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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见周笑在厂里混得狼狈不堪,如英也跟着心急如焚。在劳资科她错过了这批分房名单,眼见工资雷打不动,钱却越来越毛。可为了让一飞比自己更有出息,她还给儿子报了课外班,那是一笔巨大且令人感到茫然的开支,也是如英绝不舍弃的希望。就在这个时候,她被告知:红英终于结婚了。
红英结婚那天来了很多印钞厂的同事,证婚人还是厂领导,婚礼选在广安门电影院对面的中民酒店,是水利部下属单位,全区仅有的四星级酒店。灰大楼的职工家属们一致认为,在这里结婚那才叫结婚。当红英身穿白色鱼鳞一样的婚纱,被新郎孙梓从一辆日本蓝鸟轿车里抱出来时,如英在队尾拼命鼓掌。她穿的是妹妹们从印钞厂淘汰下来的旧工服,除去尺寸大了两号,袖口过松,其他还算得体。
宴会厅金碧辉煌,满铺红毯,当领导上台介绍新娘时,如英使劲睁眼,这是她第一次看印钞厂领导讲话。上次在这么大的场面吃饭,还是当年在团部开“积代会”的时候,她想到自己在台上捧主席像的傻样,想到那张黑白色大合影,还想到了程强。这些一闪而过的记忆,仿佛是留在上辈子的事。如英下意识地去看周笑,他在低头喝着闷酒,红脸好像始终没有消肿,作为大姐夫他拿出了三千块的份子钱。一飞在夫妻俩中间,低着头不发一言,他穿一身黑色的运动衣,很不得体,却是他最干净的衣服。尽管坐在主桌,但三口人反而成了全场最可有可无的参与者。这个盛大甚至恢宏的仪式与他们全然无关,只有重低音的波音功放在他们身后,始终突突个不停,令人心慌。
红英结婚后依旧住在灰大楼,三天后的“回门”也只不过从家里走出楼门外,又转身走回家。如英看着熊淑芳为妹妹穿上鲜艳无比的红毛衣、戴上金手镯、盘起很高的弯月髻,看着熊淑芳为她捏肩膀、捏胳膊,嘴里反复念叨着:“以后不要忘了这个家,不要太辛苦。”如英这才知道“回门”是什么样子。
还好爸会来看她,和儿时一样,老人身穿藏青色的哔叽布料人民装,站在某个地方等自己的大闺女。近一点儿是白纸坊商场的风口,远一点儿是槐柏树街的荫蔽下,或者干脆在万寿西宫西门见。老人不想在那条土砖裸露的崇效胡同里,让如英婆家人看见自己,双方尴尬。如英会特意穿上印钞厂的旧蓝工服,带上一飞,祖孙三人从里仁街、右安门,走到大观园,再踏着柏油地上一道道乌金色,从南菜园路回家。不知不觉中他们绕印钞厂的厂区,兜了整整一圈。
一飞只有见到姜老蔫,才绽放出足以融化冰雪的笑脸。他像人来疯似的钻进老人怀里、倚着老人走路、学老人的歪脖子和弯手臂,或者让老人踩自己影子。如英反而要离两人远一点儿,她觉得一飞在爸的身边,看起来很像少平。望着老人从容的侧脸,她不知道他此时是否也会想起,自己曾有个这么淘气的儿子。当然爸从来不说,除了那次病危,几十年里老人从没有跟如英提过“少平”两个字。
初秋午后,阳光袒露出宽容的灰度,身体在温凉适中的微风下,敏感地张大毛孔,迫切地呼吸。他们走走停停,步入六十三中学南面的小花园,走在方形砖板砌花的小土路上,一棵接一棵白皮松被低矮的铁栏杆围起来,两边种有尚是青色的银杏。姜老蔫当年常在这里给如英吃苹果,这次他拿了一沓钱给她。
“我不要。”如英说。
“不是给你,是给一飞的。”姜老蔫说。
一飞蹲在地上,正挑拣漂亮的石头子,留着和老人下五子棋用。
“一飞是个懂事的孩子,从不跟我伸手要钱买东西。”姜老蔫说。
“我警告过他,不许要大人的钱。”如英说。
“我知道。”姜老蔫说,“那他也是个懂事的孩子。”
在西街的白纸坊商场门旁,一个苔藓绿的铁皮书报亭前,一飞站在玻璃橱窗下,踮脚望着头顶色彩斑斓的杂志和漫画封面,石子在手里已被搓滑搓热。
“那天红英喝醉了,对着我哭。”姜老蔫说。
“哪天?”如英说。
“她结婚那天,和秀英一起向我承认错误。”姜老蔫说。
