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之后。
这是千禧年的第一个春天,桃花坞的北坡上开了一片桃花,给青灰色的桃花坞涂上一抹粉红的色彩。北坡上的桃树最大的已经有茶杯口粗细,是我爹出狱那一年栽下的。以大青石为中心,沿着庄疯子的坟墓,每一年新栽的桃树呈扇面一样往北坡上蔓延,去年栽的桃树也有大拇指粗细。桃树长高了,三间青砖大瓦房就不怎么显气派了,但是每到初春时节,桃花掩映,落英缤纷,又让三间青砖大瓦房平添了几分雅致。
我爹没有食言,从监狱出来后,他几乎没有出过召平镇,除了去镇上赶集买旱烟叶子和桃树苗,余下的光阴,他便带着彭大河打理北坡上的桃树。彭大河干活全由着心性,想干的时候就干,不想干的时候就站在大青石唱《血染的风采》。到了吃饭的点儿,我爹会招呼一声彭大河,跟着他回家吃饭。
每年深秋,我爹除了收桃子,还要种桃核、扦插桃枝、就地压条,用来繁殖新桃树。初冬时节,我爹再用卖桃子的钱买来桃树苗,沿着山势往坡顶一路往上栽桃树。春夏两季,我爹也不闲着,除了在桃园里间作玉米、土豆、黄瓜、芫荽、豆角、西红柿之外,他还要嫁接桃树,把一些好品种的桃树嫁接在本地的毛桃树上。因此上,可以说我爹一年四季都在忙活桃树。我爹不写日记,但他在挂历上记数字,每一天的挂历上都用红蓝两色笔记着不同的数字,那些数字也只有他自己看得明白。
除了种桃树,我爹这两年又多了一个营生,那就是逗弄云旗。云旗是我和冯南燕的儿子,在我收监体检的时候,才发现他来到我的身边。我一直以为,冯云旗是来这个世界拯救我的人,他不禁让我免去两年半牢狱之灾,还给我的生命里投进一缕透亮的阳光,重新点燃我心中对美好的希望。云旗的名字是欧阳清如起的,他说云旗的意思是绘有云霓的旗帜,出自《离骚》中的“驾八龙之婉婉兮,载云旗之委蛇”。
欧阳清如还说:“旗云是珠穆朗玛峰的标志性特征,取名云旗也是为了纪念他永远留在珠穆朗玛峰的父亲。”
云旗两岁半的时候,我重新回到监狱,服完剩下的半年刑期。这半年,也发生了很多事。温暖如父亲般的老铁匠走了,在一个冬天的早晨,他睡着之后就没再醒过来。欧阳清如实现了他对老铁匠的承诺,为其养老送终。最后两年,老铁匠再也拎不动锤子了,每天只把自己平生铸剑的经验说给欧阳清如听。虽说拎不动锤子,但是老铁匠还是喜欢坐在窑炉边上,说他看见烧的通体红亮的铁器,心里就会觉得温暖。最后半年,欧阳清如说老铁匠坐也坐不住了,他就要求把床搬到靠窑炉近厢房里住,因为在这里能听见“叮当叮当”打铁的声音,老铁匠说他看不见打铁了,能听一听,心里也会觉得踏实。
欧阳清如铸造的青铜器,不仅被古装戏剧组追捧,还被各大博物馆竞相收藏,被誉为新一代的铸剑大师。《青铜铸剑考》被徒弟阿邦偷走了,欧阳清如只好重新撰写,并且注上了他和师父两个人的名字,今年年初已经出版上市。
没有送老人家最后一程,让我深感遗憾。
另一个大事件,是金枝燕公司关门了。
自打怀孕之后,我便回到桃花坞保胎生育,因为监外服刑须在户口所在地进行。从我被拘留以来,我再也没有操持过公司的业务,全部都由小薇和文革在管理公司。起初那两年,金枝燕公司的产品几乎火爆市场,处于完全的垄断定价的市场地位。文革每次给我打电话,都会炫耀说他今天赶走了几波讨价还价的房地产商。
我劝文革不要得意忘形,对方要求价格在合理范围内,还是应该先把合同签下来。
文革否定我的说法,说是他跟小薇商量过,统一销售价格也是对前面的客户的保护。
我的心思全都在孩子身上,我对文革说:“既然你和小薇都觉得这样做有道理,就按你们的想法去做吧。还有,你跟小薇怎么样了,追到手了没有?”
