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淄博王村监狱接待室里,我整整等候一个下午,直到下班时候,一位心不在焉的中年狱警才想起帮我查询我爹的资料,他翻了两沓登记簿,抬起头告诉我:“庄正德出册了。”
我问道:“出册是什么?”
中年狱警瞅了我一眼:“出册就是出狱回家了。”
我接着问道:“什么时候的事儿?”
中年狱警看一眼登记簿:“一个礼拜了。”
我有些愤怒,翻看一眼登记簿就能知道的事情,偏偏拖上一个下午才通知我,害得我今天晚上无法赶回昶山。
中年狱警对我的抱怨浑不当回事,他斜睨着我说,有本事你去告我呀。
我从包里掏出大哥大手机,对狱警说:“你告诉我你们领导电话,我要投诉你。”
大哥大在地方上还算是个稀罕物,狱警看到我手里的大哥大,即刻换上一副笑脸,说着服软的话,打着哈哈走出门去。
这时候,接待室里只剩下我一个人,另外还有一个穿着劳改服装的中年男人,正在用墩布拖地。
我无奈地叹口气,拎起行李准备出门,突然,那个打扫卫生的中年劳改犯叫住我:“你是金枝吧?”
我愣住了,怎么还会有一个劳改犯认识我?我仔细看着眼前这个剃着秃瓢的中年男人,觉得他很是眼熟,突然,我想起来了:“你是桃花坞的彭军?”
劳改犯点点头:“我是彭军。”
我问彭军,你怎么在这里?
彭军摇摇头,苦笑一声:“我这几年跟着一个包工头,在济南和北京干建筑工,拖欠两年的工钱不发,到了年底,拿不到钱怎么有脸回家过年,我喝了点酒,跟几个工友一起把包工头打伤了,是我挑的头,就被判了半年,入了册。”
我问彭军:“拖欠的工钱拿到了吗?”
彭军说:“法院进行调解,拿到的工资,扣了一半给包工头治伤。”
我自言自语道:“干一年苦力活,拿不到工钱,真是丧尽天良。”
彭军问道:“你是来接正德叔的吗?他上个礼拜就出册,现在应该回桃花坞了。”
桃花坞跟我离开的时候没有多大变化,一样的破旧,一样的冰冷,一样的看不见桃树。
进村子后,我一时茫然了,祖屋已经卖掉,我该去哪里找我爹?正在踌躇之际,忽然听到有人叫我的名字,我回头一看,居然是徐寡妇。
徐寡妇已是满头白发,身体愈发肥胖了,她蹒跚着走上前来,抓住我的手说:“闺女呀,婶子好几年没见你,你怎么越发俊俏了。听说你陪着玉叶去北京读大学,自己也做上大生意了,还经常救济穷人。”
我说没有做大生意:“做了个小买卖,最后干不下去了,现在给人家打工呢,婶子。”
徐寡妇脸上略显失望:“婶子又不问你借钱,你怕个啥哩,瞧你这一身穿戴,哪里像个打工的。”
我对徐寡妇说:“不信您可以去问问文革,看看我是不是在给人家打工。”
徐寡妇说:“俺们就是听文革说的,他说你比考上大学的玉叶有出息,还说你将来会是桃花坞最有能耐的人。”
我笑着说:“这孩子真能信口胡诌,婶子,您知道我爹住在哪里吗?”
徐寡妇指着后山说:“你爹在后山北坡上搭了个草棚子,你去那找他吧。”
上了北坡,我看到一位老人弓着腰正在玉米地里锄草,从消瘦的背影看上去,应该是我爹。我站在他背后,叫了一声“爹”。
老人费力地直起腰,缓了缓上肢才转过身来,那感觉就像是刚才锄地的时候,他的上下肢已经脱节,待要停下来,先得用腰把上下身体对接着合上。
我爹苍白的脸上渗出一丝笑意,怔怔地望着我,说道:“回来了?”
我爹那声淡淡的“回来了”,就像是我从镇上的中学放学回到家,他习惯的一句问话,浑不像经过牢狱大灾之后的生死相逢。我爹变化很大,黑发变得灰白,鸡翅木一般的脸也变成苍白色,大概是七年囹圄不见太阳,把他捂白了。
我问我爹,这是谁家的玉米?
我爹说:“是咱们自家的责任田,这些年一直荒着长草,我回村当天就来种上玉米,咱们做农民的,站在地里种庄稼才接地气呀。”
说完,我们俩都沉默了,这是我和我爹之间的常态,无话可说。为了避免尴尬,我爹又弓下腰,挥动锄头锄草。
过了会儿,我爹问道:“玉叶大学毕业了吧,在哪儿上班?”
