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渊 第四章 第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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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韩品木那顿饭花了多少钱。他没有当场结账，说是餐费已经提前支付给餐厅了，这是规矩。我问韩品木花了多少钱，他也没告诉我。

    回到刑侦支队，我把午饭的经过告诉赵干哲。听说韩品木带我去了终南餐厅，赵干哲满脸惊讶。

    “好家伙，跑那儿去开荤了，我都没去过！”赵干哲感慨道。他问我桌上点的什么菜，我把记住名字的都告诉了他。最后我还说那地方真不如杨家烤鱼，但墙上一幅画有300多万。我吃饭时老害怕了，万一不注意溅上点汤汤水水，把我卖了也赔不起啊。赵干哲却说你上一边凉快凉快吧，顺带准备一份“情况说明”。万一事后徐延生或杨向前找你麻烦，你还有个交代。我说不至于吧，一顿饭而已，虽然贵了些，还真要惊动纪委和督察啊？

    “你知道那顿饭多少钱不？”赵干哲冲我咧咧嘴。我说不知道，韩品木也没告诉我，估计这桌下来得两三千吧。

    “屁，两三千？两三万还差不多！”赵干哲瞪了我一眼。我嘴张得老大。

    “喝酒了没？”赵干哲问我，我急忙摇头，说没喝。赵干哲松了口气，说没喝酒还好，喝了酒就不知道这顿饭花多少钱了。

    “我听说过一次，一个广州来的商人在那里请客，三个人，餐费花了十多万，你敢信不？”赵干哲接着说。我嘴巴一直没合上。

    “从这个月开始，你的工资就别花了，都存起来。万一之后韩品木涉案，到时你就得把今天吃的都吐出来，不然纪委徐延生他们就要帮你吐出来，听到没？”赵干哲一本正经地说。

    吓唬完了我，赵干哲才开始问正事。他让我把韩品木中午说的所有话都复述给他，我照办。过程中他听得很细，连韩品木说到一些事情时的表情都反复问。听到韩品木告诉我杜娟当过终南餐厅服务员这事儿时，赵干哲有些意外，笑着说韩品木咋连这个都告诉你了。

    “杜娟以前在终南餐厅当服务员这事儿，没见卷宗里提过啊？”我问赵干哲。他嘿嘿笑了两声，说这事儿当年跟案情没多少关系，另外涉及一些敏感问题，上面很忌讳，所以就没往卷宗里写。

    “她遇害时已经在油城职校工作一年多了，又是在职校宿舍出的事，所以不提她当服务员这事儿也是对的。”赵干哲说，“主要是杜娟这个事情赶上了一个敏感节点，管理局刚对终南餐厅辟过谣，公安局又把她的事儿公布出来，不就打脸了嘛。”

    “韩品木主动跟你提到杜娟的案子？”赵干哲问我，我说那可不，难不成我还能作为石油学院的大学生主动跟他提吗。

    “这家伙，有点意思……”赵干哲点了一支烟，跷起二郎腿。

    “杜娟这个案子，其实当初我们怀疑过韩品木。”赵干哲说。

    “怀疑韩品木？为啥？”我不解。

    “很简单，他和杜娟的关系很紧张，有作案的动机。杜娟案发前，警方接到过韩品木几次报案，都是举报他的父亲韩双林跟杜娟合谋害了他的母亲。”赵干哲说。

    “韩品木举报他爸跟他后妈杀了他亲妈？”我觉得不可思议，“是真的吗？”

    赵干哲摇摇头，说那件事韩品木拿不出证据。他虽然举报了，但警方也没查到他母亲的死跟韩双林和杜娟有关联。

    “那韩品木跟杜娟的死呢？”我问。

    “也调查过，没有结果。杜娟出事时韩品木有不在场证明，老辛排除了他的嫌疑。后来那个毕德华出现后，我也没发现两人之间有关系，所以又把他排除了一次。”赵干哲说。但从他的话里我反倒能够感觉出，两次排除韩品木的嫌疑，说明警方曾两次把韩品木纳入侦查视线。如果算上赵干哲这次让我调查韩品木，已经是第三次了。

    “他还跟你说啥了？”赵干哲继续问我。我说再就是聊了一些八卦，然后把李正斌和张成国的事情也讲给了他，听完后赵干哲说没想到韩品木这家伙知道的还不少。

    听赵干哲话里的意思是这些事儿他也知道，我开始磨着他跟我讲。赵干哲说李正斌得癌症这事儿他的确知道，而且听说李正斌的老婆和前妻已经准备为财产的事儿打官司了。

    我说李正斌不还活着吗，他家属咋这么着急？赵干哲说你看这你就不懂了吧，“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人死了再做准备，早就晚了。我说如果韩品木说的张成国那事儿是真的，他儿子不也能去分一份？赵干哲哈哈笑，说这事儿应该是个误会。