文革说:“革命尚未成功,文革正在努力,北京大妞儿哪有那么容易追到手的,小薇总嫌我没有文化,所以,我现在天天都在读书,她还给我报了首师大的函授班。”
就在金枝燕如日中天的时候,市场上涌现出无数效仿产品,价格大大低于金枝燕。当初申请的专利保护不够严谨,其他生产厂家在外观上稍作改动,便可以申请同类的专利保护权。所谓的专利,最后只保护了“金枝燕”三个字的商标注册权。竞相降价的恶性竞争持续了一年,大家不得不在产品上偷工减料,以降低生产成本。
服完刑期出狱后,我回了一趟北京,跟小薇和文革讨论了两天时间,我决定关闭公司。我的理由是,以偷工减料来降低生产成本,将来真的遇到火灾,“家庭自救逃生装置”没准变成了坑人害人的装置。我们本着救人的初衷,最后做成一款害人的产品,这样的公司不做也罢。
好在金枝燕占得先机,前两年赚的钱,也足够我们几个人养家糊口。
还有一件值得庆幸的好事,文革终于追上了小薇。两个人在望京盘下一个门店,准备另起炉灶做海鲜夫妻店。
庄水生已经不当村委书记了,他是桃花坞干的最长的一任村头,常常自诩是桃花坞政坛上的常青树。庄水生卸任后,不怎么出门闲逛,只在家里伺候生病的老伴儿。庄水生不愿意出门闲逛,不是因为当村委书记时得罪了人,而是觉得桃花坞的人跟他没有共同语言。庄水生偶尔也出门,出门肯定是来北坡跟我爹聊天,他觉得桃花坞政坛上的两个扛鼎人物,才能把话说到一起。庄水生每次上北坡,帮我爹干半个钟头的活儿,然后再喝上一下午酒,不醉不归。庄水生劝我爹,说桃树不要再往山上栽了,浇水收桃子都费劲儿。
我爹对庄水生说:“山上栽的桃树不为吃桃子,为了好看,让十里八村的人们看看,桃花坞的十里桃花又回来了。”
庄水生说:“人们现在的心思都在赚钱上,谁还管你桃花坞有没有十里桃花。”
庄水生喝多酒的时候,就喜欢缅怀他们壮志凌云的革命年代,还喜欢炫耀他接待过的上级大领导,尤其喜欢说他曾经不给哪个大领导面子之类的话,说的有名有姓有职位。
我爹有时候实在听不下去了,就会讥讽庄水生几句:“村委书记算个球蛋大的官儿,值得跟晒大粪似的天天翻弄吗?”
