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渊 第六章 第2节

    2

    我问刘广文去不去支队，他想了想，说去吧，正好很久没见王正操了，过去打个招呼。

    我们打车到刑侦支队。王正操的办公室烟雾缭绕，连刘广文这样的老烟枪进门都被呛得咳嗽了几声，不知他们抽了多少烟。屋里除了王正操和程虎还有几个人，分别是范杰、治安支队的李建涛和另外两位陌生的民警。王正操介绍说两人是A市刑警大队民警，联合专班成员。

    刘广文和王正操两人见面后先是叙了一番旧，王正操说：“阿文只跟支队长好，辛吉然当支队长时跟辛吉然好，赵干哲当支队长时跟赵干哲好，现在我当支队长了，咋没见你跟我好，这么久了也不来支队看看我。”刘广文知道王正操是又在晚辈面前挑他事，他嘴上从来不吃亏，尤其是在王正操面前。刘广文有句名言叫“打不过赵干哲还能说不过王正操”，因此他毫不客气地跟王正操说：“老王你说得对，阿文只跟支队长好。谁让你现在还是个‘代理’，把‘代理’俩字去掉了，阿文就跟你好。”

    大家都被逗笑了。

    之后言归正传，王正操对我说，悦江苑酒店保安孙强和那把刀的事情，程虎刚刚跟他汇报了，他也觉得这人很可疑，已经发了协查通告，要求各地配合寻找孙强。另外这段时间还有些线索落了地，所以叫你过来一同商量一下。我急忙说我就是来学习的，有啥事儿能干点就再好不过了，因为张成国案子里的那把刀，我已经“带薪休假”很久了，盼望着领导给个机会。

    王正操笑着点点头，说好，那我们继续开会吧。

    “那个，阿成刚到，我再把刚才我们这边的事情说一遍。”首先说话的是治安支队的李建涛。

    “这个孙强上次跟你说的那些事情是真的。经过核实举报，我们确实发现油城有一伙人涉嫌利用电脑网络游戏为外围赌博提供帮助，也发现了一个核心人物，虽没锁定具体人员，但大概有了一个范围。”李建涛接着说，然后他递给我一沓资料。

    “这里面是我们罗列的二十三个可能对象，目前还在一一核实。”

    我翻开资料，李建涛那边的工作很细，落实到了每个人的户籍信息。

    “陈平？”翻到资料后段时，我看到了这样一个名字。贵州贵阳人，1980年出生。现居北京，某软件公司程序员。

    陈平，这个名字很熟悉，胡小飞死前把电脑寄给了他，韩品木因为他的身份泄露开除了小川。看来小川说的一点不假，真是他和胡小飞共用了“飞扬”的游戏账号？我继续往后看，开心的是治安支队的资料上附了照片。

    这照片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应该近期在哪里见过。在哪里呢？

    我掏出警务通打开搜索记录，看自己近期有没有查询过这个人。

    我在6月22日的搜索记录中找到一张照片，感觉很像。警务通上留存的照片有些年份，事主拍照时不过20岁出头，而李建涛资料里的照片是近期的生活照，两者之间差异不小。我把警务通递给李建涛，让他辨认一下。他看了半天确定不了，又把警务通递给身边的程虎。程虎看完说是同一个人，李建涛问他怎么确定的，程虎说就是看着像，没啥法子确定。

    “这个人是？”李建涛转头问我。

    “郭鹏飞，母亲叫陈春丽。”我说。

    “谁？陈春丽？那个‘2·15’专案里的受害者陈春丽？”一旁的王正操突然问我。我说是的，前段时间赵支队指令我接触陈春丽，了解她和韩品木之间的关系时，陈春丽说到她有个儿子在外地工作，我随手核实时查到过这个人。

    “太好了，你马上把他的信息发给我！”李建涛激动得差点从沙发上跳起来。

    李建涛说完，轮到了范杰。他刚才应该在聊胡小飞电脑的事情，这会儿接着说。

    “我还是觉得，胡小飞的死跟寄电脑的事情不无关系。”范杰说，胡小飞案发现场的情况和法医尸检报告分别证明了胡小飞死于自杀和他杀，这种两者并存、百年不遇的现象之所以会出现，他考虑了很久，觉得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胡小飞自杀前做了一件事，这件事对胡小飞来说是生前最后用心的事情，做完就可以“安心上路”了。而对于杀他的人来说，胡小飞做的这件事是突破自己底线的事情。这件事八成就是胡小飞把自己的电脑寄给了“陈平”，也就是郭鹏飞。