两人跟着一飞驻足在报亭前。夕阳下,那件旧工服在如英身上生出一种柔和的粗糙质感,令无数道布纹像是金线一样披裹在她身上。她看着爸手握半导体,看他缭绕的白发,看他杏红色的慈蔼面容,泛起腼腆微笑。
“她说当初我病重的时候,她们没有给我取牛奶,每次想到那件事,永远也不能原谅自己。”姜老蔫说。
如英低下头,闭上小眼睛。
“她们一直觉得我会记恨,可是我怎么会记恨自己的孩子呢。”
老人艰难地发出喉音,历经世事消磨后,他的话音已经变得平缓且和婉,像一杯温水流入女儿心底。
“我知道您不会。”如英说。
一飞在报亭前走来走去,窗口里伸出一个小脑袋,对方双眼细长、略有斜视,留有小胡子的薄嘴唇挤出笑意。见一飞有两个家长跟着,他主动拿出一套《东周列国志》连环画,问他是不是找这个。小胡子两只手没有手指,他用光秃秃的指关节熟练翻书,给一飞看里面的画。
“看这勾线,这层次。”小胡子说,“全是名家。”
“回家!”如英喊。
听到“回家”两字,一飞的石头子全部掉落在地。姜老蔫一只脚跨上台阶,收劲弯腰,一一捡起。一飞卖力地对老人讲起画上的故事,小嘴吧唧吧唧的。如英知道这是讲给她听呢,于是拔步便走,走到周笑挨打的巷子口才转身,却见一老一少已经坐到地上。如英折身又走过去,看到他们早把书还了回去,一飞讲得两手比画个不停,像在挣扎着不愿回家。姜老蔫笑着看向如英,慢慢站起身,告诉一飞坐地上凉。他这才倚在老人身上,跟着老人从如英身边走过。
“你儿子?为了这本书,他一天能来三趟。”小胡子说。
如英望着爷孙俩走远,把姜老蔫刚给她的钱数出来,交了出去。
剩下的路,一飞抱着砖头一样厚的连环画走在前面,也不捡石头子,也知道怕脏了。
“爸,那您身上还有钱吗?”如英问。
“秀英每月会给我点儿钱。”姜老蔫说,“我没事也自我反省,要不是因为我,她们心里对你也就没有那么多疙瘩,你这个大姐也就好当一些了。”
“这跟谁都没有关系。”如英说,“全是我自找的。”
她记起秀英在电影院里的话,这才意识到当年她破釜沉舟般去东北下乡,又这样不容分说地杀回来,全出于某种绝望出逃的“自私”目的。她甚至从没跟爸商量、从没问过他的感受。
“你是为家里牺牲最多的孩子,不管有没有人承认。”姜老蔫像读出了大闺女的心事。
天色一点儿一点儿暗下来,晚霞在云端透出玫瑰色,竭力要把日与夜衔接。她们把红衣女陷入粪坑的老地方,早已被柏油填得平平整整,令人感到安心。一飞走过印钞厂的夹道,却没有往里面拐,他一边捧着连环画看,一边仍向前走。
“爸,您瞧他。”如英说。
等在一飞面前的是一头驴,如英和姜老蔫还没来得及喊,他自己先停住脚步,把书拿下来,看见一张驴脸几乎就要贴上自己的脸。父女俩全歪着身子长笑。
回家的路越走越窄,他们也越走越慢。迎着夕照投给老墙和泥灰的几抹侧光,爸的身体习惯往女儿这边靠,如英也不由自主地要扶着他。即便身体总是病歪歪的,但姜老蔫还是要比如英高出一头,比周笑高出一头,比程强那样的英雄高出一头。临近灰大楼时,他忽然用力握住女儿手腕,像是在给印钞厂所有人看,像是舍不得分别。不过两人并没有说话,一起走过印钞厂大门前的铅黑色马路和两座石狮子时,如英心里感到十分踏实。
姜老蔫想起还有事没讲。
“如英,我有个战友回老家,老两口在灰大楼北边有房子空出来,你愿不愿意搬进去住?”姜老蔫问。
“我怕我租不起。”如英说。
“不用租金,算是给人家看房子吧,他们也是看着你长大的。虽然是简易楼,好歹有两间房,你别嫌旧。”姜老蔫说。
“爸,我会给钱的。”如英说。
“你和周笑商量一下。将来你搬进去,我也可以到你家里做客了。”姜老蔫低头看着一飞,“欢迎吗?”
小孩还赖在老人怀里,不肯和如英回家,直到她拿走儿子的书,他才不得不和老人分开。
“闺女,爸最高兴的事,就是你能陪我围着印钞厂散步。以前你最喜欢跟我进厂里玩,现在咱爷儿俩都进不去了,你能陪我在外面走一走就很知足了。”姜老蔫说。
“您喜欢我就天天陪您走。”如英说。
“那可不行,你陪我走说明你有难处,那还不如一飞陪我呢。”姜老蔫说。
一飞听到后,在两人面前扮起鬼脸,对着空气挥拳飞脚。