庄水生可不这么认为,他摇着头对我爹说:“命运就给了咱们一个村子大小的舞台,咱们就当上了村头,这要是给咱们一个国家大小的舞台,咱们就是国家主席呀。”
我爹自己端起杯子,喝干一杯酒:“你要是闲的球蛋疼,就天天来北坡跟俺栽桃树,别整天发白日梦。”
庄水生还是摇头:“我一辈子的政治生涯全部奉献给了桃花坞,不能再给桃花坞搭上俺这把老骨头。”
我爹愤愤地站起来,冲着庄水生大声嚷道:“咱们为桃花坞做什么奉献了?咱们这辈子除了祸害这个村子,做过一件人干的事吗?大跃进,咱俩带头砍光了桃花坞的百年老桃树;破四旧,咱俩带头挖了桃花坞贞节牌坊的地基石,不立贞节牌坊才镇不住那些乱搞的破鞋妖孽;搞革命,咱俩把桃花坞的得罪一个遍,俺抓你婶子当破鞋,你抓你二叔凑数挨批斗,这他妈的都是畜生干的事儿。”
庄水生被我爹说得有点蔫儿,低着头不吱声。
我爹接着说:“水生呀,干过的事儿,咱们得寻思个是非对错,一个从来不反思自己的人,他活的得是多么不要脸呀。”
经年之后,我才知道那是一段多么荒唐的岁月。而在当年,无论是年幼稚嫩的我,还是革命意志坚定的我爹,我们都甘之如饴。
接替水生当上村委书记是彭军。早些年,彭军远走江苏,在当地一家名牌家具公司学徒打工。两年后,彭军回到桃花坞,把村里几个木匠凑在一起,做了一个木器加工厂,为江苏的那家名牌大家具公司做贴牌生产。彭军的木器加工厂做家具、做沙发,也做老板桌。据说,那些年流行一股换老板桌的热潮,不管是大小公司的老板,还是党政机关的一把手,办公室里全部换上了老板桌,而且越大越排场。有所区别的是,公司的老板桌上摆关公或财神,党政机关的老板桌上摆国旗或党旗。近些年来,社会上开始流行复古家具,房地产热潮催生家具热销,昶山的复古家具市场供不应求。彭军的木器加工厂越做越大,而且创建了自己的品牌,成为桃花坞的首富。富而优则仕,彭军接替庄水生,当上了桃花坞的村委会书记。用我爹的话说,桃花坞有一只无形的大手,让庄彭两姓轮流执掌桃花坞。
这一年的秋天,水生媳妇走了,检查出来就是肺癌晚期。文革带着小薇回到桃花坞,给他娘出殡。让我没有想到的是,玉叶也回来了,她小时候是吃水生媳妇的奶水长大的。玉叶怀孕了,五个月已经显怀,挺着个大肚子给水生媳妇送殡。看见儿子带回家一个北京女朋友,庄水生笑逐颜开,恨不能化悲痛为力量,立刻把丧事变成喜事。对前来吊孝的亲朋好友,庄水生都不忘介绍一句:“这是文革的媳妇,北京人,大学生,还是一家大公司的副总。”
我进门的时候,庄水生又把小薇介绍了一遍,羞的文革满脸通红,他拽着庄水生的孝服,趴在庄水生耳朵上小声地说:“爹,那家大公司的老总是金枝姐,而且公司已经关门,您就别再提这事儿了。”
出完殡,玉叶跟着我回了家,住进北坡的三间青砖大瓦房。进门的时候,她亲热地叫了一声:“爹”。
我爹嘴唇哆嗦了一阵子,他把云旗放下,走过来抓着玉叶的手,颤巍巍地说:“孩子,爹让你遭罪了……”
说完,我爹哭了起来,哭得像个孩子似的,一直哭出了声。
晚上,玉叶跟我睡在一个炕上,她说她爸爸陈正坤也来了,住在昶山县城的酒店里。
玉叶问我:“我爸爸想来桃花坞,还想来看看咱爹,你说合适吗?”
我说:“这事儿我做不了主,我得问问咱爹。”
第二天早晨,我爹抱着一捆桃树枝准备上山嫁接桃树,我把陈正坤想来家里看望他的事儿说了。
我爹愣了愣神儿,沉吟了有一袋烟的功夫,他抬起头对我说道:“想来就来吧,俺一个快入土的人,什么事儿都不介意了。”
听我爹这么说,我悬着的心放了下来,刚要进屋去告诉玉叶,我爹喊住我,说道:“让玉叶告诉她爸爸,大大方方的来,不要有心理负担。”
我爹说完,抱着桃树枝佝偻着身子出了门。望着我爹的背影,我的心里有些酸楚,这些年来,我爹赎罪一般栽下一棵棵桃树,大概是想把他当年亲手糟蹋的桃花坞找补回来。不管历经多少心酸和苦难,我爹的心底还有十里桃花。心底总装着一份被自己亲手毁掉的美好,他活的得有多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