    但胡小飞邮寄电脑的操作也很迷，如果说他有什么东西要给郭鹏飞，从网上发送就行，用得着把电脑都寄过去吗？因此他还是怀疑那台电脑是解开胡小飞之死谜题的关键。“你的意思呢？”王正操转向徒弟程虎。

    “我同意范所的判断，既然胡小飞把电脑寄给了郭鹏飞，那就先找郭鹏飞，找到他就找到了胡小飞的电脑，这样一切谜团都解开了。”程虎说。

    王正操点点头。

    “李成，你的看法呢？”他又把问题转向我，“既然来了，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别见外，都是从你这阶段过来的。”王正操可能担心我会局促，补充了一句。

    我理了理思路，说我的看法跟范所和虎哥有点差别，我反倒是觉得，胡小飞的电脑的确很重要，但他自杀和被杀的导火索，恐怕不是那台电脑。

    “那是什么？”王正操对我的话很感兴趣，示意我说下去。

    “我觉得是6月7日那天我和范所去兴顺汽修厂那件事。”我说。包括之前赵支队在内，都把注意力集中在了胡小飞的电脑上，如果这次范所调查的结论是电脑是被凶手拿走的，那说明这台电脑是关键。但现实是胡小飞寄走了自己的电脑，而这件事除了胡小飞和快递员许某外，应该没有第三人知道，至少凶手是不知道的。

    进一步说，如果凶手的目标是电脑，为了拿到电脑可以杀死胡小飞，那么他到现场后发现电脑不在了，还要不要杀胡小飞？应该不要了吧，杀人不是件简单事，没人愿意平白无故背上一条人命，我觉得凶手这样做的可能性不大。所以我认为凶手去找胡小飞，目的就是干掉他，无论电脑在不在他手里，都可以作为一个孤立的事件暂时摆在一旁。

    “为什么你和范杰去过兴顺汽修厂之后，胡小飞就要自杀，凶手也要杀他呢？两人的动机各是什么？”王正操接着问。

    “我怀疑，胡小飞本身是个秘密，同样也是凶手的秘密。我们找到了胡小飞的住处，或者说是藏身点，他们便担心各自的秘密要暴露了，所以分别选择了自杀和杀人。”我说。

    王正操点了支烟，思考了片刻，说你的推论很有道理，只是一些细节方面有些牵强。

    我知道他指的是什么细节——既然凶手担心胡小飞落网后供出自己，那早就该杀人灭口，而不是等到警方注意到兴顺汽修厂之后才动手，除非之前凶手并不知道胡小飞身在何处。但这样想依旧有个漏洞——6月7日我和范杰等人找到兴顺汽修厂后，并未发现胡小飞的存在。难道是凶手一直盯着兴顺汽修厂，只等警察发觉便来干掉胡小飞？

    我忽然想起了宋来福。

    宋来福接到一个陌生电话去找“情敌”辛吉然，却先奔向兴顺汽修厂，这很奇怪。当然，按照之前赵干哲的推测，那个陌生号码先让宋来福去兴顺汽修厂是为了打时间差，让他在辛吉然之后到采油厂惠民农场，所以指使他先去兴顺汽修厂耗掉时间。问题是按照汪德海的笔录，宋来福是认识胡小飞的，他去兴顺汽修厂肯定是去找胡小飞，但辛吉然和陈春丽的事情与胡小飞有什么关系？

    汪德海说宋来福进门后与胡小飞说了两句话便跑了，而两人以前是通过电话的，宋来福压根没必要为说两句话专门跑一趟。所以很有可能就像赵干哲说的那样，宋来福找到胡小飞之后发现自己搞错了，方才又折了回去。但那个让宋来福去找胡小飞的电话是谁打的？宋来福为什么最初听从了那通电话？如果电话里说的事情果真与胡小飞有关，宋来福为什么不先打给胡小飞，而是直接去了他的住处？

