后果吗?你会毁了自己的!”她突然大叫起来,吓了我一跳。
“我也不想这么做!我是失手。失手,你懂吗?”我也大叫起来,情绪爆发。
“有一万种解决的方式,你为什么就选择了最坏的一种?路海峰,你不要命了!”她还在大叫。
看她这样,我反倒冷静下来,四处寻找了一会儿,摸到一盒烟。
我抽出一支,想点燃,拿起打火机却怎么也点不着。蒋澜走过来,帮我点燃,然后缓缓地吸吮,又递给我。
我吸了几口,情绪平静了一些。“一了百了,干干净净。”我说。
她看着我,身体在颤抖着。“干净吗?会不会让人发现?”她的声音也同样颤抖。
“别忘了,他是个逃犯。”
“用不用……再做些什么?”
“那样会画蛇添足,适得其反。”我说,“老吴进去多久了?”
“四天了。”
“等他出来,再做打算。”
她点点头,不再问了。
我们依偎在一起,一宿都没合眼,只觉得外面狂风大作,似乎要将整个世界毁灭,而这个房子则是最后的避难所。到了后半夜我睡去了,却做了噩梦。梦里漆黑一片,没有一丝光亮,我感觉很冷,似乎置身于海边,耳畔是狂风的呼啸和海浪的巨响。同时还有个声音,似乎在呜咽。那声音离我很近,几乎触碰到我的耳畔。我害怕极了,左躲右闪,却突然感到脚下一空,就坠落下去。我猛地惊醒了,发现自己满头是汗,看手机上的时间,还未到清晨。我环顾四周,并没有蒋澜的身影,便走到窗前向外查看。她的车没了,她应该已经走了。我没有开灯,默默地抽完了剩下的半包烟,然后做出了决定,要正视这件事儿,并想出下一步的对策。
对,我不会坐以待毙,我要主动作为。
我做了几件事儿。第一,照常出现在公司,和员工们混在一起。我没表现出异样,保持着往常的作息,最大限度压制自己的情绪。第二,我做好了蒋澜的工作,告诉她不要为此担心,一切都会过去。我让蒋澜继续通过律师和其他的社会关系去“捞”老吴,如果再遇到警察来询问陈迟的情况,就一口咬定从未见过。我叮嘱她,这件事儿能否过关,并不在于那些警察,而在于我们是否能将它遗忘。第三,我对马林编了一个谎言,说老吴通过其他渠道安排陈迟离境了。他自然求之不得,也没有过问细节。我想老吴一定是预付了他报酬,这样不干事还能收钱,又何乐而不为呢?第四,我密切地关注着警方的动向,时刻保持着警惕。我回忆了与陈迟之间的每一个细节,确认他未带手机,且没留下痕迹。于是到了周末,我又拿着工具去了一次农家院。这次我收拾得非常彻底,不但烧毁了他留下的衣物,还对房间进行了反复的清扫。在下山的时候,我又途经那段悬崖,没有停车,只是放慢了车速。我眺望着悬崖下的大海,正是午后时间,海面很平静,阳光照在海上映出山崖的碎影。我努力让自己释怀,觉得这里也不失是个安葬的好地方。想到这里我笑了,觉得不再那么愧疚了。
哼,我真是个恶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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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子比想象的要平稳得多,大约过了二十天,老吴就出来了。我和蒋澜没去接他,自然是为了避嫌。他前几天没来公司,似乎也是怕被警察盯上。一直过了“十一”,我才接到他的电话。他说想找我们聊聊。于是我和蒋澜便驱车前往了他指定的地点。
那是个老地方,我刚跟他混的时候去的那个游船餐厅。天色近晚,轮渡呜咽,那情景和之前一模一样。他瘦了不少,双眼深陷,显得很颓。他戴着一顶灰色的渔夫帽,将身体倚在游船的护栏上,注视着远方。看我们来了,他便站直了身体。
“你们做得很好,帮了我的忙。”他平静地说。
我没懂他的意思,不知道他说的这个“很好”是在指什么。
“你没事儿了?”我问。
“还不算完,留了一个尾巴。警察对我变更了强制措施,从刑事拘留改为取保候审。十二个月内,不能离开本市,要随传随到。”他说。
“我已经通过律师把东西给他了,他说帮助解决……”蒋澜还没说完,就被老吴用手制止。我知道,那个“他”应该是蒋澜打点的人。
“都烂在肚子里,忘了?”老吴皱眉,“下一步,咱们不能在一起了。”他说出了重点,“公司全归你们,以后我就不参与经营了。等过了取保候审的期限,我会离开海城,销声匿迹。”
“这么说,这件事儿还没完全摆平?”我问。