    “我听到的一些传闻啊，说其实这个张成国的儿子并不是李正斌的，而是那位十几年前落马的高书记的。”赵干哲说，张成国的老婆吴霞以前也是终南餐厅的服务员，被李正斌介绍给了管理局的高书记。吴霞后来怀了高书记的孩子，逼着高书记离婚娶她。高书记又不是韩双林，怎么可能同意。正好这时候张成国出现了，不明就里地追求吴霞，高书记和李正斌是打瞌睡遇到送枕头的，就顺势把吴霞推给了张成国。

    “这事儿张成国自己知道吗？”我问赵干哲。他说他怎么知道张成国知不知道，再说这都是些陈年传言，谁也搞不清真的假的。

    “今天这话哪儿说哪儿了，出了这个门你说是听我说的，我可不认哈。”赵干哲说。

    跟赵干哲聊得差不多了，也到了饭点。赵干哲叫我去吃烤鱼，我说不去了，中午吃的还没消化。赵干哲略带阴阳怪气地说也对，毕竟吃过终南餐厅的人，怕是看不上我这路边摊了。我笑着说赵支队您的烤鱼我还是攒着吧，刚才您不也说了，往后半年我得攒工资留着“退赃”，恐怕想打牙祭只能靠您的烤鱼了。赵干哲说你想得美。

    最后，赵干哲问我有没有在韩品木那边身份穿帮，我说表面看来暂时还没有，但我不清楚他的想法。穿帮就穿帮吧，假装大学生太受约束，很多问题问不了。赵干哲想了想，说自己也有点后悔，不该同意让你去接触韩品木。我说我干都干了，您这会儿后悔也没用了。

    “你再去找陈春丽采一份笔录吧，看她这事儿怎么说。”赵干哲说。我说我前脚找了韩品木，后脚再去找陈春丽，这俩人真要有关系，我这不明摆着露馅嘛。赵干哲却说那你更得去了，如果韩品木真是给你揣着明白装糊涂，你就帮他把这层糊涂挑破，看他到底想干啥。我说前几天您不还让我配合他演戏吗，怎么今儿又改了主意？赵干哲说配合归配合，不能让他把主动权拿走。这戏说白了还得咱来当导演，不能他想演啥就演啥。

    第二次接触陈春丽，我想起之前在悦江苑酒店张成国办公室那次跟她谈话的失败经历，又回忆起刘广文教给我的“讯问话术”，决定先跟陈春丽聊点别的，但不承想这次直接引入正题的人却是她。

    “我跟宋来福从来就没有什么。哦对，还有那个‘酒晕子’辛什么，我跟他也没有什么，都是酒店那帮人乱说的。”陈春丽开门见山。她说这两年自己确实经常去停车场传达室吃饭，但那是因为自己胃不好，不能吃冷东西，而酒店后厨不对非餐厅员工开放，只有宋来福那里有燃气炉可以开火，所以她才去那里热饭。那里是悦江苑酒店的传达室，又不是宋来福的传达室，况且平时去那里热饭的又不只是自己。

    “一群乱嚼舌根的人……我不知道怎么传来传去，就成了宋来福出事那晚是去采油厂惠民农场‘捉奸’，我有什么‘奸情’可捉？宋来福以为自己是谁，他有什么资格去‘捉奸’？”陈春丽似乎憋了一肚子的气，但从她发泄般的叙述中也能听出，那晚宋来福拎着棍子跑去惠民农场，确实是与她有关。

    “那5月15号，宋来福死的那天，晚上7点到8点多这一个多小时，你是在采油厂惠民农场附近的土路上吗？”既然她选择了开门见山，我也没必要再去绕圈子，于是也直截了当地问她。

    陈春丽明显愣了一下。

    “不在，那时我在上班。”她停顿了一会儿才做出回答，显然经历过短暂的思想斗争。

    “你可想好再说，这次是公安机关的正式问讯，不像上次那样，我只是找你了解点情况，你说假话可是要负责任的。”我提醒陈春丽。她看了我一眼，又把目光移向别处。

    “我就是在上班，小区物业有工作记录可查。”她又重复了一遍。

    其实宋来福案发后，范杰已经查过陈春丽上班的华泰小区物业公司的工作日志，按照上面记录的内容，案发时间段内陈春丽的确在上班。但范杰也说了，物业公司的环卫工只需定时清扫小区，不像酒店清洁工那样需要随时待命。因此即便当时陈春丽在“上班”，也可以短暂离开小区，况且陈春丽上班的华泰小区距离案发地点并不远，走路只需三五分钟。

