躲了多少年已经记不清了,总之现在死到临头,也无需再有所隐瞒。事情的发生通常始于偶然,我时常问自己,如果像大哥那样读到专科,又或是像二姐听从阿爸的安排,找个普通人结婚生子,是不是至少活得不会如同蟑螂一般。
这些年来,辗转在弗元的腌臢角落,如今就算站在昔日老友面前,他也定是认不出来。毕竟谁会想到一个衣衫褴褛又形如枯槁之人是曾经的裴常笑?
1998年冬天,我放了一把火。新闻里说从别墅抬出去二十三个人,我知道警方算少了,应该是二十六具尸体,但这也怨不得警方,毕竟其余三人离起火点最近,伴随着爆炸巨响,估计连一根手指也难寻。若是问我是否后悔做出这样丧尽天良的举动,我只会笑上一笑。
对于一个杀人犯来说,生与死的边界早已模糊不清。如同行走在人世间的鬼,投胎转世都是奢望,难道还会在乎后悔这样自我怜悯的情绪?
1997年7月,大不列颠政府终于放手香港,紫金花红旗的喜悦飘洒全国,与此同时,我为了躲债,坐着摇晃的大巴,从省城回到老家。因为实在受不了阿爸不堪入耳的训斥,我托发小杨利好找了份看管仓库的工作,从家里搬了出来。
这份工一个月四百元,包住不包吃。仓库在弗元的郊区,由一个姓朱的香港老板早年开发建成,听说这只是他在内地众多产业中投资最小的一处,所以也不甚上心。上一任管理员在这个岗位做到了棺材封盖,死的时候七十八岁,无节制地抽烟把肺都熏黑了,也没钱续命,最后还是朱老板念在他为自己工作多年的份上,出了下葬的钱,草草了事。
我看管仓库的时间里,只和朱老板打过两通电话,一次面试,一次离职,连他的人脸都没见到过,唯有的印象是那人的普通话有些差,得把话筒贴紧耳蜗,才能勉强听清楚他发声的音节。
仓库是连排的泥砖房,朱红色外墙,最高不过四层。彼时周围的土地尚未开发,杂草连着荒废许久的田地,门前是泥泞的土路。要不是朱老板开的价格便宜,怕是根本没人会想到租用那个地方。仓库被隔成五十个小间,我住在上一任管理员的房间里,一楼进门右转的第一间,十平方面积,一张单人床,一张书桌,一扇小窗,比青少年治疗中心的配置好不到哪去。
杨利好要我懂得知足,毕竟一个连高中都没毕业的人,又欠着债,身边的疯言疯语又多得很,要不是朱老板大发慈悲,连这个工作也未必找得到。他说的确是实话,如果不是走投无路,我也不愿意回到弗元这个地方。
最开始的一个月我是日夜难眠,除了邻村的老黄狗外,连个能说话的活物都没有。秋风摇着蒿草的脑袋,我在日复一日的虫鸣中也渐渐习惯了起来,觉得就这么孤独死去,不再打扰裴家的人,或许也算一件幸事。
仓库的客人们一年也未必出现一次。零到十号库房是朱老板口中的贵宾仓储室,我曾经在百无聊赖中逐间开门看过,印象最深的是5号房,放着数十口蒙尘的棺木。纵使从小胆大,但夜半三更看到成排的棺木躺在眼前,也不免心底发怵。自此以后,我变得不再好奇,剩下的四十个房间也不再探究,继续过着死水般的日子。
直到戴大军的出现,石子终于落入了水面,往外扩起涟漪。
秋日黄昏夕阳下,戴大军敲响了我的房门。为了不让我在那鸟不拉屎的地方过早死去,偶尔前来探望的杨利好给我弄了台老式收音机。每天下午六点,三号频道的“甜心电台”责无旁贷地成为了我为数不多的消遣。听到敲门声时,我还以为由于本人过于沉迷女主播的嗓音,出现了幻听,一度不愿意从床上爬起来。但戴大军坚持不懈地敲着门,仿佛要把那薄薄的木板撞破,我这才跳了起来,确定门外是真的有人来找。
“你好,请问你系这里的管理员吗?”面前的男人鬓角斑白,双颊泛着高粱红,普通话里夹杂着闽南海话的口音。
我点点头,不明所以地打量着他,问道,你是来取货的吗?哪个库房?
男人慌忙摆手,带着些许不好意思,说打扰靓仔了,我是来找人的。
那时我虽容貌尚好,但也绝对担不起“靓仔”二字。男人的双手紧张地抓着一个布包,手指上布满老茧,神情古怪地往我房间里看。我走出门去,将房门关上,板着脸问道,这里是朱老板的仓库,除了你眼前的靓仔以外,没有别人,你是不是找错地方了?