“小心驶得万年船,你了解我,做事不会冒险。”他看着我的眼睛。
“哎,说了半天了,你怎么不问问那个人啊?”我皱眉。
“我相信,你一定会处理得很好。”他说。
“你……”我浑身一颤,张开嘴又缓缓闭上。我与他对视着,看着他那双黑洞般的眼睛,知道他肯定知情。甚至在想,他可能在把那个人交给我的时候,就预测到了结果!但此时此刻,我又能怎么办呢?这一切都是我自己的选择,犯下的罪孽。
“吴永伟,你是个懦夫!”我狠狠地说。
“哼,呵呵……”他笑了,然后深深叹了口气,“我退出了,你们自由了,难道不是件好事儿吗?而且我还给你们留了全部的股份,那可是一大笔钱啊。”
“为什么?你为什么会选择我?”我旧事重提。
他没马上回答,用审视的眼光看着我:“以前我觉得你低调、隐忍、仗义,但近期我才发觉你果断、冷静、凶狠,做商人可惜了,做战士倒是个好手。”他笑了。
“你!”我再也忍不住了,冲过去一把揪住他的衣领,“你从没拿我当过兄弟,对吗?你一直拿我当傀儡,在利用我,对吗?”我低声地咆哮着。
“海峰,你放开他,放开!”蒋澜冲过来劝阻。
“是的,我当然是一直在拿你当傀儡。不然,你有什么利用价值呢?”他冷冷地问。
我的心似乎被什么硬物碰了一下,我下意识地松手,感觉浑身都僵硬了。虽然这是个再明显不过的答案,但直接从他口中说出,也足以令人震撼。
“但被人利用又何尝不说明你的价值呢?”他继续对我洗脑,“你不愿当一辈子低头做事的平庸之辈,就必须走凶险之路。路海峰,从本质来说,你和我是一样的人。”
“不,不!我和你不一样。”我摇着头,后退了几步。
“蒋澜,你知道吗?我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就知道他是个危险人物。你和他在一起,是与狼共舞。”他笑着说。
“你信不信,我也杀了你!”我往前一步,咬牙切齿地说。
“无所谓,早晚都是个死,只不过方式不同。”他轻描淡写。
“如果有一天我出事儿了,会不会和那个人是一个结果?”我逼近他。
“所以我要离开啊,我不想看你重蹈覆辙。”他收敛了表情。
“哼,我明白了。”我叹了口气,“‘人最大的弱点就是感情,凡事只要从感情入手就能事半功倍。攀关系、交朋友,最终要将你的目标变成他们的目标。’你对我们,用的也是这个方法。”
“你通透了。”他笑着点头,“任何人都不是你的老师,生活才是,失败才是。要自己去找寻,懂了吧?”
“懂了。”我点头。
“还有,要学会原谅,与自己和解,与敌人和解。”他放缓语速。
“明白了。”我再次点头。
“以后你不会再见到我了,即使在某个场合遇见,也要视而不见。我们的关系结束了,这一切都烟消云散,就像从没发生过一样。路海峰,你好自为之吧。蒋澜,记住我的话。”他说完就转身走了。
他的速度很快,走得很决绝,连一次回首都没有。我听着他噔噔噔的下船声,心里竟然有一丝不舍,眼里的泪水也流了出来。我想这可能就是所谓的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吧,被他控制又依赖于他,在他内心,我已经沦为一个奴隶。
这时,蒋澜走到我身边,轻轻地揽住我的手臂。“咱们自由了,不是吗?”她说。
“自由……”我重复着她的话,“对,自由了,自由真好。”我鼓起勇气说。
“哎,你相信他的话吗?”我转头看着蒋澜。
“我只相信你。”她给出了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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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海峰说到这里的时候,显得很激动。他的双手颤抖着,连手铐也响了起来。魏卓不停地记录着,在笔记本上标注着重点。
“吴永伟不是他的真名,对吧?”魏卓问。
“什么?”路海峰还沉浸在自己的讲述中,下意识地抬头。
“我是说,警方查遍了你服刑期间的狱友,并没找到这个名字。”魏卓开门见山。
“哼,名字只是代号,不重要的。”路海峰恢复了常态。
“然后呢?之后发生了什么?”魏卓意犹未尽。
“之后……发生了一系列的事情。特别是在Z先生出现后,每个人的生活都发生了改变。”路海峰缓缓地说。
“Z先生?是谁?”