我对着我爹的后背,说道:“玉叶去了一家广告公司,她让我问您好,要不是工作忙,她也想回来看您。”
我爹“哦”了一声,没有中断劳作。
我掏出纸巾,擦了一把脸上的汗水,继续冲着我爹的背影说话:“爹,歇会儿吧,当心中暑,您住哪儿?”
我爹再次直起腰身,一只手拄着锄头,另一只手指着玉米地上方的大青石,说道:“俺在那儿搭了一间草棚。”
那块大青石就是埋葬庄疯子的地方,庄疯子活着的时候,每天傍晚都会坐在大青石上吹《鹧鸪飞》。夕阳日暮,伴着生性孤独的笛声,是我童年世界里仅有的艺术启蒙。许多年来,我总觉得自己将来的人生,也会像庄疯子一样孤独和凄凉。
看见我在擦汗,我爹收起锄头,说他草棚子里有凉茶和西瓜。
说完,我爹扛起锄头,自顾自地朝着大青石走去。
这是一间不能再简陋的草棚,四根碗口粗的木梁戳在坡地里,在距离地面半身高的地方架着两块旧门板,门板上面铺着一条凉席,凉席上放着半个切开口的西瓜,有几只苍蝇趴在上面。草棚的上方罩着一块塑料薄膜,薄膜上方盖着一层马尾草,方便下雨的时候顺雨水。在大青石的另一侧,就是庄疯子的坟堆,坟堆上的杂草显然被刚刚清理过,还披上一层泛着黄色的新土。坟堆旁,我爹当年栽种的两棵桃树已经有碗口粗,枝繁叶正茂。
我对我爹说:“您不能住在这里,跟着我去北京吧。”
我爹挥手赶走西瓜上的苍蝇,说道:“北京城哪里是俺这种老农民待的地方,俺的根儿在这里,我哪里都不去。”
我说就算是不去北京,您也不能住这荒山野岭坟地里。
我爹切开半块西瓜,递给我一块,我还没有伸手接,他又缩回手去,用刀把西瓜上端削去薄薄一层,才又递给我。我们爷俩坐在凉席上吃着西瓜,四面透风的草棚里倒也凉快。我爹吃完西瓜,又端起一个印着“抓革命促生产”白色搪瓷缸子,“咕咚咕咚”喝着凉白开水。自打我娘死后,我爹就开始“咕咚咕咚”喝水,小时候,我总觉得我爹是要把我娘坟子里的雨水喝干……
我吃了两块西瓜,暑气消掉大半,我对我爹说:“说什么也不能让您住在这里,这事儿传出去不好听,您为闺女上学卖掉祖屋,闺女大学毕业了,您却住进草棚子。”
我爹说:“到俺这个岁数,住在哪里都一样。”
我爹的语气让我觉得伤感,我想开个玩笑让气氛轻松一点,我说:“您毕竟做过大队书记,是桃花坞的政治人物,住在这里让人笑话。”
我爹苦笑一声:“狗屁政治人物,刮大风的时候,风才是势,俺们这些虾兵蟹将名义上是在跟着干革命,其实俺们就是风里的尘土,落不落地全看风是什么心情。如今风平浪静,大家都忙着赚钱,俺们这些当年干革命的,连一坨臭狗屎都不如了。”
我爹难得讲这么多话,我砸吧着话里的沧桑与无奈,心中也是万分感慨。
沉默了好一会儿,我对我爹说:“就算您不想离开桃花坞,也不必非住在这里。”
我爹说:“这些年,村里能种地的人都出去打工,庄稼地全荒了,我跟水生商量过,我准备把这片荒山承包下来种桃树,桃花坞的桃树是我带头砍掉的,现在,我想把桃树重新栽上,再过个十年八载,桃花坞还是十里桃花。”
我爹的一番话惹人遐想,我似乎已经看见数年后桃花坞的春天,漫山遍野开满粉艳艳的桃花,春风吹来,雪片一般的花瓣纷纷飘落下来……
突然,文革从草棚下面冒出头来,笑着对我说:“金枝姐,听说你回来了,我娘让我来叫你回家吃饭,还说让你晚上住在俺家。”
我问文革,你娘的病好了没有?
文革说他娘没病,是装病让他回来相亲。
我说相亲是好事:“相中了没有?我这一趟回来,干脆把你的喜酒一起喝了。”
文革说他不想在老家找媳妇,说是去相亲,其实是去应付一下他娘。
接着,文革把我拉到草棚边上,小声嘱咐我说:“那些钱还剩了几万块,我以为我娘病了,我就全带回来,我娘问我钱的来路,我说是你做了大生意,我跟着你赚的钱,你可得替我兜着,不要说漏了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