“啊,是吗?”男人的眼神暗淡下去,用手比划着说,“靓仔,你有没有见过一个女孩。大概一米六几,长头发,经常扎个马尾辫。脖子上带着个木质的佛。”
三句话说得坑坑洼洼,我也不耐烦了起来,说没见过,这种地方怎么可能有女人,阿伯,你肯定是搞错了。转身便想走回房里。
男人急急地叫住我,说,“靓仔,你看一看。我女儿长这样。”说罢,他将一张黑白照片伸至我跟前。照片上的一家四口坐在祠堂里,前排的女人手上抱着个娃娃,左边坐着眼前这个男人,后面站着一个扎着细长马尾辫,看起来只有十五六岁的姑娘。
我低头仔细看了一眼,说,不认识。
男人一副快哭出来的表情,哽咽道,“真的不认识吗?这系我女儿,叫戴晓冰。她的朋友告诉我,她来这里了。”
我摆了摆手,打发道,说了不认识就是不认识,这地方你也看到了,除了我没别人。
男人把照片放回了兜里,道了一声谢。在我转身之时,又往我手里塞了一张纸条,说他叫戴大军,这是他的联系方式,如果见到他女儿,请告诉她父亲住在这个招待所,他会在那里等到女儿出现为止。我心不在焉地点了头,目送着男人在红日的余晖下,一跛一拐地消失在小路尽头。日光把男人的背影拉得老长,比路边歪斜的蒿草更让人感到孤独。
那天夜里,我躺在硬板床上辗转反侧。“甜心电台”女主播的话一句也没听进去。黑白照片里的脸反反复复出现眼前。那个少女是戴晓冰没错,只是她的父亲怎么会找到这里?
我与戴晓冰的见面不超过五次,往深里说也就是看货和取货的关系。第一次见到戴晓冰是在1998年元旦前后,大冬天的早上,那个纤细的姑娘戳着通红的双手站在我面前,说她是28号库房的客人派过来拿货的。
我用余光瞟着她消瘦的下巴,看她利落地清点完箱子,再一箱箱地搬到了面包车上,不禁脱口问道,“姑娘,你多大了?”
戴晓冰抹着额头上的汗珠,笑着对我说,“靓仔,我成年了,十八了。你呢?”那音调和她父亲如出一辙。
许是太久没见着生人,我的脸跟着烫了起来,说,你别喊我靓仔,我都三十多了。
戴晓冰脸颊上露出酒窝,边搬箱子边道,“三十怎么了?你长得小,看起来和我差不多。”她的脚步有些不稳,我把她手上最笨重的箱子给接了过去,放到车上。她又咯咯地笑了起来,夸我人好,说她刚入职现在的公司,得好好表现,回头有时间再聊。发车的时候,她问了我名字,说自己姓戴名晓冰,还说今天谢谢我。
荒郊的仓库,冷冽的冬日和突然出现的少女,我以为那只是一个不值得回忆的片段,没曾想半个月后,戴晓冰再次出现了,还是她一个人和那辆灰色面包车。
她的脸上化了淡妆,似乎眉毛也不再杂乱无章,立领的衬衣也是崭新的。她从车上下来,热情地和我打着招呼,说“靓仔,我们又见面了。”
“你们老板怎么总让个姑娘来干体力活?”再次见面竟然有种久违的亲切感,我开口问道。
戴晓冰嘿嘿地笑了起来,牙齿如同一颗颗贝壳,又白又齐。她说她们是服装公司,员工大部分都是女人。她是干农活出身的,力气大,多干点也不打紧。还说现在虽然是业务淡季,但老板急着出压箱的存货,说不想拖欠员工工资,所以让她往仓库多跑几次。
“裴靓仔,这段时间我会经常麻烦你,不好意思了。”戴晓冰半开玩笑说着。我挠了挠头说,没事,反正这里也没什么人来。戴晓冰的眼角微微上翘,说了回见。
现在想来,戴晓冰与她父母长得并不相像,如果再打扮得洋气一些,和城里长大的姑娘相差无几。人的缘分也是奇怪,距离和她最后一次见面虽然过了些许时日,我却时常想起她来。戴大军拿出照片时,我一眼就认了出来,照片上的脸更加稚气,但那个笑容与我冬日里见到的一模一样。
戴大军离开的晚上,我睁眼撑过零点。寂静的房门外面只听得见虫鸣。我拿起桌上的钥匙,打开了28号库房的门。至今为止,我问过自己无数次,到底为什么会对戴大军的来访如此在意。
许久之后,我得出了一个荒诞无比的原由。
大概是戴晓冰的眉眼和1980年死去的那个女人有三分相像,那个弗元市众所周知,被我杀害的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