    “李成，你在寻思什么？”王正操见我不说话了，问道。我把刚才过脑子的东西讲了出来。

    “或许有一种可能——宋来福并不完全信任胡小飞，却又与胡小飞有着某些方面的约定。”王正操说。

    我点点头，有这种可能。而且从6月8日胡小飞死前把电脑寄给陈春丽的儿子郭鹏飞一事上可以看出，胡小飞与郭鹏飞关系很近，这从游戏中两人经常共用一个账号也能侧面印证。如果胡小飞和郭鹏飞很熟，那么他一定认识郭鹏飞的母亲陈春丽。或许是因为这层关系，胡小飞才与宋来福搭上了线。

    “但这里又出了一个问题，胡小飞是毕德华的同伙，他们一同犯下了1999年的系列强奸杀人案，陈春丽是那起案件中的受害者。即便他们有条件搭上关系，会这样做吗？我们不知道‘陈平’就是陈春丽的儿子郭鹏飞时，这种推论尚有可能，现在两方的身份已经清晰了，再回看这件事，你不觉得奇怪吗？”范杰问我。

    的确奇怪，韩品木、胡小飞、宋来福、陈春丽，所有与这起案件有关的人和事都透着奇怪。

    “即便陈春丽和郭鹏飞不知道胡小飞就是当年的凶手，那胡小飞自己心里应该有数吧。按照常理，他应该对陈春丽母子避之不及，但事实上他却与二人关系密切。他就不怕有朝一日被陈春丽认出来？”范杰接着问我。

    这些问题我一时也回答不了。

    “扯远了，先谈胡小飞的事情。”王正操发现话题延伸得有些过火，往回拉了一把。

    “刚才李成提到了一个问题很重要，那个给宋来福打电话让他去找胡小飞的人是谁，这里必须搞清楚。因为赵支队出事那天，同样接到了这个电话。”王正操说。

    “李成，你的想法？”这次他先问我。

    “我们先从整体上来看待这个电话，他能指挥宋来福去找胡小飞，说明既知道宋来福、陈春丽和辛吉然之间的事情，也知道胡小飞的存在。甚至他还知道胡小飞与宋来福之间的约定，这点就很可怕。”我说。

    可怕之处在于，他是一个洞悉一切并近乎站在上帝视角的人，而且宋来福对他的信任要多于对胡小飞的信任。

    “第二，这个电话能把赵支队半夜约到A市开发区那个鸟不拉屎的地方去，只有两种可能，要么是这个打电话的人深受赵支队信任，赵支队认为此人不会害他，他才会去；要么是这人在电话里给赵支队提供了极其重要的情报，让赵支队认为即便冒险也值得去开发区见面。我认为应该是后者。”

    “原因？”王正操问我。

    “因为我想起赵支队最初是决定带我一同前往的，而且要携带执法仪和警械，可见此次见面应该存在一些风险，或者此次见面的人存在一定不确定性。”我说。

    “是啊，为什么赵支队后来又决定自己去，不带你了呢？”王正操接着问。

    “这段时间我也一直在想这个问题，赵支队作为刑侦支队的一把手，即便不叫我，也可以随意挑选其他下属一起前往。他最终明知见面存在风险却又独自前往，大概有两个原因，一是见面者强烈要求；二是见面者所提供的情报内容，可能涉及我们自己人，抑或是两者兼具。”我说。

    王正操想了想，可能感觉有道理，点了点头。

    “那你想过没有，见面者想要给赵支队提供的情报大概会是哪方面的？”他接着问我。

    “我推测可能与当年的‘2·15’专案有关。”我说。

    “为什么？”

    “因为眼下宋来福和胡小飞的案子在范所手里，范所是河西派出所的刑侦副所长、责任区刑警中队长，上面还有分局刑警大队长和分局主管刑侦工作的副局长，再往上才能到支队级别。宋来福和胡小飞的案子按道理不需要直接向赵支队汇报，因此用这方面的线索把赵支队约到别的城市去的可能性不大。但‘2·15’专案一直在赵支队手里，他因为这起案子的线索去外地的可能性更大一些。”我说，“那个人很有可能是以提供当年的系列强奸杀人案线索为借口约赵支队出去的。这样的话，那个人更可怕了，因为他既知道当年的案情，又了解警队内部人员的一些秘密，那个人……”

    说到这里，我停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