“呵呵……他会出现在随后的故事里。”路海峰笑了笑,“哎,现在几点了?”他问。
“现在……”魏卓抬手,“快五点了,怎么了?”因为上次马林的事儿,他显得警惕。
“我今天说得够多了,而且你那个设备也快录满了吧?”他冲魏卓抬了抬下巴,“我敢说,用不了几分钟,那个警察又会冲进来,阻止我们的对话。而且还有可能,这是你最后一次对我的采访了。”
“为什么?”魏卓不解。
“因为我说得太多了,再往下说,就会触及很多人的利益。所以……”他停顿了一下,“你还想继续往下听吗?或者说,还想知道更多的情况吗?”他盯着魏卓的眼睛。
“当然,我当然要继续听下去。”
“你要想好了,这么做会有两个结果。一个是获得爆料,让你得到好处;另一个是将你卷入,给你带来麻烦。你准备好了吗?”路海峰缓缓地问。
“别那么多废话,想说什么就说。”魏卓不想被他牵制。
路海峰笑了:“要想继续得到爆料,你就必须帮我一个忙。当然,这也是在帮你自己的忙。如果你按我说的做了,我会给警方一个不得不让你采访的理由。”
“什么?”
“我知道你记性很好,现在你听着,但不要往纸上记。”
路海峰话还没说完,筒道里便响起了急促的脚步声。
“听,他们来了。”路海峰笑了。
“说!”魏卓来不及多想。
“登录一个S开头的网站,进入邮箱,用户名是我名字的第一个字母加上3377,密码和用户名一样。登录后在草稿箱里有一封待发邮件,你只要点击发送就行。”
“邮件的内容是什么?”魏卓警惕地问。
“你最好不要去看,只管发送就行。我不想你惹上麻烦。”路海峰说。
“你不说我是不会管的,我可不会被你控制。”魏卓摇头。
“随便你。但如果你不做,我以后不会再接受你的采访。”路海峰说。
“那如果我说自己做了,但实际上没做呢?”魏卓问。
“我会知道你做没做的。”路海峰自信地说,“作为交换,我告诉你一个信息。”
这时,脚步声已经临近门口。
“我当时虽然将陈迟的尸体抛到海里了,但是处理尸体的一些东西却没丢,就埋在那个农家院的附近。在西侧一棵最高的树下。”
他还没说完,审讯室的门就被推开了,林楠和老黄闯了进来。
“魏记者,今天的采访到此结束了。”林楠说。
“为什么结束?他还没说完呢。”魏卓问。
“一会儿我们要对他进行提讯,请你配合我们的工作。”老黄说。
“提审我?我刚才说得还不够多吗?你们没听见吗?”路海峰仰靠在椅背上,故作轻松地问。
“别废话,你那都是张冠李戴、胡说八道!”老黄不客气地说,“魏卓,你记住,对他的采访不能随意发布,如果违反将承担法律责任。”他勒令道。
魏卓不喜欢他的语气,起身收拾东西。
“哎,那什么时候魏记者再来采访我呢?”路海峰问。
“要等上级通知,我们无权做出决定。”林楠说着官话。
“哼,呵呵,看吧?”路海峰笑了,“魏大记者,记住,我说过的话。”他叮嘱。
“他刚才说什么了?”林楠问魏卓。
“说什么了你们不是能听见吗?”魏卓反问。
“有什么我们没听见的?”林楠问。
魏卓犹豫了一下,转头看了眼路海峰,低头将纸和笔放进了背包。“没什么。”他给出了答案,将背包背在肩头,“现在送我出去吧。”他语气轻松。
林楠没动地方,审视着魏卓:“我提醒你,别耍小聪明,你已经签订保密协议了,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当然,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魏卓与他对视着。
与此同时,路海峰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