    唯一的缺陷就是华泰小区是个老旧小区，没有装监控，所以范杰当时没能拿到陈春丽案发时间段内离开过小区的证据。

    “说一下你的家庭情况吧。”我说。能看出陈春丽依旧戒心十足，我觉得还是得按照之前刘广文教的办法来做。

    “什么家庭情况？”陈春丽又是一愣，可能没料到我突然换了话题。

    “‘家庭情况’这四个字还不懂吗？家里几口人、都是做什么工作的、现在生活状况如何，如此之类的。”我耐着性子解释道。

    “你问这个做什么！”不承想陈春丽更紧张了，竟然冲我吼了一句。身旁一同参与讯问的同事急了，“啪”的一巴掌拍在桌子上。“让你说啥你就说啥！你说我们问这个做什么？！给你家送温暖？！”

    我用脚轻轻碰了碰同事，示意他别着急，有点过了。

    “我家就我自己，我在小区当环卫工，一个月收入1300，刚够吃饭，就这些。”陈春丽说。

    “你老公和孩子呢？”我接着问，尽量放平语气。

    “老公2000年病死了，有个儿子在外地工作，很少回来。”陈春丽说，1999年在从医院回家的路上遭遇强奸，当时住院的就是她老公，强奸案发生一年后老公便病故了。

    “你在油田还有什么亲戚没？”我问。

    “没有。”陈春丽说。她是独生女，父母都是北京人，60年代过来援建的石油工人，90年代相继去世后她在本地便没了任何亲戚。

    等的就是她这句“没有”。

    “那你跟韩品木是什么关系？”

    “我不认识你说的这个人，和他也没有关系。”陈春丽说。

    “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他为了你跑去悦江苑酒店跟宋来福‘谈判’？没有关系他去警告宋来福‘离你远点’？没有关系他能去跟宋来福打架？”同事负责唱黑脸，在一旁把问话声音提高了八度。

    “你说的这个韩什么，他做的事我怎么知道？要你这么说，宋来福的死也要算到我头上吗？”陈春丽的脸上突然划过一丝冷笑。

    我看着她，却再也说不出任何话。

    “你们俩简直是两头猪啊……猪都不能干出这种事儿来……你俩的审讯业务是跟王正操学的吗……哎哟我当初怎么会拉你来搞‘专班’……李成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王正操派到我这儿来捣乱的……”刑侦支队办公室里，赵干哲骂我骂得几乎哭天抢地，我从没见过骂人的人比被骂的人还要悲恸。但即便在这份悲恸中他也忘不了把“老仇人”——桥东分局的副局长王正操拉进来。

    “你脑子里面就一根筋吗？属驴的吗？一根肠子通到底？直接问她跟韩品木有没有关系？你就不能绕两圈再问吗？懂不懂什么叫‘边路突破’？懂不懂什么叫‘循循善诱’？你这种问法，直接给她打个电话多好呢，还省劲！”赵支队喋喋不休，连用两个术语。

    “我们也没料到陈春丽的抵触情绪这么强，她那事儿说白了算个啥？”一同被骂的同事试图辩解几句，被我拉住，这种情况下最好的处理办法就是让领导先把火发完。

    “你还敢顶嘴！”赵干哲的矛头马上指向了身边同事，眼看他要发火，幸好手机响了。赵干哲拿起来看了一眼，先是愣了几秒，然后走到窗边接电话去了。

    同事委屈地看着我，小声嘀咕：“宋来福这案子不一直在你们所范杰手里侦查吗？赵支队跟咱发什么火？”我心里也很奇怪，赵支队对这事儿的关注度是有些超出了我的预料。

    “嗐，领导嘛，让你干啥你就干啥，做个没有思想的工具人那么难吗？”我悄悄跟同事开了个玩笑。

    “你再去找一下那个悦江苑酒店的保安小孙，给他采一份笔录，内容就是韩品木去找宋来福‘谈判’的事情，让他把所有知道的细节都告诉你，笔录做得越细越好。如果当时还有其他人在场或者了解情况，也都采份笔录。既然要确定韩品木与陈春丽二人有关系，就必须把证据固定、做实，哪怕从侧面！”赵干哲对同事说。

    “李成，你准备一下，晚上跟我出去办点事。”他又对我说。我问他需要准备什么，是带装备还是别的什么东西？赵干哲说换便装，带执法仪，装备的话看什么顺手拿什么。我用拇指和食指比了个枪的形状，赵干哲似乎想了几秒，摆摆手说不用。

    我和同事立刻起身，他准备去悦江苑酒店，我则回派出所换衣服。

    “回来！”刚走到门口，赵干哲又吼了一声，我以为他还有别的交代，急忙停住脚步。

    “今天办公室里我说的话不准跟任何人说。”赵干哲一脸严肃。

    “尤其是王正操。”他补充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